目录

夹边沟记事

上海女人

走进夹边沟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驿站长

贼骨头

憎恨月亮

饱食一顿

逃亡

坚持到底

探望王景超

自由的嘉峪关

一号病房

许霞山放羊

夹农

在列车上

这就好了

医生的回忆

邹永泉

告别夹边沟

后记

定西孤儿院纪事

父亲

独庄子

炕洞里的娃娃

黑石头

姐姐

华家岭

走进孤儿院

顶针

俞金有

黑眼睛

打倒“恶霸”

院长与家长

蔓蔓

尕丫头回家

在胡麻地浇水

算账

陈孝贤

老大难

为父报仇

寻找弟弟

梦魇

守望殷家沟

后记

甘南纪事

恩贝

白玛

一条牛鼻子绳

娘乃节

小妹的婚事

给奶奶的礼物

措美峰

连手

“狼狗”

尕干果村

图美

沉默的柴垛

后记

夹边沟记事

上海女人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位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米。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我们经常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建义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嗳嗳，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去就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罗，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义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建义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他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地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窣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糊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入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噔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

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得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看着她走近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

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建义，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唉了一声。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朣朦。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

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口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

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芨芨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建义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他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住进医务室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

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限，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入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间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芨芨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

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就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会你了，你就死心了。

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嘤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

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建义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疸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

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锨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簌簌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

董——建——义——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走进夹边沟

08月初，正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天仓高级农业合作社下乡的金塔县团委书记祁钥泉接到县委通知，立即回县上开会，行李带回去。这个季节回县上开会祁钥泉觉得意外。他是七月初带着一个三人的县委工作组来到天仓的。这是第二次了——从去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夏收前夕，县委县人委要组织庞大的工作组分赴各乡，督促各乡做好夏收、交公粮和统购粮的工作。上级下达的统购粮任务很重，县委原定工作组要到九十月打碾罢了才回县的。

回到县上他才知道，要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祁钥泉是很爱读书读报的，他知道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早就搞大鸣大放了，人民日报刊载了很多大鸣大放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重要社论，说有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际向党发起进攻，党对右派进攻的反击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金塔县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是在新近落成的宝水堂进行的，全县乡以上干部参加，全体教师和文化工作者参加，县委书记陆为公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开会，叫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

县团委的干部和文教系统的干部教师们分在一个组里。这是最大的一个组，有二百人。

祁钥泉是敦煌县人，1949年秋季，在酒泉县河西中学读高三。酒泉解放了，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理想的祁钥泉立即到军管会报名，要求参军。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干部，军管会便把他送到新成立的酒泉地区干部培训学校学习三个月，然后分到临泽县当了青年干事。1952年初又到沙河镇团区工委当书记，同年又入地区青年干部学校培训几个月，回县后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同年入党。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学习又刻苦——他每天都在读书，喜爱文学，又努力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几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省团校、省党校两年的学习之后，组织又任命他为金塔县团委书记。

由于这样的成长道路，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红孩子，本质就是革命的，所以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给党提意见的思想。

文教系统的大鸣大放冷冷清清，连着两天都没人提意见。

第三天，县委书记陆为公参加了文教系统的会议。由于会议规模较小，陆为公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帮助党整风的意义，要求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他说，给党提不提意见，作为党员干部来说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对非党员干部来说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祁钥泉是非常崇拜陆为公的。陆为公是革命老区庆阳县人，出身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但却早早参加了革命，当过我党领导的陇东中学的校长，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庆阳县委书记，解放后第一任的定西地区专员，省交通厅副厅长，后调省委办公厅做秘书长。他是1956年9月下放到基层来锻炼的，兼职金塔县委书记。

金塔县县委书记秦高阳是陕北人，也是老革命，上级并没有免他的职务。于是金塔县出现了两个县委书记的奇特现象，两名县委书记主持着县委工作。

祁钥泉崇拜陆为公还因为陆为公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讲话有水平，文章写得好。陆为公作报告从不叫秘书为他写稿，而是自己写个提纲，上台就讲，头头是道，逻辑严密。为人谦和，做事稳妥。他来金塔县工作之后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疾苦，改变了从前的县委领导粗暴的工作作风，并纠正了一些原县委的错误决定，因此很受农民和各级领导的拥护。是他主张修建金塔县第一座大礼堂的，他说金塔县的干部没有个开大会的地方。礼堂建成后他提议叫做宝水堂。他说水在金塔县是最宝贵的，是命根子。

陆为公也很赏识祁钥泉。这年初县委把向上级汇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总结报告交祁钥泉起草。祁钥泉因工作忙拖着没写，临到审查前的这天夜里突击而成，一夜写了三十二张稿纸。转天早晨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念了一遍，陆为公连声称赞写得好，这个总结写得好，我没意见。我看就这样往上报吧。接着他还说，总结报告是很难写的。县委书记秦高阳也随声附和，报吧，就这样报上去吧。会上还讨论了宣传部的《宣传工作汇报》和学生部的《学生工作汇报》，却都未获通过。后来《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报告》打印成文报到地委去了。秦书记去地委开会，回来后握着祁钥泉的手说，地委书记夸我们的报告写得好。

祁钥泉兼任着县上的理论学习指导教师，经常给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做理论学习的辅导报告。陆为公去听了他讲课，事后对人讲，这个祁钥泉厉害嘛，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讲得很理论，水平高。我看呀，金塔县的干部，理论上没有超过祁钥泉的。

因为赏识，陆为公在县委常委会上提议，向上级组织部门建议提拔祁钥泉当副县长。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两个月前偷偷告诉祁钥泉：给省委组织部的报告批下来了，叫你当副县长。陆书记说了，等整风运动结束后就宣布。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陆为公在文教系统的干部会上讲话的第二天，祁钥泉决定响应陆为公的号召，带头发言。他说，今天我发个言，给县委秦书记提些意见。我的第一条意见是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党在金塔县最高领导人，应该注意一下个人的生活作风，行为要检点一些。现在金塔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这句顺口溜还有个版本：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身后跟着两个大姑娘。这第二个版本的意思是说下一次乡，糟蹋一个大姑娘不行，还要糟蹋两个大姑娘。

这是大鸣大放的会，是文教系统的干部大会，祁钥泉是很严肃的口气说这些话的，但会场上仍然爆发出了一阵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有点压抑的哄笑声。许多人捂着嘴笑。不等笑声落地，祁钥泉依旧严肃的口气说，大家严肃一点。我为啥要提这个意见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作风问题!你秦书记是共产党的干部呀，你是代表着共产党在金塔县工作的，你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三座大山推翻了，共产党坐江山了，你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下乡的时候要搞女人，还要搞两个。你的这种行为和旧社会的恶霸有啥两样?说实在的，国民党的县长下乡还很少听说搞女人的。下边我谈谈第二条意见，关于统购粮过头问题。我今年上半年在双城乡下乡，看见那里的农民脸带菜色，问啥原因，说是去年的统购粮购得过头了，老百姓没吃的，返销粮又跟不上，老百姓挖着吃野菜……我希望县委领导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合理收购统购粮……

祁钥泉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散会后还把这七条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院里。他不提意见则罢，一提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县委有个管福利的干部，每个月给秦书记发一份救济补助款，秦书记把他提了个组织部副部长，这人便趾高气扬，并且每个月给秦书记送一份钱。祁钥泉就这人写了一份大字报：《赵春发不为国不为民，拿着福利费向上爬》。在金塔县北边的沙漠里营造防风林带，树总也栽不活，他写份大字报：《光栽树不浇水，春天栽树冬天烧柴》……他还写了一封给县委的公开信，交给了陆为公书记。

在这封信里，他给县委提出十条建议：1．要坚决反对三大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2．搞好统购统销工作，既要给国家多交公购粮，也要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叫农民吃饱肚子；3．对党员要进行深入的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贪图享受的；4．县人委有些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应安排他们去干其他工作；5．应该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而不是搞独裁……由于他的带动，机关的干部们都开始提意见、写大字报，大鸣大放还真热闹起来。但是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十几天，祁钥泉和其他人提意见的热情突然就冷却下来。原因是他们逐渐发现了，每次开会提意见之后，记录稿被专人封存起来，发言人想查看一下记得正确与否都不允许。还发现有几个人每天在院子里抄录大字报。

人们不再提意见了。有些人把自己贴在机关大院的大字报扯掉了。

祁钥泉也觉得情况不妙。他听人说，那几天抄大字报的人是秦高阳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贴出去的十几张大字报扯下来烧掉了。就这，他的心中还是惴惴不安，觉得要出什么事。他跑去找陆为公，说，陆书记，你把那封信给我吧。陆为公说那封信我交给秦书记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门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他了?陆为公说怎么了，信交给秦书记不对吗?你那是给县委的公开信呀。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忙说，交给就交给吧。只是我觉得形势有点不好，像是要出啥事。他想从陆为公这里得到些什么情况和消息，可是陆为公什么也没说。陆为公的脸上仅呈现出公事公办的沉稳神情。

从陆为公办公室出来，他的心里已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点恐惧，脊背上凉飕飕的。他不明白，原先对他很热情的陆书记为啥今天这样冷淡?还有，陆书记的脸上为什么那样忧虑，精神状态也不好……

过了两天，他就去找秦书记了，说，秦书记，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敦煌县去。他当时预感要出啥事，决定要求调走。秦书记冷冰冰地说，现在搞运动，你哪里都不能去。想调动等运动结束之后再说。

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文克栓部长不是调走了吗?我怎么不能调?

你和文克栓不一样。

他心里一怔，又问，我和他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你还问我吗?你心里不清楚吗?

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大着胆子说，我不清楚，你给我说一下。

说一下!好，我就说一下。你呀，祁钥泉，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我看你不像二十四岁。你年轻轻的，就把一辈子的事都做净了!

祁钥泉心里一阵阵发冷。秦高阳又说，你呀，在金塔县已经登峰造极了，你就差提刀杀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过了五六天，开始反击右派……

二十年以后，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祁钥泉落实政策，销毁反右当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干部问过祁钥泉：老祁，我问你，当年县上叫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城市里早就反击右派了，你怎么还提意见呀?这不是手里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当时脑子里怎么想的?

祁钥泉回答，是呀，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总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的确太信任陆为公了：认为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关起门来打狗……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得对，你写得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宝水堂。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他说，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宣布逮捕令。

赵正方是农民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过村长，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后升为公安局副局长。公安局没有正局长，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接着赵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声捆起来，就由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捆起来。后来赵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钥泉站出来!

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祁钥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所以他不等赵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边去了，而且走到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赵正方读完逮捕令喊了一声捆起来，两个公安战士拿麻绳走了过来，伸手要抓祁钥泉的胳膊，但祁钥泉大喊了一声：后站!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祁钥泉大声说，赵书记，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今天你们逮捕我，我要问一句，我犯什么法了?

赵书记说，你还没有犯法吗?

共产党叫提意见，我提意见了，提意见犯法吗?那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犯法不犯法?

赵书记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无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

会场沉寂了约一分钟之久，有几个积极分子喊捆起来，捆起来，太嚣张了!

那两个战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他没有反抗。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士，但那是无意义的，会有四个八个战士来捆他的。但是，他不断地喊，提意见犯法吗?提意见犯法吗?

赵正方继续宣布逮捕令。这天总共逮捕了二十六个右派。全抓起来之后就把他们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从捆起来到走进拘留所的监室，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警察解开绳子，他的胳膊就已经僵硬，骨头、肩胛缝都痛。手和胳膊都肿起来了。但他没有呻吟，没有喊叫。他读过长篇小说《牛虻》，很喜欢主人公亚瑟的坚强。这时他在心里说，我就是亚瑟。

监室里有个犯人很有经验，说尿能消肿，叫他把手杵在尿桶里。他很听话地杵了进去，忍受着令人恶心的骚味。

傍晚，食堂的大师傅送来了饭，喊，吃饭了。他没打饭，他不想吃饭。他在心里说，我抗议。

开过饭之后，来了个铁匠，给他匝上了脚镣。十八斤重的铁匠打造的脚镣。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没吃饭。他连着三天没吃饭。但是第四天的早晨，他开始吃饭了。他饿极了，身体开始衰弱。他想，三天绝食也没人理会，是不是想着叫我饿死?他想，我不能死，死了就没法讲理了，公安局打个报告说祁钥泉自绝于革命不就交待了吗!

也就是这天上午，吃过了早饭，他被带到了公安局的预审室，一个叫万盛祥的预审股长审讯他，这话你说过没有，那话你说过没有?

审讯进行了八天。第八天黄昏的时候，万盛祥问他：你有啥话要说吗?他回答：

你的审问结束了吗?那我提几个问题。我问你，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代表不代表党中央?

万盛祥说代表党中央。

他又接着问，你说代表党中央，那好，那我问你，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得清清楚楚，对于右派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反党?

万盛祥不说话，他又说：

人民日报还说，对一个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个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十六岁参加革命，我的家庭是五辈子的贫下中农，这三个根源我占了哪个根源，你们把我定成右派?

万盛祥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只是气哼哼地说，你说吧，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带下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公安战士就把他拉了出去，送回监室。

第二天早晨，监所的房门打开了，进来两个拿手铐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往后一窝，来了个背铐。也是铁匠打造的土铐子。

祁钥泉一直戴着脚镣的。脚镣虽重但能睡觉，能吃饭。一戴上背铐，啥都干不成了：没法吃饭，没法解手。只能由一起进来的右派帮忙了。他们给他喂饭，喂水；解手时为他解皮带系皮带。最别扭的是睡觉：戴着背铐躺着睡不行侧着睡也不行，只能倚着墙坐着，坐到天亮，再坐到天黑。

四天后，同监号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喊来看守报告；那看守去向领导汇报，才来人把铐子摘了。

金塔县的气温很低，人们冬季穿毡靴。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毡靴，因为戴着脚镣，阻挡了毡靴。好在看守是个崇拜祁钥泉的人。祁钥泉多次给公安局讲过马列理论。祁钥泉对他说你给我女人说一下，要一双棉鞋。看守不敢到他家去，也不敢去单位见他妻子，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界限，同情阶级敌人。看守在街上站着等，等他妻子下班走过来，跟在后边走，说，老祁要一双棉鞋，老祁要一双棉鞋。女人第二天就送来了棉鞋，但他的脚已经冻肿了，穿不进去。女人说明天买一双大点的送来。祁钥泉说女人：再来叫保姆来，你不要来。不要受牵连说你划不清界限。但是过了两天，女人还是亲自送来一双棉鞋。女人说，买不到你要的号码，是请人做的。冻脚的问题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没人管他了。原因是和他一起被逮捕的学生部部长刘金元出事了。刘金元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他进了拘留所之后一直精神不好，就在祁钥泉带上背铐的那天夜里，用一片刮胡须的刀片抹脖子，被人发现抢下了刀片。这事被监室看守知道了汇报上去，公安局领导便决定先审他。时间不长，县法院就给他判了刑，送去玉门镇的饮马劳改农场改造。

刘金元送走之后，检察院开始审讯祁钥泉……接下来就又是法院审讯。法院的第一次审讯是在审讯庭公开进行的。审讯庭不大，只有几十个人的旁听席。这天早晨八点钟，警察就把他带进了审讯庭。旁听席上坐满了积极分子。审判长还没来。靠墙处生了个铁桶做的炉子，火很旺，他便把被告席上的凳子拿到炉子旁坐下烤火。有个人喊，坐中间!他说冷，没有动弹。后来审判长审判员之类的进来了七个人，坐在审判席上，叫他坐中间，他依然不愿动弹。一个警察拉起他来，把凳子挪到中间，他才坐过去了。

开庭了，审判员问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吗?你不认得我吗?他不是有意这样的，他只是脱口而出而已，旁听席上竟然一片笑声。审判长和审判员都笑了，急忙捂住了嘴。后来，审判员拍了一下惊堂木——祁钥泉很久之后都在想公开审讯的场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法庭哪来的惊堂木——厉声说，严肃些!等笑声结束，审判员接着问什么职业，原籍哪里，接着就提问题，祁钥泉回答问题。七个人轮流问，因为祁钥泉抱的态度是有就有，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问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审判长说，这么说你就没罪了?他说我当然没罪!我有什么罪?提意见犯啥罪?毛主席说的话嘛，言者无罪。你不听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错了吗?审判长无言以对，略一愣怔说，休庭。

以后再也没搞过公开审讯，都是秘密审讯，在一间没旁听席的房子里。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警察把他和另外五个右派叫到了公开审讯过他的审讯庭，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祁钥泉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抗拒交待，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这次宣判，没有旁听者。宣判以后带回拘留所，跟过来的法院书记员问，你还上诉不上诉?他大声回答，为什么不上诉?给我纸。

这天晚上，狱友举着煤油灯，他趴在枕头上写了三页的上诉状。他在上诉状上写道：抓我时说我是右派，现在成了反革命，判六年刑。我怎么反对革命了，杀人还是纵火了，还是喊反动口号了!

翌日晨起床开饭，正喝着汤，来了一辆卡车，叫他们六个人上车。他把上诉状交给法院来的干部正要上车，女人抱着孩子来看他了。女人说，领导通知她了，叫她到双城乡的学校当老师去。泪水立刻涌上了祁钥泉的眼睛，说，我连累你了。女人说，把眼泪擦掉，哪有男子汉流眼泪的。说着，女人拿出一沓子钱来：这是家里的全部存款，二百八十元，你拿上。他只拿了八十元，把其余的塞在女人怀里说，你还要抚养孩子!

这天下午，汽车把他们拉到了玉门镇。在一家饭馆一个人吃了一碗炒面条。后来再走，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窝子里蹦蹦跳跳地行驶了两个钟头，停在一片荒滩上，说是饮马三场。

饮马三场是新建的劳改农场。犯人都住帐篷，一个帐篷二十四个人。帐篷外边拉着铁丝网。铁丝网外是土坯盖成的大队部。三场正在修引水的大干渠，每天由公安部队押着从铁丝网的简易大门出去，走三公里到达工地，挖土方。祁钥泉劳动不惜气力，原因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从反击右派批斗会开始，多次审讯，他就没服输过，不承认自己反党。判了六年劳改，他认为这是县委错上加错，会很快上诉成功的。劳改队也是欺生的，从他到达饮马三场的第二天开始，有几个劳改犯就想挤他的油：无缘无故地骂他，有时还推一把捣一拳，看他如何反应。对此他坚决反击。

那是一天上午，到了工地挖一段新渠，刚一挖土，下风头干活的一个人就骂他：你驴日下的这么干法吗?他说怎么了?那人说，你故意往我身上扬土!他立即就发火了，你是驴日下的!刮着这么大的风，哪有不沾土的?你看，我的身上比你的土还多!那人说，你骂我!他逼近那人说，骂了，我就骂了!你不先骂我我能骂你吗!嫌土大呀?嫌土大回家睡着去。去呀，睡去呀。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言声了。

就是有个问题搞得他很苦恼，到饮马三场后天天夜里做噩梦。第十二天的夜里，他梦见自己还在金塔县的拘留所里，法院叫去宣判，判了个死刑。汽车拉到刑场枪毙，枪一响，一颗子弹打在头上，訇的一声响，头炸开了。他惊醒了，出了一身汗，湿淋淋的，心跳得咚咚的。早晨起床吃饭下工地，他都闷闷不乐，情绪非常低落。中午在工地休息，他躺在土堆后边吸烟，一下子睡着了，烟头掉在棉衣上把前襟胸脯部位烧着了。一个劳改犯看见了，把喝的水泼在他胸前，把他惊醒了。从夜晚到白天总遇不吉利的事，他的情绪更坏了，但是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管教干部表扬了他，说他劳动积极，并宣布他当组长，领导这个组的二十三个人。

收工回到帐篷，正要集合吃饭，听见外边有人喊，祁钥泉!祁钥泉在哪里住!他的心猛地一跳，跑出帐篷看，回答，我在这里。

找他的像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对他说，把行李拿出来!跟我走!

他急忙进了帐篷，把被褥捆好，背上。那人领着他出铁丝网到了大队部，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一眼看见了金塔县法院院长董有才，迎上去就抓住了董有才的手，一边摇一边说，你来了吗?你来了吗?

董有才站着说，我到饮马找你三天了，今天才找到你。不知道你在饮马哪个场。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58118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

董有才说，算了吧，算了吧。事情过去就算了。

夏季昼长夜短，这时候天还很亮，他们决定当天就走，农场派个车把他们送到玉门镇。第二天就回到了金塔县。祁钥泉要回家，董有才却把他带到公安局，又交给了拘留所。他不得其解，问，不是无罪释放吗，为什么还要关我?董有才回答：你的反革命问题没有了，右派还是右派。你先在这里等几天吧，很快就会给你答复的。

祁钥泉在拘留所一押就是一个多月，每天到公安局的小农场拉犁、锄草。一直到天气已经很热的一天，县委通讯员来找他，叫他背上行李到县委去。在县委大院，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他宣布：定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接着通讯员就领着他去了县汽车站，上了一辆大卡车。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税务局局长魏得荣和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在车上祁钥泉没说话。车到酒泉县境内，停在萧家村庄——那是公路边的一个村庄，有两户人家——通讯员找农民去雇牛车，三个人坐在白杨树下休息，祁钥泉对赵正方说：

哎，赵局长，你怎么也来了?

赵正方一脸晦气，说，唉，说不成，说不成。

祁钥泉说，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了?

赵正方说，老祁，这事你不要怪我。你的事都是秦书记一手操纵的……

他说，你说细一点。

赵正方说，匝脚镣是秦书记叫匝的，戴手铐是我作主的。把你抓起来的第几天我记不起来了，是傍晚，秦书记电话问我，祁钥泉拿下没有?我说没有，还是那样。他就说再匝上一副脚镣。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没这先例。秦书记又说，匝给，违的个啥法!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赶紧开了个会，研究秦书记的指示，最后决定还是不能再匝脚镣，给你再戴一副手铐吧。这事你千万不要怪我。抓你也是他批示的。就连逮捕令都是他叫秘书写好叫我宣读的。还有，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从饮马回来，他不叫放你，把你还押在拘留所。他叫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给上级打报告。他说，再报，再往上报，判不了刑就再打报告，给最重的行政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是地委批了个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听赵正方说完，祁钥泉很久没说话，后来才问，你犯了啥罪嘛?

赵正方叹息着说，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秦书记不是爱嫖风吗?公安局收到二十几封告他的信。他把人家的媳妇和丫头日弄了，人家告他。我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秦书记，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人告得不行了，领导同志乱搞女人。这事影响不好，你在会上讲一下，叫领导们注意一下。我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再不要嫖风了。他却问告的谁。我说告谁并不重要，叫大家都注意。他一下就发火了，说，老子嫖个风，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他对我就有成见了!

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他整我，还有一个原因：他认为我跟张县长跑，我和张县长共同反对他了。你知道的嘛，张县长对他有看法，在有些事情上和他意见不统一。去年入冬的时候，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秦书记讲，按亩产六百斤往上报。张县长不同意，说，我听到农民的反映，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公粮上得多，统购粮也卖得多，农民吃的不够。我的意见亩产报三百六十斤就可以了。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我是外地来的，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可能了解得不准确。你们是本地人，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嘛，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产不出六百斤来嘛。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他点了我的名，我就不能不说，也不能胡吹个六百斤。我就说张县长说的三百六就差不多。秦书记瞪了我一眼，又问其他人：你们说，报多少好?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当时秦书记就火了，说声散会就离开了会议室。

不久，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秦书记就开会去了。开会前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会开了，决定还是报三百六。秦书记回来后就不高兴，说保守，右倾。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我和杨崇山拖到四月也整倒了，还有宣传部长吴培周。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祁钥泉不知道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很是惊讶，说，张县长哩?张县长现在做啥了?

赵正方回答：半个月前，就送到夹边沟劳教去了。

祁钥泉惊呆了。张县长叫张和祥，这是个从庆阳老区来的老革命，待人和气，工作作风踏实，下乡的时候总愿意住在农业社的牛棚里，和饲养员拉家常。他来金塔县上任，带着老家的小脚女人。祁钥泉很敬重他。

你知道陆书记怎么倒台的吗?这时赵正方说。

他说我哪里知道呀!元月份就把我抓起来了。

赵正方说，就是一月份呀，党代会不是开到一月份了吗?党代会上，陕北来的省上的领导，把庆阳来的孙、陈、杨整成反党集团了，把陆书记也捎上了。秦书记在党代会上发言批判了孙、陈、杨，说陆书记是孙、陈、杨的死党，是金塔县右派的总后台，右派分子叫他陆青天。他还专门提到了你，说你就是在陆书记的支持下向党发动进攻的。他一回到金塔，就决定逮捕你，把你定成反革命。

赵正方知道的还真多，祁钥泉想再问几个问题，通讯员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个农民，赶着辆牛车。他朝他们说，上，都上车，先把铺盖放上去。

几个人上了牛车。这是河西走廊特有的大轱辘车，轱辘和人一样高。他们坐着车涉过了北大河。牛车在长城乡的土路上走了两三里，又过了一条叫做清水河的。他们看见一道矮矮的沙梁子，沙梁子跟前竖着个木头牌子。上边一溜黑色的仿宋体大字：国营夹边沟农场。

祁钥泉的心突突地猛烈跳动了起来……他想这里会是什么情况呢?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间，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体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天津市的作家，我终于听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夹边沟的故事；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多次了，但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却又怎么到了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

我立即返回了兰州，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却未能觅到。

无巧不成书，今年秋季又一次来兰州采访，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他说，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吗?我领你去。关启兴告诉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他们就认识且熟悉了。

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原来它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上，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堂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一年半载吗?领导就是这么说的，锻炼锻炼几个月就回来了，接着工作。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几个月去。可是熬了一年零几个月，一点儿摘帽释放的音讯也没有，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

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我的字画占了整间展厅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观，斗大的楷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大横幅是我写的，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

感谢信写完，俞淑敏满心欢喜地在旁边说，李老师，你的字写得真好，写得真好!

她真是从心底里钦佩我，看上了我。当然，我也喜欢上了她。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虽然年龄还小，但的确是个美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妩媚的脸蛋，真是漂亮极了。

我确切地认识到她爱上了我是在我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两三天，她叫我去她家。从她家出来，她又叫我去公园。她说，李老师咱们去公园吧，你急着回学校干什么?过两天你就回天津了，还不在石家庄好好玩玩吗?在公园里她跟我说，李老师，实习完了，回到天津还能记得我么?我说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她说我不会忘记你的，只要你不忘记我。

回到学校后就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这时她又请假到天津来看我了。她有个姨妈在天津，她住在姨妈家里，但每天往我们学校跑，或者约我出去逛公园。这次相见，我把自己的相册和几幅字给了她。她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寄信来，说她父亲看了我写的字，夸奖我说，这小子这两笔字确是精彩。

我在兰州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书信不断。那时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们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时候邮票上边要贴一枚蓝色的标签，印有“航空”两个字。1956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路过石家庄我去她家看她，她父亲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淑敏年龄还小，你要爱护她，不要耽误她的学习。

我的家原来是在天津，由于姐姐天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苏学生，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我的父母都已赋闲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亲是到我姐家去。这次我把淑敏也带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父母很喜欢她，说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见了我母亲叫娘，对我父亲称爸，俨然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乐得我母亲合不拢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间房。她性格活泼，爱唱歌，还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欢她。

这里有个小插曲应该说一下。1956年的全国篮球比赛在武汉举行，我身兼甘肃省男篮和女篮两支队伍的教练去武汉打比赛。那时甘肃省没有专业球队，都是从各厂矿企业抽来的运动员，可是那次我们的男篮打了个第三名，是迄今为止甘肃省篮球史上最好的成绩，以后的几十年也没超过这个纪录。集训一个月就去打比赛，我在比赛中指挥得当，出了风头，结果女篮的一个运动员竟看上我了，频送秋波。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之后又搞了个表演赛，建工部队对福建队赛委会叫我当裁判，这时候那位女队员给我拿衣裳端水；返回兰州的火车上，她也是一会儿给我倒茶水，一会儿削苹果给我，其他队员都看出来她爱上我了。回到兰州后她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星期天去逛公园，都是她花钱。这个姑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比我早毕业两年，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工资比我还要高一级，月薪84元。她元旦回家探亲——她的家也在北京——临走问我带什么东西不?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她捎去。碰巧她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去了，与我的家人见了面。她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我父亲就来了信，说，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我们全家人都看出来她对你有好感。她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你可不要喜新厌旧顾此失彼。过了几天，我姐也来了信，说，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看起来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毕业，还要上大学，你等不住，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把你的婚事耽误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见，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也更现实。

其实，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一些，长得白，可长了个单眼皮，是个胖丫头，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过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学。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可真就把我闪下了!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诉她，我等着你，你可不能变心呀。她很快就复信了，信中说，我是真爱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迹。就是我父母亲拦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不是在兰州。而是在北京——1957年的春节，我回家探亲——我先到石家庄看她，然后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车，去我家之前，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了一天。只是我运气不好，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而那几天她正好来例假。我们虽然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一夜却未能尝到禁果。这次探亲后回到兰州，再写信的时候，我称呼她爱妻。她呢，也在信中写：祥年，我的夫。她还在信中说，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我和她还没有成为夫妻，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我们鱼雁传书，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成了右派!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这时已经宣布我为右派了。我觉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恋爱了。再要是给她写信，再恋着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为，不再给她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了，可是我错了，到了夹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她的思念竟然愈发强烈了。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她妩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我回北京探亲，她住在我家里，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

终于，我对淑敏的想念发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她一次，然后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混一顿夜间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人少。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

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上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基建队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间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

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在站台对面的一个土坑里。

大约九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车票，从车下钻过去之后我立即融进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得车厢里水泄不通。我坐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找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截车厢爬了进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票，四十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庄。

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1956年和1957年两次回家探亲我都来过这儿，五七年还在淑敏家住过半个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离着淑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去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着鸡往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淑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俩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

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她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喜。这时我倒有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她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她了，所以这次见她才表现出如此的惊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脸却发烧。我支吾了一声，算是和她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她再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她家，也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她家她会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缩缩进了她家。没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一进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两间的套房，里间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间是客厅，所有来她家的客人都在这间房接待。她的父亲是医生，除了她的父亲还保持着家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其他人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她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有，并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气干燥，我又长年在露天劳动和工作，能不黑吗?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时不时地插句话。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我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这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见了我叫姐夫，成天围着我转，可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审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随意的：喝水吗?自己倒；或者是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么说什么。这天晚上她给我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退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话。我看见她有时候直着眼睛看我，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捏着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我已经不配她了!行了，见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日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说，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见……

我是九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问了我一句：这么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她母亲就没再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明天来，早晨八点钟来……

我没回答她。还有必要来吗?我心里这样想。我只是说了句你进去吧，回房去吧，就转身离开了她。但这时她弟弟跑了出来，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住里屋去。

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已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我当成他家的一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可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我在他家时说，我是回北京探亲的，顺便在石家庄下车来看看的，此时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谎：不行，有一个朋友在旅社里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车，明天早上再来。

离开淑敏家，我在心里想着：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与她见一面就行了，我们的缘分尽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辗转一夜未眠，早晨起床后鬼使神差地我又往她家去了。

我舍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我想问一句，她愿不愿等我，愿不愿和一个囚犯保持恋爱关系。我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并且还要请求她：不要抛弃我，我是真正爱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将来成为我的妻子，那就再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妩媚的脸，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她的笑容，听听她说话的热烈亲切的声音……

我往她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她母亲，她姐姐。她们在买菜。看来，她母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生，22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她们母女大清早出来买菜，是为了给我和淑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淑敏的父亲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犹豫了：我是个右派，劳动教养的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见淑敏?淑敏是大学生了，将来的中学教师或者大学教师，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我会毁掉她的前程的，会毁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找一个好丈夫，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28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圄，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护和接济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见见我的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他们的家在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解放后国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姐家门口，我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1957年的夏季，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争，到了11月，我就被定为右派。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之中，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仅仅是旧职员，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不叫我做教练了，也不叫我当裁判了。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仅仅在兰州体委工作了两年，可是在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那时候兰州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我给学生们上课。兰园有全市唯一的一片灯光篮球场，每一场兰州市的或者省级的篮球比赛，都是我执法，满场跑，动作漂亮，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我走在街上许多年轻人认识我，叫我兰园裁判。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稿人，写过介绍五六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规则的文章，写过介绍小足球的文章。我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重大的比赛，我坐在球场边上对着麦克风解说，电台现场转播比赛。但是，定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抬保温桶，抬开水，烧开水。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现在在水房遇见我，这样跟我说话：李祥年，把水烧热了，我们要洗衣裳。李祥年，这水没烧热，怎么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么累，气却不好受。我一生气干脆就不干了，不管领导怎么批评我都不干了，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馆听人说书。于是，到了这年六月的一天，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态度恶劣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领导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他们原计划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带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应。我说，我不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党对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开除公职的干部允许其自谋生计自寻生活出路。我要求自谋生计。不等领导说话我又说，这是党的政策，我按党的政策办的，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我要告你们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党中央。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

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跶，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十二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歉。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6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夹边沟关了三千名右派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河清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50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她姐家落户抢了他的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是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

再说个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农场就业的时候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里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

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当了公社社员，可又是个二等社员。队里很穷，打的粮食少，队长不叫我参加劳动，不叫我挣工分，怕我分队里的粮食。实际上不叫我劳动更好，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刷子、油漆和颜料，走村串户给农民画柜子画棺材。箱子上画凤凰戏牡丹，画二龙戏珠，棺材上画百寿图。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全家吃不完，过年还能提几斤肉回来……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限?我还说，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这么没情没义?我姐说，我总认为劳改农场是改造思想的，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的淑敏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这一提淑敏，立即勾起我的深刻的伤感，我也在心里呼喊：淑敏呀你现在在哪儿!你收到我的信没有?我还能不能见到你?

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探亲回到靖远，县体委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淑敏的一封来信。

淑敏在信中说，她元旦回家看望父母见到了我的信。读完信她失声痛哭……我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二十年来对她的思念，也写了我二十年来的生活。我的信是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的：1．自从1958年春天开始我就不给你写信了，为什么?答，1957年底我就成了右派了，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痛苦地退却了，目的是让你找一个能叫你幸福的人；2．1960年春节我怎么又出现在你面前了?答，我在劳教中因为想念你而逃跑出来去看你的；3．你叫我第二天早晨去你家，我为什么没去?答，我已经走到你家门口了，没进去，站一会儿走了；4．为什么没进去见你?答，那天进去我就得说谎话，我不敢说真话，如果说了假话，隐瞒我的劳教身份，那就害了你；5．离开你家后我去哪儿了?答，到处流浪……我在信的结尾说，淑敏呀，那次石家庄之行，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被抓回去投入监狱劳改六年，然后是没有尽头的就业……只到今日才平反。淑敏读了我的信失声痛哭，哭了三天，才给我写信。她的信说，你不该瞒着我呀，即使你成了右派我们不能做夫妻，但我可以接济你呀，每月寄一二十元钱是能办到的呀，就像我读书的时候你每月寄我二十元一样。她还说，我真不知道你的情况，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的苦难，也不知道你一直爱着我。我还以为你爱上那位篮球运动员了，喜新厌旧抛弃我了……为了你所受的苦难，我一定要报答你。

她履行了她的诺言，一个月后放了寒假——她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她发给我一封电报：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我按照她说的日子去了白银西站，就是狄家台车站，接到了她。

十九年了，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到这次见面整整十九年过去了。这年她四十岁。她一点儿也没有衰老，还像过去一样可爱，一样妩媚，一表人才。她身上唯一变化的就是成熟，略为丰满一些的身材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致。看到她我就禁不住怦然心跳：十九年了，十九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高贵的女人了，难道她真是俞淑敏吗?她真是来看我的吗?说实在的，我那时真有点自惭形秽，委委琐琐不好意思和她说话。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呀：虽说平反了，当了县体委的干部，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外边套了一件的卡布的旧中山装，面带菜色。是她先跟我说话的：你怎么这样看我呀?咱们找个旅馆吧。

我在接她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回到房间，我那种卑琐的心理才得以克服，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哭啊哭啊，哭了整整半天。后来她擦干了眼泪说，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她要我领她去商店。在商店里，她一下子买了一大堆面包什么的，还有饮料。我说她：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你也没坐过监狱，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怕挨饿吗?她笑着不说话，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回到招待所的房间，她把门一关，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才说，不出门了，咱们三天三夜不出门了!

还真是的，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出房子。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三天，那是什样的三天呀：失去了记忆，忘记了痛苦和苦难，也没有伤感。一切都消亡了，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地跳动……三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她拿着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在介绍信上写上“我校教师俞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特此证明”。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十天后我们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她返回天津。

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也就是1980年的夏季，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天津见她。天津有我很多亲戚，但是我去了之后她不叫我住在亲友家，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她说这样见面方便，在一起的时间长。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有时借口散步在吃过晚饭后走到宾馆来看我。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前十天她丈夫在家——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丈夫把儿子带走了，她便叫我去她家居住。我们此生未能成为夫妻，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她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我几次对她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

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她曾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叫我辅导一下体育。她个子高，她丈夫个子也高，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且很喜欢打篮球。她对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咱们有了儿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你看看他吧，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然后告诉她：不可能了，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搞体育为时已晚。她当时掉了几滴眼泪，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他的造化呀!

这一次去天津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她借口给丈夫洗尘，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叫我看一眼她丈夫。吃着饭，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往她碗里搛菜。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我不应该再和她来往了，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

但是，后来她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发电报叫我在兰州等她……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你就说我叫您去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六十二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

驿站长

许多在省交通厅工作过的老人都记得，交通厅有过一个“三·二六”事件。

那是1958年的3月26日，省交通厅和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的干部被集中到交通厅的大礼堂开会。你知道不知道，五十年代的交通厅就在中山林，现在的省歌剧团那儿。那一天，一下子抓了四十八个人，都是科以上的干部。那天进交通厅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会抓我的，因为我是省交通厅直属的甘肃省第一汽车修理厂的检验科科长，大鸣大放期间带着一帮交通大学的学生搞实习，我就没参加大鸣大放。开会的头天晚上，厂长还召集我们科的人开会，研究如何降低修车成本，提高修车质量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抓我的什么预兆。所以那天进了交通厅，看见几个警察守住了门，只许进不许出，房顶上也有警察趴着，压着机枪，只是心里暗暗吃惊，觉得出什么事了，可万万没想到要抓我。那天的大会是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平主持的。他宣布了四十八个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前边的二十个人，宣布一个铐一个，带出去。第二十一个是杨子恒，省交通厅厅长，省民盟的主委，宣布他是极右分子。杨子恒把手举起来了，但没带手铐。从他开始，后边的二十八个人都没带手铐，宣布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杨子恒没去夹边沟，人家是上层人士，可以自谋职业，可以开除公职在家待着，可我们其他人就不行了，全都押送到了夹边沟。我是最后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我是定的历史反革命，我上学时加入过国民党。

前边戴手铐的二十个人都判刑了。

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身旁坐着几个大学生，有两个哭起来了，有一个问我，怎么办?我没说话，把自己戴的罗马表摘了下来，叫他送到我家去。

到了夹边沟，我在农业队劳动了十几天，就被调到副业队去了。我是汽车修理厂的工程师，到夹边沟农场几天，农场的司机就知道了，就跟场领导说，王新修是大厂来的修理汽车的行家，就把我调到副业队了，专门修汽车。夹边沟农场里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英国造的大卡车司蒂贝克，另一辆是美国造的大道奇。没车修的时候就修农业机械、缝纫机和自行车。夹边沟农场原先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转移走时留下了十几辆自行车。那都是好自行车，三枪牌的，还有蓝翎。

在夹边沟农场，相比较而言，我是没受什么罪的：修汽车和农业机械是技术活，不是很累，再说刚去时吃四十五斤口粮，也能吃饱。可是，交通厅去的其他人可就受苦了。交通厅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业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岁数大，原先就体质弱，手无缚鸡之力，叫他们在基建队和农业队劳动，挖大渠、开荒、平田整地抬土，累得受不了，粮食也不够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这些人里，岁数最大的是王玉峰，那年他整六十岁。

我认识王玉峰很早了。我是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从重庆工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工学院——毕业的，学的汽车修理和维护专业。那时候没有毕业分配这一说，只有招聘和应聘之说。当时国民党也在开发大西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正在重庆招聘技术人员，我就报名了，录用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属下有八九个运输大队，我分在三大队。三大队的驻地在酒泉县，于是我一下子从重庆到了酒泉县，在三大队当技术员，修理汽车。汽车修理工作是很辛苦的，全队一百八十辆汽车，哪儿都去。于是我经常跟车去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去哈密……有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捎个信打个电话来，我就要带着修理工开上汽车或搭着便车赶过去修车。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在甘新边界星星峡设有一个站。我看到过许多人写的回忆录中说，抗战时经过柳园转运站去新疆去苏联或通过柳园转运站进入甘肃。不对，柳园那时什么都没有，站是设在星星峡的。它也不叫转运站，它的名字就叫西北运输管理局星星峡站。柳园到星星峡还有六十公里。对于这个问题，《红旗飘飘》一书中有一篇《悲壮的历程》写得对，说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红军几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领下从河西走廊突围到了星星峡，新疆军阀盛世才派来十几辆大卡车，从星星峡把他们接到了新疆。为什么盛世才派的汽车从星星峡接西路军将士呢，就因为星星峡那时是甘肃最西边的一个统制局的站。这个站不大，站长、站员加上招待所服务员共计不过三四十人，但是这个站很重要，苏联援华的战争物资——汽车、汽油，装在箱子里尚未组装的飞机，枪炮子弹，都是由苏联的司机开车直接运到这里，交接和卸货，再由我国的司机开着他们开来的汽车或者用我们的汽车把货物运往内地，运往抗日前线。那些苏联来的司机坐汽车去哈密，乘飞机返回苏联。这个站既是转运站，又是汽车站，还是个驿站。从新疆来的旅客乘长途车到了这儿要换甘肃的客车，要重新买票，要在这儿住宿；民间的商用汽车从哈密驶来，必须在这儿过夜和加油；那些从巴丹吉林沙漠走出来还要去新疆的骆驼商队也要在这儿歇息和养精蓄锐，然后才能走向几百里的戈壁瀚海……

这个站在现在的柳园火车站西边六十公里处。那里是一片荒凉起伏的山峰。山不高，山头像大海上奔腾向前的浪涛，是一片拥挤的丘陵。就是这片丘陵之间，有一条像河道一样的峡谷，人称星星峡。这是内地通往新疆的唯一通道。星星峡站在这条峡的西口，一片宽阔平坦的荒滩，有一个能停二百多辆汽车的大院。院里有五六栋接待客人的平房，每栋有十几间。有宽阔的堆放货物的仓库。

这个站的站长就是王玉峰。

我第一次见王玉峰是1944年的冬季。我们队的两辆汽车抛锚在星星峡和哈密之间的甘新公路上，我从酒泉带了两个修理工开着一辆卡车赶去修理，然后返回，返回时在星星峡站住了一宿。

那一次住宿，我就对王玉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老实、热情、对工作很尽职的人。那时他四十六七岁。

我们到那儿住下之后他亲自跑来看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就招待我们吃手抓羊肉，不要钱，登记个名字就行。临睡觉还来问我们炕热不热?炉子旺不旺?

我以为我是运输管理局的干部，他才这样热情地接待。但后来我来这儿的次数多了，才发现不光是对我们对本系统的人这样，举凡路过这儿的人都是这样热忱与和蔼。商人，旅客，过往司机，凡是进了大院的人，凡在这儿吃顿饭和住宿的人他都如此热忱。有一次一位老司机对我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经过这里，他也一视同仁热情接待。那司机已经在甘新公路上跑车多年了，他说新疆军阀盛世才原来和共产党合作，一起反对蒋介石，但后来不知啥原因，盛世才与共产党反目成仇，在新疆大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许多共产党搭乘商人或者运输管理局的卡车经由星星峡逃往关内，盛世才便派了特务守候在星星峡捕捉他们。有些共产党就是在王玉峰的掩护下保全了性命的。这个司机说，那一年他跑车住在这里，亲眼看见几个穿便衣的人从一间客房里抓了两个人出来，可是叫王玉峰拦住了。他大声地训斥那几个穿便衣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我也不管你们抓的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这个院子里住的人，你不能抓。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叫人把你们抓起来。那几个人乖乖地把人放了。放了还不算完，他叫来稽查队的人把那几个穿便衣的人撵了出去，不叫他们在招待所住了。

我相信那位老司机讲的话。运输管理局是个半军事化单位，直接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甘肃和新疆都管不着它。星星峡站的大院门口有管理局自己的稽查队站岗，院里还有稽查队员巡逻。站长要是发话，稽查队就会把那些特务扣起来的。

王玉峰非常敬业。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苏联对德国作战，没有什么援华物资经星星峡转运了，但这时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政府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正在实行，美国支援的物资和汽车又到了这里，人员的流动量比以前增加了，星星峡站和站外已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小镇，店铺和旅馆有几十家。偌大的星星峡站，货物的装卸与交接、汽车站的管理、客人的住宿、吃饭和安全，虽然他手下有七八个站员，但件件事都要他督察和过问，每辆车上路他都要开路单，没有他开的路单，稽查队就要扣下。那时他才四十五六岁，但他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抬头纹，驼着脊背。你如果有什么事找他，在他家中是找不到的。他总是在忙，他的身影在星星峡站的大院来来去去的，没一刻闲暇时光。

王玉峰是山东人。五六岁随父亲跑关东到了东北。他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后来被中长铁路录用。在铁路上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送到铁路的一个学校培训，后来当了中长铁路东北境内的一个小车站的站长。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他不愿当亡国奴，随铁路职工撤退至西安。此时国民政府正大力开发西北大后方，——当时的口号是开发西北，公路第一；发展西北，移民第一——他又参加了甘新公路的建设，后来被派到星星峡当站长。他女人是病死在星星峡的，他自己带着儿子生活，没有再娶。他的儿子那年不是四岁就是五岁。我们经常看见他在接待客人时，他的儿子拉着他穿的皮袄怯生生地站在旁边。

不知为什么，看见王玉峰，我就想起普希金小说里写的驿站长西米翁·维林。

1949年8月26日，解放军解放了甘肃省会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甘肃省党政军的余部在酒泉宣布起义。星星峡站被酒泉军管会接管。由于王玉峰口碑良好，酒泉军管会将他调来酒泉军管会后勤部工作。我记得是军管会派汽车从星星峡拉来他的家具的。他管理过那么大的一个转运站，但他的家具竟然只是一张床，几个皮箱和女人用过的一个梳妆柜，公家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都没有拿。

后来，共产党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组建私营汽车运营管理委员会，他调到甘肃分会当业务科长，工作就是给私营汽车配货。

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这个分会已经名存实亡，因为1956年国家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汽车公私合营变成了国家资产。

五七年大鸣大放他根本就没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日常说过一些错话，省交通厅给他定了个政治坏分子。

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宣传中苏友谊，说苏联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老大哥如何好如何好；说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和富有。可王玉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当着交通厅领导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苏联人吗?你知道苏联人吃的什么吗?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拿的干粮是黑面做的面包，干硬干硬的，能把狗打死。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穿着工作服，里边没有衬衫。苏联的司机都是酒鬼，把我仓库的汽车轮胎偷出去跟商人换酒喝……

当初去夹边沟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去农场是叫你们改造思想的，去了学习上几个月，思想改造好就回来了。可是我们到了夹边沟农场，才发现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得人受不了，得拼出十二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并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地劳动，且都是超重体力地劳动。到了1959年，口粮减到一人一天十一两——才半斤多一点——人饿得走不动了，浮肿了，还要出工干活，挖大渠，平田整地和开荒。

我的情况还可以凑合。有车就修车，没车时到缝纫组转一圈，然后就跑到菜地里偷点甜菜叶子什么的，拿回来煮着吃，填肚子。有时来修车的司机们给我几个馍，或者几斤他们偷下的麦子、豌豆之类的，我煮熟了装在口袋里，捏着嚼。可是王玉峰的情况很不妙……

那是1960年春季的一天黄昏，我从食堂打饭出来，在门口看见了他。他正和农业队的人排着队，在一口大缸前站着，打饭。他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肿得像是一个大倭瓜，眼睛细细的一条。他的脸皮肿得亮晃晃的，像是透明的油纸一样，手指头就能捅破的样子。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胡子长得像乱草。他的眼睛好像也不大好用了。我看着他打完了饭往农业队的方向走，就喊他的名字。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头，很茫然的眼光看着我，迟疑的口气说：

你是王新修吗?

我说他，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吗?

他说眼睛麻了，天一黑就看不见了。

当时天还没黑，只是太阳已经落山了，回光返照还映亮着天空。我心里很不好受，说他：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看你，头发也不剪，胡子也不剃!

他一下子就哭起来：新修呀，人活到这个地步，没啥意思了……

看起来老汉是饿极了。那天我们站在路上说话，他就饿得忍不住了，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糊糊汤，一会儿就把汤喝完了。我看他那种饥饿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那份糊糊倒在他的碗里，叫他喝。他是哭着喝完的，一边哭还一边说，作孽呀，我上辈子没积下德这辈子还债来的呀……

那天回到宿舍后我就想了，怎么样帮帮他。老汉一辈子都真诚待人，帮助人，尤其在星星峡的时候帮助过许多人，今天老汉自己落难了，我要不帮帮他，可是天理不容呀!

可我怎么才能帮他哩?想来想去，我决定找夹边沟农场的司机。夹边沟有个姓黄的司机，是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局长黄钲的弟弟。我调到副业队，其实就是他跟农场领导建议的。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他常常从外头拿个馍呀抓几把粮食呀给我吃。

那司机还真帮忙。当天晚上，他就去食堂用一个围裙提来十几个豆面馍馍．叫我给王玉峰送去。过了几天，他的汽车需要修理，他把车停在杂工大院里，然后就去找领导，说汽车需要好好保养一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叫两个人帮忙。他点名叫王玉峰来，他胡编说王玉峰开过汽车，会修车。结果，领导还真同意王玉峰临时到副业队给我帮忙。

王玉峰能帮我啥忙呢，他根本就没摸过汽车。我叫他来副业队也就是叫他休息几天；我修车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着。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洗脸盆，里边倒上半盆煤油，再泡上几个螺栓什么的。干部们走过来的时候，他拿个刷子，做出清洗零件的样子。

干部们一走他就坐着晒太阳。

我在夹边沟农场修理汽车已经很出名了。附近的几个劳改劳教农场，凡是汽车出了故障，都搞到夹边沟农场来修；就连酒泉劳改分局的两辆北京吉普和八辆卡车也常常弄到夹边沟来叫我修理和保养。有时候还把我借出去，到别的农场修几天车。遇到修车和外出的机会，我就把王玉峰从农业队叫来和我待在一起，或者到外单位去。时间一长，领导干脆就把他正式调到副业队来跟我修车。我特别愿意去外单位修车。在外单位，人家把我当请来的客人看待，叫我在干部灶吃饭，可以吃到很白的白面馍，吃到炒得比较精致的蔬菜，可以吃饱肚子。

这样子过了两个多月，王玉峰竟然消肿了。我心里很是欣慰，心想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救了他，也算我行了善积了德。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我和王玉峰修完了一辆城郊劳改农场的卡车，就等着城郊农场的司机来接车了，我和他在房子里坐着休息。农场生产股的一个干事突然闯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生产股干事说，这是安西县县委书记的汽车司机，他的车出毛病了，你去看一下。

我问司机出什么毛病了?他说来夹边沟的路上好好的。要走了，突然打不着火了，他侍弄好久，也找不出毛病出在哪里。他说是一辆福特牌吉普。听他讲一讲我还不能判断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估计他开的车是二战或者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货，老掉牙了，什么故障都可能发生。于是我和王玉峰提上一个帆布工具包，跟他们去看车。

司机是位年轻人，爱说话，我们走着路他就说，他是拉着县委书记到张掖地区去开会的。他们返回安西县去，路过酒泉，县委书记要来夹边沟农场看一个人。那人在安西县当过宣传部长，后来调金塔县当县长，五八年打成反党分子了，在夹边沟劳动教养。那人叫张和祥。

我说张和祥我天天看见，他就在杂工大院的马厩里喂牲口。

说着话，我们走到场部门前的空地上了，车停在场长办公室门口。生产股干事进场长办公室去了，我和司机检查汽车。

其实故障不大，就是电路出了毛病。司机开车不久，经验不足。我把查出来的线路接好，他坐上去一打火车就发动了。听见发动机响，一个四十多五十岁的人走了出来。他穿着灰色的呢子大衣，狐皮领子，手里提着个战争年代人们使用的棕黄色牛皮文件包。戴着火车头式的羊皮帽子。夹边沟农场的场长皮肤黑黑的刘振宇跟出来送他，还有调来不久的梁步云书记和管教股长、生产股长。

那个穿呢子大衣的人问，小康，车修好了吗?司机从车上下来，说，常书记，上车吧，修好了。

常书记就回过头去和刘振宇握手，和其他人握手，说打扰你们了，你们进去吧，然后向吉普车走过来。我知道，我这样身份的人，就是修好了车，首长也是不屑一顾的，决不会说个谢字的，所以我急忙让路，并且拉了一把站在身旁的王玉峰。但是奇怪的是常书记走过我们身旁之后突然扭过脸看了王玉峰一眼，并且站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他，从上到下地看他。

我以为他认识王玉峰，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之后又转身向汽车走去，上了车，关上了门。

司机上车了，汽车缓缓开动了，但这时我清晰地听见常书记又喊了一声：停车!小康，你停一下。

车停住了，常书记下了车又走回来，站在王玉峰面前说：

我问你个话，你是不是叫王玉峰?

王玉峰没说话。他可能被面前的情况搞懵了，也可能心里有点发憷，因为刘振宇和管教股的几个干事就站在旁边。于是常书记又问了一声：你曾经在星星峡转运站工作过?对不对?

王玉峰这才回答：我早就认出你来了。你不是常子昆吗?

县委书记说，对呀，我是常子昆。你还记得我?

我早就认出来了。

早认出来了，你为啥不说话，害得我差一点错过去!

王玉峰没说话。常书记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王玉峰说，我给国民党干过，给我定了个政治坏分子，劳动教养来了。

怎么个政治坏分子?

我说过苏联人穷的话，苏联的司机偷了站上的汽车轮胎换酒喝。

书记静了一下，仰脸看着天空。他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说了一句你等我一会儿，站着，不要走。然后他对送他的刘振宇和梁步云说：

走，我们再进去一下，我有句话跟你们说一下。

汽车旁就剩下我和王玉峰了，我们等着常书记出来。我问王玉峰，你怎么认识这个书记的。他回答：

我在星星峡当站长的时候接待过他。他从新疆跑出来，要到兰州去，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办事处去。

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吗?

知道。盛世才的人追到了星星峡。抓他的人住在外头的小旅店里，等他一出门就要抓他。我把他打扮成司机，叫人捎到了兰州。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很兴奋，心想这位书记如果还有点感恩图报的良心，总要帮助帮助他吧：给点钱和粮票呀，或者给刘振宇说句好话，生活上照顾一下他。

大约过了十分钟，常书记和刘振宇一起走出来了，还有梁书记。刘振宇对王玉峰说，王玉峰，你在哪达住着哩?去，把被褥捆上，拿来。

王玉峰不明白他的意思，站着没动。刘振宇又说：

去呀，拿行李去。你今天就跟常书记走。

王玉峰被这突然降临的喜讯惊呆了，也搞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说……放我走……

刘振宇大声说，怎么了，你傻了吗?当然是放你走呀。快拿去，拿被褥!坐常书记的车走!

那我到哪里去呀，回兰州去吗?

这时常书记说话了：不要问了。不是回兰州。你跟我走，先到安西县去，在我那里休息几天。其他的事，我们再说。走吧。你的房子在哪里?我们拿行李去。

我在旁边说，他的行李在杂工大院里，他和我在一起住。于是常书记就叫我们上车，车开到杂工大院，装上了他的被褥，把他拉走了。

捆行李的时候，王玉峰说，这就要开饭了，常书记，吃过饭再走吧。常书记说，不吃了，今晚的饭到酒泉城里吃。

县委书记接走王玉峰的事件轰动了夹边沟农场，人们都说王玉峰运气好，有吉人相助。连着好几天，人们都把它当作饭后闲暇时的美好谈资。更有甚者跑到杂工大院来问我，安西县的县委书记是如何接走王玉峰的，怎么跟夹边沟农场的领导交涉的。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个大概的过程，至于怎么和场领导交涉的，过了好几天，生产股的股长领着酒泉新生电机厂的厂长来找我，我才搞清楚了。

生产股长对我讲，那天常书记进了办公室坐下，对刘振宇说，刘场长，今天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这个王玉峰我要保他出去。听了他的话，刘振宇、梁步云和办公室的人都惊了一下。夹边沟农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要保释劳教分子。愣怔好久，刘振宇才说，啥事嘛，你保他是为了啥事嘛?你总要说个一二三嘛?

常书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的照顾，抗日战争我就没命了。

梁书记说，说细些，你说细一些。

常书记说，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共产党和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的历史，这你们都知道。当时组织上派我到新疆的伊犁，叫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可是后来盛世才又反对共产党，抓共产党。当时有人通知我了，要我赶快离开新疆，盛世才的警察局要抓我了；盛世才背信弃义，在迪化已经抓共产党了。当时我正在得病，得的是斑疹伤寒。但得病也得走呀，我就坐一辆军车到了迪化，然后从迪化又搭乘一辆商人的拉羊毛的车到了星星峡。在星星峡，我说什么也走不成了，一来我已经病得坐不成车了，从迪化到星星峡的路上，商人就把我藏在羊毛捆子下边，我已经昏迷不醒了。我需要休息和治病。再说当时星星峡接待站的外头，那些小旅馆里住着盛世才的特务，凡是离开星星峡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盘查再三，略有嫌疑就抓起来。还在迪化的时候，我们地下党的人就说过，星星峡接待站的站长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跟他说了，我是被人怀疑共产党，从伊犁跑出来的，我要到兰州去，求你帮助我一下。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有病了，就在这里休息，治病。他表面上很冷淡，但是到了晚上，他就把我转移到他的家里了。他说，这一段盛世才的人嚣张得很，有时候跑进大院来抓人，稽查队都拦不住。你住到我的家里安全些。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亲自给我端饭，叫医生给我看病。病好些了，我能动了，他给了我一些盘缠，把我安排在拉军火的汽车上，装成是司机的助手。他还给汽车队的队长——那是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塞了一些钱，叫他把我送到兰州。他不光是救了我一个人，多少来来去去的地下党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掩护。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今天成了这个样子，我能不保他吗?

听常书记说完，办公室的人静默许久，刘振宇嘬着牙花子说，不是能保不能保的事，监狱里的劳改犯还能保释哩，一个劳教的人怎么不能保释哩?就是这种事要有个手续，你要给上级打报告嘛，上级批准了才能保释嘛。你这样啥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带走，我们没法给上头交待呀!

常书记说，我给你们写下个条子，你们把条子报到省劳教委员会去，就说我把人保出去了。

刘振宇说，那不行呀，必须是省上批了，才能把人带走。你这不是先斩后奏吗?这是违背纪律原则的。

常书记静了一下，说：报批以后才保释，人死掉了怎么办?你们看见的嘛，那人还有个人样子吗?

刘振宇不说话了，沉默着。这时梁步云说话了：常书记，看你的样子，人你今天非要带走不可了?

常书记说，对了，人我今天一定要接走。你们觉得为难吗?为难了这么办好不好?这个人不算我保释，算我临时带出去治病，我把他带到安西县去，然后我以县委的名义给省公安厅打报告，正式报批，批下来以后我再来补办手续。要是批不下来，我再把人给你们送回来。你们看这么办行不行?

梁步云哈哈地笑了，好吧，你写下个条子吧。特殊事情我们就以特殊的方法办吧。不过说话要算话，你可要抓紧上报，把手续办齐全。

常书记说，那当然，那当然。不能叫你们做憋。

王玉峰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夹边沟农场。酒泉县南关有一家新生电机厂，那是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劳改企业，生产汽车用的电机，也是河西走廊最好的汽车修理厂。电机厂的厂长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找我谈过一次话之后，就通过劳改分局把我调到那里去了。我到了那里，就成了二百名犯人组成的汽车修理车间的主任。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可以在管教干部吃饭的食堂里吃饭了，逃过了夹边沟农场死人最多的1960年的冬季。

不过，我是由福得祸。1961年1月，夹边沟和其他农场的右派遣返回原单位的时候，电机厂不放我走，电机厂的厂长跟我谈话，说，电机厂需要你，你就留下在这里干吧。我保证你将来的情况比走了的人还要好。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走了的人，不过是政府怕他们饿死，叫他们回家去，先把命保住，但国家对右派的政策没变，他们回去了也还是右派，没工资，没工作……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厂长说的话。回到原单位的右派确实很惨。而我到了六一年底就摘掉了右派帽子，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文化大革命也没受到冲击，——劳改企业的大墙像一个罩子一样罩起我来，保护了我——1978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第一汽车修理厂。

我接着说王玉峰吧。1962年的一天，电机厂营业科的科长来叫我，说外边送来了一辆破吉普，叫我看看还能不能修。我到自由人才可以走动的厂门口去了，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个给安西县县委书记开车的康师傅。他很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你调到这里了呀，我们真有缘分!你看我这辆车还能修不能修。我检查了一下车况，告诉他进行一次大修，这车还能跑几年。然后我就问他王玉峰现在在哪里，回兰州了吗?他说：

王玉峰死掉了。

我的心一沉，问他：怎么死的?

他告诉我，那天接上了王玉峰，汽车开到酒泉县，常书记在县委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并且在招待所住下来，叫他好好洗了个澡，理了发，刮了脸。早晨起床，又给他买了一套新衣裳穿上，然后就拉着他回安西县了。到了县上，又直接拉到县招待所，把所长叫来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一定要接待好。

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后王玉峰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常书记听招待所长说王玉峰在医院抢救，先是把招待所长大骂一顿，然后跑到医院去看。但王玉峰已经断气了。他拉着王玉峰的手在床边大哭了一场，哭着说，王站长，是我把你害死的呀！

1978年回到兰州之后我打听过王玉峰的儿子的下落，有人说，王玉峰送夹边沟之后，他的十八岁的儿子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是死是活，再也没有音讯。

贼骨头

俞兆远先生是1958年春季被组织部门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此前他在兰州市西固区人委任工商管理科科长兼劳动工资科科长。他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近三年，被送回兰州，继而被遣送原籍金塔县监督劳动至1979年。有一次，邻居家一位妇女问他：听说夹边沟的右派都饿死了，你怎么没死掉?他回答：我是个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

他说，他曾是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可是他并非一去就偷东西。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第二年就饿死了一百多，可那时他一粒粮食都没偷过。他出生在金塔县的农村，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做个老实人，要正直，本分。他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有点文化，他很小时就教他读《三字经》、《论语》和《孟子》。父亲还对他讲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和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他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夹边沟他的腿肿了起来，脚胀得穿不上鞋，头肿成了大南瓜，他也耻于偷窃。在饥肠辘辘人困马乏的日子里，他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去捋草籽、捋树叶聊以充饥。他小时放过羊种过地，知道什么植物可食什么不可食。夹边沟东草洼生长着很多白刺棵。白刺棵有两种，一种开红花结红果，状如枸杞，能吃；其卵形的叶片捋回来拿开水烫一烫，挤干，捏成团就能吃。另一种开白花，也结红果，果实呈葫芦状，骆驼特爱吃，但毒性大。人不能食。有些城市来的右派不知道，把葫芦形的采来吃了，中毒死了。还有一种碱茅草，长很多枝杈，开黄花，其状如千头菊。这种草籽炒熟了干嚼都行，咸，涩味重，却没毒性。

但是，到了1960年的春天，他突然就偷起粮食来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

一个是永登县一中的教师，姓巴，名多学。巴多学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人。这是个胆小得掉片树叶怕碰破头的人，老实本分极了。在田野上劳动，别人摘个黄瓜给他，他吓得一把推开，说，你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此人在春天临近时躺倒起不来了，奄奄一息之际对身旁的人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想吸支烟。俞兆远从一位榆中县右派处要来一撮旱烟末，卷了颗烟，点着，放在巴多学嘴上。巴多学用他干枯得树枝一样的手指抖抖索索扶住了烟，吸了几口，闭上了眼睛。沈大文是甘肃农大的教授，留美博士，研究植物分类。他和俞兆远在一间宿舍比邻而眠已近两年。俞兆远来夹边沟之初，农场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沈大文还讲过课。这个人不偷不抢，饿得不行了，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他比巴多学躺倒还早几天，已经好些天失去行走的能力了，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去伙房的路是跪着走去再跪着回来。他在膝盖上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以减轻膝盖触地的疼痛。巴多学死后两天的夜里，约11点钟，他把嘴对着俞兆远的耳朵说，老俞，我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俞兆远很惊讶，说，老沈，快到半夜了，我上哪里给你找个饼子去。沈大文说，求你给我找个饼子。实话，我这会儿真是想吃个饼……饼。老沈……俞兆远刚要说话，身旁的右派分子杨乃康捅了他一下：老沈可能不行了……俞兆远的头皮噌地麻了一下，穿上棉衣就跑到伙房管理员的房子去了，说替沈大文要一块糜面饼饼。管理员把他轰了出来：去去去!沈大文要一个饼饼，李大文也要一个饼饼，王大文也说要个饼饼，我哪有那么多饼饼!无奈的情况下，他又跑到大队长梁敬孝的房子去，把梁敬孝从被窝里叫了起来，说了沈大文的情况。他之所以敢在半夜找梁敬孝，是因为他自认梁敬孝对他不错，说不定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去年春播的时候，梁敬孝在地头上问，你们谁会撒胡麻?人们都说不会，就他说了一声我会。梁敬孝问你撒过胡麻?他回答，我十三岁就跟我嫂子种过地，那时我大哥抓了壮丁，家里就我和嫂子再加上我妈种地，我撒过胡麻。梁敬孝不信他十三岁种地，问他怎么撒胡麻?他抱了一个装着胡麻的升子走进田里，然后抓一把胡麻甩到升子上。胡麻撞在升子壁上就散开来，均匀地落在田里。他撒了几把，梁敬孝很满意，说行了行了，我再问你……你会摆耧不会?他又说会，我和嫂子种地的时候，要是犁地，就是我牵牲口，嫂子扶犁，种麦子的话，嫂子牵牲口，我摆耧。我那时间力气不够大，就拴根绳子在耧上再套在脖子上，到地头提耧时往后挺脖子，耧就提起来了。梁敬孝又问，摆耧有个口诀，你知道不?他说，进地三摇摇，出地三不摇。梁敬孝说，你还真是个农匠!梁敬孝原想亲自给几个右派演示种胡麻技术的，此刻他说了声你们几个人听俞兆远的，他叫你们怎么种，你们就怎么种!转身就走了。尔后的日子里，凡是农业上的技术活梁孝敬都派他去做。

这天梁敬孝果然给他面子，说，去，你跟管理员说，给沈大文两个饼饼。就说我说的。

俞兆远领到了两块糜子面饼子，总共五两，高高兴兴拿回去给沈大文吃了。他想，可能沈大文能多活几天了。

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他喊了两声沈大文，也不回答。伸手摸了摸头，已经冰凉。

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巴多学和沈大文相继命丧黄泉强烈地震撼了俞兆远的心灵。做一个正人君子的信条在他灵魂深处动摇了。他想，沈大文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却还是饿死了，我还能熬出夹边沟去吗?

能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他苦苦地思考了几天，终于作出了决定。一天在工地休息，他走到杨乃康身边坐下，试探着说，老杨，饿得走不动了，得想个办法呀?杨乃康无语。他又说，总得想个办法嘛，就这么等死吗?杨乃康叹了一口气说，有啥办法?我有啥办法?你脑子灵，你给我们想个办法嘛。他沉默一会儿，说，办法我倒是想了，就是做起来难度太大，不敢做呀……杨乃康的眼睛盯住了他：什么办法?你说，你想做什么?他没回答，扭过脸去。杨乃康追着说，说嘛，有啥办法你说出来嘛；说出来你要是办不了——还有我嘛。俞兆远觉得是火候了，便说，办法其实也简单，就是怕你不敢干。杨乃康催他：说嘛，你说出来，再说我敢不敢的事嘛!俞兆远说，好，我说我的办法。我的办法呀就是做无本钱的买卖。杨乃康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你是说抢人去?劫道去?俞兆远说，看你说的!我能干那种事吗!我不想活啦!杨乃康说：那你的意思是……俞兆远说，我想偷仓库的粮食……你干吗?杨乃康沉默片刻，说，他妈的不就是一个死嘛!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半夜时分，他们拿了一根准备好的竹竿——竹竿的一头被俞兆远用瓷片削出四十五度的尖角——悄悄地来到了农场的粮库旁边。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粮库旁的一只大黑狗，狗汪汪叫了两声，朝他们扑来，但是他低沉地吼了一声老黑，那狗就不叫了。因为经常从库房拿种子和放回没播完的种子，大黑狗已经和他熟悉了。大黑狗像闻什么气味一样，在他的腿旁转了一圈，摇摇尾巴离去了。不过他和杨乃康没有动弹——事先商量好的，等狗叫过以后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动静。这是夹边沟农场最大的一个仓库，它的西头挨着磨面房，汽车把从外头调拨来的粮食拉到这儿来囤积，然后每天从库里出粮磨面，供夹边沟和新添墩作业站的大灶使用。磨面房旁边有一间小屋，住着一个二劳改专职看守仓库和磨面房。

果不其然，看守室的门轻轻地开启，一个黑影走出来，顺着库房走到东边的山墙，绕过去，从库房北边往西走去。那人回到看守室，才低沉地骂了一声，你这个瞎熊，胡吼啥哩!

一切又归于寂静。

走，上!俞兆远轻轻地对杨乃康说。对这个仓库他们熟悉极了：库房里边砌了一堵墙，把空间隔成了一大一小两间，小间堆放着粮食种子。他还知道，靠着北边的墙壁，一麻袋一麻袋的麦种摞得比窗户还高。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到第一个窗户下边。俞兆远把一条床单展开来铺在地上，然后扶着墙壁蹲下去，叫杨乃康上他的肩膀。杨乃康的一只脚踩上他的肩膀试了一下，说，干脆我给你支架子吧，你不行。俞兆远说你快上吧，我就不信支不住你。杨乃康不再犹豫，两只脚都上了他的肩膀，说声起。俞兆远扶着墙壁往起站了两下，却没有站起来。杨乃康问怎么回事?他回答真不行了，腿没力气。杨乃康说，蹲好蹲好，我下来。他下来后说俞兆远：我说我支架子，你非要……俞兆远说，好，你支架子，你支架子，我真是不行了。于是，他踩着杨乃康的肩膀被托起来。托起来也不太高，这个仓库很高大，它的透气用的窗户离地面约三米，俞兆远站在杨乃康的肩膀上眼睛刚超过窗户台。他一手扶窗户台，一手去推活动窗户，把窗户扇推开个缝隙。他把立在旁边的竹竿举起来探进窗缝，把窗口再推大些，顺势将竹竿捅进去。他看不见里边的东西，所以只能试探着往里捅。因为第一次做贼，神经紧张，心跳得有点喘不上气来了。他只好停顿一下，喘喘气，然后再捅。竹竿和窗棂的磕碰声本来很小，但在他听来如同打雷一般。他是怕狗叫起来，所以每发出一下磕碰声，他都要静一下倾听周围的动静。

终于，通过手的感觉他知道竹竿触到了麻袋。这时他才握紧竹竿，举起，用力把竹竿插进去。然后他用两只手倒着收回竹竿来，摸了摸前端的竹筒。

竹筒里有几颗麦粒!

他的心突突地跳了几下，把竹竿斜过去，将麦粒倒在地下的床单上。他兴奋地说，插上了!杨乃康也很兴奋，用力挺一下腰板说，插上了吗，好，接着插，接着插!

他接着再用更大的力气把竹竿插进去……

后来杨乃康的腿颤抖起来了，说，不行了，我支撑不住了，下来吧。他小心地把窗户扇用竹竿捅一捅关上，说，好了，你蹲下，我下来。杨乃康是慢慢往下蹲的，但是他的腿一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俞兆远也摔下来。俞兆远摔得可是不轻。他的头撞在墙角的水泥地上，发出很重的响声，他痛得叫了一声。立即仓库那边的狗吠了起来。他们顾不得疼痛，卷起床单拾起竹竿撒腿就跑。但是跑出没几步远，狗就扑过来了。杨乃康往地下一蹲，做出摸石头打狗的样子，但俞兆远拦住了他说，不敢打，不敢打，越打越走不脱!他发出很亲切的声音喊狗：黑子，不要吼，过来!那狗还真听话，不叫了，轻步跑到他跟前，围着他转。他摸了一下黑狗的头又说，回去，黑子，回去!那狗围着他转了一圈，跑走了。这时他才说一声跑。

但是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他们跑出去几十步，那个看守追了上来，拦住狗喊，追，快追，黑子!人和狗又一起追过来。那人还大声地喊，贼偷仓库啦，贼偷仓库啦!

这时他们已经跑到仓库北边的菜地附近，那里有两棵沙枣树，他们急忙躲到沙枣树后边。俞兆远说，跑不了啦，那狗日的身体好，跑多远都能追上，得想个办法。杨乃康紧张得嗓音都变了，说，你说怎么办?俞兆远没回答，朝着追过来的人影改变了说话的嗓音吼了一声：王八蛋，你还要追吗?想活不想活了!

那黑影看不见人，便也不敢贸然追过来，只是大声喊来人呀，贼偷仓库了!

俞兆远就怕他把人喊起来，于是，他加重了威胁的成分吼道：王八蛋你还要喊吗，再喊，我可要不客气了!

黑影说，嘿，你狗日的嘴硬，你有胆量给我出来!

俞兆远说，出来!你个王八蛋，不要给粉不知道往哪里擦?我劝你还是回你的房子去。你要是非跟我过不去，看我今晚上怎么做死你。

那黑影不出声了，狗却汪汪地叫着。俞兆远很明白，仓库附近农业大队的劳教分子们是不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只有那些管教干部可能会起床。这是他最担心的，因为他们有枪。他便大声说。爷们，后会有期!我们走啦!

掩在沙枣树后边，俞兆远看那人还不动，就拉了杨乃康一把，两人大大方方走出沙枣树往东北方向的沙包走去。走了几步，看那黑影还站着不动，他们就加快了脚步。

大黑狗一声又一声狺狺叫着。

俞兆远和杨乃康没想到，第一次偷窃就充满了惊险，但又是如此成功：被人发现了而又轻易地逃脱了，还搞到了两斤小麦!他们没回宿舍，而是直接跑到东草洼，搜集些茅草，用饭盆煮熟，吃了。吃着香喷喷的麦粒他俩商量，过两天再搞一次。可是第二天傍晚，他们刚刚从田里劳动回来，梁队长带着几名“拐棍”突然搜查了机耕班的两间宿舍，把所有的铺盖都抖了一遍，把箱子也都打开查看。虽然没有查出什么来，但他俩立即意识到偷麦种的事领导已经判断出是机耕班所为，不能再偷仓库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俞兆远借故去了一趟磨坊。他发现看守室门口的大黑狗被换掉了，原先干部灶门口的一只花狗被人拴在看守室门口。看见俞兆远，花狗就凶狠地吠叫起来。

尽管仓库是不能再偷了，但这次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俞兆远。春节期间的一个夜晚，他又袭击了伙房：在杨乃康的帮助下，他从烧火棚爬上伙房房顶，从天窗里把一根拴着铁丝爪的竹竿捅到面板上，钩出来一块发面团。他和杨乃康又跑到东草洼烧熟吃了一顿。

杨乃康是兰州市西固区委的宣传部长。他和俞兆远在单位上就很熟悉。

过完春节就开始拌种，这时俞兆远就放手偷了。每天收工时，他都抓把麦子装在鞋壳里，或者顶在头上再戴上帽子。他曾经给铁锨换了个竹竿锨把，把竹节打通，往里边装粮食，收工时带回宿舍。这样带了几次粮食之后，他的计谋被一位管教干部识破了。管教干部还跑到宿舍把他的书箱打开，发现他已经存了半箱子小麦。结果扣了他一顿晚饭，还拉出来开了一次批斗会。

拌完种开始春播，他又和其他人在地头偷麦种吃。按照当时的粮食供应量，一天十二两——四分之三斤，粮食不应该那样紧张，可实际情况是劳教分子每天要劳动十到十六个小时，超重超常的劳动把人们的身体轧干了，一斤不到的粮食不能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量，人员大批倒毙!

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每天收工回到宿舍，吃晚饭的时候，灶上给的那一碗末糊汤谁都吃不出它是咸的淡的还是酸的。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第一次吃拌了农药的麦种，他的胃痛，痛得他在地头上打滚；全身出汗，汗水把衣裳浸透了。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过两个钟头肚子不痛了，肠子咕噜噜响，拉起肚子来。拉了好几天，拉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过了几天再吃种子，胃痛就减轻了，也不拉肚子了。

三月、四月和五月不断地播种，种小麦，种胡麻，种苞谷，种高粱。种什么他们就偷什么吃。

六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小麦开始扬花灌浆。这时在地里他们就揪麦穗，嚼，嘬面水。到下旬麦粒还是绿色，但却有仁了，他们就放在手掌上揉搓，吹去麦衣子，吃绿麦仁。

七月，收获的季节，只要躲开管教干部的眼睛，人们就把衣裳铺在地上，提个麦棵子过来，跺几脚，麦粒就掉下来了，就可以大嚼一通。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地头上偷吃麦子，但就俞兆远偷得凶。他不光偷着吃，还储存，把偷的粮食埋在草滩上或者田埂的某个地方，做上记号。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粮食将更加紧缺。

他这种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还真是卓有成效：他身上的浮肿奇迹般地消失了，挽起裤管摁腿，摁不出坑了。而这时夹边沟农场已经饿死上百人了，还有几百人饿得走不动路了。

有一件事情是俞兆远的智慧所没有预料到的。1960年9月下旬，农场领导突然传达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和新添墩的劳教分子，除去体弱多病者，全部转移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酒泉劳改分局决定在那里组建明水农场。指示下达的第二天，生产股的罗股长和两名干事亲自带领从基建大队和农业大队挑选出来的150名年轻强壮的右派先行出发。俞兆远是其中之一。酒泉劳改分局派来了几辆卡车把他们拉到酒泉去乘火车。俞兆远的心痛苦极了，藏在草滩上的粮食只能喂地鼠了!

好多年以后，俞兆远一提起那次转移明水的事就说，那是雪上加霜。火车于第二天上午十点把他们拉到高台县的明水河车站。他们以为到明水农场了，可是罗股长告诉他们，他们一百多人的任务是往东走，去挖大干渠。他们扛着行李走到天黑时分，走到临泽县的新华农场附近的戈壁滩上。罗股长指着几间又破又矮的泥房说，就是这个地方。走近了才看清，戈壁滩上有一条与铁路平行的断断续续没挖成的渠道。罗股长说，这条渠要和张掖的黑河连起来，要引来黑河水浇灌将要开垦的五十万亩土地。

还在兰州当科长的时候俞兆远就听说过，省委计划要在临泽县和高台县建设一片全省最大的谷物场，但他不了解眼前这条开挖后又停工的干渠是什么人挖的——是征集的民工呢?还是劳改队?大干渠往东，每隔两华里就有一片破败的泥房，可见这里曾集中过很多人。

他们把几间破泥房清理清理住了下来，然后就开始挖渠。挖渠的工地离着住处还有几公里，他们每天早上吃过饭就扛着铁锨往东去挖渠，傍晚返回。

挖了四五天，就突然停工了。一名炊事员抬笼屉时掉进开水锅里，人们慌乱中将他打捞出来，身上的皮都酥了。别人想帮他，一扶胳膊，胳膊上的皮掉了，摸哪儿哪儿掉皮。罗股长急忙组织人抬到新华农场医院去，医生们也手足无措，找车往县医院送，走到半路就命丧黄泉。这件事带来些许混乱，停了两天工。后来出工了，又挖渠，挖了七八天就又停了。原因是上边来了指示，挖渠者的口粮大幅度减少，从每人每日一斤减到半斤!右派们惊了：一天一斤尚且饿死人，吃半斤焉能劳动?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天要塌下来的样子。罗股长也觉得问题严峻，怕继续挖渠会造成大批倒毙，便挨屋通知：先休息两天，看上级领导有什么新安排……

等了几天，什么新安排也没有。这时天也冷了，罗股长也不催着出工，右派们每天喝完了两顿末糊汤就都蜷缩在房子里睡觉，尽量减少热量的消耗……

一停工俞兆远便忙了起来。他记着前几天在工地挖渠，看见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有一片绿色，像是庄稼地，估计种的不是苞谷就是高粱。他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几个苞谷棒子或者高粱穗子。停工的第二天夜间，大家都睡觉了，他把一条用毛巾缝下的口袋塞进怀里，对睡在门口的段组长说了一声：老段，我去搞点吃的。段组长说去吧。小心点儿。他还把自己的长毛绒帽子给他，说，把我的帽子戴上，风大，夜里冷。

俞兆远戴的是棉布帽，还是来夹边沟的第一个冬季发的，太薄。

出了房子，俞兆远先顺着上工的路往东走，再朝东北方向拐过去。天还真冷，西北风刮得脸很痛。他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放下来护住脸。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四周漆黑，看不清任何标志，只能凭着感觉走。走了一会儿遇到个塄坎，朦胧的天光下他认出是一条水渠。顺着水渠走了很长一段，就进了苞谷地。一棵包谷一棵包谷摸过去。在他的想象中，农民收得不论多么彻底，总会丢下几个苞谷棒子的，但是，他摸过来摸过去好几趟也没摸着个棒子，连个秕穗穗都没有。

就在他觉得白来一趟很沮丧的时候，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块亮亮的黄砣砣，像是灯光投在地上的那种黄色，在夜幕中很显眼。朝着黄砣砣摸过去，近了，见是一间小泥房，黄砣砣是映着灯光的窗户纸。他悄悄摸到窗户跟前，听到有人说话，再用手指沾上唾沫戳破窗户纸，看见房子里坐着两个穿黑棉衣的人。他从服装上判定这是两个新华农场的二劳改。既然这样深的夜晚这两个人还没睡觉，那就是说他们在值班，在看守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这样想想，就离开窗户从西边绕到房前去。这是个瓜棚样的泥房，房前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门缝里透出窄窄的一束光线根本照不亮院子。但是他的眼睛敏锐地看见了一堆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他挪过去一摸，心就突突地跳了起来。天哪，竟然是一堆苞谷棒子!他忙忙跪倒，从怀里掏出口袋。

他装起苞谷来了。装了几个，他又停住，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挽起来。他想到了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敏锐的听觉，一旦有细微的动静就要作出反应。然后才又接着装苞谷。

他真是个惯偷了。他装苞谷的动作很快，但又很沉稳。为了在袋子里装更多的苞谷棒子，他把每一根棒子都横着摆到袋子里，横上两层之后又从旁边竖着插上几个，把袋子的所有空间都利用起来。他装了五分钟，或者比五分钟还长的时间，袋子装满了。可是他还不满足，还在往里插，用力塞几个进去。然而，就在这时，吱呀一声响，泥房的门开了。一道煤油灯的亮光照在苞谷堆的那一面。他吓了一跳，身体本能地往下一伏，就再也不敢动了，只是抬着脸往门口看。他的心跳得像是要从嗓子里蹦出来，身体却是像掉进冰窖，冷飕飕的。

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身影走出来了，站在苞谷堆那边撒尿。他希望那人撒完尿就进房去，但是那人撒完了尿却又转过身体面朝苞谷堆站着，往他这边看，连裤子都没系。他的心更是紧了一下：那人听见声音了?还是闻到气味了?还是感觉到了什么异常?他眼睛盯着那人，身体伏在地上，心突突地跳动。

他不理解，为什么那人不走，反而弯下了腰往他这边看，还往左边歪了歪头，后来又向右歪头，继续朝这边看。他想要坏事了，那人一定是看见他了，正在想着如何捉他——虽然灯光没投在他的身上，但时间一长，那人的眼睛习惯黑暗了……一刹间他开始思考逃跑的问题：是扔下袋子跑?还是背着跑?扔下能跑掉，但他不甘心；背着跑是无论如何跑不掉的，这一段时间自己的身体变得虚弱了……

但是他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还没决定出怎么逃跑，那人却猛地扭转身体，几步跨进房去，哐的一声关上了门。他听见房子里一个人惊讶地问，怎么啦，出啥事了?另一个人慌慌张张回答：狼，外头有个狼!前一个声音问，你看真了?后一个声音回答，清楚楚的，两只耳朵直愣愣立着。吃苞谷啦，狼吃苞谷啦! 前一个声音又说，抄铁锨，快抄铁锨!走，看看去!

听到这里，俞兆远抱起袋子朝西就跑。奔跑中他听见门开了，凶狠的詈骂声传来：什么狼吃苞谷了，是贼偷苞谷了!追，快追!然后是咚咚的脚步声。

俞兆远的运气真好!他一口气跑了三四百米，越过了几条田埂，一道渠，摔了两跤。眼看着那两个人就要追上他了，谁知黑咕隆咚的看不清路，他扑通一声掉下一个土坎去了。掉下去他的大胯摔伤了，站不起来。心想这下非叫人家抓住不可了，就往崖根里挪了挪，一动不动地坐着。岂知这个土坎很高，那两个人追过来在土坎上站了几分钟，骂骂咧咧折回去了。

那两个人走了好久，他也没动弹，他怕那两个人从旁边绕到土坎下边来抓他。他静静地坐了半小时，除了呜呜的夜风，再也听不见什么异常的声音，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站起来。他的大胯很痛，走一步就剧烈地疼一下，但他忍着痛往回走。他心里很高兴。

但是，他从山水沟里走出来，在荒滩上走了一截，内心的高兴就很快消失了。他迷路了!由于乱跑了一阵，他搞不清自己现在的方位了，是应该往西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南方向走?他很清楚，在十月中旬的荒滩上乱走一夜，会有什么下场!还有，他听见了凄厉的狼嚎。他犹豫了一会儿，又开始走。他想，应该往西走，住处在西边。他看了看天空的三星，判断出哪边是西。他是农村长大的，他知道这个季节三星的方向朝南，他朝着与三星垂直的方向走是正确的。

他很快地走了一截，思想却又被另一种思考所困惑：住处大致是在西边，但如果自己和住处擦肩而过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夜太黑了，看不见周围的景物。可是很快他的心又被更紧迫的危险攫紧了：狼的嚎叫声更近了，更清晰了!不是一只狼，而是两只。如果是一只狼，还可以周旋，而两只狼同时发起攻击的话，自己赤手空拳就无法抵抗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是狼，他必须首先躲开狼。他想了想，就加快脚步朝南走。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狼在一里之外就能够闻到食物的气味。现在狼是从西边走过来的，他必须往南走出一里远才能躲开狼。

他加快速度往南走，越走越快。他的心跳得厉害，神经绷得越来越紧。他已经忘记大胯的疼痛了。

后来，他几乎是跑着前进了。他清楚地听见狼的恐怖的嚎叫声更近了，似乎是狼已经闻到了他的气味，正在向他逼近!近在咫尺!他已经累了，身体发热，胸腔被大口吸进的冷空气刺激得像是撒进了辣椒末，喉咙又辣又痛，腿软得几乎要跪下来。脖子里的汗水向后背流下去，把衣裳浸湿了。不行了，再也跑不动了，再跑就要累死了!干脆停下吧，休息休息吧，听天由命吧!最后，这样绝望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双脚放慢了速度。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狼的嚎叫声已经转移到他的身后去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瘫了。他明白，狼已经往东去了，西北风再也不能把他的气味刮到狼那儿去了!

他很高兴自己没被狼吃掉，坐了一会儿，叫心跳得匀称一些，然后就爬起来往西走。不能坐得太久，因为湿了汗的衣裳冰凉，冷得他受不了啦。快乐是双重的：走了没几步，他发现身旁不远的地方有几个土堆，走过去辨认一下，他差点快乐得叫出声来——天呀，他的身旁就是那条大干渠!顺着大干渠走下去不就是那片破泥房吗?真应该感谢那两只狼，他想。要不是狼逼得跑这一段路，今晚可能还要在荒滩上瞎走多少冤枉路。

但是，顺着大渠走了好长一段路，却仍然看不见住处。他糊涂了：莫不是已经错过了住处?跑了半夜，以他的判断该是走到住处了!回头往东走吧，他又下不了决心——要是住处还在西边的话，不就背道而驰了吗?后来他还是接着往西走，他想再走一截试试，若是还找不到就往回折。结果还没走上半里路，就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坐起来观察，是个小小的土堆。他更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谁会在这种地方垒起个土堆来?在土堆旁转来转去，察看，思考。良久，他猛地恍然大悟：这不是那个烫死的右派的坟墓吗!

又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住处进了泥房。段组长醒着，问了一声：回来啦?怎么这么长时间?他回答：迷路了，在野地里转了半夜。段组长问，搞到什么没有?他没说话，掏了六个苞谷棒子塞进段组长的被窝，然后摸到墙角上自己的铺位，摸着黑开了木箱，把苞谷一个个放进去。锁好。总共是四十二个棒子，段组长六个。锁起来三十二个，留下四个在外头，他钻进被窝，盖住头，慢慢地享用。苞谷的湿润的奶汁在他的咀嚼下渗了出来，甜丝丝的，那个香呀!

翌日晨起床，吃完了半盆末糊汤，俞兆远想好好睡一天，他大胯处的骨头昨晚上扭了一下，疼得厉害。可是罗股长吹哨子把人都集合起来训话，说，供应的粮食就是那几嘴，就是啥活也不干，也搪不住饿呀。你们躺下不动能行吗?今天都进山去，都跟我进山去，找吃的!我跟这里的老百姓打问过，他们说山沟里有一种黄药子是能当饭吃的。今天我们挖黄药子去。

听说进山，俞兆远飞快地进屋，从木箱里拿出四个苞谷棒子塞进怀里，然后提着铁锨上路。他走得飞快，翻过铁路走进山谷的时候，已经把其他人甩开了两里多路。他是有意走这么快的，他想跑到大家前头，挤出时间，躲开人们的眼睛，烧几个苞谷吃。他一路走一路拾柴，进了山谷就拐进一道山沟点着火烧苞谷。他用大火烧，把苞谷皮烧焦了，然后剥掉皮啃苞谷。烧熟了的苞谷更香，啃完一个又啃一个，不一会儿就把四个苞谷吃完了。吃完了苞谷他又想苞谷芯子怎么办——可不能叫罗股长看见，那是个严厉的家伙，知道了他偷苞谷，非扇他嘴巴不可——想来想去，就在离火堆不远处挖了个坑，把芯子埋了，并在上边撒了泡尿。

这时后边的人走过来了，蹲在火堆旁烤火。有的人也在他埋苞谷芯子的地方撒尿，还问，你挖着黄药子了吗?他回答，挖着个球!

不过，后来他专心挖黄药子还真挖到了两个。点上火烧熟，掰开，里面是黄面面子，像烧熟了的红薯。大家掰着尝了尝，有点苦味。

过两天他又去了一次小泥房，且是白天去的。他的目的是踏勘一下，看还有什么可偷的东西。可是去了一看，苞谷不见了，那两个二劳改也不见了，房门上了锁。他扒着窗户往里看看，空荡荡只有一面土炕。这一趟也没白来，找到了一块没有成熟的落花生。他没见过落花生，但他看见了小小的秧子，挖出来又看见根上带着几个白蛋蛋，放进嘴里一咬，是甜丝丝的水泡泡。他读过一位作家写落花生的文章，因此他断定，这是二劳改们试种的落花生，没有成熟。他大嚼了一通水泡泡。回住处时还抱了一捆花生秧子，煮着吃叶子。有人问他吃的什么，他回答菜叶子。

经过侦察，他知道这附近的确没什么吃食可偷，于是就很节约地吃那些偷来的苞谷，一天吃一个棒子，细水长流。实在饿得招架不住了，就去那块地挖些落花生秧子回来煮着吃。

他们这些人在临泽的荒滩上又住了一个多月，时值11月中旬，祁连山下的这片荒滩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并且饿死了十几个人。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场领导就派拖拉机拉他们回农场去了。

在挖渠工地他们听到消息，夹边沟的人差不多都挪到明水来了，他们也都急着想回去，心想场部的条件会好一些。不料回到明水下了拖车，他们的心唰的一下就掉进了冰窟窿。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相差甚远!

夹边沟农场虽然地处巴丹吉林沙漠，但是有农业大队的大杂院，有基建大队的四合院，还有场部的办公室和机关干部们的宿舍房，还有农田还有水渠!这里却是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站在沟沿上往下看。地窝子大小不一，窑洞口挂着草帘子或是破棉絮遮挡风寒，景致如同50万年前黄河流域一处猿人部落的聚居地。唯一体现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东边一条山水沟南端的高地上有几块长着糜谷的庄稼地，两间附近农民种撞田住的土屋，三四间新搭的芨芨草房。有人告知，那是场部和伙房。伙房旁有一口新挖的井。

此处被称为明水农场，是因为在东边二三里处有一条百多米宽的明水河。明水河徒有虚名：河道干涸了，只有下游的河坝里积蓄了一些雨季流下来的洪水。

更叫人心寒的是迁来这里的人们十之二三已经饿死，山水沟两边的荒滩和北边的河坝里到处是新起的坟冢。活着的人们也都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半数人已经躺倒，能活动的人们在中午时分挪出洞穴在阳洼地上或坐或卧晒太阳。人们去伙房打饭的力量都没有了，开饭时炊事员提着桶往地窝子和窑洞送饭，给每个人抖抖索索举起的饭盒里舀上半马勺末糊汤。每天的定量是半斤豆面。

从工地上下来的一百多人被安置在西沟的十几孔窑洞里。西沟比东沟深，窑洞也大一些，一窑住四五个人，大的几孔能住十几二十人。据人们讲，在他们到来之前，领导把这些窑洞的人合并到减员较多的其他窑洞去了。那些窑洞的不少人此时在沟外的荒滩上长眠不醒。

右派分子们静静地生活着。他们平静地等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只有极少数不安宁分子采取了特殊的生存之道：逃跑。

俞兆远没有逃跑。父母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把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典出去，送他去上学，指望他给家庭带来荣耀。他跑回去父亲一定会背过气去。至于回兰州的家，他想都没敢想：五尺汉子，如何藏身?他想，不逃跑，但要活下去!

于是，当大家躺在窑洞里喝末糊汤时，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把明水农场的沟沟坎坎丈量了一遍。他的“丈量”是卓有成效的。东西两条沟之间有一块收获过的萝卜地，地边上有间类似瓜棚的小屋，门口堆着许多萝卜缨子。这是伙房的财产——可能是农场花钱把全部萝卜买下来了——有时候劳教分子吃的末糊汤里放一些萝卜缨子。瓜棚里住着一个姓周的二劳改，负责看守这堆萝卜缨子。白天偷萝卜缨子是不可能的，瓜棚的门开着，那个二劳改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打盹。夜里，有一盏风灯放在窗台上，窗子没有窗户扇，灯光正好投在萝卜缨子上。二劳改穿着厚厚的衣裳在炕上坐着，眼睛从窗户往外看，过上十分八分钟还走出来转一圈，手里拿个木棍。经过多次的侦察，俞兆远决定夜里去偷。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贴山墙站着。等二劳改巡逻完进屋，他就四肢着地爬到窗户跟前。窗台把灯光挡住了一部分，窗外有一片短短的黑影；有一截黑影正好落在萝卜缨子上。他借着影子的掩护，很快地装了一袋子萝卜缨子。就三两分钟的时间，他已从黑影子下边退了出来，抱着口袋跑回窑洞去。他们窑洞住四个人，四个人搜集些茅草点火，煮着吃了三天。

三天后他又去偷，刚刚装了半袋子，姓周的二劳改从他身旁的田埂后边扑上来，狠狠打了他两棍子。二劳改说，狗日的，我等你三天喽!

他拖着一条被打瘸了的腿回到窑洞。他再也不去偷萝卜缨子了。他知道，二劳改谋到一个好差事也不容易，他们对工作尽心尽力是很正常的。等腿好点了，他就把目标转向了糜子地。在他们住的山水沟南端，也就是场部的南边，有一大片糜子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已近十一月下旬，那片糜子还长在地里，是种地的农民被征集去搞水利了?还是种撞田的生产队不看重这片糜子?但奇怪的是有几个妇女看守着庄稼地，住在一间“瓜棚”里，时不时出来巡视。俞兆远和杨乃康合伙来偷糜子，到了糜子地附近，在田野上趴着。由俞兆远学狼嚎，一声扯一声的“狼”嚎声中，巡逻的妇女们都回到“瓜棚”去了。这时，他和杨乃康钻进糜子地，把糜子捋进口袋。俞兆远捋上几把糜子，停下来学两声狼嚎，然后再捋。捋满了口袋，两个人仍然学着狼嚎跑走了。糜子可是好东西，他们舍不得给别人吃，回去后把糜子埋在窑洞附近的崖坎下边。但是，第二天夜晚他们去吃糜子，发现埋下的糜子不翼而飞了。他们判断糜子被人偷了——有些右派专门在窑洞附近或者崖坎下边寻找别人埋藏的食品。于是，他们第二次偷来糜子以后就往北走，走到山水沟北边的河坝里，埋在死者的坟头上，做好记号。每天夜里，他和杨乃康来这儿炒着糜子吃，或者生吃。生糜子嚼起来也很香，还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只是嚼碎了的糜子皮爱粘舌头，粘在嗓子里很不易吐出来，容易带来剧烈的咳嗽。

好景不长，十一月底，来了一群农民，风卷残云把那片糜子割走了。然而就在此时，俞兆远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离他们窑洞不远的地方，山水沟的一个拐弯处，有一个垮子。垮子三面是崖坎，另一边插着篱笆。这是农场的一个羊圈，里边圈着七八十只绵羊。羊圈里头有个窑洞，住着两个牧羊人——兰州市的两个右派。这两个右派和其他右派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很健康，面孔红润，红得都有点发紫了。俞兆远不明白他俩为什么有着那样健康的面孔，问人。有人告诉他：每过两三天，放牧归来，两个右派就背回一只半死不活的绵羊来。人们都看见过，那只羊的屁股成了个血窟窿，肠子还往外耷拉着。牧羊人向队长汇报：羊群在野外遇到了豺狗子，豺狗子把羊屁股掏去吃了。讲故事的人说到这里很生气，说，这样的事出了很多次了，队长们不追究他们，只是叫他们把死羊交上去，照旧还叫他们放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们两个人吃肥肠，管教干部吃肉，把骨头给灶上熬汤，还说是给我们宰羊改善伙食了……

俞兆远听了故事一点儿也不生气，还开导那人：这事你生啥气呀，现在是啥时局嘛——饿死人的时局，八仙过海各现其能的时局——你有本事你也吃肥肠去，吃不上不要妒忌人。接着他又问，那羊皮哪去了?那人回答，在梁队长的房顶上。

听说是在梁队长的房顶上，俞兆远立即就跑到农业大队办公室去了。看看梁敬孝不在，他便很敏捷地从房顶拽下两张羊皮，跑到河坝里去，点上火燎羊毛。羊毛是烧不干净的，燎得狠了羊皮就烤焦，燎得轻了，皮上剩下两毫米长的一层毛根。他干这种活很有耐心：慢慢地燎了一整天，将羊皮烤得硬夸夸黄澄澄如同马粪纸一样，然后撕成小块放嘴里嚼，美美吃了一顿烤羊皮。吃剩的羊皮拿回窑洞，给其他人一人分一块吃。杨乃康嚼着又脆又香的羊皮说，老俞，要是能回到兰州，就凭你给我的这块羊皮，我请你到悦宾楼吃一顿烤鸭。悦宾楼的烤鸭比不上你的烤羊皮的一半香呀!俞兆远的好日子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因为在明水农场的确没什么东西可偷了。

但是俞兆远的确不愿坐以待毙，又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一天，他过了铁路进山谷挖黄药子，回来的路上看见了几根骨头棒子，就把它们拣了回来。山谷里有许多这样的骨头，他估计不是人骨，是兽骨。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吃了两天骨头棒子，十二月上旬，队长就把他调到西沟的病号房当看护去了。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梁步云灰溜溜回到农场，想来想去决定成立病房，想办法少死几个人。于是，管教干部们亲自动手，把全场饿得爬不起来的人集中在山水沟南端的七八间大地窝子里。每个地窝子盘个炉子取暖，并且派两个身体好点的人做看护。看护的任务是开饭时炊事员送来了饭，他俩把每个人的饭盒收集起来叫炊事员打饭，然后送到每个人的手里；还要给病号们端屎端尿，叫病号躺着别动，减少热量消耗。病号们每天夜里十点钟有一顿加餐——场长指示，每天宰两只羊剁碎了熬汤，再加点胡萝卜、菜叶子，给病号增加点营养。

看护人还有一个任务：把死了的病号用被子卷起来，捆好，拉到门外放着，再把新病号安置在空出的位置上。俞兆远是个聪明人，他发现夜半时分病号死亡的多——他们入睡后再也醒不过来——于是，每到半夜，他就把所有的病号叫醒，叫他们坐着说说话，少睡点觉。有些病号烦他这一着，骂他：滚开，烦死人了，连觉都不叫睡!但他不生气，笑嘻嘻把病号拉起来坐着。他笑着说，你狗日的要是不起来坐一会儿，死了可不要怪我。

由于他奇特的护理方法，他的病房里死亡率最低。

当看护期间他没偷过什么东西，因为一间病房有三四十个病号，忙，顾不上偷。结果，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迅速地垮下来，他的脸和腿肿了起来。

也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就在他非常悲观地认为离死不远了，将步那些死难者的后尘走进酆都之时，西北局兰州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纠正省委的左倾路线，抢救人命。十二月下旬，明水农场来了一辆大轿车，把“病情”最严重的人拉到新华劳改农场去休养。作为护理员，他忙里忙外搀扶病号上车。一辆轿子车，座位和过道都塞满也只坐了五十个人。车要开了，梁队长叫他也上车，说是到了新华劳改农场还要他伺候病人。他忙忙地回自己的窑洞去拿行李，看见杨乃康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他又急急地跑去找梁队长，说杨乃康不行了，也叫他挤上去把。梁队长同意了，他走回去搀扶着杨乃康上了大轿车。

这五十一个人到了新华劳改农场，住在两间学校的教室里，地下铺了许多麦草。在这里他失业了，因为有一批从上海“收容”来的无业市民、妓女、舞女和旧政权的一些职员正在这里劳动教养，领导从他们当中抽了十几名姑娘伺候这些病号，端屎倒尿。

在新华农场，俞兆远又接着偷。虽然他也享受病号的待遇，一顿一碗很稠的加了肉末的大米粥，但是他总觉得饥饿难挨，每天吃过了饭。就到处蹓跶。一天，他进了一间办公室，看见墙根上立着两麻袋大米。他就盯上了，坐在办公室门口装成晒太阳的样子，等待时机。后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去了一下，他立即溜进去把大衣的口袋装满了大米。还在明水当护理员的时候，他拣了一位死亡者的灰棉布大衣穿在身上取暖。然后很快地走出来又倚着墙晒太阳，嗓子里还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这时工作人员回来了，并且发现大米被盗了，嘴里喊着米叫人偷了米叫人偷了，跑了出来。工作人员看见了晒太阳的俞兆远，问他，你看见有人进来过吗?他回答，是有个人进来过，是个穿黄大衣的。问那人往哪边去了?答，往西走了。那人匆匆往西追了过去。他从容地站起来，大大方方走回病号房去。他把杨乃康叫起来，扶着他走到外边去，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个人嚼生大米。

也不知道何种原因，过了三四天，一辆大轿车开到新华农场把他们又拉到了明水农场西边十五公里处的碱泉子农场，住进一间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在他们到来之前，明水农场的另外几十名体力衰竭者已先期到达了碱泉子农场。

在这里，他们被告知，休养几天，身体好点后就送回兰州去，可是情况却进一步恶化：没有肉粥了，粮食供应又回到每天半斤豆面。死亡继续蔓延!

碱泉子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这里也在饿死人。

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俞兆远也走不动路了。碱泉子农场也有很多从上海“收容”来的妇女，领导叫她们侍候这些右派，端屎端尿，但俞兆远不习惯这种扶持还是坚持自己上厕所。谁知有一天去了厕所，蹲在茅坑上他居然站不起来了。他用双手触地想先撅起屁股再抬起上身，不料手一软一个跟头栽倒了。他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有人进来解手才把他扶起来。这件事吧他吓了一大跳：他想可不能躺着等死了，必须搞到吃的。

人只要不放弃生的追求，就总能绝处逢生。俞兆远多年后讲到夹边沟的时候这样对我说。他说在厕所摔倒的第二天傍晚，吃完了末糊汤，他慢慢地在碱泉子农场的角角落落蹓跶，想找点能吃的东西。突然几挂马车驶了进来停在粮仓门口。碱泉子农场的管教人员叫来一帮二劳改卸车。车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蚕豆。有的麻袋破了，卸车时蚕豆洒在地上。他想上前捡几颗蚕豆，被管教干部喝退了。他想，可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就围着马车转呀转呀，琢磨怎么搞到蚕豆。突然他发现这天的月亮很亮，月亮把库房的暗影投在院子里，其中一挂马车的拉套马正好有半截身躯站在暗影里。办法马上就有了：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潜入库房的暗影里，慢慢地接近了拉套的马匹。他跪倒，四肢着地从马的两条腿之间钻过去，在马肚子的掩护下又进到辕马身下，然后钻到车下边去。二劳改们正在卸粮食，管教干部站在一旁监视，但谁也没看到俞兆远已经爬到车槽下边了，一下一下地划拉地上的蚕豆。他把大衣的两只口袋都装满了蚕豆，然后又小心地从马腿之间爬了出来。可惜的是刚刚爬到库房的暗影里，他以为安全了，往起一站，突然的一阵头晕目眩，眼前迸发出一片耀眼的白光，猝然摔倒了。他摔倒的声响惊动了一位管教干部。

这个管教干部叫人把他拖到梁敬孝住的房子，说，你看你们的人干的好事!他把俞兆远口袋里的蚕豆掏出来叫梁敬孝看。梁敬孝看着他的手说，啊呀呀，人都晕过去了，你还做啥嘛!那位管教干部愣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

俞兆远回到大房子之后，把偷来的蚕豆分给身旁的人吃，一人几颗。他自己多留了一些，躺在被窝里蒙上头嚼上几颗，再嚼上几颗。生蚕豆的味道竟然香醇无比。

明水农场的右派们在碱泉子农场“休养”身体的时候，省委派往夹边沟的工作组正忙着联系车皮。1961年1月1日，右派们接到通知：今天要走一批人。为了保证右派们平安回到兰州，从张掖地区医院抽来了几个医生，挑选病号中的“健康者”先走。检查到俞兆远了，一位医生叫他站着，用手捏了一下大腿。俞兆远干瘦的大腿哪经得他的一捏——扑腾一下倒在地上。他就说，不行，这个人不能上火车。

过了几天又送一批走，梁敬孝事先通知他：你想走不想走?想走就精神些。于是，俞兆远把身上的劳教服脱掉换上从家里带来的三年来一直当枕芯的棉袄，并且洗了洗脸，从梁队长那儿借个剃须刀刮了脸。当医生检查到他捏大腿的时候，他咬着牙挺住没有摔倒，连哼都没哼一声。这时候梁敬孝很默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看这小伙子，多精神!医生看了梁敬孝一眼说，叫他上车吧。

这天是张掖地区派来的大轿车把他们拉到高台火车站的。黄昏时分火车进站，人们蜂拥上车。火车在高台站就停五分钟，人们都着急，使劲挤，竟把俞兆远挤下站台去了。他从车下边站起来想爬上站台，但是爬了几次，用尽全身力量也上不了站台。这时人都上了车，要发车了，兰州市公安局来接他们的张科长吼他：快上来，火车要开了!他说，我是想上来，但我上不来!就叫火车轧死算了!张科长说，你想死呀，我还不能叫你死!他一把将他拉了上来，推上车去。

车到兰州，几辆大卡车把他们拉到民政局招待所。进了招待所，他立即到处巡视，看有什么东西可偷。他看见招待所餐厅外的墙上挂了许多一把一把扎好晾干的芹菜，当天夜里就偷了一把。吃完了招待所供给的大米粥，他和同房的人又煮芹菜吃。招待所的大米粥很好吃，煮得很软，还加了许多肉丁。只是一顿只给一碗，吃了饭就跟没吃一样，胃空荡荡的很难受。第二天晚上他又去偷芹菜，却发现已经被人收起来了。但是他看见了厨房门口的泔水桶，把手伸进去捞了两把，桶底有许多煮米饭煮糊了的锅巴。他回客房拿个洗脸盆来捞了半盆，拿到水管子上冲洗了一下，又拿回客房煮了煮，几个人分着吃了。过两天他又侦察什么东西可偷，竟然在张科长住的房子里发现后窗户台上放着几摞烧饼。他认出来了，这是返回兰州时坐火车，餐车供给大家的烧饼，张科长全买下了，一人只分了一块，剩下的现在全摆在房里的窗台上。他绕着房子转，看到后窗户上有一块玻璃碎了，掉了一半，可以伸进手去，但却没法下手，因为房子里总是有人。看见那么好的烧饼摆着却吃不到口，他心里急得要命，就总是围着那间房子转来转去，寻找机会。恰好一天的上午，他从餐厅出来，看见张科长和几个警察去会议室开会去了，他认为机会来了，就急忙跑到张科长房间的后窗户去。到了窗户跟前，却又发现房子里还留了个被人们叫做小李的青年警察，他还是下不了手。这可怎么办呀，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他略一思考后就跑到前门口去，捏着鼻子学服务员的声音，娇声娇气地喊，小李呀，张科长叫你到会议室去一趟。听见小李应了一声，他转身就跑到山墙处躲起来。他原想把小李支开，然后从前门里进去，但是小李走后他过去看看，门被小李锁上了，进不去。他又绕到房后去，从碎玻璃处伸进手去。

小李进了会议室，问张科长，你叫我有什么事?张科长一怔说，我什么时候叫你了?小李说，咦，一个女的在门口喊，说你叫我。张科长说哪有的事……但他立即就反应过来，说，快，快回去，调虎离山计，有人偷东西了。

俞兆远的手是伸进去了，但是没想到那几摞烧饼正放在耷拉在窗台的窗帘上，无论手怎么伸过去，都拿不到烧饼。他正在琢磨如何拿到烧饼，房门就突然开了，小李跑了进来。眼看着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他一着急就用力伸长手臂去拿烧饼，扯动了一下窗帘，结果烧饼全掉到地下去了。他看偷窃无望，抽出手来就跑。他跑到东边，正好两个警察从山墙后边迎过来，就又掉头往西跑。没跑上几步，又见张科长提着手枪堵住了去路。他只好站住。

张科长走到他跟前，手枪指着他的肚皮说，啊呀俞兆远，你就偷疯了，在碱泉子农场偷，到了兰州还偷!你怎么是这么个贼骨头?你再偷，你再偷我把你一枪崩了!

因为偷窃失败，俞兆远非常沮丧。此刻听了张科长的话。他把大衣敞开了怀，用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肚皮说，你朝这儿打，你朝这儿打。你把我一枪打死算球喽!

张科长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你不偷就不行吗?

他说，那有什么不行呀，我不偷当然行呀，你给我几个烧饼吃，我不就不偷了吗?

张科长说，俞兆远，我先把话说明白，那烧饼我一个也不吃，可是我也不能叫你吃。我要是把烧饼给你，你早就没命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的肠子现在比纸还薄，不能一下子吃多了。吃多了肠子就挣断了。俞兆远说，这你就说错了。我的肠子是薄，可那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炼出来的，啥都扎不破。夹边沟的树叶子扎不破，芹菜秆秆扎不破，烧饼能扎破吗?张科长瞠目结舌半晌，说，这是大夫说的!

俞兆远在招待所休养了一星期，他女人接到通知来接他回家，书包里提着花卷。临走时，张科长嘱咐女人：你可不要乱给他吃的呀，出了这个大门，要是胀死了，我可不负责任。

出了门，两口子走到自由路火车站去乘开往西固区的市郊列车。在站台等火车，俞兆远对女人说，给我个馍吃。女人不给他。女人说，张科长说了，你们刚吃过午饭，不叫我给你馍。俞兆远突然就哭了：

在夹边沟饿了三年，没吃的，差点把命送掉；回家来了，你还不给馍吃……哎咳咳咳……

女人怔住了，良久才明白原委，掰了半个花卷给他。看着他的吃相，女人也哭了：我哪里知道你吃不饱呀，你来信就没说过吃不饱的话，一次也没说过……嗯嗯嗯嗯……

后记

在金塔县城建局家属楼的一间住宅里，俞兆远先生讲述完了夹边沟的故事，又补充说，哎，说起我做贼的事，丢人得说不成：回到西固的家中，三个月过去了，我的腿已经有力气走路了，可是肚子还是饿得受不了。一天到晚心里就想着吃的，还特别是想吃生粮食。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有一天女人上班去了，我偷着把面柜柜上的锁子捅开了，用一个大茶缸子挖了一缸子苞谷面，放在我的书箱箱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用小勺勺舀着吃上几口。生粮食吃着那个香那个甜呀……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就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觉，肚子咕噜噜咕噜噜地响，那个难受呀……我吃生粮食的习惯，直到1962年冬天才克服掉，因为那一年女人要和我离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离婚原因之一是指控我偷面柜柜里的苞谷面吃，还非要生吃不可!她说她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邻居们都知道了，她克扣丈夫，不叫丈夫吃饱，逼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

憎恨月亮

今年深秋的一天，我终于寻到了席宗祥，在兰州市东城巷一栋很旧的楼房的顶层。听说我是专为了解夹边沟的情况来找他的，他大为惊讶。他一边叫我进房子一边问我，你怎么知道我是夹边沟出来的?又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我说你叫我坐下呀，坐下我再跟你说。

席宗祥剪着一头很短的白发，面孔红润，运动员似的身材，根本就不像个六十七岁的老人。尤其是他听了我的话，一只手搔了搔后脑勺，笑着说请坐请坐，脸上出现难为情的神色，就像是个大孩子。

我坐下了，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看完信我再说。

他接过信坐下了，看信，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嘿儿嘿儿笑了：俞兆远，嘿嘿，是俞兆远介绍你来的呀。

我也笑了：对了，三年前去金塔县采访俞兆远，他就写了这封信。他说你们是好朋友，叫我拿着他的信来找你，你会接受采访的。他说你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藏掖掖躲躲闪闪。

那你怎么现在才来?老俞三年前给你的这封信嘛。

席宗祥一口的兰州方言，我便也用方言回答。

是三年了，主要是这几年来我都在河西采访，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人一个人地找。再说，我也是二中毕业的，我想，等我采访完了河西的人，回过头来再采访你也不晚。

他似乎有点惊讶：你也是二中毕业?

我说，对呀，我们是校友呀，你不是五零年二中初中毕业的吗?我是六五年毕业的。

他说，我哪年毕业的你都知道了?

我笑了：那还能不知道吗?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你。我还知道，你是怎么划成右派的。还知道你在夹边沟的戏剧性的故事……你就谈一谈吧，谈一谈你的故事。

席宗祥也笑了：嘿嘿，我有什么可谈的嘛。夹边沟的右派大都是知识分子，而我才是个中学生——连高中都没读完——我跟人家不一样。

这才是我千方百计要找到你的原因。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不管是当右派或是在夹边沟，你跟别人都不一样。说吧，请从头说起。

经过一阵寒暄和聊天，我和席宗祥谈得很投机，就像是老朋友见面一样。很快地他就讲起自己的故事来——

要说我去夹边沟，那还得从1951年说起。你不是知道吗，我是1950年在二中初中毕业的。然后我就去师大附中上高中。师大附中是甘肃最好的中学，现在也是最好的中学——甘肃省的重点中学，高考录取比例全省第一。我上师大附中的目的，也就是想将来考个好大学，名牌大学，可是1951年出了一件事。

那年秋天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二了，天已经凉了，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那时候学校条件不好，虽说是名牌中学，但课桌很旧了，桌面坑坑洼洼不平，我经常在桌子上铺一张报纸。那天，我往桌子上换了一张新报纸。换好之后在板凳上坐着，发现报纸上印着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也怪了，平常看见毛主席的照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是那天看着毛主席的照片，总觉得毛主席长得太秀气，有点女人相，不威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是当时我把他和斯大林相比的原因吧。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就挂着马恩列斯的伟人像，斯大林穿着元帅服，留着八字胡，很威风的样子。于是，我就拿起毛笔给毛主席画了一副胡子，斯大林的胡子。

画完胡子我还挺高兴的，觉得长胡子的毛主席很威风，像个男子汉，大人物。然后我就到操场上打篮球去了。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爱打篮球，我的身体好，个子也高，是校篮球队的队员。一场篮球还没打完，有个同学就跑来叫我了，说班主任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班主任老师叫我是正常的事，我是班里的体育委员，经常为开展全班的体育活动和老师商量这事那事，班主任还对我挺好的。谁知那天到了办公室，班主任脸色很难看，问我为什么给毛主席像画胡子。我当时没把那事情当什么严重的事，就承认是我给毛主席画胡子了，还说了为什么画的。班主任听我说完，训起来了，说，是这么简单的事吗?这可是政治问题呀!他说是政治问题，我还不服气，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不就是画个胡子吗。老师很生气，又说我，你这是污辱毛主席。我更不服气了，说，去年夏天教导处的老师把半抽屉没用的学生照片倒在垃圾堆上，有几个同学把照片拿到教室里，给女的画胡子，给男的画辫子，你也看见了，也没说是污辱同学。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给同学们画胡子不是污辱，为什么给毛主席画胡子就成了污辱了? 这句话我当时没说，因为我看老师的脸色很严肃，很难看，我有点胆怯。

当时，老师似乎也被我的话说得语塞了，有一阵子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你这个席宗祥呀，你考虑问题的方式成问题呀!你惹下祸了，你还没认识到怎么惹下祸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写个检查，明天给我交上来。

老师叫我写检查，我回去就写了。说实在的，我那时候脑子里缺根政治斗争的弦。不光是我，我们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都缺政治斗争的弦。我们都认为，上中学嘛，就是为了将来考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什么要求进步呀，入党入团呀，为共产主义奋斗呀，那时候还没有在脑子里扎下根来，班里要求入团入党的人还是少数。如果哪个同学入团了，批下来了，其他同学还笑话人家：哎呀，成了团员了，将来能当官呀。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建国才两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入党入团，还没认识到入党入团的重要性。那时候同学们当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像后来：把入团入党放在一切事情之上。

当时的思想状况就是这样，可是那天回去之后我还是动了脑子，认真写了个检讨书，给自己扣大帽子：我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是污辱了毛主席。毕竟那时候共产党已经建国两年多了，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我也怕把这件事扯到政治立场上去，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

但就是这样，过了一天，老师还是叫我在全班作检查。作检查的时候，学校教导处主任都参加了；检查完之后，班上的积极分子们发言批判我，还喊了口号：打倒席宗祥的反动思想!

没有，没有喊打倒席宗祥。到底，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还不像五七年的浓厚，阶级斗争的螺丝拧得还不是特别紧，还讲一点政策性——没把我当阶级敌人来批斗。

陆陆续续开了四五次批判会，批判会就停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这时候我的心里灰溜溜的，觉得丢人现眼得很，这个学再也不能上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就交了个退学报告，回家去了。

回家去干什么呀。我们家在水磨沟住，就是桦林坪和四墩坪之间的那条沟里。那边离阿干镇煤矿近，我们家已经在那里住了两代人了，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就是烧砂锅的：夏天把煤买下，合泥做成砂锅坯子，再烧好放着，冬季的时候卖给农民或者挑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三毛钱一个大的，七毛钱一套——一大一中一小。小本生意，我父亲和一个叔叔一年四季做砂锅，忙的时候再雇一两个人，不忙的时候就自家人做，全家人忙。我实在不愿意做这个活，心想读了十年书，就一辈子挖泥蛋蛋吗?我在家里帮我父亲做了半年砂锅，就又离开家了。是我表叔介绍的，到市建筑公司的建筑工地当个管理员。对于这个工作，我从心里是不满意的，虽然算个干部，但却是成年累月在工地上待着，什么吃喝拉撒睡都要管，一天到晚乱糟糟的，但又找不到好工作，就一直凑合着。到了1954年的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实际就是内部肃反，叫大家交待解放前干过什么。我是五二年才参加工作的，觉得事情与我无关，开会时不发言，结果领导却不指名地点我：有的人历史上犯过错误，有严重问题，可是不主动交待。我一听是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不就是给毛主席像画了个胡子吗，怎么抓住不放呢。第二天我就不去开会了，写了个假条说我要考大学，请长假——又回家了。

当然了，大学我是考不上的，我连高二都没有读完嘛。我就又在家待下了。待到五五年底，公私合营，我们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五六家砂锅作坊合在了一起，成了个陶器手工业合作社。当时合作社没有一个文化人，合作社的领导就来动员我，说你都二十几岁的人了，没个工作，在家里闲着，叫你老爹养你呀!干脆参加合作社吧，给我们当个会计。我那时已经结婚了，没有合作社的时候依靠父亲生活还可以，可是一搞合作化，父亲一个人才挣几十元钱，生活发生了困难，我也就同意到合作社工作了，月工资六十元。

在陶器合作社当了两个月会计，五六年初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又成立了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在小西湖的骆驼巷小学租了一间教室上课。那时候没老师，就又把我调去当专职教师了。业余学校都是夜里上课，白天跟着领导这里跑那里跑，叫我替他们写材料搞宣传，一天到晚挺忙的，可是把我的工资降到三十元了。我对降工资有意见，就说工作比过去多了，怎么工资倒降了?领导对我说，你过去是工人，现在是干部了，政治待遇高了。工资就少些呗。我当然不满意，就说，我要养家口，三十元的工资哪够用的?国民党的时候，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要挣两三个警察的工资，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当老师的连半个警察的工资都挣不上，我怎么养家口?当时我就提出来不当老师了，还回合作社当会计去，领导不同意。

当了一年多不到两年老师，整风运动开始了。整个大鸣大放我就没说一句话，因为给毛主席像画胡子的那件事我晦气了五六年，上不了大学，找不上个好工作，我还敢再提什么意见吗!那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归七里河区政府合作科和市手工业管理局双重领导，整风时与七里河区文教科在一起学习和开会。一天下午开会时，我和一个叫姚家达的夜校老师坐在一起吸烟。当时整风小组的组长已经宣布现在开会，大家不要说话了，但很多人都在说话，没理会他，他就点我的名说，席宗祥，你再不要说话了!我根本就没有说话嘛，我在那儿吸烟嘛，他无缘无故点我的名，我就心里很反感，就顶了他一句：你看见我说话了吗?你怎么胡点名哩!

第二天就开始批判我，又是大字报，又是积极分子们发言，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给毛主席像画胡子，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说我对毛主席、共产党有刻骨仇恨；还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还说过什么什么……对于这些断章取义的批判我当然不服气，就顶，就吵，结果，我就成右派了。

我的右派是1958年4月10日，由整风小组的领导宣布的：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宣布我劳动教养之后，领导还组织我们几个去劳动教养的人学习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并不是劳改，只是行政处分的最高手段，你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如果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还可以回原单位工作。领导宣读条例，目的是叫我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我却记下了这么一句话：不愿意去农场劳动教养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于是，领导刚讲完话，我就说了：你们就把我开除公职吧，我要自谋生计，我不去农场劳动教养。

其实，劳动教养条例是骗人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妈就告诉我，早晨我上班走了之后，学校的负责人安殿策就到我家去了，说是要户口本用一下，中午就送回来了。我问我妈他要户口本干什么，我妈说她也不知道人家把户口本拿去干了啥事。我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她把户口本拿过来叫我看，说你看一下，到底人家拿去做啥了。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我的户口被注销了，写着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

我想自谋生计的幻想也落空了。那时候派出所三天两头查户口，谁家从外地来个客人住三天以上都要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不报临时户口，街道干部就天天来撵，再要是不走，派出所就来人把你带走。我没有户口了，当然就不能在兰州待了。4月20日，整风领导小组又宣布了几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把我们都送到夹边沟去了。

我当右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在前边跟你说了，夹边沟的右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共产党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我既没有文化，又没什么思想，把我弄到夹边沟去真是滑稽得很。

说到这儿，席宗祥就要结束他的故事，他说，我在夹边沟的事情就不说了吧。你这两年采访了不少人，可能已经知道得不少了，说起来没啥意思。

我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谈谈在夹边沟的经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就是要听你在夹边沟的故事的。好几个人都跟我谈到了你在夹边沟的事，说是很滑稽，但谁都说不清楚。你一定要详细谈一谈。

看我坚持要他谈夹边沟亲身经历过的事，他静了一下，搔搔白花花的头顶，脸上出现天真的窘态，他说——

夹边沟，咳，在夹边沟的事说起来可就多了，一时半时说不完的，我就挑一两件跟你说说吧。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的确是老老实实，非常努力地改造思想了。为什么呢?我认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自己真倒霉：旧社会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新社会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怎么就落到了劳动教养的下场?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有错误：没有写过入团入党申请，没有靠拢过党组织，思想里没有突出政治要求进步的意识。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小业主——公私合营的时候，我们家的财产入进合作社里，还给我家作了一千元的价。想通了这些，我就努力地改造思想了，积极地劳动，还向领导写了保证书、思想认识。我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那时候我在基建队挖排碱渠，定额是一人一天挖十方土，我每天都超额完成；后来调到农业队，翻地的定额是一天一人翻一亩地，用铁锨翻，我一天翻二亩。五八年五九年大跃进，夹边沟农场也大跃进大干苦干搞打擂台争红旗，有一天我半夜里一个人下地，翻地到天亮，白天又翻了一天，翻到天黑透了，看不见铁锨了。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地，挣了个全场第一。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干?就是为了把自己改造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那次打擂台争了个第一，人们都议论，国庆节的时候肯定要给一批右派摘帽子，我打擂台立了一次大功，一定会给我摘掉的。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那年的国庆节开大会，三千名右派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给他们的待遇是劳改期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待遇，一月24元的工资，和就业人员在一起劳动。我们进场的时候，夹边沟有几十个就业人员，他们的任务是领着我们这些劳教分子下地劳动。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对全体右派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们被宣布送夹边沟劳教前，领导讲过，到了夹边沟如果劳动得好，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家了，可是现在摘了帽子的人也不叫回家，这不是成了无期徒刑吗?已经两年了，我忍饥挨饿，拼命地干。本来，我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再加上这次思想上的打击，我一下子精神就垮了：国庆节过完，我就起不了床了，去伙房打饭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夹边沟农场我得感谢俞兆远。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的科长，还兼着民政科的科长。这个人是聪明人，他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没要过家里一分钱，也没叫亲属寄过食品，到处偷吃的，劳动时偷懒耍滑，不出力，但他和分队长、管教干部关系还好，原因是他在农村长大的，会干活，领导经常叫他领着我们干这种活那种活，他把领导哄得好。他还有同情心，看我真的垮了，就跟队长说了说，要把我调到放水组去，专门给地里浇水。一开始我还不愿意去放水组。夹边沟的水金贵得很，我怕跑了水追究责任。俞兆远就说我：你不知道放水的好处——浇水是个轻松的工作，就是挖口子堵口子，不挖口子堵口子的时候就在田埂上坐着休息。平时还能从菜地偷个萝卜偷点菜吃，也能挖几个土豆吃。要是夏季庄稼成熟的时候，还能从麦田里搓点麦粒吃，吃不完的在地边上埋起来，困难时再挖出来充充饥。

于是我就调过去了。一调过去我才发现浇水真是个好活，五九年秋收，我就偷下了几十斤糜子埋在沙包里，把五九年的冬季熬过去了。那时候我也想通了，保命要紧，能偷就偷，能吃上一口就吃上一口。

到了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我偷下的糜谷都吃完了，人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可是要从早到晚种小麦。这时候，农场的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也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抬到太平间去。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因为有月亮，我们加班播种小麦。半夜时分，我们在田野上坐下来休息，主要是叫牲口也休息一下——牲口耧耙也累了。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坐着坐着，心里憎恨起月亮来。我对俞兆远说，我特别恨月亮。俞兆远很惊讶，他正在嚼一把拌过六六粉的麦子，把唾沫吐出去，把麦子咽下去之后问我：月亮怎么惹你了，你这么憎恨他?我说自从来了夹边沟，只要是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他说有本事你把月亮捺住，不要叫升起来，我们不就睡大觉去了吗?我说我不是后羿，我要是后羿，就用箭把它射下来。俞兆远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呀，没球本事就不要胡撒气了!你就不能找个轻松的工作干吗?比如说到伙房当个炊事员，或者理发员、统计的活干干。我说我可没那办法，我不会巴结领导。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胡扯八道，扯着扯着，俞兆远突然说了一件事。他说，前几天他老家金塔县的一个女人来夹边沟看丈夫，说了她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在酒泉城郊农场劳动改造，家属去探视后回来说：城郊农场的劳改犯的生活比夹边沟的右派好得多。劳改犯一月吃四十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一天八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八小时，八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农场少得多。

俞兆远说这些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听完后却是怦然心动：在夹边沟待下去必死无疑，我何不想办法去城郊农场呢?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个在严管队劳动的右派，半夜里打伤了看守逃跑，抓回来批斗后判了两年刑送到城郊农场去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二十四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一两年就行。

但是这种判一两年刑的罪行怎么掌握分寸呢，我又久久地作不出决定。打人，打组长或者分队长?不行，省检察院的张雨沛因为和组长闹矛盾，用铁锨砍了组长的头，逃跑，在酒泉火车站抓获，没押回农场，在酒泉就被处决了!偷仓库的粮食，把锁撬开?也不行，这种罪行太轻了，只能进严管队，而且要捆一绳子——挨捆的罪可是不好受呀：绳子解开后胳膊上的肉被勒得一条楞一条楞的，像麻花一样……

我非常苦恼地思考如何犯罪的问题，久久未果，可是这个机会却突然地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那是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在场部门前的菜地里浇水，农场养猪场的一头小猪跑到地里来了，正在用它的长嘴拱地，啃食地下的那时候没长大的水萝卜。当时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打死这头猪，可能就能实现我的愿望。去年秋季，有个叫李志的人就是在这块菜地里打死了一只兔子烧着吃掉了，被领导知道了，捆了一绳，开了一次批斗会，还记了一次大过——农场里有规定，记三次大过者，就要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我这时想，打死一只兔子记一次大过，那么打死一头半大的猪，还不记三次大过吗?一只猪的价值比三只兔子的价值高多了。想到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能去劳改队了，我的心激动得艮艮地跳起来了。我提着铁锨悄悄地向猪走去。我还担心猪看见我逃跑。就故意装成是巡渠的，到了猪跟前先没有动手，而是一边往埂子上培土一边往它靠近。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其实那头猪早就看见我了，我离得它很近了，它还抬着头看了看我，但接着又拱地里的水萝卜了，对我理都不理。我突然明白了，夹边沟农场的猪平时在这里拱拱食在那里拱拱食，右派分子们根本就不敢打它，它根本就不害怕人。明白了这一点，我的胆子就大点了，我又往前挪了两步，抡起夹边沟的铁匠们锻打出来的又锋利又沉重的那种长方形铁锨，朝着猪背打下去。我是抡圆了打下去的，那一锨的力量是很大的，猪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猪并没有死，它尖利地吼叫着，挣扎了一下子，又爬了起来。它的两只后腿在地上拖着，两只前腿扒地，往前爬，爬的速度还不慢。它还吱哇吱哇地叫，叫声响极了。传到好远的地方去。看它不死，我就连着补了几铁锨，追着打，我嘴里还大声地吼着：你还想跑，狗日的你还想跑!

终于，我把那头猪打死了。它躺在地上不动了，也不叫唤了。

打死了猪，我的心情很兴奋，再加上一连打了十几锨，我的虚弱的身体也累了，出汗了，我便坐在田埂上休息休息，心里想着怎么把这件事传扬出去，叫队长们知道，可这时和我一起放水的曹怀德和俞兆远跑过来了，问我出什么事了。他们听见了猪的惨叫声。曹怀德看见猪了，吓得叫了起来，说我：老席，你惹下祸了，这下可要倒霉了。他吓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可是我说，老曹你怕什么，这是我干的，我做的事我来承担。去，找个刀去，剥开，剥开了吃肉。曹怀德抖抖索索地说，我不吃，我可不敢吃，吃了肉可就说不清了。他还说了许多话：你干事太莽撞，这事叫领导知道了，我和老俞也要倒霉。俞兆远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说，老席，干得好，干得好，这头猪够咱们吃一个星期的。来，咱们拉到东边的沙窝子去，到那里剥皮去。记住，要严守秘密，谁也不准说出去，说出去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非得叫捆一绳子，进严管队不可!

这可是我没想到的：我原计划打死一头猪进劳改农场的，可是俞兆远和曹怀德却认为我是饿急了，想吃猪肉了。我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也不好阻止他们吃肉。结果呢，我们把那头猪拖到东边的沙窝子里，像剥羊皮一样，用一把折叠小刀把猪皮剥了，把肉割下来，烧得半生不熟地吃了一顿。剩下的又用猪皮包起来埋好，每天夜里都去割一块烧着吃，吃了一个多星期。吃到后来，肉都臭了。我的计划落空了，我心里那个沮丧呀!

那头猪吃完了，我们又饿肚子了。于是我就又想，不行，这样饿肚子可不行，我还得再干一件坏事，一定要进劳改队去，不能等着饿死呀!

这第二次犯错误又是个天赐良机呀。有天傍晚，我正在麦田里浇水，看见农场的羊群归栏了。夹边沟农场总共有八群羊，估计有近两千只。那天我看着七群羊回来了，还有一群没回来。我灵机一动，就提了个铁锨到卧龙岗东边的羊群必经之路上站着，等最后一群羊归栏。夹边沟的羊经常是在东草洼那边的草滩上放牧。我等呀等呀，最后一群羊终于回来了，一个右派赶着羊群走到跟前了，我啥话也没说，冲上去就朝着一只绵羊的头上打了一锨。那只羊一声没叫就扑通一声栽倒了。那个右派是和我同一批从兰州来夹边沟的，是兰大附小的校长，一个老头子。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惊叫起来：小席，你疯了吗?你不想活啦!

我对他说，不是疯了，我是饿了，饿急了。他说饿也不能这样干呀，大白天的你这样干，你不想活了?我说正是想活才这么干的，不这样干就要饿死了。兰大附小的这位校长是位胆小谨慎但心地善良的人，他当时吓得够呛，数落我说，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你打死了一只羊，我可怎么给领导交待呀?我对他说，你回去报告去，就说我把一只羊杀了吃肉了，你不就没责任了吗!

那位老右派战战兢兢地赶着羊群走了，我把那只羊拖到沙窝子里剥了皮开了肚，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是点着火烤着吃的。吃饱了我就在沙窝子里躺着，等着人来抓我。我想，那位校长肯定要去报告的，可是我等了好久，都睡了一觉，还是没来人找我。到了半夜，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也没人来找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校长回去后跟组长汇报一只羊走失了。好几个右派在东草洼找了一天。

我连续四五天不是白天就是夜晚，偷偷地一个人跑到沙窝子里去，把羊挖出来烤着吃，剩下的用羊皮包起来埋好。我有时候白天故意大摇大摆地去吃羊肉。

我整整吃了一星期，把那只羊吃完了，谁也没有发现我打死一只羊吃了肉。这时候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心一意地想着要进监狱，有意识地去犯罪，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反倒吃了个肚子圆。这不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那就算了吧，就在夹边沟待着吧，能偷就偷点，得吃就吃点，混日子吧。说不定再有个一年半载劳教就结束了，老天有眼叫右派回家。到那时还是劳教释放犯比劳改释放犯名声好一些。

可是，没想到的事突然降临了。

吃完羊肉才三天的一个傍晚，我刚刚吃完饭，我们的组长通知我梁队长叫我到他的房子去一趟。我走进农业大队的办公室，梁敬孝正在召集分队长们开会。看见我梁敬孝就说现在散会，但是大家先不要走，我们要举行个仪式。办公室是间大房子，一头有个套间，外边是会议室，还有一盘炕。梁敬孝刚说完举行个仪式，套间里走出个警察来，小小的个子大概就一点六米的样子，说，我现在宣读个逮捕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逮捕令。查现行反革命分子席宗祥……

宣读完逮捕令，那警察说，席宗祥，为了你的安全把手铐戴上。并且他还说，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间房子里，不准出去。

我当时一头的雾水：我不就是宰了一只羊打死一头猪吗，怎么成现行反革命了?是不是给毛主席像画胡子的事又有新说法?我就问了一句：能不能说清楚一下，我怎么反革命了?

跟在小个子后边出来的一个警察凶狠地吼了一声：上去，睡下!不准说话!我躺在外间的土炕上了。

第二天早晨农场的汽车送我们到酒泉火车站上车，回到兰州押在畅家巷看守所。1961年4月宣判，判我五年劳改。但是到了1962年，又宣布，通过复查，复议庭认为我没有罪，予以释放。

席宗祥先生讲完了他的夹边沟的故事。他在讲述的时候，讲到滑稽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讲完了，他也很平静，点烟，给我倒水，然后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在夹边沟就这么点事，没有什么叫你感兴趣的故事，是吧?我没有回答他，反问，关于你在夹边沟被捕的事，别人也跟我讲了，但谁也搞不清你是犯什么罪被捕的，请你讲讲这件事，还有你后来的经历。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答。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的回答太令我惊讶了。

这话说起来就又长了。我在手工业联社的业余学校当老师的时候，认识个叫姚家达的，还有个叫马鑫的。这两个人都是业余学校的老师，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两个人都是高中毕业，出身都不好，没上了大学。我们有几乎相同的经历，所以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多，有共同的话题。1957年反右，我被送到夹边沟去了，姚家达也是右派，但留用了，降职降薪。马鑫因为态度好，没定右派，但也下放到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去了。我前边说了，我是1958年4月10日宣布劳动教养的，4月20日去夹边沟的，这中间的十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不知道到了夹边沟会遇到什么倒霉事。由于是好朋友，姚家达和马鑫就天天陪着我，叫我散散心。有一天姚家达还说咱们照一张相去吧。过几天就要分手了，这辈子不知再能见着面不能，照个相留个纪念吧。相片照出来了，马鑫的字写得好，在相片上写了一行字：让我们的友情像森林长青。我们都把相片拿回家挂在镜框里。大概就是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的原因吧，这时就有人向领导反映，说我们准备偷越国境，跑到外国去。领导还找我谈过话。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好，火气正没处撒，领导一谈话我一下子就爆发了，我说哪个王八蛋造的谣，狗日的怎么恨人不死——这不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吗?

到了夹边沟，我们三个人还互相通信，讲述各自的情况。有一次，姚家达说他已经不在业余学校当老师了，退职了，经人介绍到兰州的陶乐春饭店当服务员去了。他说他宁愿端碟子洗碗，也不愿叫原单位的那些人瞧不起他。他还说，在陶乐春饭店他认识了一个人，饭做得特别好，人特别聪明。我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组里也有个人特别聪明，生活能力非常强，家里没给他寄过一斤炒面，但他也没怎么饿着，他的名字叫俞兆远。

城关区公安局把我带到兰州，审讯中叫我交待发展了哪些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我才知道自从我去了夹边沟之后，公安局一直在盯着我们三个人，检查我们几个人所有的信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三个人是个反革命组织，我们在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期间还在发展反革命成员。结果判了我五年，判了姚家达四年，马鑫八年。

法院宣布释放我的当天，街道干部就到我家来通知，到派出所参加学习。虽然宣布了无罪释放，但要经常到派出所去汇报思想，把自己置于专政机关的监督之下。生活上的问题嘛，工作当然是找不到的，街道正好组织了一个架子车队，我就买了一辆架子车，加入架子车队拉货挣钱吃饭。到了文化大革命又遣送回原籍——皋兰县青白石公社——种地。

我的婆娘娃娃由我父亲照看。为了拉扯我的娃娃，我父亲七十岁还没退休，拉架子车。

1979年落实政策，我又在水磨沟小学上班了。教学是不行了，搞总务。

现在的情况好了，席宗祥笑着说，你看，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谈谈从前的事情了。社会真是进步了。

饱食一顿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一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了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你看见过他吗?

见过。我采访过他。和你说的一样。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我问，哪个大院?是在酒泉劳改分局的大院里吗?

不是，那不像个机关。除了看大门的，院子里再没有什么人。

为了印证我以前的采访，我又问，大院在什么地方?是在酒泉县城鼓楼的西北角上吗?那里曾经是酒泉劳改分局的服装厂，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车间。

不知道。我只记得院子很空，没啥人，像是仓库。

你们进城从哪条路走的?那时的酒泉县城就是个大十字，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大致的方位总是知道的。你说的大房子，没啥人，是不是在城郊农场?城郊农场的库房?

不是，就是在城里。在城里什么地方没看下。那是早晨天刚亮的时间，风刮得很冷，我们坐在车槽里根本没往外看。

我不再问了。高先生继续说，那洋芋我判断是从外地调来的种子，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连点麦草都没苫嘛。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往外抬，装车。四个人抬一麻袋，提着麻袋的四个角；第五个人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

到十点多钟汽车装满了，车要走了，那个二劳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称出十六斤洋芋来，说是一人两斤，煮着吃。自从进了夹边沟，近两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刚到夹边沟的时候伙食最好，也才吃个半饱。看着一汽车洋芋吃不进肚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劳改说，你把那多称出几斤来，叫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你的肚子不饿吗?二劳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人家是挣工资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问题上比我们办法多，但他们也是吃不了太饱，所以我才大着胆子那么说。可是那个二劳改说不行，不是不叫你们吃，是怕你们吃得太饱下午干不成活。结果我们就一人吃了两斤洋芋。肚子虽然没吃饱，但比起农场伙房的伙食来强多了。

我说，库房里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吗，煮着吃不行吗?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员——就是那个看大门的，不叫我们动库房的土豆。装麻袋都是过秤的，人家要记数。

我们装了两天洋芋，一天两车，装了四车。我们只管装不管卸，晚上不回夹边沟，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间空房里。第二天傍晚，最后一车洋芋装好了，行李都卷起来装上汽车了，二劳改说话了：今晚上叫你们吃一顿饱饭——卸下一麻袋来，煮上，吃。

那院子里有一盘不知什么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锅，我们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还是挑装得最满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满满一锅。我们确是饿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开了。

洋芋烫得很，一时间吃不进肚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把洋芋掰开，放在地上凉着，一边凉一边吃。

长期挨下饿的人，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人人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囵吞枣。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吃胀了，但还是接着吃。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结果，我们九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

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坏事了!那时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现在的柏油马路，是土路上铺了点沙子，再加上保养不好，路面就像是搓板子。车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颠老高。我们本来就吃得太胀坐不下也站不成——装了一车洋芋往哪里站呀——汽车出了城遇上坑一颠就都吐开了，每颠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还胀得痛。越颠越痛。我们都怪司机把车开得太快了，就砸车棚，叫他开慢些。开慢了吐得少些，但胃还是疼。没办法，只得忍着：挺着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着，两手在身后撑在麻袋上竭力减缓汽车颠簸带来的震动。

忍着，坚持着，真是痛不欲生呀。终于坚持到夹边沟农场的场部了。司机把车停在场部办公室前边叫我们下车——从这儿回农业队或基建大队各自都方便——他再把车开到粮食仓库去卸洋芋，那边有专门卸车的人。可是我们八个人只下去了两个人，金振柱和那个姓魏的二劳改。他们两个人比我们吃得少，痛苦还轻一些；再说他们是坐在驾驶室里的，下车也容易。其他的人包括我，车一停下不颠了，就势躺在麻袋上就动弹不了啦，下不去车了。我们痛苦得死去活来，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瘫痪了一样，有的还呻吟不止。这事叫基建大队的严队长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走过来把那个二劳改骂了个狗血淋头：狗日的叫你领着人装洋芋去，你就叫他们往死里吃吗?你不会叫他们少吃一点吗?你就不怕他们吃得胀死吗?还真是被他言中了，农业队一个姓吴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于半夜时分就断气了。

严队长骂了一通，叫了八九个人来，把我们抬下汽车，扶回宿舍去。

扶进木工组的宿舍放在铺上，我的胃还是疼，而且疼得更厉害了，简直就疼了个七佛出世六佛升天，哎哟哎哟地呻唤，连哭带喊：哎哟我活不成了!哎哟我活不成了!身体在炕上翻过来覆过去——疼得躺不住也坐不住嘛。

那天晚上也碰巧了：夹边沟农场在西边十五六里的地方有个分场叫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八九百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边大干渠上的闸门叫水冲坏了，领导叫我们木工组连夜赶过去抢修。我的胃疼得受不了也去不成，还要留下个人照看我，我们的组长石思良就把一个名叫牛天德的岁数最大的右派留下了，叫他照看我，也看着点木工房不要叫人把木头偷了。四月份在兰州已经是麦苗出土的日子，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夹边沟，夜间温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劳教分子的房子里没有煤烧，有些人总是偷木工房的木头取暖。

牛天德是旧社会的大学生，解放前就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国家大力开发大西北，从上海、天津和东北来了许多人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从东北来到兰州，在省建工局当工程师。他那时已有五十多快六十岁了，身体很弱，一副儒雅书生的样子，干不动大田里的农业活。我们木工组的组长石思良是省建工局送到夹边沟来劳动教养的木匠，认识他，也同情他可怜他，就跟领导说牛天德会干木工活，把他要到木工组来了。木工组的活比在大田劳动轻松得多，石思良要他来实际上就是照顾和保护他不要累死。

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非常好。我是夹边沟农场第一个到木工组的右派，是木工组的元老：那是五八年夏季的时候，大批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但实际上是政治犯的人来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那时候劳动工具不够用——原先的劳改犯留下来的铁锨和洋镐才有几百把——农场新买来的锨头和锨把在院子里堆着，可是没有木工安装起来。我年轻，胆子大，就跟管教干部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安装铁锨把。我说我虽然没当过木工，但小时在农村安装过自己家的锨把镢把，那没有多难。管教干部说那你就试试看吧。于是，我把劳改犯们留下的几件工具斧子刨子锯子收拾了一下，日以继夜地安装铁锨把。铁锨洋镐装完，我就留在木工房当木匠了。后来从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和省建工局送来了几个真正的木匠——都是有右派言论的工人——手艺好得很，进了木工组。我跟他们学了些手艺，还就成了个好木匠。我们木工组还有两个木匠是兰州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干了两年木匠活，也都成了好木匠。

我和牛天德关系好，是因为我看他学问大，对人又和善：我年轻，衣裳破了也不补；他看见了，就说，小高，把你的衣裳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他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看见我的衣裳实在脏得看不过眼去，就逼着我把衣裳脱下来他给我洗。我呢，给管教干部们修修门窗，做个板凳饭桌，总能带回一盒香烟或者人家给一个馍，拿回来我都要分给他一些。他没有手艺，一点额外的吃食都搞不到，饿得瘦成了一把骨头。在木工组他的活还最累。因为他没技术，只能干拉大锯解板子的活。我和他解板的时候，除了往我这边拉大锯，还往他那边送——就是往他那边推——叫他省点力气。

由于他是个和善本分的人，再加上我和他关系好，这天夜里他把我伺候得特别好。我一呕，他就把洗脸盆端过来，叫我吐。后来我的胃吐得空了一点，但肚子疼得实在不行，他就叫我靠着被子斜倚着，他给我揉肚子。一开始，他的手一挨我的肚子，肚子就疼得受不了，因为我的肠肚里都塞满了土豆疙瘩，把肚子要胀破了。于是他轻轻地揉，在我能够承受疼痛的情况下轻轻地揉。揉呀揉呀，终于我的肠胃通窍了；我开始拉，也吐，上吐下泻。他呢，一会儿接我吐的，一会儿接我泻的，然后把污秽物端出去倒掉，再回来接。

我吐呀拉呀整整折腾了一夜，他就一整夜忙来忙去伺候我，一刻也没闭眼。

大概是天亮的时候吧，我上吐下泻终于把肠胃都腾空了。胃部虽然还有点疼，但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这时候我又乏又累，睡意上来了，再加上牛天德把一个土炉子里烧上了木柴，把房子烧得暖烘烘的，我便既舒服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大概是又吐又泻把我搞得太累了，我这一觉睡得特别的深沉，一觉醒来，胃也不痛了，身上又有力气了，我喝了一碗凉水穿好衣服走出了宿舍，看看太阳的位置偏西得厉害，估计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我们木工组的人住在农业队大院后边的杂工大院里，挨着我们的住房就是木工房。杂工大院的人们都出工去了，大院里空旷无人。

我从木工房前走过，想到磨坊去。我在农场里最年轻，闲不住，平常就爱到处乱跑。这时候我觉得肚子又饿了，胃空空的，就想到磨坊去，找些吃的什么的。可是我走了几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木工房门口原先是扔着一个坏耙子来的。耙子你知道吗，一个像短梯子一样的长方形木框子，下面钉了许多大铁钉，是用来压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这耙子是农业大队拿来叫我们修的，因为太破没有修理的价值了，扔在门口很多天了。这天我却发现有人把它搬到木工房的侧面去了，立在墙上。我判断有人拿它当梯子使了，上房了，我便也踩着耙子的横档爬了上去，想看看是谁上了木工房，他想干什么。

我的半截身体超过房顶了，我站在“梯子”上看见有个人在离我几米远处趴着，他的屁股和两条长拖拖的腿朝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虽然看不见脸，但我认出他就是牛天德。我对他太熟悉了。我觉得奇怪：牛天德可不是个登高爬低的人，他的岁数也大了，身体也虚弱，胆子也小，平时干活很小心，唯恐碰着哪儿磕着哪儿，可今天他竟爬到房顶上来了。他在干什么呢?看他平平趴在房顶上的样子，他是在干一件不愿叫人看见的事情。

我觉得奇怪，便也没有出声，静悄悄地爬上房顶，蹑手蹑足慢慢地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他。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想弄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我的心真揪紧了!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我木雕泥塑般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持了多久，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就几步上前朝着包袱皮踢了一脚。我原想一脚把那些东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脚只是把包袱布连同那层粘稠物踢得卷了起来。我又连踢两脚，才把那些东西踢飞，踢到房下去了。

可能牛天德一点也没想到会有人爬上房来，没想到有飞来横祸的一只脚踢飞他的吃食，所以我踢第一脚的时候他吓得闪了一下头，嗓子里发出了轻轻的哦声。可是当我连踢两三脚把他的吃食踢飞之后，他的嗓子就发出了一声撕裂心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

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

他的凄厉的叫声，那一声惨叫，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使我的心灵震颤了一下。继而他又向我扑来，我以为他是要打我，要把我推下房去。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那么老实、善良的老人会像头狮子一样发怒，扑人。我吓得往后退，可是退了两步没处退了，再退就要掉下去了，我只好站住，举起双拳摆出一副反击的样子。从他扑来的气势，从他愤怒的表情看，他一定要打我的，但他冲到我的跟前之后却用双手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停顿了一下，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臂说：

小高呀，我把你当成亲兄弟，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竟这么坏!

他没有打我，没有推我，他根本就不是能打人的人，没有险恶之心的人，他只是使劲儿摇动我的双手，用语言发泄他的愤怒：

啊呀，你太坏了，小高啊，你太可恶了……

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

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

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

那一阵，我的心翻腾得很厉害，我想说那东西很脏，不能吃，只有猪狗才吃那样的东西，你是人，你不能吃它。但我又清楚，说这样的话如同骂他是猪狗，这会伤害他的心的。可我又想不出更恰当的语言来说服他不要生气，也想不出什么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于是我就只是反复地说那东西不能吃。

他说，能吃!

我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同时，我也感到委屈：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可他竟然认为我是个坏人，夺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的嗓门说，老牛呀，咱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

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他的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

我当时劝他不要哭，但我却抱紧了他哭个不止。结果是我们两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得紧紧的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情过去近四十年了，再差四五个月就整整四十年了，可是现在说起来却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老牛那声凄惨的喊叫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永远也忘不了。可是，这件事深深地在我的心里藏着，我对谁也没讲过；就是那天傍晚木工组的那五个人从新添墩回来，我也没对他们说。当时我想不通，老牛说我可恶，是坏人，难道我真是坏人吗?现在时间过去了已近四十年，我也还是没想通，没搞明白，那件事我做错了吗?张记者，你现在说一下，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高吉义先生讲述完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把他白发苍苍的脸对着我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从他的故事里我也得不出结论：这件事他做得正确与否。恰好这时候有个老太太来买杀灭红蜘蛛的药水，他从一个深褐色的瓶子里倒出两毫升药液在一个洗净并用棉花擦干的小瓶里递给老太太。老太太问价格，他说一元。老太太说八毛钱行吗?他说行。老太太给他八毛钱后拿着药水走了。

在他讲述夹边沟故事的时候，几次有人来买花药，跟他讲价钱：五毛钱行吗?四毛钱卖吗?他都说行，不讨价还价。

老太太走后，他又问我：张记者，你跟我说说，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我还是无法解答。我反问，那个老牛还在世吗?

他回答没有了，在明水农场就作古了。

出了那件事之后，你们的友谊结束了吗?

没有。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更亲近了。作为木匠，我不是个合格的木匠，在当时来说，但是我是夹边沟农场木工组的元老，人熟，所以我总是能搞到点吃的：给蔬菜队修农具，我从菜地里拔些胡萝卜来，吃时分给他一些。到磨坊干活我就偷些面来打糊糊，也分给他一点。我在夹边沟有一件特殊的工作：夹边沟农场近两千右派吃饭，有两个大灶，基建队一个大灶，农业队一个大灶。灶房蒸馍馍的笼屉总坏，——里边的木头条折了或者跷了——总是叫我去修理。每次去修屉，我都要从屉上刮下一大捧馍渣子回来，或者正大光明地拿几块发糕，炊事员们都睁一眼闭一眼不管我。不管是刮下来的馍渣渣还是偷回来的发糕，我都要给牛天德分一点。

可是到了夏收季节，他被调到农业队去了。再说，夏收之后，我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二十四斤，粮食空前紧张，我也很难搞到吃的东西了。搞到了也不给他送去了，因为我自己也饿得够呛了。于是，好长时间我再也没见到他。

大概是十月下旬的时候吧，那已经是迁移到明水农场以后了，我又见了一次牛天德。我们从夹边沟迁往明水的时候，木工组就已经撤销了，木工组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其他的人都编到农业队去了。在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我一个人住在一孔两米深一米二三十厘米宽跪下后头能挨着窑顶的窑洞里。这是领导的安排，说可能还有什么零碎木匠活要干，叫我从夹边沟带了斧刨锯锛几件简单的木匠工具，就放在我的窑洞里。到明水后右派们就再也干不动活了，因为口粮减少到十五斤了，躺着不动也不能够维持生命了。有些人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充饥。我没去，我认为草籽没什么营养，补充不了捋草籽消耗的热量，得不偿失。我从草滩上拾些牛粪，在窑洞里点上一小堆火取暖，窑洞口挂着个破毯子挡风。我一天到晚在窑洞里躺着，挨着日子。那时候我也浮肿了，把单的棉的衣裳都穿在身上用来保暖，人臃肿得像个大胖子。

是十月下旬的一天，我躺在被窝里，听见窸窸索索的声音响，扭头看时洞口的挡风毯子掀起了一个角。我吓了一跳，以为是狼来了。那些天人死得多，山水沟附近狼也很多。可能是狼也会传递消息，明水农场有死人吃，远远近近的狼都集中到明水农场来了。天还不黑，狼群就出动了，围着山水沟转来转去的。它们专门吃死后刚刚埋葬但又埋得很草率的尸体，有时还向活人进攻，一只只都吃得肥肥的油光锃亮的。狼的胆子真是大，它们像是知道这山水沟里的人没力量和它们作斗争了，竟然敢顺着山水沟跑过来跑过去，见了人都不躲避。有一天夜里一只狼用嘴挑起我的窑洞的门帘把头探了进来。由于窑洞里烧着一小堆牛粪放着红光，我又拿起斧子挥舞，才把狼吓跑了。这天毯子又被掀起了一角，我惊了一下，心想这狼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就敢往住人的山水沟里跑，就敢进窑洞。我急忙坐起，抓起放在身旁的斧子。但这时一个人尖细的声音叫了一声：小高，小高，你在这里住吗?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把门帘拨开往外看，原来是牛天德。他挣扎着找到我住的窑洞来了，在门口坐下就再也爬不进来了，张着大嘴喘息。我赶紧走出去拉他，想把他拉进窑洞来暖和暖和。他不进来，他说看见我就行了。他说他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住在山水沟南头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就是一间大地窝子。他说他是专门来找我的，托付我一件事。他气喘吁吁地从怀里掏出一把棕刷子和一个针线包，说，如果你能活着回到兰州去，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把我的情况讲给我女人听。你拿着这把刷子去，不管是我的女人还是我的姑娘，他们能认出这把刷子和针线包来，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离开家的时候，女人叫我带上这个刷子，叫我刷鞋用；我的姑娘把这个针线包放进书包里面，说是衣裳破了好补。她们见了刷子和针线包，就会相信你讲的都是实话。

我收下了牛天德的刷子和针线包，我再也没说什么安慰呀宽心呀的话，我答应如果我活着回去，就一定把刷子和针线包给他家送去。牛天德的身体情况，以我看再活不过三天了。我从夹边沟到明水，已经看到许多人死去了。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这天牛天德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就是这样子的。

过了四五天，我就逃离了明水农场。我为啥要逃跑，就因为我还想活。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可我看不到生还的希望。我怕再过几天就会变得和牛天德一样了，想跑也跑不动了，我就趁还能跑得动逃跑了。那是十一月初的一天夜晚，我提了一根棍子防备狼的进攻。我的财产什么也没有带，只是用一个布兜装了几本医学书和老牛的刷子针线包。我是个医生，医学书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财产，当然要带上。我是从明水河车站上的火车，大约是晚上九十点钟，天黑透了。第四天的傍晚我到了兰州，因为没有钱买车票，也没有介绍信作凭证买火车票，我在路上被乘警撵下去送到铁路派出所的收容站。我从收容站逃跑出来扒车到了兰州。我的工作单位是兰州市中医门诊部，但我不敢回单位去：我估计关于我的通缉令已发到了兰州所有的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我一回去就会把我抓起来。我是等到夜里十点钟才到我姐姐家去的，姐姐是解放前从陕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后在三爱堂的解放军总医院当医生。母亲在我划成右派之前离开了陕北佳县，把家门锁上，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一起生活。我的突然归来令母亲十分惊喜，一连声地问，你回来了，释放你了吗?再不去了吧?我告诉母亲是逃出来的。母亲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只要不再去劳教就好。可是姐姐吓坏了，一连声地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是逃跑出来的，公安局会到家里来搜你的。我明白，姐姐是担心我连累她和她的家庭，我就说，姐姐，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就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早晨我就走。姐姐问我去哪儿，难道一辈子在外边逃亡吗?我对姐姐说，我回陕北的老家去，只要公安局不到那里去抓我，我就在那里当农民。姐姐说只有这一条路了。看姐姐同意，我就又说，姐姐，我求你一件事，明早晨你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明天去西安的火车票。我没有介绍信买不上火车票，你是解放军，穿上军装去买车票，不要介绍信。

姐姐穿上军装说，我现在就去吧。

姐姐走后母亲流着泪和我说话：你不要怪你姐姐，现在社会上抓得紧；你回到老家可怎么过日子呀，没吃的，也没烧的，冰锅冷灶的……

我告诉母亲：不要担心，夹边沟那么严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来了，回到老家还能把我饿死吗?说着话我突然想起牛天德托付的事来，我就拿过自己的布兜，掏出那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递给母亲。我说，妈，你这几天抽个时间到畅家巷去一趟，到一个名叫牛天德的人家里，把这个刷子和针线包交给他们家的人。我在一张纸上写下牛天德家的门牌号，他的女人和姑娘的名字。我叫母亲把纸张收起来，不要叫姐姐知道。然后我又对母亲讲了牛天德的故事……

牛天德的故事还没讲完，姐姐就回来了，她说买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于是，转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

我在陕北佳县农村我家的窑洞里住完了一个冬季，春天到来的时候听到了夹边沟的右派回到原单位的消息。我想打听一下回单位的右派是怎么安置的，1961年的4月，我又回了兰州一趟。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见棕刷子和针线包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眼泪擦不干……

听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离农场太近，有人巡逻，有人追捕……

高吉义先生说，要说我的逃跑过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惊心动魄……我们明天再谈吧，我一辈子都在逃跑，关于这个问题，没个三天两天是说不完的……

我告别高先生离开他的花卉医院。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千红。建兰市场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令人头晕。

逃亡

高先生，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谈吧。昨天您谈了一段您和牛天德之间的故事，是很动人的，后来您逃跑了，跑回老家去了。今天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逃跑的——逃跑的过程。我访问过许多在夹边沟劳教过的人，有几个人讲述他们逃跑的历程。也是很动人的。我想，您的逃跑的路上也会有许多曲折、危险和艰辛。

我在高吉义先生花卉医院的斗室里那把小板凳上坐定之后，对高先生说。我这是第三次采访他了。第一次他就概括地谈过他开设花卉医院的经历了：他是1957年在位于中央广场的兰州市中医门诊部定为右派的——那时还没有兰州市中医医院——1978年落实政策，兰州市卫生局安排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医院的领导要他重操旧业当医生，他没有同意。他跟医院领导说，自从定为右派之后，他已经二十几年没当过医生了，在医学迅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当医生，他只能是个庸医，而庸医是要害人的。医院领导问他，那么安排你干什好呢，去做个按摩师行吗?他也没同意，他说，我恐怕连个按摩师都当不好；你看看我的手，我这是当农民种地当木工拿锯子的手，能去给病人作按摩吗?你们就随便安排我当个工人吧，烧锅炉呀，扫院子呀，都行。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医院领导面露难色：那哪行呀，你是医生，国家干部，我们要是安排你当工人。市卫生局会批评的，说我们落实政策的工作没做好。他的工作安排问题拖了几天：领导看他真不愿当医生，就想安排他当个行政科科长。领导也是好意，觉得他受了二十年苦，给个官当吧，也算是补偿。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说，当官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他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说，我给你们养花吧，就当个花工；咱们医院里光秃秃的，一块草坪也没有，一盆花也没有，这哪像个医院呀。当时医院领导的心动了一下，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几次批评过医院了，绿化工作做得不好；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医院领导问他，你会养花么?他回答，我打成右派从夹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专门务劳果园，种过花。他看领导有点动心，就又说，你们只要买点木头，什么事就都不要操心了，我自己盖花房，我保证三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愿意去养花，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还是干部编制，科长待遇。

高吉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十几年花。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自己解板子，自己盖花房。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花卉》杂志举办的培训班。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医院各科室办公室摆满了四季花卉。仅一年的时间，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当年整过他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向他要花……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自负盈亏。

他在五十八岁的时候申请退休，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后来花卉基地易主，他因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愤而辞职，自己开设了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因为名声远播，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愿出高薪，但他拒绝了。他告诉我，从夹边沟出来之后，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又下了决心：不受雇于任何人。他说，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担惊受怕，不逃亡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开个花卉医院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知识，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真是逍遥自在……

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左手放在堆满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把他农民样的脸朝着我。他是五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他还不算很老，才六十四岁，脸上皱纹不多。但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皮肤粗糙，少有笑容。他也笑，但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就突然凝固，笑声戛然而止。他的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很黑，很亮，显出智慧、机灵、严峻和柔和的神情。嗓门干巴但却洪亮。

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目光看我，干巴巴的声音说，逃跑的经过嘛，那确实是惊险、曲折……

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窑洞里来托付后事之后的三四天……不，不，我记错了，不是深夜，是七八点钟的时间。我那时没有表——原来有一块的，是梅花表，到夹边沟不久就叫分队长收走了。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在农业队劳动，分队长叫陈风林。陈风林是商业厅的一名科长，积极得很，为了向领导邀功，对下边的人很严厉。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叫我把表抹下来交给他。我说为啥把我的表收走，他说防止我逃跑——但我从开过晚饭后间隔的时间估计，那时也就八点钟的时间，我提了个棍，穿上一件棉大衣，悄悄地出了窑洞，往明水河车站走去……

说到这儿，高先生停顿了。他似乎是在努力地回忆什么，又像是思考，俄而又说下去：

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我早就打听好了，从那些酒泉、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探听好了，夜里九点钟左右，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着列车进站……

我打断高先生的话：我听说晚上有人巡逻……

对，你说得对，是有人巡逻，但那天我走的时间早，天黑不久就走了，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八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们去车站截人，或者追捕某某人，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那都是计划好的，在路上很难截住：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边一藏，他们就找不着。但他们知道，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总是要上火车嘛。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抓住了逃跑的人，回来就升级——因为逃跑罪加一等，正式逮捕，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最轻的也要关禁闭、开批斗会，然后送到严管队去。因为走得早，我那天运气好，没遇上巡逻的。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我没介绍信，也没有钱，就没进候车室，只能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等待时机。

你遇到狼没有?我又一次打断高先生的话说，你昨天不是说了吗，明水农场因为死的人多，周围狼也多，成群结伙地跑到坟地吃死人，也扑活人。你没遇到狼吗?

狼，你说狼吗?高先生怔了一下，说话也停顿了一下。狼，我是碰见了两只。那天夜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专门选的这个日子。我看见了两只狼的眼睛，眼珠子绿莹莹的，也隐约看见了狼的影子，可是它们没有扑我，没有靠近我。可能它们看见我手里的棍子了，怕我。也可能那两只狼吃得太饱了，不想吃我。

你没害怕吗?

也没怎么害怕。那时间我虽然浮肿了，但我到底年轻，手里提个棍，一两只狼我还是能抵挡得住的，它们对我还下不了手。

你走过去它们也没追你?

没追。可能狼看见我手里提的棍了。

高先生回答完我的问题又接着说下去：等了一会儿，火车进站了。当火车头上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掠过的时候，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没有几个上车的人，也看不见有追捕者。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车停下了。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车厢里灯火通明，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这是上车的好时机，但我趴着没动。我没有车票，怕走到门口列车员不叫上车，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扑上来把我抓住。后来，列车员上车了，车门关上了，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火车呜地鸣了一声笛，就听咣嘡嘡一阵响，车开动了。这时我才从黑暗里一跃而起，急忙忙跑上路基，一下子扑在列车门口的台阶上，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扶手。我估计车站值班员没有看见我。他要是看见了，给车头发个信号，车就会停下。那是我最害怕的，我就跑不了啦。可是车并没有停，而是加速了，越驶越快，一眨眼的功夫驶过了扳道房。过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把身体贴在门上。门是锁着的，也看不见列车员，我就开始用拳头砸门。

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中，在列车卷起的风声中，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了，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再说，我也不敢胡来，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我就是进去了，也没钱赔人家，那就麻烦啦。但是，我必须砸门，砸到列车员听见。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我已经冻僵了，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时间一长我会坚持不住的，就会掉下车去摔死，或者卷进车轮下边碎尸万段。

我砸呀砸呀，终于，有一位穿越车厢的旅客看见了我。他走到门口看了看我，隔着玻璃喊了声什么，走进车厢去了。不一会儿，他领着列车员走过来了。列车员打开了门。这是名男列车员，他气哼哼的从胸前抓住了我的衣裳，一把将我拉进车里。他关上了门这才开始训我：你怎么趴在门上!你想死呀，不想活啦!训完了又问我有车票吗?我说我买了车票。我装出掏车票的样子来，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摸摸。我穿的是一件小棉袄，外边套了一件华达呢的中山装，是我存着没穿过的新制服。我的样子并不像一个逃犯的样子，并且由于逃跑前收拾过头发刮过脸，所以尽管我没掏出车票来，但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客气的，他把我叫到了乘务员室，没再说什么就关上门出去了。我在心理上觉得已经离开劳教农场了，有所宽心，再说经过这么一番剧烈的折腾，我虚弱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他一走我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睡了一会儿，突然我的脑门上一痛，我醒了，看见面前站着一名乘警。可是因为身体太虚弱太疲惫了，虽然面前站了一位警察，但我的眼皮睁不开，又沉重地合上了。结果是我的脑门又疼了一下，而且比第一次痛得厉害。我再次挣扎着睁开眼睛，看见那警察笑着说，嘿，你还睡得挺香呀!醒一醒，醒一醒!说着话，那警察又在我的前额上弹了个脑嘣儿。我赶紧坐起来，接着又站起来。这时我清醒了，知道遇到麻烦了，但我嘴里咕噜着说出一句话来，显示出我不怕他对他毫不在意的意思。

做啥呀，你把我打痛了?

那警察似是一怔，但又笑了说，打痛了?你还觉着痛呀?我还当你没醒呢。喂，车票呢，拿出来看看。

我知道骗不过他的，就说，车票，哪还有钱买车票?我两天没吃饭了，你们要有吃的，先给我点吃的吧。

警察眨巴着眼睛看我片刻，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我是陕西扶凤县委组织部的秘书，到明水农场搞外调的。

有证件吗?

证件?什么证件?我在来明水的路上连挎包一起叫贼偷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了两天了。

那警察将信将疑，又停顿了片刻，才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还问扶凤县的县长是谁，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这一切我都对答如流。当然了，我的姓名是假的，除此之外，县长县委书记都是真的，因为前几天扶凤县的一位干部来看望他的在明水劳教的右派亲戚，说话时我听下了，且都烂记于心。

那位警察问了几句，看问不出什么破绽来——可能他也不清楚扶凤县在哪里，县长县委书记叫什么——但他对我的疑虑并没消除，说，叫贼偷了你就该给县上发电报嘛，怎么半夜里扒车?

我说，好我的警察同志，你知道明水农场是干啥的吗?那是劳教农场，饭都吃不上了，饿死人，我还能在那里坐着等汇款吗?我跟他说话，口气很随便，叫他觉不出我有什么慌张和胆怯。这一来他不好再说什么了，跟我说话的口气也变了，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买车票是不行的。你先到车厢里坐着去吧，到了张掖就下车。前边是临泽，小站，你下了车不方便。到张掖下车，你去张掖地委请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吧。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回陕西去吧?

我知道，硬赖着坐车不符合我的“身份”，会露出破绽来，便顺水推舟说，那好那好，我计划就是在张掖下车的，到张掖县委去请他们帮助解决一下我的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的逃跑还是很顺利的，我认为自己骗过了乘警。可是车到张掖火车站，他把十几名无票乘客撵了过来。叫他们和我一起下了车。下了车我想独自走开，再混上车去，但却被他喝住了。他和车站上的一位警察说了几句话，那位警察就很严厉地对我们十几个人吼道，过来过来，到这边来!我还想像在列车上一样对这位警察讲些我早就编好的瞎话，但这位警察连听都不听，大声喝道，走!往前走!这边!

没有办法，我只好跟着那群人走，进了一座黑乎乎的院子。

进了院子我就发现坏事了：院子里黑压压都是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些人叽叽喳喳说话，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我们的身后还有人被赶进来。一间大房子亮着灯，那位警察叫我们往那间房子走，说是叫我们登记。走到门口，我看见房间中央放了两张桌子，坐着两名警察。我在心里立即作出决定不能登记：这是个收容所。1958年的春天，还没有宣布我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之前我就听人说，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窜来兰的无业游民送进收容所，集体押上火车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农场、蘑菇滩农场强制劳动，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我可是不能脱离虎口又进狼窝。

那位警察把我们领到房门口叫大家排好队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后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个机会就离开队列混进院子里的人群里。我在人群里走了走，搞清楚这些人都是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来的农民，盲流，他们想到新疆去谋生，但在张掖被赶下了火车。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对两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说。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住墙头，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

候车室里偶尔有警察走动，但我很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书，装成候车的样子。我自信自己的穿着举止不像个盲流，也不像逃犯。

警察还真带出去了几个人，却没来盘问我。我坐到了天亮。天亮后太阳出来了，外边开始暖和一点了，我走出候车室。经过一夜的折腾，我的肚子饿得扁扁的，又饥又乏，我得想办法搞点吃的。离车站很近就是通往张掖县的马路，有几家饭馆，还有烧饼铺，门口的玻璃柜里码着很多烧饼，但是我没有钱也没有粮票买烧饼。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手里提的一个布兜，布兜里装着我心爱的两本书。我从兰州到夹边沟带着它们，从夹边沟迁移明水还保存着它们。在明水很多人把书撕掉烧火取暖了，我没舍得烧。我从草滩上捡牛粪取暖。可现在我决定卖掉它们。我需要食品：我已经饿得双腿发软、眼冒金星了，如果不补充点营养，我就要倒在街头了。

我把两本书从布兜里拿出来，双手托着沿街走动，寻找买主。我寻找在我看来是念过书的人。我认为，那些不识字的引车卖浆者流是不会买我的书的。当然，卖给搞医的人最好，但我无法辨认出这种人来。遇到像是识字的人，我就走过去问，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要不要?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过去了，看都不看书一眼。有的人站住了，看一眼书，或者接过去翻一下又合上，递给我：没用，我不是搞医的。

一上午我也没有卖出书去。到了下午，我几乎都绝望了：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脚步蹒跚，快要走不动路了。我觉得麻烦了，我非得倒毙在张掖火车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与其倒在街上，还不如到候车室坐着去。在候车室倒毙，铁路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管一管，说不定在我气息奄奄之际给我一点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这时候我突然就改变了昨夜的想法，进收容所就进收容所，总是要给口饭吃的，饿不死。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两个四川姑娘说的话：吃完饭再说——她们比我有主意呀!

我走近火车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马路了，这时我发现两个蓄着长胡子的老人在一间房门口晒太阳。我看得出来，这是两位有文化的老人。他们的穿着和脸色气度表现出他们不是引车卖浆者流。我想再试一次我的运气，便走近他们，以谦恭的口气说，老爷爷，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们买下好不好?两位老人看了看我，接过书去了。他们两人交换着翻了翻书，不说书好书坏，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陕北人，家庭是中医世家；由于家乡遭了灾，想到新疆去谋生，到张掖没盘缠了，不得不把这两本书卖了。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了一天，我已经了解到饥饿在张掖地区的惨烈，——街头上卧着饿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两本书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到现在，就是称斤卖也能买三四个烧饼。

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还给我要了一碗开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里呼噜就把两块烧饼吃了，开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干了。

两碗开水和两块烧饼下肚，我的身体立即就发热了，觉得又有了力气。我又回到候车室，开始想办法上火车。

可是一下午一整夜我也没上得了火车。现在回忆起来，兰州往西的这一段铁路上当时总共就跑着两三趟列车，一趟快车，一趟慢车……可能还有开往上海去的一趟快车吧……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车不多。每一列往东的列车进站，我都跑到站台上去，但是上不了车。车一进站，列车员就站在门口查票，没票的人不叫上车。我亲眼看见没票又想上车的几个背着包袱的河南农民叫站台上的铁路警察带走了。我就没敢靠前。

第二天白天我也没能上火车。

好在这个白天我从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拾到一张废票，等到半夜里我曾乘坐过的那趟列车进站又要开动的时候，我手里捏着废票跑到车门口去，口里喊着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朝着列车员晃了晃票，装出很急的样子上了车。

一进了车厢。我就跑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东张西望一阵子，看没有人注意我我就钻进座椅下边去了。肚子是空的，又不用上厕所，我一直在椅子下边蜷缩着到了兰州。

在兰州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昨天已经说过了。在姐姐家只待了一夜，好好吃了两顿饭，一顿是我妈做的酸汤疙瘩，一顿是我姐姐擀下的长面，然后就接过我姐给的四十元钱，趁着夜色赶到火车站，用买好的车票上了火车，一帆风顺地到了西安。

临出门姐姐还给了我四盒香烟。我说我不吸烟，姐姐说不吸也拿上吧，回老家的路关口重重，说不定用得上。姐姐说，兰州的职工一月发一张票，可以买四盒烟；这是供给姐夫的，再想多要一盒也没有。

从西安去铜川仍是坐火车，买票要介绍信。这一关我过得很容易。因为是持票坐车，在兰州去西安的列车上我和一位去铜川的旅客说话，混熟了；他用他的介绍信替我买了一张车票。只是他到铜川就不走了，从铜川去延安的汽车票可是成了最难过的一关。这里买车票不光是要介绍信，还要登记发号，轮到你的号才能买票。当时的情况是汽车站人山人海，登记了的已经有七百多人，而每天只发三辆卡车，一卡车只能坐三十几个人。我可是愁死了，怎么才能到延安呀!啥时间才能到延安!我坐在候车室里发愁，苦思冥想，这一关怎么过呀!正在那里发愁，我身旁走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又像是汽车站职工，又像是公安派出所的便衣，他朝着我身旁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把票拿出来，查票。那小伙子把车票拿出来了，他又叫小伙子掏证明。小伙子没有证明，他说没有证明你怎么买的票?车票没收!他还把小伙子赶了出去，不叫他在候车室坐着。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这个汽车站怎么这样严格，随便没收人家的车票?这要是查着我怎么办?会不会把我当坏人交到派出所去?可是仔细看看之后，我又有点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汽车站工作人员了。他贼头贼脑地转了一圈，再也没查别人的票，就出了候车室。我突然想，这是不是个歹徒或者本地的地痞流氓，专门欺负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我灵机一动就站起来跟上了他。他出了候车室进了一家饭馆，我也就进了那家饭馆。他坐在一张饭桌旁边，我也走过去坐在那张桌子旁。为了显得自然，我掏出一颗烟吸起来，并且斜着眼睛看他。我不知道他对于我有什么看法，抱着什么心理，他也斜着眼睛看我。看了一会儿他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兰州来的。他又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兰州中医门诊部。他停顿了一下又问，兰州的香烟供应紧张不紧张?我回答紧张，一名职工一个月供应四盒。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比别人多搞两条烟没问题。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变了，求我的口气说，你的烟让给我一盒好不好?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盒烟吗?我掏出一盒烟给他，他要掏钱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我说，烟钱就算了，我不要了；我从外边回来，在铜川人生地不熟买不到车票，你帮我买张车票行不行?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面环顾了一下，把没收的那张票掏了出来，说，我这里有一张替别人买的车票，就先让给你吧。我大喜过望，接过车票给了他钱，并且把四盒香烟除了我吸的那一颗全都给了他。

意想不到地搞到了一张那么难买的车票，啊呀，我心里那个高兴呀，就没法说了：我尾随他的目的就是搞到那张车票，我竟然如愿以偿啦!第二天早晨我正大光明地上了汽车到了延安。又过了一关!

到了延安。可是从延安到绥德的这一关又怎么过呀，汽车站还是挤挤攘攘的，又要介绍信，又要登记。没办法，我只好坐在候车室外边的台阶上等机会。真是老天有眼，前世修行得好呀，机会叫我等来了：一个票贩子手里拿着一张车票走到我跟前，偷偷地说，有绥德的票要不要?我说要，多少钱?他说五块。我说绥德的票不是两块五么?他说高价票，五块，五块。我毫不犹豫，一把将车票抢到手里了。可我身上这时候只剩下七八块钱了，——那时候到处都卖的是高价饭，我的钱快花光了，到绥德后离家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还不通汽车，我没钱怎么办呀——我就对他说，我身上只剩四块钱了，就给你三块钱吧，剩下一块钱我喝碗水。他说不行不行，就是五块。我说就给你三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是不卖我就喊了!我看得出来，票贩子倒卖票也是偷偷摸摸的，害怕被人抓住，我就这样威胁他。他还真害怕，小声央求我说，别喊别喊，你给我四块吧。我说就三块，多一块也不行。他只好同意了。哎呀，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啥事都能做出来——我把票贩子坑了一下!

第二天我就到绥德了。到绥德我就更困难了，身上只剩下四元钱了，可是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不通汽车——要吃饭，要住店。再困难也得走呀，这天夜里我住宿在一家大车店里，花了一元钱，早晨起来连早饭都没敢吃就上了路。

出了绥德走了五六里路，我是又饿又累，有点走不动了。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老汉。看老汉的样子也是赶了夜路的。头上用一块布包得严严的，只露着两只眼睛，肩上挎着鼓鼓囊囊的毛褡裢，露出糜子面的馍馍。老汉看出我是个走远路的人，就迎上来说，哎呀，你是不是昨天从延安来的汽车上下来的人?我说是的。他说，昨天晚上汽车站给我们乡上打电话，说我的儿子从延安坐车过来，在绥德汽车站饿倒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有一堆人在汽车站上围着看，有个从青海来的小伙子倒在路上走不动了。你的儿子是不是在青海工作?老汉说就是，他还活着吗?我说还活着。听说活着，老汉立即数落起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在外头工作的人，心怎那么狠呀，到家门口了，看见人饿倒了，就给上些吃的嘛，救人一命嘛……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况还没有你的儿子好。你可以背了甜馍馍去看他，我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就没有一颗粮食沾过牙。老汉听说我是饿着肚子赶路，立即就放下褡裢，拿出六七个糜面馍馍往我的怀里塞，那个热情呀!然后就匆匆告别往绥德城里去了。

我就是靠着老汉给的那几个馍馍充饥，走了四天，整整走了四天，回到了我的老家——佳县高钟家洼村。我先在叔叔家住了一个月，调养身体，等身体好一点后才回到自家的家里，打开生了锈的锁子……整整休息了一个冬天，天气热起来了，身体也缓过来一些了，我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

以后的事明天我们再谈吧，你看天都快黑了。高吉义先生讲完了他逃离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我说，好吧，明天谈就明天谈吧。我扭头看了看门外，有几家花店的老板正在把一盆盆鲜花抱进房子，似乎是准备收摊了，但是我的采访意犹未尽，我又说，高先生，你的逃跑的故事讲得的确生动、翔实，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那天从明水的山水沟逃跑就没有人发现吗?没有人追你吗?

高先生说，这个……

见他沉吟，我又说：据我了解，大凡从明水逃跑的人都不敢去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那儿离场部太近，管教人员很轻易就追捕回来。

他还是沉吟不语。

我又问，你跑回佳县老家之后，你家乡的公安局没来拘捕你吗?我访问过的逃跑成功了的人，大都是流落他乡不敢回家或者回老家，凡是跑回城市和乡下老家的，基本都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送回去了，因为一旦发现谁逃跑了，夹边沟农场就向他的原工作单位或老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函，要求协助捉拿，或者直接派人去他家追捕……

高先生终于说话了：张记者，你问得好，问得好呀!我那天逃离山水沟，农场是派人追了的……

没捉到你，因为你藏得好?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张记者，这件事我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这又是一件我一辈子也没想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做错了还是没做错。它比牛天德的事更加折磨我的心灵，使我寝食不安，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说，好吧，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那天晚上的逃跑，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逃跑的。

两个人？我惊讶极了。

他说，是的，两个人……你听我从头说。在夹边沟的木工组，我是元老，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技术最好。技术最好的是我的师傅骆宏远。骆宏远是白银公司的木匠。其实他原本不是木匠，而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就是工程师。解放后他在东北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因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后就不叫他当工程师了，下放当了工人，木匠。五十年代国家建设大西北，把他调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1958年的秋季，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作为工程师，他的水平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作为木工，在我们的木工组，他的技术比兰州大庆木器厂的七级木工魏立之的手艺还高。魏立之是真正的工人，因为说反动话戴了个坏分子的帽子送来劳动教养的。魏立之手艺特别好，在我们七八个木工里是第一把手，活做得好，但是不识字，不认识图纸。骆宏远没有七级木工的级别，可是魏立之能干的活他都能干，学问大，能识图纸，还能设计和绘图。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包括夹边沟农场，马拉的大车都是大轱辘车；木头轱辘，轱辘比车帮还高，马套在车辕里，车辕往下倾斜，叫人看着就不舒服，更不要说马拉着不舒服了。骆宏远到木工组之后，他就提出了把大轱辘车改进一下的意见。经过管教人员批准之后，他把车轱辘缩小了。马车轱辘九网十八条，他设计的轱辘小了，但仍然是九网十八条。九网十八条你懂吧?就是九块弯曲的木头盘成一个圆的车轮。十八根木头的辐条支撑，中间是车轴。你可不要小看车轱辘缩小这件事，那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整个车型，各个部件都要变，而且变的系数都不同——真是很复杂的事。但是骆宏远把图纸画出来了，大家按他的图纸做各个部件，安装起来后既漂亮又好用。夹边沟的右派们赶着我们自制的马车去酒泉县拉粪，人们都围着看。

我为什么把骆宏远叫师傅呢?自从进了夹边沟，我就想这辈子完了，就是将来把我释放了，也不可能再叫我当医生了，再说，一个右派帽子把我也搞伤心了，我就下定了决心：将来就是再叫我当干部我也不当，我就当个工人去，凭力气吃饭，凭本事吃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干脆不当医生不当干部了，你再能斗我个右派吗?我下决心要学个木匠，做个手艺人。于是，我在木工组里经过选择，选了骆宏远当我的师傅。我还给他磕了头，正式拜他当师傅。

事实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我跑回陕北老家不久就跑出去搞副业，给生产队挣钱给自己挣钱，文化大革命中农村要斗我，我就又一次逃跑，在外边漂泊、揽活，把我的全家——女人和孩子——都接出去……在那动荡、激烈阶级斗争的时代里能生存下来，全都依靠了在夹边沟木工组学下的那点手艺，仰仗了我的师傅教给我的识图绘图的知识。

昨天我跟你讲了，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好，就像他说的像亲兄弟，亲如手足，这是事实，但和我关系最好的，真正好的，还是我的师傅骆宏远。我和骆宏远简直就亲如父子。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他每做一件活都要教给我做活的技术，不做活的时间又教我土木建筑方面的理论知识。我呢，给他洗衣裳，拆洗被褥，搞来什么吃的食物，总要先给他一点吃。他是个木匠，但他有知识分子的高贵的人格，从来不去偷不去要，所以就总是挨饿。还有，他是从东北支援大西北建设，和其他的白银公司的干部工人一样，是只身来到白银市的，家属孩子还都在东北，所以他在夹边沟劳教，生活上没有人接济他：家里人可能不了解劳教生活的艰难，也是因为路途遥远，来看望他或者送点吃的穿的不容易，所以他在夹边沟的处境就最艰难。我就尽可能地帮助他吃上点喝上点。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养兔场的人来叫我去给他们修篱笆墙。你知道吧，夹边沟农场场部的对面有两座不高的土岗子，不高，北边的那座一二十米高，南端的也就七八米高。不知为什么，劳教分子们把这两座土岗叫卧龙岗。因为南面的这座岗子小，农场就把它用篱笆围起来养兔子，叫兔子们在土岗上打洞做窝。那天我去修篱笆，也怪了，有几只兔子好像是没见过人，稀罕人，总往我跟前跑，蹲在旁边看我。我看看周围没人，就趁兔子不怕我的机会，用木尺打死了两只兔子。兔子好打得很，只要瞄准它的鼻梁，轻轻一打，它就扑噜一下翻倒了。我就把兔子装在工具箱里神不知鬼不觉背回来了，放在木工房的木头板子下边，想找个机会把它煮着吃了。还真是巧得很，天赐良机，就在我打死兔子的第二天，农场叫各队派一些人去打柴，给伙房烧饭烧水用。我们木工组要出两个人。打柴是在农场北边的沙漠里，木工组的人都不愿去，每次都是组长派，派年轻人去。那天我不等组长派就主动要求我和我的师傅去打柴。师傅不愿去，那是冬天，沙漠上西北风刮得冷彻肌骨，打柴不如在木工房干活舒服。于是我又是跺脚又是使眼色叫他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最终组长派定了，就是他和我去打柴。从场部出来往沙漠里走，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去打柴。他气得要命。等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我从怀里拿出死兔子叫他看，他就不再说我了，还笑了，还嗔怪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跟他说，这种事能说吗?叫人知道了汇报给领导，我就是不“升级”也得叫人捆一绳子呀!

那天呀，到了北边的沙漠，我们两个人避开了其他打柴的人，我从怀里——我穿着一件黄大衣，腰里系了一根麻绳，怀里能装很多东西——拽出兔子来，挖了些柴烧着吃。两只兔子我们一人一只吃得那个美那个香呀!

吃完兔子肉，我们把毛皮和肠肚挖个坑埋掉了——小心不叫别人发现呀。

昨天我说了，到了1960年的夏收，木工组没啥活干了，木工组就差不多解散了——四五个人编到农业队去了——剩下两三个木工了。我的师傅骆宏远也分到农业队去了，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但是后来迁场，夹边沟的劳教人员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建农场，到达的第二天我就意外地见到了他。

来到明水的第一天，我露宿在荒滩上，因为先我们到达的人没有挖好足够的地窝子和窑洞。翌日清晨，喝了一碗糊糊，我就在伙房附近——当时的伙房建在山水沟外的台地上——在山水沟土坎上挖窑洞。领导准许我独自住一个窑洞，因为领导叫我带过来了一部分木匠工具，叫我保管好，以备干点零碎的木匠活。我挖窑洞的地方离场领导的办公室——是建在台地上的几间平房——很近，便于领导叫我。记得是挖窑洞的那天下午，师傅突然找我来了，他当时的样子糟糕透了，胡子一寸多长，头发像一把乱草，瘦得一把骨头，面色如土。他的衣裳破成了布条条，腿上从大腿往下，用麻绳缠着几块破布和油纸。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在木工组的时候，他还经常刮胡子的，衣裳补缀得也比较整齐，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他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我的行李丢了。问他怎么丢了，他说是坐闷罐火车来明水的路上，火车在一片很荒凉的远处有几排平房的地方停了一下，人们都喊明水到了，下车下车。有些人就把行李从车上推了下去。他也把行李推了下去。可是人还没下车，火车又开动了，加速了，往东走。到了明水，农场派马车去拉行李，他的行李和另外几个人的行李找不到了。

他说话的神情沮丧极了。我当时还给他宽心：丢了就丢了吧，发愁有啥用。你就和我住一起，我们用一套被褥，凑合吧。

我跟你说过我的窑洞很小，就一米略高一些一米二宽，一个直筒子，两米多深。这是开始的几天，我和师傅挤在一个被窝里睡。过了几天，我从其他窑洞里偷来了一床被子两条褥子，是死掉的人的财物，给他铺给他盖。这时我就在窑洞里边往右手方向挖了个偏洞，叫他睡在里边，我睡在外边。他岁数大，体质弱，睡在外头受不了，风大。

就这样睡了十几天，冷得实在招架不住，我就到草滩上去拾牛粪，在我的脚底下靠近洞口的地方生上一小堆火。这样还行，能抵挡一下初冬的寒冷。可是后来他病了，肝腹水。在夹边沟木工组的时候他就因为肝硬化腹部积水住过一次农场的卫生所。这次腹水比上次严重，他的腹部胀得圆鼓鼓的，腰粗得像个大胖子。加上全身浮肿，他竟然肥大得连衣裳都穿不上了。我把卫生所的邓大夫叫来看了看，叫他立即住院。卫生所的病房是离我的窑洞不远的一个大地窝子；我抱着被褥把他送到那间地窝子去，在几十个病号中间挤出一条条地方铺好被褥，他就躺下了。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他，腹水似乎得到了抑制，腹部瘪了一点，但浮肿照旧，身体更虚弱了。他坐起来和我说话，连说话的力气都不够了，声音软软的，断断续续。

又过了几天，也就是牛天德来我的窑洞托付后事之后，我准备逃跑了，——那时候我的腿已经浮肿了，脸也浮肿了，我的身体觉到了明显的虚弱，心想必须跑了，再要是拖上几天，想跑也跑不动了——又去卫生所一次，看望师傅骆宏远。

我原想看看他就离开病房的，是去和他告别一下，因为我知道他将必死无疑，看看他有什么“后事”要嘱咐我。可是到了病房，和他说了几句话，一种临别的伤感之情揪住了我：我在他的身旁坐了许久。当时我心里很是难过，我要走了，而他，我的师傅，一个有学问的好木匠将要在这荒凉的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作古，他的尸体将扔在荒滩上。这种伤感之情愈来愈浓，后来我禁不住地在他的身旁躺了下去，把嘴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师傅，我要走了，你有什么话要托付吗?

他没有出声，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身体颤动了一下。接着，他的手从被子下边伸了出来，捏住了我的手，并且捏得紧紧的。他的朝着房顶的脸朝我转了过来，身体也侧了过来。我知道他要跟我说话，便把耳朵靠近了他的嘴。他说，你真要走吗?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他的因为脸部浮肿而显得细细的眼睛看着我：我跟你一起走。

我吓了一跳：像他这种身体衰弱到极点的人，哪能长途跋涉逃出明水农场呢!但是我知道，这也是他强烈的求生的愿望，可能他在“病房”的半个月里已经想过了：早些日子跑掉就好了。现在他的身体不行了，但是听说我要跑了，他立即就决定和我一起跑。我想告诉他：你跑不动了，你还是在这里躺着吧，熬几天，可能上级会放大家回家去的。但是我知道，说这样的话就如同说你在这儿等死吧。我不愿伤他的心，便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也没有说话。

看我没说话，他静了一会儿又说，小高，带上我，我能走。

他的细细的眼睛里流出泪水来了：两滴浑黄的眼泪，一滴眼泪从鼻梁上流过流进另一只眼，和那只眼里渗出的泪水汇合，流过眼角。

我从心里认为他是走不动路的，跑不出明水农场，但此刻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我把嘴贴到他的耳朵上，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声来，小声说：明天天黑，到我的窑洞来。穿厚些。

然后我起身快步走出“病房”。我怕自己哭出声来。

转天傍晚吃过了伙房供应的一碗糜子面糊糊汤，我就开始准备逃跑。其实也没什么准备的，就是把棉大衣穿好，腰里系了根麻绳，另外把我上午从伙房偷来的两块豆面菜团子吃下去以增加我的体力。然后我就装成睡觉，拉开被子盖在身上，躺着，等着天黑下来，等骆宏远来找我。经常有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突然闯进窑洞来，查看你是否有异常的行为：是否偷杀了农场的羊只煮肉吃?是否逃跑了，或者留下了逃跑的迹象?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反复思考，骆宏远会不会变卦不走了?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了!我原计划是要往西跑的，跑到几十里外的元山子火车站去上火车，如果他真的跟我一起逃走，那就不能去元山子车站了，只能就近去明水河火车站。必须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从明水河火车站上车就增加了危险，可能被巡逻拐棍和管教干部抓住，但我又别无选择：他太虚弱了，根本就走不到元山子。我还给自己宽心，他就是走不动了，我背也能把他背到火车站的：我虽然体质也衰弱了，但他一个饿垮了的人能有多重……

我躺在窑洞里胡思乱想，天还没黑下来，骆宏远就来了。我惊了一下，说他：你这么早就来了，看护们不发现吗?

他说，天黑了出来才会引起注意：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你出来没叫人看见?

我跟看护说了。到史思良那儿去一下：我觉得活不长了，要跟史思良托付一下后事。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叫他坐下休息，等待天黑再动身。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黑透了，从我的窑洞看出去，对面二十米处的崖坎都看不见了，我们就动身了。

我选择了窑洞旁崖坎最低的地方，把他推上去，我再爬上去，从窑洞头顶的荒原往南走。我们不能从山水沟里往南走，任何一个偶然走出窑洞或地窝子的人看见我们都会产生怀疑：大黑天的，这两个人要去哪儿?去干什么?那就要坏事。

从伙房后边几十米的地方走过去之后，我的心才放宽了一些：夜里没有人会来这个地方，漆黑的没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就是有人从伙房和场部办公室走出来也看不见我们。而且，据我的了解，巡逻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会这么早就出动，所以我们绕过了伙房之后就走到那条被来明水探视劳教分子的亲人们踩出的荒滩上的小路上来了。沿着人们踩出的路走省力。

为了节省骆宏远的体力，我叫他扶着我的肩膀走。

但是，走了不到两里路，他就走不动了。我把他的一只胳膊拉过来搭在我的脖子上，我的一条胳膊揽住他的腰拖着他走。我们的样子就像电影上演的一个战士搀扶着另一个受伤了的战友。

就是这样，又走了三两百米之后他还是走不动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急剧地喘了几口气之后说，你走吧小高，我真走不动了。

我明白，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否则，一个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绝望的话来的。他比我大三十多岁，他不是个孩子，不是个意志薄弱者。我说，站起来，你站起来，我背着你。

他说，你走吧，你自己走吧，我的确是走不动了，你自己到车站去吧。

我说，你说的什么话，我能把你丢下不管吗!起来，我背你。

他说，不行，那不行。

我说，行，能行。你快站起来吧!

在我的拉拽之下他站起来了。我背起了他，我说了一声：抱紧我的脖子。

我背上他之后还掂了掂，心里就暗暗叫苦。他并不像我原先估计的那么轻：他虽然饿垮了，体质虚弱，但是因为浮肿，他的腰很粗，腿也浮肿了，他的脸肿得像个大南瓜。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充了水的水囊，很大很重。

我背着他走了百多米，当我走到一片很暄的沙土地上之后，我就累得气喘吁吁，心跳得要从嗓子里跳出来。我的身体真是衰弱了，两腿发软，浑身出汗。我对他说，师傅，你下来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放下了他。我们站着，我直喘粗气，我对他说，不行了，身体真不行了，才走了几步，你看我就成这样了。要是从前，我一口气能把你背到车站去。

他没说话，站着看我。我也看他，但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天太黑了。黑沉沉的天空，黑沉沉的沙滩，只有密集的星星明明灭灭眨着眼睛，但星星的微弱的光照不亮人的面孔。空旷的沙滩非常寂静，只有强劲的夜风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河西走廊的西端，人说一年刮一场风，从初一刮到冬，但最大的风季是从10月刮到4月……

休息了一会儿，身体被风刮透了，汗水冰凉。我说，来，师傅，我们走。

我转过身来，弯腰背他，但是他躲开了，说，不要背，我不要你背。

我拉他，说，你来吧。

他推开我的手说，小高，你还是自己走吧。你前边走，我后边慢慢走。

我说，你胡说个啥呀!我前边走了，你能走到车站去吗?来，快点，我背着你。快，要快走，要不就赶不上火车了。

我说着话又一次拉他，但他又往后退了一步，说，小高，你听我说，你背不动我，再背就要把你累垮了；不光我走不了，你也就走不了啦。

我一惊，说，你这是说你不走了?

他说，我想走，但我估计错自己了，我走不到火车站了。

我说，那就我背你嘛。

他说，不行，我不能叫你背我。小高，你快走吧，你再要磨蹭，有人追上来，你就走不脱了。

他说得有道理，可能这时候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已经发现我和他逃跑了，已经来追拿我们了，但是，我哪能丢下师傅叫人捉回去，而我自己逃跑呢。

我说，师傅，这样好不好：你既然不叫我背，那就还是你扶着我的肩膀走。我们慢慢走，我估计，巡逻的人还得一会儿才能出来，说不定他们还没发现我们走了。

他说，发现了，肯定发现了，每天晚上都挨个地窝子、挨个窑洞查人数。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那就快走吧。来，我扶着你走。

我硬是拉着他往前走了几十步，他栽倒了。我又拉起他来，像战士扶着受伤的战友那样又前行了几十步，他又跌倒了。我再拉，就再也拉不起来了。

这时候我有点着急了，说，师傅，你得挣扎着走呀，坐下怎么办?叫人家把我们抓回去吗?再升个级吗?

他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良久，喘息方定，说，我的确走不了啦，我不想连累你，你快跑吧。

我看他实在无力行走，而我呢，也已经喘得不行了，也是两腿发软，软弱无力，没有能力背他或者拖着他走了。我仰脸看了看天空，看了看满天眨眼的星星，心乱如麻。我说：

师傅，你真走不动了，那我们就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他因为喘息而低垂着的头抬起来了，他的嗓子发出惊讶的声音：你送我回去?你不怕升级?

我说，升级就升级吧，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冻死，或者叫他们抓回去。

他没有立即说话，他静了一下，以非常深情的口气说，小高呀，你怎么这么糊涂，跑掉一个总比把两个人抓回去好吧。反正我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抓回去还能把我怎么样?送到饮马农场去吗?叫我进严管队吗?你可就不一样了，说捆你一绳就捆你一绳，说把你送走就把你送走……

我知道捉回去后的严重性，不是捆绑关禁闭就是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但我还是不忍心扔下我的师傅。

师傅看我不言语，又说，小高呀，你还认不认我是你的师傅?你要真把我当师傅，你就听我的话，你走，你快走!冻不死，你放心我冻不死!等一下就有人追上来了，他们会把我拖回去的……

眼泪突然就涌上了我的眼睛，我哭着说，师傅，回去后你可要保重呀……

师傅在地上坐着，挥了一下手：走吧，你快走吧!

我转身往车站方向走去。我走了几步，站住，脱下自己的大衣又回到师傅跟前：师傅，你躺下，躺下，我给你把大衣盖上。

师傅说，你快穿上，快走，路上冷!

我说，师傅，你就听徒弟一句话，躺下，我给你盖上，暖和些。我年轻，不怕冷。你坐着不动，会冻死的。

师傅说，你回家的路长，天寒地冻……

我说，师傅，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走了。

师傅立即就躺在沙土地上了。我把大衣盖在他的身上，蒙住他的头颅。他的声音还从大衣下边发出来：

快走……你快走……

我抹掉眼角上的泪水，大步向明水河车站走去……把我的师傅……扔在……扔在……荒滩……

高吉义先生讲到这里，嗓门哽咽泣不成声，泪水从他粗糙的脸皮上流下来。他用像农民一样粗硬的手掌擦眼睛。我的心也揪紧了，泪水涌上眼睛。良久，我才问：你的师傅还……在世吗?

高吉义先生原本干巴的嗓门此刻被泪水渍得苦巴巴的，涩涩地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1961年的4月，我从老家回到兰州。探听回到各单位的右派是如何安排的?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回兰州的，我是不放心师傅才回到兰州的。我根本就没回单位去，因为我早就下了决心，就是给我摘帽叫我回原单位当医生我也不回去了——我再也不当什么干部了，今后我就当农民，或是去当木匠，凭我的劳动吃饭过日子。回到兰州我问了几个右派，都说我师傅跑掉了。对于人们的回答我很吃惊：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跑掉呢，他已经衰竭不堪了呀。对于我的提问谁也解答不了，他们说听管教干部讲的，我师傅逃跑了，且逃跑成功了。

就在我从兰州返回老家前的一天，我搞清楚了：我的师傅叫狼吃掉了。

我跟你讲了，我有一块梅花表被我们的分队长陈风林抹走了。离开兰州前的一天，我跑到商业厅陈风林家去要我的梅花表。我打听到他家的住址，敲门，进去的时候，可是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因为要表，而是因为看见了我：是他给我开的门，但门开了以后，看见我，他吓得尖叫起来：鬼!鬼……鬼来了!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家人听见他的尖叫跑过来扶他，我也去扶他，他竟不敢握我的手。好半天，他才惊魂稍定，才跟我讲了把他吓成那个样子的原因。

他说，那天夜里八点半钟，他和一个姓侯的小组长巡夜，发现我逃跑了，就向管教干部汇报了。管教干部叫他们两个人往明水火车站追我。追到半路上，他们发现了一件部队发的棉大衣。棉大衣血迹斑斑。他们每人拿着一只手电筒，用手电筒照照衣领里边，写着我的名字。他们在附近找了找，还发现一个被狼啃得只剩下一小块头皮的颅骨。于是他们认定我被狼吃掉了，就用手里提着的打狼棍挑着我的棉大衣回明水向领导汇报去了，没再往车站去追。

那件棉大衣是我在中医门诊部当医生时我的老师给我的。我的老师是名军医，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医术非常高，在中医门诊部我曾拜他为师。我和他都定成了右派，我是极右，他是中右留在兰州降职使用，我送夹边沟劳教。临走，他把自己一件还没穿过的崭新军大衣给了我，说酒泉那边冷。夹边沟的后期偷盗成风，怕大衣丢了找不回来，我在衣领处写上了高吉义三个字。

我当时问了陈风林：你们认为我被狼吃了，那么骆宏远哪去了你们知道吗?陈风林回答：过了两三天我才听严队长说骆宏远不见了。严队长说，这老家伙还真跑掉了，想不到，真想不到。他到底什么时间跑的嘛，怎么就没人知道呢!看来他的病是装出来的，迷惑人的!陈风林还说，严队长向管教股汇报了骆宏远逃跑的事，管教股就向白银市公安局和骆宏远的东北老家的公安局发了公函，请那边的公安局缉拿在逃犯骆宏远，但都没有回复。东北离得明水农场也太远，领导就没有派人去追捕。

最后我才问陈风林，我的手表呢?陈风林说手表交给管教干部了。

高吉义先生讲完了当年逃离夹边沟的故事后又说。想不通呀，一辈子也想不通呀，我师傅之死是怪我呢还是不怪我呢。当初我要是不带着他跑就好了。带着他跑，跑不动我把他送回山水沟就对了……

我无言以对。高先生不停地抹眼泪。良久，我说，高先生，收拾摊子回家吧，花市都打烊了。

花市打烊了，但是我们从花市的小院子转出来，建兰市场灯火通明。市场的无数盏灯光和城市的万家灯火把兰州市的夜空照亮了，看不见一颗星星。

我和高先生约定，明天他向我讲述夹边沟农场有关狼的故事。

坚持到底

10月中旬的一天黄昏，秋风瑟瑟，刘文山和胡永顺在明水河下梢靠近鸣沙窝的河坝里捋树叶，鸣沙窝里突然走出几个人来。胡永顺眼睛尖，看出那几个人也是自己的同类，——他们穿着破旧肮脏的蓝棉袄；有的人裤子开花了，裤腿上用绳子绑着破布、牛皮纸一类的东西挡风御寒——便招呼刘文山：喂，你看，那几个人干啥去了，怎么从沙窝子里出来了?

刘文山站在沙枣树一根横出的枝杈上，一手扶着主干，一手拿根扭曲的树枝敲打树梢。树梢上有几颗红透干瘪了的沙枣。听见胡永顺说，他伸长脖子从枝杈间隙里看过去，说，那不是刘光耀吗!

胡永顺说，对，对，是刘光耀。那几个是干啥的，我怎么不认识?

刘文山回答，那几个吗?我看像是场部的就业工人。咦，他们到沙窝子干什么去了?

胡永顺朝那边看着，没说话。刘文山小心翼翼爬下树来。

鸣沙窝是明水农场北边的一片沙漠，面积不大：五六公里宽，二十多公里长，往东延伸到临泽县境。可是沙梁子很大，四五米高，百多米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一刮风就呜呜响成一片，尘埃遮天。当地老百姓叫鸣沙窝。

那几个人走近了，个头略矮形似敦实其实瘦骨伶仃的刘光耀也认出了他俩，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刘文山回答，我们捋树叶子了。你们干什么去了?

那几个人不认识他俩，侧眼看看他俩走过去了。刘光耀站住说，我们去黑河口了，在河口测量水位、流量。要从那里修一条大干渠，把水引过来……

刘文山说，我说呢，这些天没看见你。还好吗?那边吃的怎么样?

凑合吧，一天一斤，没饿死。

啊呀，你们一天吃一斤!我们可是连半斤都吃不上了。这不，队长叫我们捋树叶子，找代食品。不干活了，停工了。

那几个走过去的人这时喊了一声：走呀，刘光耀!

胡永顺也说，走吧，太阳快落山了，咱们也回去吧。

刘光耀朝走远了的人喊，你们先走，我休息一下。然后他转过身来说胡永顺：你急啥嘛，坐一会儿再走。

说完话他就坐在地上。

刘文山也坐下了。胡永顺似乎还在犹豫，看看走远的人又看看刘文山，站着。刘光耀看出了他的心思，说，要走你先走吧。我可是走不动了，要休息一下。老刘，你陪我坐会儿。

胡永顺拿起装着沙枣树叶的麻袋说，那你们坐着，我可是要走了，快冻僵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走完了它一天的天路历程，斜斜地悬在西边的河岸上。它的炫目的冷飕飕的光线投在干涸的河床上。河床上干裂的泥块翘了起来，像是一片一片的巨大的树叶铺满河床。河岸上稀稀疏疏弯曲的沙枣树把暗影投在他们面前，拉得又细又长。10月中旬的河西走廊已经是肃杀的初冬了，草原枯萎了，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红柳披形的叶簇变黄发白了，干巴了。唯有沙枣树卵形的叶子还呈现着生命的颜色——微微的绿色。沙枣树是河西走廊上最耐干旱、最不惧严寒的树种，就是在雨水最多的夏季，它的叶片也不显得碧绿——它的表面有一层银灰色的颜色，叫人觉得生长得苦巴巴的，然而严寒的冬季到来，它又久久不被大风吹落，长时间地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淡淡的绿色。来年的新叶生出来之后，最后的一片叶子才从枝条上脱落。

鸣沙窝的沙梁层层叠叠像大海上的浪涛涌向远方，苍苍茫茫。晚风很是强劲，那里黄沙滚滚。

刘文山问，你们怎么从沙窝子钻出来了?

我们完成了任务，拖拉机把帐篷、工具仪器、锅碗灶具和行李装上了，人坐不下了。我们坐班车回来的。车走到沙窝子那面的公路上，有个就业工人说下车吧，从沙窝子走是捷径。他说这里的地形他熟悉。确实，这条路近，可是翻过一道沙梁又是一道沙梁把人累死了。

在黑河口苦不苦?

刘光耀朝着走远了的人影看看，扭过脸来小声说，这正是我想跟你谈的问题——咱们脑子得放活一些……

嗯?你说什么?

我说呀，脑子得放活泛一些。在黑河口我就听说这边的口粮减到十五斤了。二十四斤都饿死人，吃十五斤能行吗?蹲在这里等死吗?

刘文山一怔：你是说……

刘光耀迎着他惊讶的目光看着，说，有一天夜里在河口上坐着，测量和记录流量，风大极了，冻得我真是受不了，我就一下子想起家来了，想立即就回家去……

你是说……逃走?

刘光耀说，脑子真是要活泛些呀。明水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可是我想不会比新添墩好。新添墩哪天不死几个人?

刘文山说，你走了多少天了?半月?当然你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了：比新添墩还凶，一天拉一马车……

对呀，像这样下去，你我能活多久?还不如走。

嗯……刘文山像是牙痛，又像是叹息，嗯了一声，片刻后说，走?你想往哪走?你的家是银川，你女人在兰州电线厂当工人。不管你跑到哪里去，人家一查档案，往单位发个函，往你老家发个函，用不着这边派人，那边的派出所就把你拘捕起来。

我就非回家不可吗?

那你还能跑到哪里去?你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档案里都有。不投亲靠友，你还在社会上漂荡吗?黑人黑户，谁都能揭发你，报告你……

我就不信离开农场就活不下去。我二爷在新疆，这个社会关系，这些年我就没填过，不管填什么表都没填过。我就往新疆跑，找我二爷去。

唉，那不行吧?表上没填过，可是组织上追到你的家里去，一查，或是从你的某个亲友的档案里一查，就能查出来新疆你还有个二爷爷……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钻到老鼠洞里去，人家也能掏出来。

刘光耀沉默片刻说，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这也怕，那也怕，就只能在这里蹲着了。等到真像那些走不动的人一样了，想跑也就晚了，跑不动了。你好好想想，老刘，这两天思考思考，走不走?我反正要走。在黑河口的这些日子，我反复思想过了，走，有风险，辛苦，可能饿死冻死在半路上，但要是不走，那就必死无疑。两天，给你两天的时间，要走，你就给我个话，咱们一起走……

刘文山看着刘光耀比以前消瘦了许多的脸，久久没说话，心想，怪不得他把胡永顺支走，原来是要跟我谈这个事呀!

刘光耀站起来了，说走吧回去吧。一边走，他还一边说，在黑河口，他在黑河口附近的农民家里用粮票和钱换了十几斤炒面，准备在路上吃。

刘文山一直没说话。他跟在刘光耀的身后走。他们的脚把河床上龟裂得像破碎的陶片一样翘起的泥皮踩碎了，发出沉闷的破裂声。

刘光耀给了刘文山两天的时间思考走与不走的问题，刘文山还真动了心思：整整两天，他都没有去野外捋树叶和捋草籽，就在地窝子里蹲着；夜里也睡不好觉，睁着眼睛思考走还是不走。他的眼睛因为缺少睡眠而红肿，布满了血丝；他想了很多：走是应该走的，还在新添墩作业站的时候，右派们就都饿垮了，每天都有人死亡。到明水农场之后，粮食定量减少到每天半斤。死亡的人数立即就直线上升……自己的身体虽还不是很虚弱，但又能坚持多长时间?

刘文山是1958年9月，被酒泉县财政科补漏补了个右派押送夹边沟农场的。在新添墩作业站的基建队干了近一年，挖排碱渠，筛沙子。身体眼看着要累垮了，去年夏收前，分队长胡加英通知他到伙房帮厨。说是帮几天厨，可是干了不几天，食堂管理员看中他，请示管教干部后将他留在灶上当了炊事员。炊事员的工作可是救了他：每顿饭可以多喝一碗糊糊，多吃个窝头，做夜班饭的时候趁着管教干部和管理员睡觉，烙几个白面饼饼吃。身体竟然恢复了健康。那时候他曾想：自己运气不错，摊上做炊事员的工作了，可以混饱肚子，那就坚持下去吧，坚持到劳教期满——宣布他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的那天，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曾经讲过，他是监督劳动三年。可是在伙房干了八九个月，却又风云突变：农场的右派们饿垮了，天天死人，人们不敢说是供应标准太低饿死了人，而是把矛头指向了伙房：说炊事员克扣了他们，强烈地要求管教人员换炊事员，叫炊事员们也尝尝在大田里劳动和饿肚子的滋味。为平息众怒，管教干部还就换了几个炊事员，结果就又把他下放到基建队了。这是夏收期间发生的事，已经三个多月了，目前他的身体又变得虚弱了……

但是，两天后的那个黄昏，刘光耀找到他住的地窝子，把他叫到外边说，你到底走不走?我今晚就要走，你要是走，咱们就一起走，不走，我就自己走了。这时他回答，走吧，你自己走吧。我考虑了，我还是不走，我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

刘光耀瞪大了眼睛。

他又说，我不能跑，我的家在定西县，家里有老母亲，还有老婆娃娃，我跑到外地去，——跟你上新疆——将来谁扶养我的老母亲和老婆、娃娃?

刘光耀：你想得还远得很!你不怕这个冬季过不去就饿死冻死吗?你要是冻死饿死了，谁扶养你家里人?只有跑，活下来，将来才能扶养老人、女人和娃娃……

他说：这我也想了。明水还有上千人哩，上级就能眼睁睁看着死光吗?别人能坚持住，我就也能坚持住。

刘光耀：老刘，我可是为了你好。你当炊事员的时候照顾过我，我才想着你，叫你一起走——你就跟我一起到新疆去，我们找我二爷去——你不听我的话，可是不要后悔……

他说：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咱们跑出去就能活下去吗?难道一辈子就东躲西藏当黑人黑户过担惊受怕的日子吗?要是叫人抓回来，那可就一辈子都完了。你没听说吗?有个上海人，跑到云南了，想越境到越南去，就隔着一道水沟，叫人抓回来了。叛国罪，五花大绑送到饮马农场劳改去了……

刘光耀：你不要讲这些，说个干脆的：走，还是不走。你光看见抓回来的，但也有没抓回来的，你就看不见?

刘文山摇着头说，唉，不能走，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党的政策不是讲了吗，对于犯错误的人，哪怕是有罪的人，劳改释放了还是要给出路的。这一跑，性质就变了。我虽然是家庭出身不好，但我是解放后大学毕业的，念书的时间也没参加过国民党，五二年到五七年在省上和地区工作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就是大鸣大放说了几句话……期满之后还不给个出路吗?一跑，可就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样的事可不能干……

刘光耀看他真不想走，就说，好吧，你不走就不走吧。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刘文山站在山水沟里，看着刘光耀顺着山水沟往南走了一截，爬上土坎往一间附近的农民种撞田临时居住的房子走去了。他就转身回了地窝子。他思想里还真有点想不通刘光耀为什么要跑：刘光耀是兰州市城市建筑公司的干部，才二十四五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不久，就在新添墩作业站当了统计，不下大田劳动，身体并没有累垮。管教干部还交给他一件美差：负责收集全作业站的劳教分子寄出的邮件，帮助管教干部检查外边寄来的邮件。有些寄来的包裹装着饼干或其他食品，但收件人已经死亡，无人领取……那是今年春季的一天上午，吃早饭的时候，刘光耀来伙房打饭时对他说，你家属给你来信了，开罢饭来取。按农场的规定，劳教分子往外寄信要交给分队长，分队长再交予管教干部，检查后再由刘光耀送到邮电所。同样的，劳教人员的亲属来信，也是先经过刘光耀的手，再经过管教干部检查，才能分发到收件人。由于他和刘光耀关系好，他的信件在好长时间里不经管教干部检查刘光耀就直接交给他。这天中午，趁着休息的空隙，他到刘光耀住的房子去拿信。刘光耀一个人住在作业站的会议室里，房间中央是一张乒乓球台，球台上堆满了信件和邮包。这天，刘光耀把信件给了他，他要走，刘光耀却叫住了他：不要走不要走，你尝一下这个。说着话，刘光耀从乒乓球台下拽出个贴有外国商标的铁箱子，从里边拿出一个包装得很精致的罐头打开，叫他吃几块里边装的饼干。他一边吃一边问，是谁家寄来的?刘光耀说杜明环的，他家有亲属在香港。他当时很惊讶，说，杜明环还活着，你就敢把人家的食品吃了?刘光耀回答，刘场长叫扣下的。刘场长说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省长和高级干部都没吃过，资产阶级右派就享受，真是岂有此理，扣下，不要给!

第二天吃过了晚饭，刘文山在地窝子里坐着，腿上盖着被子，正和人说话，听见外边哨子响，有人喊：开会了，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去!

听说是二号宿舍，刘文山和其他人都坐着没动。他们的地窝子就是二号宿舍。他们住的这条山水沟里有十几间这样的地窝子：三米宽，十几米长，一边是走道，一边是地铺，地铺上挤着睡三四十人。他们这间还格外大点，睡了大约四十几个人。

哨音落了不久，稀稀拉拉进来了一二十个人。接着分队长宋新亭和袁干事也进来了。宋新亭是临洮县商业局的干部，右派，因为表现积极，被指定为基建一队的队长。袁干事是管教干部。他们一进来，劳教分子们紧张了一下，原先弱得爬不起来的人也都挣扎着坐了起来。

他们的身后还跟了两名就业人员。这两名就业人员把两盏风灯挂在墙上，然后把一根粗麻绳搭在房梁上，再把两根铁锨把立到墙根，虎视眈眈看着大家。

刘文山惊了一下：莫不是刘光耀被抓回来了!

就在他惊惧不定时宋新亭厉喝一声：嗯，怎么就这些人?

外边进来的人已经挤在地铺上坐下了，有人有气无力地回答：再的人都起不来了。

宋新亭气哼哼嗯了一声，然后把脸色变得柔和起来对着袁干事说，袁干事，开会吧，也就这些人了。

袁干事的眼睛左右转了一下，说，刘光耀跑了。今天我们就开个跑人的会。

听说刘光耀跑了，寂静无声的地窝子骚动了一下，人们低声交谈起来，但议论声立即就消失了。袁干事又说话了：刘光耀跑了，他是不想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教养，不想好好改造思想，不想重新做人。这事我今天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刘光耀逃跑有些人知道，但是不报告。非但不报告，还支持他逃跑。这个人与刘光耀同谋，共同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和政府对抗。这个人的名字我先不说，就看他自觉不自觉，自己承认不承认。我要的是他自己承认，给他创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说到这里，袁干事的眼睛盯住了刘文山。

刘文山心里一惊：他是真知道我和刘光耀商量过逃跑的事还是在吓唬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难道有第三者吗?是第三者揭发了吗?

袁干事又说话了：自觉些，这个人要自觉些。你要是不自觉，我可就不客气了。

刘文山想，看今晚的阵势，交待了也得挨整，不交待也得挨整，不交待或许能混过去。且看他怎么办吧。

袁干事吼起来了：怎么，这个人不想走坦白从宽立功赎罪的路吗?非要我点他的名吗?自觉些，还是自觉些好!

没有人自动交待。地窝子里静得能听见外边的风声。人们都静静坐着，有的人互相看着，好像是在询问这个人是谁，但后来很多人的眼光都随着袁干事的眼睛转向了刘文山。刘文山如芒刺在背，很不舒服，他垂下头躲开袁干事的眼光。他想，你就是把我捆起来我也不承认，承认了就得交待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后果不堪设想。

刘文山!站起来!

终于，袁干事吼了一声他的名字，他惊得噌的一声站了起来。

你说，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

他装出非常委屈的样子说，袁干事，我可是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他跑了嘛。

胡说!你不老实!刘光耀从黑河口回来的那一天，你们就在明水河边商量了逃跑的事。有人作证!

刘文山想起了那天的情景，说，我们那天没说啥。

没说啥?没说啥你们把胡永顺支走，偷偷摸摸的!你老实交待，你们在一起怎么商量的?

没商量啥。那天他说是走累了，坐着休息一下，我们没商量啥。

啥都没说，一句话都没说?你骗谁呀!

说是说了，都是些闲话。他问我明水的情况，我问他黑河口的情况。他没说要逃跑的话……你想嘛，他是那么笨的人吗?他要是想跑，还跟我说吗?不怕我汇报吗?

哼，你还编得圆得很!你老实交待不?你想挨一绳子吧!你们两个人平时就来来往往的，穿一条裤子……

刘文山不言语了。他和刘光耀来往密切，这谁都知道，没法辩解。

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

他说，来往密切这样的事谁都有，但这能说明他就一定要告诉我他要逃跑的话吗?

你嘴硬，你再嘴哽，就把你捆起来!

他不再说话了。袁干事说什么他也不说话了。

后来，袁干事也无奈，说了声再要是有人知情不报，我非捆起他来不可!然后就走出地窝子去了。宋新亭和那两个就业人员收拾收拾麻绳和风灯宣布散会。

刘文山瘫倒在铺上。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他可是吓坏了，怕真叫袁干事捆一绳子。

看来，刘光耀的逃跑是很成功的。就在袁干事开会吓唬他之后的第三天，车马班的康永明告诉他：袁干事吓唬他的那天夜里，场部就派王干事去兰州追捕刘光耀去了。是他赶着马车把王干事送到火车站乘火车的。过了几天，王干事只身一人回到了明水。另外，伙房里做饭的炊事员张维让被下放到基建队来了，在草滩上捋草籽的时候刘文山问张维让：你怎么也下放了?张维让告诉他：刘光耀从黑河口带回来的炒面被队长赵来苟看见了，说你背着那么多炒面干什么?叫人没收了交到食堂。那炒面就放在食堂里。刘光耀逃跑的那一天我又给他了，叫他在路上吃。赵来苟发现刘光耀逃走后去问我：刘光耀的炒面哩?我回答炒面被刘光耀拿走了，说是刘场长同意他把炒面拿回去，我就把炒面给他了。赵来苟很生气，不叫我当炊事员了。

刘文山、胡永顺都在伙房干过，现在张维让也下来了，三个人就天天在一起捋树叶打草籽煮着吃，混日子。

时间已经是十一月上旬，每天吃两碗豆面糊糊的日子持续一个月了，原先身体衰弱的人走向衰竭，原先“健康”的迅速衰弱，原先爬不动的人大批倒毙。刘文山的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下去，他心里很是恐惧。一天早晨在去草滩打草籽的路上，他对张维让和胡永顺说，光吃草籽哪行呀，这几天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胡永顺说，不想吃草籽了?那你说你想吃什么?

他们正走过山水沟东边的一块撞田。这片耕地旁有几间种撞田的农民盖下的平房，如今是场长刘振宇的办公室兼卧室，还有管教干部们吃饭的小灶。房子南边是麦场，麦场上有几垛打碾后垛起的麦草。

胡永顺是西北军区送来的干部，陕北人，入伍前当过农民。他指着麦场上的麦草垛说，哎，你们说怪不怪，都说没吃的没吃的，这几垛麦草咋就没人抖一下?张维让是兰州市商业局的干部，在城市长大的，他说麦草抖它干什么?胡永顺说，嗳嗳，你不懂你不懂。走，回宿舍去，把你们的床单和盆盆罐罐都拿上，今天咱们就在这麦场上盘光阴了。

三个人回了一趟地窝子，各自拿了床单和洗脸盆来到麦场。他们在胡永顺的指挥下开始倒腾麦草：把麦草一把一把地拽下来，迎着西北风抖动，然后把抖过的草堆到一边去。

他们抖呀，搬呀，簸呀，吹呀，筛呀，整整干了一天，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每个人的洗脸盆里竟然有了四五斤秕麦粒。秕麦粒大都带着麦糠，他们又脱下鞋用鞋底搓了一阵，把糠皮簸去。

这时西边的天空只剩一抹淡淡的霞光。他们的身体冻僵了，脚冻木了，但他们心花怒放端着盆往回走。刘文山说，啊呀，今天的日子可是好过了!哈哈!

胡永顺说，省点吃，省点吃，能吃四五天哩。

他们说说笑笑往回走，却不料有个人影从麦场旁边的干部食堂走了出来，拦住了他们：

喂，你们是干啥的?

他们认出是场长刘振宇，立即就不笑了。张维让和刘文山吓得一声不出，只有胡永顺仗着自己当过兵，又是三八式的干部，说，我们找了些代食品。

刘振宇问，找啥代食品?

胡永顺回答，我们搞了点麦衣子。

刘振宇说，我看，我看，我看你们搞的麦衣子。

怕叫同室的劳教分子们看见他们搞到了粮食而眼红，他们都在麦子上边敷了一层麦糠的。他们三个人都端着盆叫刘振宇看。他们本以为抖麦草抖出来的秕麦子，刘振宇就是看见了也没关系。岂知刘振宇在胡永顺的盆里抓了一把，大骂起来：

你们这些坏松，谁叫你们翻麦草的!

胡永顺辩白：那麦草我们又堆好了……

但是刘振宇听也不听，朝干部食堂吼了一声：老赵，你出来!

随着一声噢的应答声，干部灶的房子里走出个人来。是个就业工人，他问刘场长有什么事?刘振宇说：

把他们偷下的粮食拿过来，没收，交到大灶上去。叫大家吃去!

那个就业工人跨前几步，接过胡永顺和刘文山的脸盆，把“代食品”倒进张维让的盆里，又从张维让的手里拿过盆走进伙房去了。不一会儿，他就端着空盆出来，往张维让怀里一塞，说了声接住。

张维让伸手接盆，动作迟缓了一点，盆掉在地下。那就业工人转身进了伙房。刘振宇瞪了他们一眼，也转身走了，进了他的办公室兼宿舍。

一天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失于一旦，眼睁睁看着到嘴的食物没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三个人呆若木鸡，如同霜打过的茄子，脸色发紫发灰。三个人静静站着，无言无语。

良久，张维让说了一声：走吧，快回去打糊糊去吧。

三个人默默地走，在翻越一道田埂的时候，刘文山的脚绊了一下，跌倒了。他坐着没动，走过去的张维让说，走呀，坐下干什么?

刘文山说：我乏了。

胡永顺也坐下了，说：休息一下吧，我也腿软得不行。

张维让左右看了看，也坐下：好，坐会就坐会儿。我的心也乏了。这个驴日的刘振宇，把我们几天的光阴抢走了。他不得好死!

那两个人静静坐着，不出声。

天黑了，西边的天空消尽了最后一抹亮光，那秋水般幽暗的天空也被夜幕遮住了。田野、荒原和祁连山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张维让催促道：起来，起来，走。再晚，那一碗糊糊也打不上了。

他挣扎着往起爬，但却又停住了。朦朦胧胧突兀在田野上的三间平房方向传来刘振宇的喊叫声：

老赵，那兔子不能吃，吃下老鼠药的，有毒。把皮晾下，把肉埋掉去。

张维让捅了一下胡永顺，低声说，你听。

胡永顺和张维让趴在田埂后边往那边望，刘文山也扭过身去趴着，朝那边看。

再也没有说话声传来，但见微弱的天光下，有个人影在房子旁边用锨挖土。再过一会儿，那人影消失了。

张维让说，老天有眼呀!你们蹲着，我看看去。胡永顺说，我也去。他们两个人弯着腰蹑手蹑脚走过去了。

过了十几分钟，两个人回来了，提着三只剥了皮的兔子。张维让很激动的声音说，好了，今天的光阴又有了!

刘文山说，毒死的兔子肉能吃吗?可不要中毒。

张维让说，老鼠药在肚肠子里，肉是好的，你放心，毒不死。

胡永顺说，毒死就毒死吧，美餐一顿，总比饿死强。

刘文山不再说话，三个人端了脸盆回到山水沟，急急忙忙跑到伙房打饭。饭已开过了，炊事员连锅都洗净了。但他们三个人都是当过炊事员的，炊事员很给面子，从一只桶里给他们舀了几勺稠稠的豆面糊糊。他们蹲在伙房墙根里喝完糊糊，一人端了一盆开水回到宿舍。胡永顺和刘文山住大地窝子，做吃的不方便，三个人便都集中到张维让一个人住的小窑洞里。一个人把兔子洗干净，剖腹，把肠肚拿到窑洞顶上的荒地里埋了，另两个人不知从哪里抱来两捆芨芨草，在窑洞里点起火来。兔子肉放在一个洗脸盆里，再扣上一个洗脸盆当锅盖。为了不叫人看见他们煮肉，他们把洞口挂的毯子用土块压严实，可是烟大，呛得他们咳嗽流眼泪。

肉快熟了，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这香味把一个叫陆成民的地质学校的学生右派引来了。他围着“锅”转，啧啧称羡：

啊呀真香!啊呀真香!你们煮肉啦?

谁也不回答。

煮的啥肉嘛?怎么这样香呀?

还是谁也不说话。

陆成民看出了他们的冷漠，但是兔肉的香味太诱人了，他涎皮赖脸地在旁边坐着，伸着手烤火，时不时摸一下“锅”，又碰碰“锅盖”：哎呀真香，哎呀真香!你们从哪里弄的肉呀!

三个人都不回答。艰苦的生活使得人们的情感淡漠了，什么礼貌呀、同情呀、仁义道德都消灭殆尽了，抛到爪哇国去了。但是刘文山毕竟是旧社会上学五二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忍受不了这种尴尬，说：

我们拾了两只死兔子，是小灶上的炊事员撇出来的。老鼠偷吃库房的白菜，他们把药放上了，没毒下老鼠，倒把兔子毒死了。他们不敢吃，撇了，我们拾来了。

陆成民不断点头：对，对，干部灶那里有兔子，是从夹边沟养兔场抓来的。那些家伙，我们连汤都喝不上，他们天天吃兔子肉。

陆成民是中央某部长的侄子。他是在省地质学校读书时划为右派的，南方人。由于离家远，进夹边沟之后近三年的时间，亲属中几乎没有人来看望过他，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外援”。他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二岁，但已经像个小老头一样干瘦，形同木乃伊。这还是仗着他有在中央的显贵靠山，农场照顾他经常干点轻活，否则早就没命了。

刘文山与他说话，他的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他说，哎呀真香，哎呀真香，给我一点吃好不好?

刘文山不说话了，他不想给，也不愿给，但为了推托，他看了看身旁的张维让和胡永顺。那意思是我做不了主，你要问他们。

陆成民把脸转向胡永顺，哀求地说，老胡，给我一点……

胡永顺往火里添芦草头也不抬，说，我们还没吃哩，你就想要!

张维让干脆说，走吧，你快走吧，我们自己都不够吃，能给你吗?

陆成民讪讪地站起，走了。

过一会儿兔子肉熟了，三个人又撕又啃吃了。吃完了肉，他们认为骨头也是有营养的，就又长时间地烧火，煮，最后连骨头都嚼着吃了。

吃了骨头，喝完了汤，刘文山和胡永顺身上热乎乎的，心满意足地回地窝子去了。张维让连地方都没挪一下，也没脱衣裳，拉开被子就睡了。窑洞里的残火很长时间才灭，加之一只兔子肉在胃里消化，转化为热量，血液再把它输送到身体的四面八方，这天夜里他没觉得怎么冷。

这天夜里下了一场雪。小雪，天亮后停了，但是天气却骤然冷了一下：来自外蒙古的寒流侵袭了巴丹吉林沙漠，侵袭了甘肃。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到明水刮着凛冽的寒风，大白天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几度。人们都麇集在地窝子里，或卧或坐。有的人实在熬不住饥饿，便冒着刺骨的寒风跑出去拔几把芦苇和蒿草回来，在地窝子里用土块支起饭盆点火煮草籽。有存货的人还撒上一把炒面煮成糊糊，没存货的只能干巴巴捞草籽吃。蒿草冒出的烟雾呛得全屋的人咳嗽不止，有人撩起门口的破毯子放烟，但门口睡的人大骂起来：你要把我冻死吗，瞎熊!

烟呛得人咳嗽流眼泪，但也熏热了地窝子的空气，几十个人才不至冻僵。

挨过了白昼，寂寥的长夜降临。晚饭又是一碗清洌洌的豆面糊糊，漂着几条冻烂了的白菜叶子。喝完了糊糊，刘文山围着被子在地铺上坐了一会儿，脱掉穿在外边的大棉袄——里边是劳教服，一件又小又薄的蓝棉袄——准备睡觉，听见外边有人吹哨子。的哨音响了好几声，宋队长的喊声传了进来：

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开会!

他躺下了，心想开会就开会吧，就躺着听吧。地窝子里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失去了活动的能力，开会时躺着，队长也没说过啥。

和往常开会不一样，这天走进二号地窝子的人多，还有些不熟悉的人——其他分队的一帮人，而且比平常还多了两盏风灯，多了几名就业人员，就业人员手里提着麻绳。

刘文山心里一惊：出啥事了?又跑人了吗?怎么这样大动干戈!

人多，偌大的地窝子挤满了还坐不下，刘文山和几个躺着的人也都坐了起来，腾地方。

人都坐好了。大家也都很惊奇，一个个蓬头垢面的脸朝着宋新亭，有人低声交谈：出什么事了?后来管教科的干事袁志明走进来了，人们突然静下来看他。宋新亭说现在开会，请袁干事讲话。

袁干事二十几岁，还是个青年娃娃。在新添墩的时候刘文山没见过他，可能是场部的管教干部。右派们当中传说，这是个共青团员，武都人，他刚刚结婚，女人也是武都人，很漂亮，但没工作，住在夹边沟农场的干部家属宿舍里。他和一个王干事经常外出执行任务——追捕逃逸者。

袁干事没急着讲话，他把门口坐的几个右派分子轰到里边去：让开!让开，这达留出块地方来!

一帮右派急急地往里挪动，引起了一阵骚动，但很快就静下来了：人们明白，腾出块地方是要捆人，不知谁做下错事了，要倒霉了!

袁干事讲话了，他的眼睛细小，但眼睛很亮，说话的口气很硬：在我们二站，有些灭绝人性的人，惨无人道的人!

他停顿了一下，意在强调，警示，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说：

吃人肉!他们从坟滩挖着吃人肉!

人们都惊了一下，下意识地呀了一声，又都寂静无声了。

刘文山也非常吃惊，且对袁干事的话将信将疑：夹边沟的劳教分子，百分之五十是读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传统礼仪道德观念还是有的，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猪狗不如的事来吗?

这时袁干事喊了一声：

出来!吃下人肉的站出来!

没人站出来，会场鸦雀无声。

没人站出来吗?胆怯了吗?人肉都吃了，站出来的胆量都没有了吗?

还是没人站出来。

袁干事的脸很严峻，此时他把脸部的肌肉放松了一下，说话的口气也变软了，似乎是很和气商量的腔调说，嗳，还真不站出来呀?怎么，要我点名呀?点了名才站出来呀?好，那我可就点名喽……

他突然眼睛一瞪，厉声喝道：张维让!站出来!

张维让从他的小窑洞来到二号地窝子，原先坐在门口的，后来被轰到里边，坐在刘文山旁边。听见袁干部喊他，先是怔了一下，继而一脸狐疑加上恐惧的神色说：

袁……袁干事，我可没……吃……吃……

袁干事吼：出来!

袁干事……

张维让还想辩解，但两个就业人员跨前两步，泥脚踩到地铺上，像提小鸡一样将他拉到靠近门口的空地上。张维让从伙房下来不久，他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脸色也是红润的，但此刻他已经面如土色，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嗓子发出了哭音：没有呀，袁干事，我没有吃人肉呀……

袁干事说，没吃!你驴日下的，不给你来厉害的，你嘴硬，不承认。捆起来，给我捆起来!

又一个就业人员把一根小手指粗的绳子搭在他的肩膀上了。那两个握着他胳膊的人一人抓住一头，很熟练地往他两只胳膊上缠了几道，又把双手在他的身后并在一起，手心对着手心。到底张维让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他的嘴里喊着没有呀，我没有吃呀，冤枉呀……他挣扎着不叫绑，把两只手挣开了。那两个就业人员没能把他的手捆在一起，似乎很是气愤，一个人抬腿踩了一脚他的小腿，正踩在小腿肚上边的腿弯处。他扑通一声跪下了。就业人员就势把他的双手又拉到一起，从手腕处系了个死结。接着，两个绳子头从脖子上边早就绾好的绳环里穿了过去。

张维让还在喊冤枉呀袁干事我没吃人肉呀，但是那两个就业人员一人抓一个绳头，一个人站在他的背后，一个人站在他的头前，两人同时一用力，唰的一声响，他便像挨宰的猪一样尖叫起来：啊哟哟……

他的身体缩成了一团，他再也叫不出来了，像是断了气一样。两个就业人员又往里拉了一下，把他的双手拉到后脑勺的位置。他的胳膊不知是哪个关节咯叭叭响了几声，他又像是往常人们被火烫着时发出的短促地喊叫声一样地叫了两声：哎哟!哎哟!我的妈呀……

就业人员把绳子拴死，放了手。

他的嗓子里发出气不够用的呻吟声。

全体右派分子都静默无语。他们被吃人肉的消息惊呆了，也被捆人的行动吓住了。但这时袁干事又喊了一声：胡永顺，出来!

人们的眼光都投向地窝子深处，因为胡永顺的铺在最里边。由于地窝子很大，灯光照不透里边，地铺上还坐了一些人挡住了视线，刘文山看不见胡永顺，但是他的心又惊了一下：怎么，胡永顺也干了令人不齿的事?

他看不见胡永顺，但胡永顺的声音从里边传了过来：谁说我吃人肉了?谁说我吃人肉了?袁干事，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拿出证据来?

胡永顺的声音是强硬的。这个当过兵的人和年轻的张维让不一样，他不是辩解，而是质问。他平时说话做事也都和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右派不一样，对管教干部不害怕也不尊敬，说话粗声粗气的。

袁干事说，证据?当然有证据!有人检举，你们几个人昨天从埋人的地方回来，手里拿着铁锨……

胡永顺从地窝子那头走过来了，他的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大声说：

胡说，昨天我和刘文山、张维让到麦场上抖麦草去了，我们就没去过坟地。谁揭发的?你叫他站出来说。

袁干事：干什么，叫揭发的人站出来你想将来报复吗?告诉你，我们都调查过了，前天埋掉的徐清源叫你们挖了出来，一条腿没了!

胡永顺：腿没了就是我们吃了?老子饿死也不干那种事!

袁干事讥讽的嗓门说：老子?你还满嘴的老子!你狗日的嘴这么硬!老子也告诉你，人家还揭发你们三个人昨天夜里煮着吃……

我们煮的是兔子肉!

兔子肉!有那么大块的兔子肉吗?

那么大块的兔子肉?你看见了?

我没看见，有人看见了。你们用洗脸盆煮着吃的……

说到这儿，袁干事回过头喊，拿来，把盆子拿来，叫大家看看。这时一个人从门口拿进三个洗脸盆来。袁干事接过来，一只只举在风灯前，朝着右派们说：

看，大家都看，这盆子外头的血印子还有，这不是证据吗?

然后他面对胡永顺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胡永顺说，那是兔子血!

袁干事显然是气极了，大声喝道：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抵赖。给我捆起来!

还是那三个就业人员一拥而上，扭的扭踩的踩，把胡永顺踩翻在地。胡永顺起先大骂，狗日的你们捆我，你们敢捆我……但接着就惨叫不已：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亲眼看着这一段时间来与自己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好友被捆起，管教干部又不容被捆者分辩，刘文山吓慌了：他在心里想，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怎样才能讲得清楚，躲过五花大绑的厄运?

他根本就想不出办法来。他的大脑已经乱了，心已经慌了。三八式老革命胡永顺都不容分辩，我能讲清楚吗?人家听吗?他只是在听到袁干事喊刘文山出来之后，心哆嗦了一下，才想：应该穿厚点，绳子勒上后疼痛轻一点。于是，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把五九年的冬季母亲从家乡寄来的母亲手缝的一件黑棉袄往身上套。

但是已经晚了。两个就业人员走过来把他拉了出来。他认识这两个就业人员，他听人说，这两个人在右派们进夹边沟农场之前就在这里就业了；其中一个是安西县的地主分子……这两个人曾经带着他所在的基建队开过荒，夏收时在麦田里教过他如何割小麦……

他没有分辩，也没挣扎，他知道那都是徒劳!他只是希望绳子捆得松一点……但是，他的顺从并没有得到回报：就业人员把他穿了一只袖子的黑棉袄剥去了，把原先穿着的劳教服棉衣也脱去了。他的身上只剩了一件衬衫，绳子就搭在肩膀上了。继而，麻绳缠住了两臂系住了手腕。再下来就是听见了肩头骨节处发出的嘎巴声，肘关节发出的嘎巴声。他的双手从后背上拉到了后脑。他没有喊，没有哭，没有求饶。他只是不断地咧嘴，像抽风一样，嗓子里发出不由自主的噢噢声。

由于没有挣扎，由于顺从，就业人员没踩他的腿弯，他被捆起来之后是站着的，虽然他的身体被绳子勒得变了形：他的腿可怜地蜷着，腿像是短了半截：他的腰弯着，肚子就要触到膝盖了：他的头被绳子扯得奇怪地仰起；后背上的双手和胳膊如同驼峰……

汗水浸透了全身。头皮和脸上渗出的汗水从下巴上吧嗒吧嗒掉在地上。

风灯的光线照亮了他们三个人汗水淋淋的脸。袁干事叫人把那两个人从地下拉起来与刘文山一起站着，然后喝问：

说，你们吃人肉了没?

刘文山和张维让没说话，他们知道越辩解越吃亏，只有胡永顺气喘吁吁说：我们吃的是兔子肉……

袁干事说，狗日的你们还不交待!拉出去，关起来!

他们三人被几个就业人员和右派组长架着推着拉出了地窝子。禁闭室是山水沟外边平地上挖出的一间小地窝子，如同一个大坑，上边搭了椽子压了很厚的土，有木头做的很结实的门板。进地窝子的坡很陡，他们被推进去就栽倒了，晕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刘文山醒过来了。起初他有点懵：四周怎么这样黑，一点儿亮光也看不见；脸的一边很痛。这是在什么地方，脸为什么这样痛?他想伸手摸摸脸，但奇怪的是手不知去到了何处，不听指挥。这时他的脑际深处突然亮了一下：呀，我是被人绑了起来的。于是，他全部的意识清醒了，这是在禁闭室里，脸痛是因为脸触在地上，被冰冷的土地冰得难受；手伸不到脸上，是因为它被人捆起来了，也冻僵了，麻木了。

正在回忆和思考的时候，他又听见了一个声音在喊，救命呀……于是他又想起来了，自己是和胡永顺、张维让一起被捆起来一起被推进禁闭室来的。这是张维让的声音。

于是，他也挣扎着拼出全身的力量喊起来：

救命呀……

他清醒地知道，必须喊，必须叫人来放开他和张维让、胡永顺。如果不喊，管教人员忘了这里关着人，那么他们三个人就会死去。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冬季在新添墩作业站，有一个右派半夜时分撬开伙房菜窖的门偷胡萝卜被炊事员抓住了，赵干事叫人捆起来关在菜窖里，计划天亮后开批判会，但是天亮后打开门一看，人已经死了，冻得冰块一样。

刘文山和张维让喊了一阵子，胡永顺也醒过来了，也加入了呼喊的行列：

救命呀……

他们喊呀喊呀，终于，门口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开锁的声音，开门的声音，风灯红色的亮光把禁闭室照亮了。纷乱的脚步声响到了他的头顶，他听见袁干事的嗓门说：

解开，把他们解开。

还是那几个就业人员，把他们拉了起来，解开了绳子。

当初被捆起来的时候，刘文山没喊没哭，但此刻绳子一松，就业人员把他的手从后背上放下来，他感受到的那个疼痛真是无法忍受，像肌肉撕裂了，又像是骨头节拔断了，他禁不住地哭出声来：

妈妈呀……我的妈妈呀……

那几个就业人员看起来精于此道。他们解开了三个人的绳子后并没有转身离去，而是为三个人揉搓肩关节，按摩胳膊，直到三个人的哭声停止了，——血液流通了——这才把他们扶出禁闭室，送到离着禁闭室不远处也是一间在平地上挖出的大地窝子里。

这是严管队!

在迁移明水乡之前，夹边沟农场的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各有一个严管队。劳教分子当中那些不好好劳动，不遵守纪律，顶撞管教干部，打架斗殴或者偷窃公物……一言以蔽之：不好好劳动改造者集中在严管队。严管队配有最严厉最能干的管教干部，还有最积极的右派队长和组长，干农场里最苦最累的活计。进了严管队的劳教分子再要是不服服帖帖，就要进劳改农场去了。

不过刘文山三人进严管队的时候，严管队的境况已经大大改观了：两个严管队合成了一个。因为饥饿，劳教分子们都不劳动了，严管队也不劳动了。和其他队的人比，严管队的人无权出去采树叶和捋草籽，喝完了伙房供应的一碗面糊糊，只能在地窝子里坐着。去伙房打饭时有积极分子押着。

严管队这时有三十三名劳教分子。过了两天又进来个人，是康永明。刘文山和康永明是定西县的老乡，康永明原是定西地区党校的教师，两人以往就熟悉。刘文山问他，你怎么也进来了?康永明说，不知什么人给牲口的耳朵里钉了个钉子，把牲口钉死了，队长说是我钉死的，想吃肉，破坏生产。我疯了吗?我赶大车能吃上能喝上，我把牲口钉死干什么?明明是别人干的嘛，想把牲口杀了吃肉嘛!

一天半斤粮食，又不能去找代食品，严管队的劳教分子们饿得头昏眼花，身体迅速地走向衰竭，每过两三天就有人停止呼吸。

刘文山饿得饥肠辘辘，心想，非得饿死不可了!这时他想起了刘光耀：当时听刘光耀的话跑了就对了。但是后悔也是枉然：上厕所都有看守跟着，根本就没机会!再说，他也下不了逃跑的决心：背着吃人肉的罪名出去，将来怎么做人?就在这地窝子里饿死吧!他在心里说。

但是他的女人来看他了。

这是一天上午，他上完厕所回严管队，走到地窝子门口，看见离着二十米远，袁干事站在他住的一间平房门口正在和一个女人说话。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他的在定西老家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女人。他对身后跟着的看守说，那是我女人。我女人看我来了。

看守说，是你女人吗?

他说，是。

看守说，走，过去看看。

看守跟着他，他往前走去。袁干事不知和女人说什么，袁干事背对着他，女人脸朝着他。他已经走到跟前站住了，女人看着他，但女人没认出他来。他问了一声：

你怎么来了？

女人听出他的声音来了，看他，但没有说话，女人惊诧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头发像乱草一样，脸又黑又脏，只有一双眼睛在动，胡子有三寸长。

他看着女人诧异的眼睛说，怎么，你认不出我来了?

女人还是不说话，眼泪却涌出来了。这时袁干事说话了：

去吧，跟他到房子去吧。

袁干事说完话转身进了自己的房子。那看守说，走吧，回去吧。刘文山在前边走，女人在后边跟着。进了房子，刘文山鼻子酸酸的，但他忍住没让眼泪流出来。他怕女人看了他的情况伤心，大哭起来。不料女人在他的铺上坐下后很冷静，眼睛里一滴泪水都没有。女人看了看周围人的情况，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说话。他觉得很是尴尬，在这样的环境里和女人会面，便找话说：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我是和康永明的父亲搭伴儿来的。

我没叫你来嘛。

康永明的父亲听党校的一个人的家属说，康永明出啥事了，进严管队了。那个家属前几天来看过人。康永明的父亲说要来看康永明，我就一起来看看你。我真不知道你也……要是知道，我就多给你背些炒面。你啥时间从食堂下来的?

刘文山没回答女人的问题。他的眼睛看着女人放在铺上的面口袋，良久才说，你把家里的面都背来了，你们吃啥?

家里总比你这里好想办法，这你不要操心。

两个人的谈话断断续续的。刘文山因为自己在严管队，在女人面前觉得难堪和尴尬。他想，女人必定是在袁干事那儿已经听到他的“罪行”了，女人也不像他在新添墩时来看他那样亲热和自然。

时间在他们别别扭扭不冷不热的谈话中流过去了，门外的看守大声喊叫起来：刘文山，时间到了，一个小时了，叫你女人走!

女人还想坐一会儿，她肯定是累了，也可能还想和他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多看看他，但刘文山站了起来。他知道规矩：往常家属来探视，可以留宿一夜，严管队却不允许，见了面说说话就得离开，当天返回。他心里不好受：他知道．女人从定西到高台，光是坐火车要坐两天两夜，还要步行几十公里……

看他站起来，女人也站起来了。女人看见周围的右派们看着她，似乎有点慌乱，急急地说：家里的人好着哩，妈的身体好着哩，娃娃也好着哩，都好着哩。我们都盼着你也好好的，好好改造，改造好了出来，我和妈、和娃娃等着你。过新年我再给你送些吃的来。

女人很冷静，很刚强，说完话就往外走，刘文山却泪如泉涌，哽咽着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跟着女人往外走。他想送送女人，但是刚刚走出地窝子外边的过道，一位做看守的就业人员拦住了他：

行了行了，你就到这里吧。

他只好站住，看着女人走远了。

刘文山怔怔地看着女人走远，心里酸酸地进了地窝子，回到自己的铺上。他的心里的确苦兮兮的：女人数千里长途跋涉来看他，见面才一个小时，气还没喘匀就又踏上归途，女人的心里多苦呀!苦死了!

但是，回到自己的铺上之后，他立即就不想女人了：女人给他背来了半口袋炒面，足有二十五斤!他打开面口袋，抓一把出来。面粉很白——已经两年半了，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再也没有吃过这么白这么细的面粉——用舌头舔了一下，天呀，这是熟面，是女人用笼屉蒸熟的白面，里边还搀了糖，甜丝丝的。

他吃了几口熟面，又用凉开水冲着喝了半碗，然后就把自己铺脚上放的一只皮包拿过来，把里边的衣裳掏出来，将面口袋整个地放进皮包里，锁上锁。

这是一只非常好看的皮包，加拿大产品，是他大学毕业后进省政府财政厅工作，定了行政十八级，月薪一百有零，在兰州的一家皮货商店买的。后来工作调到酒泉，皮包也跟他到了酒泉。以往，这个皮包里装着他最好的两件毛料服装。现在他把熟面装进去，因为面粉现在是最宝贵的。他在心里计划着，每天补贴半斤，这些面粉足以坚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能坚持两个月，农场的粮食供应总是要改善一下吧!

他把面粉装好，把皮包放在被子后边之后还不放心，又拿出来用一根行李绳缠了几圈，捆紧，绑死，然后用被子包起来放在铺脚上，自己倚着被子坐下。他的心宽慰多了：两个月以内饿不死啦!

黄昏到来了，门外的看守喊，开饭了开饭了，出来站队!

往常，饿得饥肠辘辘，每一次开饭，刘文山是抢着往外跑，排在队伍的最前边。这天，因为吃了女人背来的熟面，更重要的是有二十几斤面粉储备在皮包里，他的心里宽敞了许多，肚子便不觉得那么饿了，所以他慢腾腾走出地窝子，排在了队伍后边。在伙房打饭的时间，他也是最后一个打饭。

打了饭，端着饭盆回地窝子。在门口有个人喊住了他：刘文山，蹲下，蹲下，就在这儿吃。

门口蹲着两个右派。他们就坐在进地窝子的过道旁的土坎上，正在喝面糊糊。那个喊他的人一边喝一边说，你今天也太窝囊了，媳妇来了不叫住一夜休息休息，就把人家打发走了。

一来是因为有了女人带来的熟面心情好，又因为这天天气也好，没刮风，刘文山就也在土坎上坐下了，说没办法，袁干事撵着叫走嘛。

另一个右派说，孽障，几千里路上来了，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

因为心情好，刘文山坐在门口喝完了面糊糊才走进地窝子。可是进了地窝子，他觉得地窝子里气氛有点不对，情况有点蹊跷：有几个人正挤在他的铺前慌慌张张地干什么，有几个人各自在自己的铺上坐着，手里捧着炒面往口里填。看见他进来，有人小声地叫着：来了，人来了!他铺前的人忽地就散开了。他快速地走到自己铺前一看，头嗡的一声就胀大了，耳朵也轰地鸣叫起来。他的皮包被人拽出来了，捆着皮包的绳子被什么利器齐刷刷切断了，皮包上裂开着近半尺长的一道口子。被人掏出来的面粉把皮包染白了，把地铺上的床单也染得五马六道的。

大概有七八个人手里捧着熟面往嘴里塞，还有的人掀起褥子把熟面藏起来。

他立即清醒了，这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抢劫。他扭头跑出了地窝子，不顾看守的拦截朝前跑去，没命地喊叫：

队长，我的炒面叫人抢了!我的炒面叫人抢了……

管理严管队的是一个名叫王治民的管教股干事。这人对右派非常严厉，工作责任心强，每天早晚开饭的时候他都要在严管队地窝子前边转悠。听见刘文山的叫喊声他快速地走过来：谁抢你的炒面了?

刘文山急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说，他们合起来抢。

走，我看一下去!

刘文山迅疾地走在前边，几乎跑步一样进了地窝子。王干事也快速跟了进来。

眼前又在演出两分钟前的那一幕：仍然有几个人挤在他的铺上从皮包的裂缝里往外掏面粉。刘文山说，你看，王队长你看!

王干事的眼睛都红了，拾起过道上扔着的一把铁锨——可能就是割断行李绳和切开皮包的那把铁锨——朝着刘文山喊了一声你让开!就往过道深处冲过去。

有人看见王干事了，喊了一声王队长来了。围着皮包的几个人立即散去，但还有一个人不愿走开，一只手还在裂缝里掏着。王干事抡起铁锨没头没脸地打下去。那个人看见铁锨落下来，躲避不及，举起攥着面粉的手来挡。锨头正好打在他的胳膊上。就听他哎呀叫了一声。锨头把他的棉衣袖子刷的一声劐开了一道口子，一直劐到肩膀。劐开的袖子像一块破布片一样甩着。里边的衬衫袖子也破了一截，胳膊立即就流出血来。

这个人是平凉地区一个县的商业局局长，当过兵的。他是因为偷了农场的一只羊吃肉而被关进严管队的。此刻，由于手中的面粉被锨头打得撒了一脸一身，根本就看不出脸的颜色来了，他哎哟哎哟地叫着，在地铺上缩成一团，央求：王队长，我再不敢了，王队长，我再不敢了……

王干事扑上去踢了一脚凶狠地骂了一句：驴日的，反了你们了!

王干事是武都人，他操着浓重的方言破口大骂，并且挥舞着铁锨：

瞎熊，你们这帮瞎熊，反革命!怎么越改造越反动，抢起人来了!拿出来，把你们抢下的炒面拿出来，放回皮包里去!你，就是你!还有你!

他的铁锨指向谁，谁就吓得战战兢兢地把手里捧着的面粉放回皮包里去。那些铁锨指不到的人却还在吞咽着手中的面粉。熟面不像馒头，太干，一时难以下咽，有的人呛得咳嗽不止，眼泪都冒出来了。有的人慌慌张张把熟面藏起来。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熟面被追回来了，但已经损失过半。有些炒面是刘文山从褥子底下枕头下边扫回来的，羼杂了许多尘土、草屑。

有了这次教训，刘文山再也不敢把面粉放在地铺上了。他把女人装面的口袋补了补，且缝上了一条带子，去伙房打饭和上厕所的时候把带子套在脖子上，面粉就挂在胸前。晚上睡觉，他把面口袋放进被窝里，抱在怀里。

刘文山是个有毅力的人，无论每天他的肚子如何饥肠辘辘，无论熟面的香味多么馋人，他每顿饭只吃两小勺熟面，——把熟面加进从伙房打来的面糊糊里，使之稠一点——此外决不多吃。女人临走时说过，元旦时再给他送点吃的来，现有的八九斤熟面，他必须细水长流，否则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他的腿肿起来了，脸也肿了，但他仍然坚持细水长流。他知道，如果两顿把熟面吃掉了，他立即就会没命了。他亲眼看着同室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近来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毯子卷起来抬出去。

就是这样节约着吃，熟面也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斤了——他的心恐慌起来：女人能不能按时送吃的来?到底这样的低标准供应要持续多久?国家什么时候才能释放劳教分子?

他的意识当中，时间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突然，他感到农场的情况有了变化：已往，严管队去伙房打饭，旁边总是跟着两个积极分子和几个充当看守的就业人员，可是这两天情况异常，开饭的时候炊事员把面糊糊提到地窝子来，舀进他们的饭盆里。还允许他们在门口晒太阳了。

一天早晨喝完了面糊糊，刘文山凑到康永明和张维让身旁说，喂，你们看出来没有，情况有点变化?

他正和康永明、张维让议论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现象，地窝子的门突然开了，袁干事走了进来，大声说，抱行李，抱行李，都回自己的队上去。快点快点!

刘文山进严管队的时候，这间地窝子里总共睡着三十四个人，四五十天过去，这里就剩下整整十个幸存者了，其中包括胡永顺、张维让和他，还有最后进来的康永明。他们几个人都浮肿了，但还没有弱到衰竭的程度，而那六个人当中，已经有三个人起不了床，只有吃饭的时候才爬起来坐着。听说叫他们出严管队，一个个都振作起来，在几个就业人员的帮助下，摇摇摆摆脚步蹒跚地往外走。

但刘文山坐在铺上不动。

袁干事看见了，走近两步问，刘文山，你怎么坐着不动?

刘文山眼皮也不抬，说：我不出去。

袁干事惊讶了：咳，你还住上感情了!

刘文山：不是住上感情了，袁干事，你把我们三个人捆进严管队，说是我们吃人肉了，我们说啥话你都不相信。现在你要把情况搞清楚——到底我们吃人肉没有。

袁干事皱了一下眉头，大声说，走吧，走吧，出去吧，还要搞什么清楚!

刘文山坚持说，那不行，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把情况搞清楚，我就不出去，就是不出去。

袁说：咦，你还硬得很。

刘答：不是硬不硬的问题，是要搞清楚的问题。现在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吃下人肉的，没有人性的人，惨无人道的人。我死掉也就罢了，但要是有幸活下去，离开劳教农场，还有什么脸见人，还有什么活头。

袁说：咳，走吧走吧，出去吧……

刘答：那不行，我一定要搞清楚不可。

康永明因为和刘文山是定西的老乡，他想等着刘文山一起走，这时劝他：走吧老刘，走吧，执那气做啥?

刘文山说：你走吧，你走吧。康永明，你的事和我的事不一样，往马耳朵里钉个钉子，受些冤枉也不是大事，这吃人肉的事可不能马虎，是人的品质问题……

袁干事看他真不愿走，也不再说什么，转身走出去了。

刘文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地窝子里。

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袁干事又回到这间地窝子里，说，刘文山，走吧，出去吧，我们查清楚了，那件事我搞清了，是个误会。

刘文山在地铺上坐着，冷冷地说，真搞清楚了?你不是骗我?

袁干事回答：嗳嗳，看你说的，我骗你做啥?我找了张维让了，也找胡永顺了，他们领我去了小食堂，找了炊事员老赵。他说是把兔子埋在粪堆那里了。我们去看了，就是叫人挖走了。和你们说的情况一样。误会了，我们误会了。

误会了?说一声误会就行了?你的一个误会，我们三个人可是差点没命了。

袁干事大为惊讶：哎，看你这个人，告诉你误会了，你回队上去就是了，你还想做啥?

刘文山盯着袁干事年轻英俊的脸看了几秒钟，一句话没说，站起来默默地卷行李。袁干事叫来一名就业人员帮他拿行李，他自己端着洗脸盆，饭盆，还提着那只破皮包。他们走出地窝子，袁干事对那位就业人员说：

你把他领到二号病房去吧。

二号病房实际上就是他住过的那间大地窝子。就在他进严管队不久，许多人躺倒了，死亡加剧了。为了延缓和减少死亡，领导把几间大地窝子改为临时病房，把生命几近衰竭者集中到这里。派了几个身体较好的右派和就业人员做护理员，端屎端尿；开饭时炊事员把面糊糊送到“床”头上，不叫他们动弹，以减少体力的消耗。

进了病房，刘文山才知道，中央和省委的工作组来过了，过几天就要送右派回原单位。他在心里暗暗地庆幸：终于熬到头了。

探望王景超

在我的印象里，河西走廊是非常干旱的，夏天无雨，冬季下雪的次数也不多，也下不大。和桑不同意我的看法，说，你这种印象不准确，河西下雪的次数是不太多，但要是下起来也很吓人，就拿1960年冬季的那场大雪来说，下了近一尺深，我没齿不忘。

和桑说，那次大雪，她之所以没齿不忘是因为那次大雪前的一天黄昏，她收到父亲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说，他在兰州听到消息，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到高台县明水乡去了，明水的情况非常严峻，问她能不能请几天假去夹边沟农场看看景超。父亲在严峻两个字下边还划了两横。

和桑很明白父亲那两个字下边划横线的意义，那意思是说他不能写得更明白了。那个年代，很多话是不能说出来的，尤其是给她这样的人写信。

其实，她比父亲更清楚景超的情况，因为她仅仅是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行政降五级，在安西县境内的四工农场劳动，改造思想。报社每月还寄给她五十八元的工资。而景超却是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押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已经两年八个月了。景超十月初曾寄信给她，说他从夹边沟农场调到高台县的明水乡了，口粮降到了每月十四斤。她也回了封信给景超，说，我们的口粮也减少到十五斤了。她在信中还夹了10斤粮票。景超再也没有寄信来。

在接到父亲的来信之前，和桑的大脑里就没有过请假去看丈夫的念头。在四工农场劳动的都是刑满就业人员和右派分子，她没听说过谁请假去看望家人，就是父母死了，也都不敢请假奔丧。王景超是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她更不敢有这样的非分之想。

但是，这天夜里，她躺在土炕上再也无法入睡。父亲的信在她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欲望：必须去看望丈夫!景超出生在河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家乡沦陷，十八岁的哥哥带着他逃难到了大后方的四川省。在四川，哥哥又加入商震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他进了一家伤病医院当看护员。后来他离开伤病医院进了专为沦陷区儿童开设的学校，读完中学。以后的几年里，他又靠着打工挣钱读西北大学哲学专业。毕业时正赶上西安解放，他便参加从老区来的阮迪民领导的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来到兰州，创办甘肃日报。他十三岁离开家乡，始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在甘肃没有其他亲人，没有人去夹边沟看望他，没人给他送食品接济。他可能饿垮了，也可能病倒了，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正需要亲人的安慰和鼓励，需要亲人的关怀和温暖。

她甚至在心里谴责自己了：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去看望丈夫呢。是的，自己的处境和景超一样，也是在农场劳动改造，但是，这能成为没去看景超的理由吗?作为妻子，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困难，都应该首先想到丈夫，为丈夫做出牺牲。

第二天早晨刮大风，她用一块头巾包住了脸，顶着噎人的风尘走到场部大院去了，径直走进了农场政委刘生贵的办公室。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她作出了决定，请假试一试，准了就正大光明地走，不准就找机会逃跑去看望丈夫。哪怕看完了丈夫被抓回来，开批斗会，或者给以严厉的惩罚，也在所不惜。

她是以准备赴死的精神走进办公室的。她知道，她在干别人从来没干过的事，可能，她碰到的将是一顿训斥，一次臭骂，一场暴风骤雨，所以站到刘政委面前后，竟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脸色变得煞白。

刘生贵一抬头看见了她，也看见她不同寻常的脸色，不由得惊讶起来，问：和桑，你要干什么?

和桑的腿有点发软，心也很慌，但她使着劲儿以很僵硬的口气说，刘政委，我要请几天假。

刘政委没出声，他可能有点不相信，这个右派分子胆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可能他还在奇怪她的表情和说话的口气。

和桑知道，这可是最要紧的关头，能不能去看望丈夫，就在刘生贵的一句话，这种时候可不能软弱。于是，她以刚才硬绷着的口气说：我要去夹边沟看看我丈夫。我丈夫也是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劳动教养；我父亲来信了，叫我去看看他。可能他要饿死了，我必须去看看他。我就只请三天假，只要看一眼就回来。刘政委，行吗?

刘生贵说，这有什么不行的?去看看丈夫，这是好事，为什么不行!去吧，把工作交待一下，你明天就可以走。

和桑僵住了，她真有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她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训斥和拒绝是难免的，但她要死磨硬泡长时间央求领导……她还没调整过自己的情绪来，刘生贵又说，你不用急着回来，见了你爱人，可以住几天。要是病了，就把他的病侍候好，病好了你再回来，不要着急。找你们队长说一下，多买上几斤馍。我也听人说了，夹边沟的情况比我们还严重。

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和桑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的遂人心愿。她想说句感谢的话，但又怕一句话引来灾难——刘生贵可以大发慈悲，但也可以突然变卦呀——便掩盖着自己的欣喜说了一句，刘政委，那我明天就走了。今天我把工作交待一下。刘生贵说，对，把工作交待好。

她飞快地找到了三站的站长，转达了书记的话，然后去财务科把自己管理的账本交给别人，再把油料账也交了出去，把自己管理的各种统计表册物品交给别人。做完这些事，已经到了中午。吃完饭她就去找一个叫杜博之的右派借了一百元钱，找一位右派买了一套棉衣裤，一件大衣。她的想象中，王景超两年前穿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她必须搞两件能保暖的衣裳带去。王景超是个有洁癖的人，在家的时候，晚上睡觉前，总要把自己的毛料裤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以防裤线变形。

整个下午，她都没有休息。她几次跑到机务队去，向队长询问明天有没有拖车去柳园车站拉煤。然后她到食堂去了一趟，央求伙食的管理员晚饭时多蒸几个馍馍，提前卖给她一星期的干粮。管理员是一名刑满就业人员，一个凶狠的家伙，可是听说她要到明水农场去看丈夫，也为她高兴，很痛快地说，吃饭时你晚点来，直接到办公室来，我给你准备好。这天晚上的事真是令她大喜过望：晚上她走进管理员办公室，管理员指着桌子上一堆白面花卷说，你带书包了吗?看见她拿出一个碎花布的书包，管理员说，装起来，全装起来。她简直惊呆了：这是精白面的花卷，而且是抹了清油的，散发着清油的浓香。还是四两重的花卷，又大又暄。从她调来四工农场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如此大的白面花卷了。她急急忙忙装进书包，总共是20个。装完之后，她说，我一天才半斤定量，这得十天……管理员打断了她：这不是叫你吃的，是给你男人的。快走吧，准备去吧。她感激地说，我怕给你惹事，那些做饭的说出去怎么办?管理员说，谁敢说?驴日的他不想在灶上吃白面馍了!和桑千恩万谢离开了食堂。

这天晚上，她又去了一趟机务队，找到明天要出车的拖拉机驾驶员，说好明天九点钟出发，赶到柳园乘十二点的列车。由于兴奋，这天她又睡得很晚，睡着以后还做了一场梦，梦见她已经到了明水，见到了景超。景超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连花卷也吃不下去了。她用水泡着花卷，一口一口喂他。等到了景超有力量说话了……这时她才哭出声来：景超，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她哭得非常伤心，结果把自己哭醒了。哭醒后她发现房子里比往日要亮一些，似乎是天亮了，爬起身往外看，原来是下雪了。雪花在空中飞舞。她知道河西的雪是下不大的，便又躺倒睡了。

谁知天亮后起床，才发现一夜之间下了三四寸厚的雪。那雪还没停的迹象，榆树叶大的雪片洋洋洒洒，近在咫尺的截山被雪花遮没了。她急急忙忙跑到机务队，问驾驶员出不出车?驾驶员说雪停了就出。

可是雪一直下个不停，时大时小。到了黄昏才停，下了六七寸深。

她知道，今天是出不了车了，时间太晚。

转天早晨，她提着花卷和包裹赶到机务队去，驾驶员却说出不了车啦，雪太厚。她有点着急，说，求求你，我是要赶到高台县的明水去，去晚了我男人就……驾驶员截住她说，老和，我知道你的心情，你这是去救命的，可是雪太厚了，要是在半路上滑进沟里，挨冻不说，责任负不起呀。她哑口无言：驾驶员是个就业人员，二劳改，好不容易干上个机务，是不能叫人家冒风险呀!她沮丧地回到宿舍。

天冷，雪是难以融化的，她等了两天，机务队还是不出车。这一来她的心揪紧了：早去两天，可能看得见王景超，晚两天就可能成了终生遗憾。她便去找机务队长。机务队长说，老和，这事我做不了主呀，你问问牛副场长去吧，他说出车就出车，出了事我也好说话。

驾驶员说的牛副场长，是她最不愿意看见的场领导：她害怕他。她是1959年10月从十工农场调到玉门县的黄花农场的，接着又调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先是在四工二站劳动。后来场部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女右派——仅四个人——都调到位于场部的三站来。她当时没来，因为二队都是右派，大家一起受苦，一起学习，人和人是平等的；场部干部多，在干部们的眼皮下工作，政治上的压力太大。这个牛副场长听说她没来，便对二站站长说，那个小右派再要是不来，就叫人捆过来。她吓得当天就自己扛着行李到三站报到了。

此刻，为了早点见到王景超，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求牛副场长。正好场长们在会议室开会，她便站在门口等着。等到牛副场长出来上厕所，赶紧上前说了自己的要求。牛副场长不耐烦地听她说完，说了一句：滚球开，这么厚的雪能出车吗?就去厕所了。

她默默地回宿舍去了，接着等。

这一等又是四天。到了1961年1月4日，才有一辆卡车去柳园火车站，原来是牛副场长要去酒泉开会。她坐在车槽里到了柳园，上了从哈密开来的列车。这四天也没有白等：从元月一日开始，右派和就业人员的口粮增长到了二十四斤，并且，场部还杀了两口猪，连着做了两顿猪肉熬白菜。猪肉很瘦，菜里又没酱油，白菜里边的猪肉白花花的。她只是吃了白菜，而把肉片挑出来装在茶缸子里，带给丈夫。

从哈密来的列车人满为患，因为年关将近，新疆、青海的人们都往内地走。她好不容易上了车，车门口连站脚之地都没有，只好挤挤碰碰往车厢中间走。挤到车厢中央才有了站脚的地方，挤了挤，她在车厢地板上坐下来。她的体质很弱，站着是不行的，到高台县需要六七个小时。这时又累又冷，眼皮也睁不开了。她抱着膝盖想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担忧起景超的命运来了，不知道她能不能见着他。

她和景超是同时在甘肃日报社定为右派的。1957年的早春天气，景超写了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全文仅一千多字，但景超博古论今，指出今日诸多问题的形成，盖因为有人迷信权力，崇拜圣君，大搞造神运动。以至自上而下一呼百诺，层层只对上级负责，却忘记了对衣食父母的人民大众负责。景超才华出众，气势贯虹，当时的部门负责人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甲等稿件，刊在三版头条发出。文章见报，报社轰动，同人争相拜读。在人们叹为观止、好评如云之时，景超又连续写出《为“三脱”干部叫屈》和《关于抵触情绪》，针砭时弊、击中要害。全报社交口称赞。但是反右斗争一来，景超即被打成极右分子。由于不能和丈夫划清界限和替丈夫辩解，和桑亦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4月下旬，夫妻双双告别父母和幼小的孩子流放河西走廊。

由于“罪行”轻重有别，惩处也就不同。火车经过酒泉，极右分子王景超被一名保卫干部“护送”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和桑与另外几名右派继续西行到了峡东火车站下车。峡东就是星星峡东的一个地方，当年红四方面军二万多将士西征，在千里河西走廊被马步芳匪军围追阻截，几乎全军覆灭，仅剩余部数百人从星星峡进入新疆，结束了他们苦难的历程。和桑与她的几位同事却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荆棘之路。他们辗转来到了安西县十工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初到夹边沟，景超就写信告诉她，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景超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过去外出采访，三四天就要寄封信来，抒写思念之情，可是从夹边沟来的第一封信却说，以后一月写两封信就行了。信还写得干巴巴的，信封还没有封口。她判断，劳教农场寄信是有限制的，且要检查……

和桑曾经告诉过我，初到十工农场，一位姓周的副书记和一位姓李的副场长和他们开了座谈会。两位场领导亲切地叫他们同志，叫他们安下了心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特别是那位李副场长和蔼地说他们：你们是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犯了点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组织很快就会叫你们回省城的。

这时我打断了和桑的话：和老师，你说的两位领导名叫李学福和周世杰吧?和桑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回答，不光知道，我还很熟悉他们。我是1965年的支边青年，刚到兵团就在安西县小宛农场开荒。小宛农场的编制是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六团，我们的团长叫李学福。李学福跟我讲过，他是桥东乡的人，农民出身，土改时期当过农会主席。县委书记看上了他，调他到县人委当食堂管理员。1953年冬季，书记叫他去办农场，他领着两个人赶一辆马车建起了十工农场。仅两年的时间，农场发展壮大到一百多名工人，打下的粮食仓库里放不下，便在干燥的地方挖坑，垫上麦草再铺上芨芨草席，把粮食倒进去，再盖上麦草，抹上草泥。1959年十工农场和玉门县黄花乡的一个劳改农场交换，李学福和他手下的职工去了黄花农场，那个劳改农场的犯人来到十工，十工就改成劳改农场了，它的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再后来，兵团成立农六团——小宛农场，他从黄花农场调来当了团长。李学福不是长个农民式的脸吗，土里土气?

和桑说，对对，你说得对。李学福那人长得的确像个农民。不光长相是农民，而且也有农民式的心肠，朴实善良。他从来不训斥右派，不叫我们右派，还要求全场的职工也不准叫我们右派，要叫同志。我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个叫司峒山的右派和一名年轻工人不知为什么事吵起架来，那个工人骂他右派，他就回嘴：你看你的右派爷爷哪一点不如你!他们两人吵架的时候正好李副场长从旁边走过，听见了，但他不训斥司峒山，反而批评那个职工：谁叫你骂人家右派的!李副场长对右派确实好，我们在十工劳动两年，从来就没挨过饿，更不要说饿死人!

和桑还说，十工农场领导人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估计就全国来说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1959年10月，上级领导决定十工农场的职工和饮马二场——就是你说的黄花农场——调换，原因是饮马二场是劳改队，而它附近建起了一家军工企业，劳改队成了军工企业的不安全因素，必须迁移。按照上级规定，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不能去黄花农场的，要把我们集中到四工农场去。四工农场全是二劳改：右派分子和劳改期满后的就业人员。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就像辛德勒救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冒着挨批评受处分的风险，把几十名右派的名字写进了职工名单，带到了黄花农场，其中就包括我。

可是到了黄花才一个月，有一天李学福来找我，说，和桑同志，看来黄花你是待不住了。我问出什么事了?他说：今年春节，咱们场的宣传队不是去四工农场演过节目吗，四工农场的领导认下你了，来公函指名道姓要你去四工农场。我当时求他：李场长，你想个办法叫我留在黄花吧。李场长说，不行呀，现在人家只是要你一个人，你要是不去，人家跟上级一反映，那几十个人也就留不住喽。

于是，我到了四工农场。

四工农场的右派，我不是跟你说了吗，1960年饿死了百分之三十。

和桑在列车上坐了整整七个小时，天黑透了才到明水河车站。四工农场的人告诉过她，去明水农场不能在高台车站下车，而是要在明水河车站下车，明水农场离车站就三公里，半小时就能走到。她是在明水河车站下了车，可是又不知道明水农场在什么地方，怎么走。她在铁路上走来走去，想找个人问问，可是她的脚下连站台也没有，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夜空下映着微弱亮光的皑皑雪野。风刮得很紧，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又飘起了雪花，她的衣裳已经被风刮透了。后来她看见了不远处有一块黄色的亮光。走近了才看出是一间小小的扳道房，只有一个工人坐在椅子上打盹，桌子上放着一盏风灯。

和桑敲开了房门问，同志，去明水农场的路怎么走?

那工人看清了是个青年妇女，说，这么晚了，你要去明水农场?

嗯，我是要去那儿。

那还有七八里路，你一个女人去那儿，不安全吧。

不怕，我走惯夜路了。

路上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呀。这地方有狼。

有狼？

是呀，我在这房子里，天天都听见狼嚎。

和桑犹豫了一下：那……我也得去。

那人看出了她的犹豫，说，大嫂，我劝你还是住一夜吧。这路基的下边，有几间房子；那里住着我们铁路上的几个家属。我可以帮你找个住处。太黑了，你一个女人家，走夜路真是危险。

和桑踌躇起来了：是的，这茫茫的黑夜，孤单单一人上路，是够瘆人的。但是她又这样想：可能景超已经病倒了，还没吃的东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她早去几个小时，就能救下一条命，而晚去几个小时，就没命了……于是她的口气变得坚定起来：大哥。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一定要去，那边有人眼巴巴等着我……

那工人在她的脸上看了几秒钟，似乎是明白了什么，说，好吧大嫂，你一定要走，那就走吧。我指给你怎么走。

那个工人走出扳道房领着她走下路基，指着雪地上几个被人踩出来的雪窝说。你就顺着这脚印走吧。这是白天从东边来的几个人踏出来的脚印。他们也是去明水农场的，是探视亲属的。

和桑谢过那位工人往前走去。她走得很急，因为害怕，又因为心急——恨不得马上就见着景超——雪又很深，走了不远一截路，她的身体就发热且出了汗。但是脸却冷得受不了，风刮得雪花打在脸上，针刺一样疼。雪花打得睁不开眼睛。她把脸往东边扭过去，侧着身体往前走。

这样走了一段，她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引导她前进的脚印消失了!雪原平展展的没有一个雪窝。她想，是不是侧着脸走路，走岔了道?于是，她沿着自己踩出的脚印退回去，才又找到那些雪窝。她接着往前走。走呀走呀，走到一棵沙枣树跟前，脚印又乱了，分别朝两下走了。她的心便慌了：应该顺着哪条路走呢?就在她拿不定主意走哪条路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咕吱吱的声音，她看见右前方朦朦胧胧有个人走过来。那人越走越近了，咕吱声也大了。她从身影和走路的姿态判断出是个老人，就大胆地问了一声：大叔，往明水农场怎么走。还真是个老人，苍老的声音问她：你到哪个队去?她回答三大队，老人便说，往右边走。你看，那边不远的地方有灯光，就朝那边走。顺着老人指的方向看去，穿过纷纷扬扬的雪花，还真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在雪雾中明明灭灭。于是，她看准了灯光走去，很快就走到两间房子跟前来了。那灯光就是从朝南的窗户里射出来的。她朝周围看了看，想问一下三大队住在什么地方，却看不到一个活动的人影。于是，她闯了进去。

看得出来这是间办公室，因为地下摆了两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桌旁坐着两个人。她从穿着判断，这两人是农场的管教干部。于是她省去了所有的称谓说，请问，三大队住什么地方?那两个人没回答她的问题，也不问她的身份，张口就问，你找谁?

看来那两人已经在心里确定她的身份了，知道她是来干什么的。她便直截了当说，我找三大队的王景超。我是她女人，刚才下火车。

那两个人没再说话，一个盯着她看，另一个拉开抽屉取出个状似花名册的笔记本，一页一页翻。

她想，这两个人可能是场部的干部，要是三大队的还要查花名册吗?

那人翻了几页，抬头看她，说，王景超已于12月13日去世。

她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那人重复：王景超死了。死于心力衰竭。

这不啻是晴天霹雳，惊得和桑目瞠口呆，这是刀子，刺在和桑的心上!她呜呜地哭了。她的身体晃了一下，几乎摔倒，但她踉跄两步身体倚在了墙壁上。这时她放声大哭起来。来明水之前，她无数次地想过，景超肯定处在危机之中，饿垮了，连床也起不来了。她赶来，一定能鼓起他的精神来，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她实在是没想过他会死去!三年前他只是在一封信中说过，他的饭量很大，近来眼镜嫌大了。从那句话里她就明白景超是挨饿了，她还给父母写了信，要他们支援景超。父亲多次来信说，给景超寄了饼干，寄了炒面。景超劳动教养没有工资，她每月还发五十八元钱，她要抚养两个孩子，还要付自己的生活费，但她仍然每月寄给景超五元钱。景超是不该饿死的呀!景超能吃苦，身体也健壮……

她哭了很久。哭了半小时，又哭了半小时……景超的死令她悲伤之极，她也恨自己：晚了，来得晚了，要是早来二十天……

和桑一直在哭，哭了很久。那两个管教干部就在旁边坐着，吸烟，喝水，一句话也没说。对于景超的死，他们也不做任何解释。后来，见她哭声渐小，有个人就出去了，过一会儿带个蓬头垢面衣着破烂的人进来，说，行了，行了，哭够了就去休息吧。累了吧?看她不出声，那人又说，小范，去，领她找间房子，叫她睡觉。有被子吧?那个被叫做小范的说了声有，又对和桑说，走吧。

和桑的确是累了。坐了一天火车，又走了一片雪地，刚才的哭嚎哭得她几乎喘不上气来，她的整个身体都要瘫了。她提着衣裳和装花卷的书包走出那间草房。

原本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又是从煤油灯下离开。出了门和桑就跟睁眼瞎一样，四面一片漆黑。她只是跟着那个人走，也不知去哪里。走了没几步，她的感觉似乎是在下坡了，心想应该小心点，下了雪的路很滑，但这念头刚一闪，就滑了一跤摔了个屁股墩。那个人听见她滑倒了，停了一下，等她站起再走。

再走，那个领路人说话了：往这边走，你跟着我。那人在前边走，她跟着，还是下坡，然后就看见了黄色的灯光，灯光是从一个草帘子缝里射出来的，照亮了一道斜坡和过道。这时，那人掀起草帘子说，进去吧。

进去她便明白了：这是一间地窝子：墙壁是土坎，头顶上横了两根圆木，上边稀疏地搭了几根椽子，椽子上苫了些蒿草。地窝子还真不小，三米宽，十几米长。靠里边的墙壁留着一面和房子一样长近两米宽的土台子。看起来这土台子就是右派分子们的大炕，因为土台子的一头堆着几十床被子。大炕光溜溜的，一根草也没有。

炕上有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灯光如豆，房子显得阴森恐怖。那个人说，坐吧，坐下休息休息。你累了吧?

她怯怯地坐在炕沿上，心想，今晚就住在这儿吗?这时她已经看清楚了，领她来的人是个年轻人，因为久未洗脸，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无法猜度他二十岁还是三十岁。为了表示亲切，她问了一声：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劳教分子，右派。

从哪个单位来的?

兰州大学。

你是老师?

学生，化学系的。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岁。

二十岁?你才二十岁?

啊，二十岁。我是五六年考入兰大的，十八岁当了右派，然后来夹边沟。

和桑正和这个小右派说话，又进来个年轻人，怀里抱着一把蒿草。进来后就点火。先头的那位小右派问从哪找来的蒿草?那人回答，从下边的窑洞搜集来的。他们说着话将一个洗脸盆放在摆成三角形的土块上，倒上水。水开后又从一个布袋里抓了几把面粉撒进去，煮成稀粥。

粥煮熟了，那位小右派叫和桑：你也来喝点粥吧，暖和暖和。

和桑没谦让，接过小右派递过来的一个小调羹。小右派又叫她坐近点，说离火近暖和。和桑往前挪了一下，坐在火堆跟前。她真是冷得难受，这空旷的房子比旷野暖和不了多少。

三个人各自用一把调羹从锅里舀粥吃。喝了一口粥，和桑就觉出这是米粉做的，便问，哪来的米粉?

小右派回答：姨母寄来的。

你是南方人?

厦门人。我和他都是厦门人，我们是同学。

她又问那个年轻人，你多大了?

二十一岁。

也是右派?

也是。

你们为什么从厦门来兰州读书?

他父母是兰大教授。他在厦门长大，父母叫他考兰大化学系。化学系的主任和兰大校长是著名的化学教授。我和他一起报考的兰大，一起当了右派。

你们的校长叫陈世伟，你们熟悉他吗?

不熟悉。他也是右派，来夹边沟了。

他也来夹边沟了?我知道他是右派，但不知他来了夹边沟。

是来夹边沟了。我们是坐火车来的，他是小轿车送来的。

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桑问，陈世伟还在这儿吗?

不。他在夹边沟半年，就调走了。1958年冬季，来一辆大卡车，拉到马鬃山煤矿去了。那是劳改队。有人说在电机厂。

到底在哪?

不知道。

喝完了粥，和桑拿出几个花卷，两个小右派一人给了一个。两个小右派有点难为情，和桑说，吃吧吃吧，这是带给我丈夫的，他已经死了。两个小右派在火上烤花卷。蒿草的明火熄了，暗火正旺，还没烟雾，正好烤花卷。和桑也烤了一个吃。吃着花卷和桑问他们认识王景超吗，王景超是从新添墩作业站来明水的。两个小右派说不认识，他们是夹边沟场部调来的。来明水没怎么干活人就饿垮了。他们又问和桑在哪儿工作。和桑说同王景超一样，也是甘肃报社的，也是右派，他们就叹息。后来和桑又问：

这么大的地窝子，怎么空空如也就你们两个人?

小右派回答：这间房子原来住三十几个人，挤得密密匝匝的，像鱼罐头。后来死掉了一多半，还有几个回家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和桑很是惊讶：你是说有几个右派回家了?

对呀，有几个人的家属来探望，领导叫家属接走了。

噢……

火快要熄了，小右派说该睡觉了。他从土台子上的被垛里抱了两床被子给和桑，叫她铺一床盖一床，如果冷就再抱。然后他就和自己的同学在土台子那头拉开被子睡下了。

和桑没睡。她有点尴尬和难为情：自己虽不是小姑娘了，不是害羞的年纪了，但也是个二十八九的青年妇女，怎么好和两个小伙子睡一间房呢?便守着那堆残火坐着。

两个小伙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来了，还是那个小右派说，喂，大嫂，你放心睡吧，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和桑只好拉开被子睡下，连棉衣都没脱。这一夜她根本就没睡好。躺在土台子上可以看见星星，雪屑还从茅草缝隙里落下来。王景超的死也折磨着她：悲痛难忍，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平静。她想起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虽然她和王景超在报社里三天两头受批判挨斗争，可是回到家里还是亲亲切切的，可以互诉心曲。而现在王景超却是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自己不仅仅成了孤孤单单的寡妇，而且还是个右派分子。不光是自己当了无依无靠的寡妇，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没有父亲了。那是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她把孩子送到母亲那儿去，和父母告别，当时老大才六岁，但是他已经隐约觉出妈妈出什么事了，抱着她不放手，哭着说，妈妈你要去哪儿呀!差一个多月才将满四岁的老二却说，我要和妈妈睡，我要和妈妈睡。当时她的心都要碎了。今后呀，拉扯两个孩子的重负全部压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她的思绪突然又跳得很远：那是1949年10月，自己从兰州女中毕业，已考上了兰州大学却又没去上，而是进了报社；那是因为自己革命热情高涨觉得参加革命比上学更有意义。进报社不久她就认识了景超。在后来共同生活的道路上，景超又是伴侣，又是严师。他逼着她学习，说，要想当一个好的编辑和记者，至少要熟背一百篇古文……正是在景超的帮助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快速提高，1956年报社第一次评定职称就晋升为编辑。突然，她又憎恨起四工农场那个牛副场长来了：1959年12月，四工农场硬是把她从黄花农场要过去不久，一天在二站的田野上，牛副场长遇见了她，竟然狞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演《小拜年》的女右派呀，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把你从黄花农场要回来的，你高兴不高兴?她当时脸都气黄了，说，我舒服点你就不高兴，你是个什么心态的人呀。牛副场长当时就发狠了，狠狠踢了她两脚。当时正巧有几个干部家属在旁边，说，牛场长，你在一个媳妇跟前摆什么威风?才挡住了他进一步逞威。

和桑天快亮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抬头看看，那两个小右派已经没影儿了。便起了床，抖一抖被子上的雪屑，放好，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房子。

雪已经停了，太阳很亮。

站在门口她才看清楚：房子建在一条十几米宽的山水沟里。这儿是山水沟的上梢，沟才一米多深。她住过的房子是在洪水涮出来的湾子里朝崖坎方向掏进去的，又往下挖了半米，顺势倚坎而建，房顶上压了些茅草，活像一个菜窖。这样的地窝子一连有三四间。再往北，山水沟就变得深了，有两三米深，沟坎上挖了些窑洞，洞口看样子也就一米高，人趴着能钻进去。里边是大是小，她没去看。太阳已经很高了，看看表已是九点多钟，她急急地顺着昨晚摔跤的斜坡走出山水沟，走进昨天那间房子。

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就是昨天翻阅死亡登记簿的那个人。看她进来，那人没说话，她就主动说，我要到王景超的坟上看一看，你能不能领我去一下?那人说，我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在哪里。她说，你不知道在哪里没关系，你给我找一个知道的。

那人走出去了，间隔几分钟回来，说，王景超的坟很远，埋得也很好，你就不必去了。

和桑一听就上火，提高了嗓门说，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看丈夫，没见着活人，看看他的坟总是应该的吧?

那人说，我说不应该了吗?

你说不必去了!

我是说太远，路上有雪，你不必去了。

我不怕远。我从安西县四工农场来，几百公里路都赶来了，他的坟我还走不到吗?

那人不回答她，反问，你是在安西县工作吗?

不。我是右派，我在四工农场劳动改造!

和桑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心想，到这种地步了，我还有什么必要隐瞒身份吗?还有什么顾虑和惧怕吗?

那人在她的脸上打量了几秒钟，没言语。

和桑又说，快点呀，你快给我找人呀，领我到王景超的坟上看看，我要为他扫墓。

扫墓?嘿嘿，你还要扫墓!

对，就是扫墓!怎么，不能扫墓吗?

和桑说话的口气很强硬，完全是一种挑衅打架的样子。那人生气地瞪她，似乎要发火，但又克制住了，说，扫去，你扫去呀，我又不拦着你。

不拦着我，你为什么不领我去?

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你男人埋在什么地方。

谁埋的?你把埋人的人叫来问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

埋人的人也死掉了，叫别人埋掉了!

和桑没办法了，她想哭，但她忍住了。刚才她已经表示出自己的愤怒情绪来了，她不想再叫他看出自己的软弱来。她停了停才说：

难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登记簿上没有记录?

登记簿上哪有地点!你看，不信你看去!

那人把抽屉里的笔记本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

和桑因为很硬气地说了几句话，愤怒有所发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这时她想，看来，这个人的确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冢在什么地方了，这事不能强迫他了。否则他派个人领她到坟地去，指鹿为马说这个坟就是王景超；自己面对一个陌生人的坟冢哭一通又有什么意思?在四工农场她就看见过，有些死者的坟冢根本就没有墓碑，有些死尸拉到田野上随便盖上两锨土，草草了事。于是她又说，真要是找不到王景超的坟就算了吧，你们派个人送我到高台火车站去，我要回兰州。

从四工农场出来的时候，她已做好了思想准备，看完了丈夫就回兰州去。她已经在心里作出了决定，再也不回四工了。1958年的春天，宣布她为右派时，人事部门跟她谈过，若不愿去河西的农场劳动改造，就开除公职，自谋出路。当时她相信了毛主席的话：不剥夺右派的公民权。所以她还是服从了领导叫她到农场劳动改造的决定。但是两年半的现实已经令她心灰意懒，她决定不做这个有公民权的右派了，她想跑回家去自谋生计，做个没有公民权的人。

那人又出去了一趟，片刻后回来，说，我们领导说了，我们农场的人很快就要回兰州了，领导正在和铁路联系车皮，你等一两天吧，联系好车皮，你和这儿的人一起走。你说好不好?

她只好同意，因为她明白：叫农场派人送自己是不可能的，独自去车站又怕挤不上车去。她知道，从哈密开过来的这趟列车，经过玉门市和酒泉县之后旅客更为拥挤。

时间已是正午，她回到那间地窝子，啃了个花卷。不知什么原因，那两个小右派没回房子来。

尽管外边的太阳很亮，但是房子里寒气袭人，越是坐着越是寒冷，身体突然打起哆嗦来。于是她又提着书包走出房子。她想随便走走，活动一下身体，也看看明水。

她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往北走，走过了七八间地窝子。她进了一间地窝子看看，地窝子很长，并排能睡三四十人，但是却空无一人。地上零乱地扔着几本书，几双破鞋，还有两件撕掉了棉花的破棉袄。凭她的生活经验，那棉花准是被人们撕去做鞋垫了。有一间地窝子有人，她进去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里总共有六七个人。那几个人看她探头，问她找谁。她说找一个叫王景超的。那几个人说不认识。她又问人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一个人说，往北走，往北走出了沟，有一片沙土地，再往前是沙梁子。死人就埋在沙梁子下边。她问有多远，那人回答，四五里路吧。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听他说，那边埋的人不多，多数还是埋在南戈壁上。还有这边沟坎子上的荒滩上都有。她说声谢谢往外走，有人又追了一句：大嫂，不要找了，你找不到。

她顺着山水沟又往北走，地窝子就没有了，山水沟越来越深，崖坎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窑洞。小的窑洞只能钻进一个人去，空间不够站立的尺寸，钻进去就得躺下，或者坐着。大部分窑洞空无一人，洞口没有任何遮挡物。只有少数几间窑洞挂着草帘子或者破棉被，里边有人坐着或躺着。有个大窑洞里住了五六个人，她问他们知道王景超的坟吗?人们都摇头，只有一个人说他认识王景超，在新添墩的时候编在一个分队，但他不知道王景超哪天死的，葬身何处，因为到了明水重新编队，他们就分开了。他劝和桑不要找了，说，刚开始死的几个，还立个木牌牌写上名字；后来就连个纸牌牌都不挂了。她问他们，那边有地窝子，你们为什么不去住，要窝在窑洞里?有人回答：地窝子比窑洞还冷；窑洞就门口透气，地窝子却是整个房顶都透气，因为椽子太少，茅草苫上去没压土，也没抹泥。

离开这个窑洞，正好一段崖坎上有条小路通到荒滩，她就爬上去了。看得出来，这是一片未开垦过的荒滩，在茫茫雪原上伸出枯黄的一丛一丛的芨芨草，还有干枯了的红柳。骆驼草特别矮，原因是它的下半截埋在厚厚的积雪里。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西南方向的雪原闪烁着太阳耀眼的亮光，而东方的雪野呈现出蓝莹莹磷火般的朦胧色彩。天地相接处有几株灰楚楚的树木。

和桑的眼睛被许多零零散散的雪堆所吸引。他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比积雪高出一截。她走近几个雪堆看了看，判定就是坟茔，因为朝着东头的雪很厚，形成一道雪塄子，而朝西的一面却露出黄色的沙土——这是西北风所致。

所有的坟冢都没有墓碑。

她面朝祁连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就下了沟。蓝天白云，青天白日，但是西北风很硬很强劲，刮得她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

这天夜里她和几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丈夫的。

有个敦煌县的农村妇女是前天坐火车来明水的，在高台车站下的车。下车时天黑透了，她辨不清方向，又不敢问人——听人说高台很乱——就在车站下边铁路工人们的柴禾垛旁蹲了一夜。天亮后想走，已经站不起来了。她痛苦得呻吟起来，房子里的铁路职工把她扶进房子歇了半天，她才走到明水农场来。顺着铁路走是二十五里。

还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带着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丈夫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们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明水，却没有见到丈夫。丈夫在十天前就去世了。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没找到丈夫的坟冢。

还有个女人是十天前来到明水的，带着五岁的孩子。她到明水前的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她和孩子在丈夫的窑洞里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是丈夫始终没清醒过来，昨天死去了。和桑问她：一星期前不是来车把病危的人送到高台农场去了吗?那女人说，有个大夫跟着车来了，检查后说心脏太弱，不能动，——不能上车——就没接走。呜呜呜，知道遭这么大的罪还是死了，还不如那天背上车去，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唉唉唉，人死了，带来的干粮也吃光了，怎么回去呀……

还有个妇女是兰州市邮电局的干部，她说我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到火车站买票，车站还要介绍信。我又不敢去单位开介绍信，怕单位领导说我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偷着上了火车，到永登查票查出来了，人家非说我是盲流，要送车站派出所收容。好说歹说，差点给人跪下，才补了一张车票。

一个妇女说，前两天一个老奶奶领着儿媳妇来看儿子。儿子死了，老奶奶哭死了……

几个人简单交谈后便大声痛哭。哭够了睡觉。房子里没生火，房顶依然能看见星星，门口挂片芨芨草帘子。

和桑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住了三夜，第四天的早晨，有人挨屋通知，说今天有车了，都准备上路，到高台火车站坐火车。中午时分，一个名叫王志穿着旧军装的右派来找和桑，说是队长派他来的，把她送到火车站去。王志帮她提着行李——她从四工带出来的衣裳和一条毛毯——跟着其他人拖拖拉拉步行上路了。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后来和桑才知道了，这个王志并非等闲之辈。他是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剧，写过几部在全国都很响亮的话剧和歌剧。

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列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到碱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准备的，进站时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右派们和其他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

有个临洮县的右派被人挤倒了，跌在站台下的枕木上，没再爬起来。一位管教干部把他拉上来，人已经断气了。

右派们上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知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送来，又迟迟没有送来。和桑的花卷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民给了点炒面叫她充饥。

在列车上，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静静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听说王景超的家属来了。她立即对那人说，我就是!你认识王景超吗?那人回答：我和王景超是一个队的。

你能讲点王景超的事吗?

王景超呀，这人正派，对人不卑不亢。此人叫邹春生，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三八式干部，右派加坏分子。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是因为进城后要和当军医的妻子离婚，未获批准，就与一青年女教师同居并生了孩子。重婚罪。

旁边还坐着一位临洮县一中的教师，问和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坟吗?

她回答：管教干部说远，没去成。

临洮人说：很近，也就两百米。

附记

和桑是在兰州市五泉山公园附近的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家中接受作者采访的。讲完了去明水探望丈夫的故事，她停顿一下说，王景超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的故事也仅仅开了个头，你还想知道后边的事吗?于是她接着讲下去：

前边我对你讲了，我是下决心不在四工农场改造思想跑回兰州来的。由于我的行动正好和抢救人命释放右派回家合拍，结果并没有招来什么灾祸。1961年9月，报社还宣布摘去我和王景超的右派帽子，1962年10月又恢复我的工作。当然，摘帽右派是不能再搞编辑工作了，领导安排我到资料室管图书。这时候我就想，干事业是无从谈起了，那就抚养孩子吧，平平安安度过余生吧。于是，我第二次结婚了，丈夫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一位讲师，也是摘帽右派。可是我的家庭又一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民族学院停办了，丈夫被下放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清队又把我揪了出来，批判，斗争，并于1969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到会宁县六十里铺交农民监督劳动。监督劳动了四年，1972年我听到消息要对文革清队的问题进行甄别，我就又擅自跑回了兰州，找军管组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我不断地找，反复地找，到了1974年8月，军管组终于承认错整了我，将我收回报社并第二次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既然承认整错了。就该恢复我的工作，但领导却通知我去甘南州民族学校当教师。说是照顾我和丈夫团聚。并且我被告知：同意也得去，不同意也得去，如果三个月内不去甘南州，即以自动离职论处。我是不愿意离开兰州的，我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需要照顾，甘南州海拔2900米，属高寒地区，我不能把老母亲带去呀。但是，那个时代，离职就无法生活，无奈之下我还是去了甘南州。在甘南州又过了四年，1978年，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右派问题改正了。正好这时民院重新开办，我便随丈夫调到民院汉语系工作。

1983年，丈夫因为患癌症去世了，我第二次又成为寡妇。1983年我五十一岁。五十一岁的寡妇还是有人要的。有人登门来说合，但是被我谢绝了：既然上天安排我这辈子要当寡妇，我何必再追求家庭的完美!这时候，我决心倾注全力要做一件事情：把王景超的骸骨找回来。我这一生，自打四工农场回到兰州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景超的死一直像磨盘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他不该那么早就死去，他的死我是有责任的。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未能帮助他，未能去看望他。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对不起他呀。还有，这二十多年里，我经常想起他，想起我们年轻时你敬我爱、亲亲热热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思念之情日益增长，不可遏止。我经常偷偷地哭泣。但是，二十几年来，我无力去做这件事，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始终在为生存而奔波，而努力。再说，我不能在第二个丈夫面前表现出对前夫的思念，想念景超只能是在无人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哭泣。现在丈夫死了，我不必掩盖对景超的思念了；孩子们也都成家了，不用我操心了；生活也有保障了，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了。我觉得是该去看看景超了，弥补我终生的遗憾。于是，我开始寻找当年夹边沟的右派，打听有关王景超的消息，哪怕是一星半点，一鳞半爪。终于，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91年，一位家在高台县居住，曾经和我一起在十工农场劳动过的右派高宗华来信说，他七十年代在碱泉子林场当过场长，领着几个工人在明水种树，发现过几片右派们的坟地，每个荒冢旁压着一块石头，石头扣着的一面用红漆写有死者的名字。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去找一找景超。接到他的信，我略事准备之后就带着大儿子赶去了。

我们是坐兰州去酒泉的长途班车上路的。走到半截又遇上修路，耽误了七八个小时。原先在电话里约好，下午五点钟高宗华在南华镇接我们，可是车到南华镇已是午夜，我便担心起来：如果他五点没接到我们，认为我们改期了，就回家了，如何是好? 于是我做了最坏的打算，车到南华镇叫司机多停一下，我下去找他，如果找不到，我就坐车去酒泉。那年从明水步行去高台火车站，经过南华镇来的，那儿连个旅馆都没有。南华镇离高台县城还有十多里路，夜里又没车。结果却是车到南华镇，我还没有下车，就听见一个人喊，和桑!车上有个叫和桑的吗?我急忙回答，我就是!

那天夜里我和儿子就住在高宗华家。他家住在离县城两里远的电力局下属一个厂的宿舍里。第二天休息一下，第三天我们就去了明水。高宗华有一辆自行车，又借了一辆，他和我儿子一人骑一辆，轮换驮着我。我们顺兰新公路走，然后右拐穿过一片沙枣林，到了明水。

这次去明水，是8月下旬，没有寒风，可以睁大眼睛看。当然了，三十年前的那场大雪也融化了，明水的草滩坦坦荡荡展示在我们面前：右派们住过的山水沟总共是两条，东边一条，西边一条，两条沟的崖坎上都是同样的窑洞，有大有小。西边的沟深，挖的窑洞也大，最大的一个窑洞我们进去看了看，可住二三十人。有一个小窑洞，我们爬进去看了看，蹭了一身土，土壁上不知是谁用硬器刻下的两个字历经三十年依然赫然在目：生存!我当年住过的地窝子早就拆掉了，遗迹尚存!

在明水我们整整待了一天，把所有的坟茔都跑遍了。高宗华当年在那儿当林场场长时就管八个人，他们在明水的荒滩上盖了几间平房，还打了机井，住了几年在那儿植树。他对那片土地熟悉极了，哪儿有一座孤坟，哪儿有一片坟茔，了如指掌。可是他带着我们找完一片坟茔又找一片坟茔，把每个坟冢旁的石块都翻了一通，我们也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每一块石头都必须仔细辨认，因为大多数石头经过风雨剥蚀，红漆脱落了。有些红漆没脱落的，也是残缺不全。于是，在非常失望的情况下。我把从兰州带来的香火和蜡烛点起来，烧了一沓烧纸，和孩子对着祁连山的雪峰叩了三个头，并念了我从兰州就写好的祭文。我的祭文是一首词，原文是这样的：

挽先夫景超·调寄《水调歌头》

泣血何人知，断肠有谁怜；茫茫白雪无语，与我共悲涓。

冤未平，人已去，此情痛煞凄绝，惊破戈壁天!同蹈苦和难，良人不回还。

声喑噎，心破碎，恨绵绵。沧桑巨变，万般痛楚未稍减。

血泪往昔忍顾，明水一别卅年，尸骨未能见，荒冢无觅处，长哭问苍天。

念完祭文，我悲痛不能自支，哭倒在坟茔之中。歇息良久，我们走上归途。这时高宗华叹息说，唉，我要是十几年前知道你在哪里，通知你，你来就好了。那时候石头上的字清清楚楚的。我说十几年前我可能在甘南，那时我还顾不上来这里呀!后来，到他家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说，三十年了，我见过的夹边沟的右派也不少了，可是谁也没跟我说过：右派的坟头上有一块石头，上边写着名字。高宗华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是说这石头哪来的，是吗?咳，这事呀，我发现之后也觉得蹊跷，这种黑颜色的石头是哪里来的呀，明水根本就没有石头呀。后来我问了县公安局的人，人家告诉我，是夹边沟农场撤销几年以后，酒泉劳改分局搞善后工作，从碱泉子农场叫了些劳改犯，从山根里拣来的石头，按着登记簿上的名字和地点给每个坟前放了一块石头，写上名字。为的是亲属们能找到坟堆子。我说，噢，是这么回事呀!可是，这能保证那个名字下边的人就是那个人吗?高宗华一怔，呵呵地笑了：老和，这就是哄人的嘛，在心理上安慰一下嘛：家属找亡人来了，看见有个土堆堆，哭一场，烧个纸回去就行了呗。

我说，看起来我的运气很好，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如果找到了，我将对着一个陌生的尸体痛哭一场，你说对吗?

呵呵呵……

高宗华呵呵地笑。作为三十年前的难友，他想以这样的笑声冲洗我的悲哀，想让我的情绪得到转换——高兴起来，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因是这次明水之行我不仅没找到王景超，心里反而又生出新的阴翳，留下了一块心病。

我们在明水的右派坟茔寻寻觅觅的时候，看见了一具无名尸体。坟地上疏疏落落散乱着一些白花花的尸骨：头骨、腿骨、肋骨……而这是一具有着完整的上半身的男尸。看起来雨季时候的洪水把他从墓穴里冲出来的年代还不太久：他的黑发还覆盖着半个头颅，另一半闪着怕人的白光。他的半截上身穿一件深红色的对襟绒衣，肩头上补着一块补丁。补丁平平整整地连在领子上。绒衣的深红色其实已被强烈的日光晒得完全褪了色，只有在侧身的背阴处可以分辨出原先的深红色。

破损的绒衣已无法遮盖身体，白白的肋骨排列整齐。我的心当时嘡地跳了一下：在我遥远的记忆里，我的亲人原先是穿着一件旧了的深红色对襟绒衣来的，我们离开兰州发配河西走廊前夕，为了迎接将来的艰苦岁月，我把前襟上的口袋撕下，补到了肩头的破损处。眼前的半截男尸该不是我正在寻找的亲人?

我把这话一说出来，高宗华急忙解释：我去年在这里帮你找景超，就看见了这具尸体，我在电话里告诉过你他的特征：红绒衣里边穿着一件红格的衬衣。你说景超老哥没有这样的衬衣。大儿子也急忙说，那时候穿这种红绒衣的人多的是。

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我呢也不完全相信——是不愿意完全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尸体就是景超。如果我亲爱的人多年来就是这样躺在荒滩上，那也太惨了，我的心接受不了!

如今我已经离开坟茔回到高宗华家中了，但是我的心却沉甸甸思绪万千，疑窦丛生。那具半截完整的尸体如果真是我的亲人景超呢?那深红色的对襟绒衣，肩膀上缝补平整的补丁，还有那存留在半个头顶上的黑发——景超的头发就特别黑呀，都让我觉得他就是景超。如果他真是景超，今天我和儿子就从他身边错肩而过，又对他不理不睬，那可太叫他伤心了!

我觉得我做错了!他即使不是景超，我也该把他埋起来的——他是个无故死去的难友啊!

我是怀着这块心病离开高台县的。

看起来，是上苍一定要叫我搞清楚这件事的!回到兰州，去照相馆冲洗胶卷时发现，在明水拍的胶卷全都拍废了，儿子没把胶卷挂好，一张照片也没照上。这使我大惊失色，寝食不安。明水这一荒凉凄惨的所在早已被人忘却，有些人把它当作历史的陈迹不屑一顾，但是，它却是一座纪念碑镂刻在我的心版上，今生今世它将与我共存。我人生的一切体验，似乎只是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开始。我却没拍下照片，这太遗憾了!

我于9月30日重返高台县，和高宗华再次去明水坟地，重新拍照。也就是这次重返明水，才消除了我的心病：我们从近年来搬迁到明水农场附近的农民家里借了一把铁锨去掩埋那半具尸体之际，我又一次仔细察看了尸体，发现红绒衣里边的确如高宗华所说，穿了一件红格的衬衣!

我疑窦顿消。他不是景超!因为景超从来没有穿过鲜丽色彩的衬衫，更不用说红格子了!

高宗华用铁锨铲起男尸及其脱落的所有零散骨头，将其安放在他认为是原先的坟穴里，盖上了土。

我想即便这不是景超，我们也应该埋葬他。他是和景超一样含冤而死的呀!他不应该暴尸荒原!

和桑六十岁退休。她今年才六十七岁，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但精神状态很好，走路也很精神。这两年她正在写一本书，书名叫《经历——我的1957年》。她夜以继日地写，反复修改。我说她，你是个坚强的人，那么多的磨难没有摧毁你，还要写书。她说：是的，我现在很刚强，是苦难重新铸造了我。我要把亲历过的苦难写出来，变成一笔精神财富，献给人民，献给社会。我要尽我的绵薄之力，我绝不允许自己经历过的这段沉重的历史今后再能重演。

自由的嘉峪关

1957年12月2日这天，由酒泉劳改分局代管的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干事陈毓明被人叫进会议室。在全队干部和部分工人面前，队长宣布：给极右分子陈毓明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宣布送夹边沟的还有工程师夏普。

前两年他参加过夹边沟农场的规划和测量工作，所以他清楚夹边沟农场的历史：1954年创建，其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十八劳改管教队。但是农场创建之后，由于许多劳改农场的犯人劳改期满，而中央的政策又规定劳改犯期满释放后大都不准回原籍，夹边沟农场就改成了专事收容就业人员的农场。这儿有三百多名就业人员，它的分场新添墩有一百多名就业人员。有四十多名管教干部。

可是他不知道就在他挨批判的日子里，就业人员已被转移到下河清农场，夹边沟已被改造为右派们的劳教农场。他到达的时候，这儿只剩下几十名赶马车、喂猪和打杂的就业人员，空旷的房子和田野专等着右派来住来耕耘了。

他和夏普是第一批到达夹边沟的右派!

转天来了第二批右派，酒泉运输公司的七个人。过了几天，陆续又送来八九个人，此后就停顿了。

他是劳改系统的右派，在这儿搞过测量，和场长熟悉，场长便在十七名右派面前宣布：陈毓明是你们的临时负责人，你们有啥事先跟他说，由他找领导反映。

他领着这十几个人搞卫生、喂猪、积肥，干了两三个月。春节过后，大批的右派潮水般涌来。他又被宣布为农业大队第四队的队长，成了一名真正的拐棍。

夹边沟农场的场长叫刘振宇。陈毓明知道他的传奇故事：陕西志丹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曾任三边回汉支队的大队长。1947年4月，他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宁夏活动，被国民党一支大部队包围。突围时他的头部中弹，从马上掉了下来。战友们以为他已牺牲，急速撤退。他被一名掉队的战士背到山谷里隐藏。那位战士在下山找粮时被搜山的敌人俘获并供出了他。他被押往兰州的华林山监狱关押。关了两年之后敌人将他释放。他回了陕北老家。他在老家种田，做小生意。1951年他去宁夏做生意，意外地与回汉支队的一位战士在银川市街头相遇。那战士大惊失色，说我们当成你已经牺牲了，追悼会都开过了!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后那位战士说他，你怎么不找组织呀?他说坐了两年多班房，脱党两年多了，我还怎么找组织?因为这次偶遇，组织知道了他还活着，于是他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问题是，他被俘后的情况总也搞不清楚：他说自己没有叛变，组织却要问他敌人为什么就偏偏释放了你?众所周知，兰州解放前夕，关押在华林山的和大沙坪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被敌人杀害在黄河北面的大沙沟里。但是组织又找不到什么证据说明他有变节行为。于是下了个不可重用的结论，安排他在潮湖农场当大队长，管犯人。五十年代中期宁夏和甘肃省合并，他被调到夹边沟农场当副场长，行政级别为科级。他的老战友、原回汉支队的政委此时任省政府某厅厅长，不久又升任省委副书记。

刘振宇历经坎坷命运不济。夹边沟农场后来饿死了一大半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的宁卧庄省委招待所召开会议纠正甘肃省委的极左错误，西北局第一书记曾下命令枪毙他。由于省委工作组调查之后认为夹边沟惨案并非他个人的错误所致，他才幸免于难。

刘振宇其人，皮肤奇黑，脾气暴躁，但是他对陈毓明极富同情之心。陈毓明到夹边沟不久，其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女人也被定为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在副业队喂猪。刘振宇曾两次指示农业大队的队长梁敬孝：叫陈毓明到他女人的房子住两夜去。陈毓明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劳教，和另外两个女右派住在一间房子里。晚上，陈毓明来到女人房间的时候，那两个女右派早被梁队长临时安排到其他房子去了。

刘振宇还把陈毓明叫到自己家吃过几顿饭，叫女人做的拉面条。

陈毓明当个拐棍，每天领着几十名右派种地、挖排碱渠、去清水挖沙子，工作很累很繁忙，但他很负责任，尽心尽力。

这是1959年7月的一天，刘振宇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今年的菜种得不好，缺肥料。领导研究派几个人到嘉峪关积肥，我的意见是叫你带着他们去，你看好不好?陈毓明知道，这是刘振宇体谅他在清水筛沙子身体累垮了，给他安排个轻松工作。右派们都愿意做外派的工作，自由，没有管教人员监督。他说，那好那好。哪天走?刘振宇说，明天你一个人先去，在那里找下一间房子，那几个人后天去。陈毓明说，我就担心有人跑了，我负不起责任。刘振宇说，你放心，你放心，给你安排的人都是牢靠人，不会逃跑。

翌日清晨陈毓明就出发了。他把行李捆好，放在宿舍里，等后边的人捎过去。他自己背了个书包，书包里背了两天的干粮——小小的六个白面馒头。这是经刘振宇特意关照伙房才给他的。书包里还装着漱口缸子、水碗、毛巾肥皂。另外还把自己的破棉大衣捆了个卷儿背在身上，还斜挂着一个军用水壶，这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时发的。从夹边沟去酒泉走近道也就二十几公里，中午时分他就到了酒泉，坐上了去嘉峪关的公共汽车。坐在车上他才吃了两个馒头，喝了几口水。忍饥挨饿的日子他已经过惯了，他决不多吃一个馒头，多吃了明天就要挨饿。

嘉峪关市是建在戈壁滩上的一座新城。除了新修的沥青马路和建筑物，到处是鸡蛋大小的鹅卵石，长着芨芨草的沙包。那时的嘉峪关仅仅有个雏形：两条马路相交的大十字，中心有一个栽了几棵小树的转盘。大十字的东南角有个五一工人俱乐部——一个电影院，东北角是一座两层楼的百货公司，西北角是市政府、酒钢招待所，西南面有个蔬菜商店。这几座建筑是嘉峪关市最显著的建筑，其次，沿着四射的马路两侧断断续续盖了些房子，向四方延伸二三百米。这些房子是为这座城市服务的饭馆、商店、照相馆之类。在东西向马路的南侧，是三九公司的家属区，也都是低矮的平房。

在大十字东北方向的深远戈壁滩上，是兴建了几年却又停工的酒泉钢铁公司。到处是建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炼钢炉。

夹边沟农场有一名劳教的右派分子，是个留美学成归来的学者。据人说，他在归国之初周恩来接待过他，建议他到兴建中的酒泉钢铁公司工作，贡献他的知识。他来了酒钢，但时隔一年就向中央提出意见，说国家在嘉峪关地区建设这样大型的钢铁企业是得不偿失，因为镜铁山是个贫铁矿，且不够百年的开采量。他的意见是否被中央采纳不得而知，因为他被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但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张旗鼓上马的酒钢公司却在大跃进的年代下马了，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又恢复建设。建成的酒钢在后来的好多年里生产搞不上去，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从夹边沟出来之前刘振宇对陈毓明说，酒钢下马了，空房子多得很，可是陈毓明跑了半天，家属区的房子都满满当当，找不到一间空房。他进了街边上的一间新盖好没装门的房子，结果旁边商店的一个人把他撵出来了。那人看他叫化子的打扮，以为他要偷东西。后来他跑到工业区，修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空旷得像一座死城。他甚至跑进一座没有人烟的炼铁厂去了，看见了炼铁剩下的矿石和出炉后的炉渣。这里有空着的工棚，但他觉得这里没人。积什么肥去，就往回走了。

这时天已傍晚。太阳落下地平线去了，他顺着东马路沙哒沙哒地走回市区来。他想找个过夜的地方——马路边盖了半截的空房子。突然，他的眼睛看见马路南边的戈壁滩上有一座突兀而起的土墩子。土墩子迎着他的这面有个黑窟窿。他灵机一动朝着黑窟窿走去。他想，反正天热冻不着人，就到那个窟窿里窝一夜吧，明天再找房子。他下了马路，踏着满地的鹅卵石走过去。走近了禁不住大喜过望。这不是个黑窟窿，这是个窑洞，里边有十多平方米，地下散乱着一堆麦草几块破砖头，墙壁被烟熏得黑糊糊的。这里住过人!可能是打工的民工挖出来的，门口还有风干了的马粪。窑洞门的两边栽了两截椽子，其中一根上还绑着一片柳条编出来的筢子。柳筢子倾倒了，看来是个简易门板。近一段时间这里好像没住过人，窑洞里有许多粪便。

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认出这是个古代的烽燧，两三丈高，顶上还有个木制的很高的三角架，三角架用黑白油漆漆上了斑马线。

他走到南边的沙滩上掬了一大把芨芨草——芨芨草正是开花的季节，它的羽毛般的花序已经充分地展开，洁白无瑕，茎秆也变白了，柔软而坚挺——又在马路边捡了一截铁丝，把芨芨草扎成个扫把。他先把窑洞里的粪便用脚小心地踢出窑洞，然后简单地扫了一下，就在麦草上坐下来吃馒头、喝水，接着就躺下来睡了，把大衣当做枕头。他睡得很香。

天亮之后他开始大搞卫生，他先把麦草扫出门外，把砖头码在墙角，然后把窑洞的墙壁刮墙皮似地扫了一遍，把地上的灰尘和碎草都扫出去，然后把麦草抖搂干净再抱进来铺在窑洞的里边半截，再把砖头摆了一道只有一层砖的小墙，把麦草拦住，里边就成为一片地铺了。

后来他又把门口的粪便扫远一点，扫出一块空地来。

干完这些之后，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又回到窑洞里站着看了看，很满意地跑到大十字接人去了。

从兰新公路上来的汽车和从嘉峪关火车站来的旅客都是从南马路进入大十字。他在五一俱乐部门口的花坛上坐着等呀等呀，黄昏时分一挂他熟识的马车驶过来了，车上坐着几个穿着和他一样破烂的人。车上还拉着行李，锅碗瓢盆，一堆芨芨草编的筐子。他站起来迎上去喊，你们来啦?

那几个人下了车和他说话，问房子找好了吗?他叫大家上车，他也上了车，叫车把式把车赶到东马路上，再驶向大土墩。马车轮子轧在鹅卵石上，有人叫了，哪里有房子呀，你叫我们住到沙滩上去吗?他不吱声，叫车把式把车赶到土墩旁边。他跳下车喊了一声：到了!

人们看清了窑洞，有人说，这就是你找下的房子呀?陈毓明说，哪个人把房子给你们修好了等着你们来住?你们当成你们是啥人了，是省委的检查团吗?叫你住酒钢的高级招待所吗?有个窑洞住就不错了!进吧!

劳教分子，吃苦吃惯了的，地窝子住过，帐篷也住过，他们嘴里咋呼，可是进了窑洞看看，又都说好。大家出去卸车，把行李粮食和锅碗用具拿进来。把筐子放在了门外。

窑洞很窄，并排只能睡四个人。他们是六个人——包括车把式——陈毓明就把自己的行李铺在进门右侧的地上，和车把式睡一起。因为劳累，这天他们没有做饭，只是啃了点干粮就睡了。

夏季的河西走廊很少刮风。这天夜里有点闷热，正好柳筢子门歪倒着，深夜里大西北干燥凉爽的空气钻了进来。他们睡得很香。

翌日清晨他们做了一顿饭吃。马路对面有一家叫做独一处的饭馆，是从天津迁来的，陈毓明叫张家骥去要了一桶水。他们在门外用锹挖了个坑，把锅坐上，用沙包上挖来的碱蓬烧开水，煮了一锅汤面的糜面疙瘩。他们每个人的粮食月定量是二十四斤，按说应该很好地计划粮食，但由于可以自主地做饭吃了，大家一致决定吃一顿饱饭，至于以后够不够吃的问题暂且不管。于是做了一大锅稠稠的糜面疙瘩。

吃过饭车把式套车返回夹边沟。右派们出来送他。陈毓明嘱咐他：这里的情况你回去给刘场长说一下，我们今天盘灶，收拾一下，明天就开始拾粪。

马车走后，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出去到马路边新盖的房子旁边捡砖头，然后在进门后靠左手的地方盘了个狗爬炉。没有炉条，陈毓明也跑到路边的房前房后去找，捡了几根铅丝回来，凑合当炉条。顺便把歪倒的柳筢子门拴好了。挨着炉子又砌了个砖墩子，捡来一块木板做菜板。粮袋和蔬菜放在砖墩子旁边。中午休息了一下，下午大家又去拣砖头，重新把铺用砖头圈了两层。麦草显薄了，有人说出去找些草，有人反对说，没事了坐着歇会吧，等遇着了再拾也不迟嘛，非现在去找不可吗?遂作罢。

干完了这些，张家骥站在窑洞门上说，哎呀，真格局呀，就像布置洞房哩，就差个新娘子了。几个人都笑了，都觉得有一种久违了的轻松。后来看时间还早，陈毓明说大家到街上转一转吧，熟悉熟悉街道，以后也好拾粪。于是五个人都上街玩了。那时候的嘉峪关，可以去的地方只有个大十字，大十字东北角的百货公司。他们逛完了百货公司就没处去了，但是谁都不想回窑洞去。大家坐在十字路口的大转盘处观看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流。这正是下班的时候，人来人往很热闹。后来人稀了，夜幕降临了，路灯亮起来，他们才往回走。肚子也饿了。

因为早饭粮食超支，这天的晚饭是糜面糊糊。面糊糊里放了很多饭瓜，撒了点盐，咸咸的。

虽然晚饭吃了一肚子菜，但是这晚上谁都不想早睡。他们坐在一盏如豆的煤油灯下聊天到深夜。他们被突然降临的巨大的自由感动了：身旁没有管教干部看着他们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一座城市里散步和走动了!可以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了!可以这一顿吃多一点下一顿少吃点，可以坐着说说话而且想说到多晚就说到多晚!他们突然说起了昨天的这个时候——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他们还在夹边沟的田野上加班加点翻地呢，不管身体多么疲劳，不管干多长时间，每个人必须完成一天一亩的定额，否则就不给晚饭吃。接着他们又回忆起去年冬季在清水火车站筛沙子的劳累，帐篷里还没有炉子。在高台县板桥乡的山里挖云石，没有炸药，用洋镐刨石头，手都震裂了。石头滚下来把人砸死!一年半，他们苦死苦活地干了一年半……后来，他们又说起了明天开始的拾粪，大家一起笑了：拾粪，拾粪不就是担着筐到处走吗?

他们五个人，若论年龄，最大的当属俞青峰，五十岁出头，刚来农场是个圆脸，白白胖胖的五短身材。现在他的脸已经很粗糙很消瘦了。他原是兰州市张掖路高昌皮货店的老板，解放后积极靠拢政府，思想进步。他曾经参加过解放军从青海入藏的工作，把商号的骆驼队拉出来为解放军驮运入藏物资，骆驼都累死在路途上了。他自己也跟着解放军进藏并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多才返回兰州。公私合营之后，领导任命他当了省商业厅所属的甘肃省皮毛公司的经理。论职务他也是县级干部了。其次是通渭县副县长徐敬宣，四十几岁。这是个来自老区的工农干部，没有多少文化，说话实在老实巴交。他因为进城后没和老家的女人离婚就娶了个年轻姑娘犯了重婚罪，加之又有错误言论被送来夹边沟。老三是高克勤，省邮电局的总务科长，不到四十岁的样子。他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高健平的侄子。陈毓明是老四，三十四岁，大学肄业，1949年参加革命。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了几年，1955年调省劳改局，省劳改局又将他安排到驻酒泉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最小的张家骥三十二岁，毕业于陕西武功农学院，在山丹军马场生产科长的位置上当了右派。

陈毓明之所以定为右派是因为整风中提过意见：不该把劳改农场建在偏远的不毛之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还有，他在私下的聊天中对一些老同志管理犯人的方法颇有微辞。

通过聊天陈毓明了解到四个人的身世，他在心里说，难怪刘振宇派这几个人来积肥，原来都是当官的。

东方的戈壁滩上刚刚露出一抹熹微的晨曦，五个人全都起床了。他们生起火来，煮了一锅菜糊糊，一人吃了一大碗，然后就走到窑洞外边整理粪筐。

大家都在整理粪筐的时候，俞青峰跑到马路上去了。他在对面的墙根里找了一截粗铁丝，把柳筢子门关好，用铁丝拧紧。陈毓明说他：你不准备粪筐把那拧那么紧干什么，怕贼偷吗?俞青峰说，嗳嗳，事情还是防着些好。真叫贼娃子偷了怎么办?张家骥说，老俞有钱哩，怕贼偷。俞青峰笑了，有多少钱放在窑洞里?我是怕贼娃子把我的皮箱偷了。那皮箱是进过西藏的，有政治意义。张家骥又笑他：有什么政治意义，无非是炫耀你的光辉历史!你算了吧，你的西藏的光辉历程也免不了劳教的下场，你还总把那一段挂在嘴上。俞青峰说，还真是的，我真有点想不明白，我对共产党最拥护，结果落个这下场。陈毓明觉得奇怪，在夹边沟的时候，这些人都三缄其口，根本不谈政治性话题，但到了嘉峪关嘴上就没把门的了。他说，注意些，把嘴把牢些!但张家骥还是说俞青峰：算了算了，你不要想不通了，人家徐敬宣抗战就参加了革命，尚且难免劳教，你还委屈什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老徐!徐敬宣说，不要扯我，你们说话不要扯我。我是真有罪，但我不反对党。人们都笑了，笑声中张家骥又说，你不反党?你真不反党吗?可我听你们通渭县来的右派说，你说过——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劳动人民夏天晒得油淌哩，冬天冻得淌哩——这样的话，对不对?徐敬宣说那是前几年下乡哩，和人闲谝的话。张家骥说，闲谝的话?你呀，丑化劳动人民，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么恶毒!多么恶毒!徐敬宣说，反正我不反党，反正我不反党。

人们哈哈大笑，担着粪筐走了。

陈毓明穿过东马路。走到独一处饭馆的后边去。马路边一溜排开建了许多商店、理发馆之类的房子，还有一些不知干什么用的空房子。房子后边就是沙滩。这是一座新建的城市，环卫设施不健全，公厕很少；行人都在墙角、墙根和房后的沙滩上解手。他顺着这种地方走，把风干了的或者不怎么干的粪便用粪杈铲到芨芨草筐子里。

不到十点钟，他就拾满了两筐粪。他担着粪筐回窑洞去。

走到土墩跟前，他看见那四个人都回来了，因为粪筐放在指定的土墩西边。但是当他走过去倒粪的时候，却发现四个人拾的粪和他一个人拾的一样多。他心里有点不高兴，进了窑洞，压住自己的不快问，你们几点钟回来的?四个人在地铺上并排躺着，不应声。他提高了嗓门：说呀，你们几点钟回来的!俞青峰慢腾腾坐起来说，九点钟回来的。他又把脸对着张家骥问，你是几点钟回来的?张家骥躺着没动，说，八点半。再问高克勤和徐敬宣，回答是刚回来。火苗噌的一下蹿上他的头顶：你们这么早回来是为什么?不是说好拾到中午吗?大家都不说话，张家骥腾地坐起来说：

操!丢死人了!

陈毓明一怔说，噢，你们是嫌拾大粪丢人呀!

张家骥和那三个人都不说话。陈毓明原本是想问明情况后好好训几句话的，但此刻他有点犹豫。他在自己的铺上坐一会儿才说，嫌丢人?你们的脸皮还薄得很呀。

张家骥大声说：不丢人?你担着粪筐子满街走没觉着丢人?

陈毓明闷声闷气说，有啥丢人的?

张家骥叫了起来：哎呀，我和你的感觉怎么不一样哩!我担着粪筐走在街上，就觉得街上的人都看我。他们说话，我就认为他们是在说我：看那个拾大粪的臭死了!

陈毓明看着张家骥情绪激动的脸说，张家骥，你娃娃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呀，就凭你说的话，还得改造你三年呀!在夹边沟掏厕所、拾牛粪怎么不嫌丢人?

那里都是右派，桌子板凳一样高。

到嘉峪关你就嫌丢人了?

不一样呀，在夹边沟和嘉峪关不一样呀。嘉峪关都是自由自在的人，走到街道上不光是觉得人们都看我，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人家都是自由公民，我一个劳教分子掺杂其中，丢人死了!再想到人活到拾大粪的地步，的确是无地自容啊，不如死了算了，还活个啥!你就没这种念头?

陈毓明听张家骥说完，沉默了一下，慢腾腾说，念头能没有吗?就是想法不一样呗。我想的是嘉峪关又没有熟人，谁也不认识我，谁还笑话我?陌生人笑话?我不认识!

张家骥说：你是个阿Q，精神胜利法。

陈毓明勃然大怒：我是阿Q，那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嫌丢人?蒙受了耻辱?那你不要拾粪了，你回夹边沟去!你回去呀!

看见陈毓明生气，张家骥笑了：陈队长，你想叫我回去?我才不回去!就是拾大粪我也不回夹边沟了。操。

陈毓明回答：那就好好拾粪，把你那小资产阶级的脸面收起来。

拾粪的生活是很平静的。他们每天拾两趟粪。在拾粪的路上遇到一块木头或者一块煤炭，就捡起来。每个人的筐子外头挂个布袋，专门捡东西用。他们用拾来的木柴烧开水、煮饭。有时候某个人看下哪儿有几块没人管的木板，几个人就一起去搬回来。他们没有安排专门的做饭人，那样拾的粪就少了。谁回来早谁就做饭：拿桶去打水，点火，做糜面疙瘩或者散饭。做饭时烟雾太浓，不做饭的人就到窑洞外头坐着。饭熟了也端到外边吃。如果是傍晚，大家就在窑洞外坐着说话，直到睡觉的时候才走进窑洞。有时候他们吃过了饭就到大十字转一圈，路灯亮了才回来。他们还集体去了一次长城的终点嘉峪关古城。只是他们去的日子不对，没赶上开放。他们就在城外走了走，在古城所在的山丘下边的一片草地上坐了两个小时。那里长着绿油油的牛毛草，像地毯一样，坐上去没有一点尘土。草地上有几眼泉，泉水被社员们引去浇地，他们在泉水里洗了澡，并且洗了衣裳。把衣裳晒干穿上，他们就回住处了。

一切都好，就是吃不饱，肚子饿得难受。

饥饿对于他们的折磨太残酷啦!他们都是在清水筛过沙子的人，那半年的时间，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却要干超重体力的活，只要车皮一到，半夜里都要起床去装车，把百米外的沙子抬到车上去，跑着抬……他们已经累垮了，这才另调一拨人去把他们换下来。他们瘦弱的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补充，可是回到农场后却吃着二十四斤的定量，而且是带皮的原粮。这点粮食只够维持生命，哪还有力气劳动呀!

饥饿的威胁对于高克勤、俞青峰和徐敬宣来说稍轻一些，因为他们的家境好，家里人不断地寄点炒面、饼干、罐头什么的，每顿饭后自己再补充一点儿，可对于陈毓明和张家骥来说，却是巨大的威胁：每时每刻处在饥肠辘辘之中，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从第一天拾粪开始，陈毓明和张家骥对于家属区的垃圾堆就特别关注。遇到垃圾堆就在里边翻腾很久，一根萝卜呀，一片菜叶呀，居民们扔出来的一块猪皮呀，都捡回来。每天晚上吃过饭之后，俞青峰在那儿吃饼干，陈毓明和张家骥就洗菜叶子，洗猪皮，把毛拔干净，然后煮烂吃下去。

对于陈毓明和张家骥捡破烂，俞青峰还表示过鄙夷：你们也不嫌丢人，在垃圾堆上翻来翻去的，叫花子也不干那事。但张家骥的嘴很厉害，他说，操，你当过大老板，家里有万贯家产，有人给你寄来。我们家里穷，不拾垃圾怎么活?民以食为天呀!俞青峰说，那还有人格问题，你总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叫花子的水平上吧?张家骥又说，操，叫花子怎么啦，叫花子是自由公民，比你这劳教犯下贱?

俞青峰住嘴了。

张家骥不光捡吃的，他还在一些工厂倒出来的垃圾堆里翻来翻去，捡些钢筋呀铁丝呀电线呀，捡回来放在窑洞里。俞青峰嫌脏嫌乱，说他：你拾吃的就行了呗，把这些垃圾拾来干什么?张家骥说，我拾垃圾碍你什么事了?他说，太脏，太乱。

为垃圾的事两个人拌了几次嘴，可是这个月底他们的粮食断了——吃超了，缺三天粮。就在大家垂头丧气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家骥把钢筋什么的背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买回来十几个议价烧饼，叫大家吃。再后来捡来垃圾，俞青峰也不嫌脏了。

拉粪的汽车半个月来一趟，把晒干的大粪拉走，同时捎来粮食和蔬菜。八月底的一天中午，汽车又来了，坐在驾驶室里的还有一个袁队长。

袁队长是农业大队的管教干部。大队除了正副大队长，还有四五个干事，劳教分子们把他们都叫队长。这是个管教干部中最凶狠的人!夹边沟农场有些管教干部打人，但大部分不自己动手；这个袁队长亲自打，亲自捆人，打过多人，捆过多人。他从驾驶室一下来，大家都惊了一下，陈毓明马上迎上去问，袁队长，你来啦?袁队长不搭理他，背着手往土墩后边去了。陈毓明知道他是解手，趁机对张家骥说，老张，你那里还有钱吗?张家骥问，做啥?陈毓明说，快去，快去买几个烧饼去，再买上半斤酱肉夹上，烧饼夹肉。张家骥说，没钱了。陈毓明急得说，好我的张老弟，你就买几个去吧，我求你了。

袁队长解完手，绕着土墩转了一圈，看着晒在土墩西边的大粪说，这是你们拾下的粪?陈毓明忙说是是，袁队长，你进窑洞嘛，外边太热。这时候右派们都出来迎接袁队长，都说进窑洞。袁队长就进了窑洞。他站在窑洞里打量了一下又说，嗯，这就是你们住的窑洞?陈毓明说是是是。但是他立即又说，你们把褥子铺好些嘛，你们看，把个铺搞得像狗窝!

陈毓明回答，拾粪才回来，乏了，躺一会儿。袁队长，你还没吃饭吧?

徐敬宣正在做饭，袁队长说，你们也没吃饭吗?

陈毓明说，没吃，才做。你跟我们一起吃吧。坐下，你坐下等一会儿，饭就熟了。

袁队长坐到铺上之后就问拾粪的情况，陈毓明汇报。一会儿饭熟了，是一锅糜子面糊糊。陈毓明给袁队长端上一碗，紧接着他把夹肉烧饼拿过来放在一张纸上。袁队长喝了一口糊糊，咬一口烧饼嚼着，说，伙食不错嘛。

陈毓明嘿嘿地笑着说，这是张家骥家里寄来的钱买的。

吃过了饭，他们几个人装车，袁队长和司机睡觉。车装好之后陈毓明把他们再叫醒。他们走出窑洞看了看车上的粪不太满，土墩旁的粪已装没了，袁队长说，半个月拾不下一车粪吗?你们真会磨洋工!

陈毓明忙说，袁队长，我们尽力了。袁队长说，嗯?尽力了吗?你要看着他们好好干。要是下次再装不满一汽车，叫他们回去，换一帮人!

这天下午他们没有出去拾粪。袁队长临走前说的话大家都听见了，陈毓明就此召集几个人开会，研究怎么多拾粪的问题。他说，大家都听见了，袁队长说，不行了重新换人。大家看，是好好拾粪，还是回夹边沟去。

张家骥说，谁没好好拾粪，操。

张家骥有个习惯，几乎每句话带个操字。有一次徐敬宣说他，你的嘴怎么这么脏，嘴里总操、操的，你改个名字吧!叫张操。张家骥脑子好使，说，哎呀你可是抬举我了!三国演义有个曹操，古书里讲就是因为他爱骂人才把曹孟德改成曹操的，你给我一改名字我就和曹操齐名了!大家都笑，后来还就叫他张操。

研究了半天，大家觉得在嘉峪关还真是不好拾粪了，因为公共厕所的粪是包给嘉峪关公社的，而人们随便排泄墙角屋后的粪便已经被他们拾得差不多了，供不上他们拾了。张家骥说，粪这个东西，有了才能拾；没有，你还能到街上抓住一个人说，拉到我的粪筐里来!

还是陈毓明提出个建设性的意见来：分两个人去大草滩火车站和黑山湖火车站拾粪。听人说前两年酒钢上马期间，许多设备都是在那儿卸货，再由马车汽车拉到酒钢来，那两个车站人多。

有人就有粪，大家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陈毓明就把高克勤和徐敬宣送到大草滩和黑山湖了。

经过人员调整，积肥小组终于能够完成任务了：嘉峪关的三个人每天早出晚归，能拾下五个人拾的粪。在大草滩和黑山湖的两个人也差不多一个月拾一车粪。过了一个月，袁队长再次来到嘉峪关时，对他们能完成任务表示：嗯，这还差不多。但是他在背后严厉地训斥了陈毓明一通：你胆子大得很，没经过请示就敢把两个人放出去。他们要是跑上一个，你负得起责任吗?陈毓明回答，你们挑选下的人能跑吗?他在那边要是跑了，在这边也能跑了!袁队长说，在这边你不是看着他们吗?他说，我能看住吗?这拾大粪是单干的活，我能跟在屁股后边看着吗?你要信不过就叫他们回嘉峪关吧。人跑了我还真担待不起。袁队长说，算了算了，就这样吧。谅他们也不敢跑!一个是当下县长的，一个是省委书记的侄子。

最后，袁队长说他：以后一星期给他们送一趟粮食。粮食少了不容易起歪心。

袁队长这次来过之后，再就几个月也没来看他们。嘉峪关的五个人平静地生活着。只是十月下旬嘉峪关下了头场雪，河西走廊的冬季降临了，他们的日子变得难挨了：寒冷!为了克服寒冷，他们每天除了拾粪，还要去捡煤核，去停工了的煤厂捡焦炭，生炉子取暖。门口的柳筢子门上绷了一块麻袋片，用以挡风，但又不敢封得太死，因为炉子没有烟筒，他们怕煤气中毒。

寒冷还增加了拾粪的难度!天冷之后，野外的粪便少得多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必须跑更远的路，甚至要跑到五公里外的火车站去拾粪。河西走廊的西端白天的温度下降到零下十几度，拾一趟粪回来，全身都冻僵了，暖和过来之后全身的骨头痛。抵御寒冷需要更多的热量，他们愈是饥饿。于是，陈毓明和张家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垃圾堆上，拾菜叶子、肉皮、别人扔掉的馒头，以填补自己饥饿的肚子。俞青峰家里多次寄食物给他，以补充身体所需的“燃料”。“饱汉”不知饿汉饥，他常常对煮菜叶子吃的陈毓明说，你就胡吃吧，说不定哪一天食物中毒，后悔就迟了。

还真叫他说中了。春节前夕的一天，陈毓明在家属区拾粪，拣回来十几个苤莲。这是酒钢的职工家庭在入冬前储备的蔬菜，在房子里放的时间久了，已经干巴了，萎缩了，在年前把它清理出来倒在垃圾堆上，恰好被陈毓明看见捡回来了。陈毓明和张家骥吃完饭之后就开始加工：用刀砍去外边干巴多皱的木质层，洗净切成块儿放进锅里加点盐煮熟。由于是整个儿囫囵的苤莲，也没腐烂，和以往拣来的烂菜叶不一样，这天晚上俞青峰忍不住也吃了两小块——他嫌味道不好，放久了的苤莲有一股甜味，仅吃了两小块。剩下的一大锅，全被饥不择食的张家骥和陈毓明吃了。

不料吃完苤莲一个多小时，张家骥和陈毓明的胃就痛起来了。越来越痛，越来越痛，痛得两个人呻吟不止，大汗淋漓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下也不是。这两个人吓坏了，判定是食物中毒。俞青峰说不会是食物中毒，因为他也吃了两块的。他说，要是有毒我的胃怎么不痛，肚子也不痛。他断定他们两人是吃多了，胃撑破了——胃穿孔。不管是食物中毒还是胃穿孔，反正都认为活不成了，马上就要死。于是张家骥口述，俞青峰代笔，替张家骥写了一封给父母的遗书，内容是不孝儿张家骥不能孝敬父母，今日要死了。陈毓明也请俞青峰代笔给女人写份遗书，遗书说，我真是对不起你，由于我的错误牵连到你，把你也搞成右派拖进夹边沟来了。现在我又要死了。我是对不起你呀，也对不起孩子，来世我再报答你吧。万望你善待孩子。最后还劝女人：将来你要是释放回家了，能遇到个好男人你就改嫁吧。

遗书写完后，两个就躺下来等死，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死亡并未降临，只是胃部的疼痛有增无减。这时俞青峰突然醒悟：你们的胃并没有破裂，要是撑破了，还能活到这时间吗?他从铺上抽了两块砖头放在火上烤，烤热之后用破布裹起来叫他们两个人焐胃。

焐了一个多钟头，两个人的肚子咕噜噜响了，后来放几个屁，打几个嗝，又跑出去解个手，胃和肚子就不痛了。

虽然有过一次食物中毒了，但他们还是要到垃圾堆上找生活。长期的饥饿的积累已经损害了他们的思维，早晨一睁开眼睛，首先就想起吃。更为严峻的是六零年元旦过后每个人的口粮又减少了几斤。他们必须寻找更多的代食品充饥。

好在这时候他们又找到了其他可以充饥的东西……

陈毓明每个星期给大草滩和黑山湖的人送一趟粮食、蔬菜和盐。有一次到了大草滩，高克勤给他煮白菜吃。那白菜很薄，嚼起来如同牛皮纸，木质化了，味道很差，但却能吃。他就问高克勤从哪儿搞来的?高克勤说从仓库弄来的。原来大草滩火车站有两间大仓库，是一年前专门储存从外地运来的蔬菜的。那儿有许多风干了的白菜和圆白菜，没人管。于是，陈毓明每次送粮都背一包风干菜回嘉峪关去。风干菜虽然很难吃，也没什么营养，但却可以填满肚子。这一年的新菜下来之前他们一直拿风干菜充饥。

陈毓明每次送粮都是顺着铁道走到大草滩吃午饭，然后再走十五公里到黑山湖火车站。到黑山湖天就黑了，住下，第二天返回。徐敬宣住在一间废弃的工棚里。这工棚是以前拉运货物的车老板和装卸工们住宿的，因为工棚附近有一片变得空荡荡的停车场，到处是马粪。酒钢没下马的时候，它的许多机器和设备是从东北和上海运来卸在大草滩车站的几间大仓库里，然后由一百多辆马车日夜不停地运往嘉峪关。虽然是简陋的工棚，但徐敬宣并未挨冻。到处都是木头，捡木板烧火煮饭和取暖很方便。春节后的一天陈毓明又来到黑山湖，晚上喝了两碗糜面糊糊之后徐敬宣拿出一碗煮好的咸豌豆给他吃。他问豌豆哪来的，徐敬宣告诉他旁边的停车场有很多马粪，马粪里有许多牲口没消化的豌豆，他捡来的。他问，这豌豆能吃吗?徐敬宣说他吃了一星期了，没闹过肚子，就是味道不好闻。他吃了半碗，的确味道不好闻；豆子吃完了睡觉，还真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天亮后他和徐敬宣去停车场收了很多马粪，拿回工棚放在洗脸盆里，倒上水，把粪末子淘出去。淘洗出来了三四斤豌豆。

这天陈毓明没有去大草滩背菜而是直接回了嘉峪关。他走了七十多里路，到家时那两个人还拾粪未归。他把豌豆倒了一半在锅里，洗了洗，煮烂了，再把糜子面撒进去做了一锅很稠的散饭。

他们很久没吃过这么稠的散饭了，所以俞青峰和张家骥拾粪回来，他把散饭舀给他们吃，他们吃得很香。就俞青峰说了一句：怎么有一股怪味?陈毓明说，豆子捂了吧。等到吃完了饭，他才告诉他们豆子是从哪儿来的。俞青峰脸色就变了，过一会儿噢噢地呕吐起来。

吐完了肚子里的食物，俞青峰两眼泪汪汪的，脸变成了茄子色。他骂陈毓明：你个瞎熊，竟然把马粪里的豆子给我们吃，想害死我们吗?

陈毓明辩解：我在黑山湖吃了，啥事都没有……

剩下的豌豆陈毓明不敢做散饭了，拿水泡了两天煮成咸豌豆，每天吃过饭之后吃一点。再也没出过什么事。看他们吃着没事，俞青峰也跟着吃了。俞青峰也是饿得受不了啦：进入1960年之后他家也很少寄食物了，因为全国进入了困难时期。

最为寒冷的一月和二月，他们拾的粪不够多，因为担着粪筐出去，不到半个钟头身体就被寒风刮透了。每当夹边沟的汽车来拉粪的前两天，他们就跑出去偷粪——偷公共厕所的粪便——以凑够一车粪。

三月中旬的一天，估计又要来汽车了，他们三个人又出去偷粪。陈毓明去的是大十字西南角的家属区。嘉峪关的公共厕所后边的粪池大都是有围墙有门的，钥匙都在嘉峪关公社拉粪的社员手里；但这个厕所的围墙不知为什么倾倒了一截，可能是被汽车撞的，有一个豁口。他从豁口进去，把粪筐放在粪池边。然后就跳进粪池，站在围墙倾倒后掉下去的一块砖柱上。因为天已转暖，每天下午池子里的薄冰就化了，他把粪杈捅到池底捞大粪。捞上一杈子举起倒进粪筐里。再捞再倒。如果厕所里有脚步声，他就停止捞粪，静静地站着，免得惊动解手的人造成尴尬。这天他捞了很多粪便，粪筐快装满了。正好这时有人进了厕所，他听见了沙哒的脚步声，便决定结束捞粪。以往，他把粪杈扔到外边以后双手捺住池沿往上一跳，身体就能蹿上池沿，再把一条腿蹁上来人也就上来了。可是这天他往上一跳，胳膊却未能撑起身体来；身体又掉了下去，双脚差一点掉进稀汤子里。他心里惊了一下，咦，没上去!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大意造成的，就重新扶着池沿双腿用足力又跳了一下，结果仍然没上来。这时候他的心里突然就明白了，是自己的身体太过虚弱了!他静静地站着休息，他想聚攒精力，然后再努把力跳出粪池。然而就在他站在粪坑里眼光呆呆地看着粪池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呔，你在这儿干什么?他掉转头看看，是个年轻小伙子站在墙壁的豁口处看他。他回答了一句：我是拾粪的。小伙子说，拾粪的?你是拾粪的你怎么不拾粪，站在那儿往里看!他听了这话脑子嗡的一声响，脸就羞红了：小伙把他当成坏人了。他急忙解释：我是捞粪累了，站着休息一下……小伙子嗓门更大了：休息?妈了个屁!你休息也不找个地方去，跑到这里来休息，这是你休息的地方吗?他说，哎年轻人，你怎么随便骂人?小伙子更来气了，大骂起来：操你妈，骂你?我还要打你个臭流氓!那小伙子一步跳过残垣，抬腿就向他头上踢来。他吓了一跳，身子往粪池里一蹲才躲过了那一脚，然后就很尖厉地叫起来：哎——你怎么打人!哎——你怎么打人!他大声叫的目的是引起别人的关注，结果还真有个老人和一个年轻的妇女从男厕所和女厕所的两边绕了过来，问那小伙子出了什么事了。小伙子气呼呼说，你们看这个流氓，他趴在这儿看人解手!陈毓明慌忙解释：不是不是，我是拾大粪的……小伙子说，有你那么拾大粪的吗?我在厕所里解手，听见后边有动静，走过来看，亲眼看见你站在那儿半天不动弹，眼睛往里边看。那女人也说，我也听见有动静……陈毓明说，我真是拾大粪的，我的身体虚得很，捞完了粪没有力量爬上来了。那小伙子说，王大爷，你听你听，你信他说的话吗?那么个坑他说他上不来……陈毓明说，真的，老大爷，我真的是身体虚弱上不来了。那老大爷可能觉得事情蹊跷，走近两步问：你是哪里的人?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你怎么拾大粪呢?

陈毓明看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很是尴尬，便详细叙述了自己是夹边沟的右派，领导派出来积肥的，就住在五一俱乐部东边的烽火台下的窑洞里。老人听完了他的叙述，说小伙子：别打他，别打他，唉，可怜兮兮的，你给拉上来吧。但小伙子哼了一声说了句我才不管，吐口唾沫走了，那女人也转身走了。还是老人迈过残壁来伸手把他从粪池里拉了上来。他连声说谢谢，谢谢老大爷。老人又问：你怎么连这么个坑都上不来。他说，不瞒你说，老大爷，我是饿垮了，吃不饱……老人听他说挨饿的情况，抿着嘴唇摇了摇头，后来说，来吧，你到我家来。老人把他领到家门口，端出两碗玉米面倒在他的帽子里，说回去烙块饼吃吧。

这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陈毓明两手摸着双腿怔了好久，说，我的腿肿了。

五月初的日子，在嘉峪关只要穿绒衣就可以了，但陈毓明还穿着破棉袄。这是他在公安厅工作时发的棉袄，那种部队黄棉袄。解放初的政府机关是供给制。他所以到这种时候还穿棉衣，一是这件棉袄已经很旧，不那么热，二则粪不好拾了，走的路越来越远，真要是变天来点风呀雨呀，也可以抵御一下寒冷。

这天陈毓明走到火车站来了。

每过一个星期，他就顺着南马路往南走，穿过兰新公路，往火车站方向拾趟粪。去的时候从西边走，拾路边上行人们排泄的粪便，回来走东边。从市中心到火车站大约四五公里，一星期一趟几乎能拾两筐大粪。

每次到了火车站，他都要穿过铁路，到车站的南边去走一圈，因为那边正在建设支线，有很多铁路工人在筑路基铺铁轨。而那边没有厕所。枕木堆和沙石料的后边是他们解手的处所。

那时的嘉峪关车站还不完备，出站口也没人查票，只要走上一个小斜坡就可以进入车站。这天陈毓明刚刚走到斜坡的地方，一大群下车的旅客走出来了。他知道自己又脏又臭讨人嫌，所以就把粪筐放下来休息，给旅客让道。可是不知怎么的，有个旅客走过他面前时突然站住了。陈毓明原先是看着别的方向的，他不愿把自己的面孔正对着出站的旅客。他只是用眼睛的余光看见有个人站在了他身旁，且有点奇怪的是那人站住就不动了，看着他。他心里觉到了蹊跷，扭过脸看了一眼，心就陡地跳了一下：这是一张很熟悉的脸。是自己在公安局工作时的同事。立时，他想扭转脸去，装不认识，那个人却问他：你是……陈毓明吧?

他有点尴尬，说，哟，你是麻……

那人说，对，我是麻建斌呀。你认不出来了?

他说，噢噢，想起来了，哎呀，我看着面熟，不敢认。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麻建斌说，我调到嘉峪关几年了，就是你调劳改局的第二年。老陈，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陈毓明尴尬地一笑：哪个样子，你看我是哪个样子?老麻，我成了右派了。

麻建斌一脸惊骇：什么，你成了右派了?什么时候……

1957年嘛。你不知道吗?

我哪里知道呀。酒钢上马，我就调到嘉峪关来了。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嘛，这筐子……

老麻呀，一言难尽。在劳改局成了右派，然后送到夹边沟。现在领导把我们派出来拾粪……

就在嘉峪关拾粪吗?

啊，在嘉峪关拾粪。你呢，在公安局?

在公安局。

升了吧?当官了?

咳，什么官呀，就是个副局长嘛……

麻建斌的脸始终处在一种惊愕的状态当中，说出当副局长的话，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陈毓明明白，老同事怕刺激他。但老同事没想到他的谦虚使得陈毓明更是尴尬和羞愧。陈毓明突然拿起扁担说，老麻，你快去坐车吧，一会儿公交车走了。我也要拾粪去。

麻建斌说，对，对，我是要坐公交车。可是，可是……

麻建斌突然忙乱起来了，他的手在胸前的制服口袋里摸着，又在其他口袋里摸来摸去，然后把一沓人民币递过来，结结巴巴说，老陈，我出差把钱都花光了，手头就这几十元，你先拿着用。有时间你到我那里去，我再给你拿些……

麻建斌的手碰到了陈毓明的手，但是陈毓明像是被烫了一下把手躲开了：老麻，我拿你的钱干什么?

他一弯腰担起粪筐就想走。但是麻建斌一把拉住了他的扁担，嚷叫一般说，老哥，你这是干什么?你要是这样走了，就太看不起老弟了。但是陈毓明拿定了主意不要他的钱，他说：老麻，你这是可怜我……

陈毓明把麻建斌的手掰开了。

麻建斌看他真不要钱，便啧啧地嘬牙花，说，啊呀，你这个人呀，还和从前一样耿直呀。算了算了，钱我就装上了，不过老哥你要答应我一句话：这两天你一定要到我那里去一趟。

陈毓明被麻建斌的诚心感动了，说：我去，我一定找你去，有时间我就去。

其实，陈毓明并不想去见麻建斌。他嫌丢人!麻建斌是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厅的老兵。当时他在二处专案组办案，麻建斌当了两年他的助手。现在他成了右派，麻建斌当了嘉峪关市的公安局副局长，相差悬殊，他自觉没脸去见麻建斌。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不得不改变想法。自从来到嘉峪关积肥以来，人们的粮食总不够吃，每个月都有缺口——断一两天粮食。以往断粮，三个人总能凑点儿粮票钱或者把捡来的破烂卖掉买点儿吃的对付过去，可是六月底发生大的危机——断了四天粮。这时候他们都已经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平时捡的垃圾也是随捡随卖随吃了。

断粮的第一天，他们从垃圾堆上捡菜叶煮着吃，还拾了一趟粪。第二天早晨起床，俞青峰和张家骥如同商量好的一样，跑到垃圾堆上找吃的去了。陈毓明犯难了：饿着肚子拾不了粪，不拾粪吧汽车来了拉什么?说不定就拾不成粪了，领导一生气，大家就得打道回府了。下大田吧，叫管教干部吼着骂去吧，在人家的眼皮底下干活去吧!

他想来想去，决定去找麻建斌，找他要点粮食或钱。

他担着粪筐出了门。

嘉峪关市政府办公楼设在西马路上离大十字很近的地方。公安局也在同一栋楼里。他担着粪筐到了门口，把粪筐放在马路边上，然后对站岗的警察说，我找一下公安局的麻建斌。警察看他破烂的穿着，说，你找麻局长干什么?他说我是他的朋友，找他有点私事。警察说，麻局长出去了。他问什么时候回来?警察说中午下班前你再来看看吧。

这时候才八点半钟，他决定先去拾一趟粪。他担着粪筐从市政府办公楼和酒钢招待所之间穿过去，沿着建筑物的墙根往西走，拾粪。

他走出去很远，拾了半筐粪，又绕到西马路。看看太阳，也就十点钟左右，他想再去公安局看看麻建斌回来没有。不料他刚刚走到酒钢医院的大门口，正好和一位抱着孩子走出来的女人相遇。那女人喊他：大哥，帮个忙行不行?他看见那女人哭得眼睛红红的，就问，你要我帮什么忙?女人说，我的孩子没了，请你帮我埋掉行不行?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小棉被包得严严实实的。他的心突然一动——这不是瞌睡碰到枕头了吗?他说，行呀，只要给钱就行。女人说给你钱。他问给多少钱?那女人说三十元行吗?他心里惊了一下，三十元。天呀，埋掉一个小孩子就给三十元?就在他一怔的功夫，女人以为他嫌少，又说，五十，给你五十元还不行吗?大哥你就帮帮我吧。我就这点钱了，钱都交了医疗费啦。他立即回答行。

看他同意了，那女人把孩子交到他的手里，然后掏钱给他。接过钱装在口袋里，他又在怀里倒了一下孩子。孩子很轻，抱在怀里简直就像棉花包一样轻。他估计是个婴儿，心里禁不住一阵悲哀，问了一句：孩子得的什么病?

女人说，肺炎。怎么，你害怕传染吗?不传染，真是不传染，是感冒引起的肺炎。

他忙说，不是怕传染，我就是问一声。才多大个孩子呀，就……

女人哇的一声哭起来：二十天，才二十天呀……

女人一哭，陈毓明心酸得厉害，便劝女人不要哭，然后说，好了，那我就埋去了。他左手抱着孩子，弯着腰，把扁担放上肩膀。但是拾粪杈子掉在地上了。他又弯着腰拾杈子。结果左手的孩子就横了过来，引得那女人叫起来：你看，你把孩子倒过来了!他想说倒过来有啥关系，但忍住了，手忙脚乱收拾粪筐和粪杈子。这时女人又说了一句：你把粪筐放下吧，埋完了回来再拿。他说，那可不行，丢了粪筐拿什么拾粪?女人说谁偷你这个?他说，偷是没人偷的，可是叫人清理走了我也没地方找去呀。

女人不言语了。陈毓明说声我走了，就离开了女人，可是走了几步，他觉得身后跟着一个人。扭脸看看是那个女人。他惊奇地说，你跟着我干什么?女人说?我看你埋到哪里去，埋好埋不好。

陈毓明站住了脚说，大姐，你看这干什么呀，一个小月娃子，我给你埋掉就行了，你跟着去干什么?以后你还上坟去吗?

女人说我怕你埋不好。

陈毓明说，这你就放心吧，我拿了你的钱，就一定把事情办好。办不好我不是对不住你吗?你把我看成啥人了?

女人说，你打算埋到哪儿去?

陈毓明朝西边扭了一下脸说，我往那头走，那里是一片沙滩；埋到那边你看行吗?

女人点头。陈毓明一手抱孩子一手扶扁担下了马路，往西走。西马路很长，但马路边的房子并不多，不一会儿就走完了。这时他站住回头看了一眼，那女人还在人行道上站着。

那个孩子，他把他埋在西边的沙滩上了。他理解那个女人悲痛的心情。所以用粪杈子挖了个五六十厘米的坑把孩子放进去。他也说不清楚出于一种什么心情，放进去之后又拿出来，解开小棉被看了看孩子的脸，然后又重新包好埋了。

他把沙子又填回坑里，还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堆。他知道，那女人今后不会来这儿找这个孩子的，起个坟堆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想这终究是一条生命，一个人，不是一只死狗死猫，就给他堆个坟吧。将来有人经过这儿，或者城市将来向外发展延伸盖房子或者建工厂的时候，叫人们注意，这里有个小人。

这天他没有再去找麻建斌。他回到窑洞后把五十元钱拿出来，叫张家骥去买议价粮。这样，他们度过了断粮的日子。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对他们讲，那个娃娃圆圆的脸很白，白得如同石灰。

很多年以后，他都记得那个娃娃的脸。

八月底的一天，夹边沟农场的大道奇又来拉粪了，同时到来的还有袁队长。大家都觉得奇怪，袁队长上次拉粪来过一次，这才不到半个月，怎么又来了?陈毓明想，说不定有什么事吧!于是，当袁干事在他们的粪堆前转了一圈走进窑洞的时候，他陪着小心说，袁队长，你这么一趟一趟地跑什么呀，有啥事叫司机王师傅传个话就行了嘛。袁队长往铺上一坐说，我是来看一下，你们拾下的粪够不够装一车的，要是够装一车的，你们今天就跟我回去!

陈毓明的心猛地沉了一下，最害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扭脸看看正在烧火做饭的张家骥和俞青峰，发现张家骥正在往锅里拨疙瘩的手停住了，俞青峰手里捏着往炉灶添加的木柴扭过脸看袁队长，并急切地问，不拾粪了？

袁队长说不拾了。

他问为啥不拾了?

袁队长一瞪眼睛：不拾了就不拾了呗，还要说个为啥?

俞青峰不说话了，往灶里添柴。张家骥把面疙瘩拨完之后说撒泡尿出了窑洞。但他朝陈毓明使了个眼色。张家骥出去半分钟，陈毓明也跟了出去，看见张家骥在粪堆那儿站着。他走过去问有什么事，张家骥从怀里掏出几十元钱和几斤粮票，说，老陈，你把袁队长好好招待一下，不要叫我们回去。陈毓明问他哪来的钱，他说1958年来夹边沟时从家里带来的。一直保存着，准备在最困难的时候用。陈毓明留下了二十元钱两斤粮票，其他的都塞回他的衬衫口袋，说，钱你还装着吧，不要全花了。他忧心忡忡地又说，就是怕白花钱呀。拾粪不拾粪，不是他能做主的，那要场长生产股说了算。

陈毓明跑到独一处买了几个烧饼，半斤烧酒，一碟炒肉片回来给袁队长吃。袁队长问，你哪来的钱，他说昨天遇上一个公安厅的老同事，看我孽障，给了我几元钱。你今天来得真巧。袁队长问他同事的情况，他把几个月前和麻建斌相遇的事扯来说了一通。袁干事一边吃肉一边说，人啊，真是说不来!你要是不当右派，说不定也当上科长处长了。我在部队上也是干到连长了，转业到劳改队，这不是才当个干事吗!

趁着袁队长真情流露的时候陈毓明说，袁队长，我们在这拾粪好好的嘛，为啥又要回去嘛?是领导嫌我们拾的粪少?

袁干事说，哪里的话。你们干得不错嘛。我这次来，是刘场长叫来的，叫把你们拉回去。夹边沟的人要转移了。

陈毓明忙问，往哪里转移?

袁干事说，省上要在高台县上马一个大农场，要开几十万亩荒地，建成全省最大的农场。农场的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各农场抽。要上两三万人哩，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和干部都要过去。

嘿，这么回事呀!

陈毓明听完就不再说什么了。袁干事又喝了几口酒说，我看出来了，你们还想在这里积肥，你们不愿回夹边沟去。这里总是活泛些……是吧?这么办吧，吃完了饭，我先到黑山湖大草滩去，把那边的粪和人拉回去；你们在这边再拾几天粪，凑够一车了再叫汽车来拉你们!

喝完酒，袁干事就上了汽车。大道奇嗡嗡地驶上了马路，左拐驶远了。三个人在窑洞门口站着，很久很久，张家骥说：

操！

一号病房

天明之前，陈毓明在马扎上坐着迷瞪着了。迷瞪了不知多长时间，一个病号把他叫醒了，说是解手。他把便盆拿到铺前放下，病号就从铺上挪过来蹲在便盆上边。几分钟后病号又回铺上躺下，他端起便盆往外走，并且捎带着提上一只尿桶。这间房子是里外间，外间没有窗户，只有门板缝里透进来几束光线，无法判断几点钟了。再说，挂在墙上的风灯还散发着淡淡的黄晕。但是一拉开房门，他立即就知道快到九点钟了，因为太阳已经从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升起一房高了。

门口横着两具尸体，那是夜里他和艾学荣抬出来扔下的。他绕开尸体往前走了十几步，把粪便泼了，接着又倒尿桶。倒完尿桶直起腰来，他面朝东方的天空站了几分钟。他很是惊奇，来明水农场已近两月，似乎没看见过明水农场冬天的太阳竟然有这么亮。它虽然没有多少热量，照在身上凉飕飕的，但它把河西走廊的天空照得亮堂堂的。祁连山呀，戈壁滩呀，白草萋萋的荒滩呀，全都笼罩在无边无垠惊心动魄的玫瑰色霞光里。

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还朝着北方的河坝和山水沟看了几眼，山水沟像是大地的裂隙，弯曲着延伸到河坝的沙枣林。沙枣林、沙枣林北边的鸣沙窝和更远处的地平线上晨雾弥漫，晨雾也被霞光染红了，像是他的眼前挂了一块遮天蔽地的玫瑰色纱帘，朦朦胧胧绚丽至极。

他一推开房门，阳光又扑在地铺上，把门口睡的人和他们肮脏的被褥都照亮了。他咳嗽了一声，清一清嗓子喊，起床了，起床了，太阳升起来啦!

有几个人坐起来了，但大部分还不动弹。于是他没有关门。故意叫阳光把房子照亮，接着喊，喂，你们还不起呀，太阳都一房高了。这么好的太阳，你们看呀!

又有几个人坐起来穿衣裳了，他们都往门口看。有的人说：

还真是的，今天的太阳格外亮。

该起了该起了，太阳钻进被窝来了。

但有个声音却说，你把门快关上吧。你把凉风放进来了，要冻死我们吗?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那不是我们的太阳。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话的是睡在房子中间的张继信，永登县某中学的校长，一个病得走不了路的人。陈毓明说他，怎么不是我们的太阳?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它照在别人身上也照在我们的身上。

张继信又说，你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照别人也照我们，可是它照在我们身上的日子不长了。

又一个人附和说，张老师说得对，那不是我们的太阳，我们要睡觉了。

陈毓明听出来了，张继信和那个人的话是别有意味的，但这时两个炊事员提着饭桶送饭来了，他便改变了话题：快把你们的饭碗准备好吧，不管谁的太阳不谁的太阳，吃饭要紧。

病号们明显地加快了穿衣裳的动作，从铺上爬起，用他们脏污的手拿起枕头旁放着的饭盆围住了炊事员。里屋的病号们也走出来了。一阵忙乱之后，各自端着饭盆回到铺上去。那些走不成路和卧床不起的病号也都把饭盆摆在枕头边上了。陈毓明拿过他们的饭盆打饭，再一个一个递到他们手里，或者放在他们的枕头上。他们有的坐在被窝里喝糊糊，有的在被窝里趴着吃。病房里响起一片稀溜稀溜的喝汤声。

有些病号几口就把面糊糊喝完了，有些却挪到门口的炉子旁边，把饭盆放在火上温着，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还有人把饭盆再添些水，把捡来的烂菜叶子、干树叶子或者草籽加进去，煮成满满的一盆喝下去，把肚子喝得胀胀的。

早在五九年的春天，所有的人都用儿童洗脸盆当饭碗了。炊事员们从饭缸里用一个马勺打饭，马勺从饭缸到饭碗的运行过程中往外溢出来一些汤水，右派们很心痛，就都把饭碗换成了洗脸盆，以减少损失。

喝完了豌豆面的糊糊，有些人把盆举得高高的伸出舌头把沾在壁上的糊糊舔净；有的人倒上开水涮呀涮呀，然后喝下去。粮食是宝贵的，一点儿也不能浪费。

喝下半盆烫嘴的豆面糊糊，人们的身体都发热了，有的人脸上还渗出汗来，这时就都躺倒睡了。有的人瞪着眼睛看房顶的椽子、被烟熏黑了的芨芨草席。有的人发出轻轻的鼾声。

陈毓明喝完了糊糊就开始清理昨天夜里死去的两个病号的遗物，逐一登记，然后送到管教股去。回来后他看见病号们都睡着了，就也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打盹。

陈毓明是一号病房的护理员。

夹边沟农场的右派们奉命迁徙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后就陷入绝境，没粮食吃，没房子住，没有煤烧，寒冬又急遽降临。到了11月中旬，人员的死亡就进入不可遏止的状况。农场领导慌了手脚：尽管他们多次向地委汇报情况严峻、请求援助的行动遭到严厉的训斥——地委书记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们的尻子松了吗!——但他们知道，人死光了也不好向上级交待。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把两条山水沟里的地窝子腾七八间出来，辟为临时病房，把饿倒冻倒和病倒的二百多名右派收容进来，加强护理，竭力减少死亡。

一号病房是明水农场最好的病房。它有两间房子，一间是明水乡农民种撞田临时居住的干打垒平房，有里外屋，里屋有个窗户，外屋是门，门窗都朝南。这间房子正好建在山水沟初始的台地上，后墙靠近山水沟；在他的背后倚着山水沟的沟坎有间地窝子，是一号病房的另一间病室——北房。高台县冬季的西北风很大，为了避免风从山水沟直接灌进地窝子，北房的门朝着东方。南房和北房各住十八九名病号，共计三十八个人。

病房和作为宿舍的窑洞相比真是幸福多了。病房里有炉子，有煤烧，还派了健壮的右派做护理员，伺候病号吃饭喝水和解手，遇到病号生命垂危的情况，护理员马上就叫医生来抢救。一言以蔽之，护理是无微不至的，不叫病号做任何费力费神的事。

病房辟建之初，基建大队的严队长指定陈毓明做南房的护理员，指定一名兰州医学院的名叫艾学荣的学生做北房的护理员，可是场长刘振宇检查的时候说他：你叫个娃娃看一间病房能行吗?毛手毛脚的，他连自己都管不住。严队长回答，那怎么办，就他身体还好一些，能跑能走，其他人连路都走不动了。刘振宇沉思一下说，那就这样办吧，一号病房和二号病房合起来叫一号病房，叫老陈当护理员，那娃娃给老陈当个助手。当时陈毓明就在旁边站着，刘振宇把脸转向他问，老陈，你看这样行不行?

陈毓明从心里就不同意这样，他知道，医学院的那个学生爱跑爱串，靠不住，但他却没法拒绝刘振宇的提议，因为刘振宇一直很照顾他，全农场的劳教分子只有他和夏普、官锦文享受这样高的待遇：老陈，老夏，老官。夏普和他来自同一个单位，是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工程师；官锦文是西北军区的干部，老红军，延安时期就是彭德怀司令部的警卫团参谋长。他勉强地答应了一声：嗯。刘振宇看出他的勉强来了，但却说，好，那就这样定下。老陈，你和那娃娃两个人把两间房子的病号伺候好。你就多辛苦些，多操些心，没办法，现在是困难时期。

陈毓明根本就没法睡着，他刚刚迷迷糊糊闭上眼睛，有人就喊了：陈队长，我要喝点水。他就拿了水壶给那位病号倒水。倒完开水刚坐下，又有人说解手，他就又去拿便盆，然后又往外倒粪便。撒尿的人，用不着他伺候的：顺着走道放了两三个尿桶，病号们把尿尿在罐头盒或者茶缸子里，然后伸长胳膊倒进尿桶里。一天倒几次尿桶。

他还不断地捅炉子，添煤，还去伙房提了一趟开水。

大约是三四点钟的时候，有人又叫他了：陈队长，陈队长，你醒着没有?

他抬起头来问。是张老师吗?你是要解手吗?

张继信说，我不解手，我刚尿泡尿。我是看你那么坐着睡不好觉，——你晚上睡不成觉，白天就那么坐着——不把你熬坏了吗?你把你的行李拿过来铺到这里，踏踏实实地睡一觉，晚上也好熬夜嘛。

陈毓明回答，不行呀，一会儿就又送病号来了。掩埋组的马车也快拉人来了。我还得出去。

张继信说，他们拉他的人去，你出去干什么?

陈毓明说，每个人的身上要挂个纸牌牌，写上名字，登记个号码。

张继信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你管那做啥?你睡你的呗。你不是把名字报上去了吗?

陈毓明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可他们知道哪个人叫啥名字呀，得叫我指认清楚。

张继信说，你睡吧，他们来了我给他们说。

陈毓明说，你又走不动。

张继信说，我走不动还说不动吗?昨晚上不就抬出去了两个人吗，一个长一个矮，一个是分头，一个是光头……

陈毓明说，不用了，你快睡吧，我还是等一会儿，就要送病号来了。空出来的位置能叫空着吗?

张继信说他：你真不睡呀?不睡我就睡了。我已经坐一会儿了，尻蛋子上的肉干了，痛得坐不住。

张继信呻唤着拽着从椽子上垂下来的一根绳子慢慢地躺下了。

张继信是个非常自觉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从不麻烦人的。他翻个身或者坐起来倒尿都很是吃力，为了不麻烦人，他在进病房的第二天就叫陈毓明把一根行李绳拴在椽子上，自己拽着绳子坐起或者睡下。此刻陈毓明心里很是感动，便问了一声，张老师，要不要我给你端些开水?张继信说，不要，我不渴，喝得多了尿多，总要起来。但陈毓明还是提着水壶走过去了，给张继信枕头旁的茶缸子里倒了水。他说，尿多怕啥，尿憋了你就叫我，我给你倒。张继信说，那哪行呀，解大便叫你伺候着就心里过意不去，还能叫你倒尿吗?陈毓明说，没什么，倒尿也没什么，这是我的职责呀。

陈毓明又回到马扎上坐下，但他的眼光越过几个病号看着张继信发怔。

张继信是这间病房开张的第一天他从山水沟的窑洞里背到病房来的。张继信不是他队里的人，以前他也不知道这个人。他认识他，是从嘉峪关积肥回到夹边沟的那几天，有一次上厕所，他看见一个身材瘦削面如土色的人解手，身体靠在墙壁上，两腿往前分开站着，排泄物——稀汤子——顺着大腿流进棉裤里。他惊呆了。他还没见过这样解手的人。后来那人捡起土块擦腿上的排泄物，提裤子。他看着那人提裤子都很费力，连系上裤腰带的力气都没有，便帮着那人提上裤子系上了腰带。他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样解手?那人说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不敢蹲。后来他问过别人，有个站着解手的人叫啥名字，有人告诉他，那人叫张继信。别人还告诉他，张继信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前两年累垮了，饿垮了。他是想要领导给他摘掉右派帽子，劳动时拼命。后来到了明水农场陈毓明还见过一次张继信在路上四肢着地爬着去草滩上捋草籽。他穿着棉裤手上套着棉手套往前爬。他的裤子在膝盖那儿露出了棉花，手套上沾满了泥土。看得出来，他的身体更虚弱了，已经没有站着行走的能力了。这两件事在他的脑子里印象太深，所以刘振宇指定他当护理员的当天，他擅自做主跑到张继信的窑洞里把他背到病房来了。背张继信的那天他非常心酸，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轻得像个孩子，背在身上如同掮着一堆羽毛。他在心里想，这个人再活不了几天了。但是事情就这么奇怪，和张继信同时进病房的人死去一半还要多了，他却还是活着。

这简直是个谜!他家里并没有人来看望他，也没有人邮寄什么食品给他。

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响，门板“咣”的一声开了。严队长进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人。严队长问他：老陈，一号病房昨天夜里又死了两个人，对吗?他回答三个，这间房两个，北房一个。严队长说，我问的就是这间房。他回答这间房两个。严队长说，我给你又送了三个人来，一个安顿在北房了，这两个你看怎么安排?陈毓明问谁呀?严队长回答，蔺为轩。

噢，是蔺县长呀!来，来来，把他放到张老师旁边。陈毓明从一个右派手里接过蔺为轩的被褥铺在张继信身旁的空当处，再叫人把蔺为轩背过去安置好。另外一个病号是自己走着来的，他叫他进里屋。

看着陈毓明安排完病号，严队长一边往外走一边问，老陈，你这间房子还能挤几个人不能?

陈毓明回答，你看着办呗。就这么一间小房房，里外就睡了二十个人；我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看还能安置人吗?

严队长叹息说，啊呀，真把人愁死了。病房里满得插针的地方都没有，外头又病倒了一大片，有的人脚趾头都冻掉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严队长走后，陈毓明又看了看两名新来的病号，给他们倒好开水放在枕头边上，交待了一下注意事项：小便倒进尿桶，大便喊护理员，你们什么都不用干，好好保护自己，我是伺候你们的……然后他就匆匆地去了北房，看望北房安置的新病号。半个多月以来，他就是这样两头跑着照看病号的。既然领导叫他管两间病房，他还是想把工作干好，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工作：凡是进病房来的人都已经衰弱至极，照顾得稍有不周就可能把一个人送进酆都城去。

出了房门左拐，走下山水沟，陈毓明就到了北房门口。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三四个掩埋组的右派正在把一具尸体装上马车。这几个人是杂役，他们在来到夹边沟的两三年里，没下过大田也没挖过沙子背过石头，他们是理发员、修鞋匠、木工、炊事员……他们的体能还没消耗殆尽，他们大都有办法搞到额外的食物，所以他们两个人抬一具尸体，像是搬动麦捆一样，悠两下就扔上车去。

马车旁站着个名叫段云瑞的人，手里拿个笔记本，还提着一串拴着细麻绳的硬纸牌牌。他是兰州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曾任省高级法院的书记员、审判员、省司法厅办公室秘书。如今专管给尸体编号，挂牌子。在夹边沟的时候，最初死人，农场领导叫木工组打棺材，可是很快就没有木头用了，领导专门抽了几个人割芨芨草编成长条形筐子，人死了装进筐子里拉出去埋掉，坟头上插个木头牌子，写上姓名。后来连做木头牌子的木料都没有了，芨芨草筐子也编不及了，就用死者的被子一裹拉出去埋掉。活着的人们有意见了，说这样埋掉，将来家属来上坟烧纸找不着人，哭谁去?领导接受了意见，掩埋前叫人给每个尸体拴个破纸箱子上裁下来的硬纸牌子。纸牌子上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编号。

陈毓明走到段云瑞跟前，告诉他南房的两具尸体的相貌特点和姓名，叫他们不要把名字搞混了。

北房是九月底挖成的地窝子，进门一条直溜溜的走道，靠左边的崖坎留了一个两米宽四五十厘米高和地窝子等长的土台子，土台子上铺着麦草，上边并排睡了十八九个人。地窝子深入地下一米多，最初修建的时候，地窝子右边高出地面的墙壁上留了两个洞子的，作为照亮的窗户。后来天冷了，从沟里刮来的寒风袭进来，人们就把洞子堵上了。后来改为病房，领导又找了块大篷布把房顶盖上，垂下来的部分一直搭到地上用以挡风保温。这间地窝子的确暖和，除了门口挂的门帘子——一床破棉被——透点冷空气进来，再就没有漏气的地方；靠近门口砌的炉子烧得也挺旺。只是这样一来房子里的空气太难闻了，新进来的病号都说臭得人恶心。

一盏马灯和门帘子缝里透进来的光线不足以把房子照亮，房子里日夜都黑洞洞的。

护理员艾学荣正在炉子上煮菜根吃，一看见陈毓明就噌地跳了起来，问，陈队长有事吗?他对陈毓明有点害怕，因为有过两次他跑到伙房弄东西吃，两个拉肚子的病号把粪便弄到了铺上，陈毓明训斥了他，警告他再要是失职就换个人当护理员。他很害怕不叫他当护理员，因为他害怕回到窑洞里去住。

陈毓明问新来的病号在哪里?艾学荣说在最里头，程炯明的旁边。陈毓明顺着过道走到尽头，看见墙根的铺上坐着个人低声地哼哼着。他问了一声你叫啥名字?那人停止了哼哼扭过脸来，他不由得惊了一下，说，你不是李汉祖吗?哎呀，老李，你也病了吗?李汉祖说，不病了能到这里来吗?陈毓明听出来李汉祖的嗓子带着哭音，便在铺上坐下来，脸离得很近地看李汉祖，问，你怎么了?李汉祖转了一下身子，眼睛泛着泪光。他哽咽着说，老陈，我活不成了。陈毓明问他得什么病了?他身体一歪倒在铺上，哎哎地哭出声来：老陈，我的胃痛得受不住了。因为灯光太弱，看不清李汉祖的表情，陈毓明喊了一声，小艾，把灯拿过来。艾学荣把墙上挂的风灯提了过来，他才把李汉祖拉得坐起来，看着他哭得变形的脸说，你说，你说嘛，你到底得啥病了?

我吃了炒面了……

炒面?你吃炒面就吃炒面嘛，炒面是好东西，我想吃还吃不上……

我吃多了。

吃了多少?

我妈给我寄来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

你都吃了?

我吃了一斤炒面半斤白糖……

一斤炒面没关系，再吃上半斤白糖也没什么。

我心里饿，忍不住把剩下的也都吃了……

陈毓明的心猛地一沉，但他说，你吃得是多了一点，但也没啥问题吧。我就一顿吃过两斤馍，一点事都没有。你刚来的时间不是也吃过两斤吗，八个馍，还喝了两碗菜汤?

那是刚来的时间，现在胃不行了，薄了，吃多了受不住。

你不要胡思乱想，两斤炒面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在夹边沟，五队的一个人偷了伙房的一桶面条，一个人吃光了，也没出啥事。

那是面汤，稀的，尿两泡就啥事都没有了。

陈毓明给李汉祖宽心，但心里揪得很紧，他说，你现在什么感觉?

刀绞的一样。

那是有胃酸。胃酸多了就是要痛的。叫医生看了吗?

看了。苏大夫看的，给了些泻药，不管事。

吃药多长时间了?

两个钟头了。

两个钟头不行。你想呀，你过去有过积食的经验没有，中药丸子藿香正气丸吃下去，半天一天才能起作用。你才吃了两个钟头，就想好，那不可能嘛。

不一样，不一样，老陈，我真是要死了。不光是刀绞的痛，还胀，胀得疼，胀得坐不住。李汉祖说着话就又歪倒了，唉哟哟地呻吟着，把头杵在铺上，身体拱了起来。陈毓明看着也很无奈，便跑出去找医生。医务室设在沟外台地上的一间芨芨草席扎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右派护士在那儿。护士告诉他几个医生都抢救病号去了。他满沟里跑来跑去才找到个省人民医院的苏医生。苏医生听说是给李汉祖看病，立即摇着头说，你去准备去吧——给队长报告去，那人没救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他的胃要撑破的。陈毓明央求他：你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嘛，再给些药。苏医生终于给了几片药，但却说，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他的胃已经满得不能蠕动了，药吃下去不起作用。

陈毓明叫李汉祖喝了药。然后就回南房去了。他还惦记着那屋的病号呢，也该吃饭了。

在南房吃完了饭，休息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北房去看李汉祖。

李汉祖是他在省公安厅的同事，转业兵。他在省公安厅二处当外勤——侦察员——的时候，李汉祖做内勤工作。李汉祖比他小五六岁，今年二十八九岁。就因为年轻，饭量大，所以饥饿对他折磨也就更残酷。右派们转移到明水农场之后，陈毓明好几次看见他和其他的年轻人抢着舔缸。明水的伙房是转移过来之后仓促建起来的两间芨芨草席棚子，只能容下炊事员做饭；到开饭的时候，炊事员把菜糊糊从锅里舀进水桶，提出来倒在门外的两口缸里，再由炊事员用马勺从缸里一勺一勺舀到右派们的碗里。有几个年轻人饿得受不了，就总是在吃过饭以后站在附近等着，等最后一勺菜糊糊打完，炊事员刚一转身离去，他们就忽地围上去，把手伸进饭缸刮缸壁上的面糊糊和菜叶子，然后再嗍手指头。李汉祖每天都干这件事。为了多舔几口糊糊，这些人经常你推我一把我捣你一拳，打起架来。有一次李汉祖被别人推得没舔上几口糊糊，就急眼了，耍起他当警察时的蛮横劲头来，打了一个年轻人两拳，又把另一个人推到一边去了，嘴里还骂骂咧咧：狗日的，你跟我抢，老子收拾你……那两个人是比他还年轻的小伙子，哪里能受这个气，两人团结对敌，把他抱起来塞进饭缸里。李汉祖头朝下窝在缸里噢噢叫，爬出来之后头和衣裳沾满了糨子样的面糊糊，可真是狼狈极了。他也不舔缸了，追着打一个小伙子。还是陈毓明看见拦住了，说他：哎，你把公安厅的脸都丢尽了。

李汉祖的胃疼得更厉害了，他已经不能在铺上躺着了。站起来走几步，还是不行，又在墙根蹲着。还是忍不住的疼痛，就又栽倒铺上窝着。陈毓明无法帮助他，问他：你的胃一点动静都没有吗?

他只是哼哼，连说话的力量都没有。

陈毓明又问，小肚子那里有响动吗?

他软弱无力的声音说，胃胀得要破了。老陈，我实在不行了，非胀死不可了。这药怎么一点不起作用啊?

陈毓明也没办法，只是安慰他：不要急，你不要急，药起作用也要有个过程。它要把你胃里边的食物活动开了才能排泄下去。你的胃叫炒面塞满了……

他守着李汉祖坐着，时间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李汉祖还是不排泄。他说给李汉祖揉揉肚子，李汉祖同意了，躺在铺上。但是李汉祖的肚子瘪瘪的，而胃部鼓得硬邦邦的。他的手一按胃部，李汉祖就尖叫起来：哎呀呀，痛死我了……他便不敢再揉了。

后来，李汉祖不再叫喊。他卧在床上轻轻呻吟。约十点钟，他的嘴角上流出一点黑色的血液，他死了。

连着三天没睡过一个整觉的陈毓明决定要好好睡一觉了。他把炉子添了很多煤，把开水桶坐在炉子上，然后从墙角上抱起几天都没用过的被褥走到张继信里边一点，在昨天夜里拉出去的人空出来的空当处铺好被褥，连衣裳都没脱就头朝着铺脚躺下了。

病房设立之初，领导规定护理员就睡在门口的地铺上，以便二十四小时随时伺候病人。可是病号太多，他只是在铺上睡了一天，就把被子卷起来放在墙角上了，把他的铺位让给了病号。他每天都是在马扎上坐着打盹，或是在死亡病号空出的位置打游击躺几个小时，等新的病号一补充进来就爬起来。

但是这天他还没有入睡，就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他抬头看了一眼，从门口晃眼的亮光中走进个人来。看不清那人的面孔，但从光线裁剪出的轮廓来看像是张永伟。

那人进来后转身关门。门一关上房子里就暗了下来，那人站了几秒钟叫眼睛适应一下黑暗，然后才往前走。这时从里屋门口透过来的亮光照在他的脸上。还就是张永伟。陈毓明才把头放在铺上。作为护理员，他必须注意串门的人；有些人品格很低下，偷别人的食物。

张永伟是甘肃永登县人，中学教师。他也是病号，住在四号病房。他常常来看望老乡张继信。他的身体状况比张继信强得多，还能到处走走。他走到张继信铺前喊了一声张老师，就在张继信和蔺为轩头顶的铺上坐下了。坐下后他似乎发现铺上有点变化，便低着头在蔺为轩脸上看了看说，咦，这是谁?张继信说，蔺为轩，民乐县的副县长。张永伟觉得新鲜，说，他怎么也进病房来了?张继信说，他来有什么奇怪的?张永伟叹息一声：唉，想不到呀，县太爷也落到这个地步了。他可是没怎么受苦呀，来了就当统计，不下大田，场领导还照顾他回民乐一趟，从亲朋好友那里要几十斤粮来。张继信说，大厦将倾，独木何为!张永伟说，嗳嗳，想不到，想不到……

张永伟一连声地感慨着，但过一会儿他又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

张继信惊悸的口气问，哎，你怎么啦，哭什么?

张永伟哭着回答，我是给你说事来的——赵庭基没了。

张继信沉默一下问，啥时间没的?

昨晚上。

张继信静默了。

张永伟抽泣着哭，哭了一会儿又说，我不是给你说过吗?他的情绪一直不好，身体虚弱得很，已经出现过一次休克，我发现了，叫护理员去叫大夫，大夫抢救过来了。从那天以后我就特别注意他，夜里不叫他睡得太死，过一会儿看一下，叫醒了说几句话。昨晚上不小心我也睡着了，发现时已经晚了，大夫打强心针，人工呼吸，也没抢救过来。哎哎哎……

张永伟由抽泣而变为放声大哭，不停地擦眼泪。张继信劝他不要哭了，他愈是大哭不止，哭着说，赵老师是叫贼娃子害死的。从夹边沟过来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叫贼娃子偷了一次，贼娃子把他的行李解开了，把钱、把粮票、把几件衣裳偷走了。后来他写信跟家里要吃的，家里从邮局邮来了十几斤炒面，从邮局拿来的当天又叫贼娃子偷走了。他把包裹挂在墙上，把一件呢子大衣盖在上头解手去了；解完手回来，连大衣带炒面都不见了。他一下子就哭开了……哎哎哎……张老师，我们那一批来夹边沟的人就剩下四个人了，你，我，李世白，还有跑了的施中选……当时我们十二个人上的火车……

张永伟一边说一边哭，到后来居然悲痛至极，哭得喘不上气来，咳嗽不止。

张继信不说话，一直静静地躺着。后来张永伟的哭声小些了，他以很严厉的口气说，赵庭基死了就死了，现在的问题是你想死还是想活?

张永伟止住了哭，静静地坐着看张继信。大约过了五分钟，他说，老哥，你说的话我没听懂，怎么叫我想死想活?

张继信说，不想死吧，你还是想活吧?那就不要哭，把眼泪擦干，回去，回你的病房躺着去，不要想赵庭基了，不要为他伤心。现在给的吃的就那么一点点，吃完了饭一定不能动，要平心静气地躺着，叫食物在胃里完全地消化。记着，听我的话，啥都不要干，不要串门，连话都不要说，就是躺着，不要白白地浪费身体的热量……你懂了吗？

张永伟说，懂了。

懂了就好，回去，到你的房子安静地睡着去。还有一条一定要记住，万万不能想死的事，不能悲伤，不能失去信心，如果心里总想着哎呀要饿死了，见不着女人娃娃了，那你就必死无疑。哀大莫过于心死，就是这意思。人在艰苦的环境里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抱定活下去的希望。如果连活的欲望都没有了，精神垮了，那就死定了。你一定要活下去，你还年轻，你的女人年轻，娃娃还小，还等着你回去抚养她们哩，你死了能行?赵庭基死了，赵庭基为啥死了，他家里寄的炒面还少吗?他是精神垮了，精神垮了人就活不成了。我家里给我寄啥了?不就是六月份我兄弟陪着媳妇来了一趟吗?就给我背了十几斤粮食。我不是也没死掉吗?我不想悲伤的事，心里总给自己鼓劲儿：我要活着回去，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团聚哩!

张永伟静静地坐着，过一会儿站起来说，张老师，我回去了。

张继信动也不动一下，说，回去吧，定定儿睡着去。

陈毓明根本就没有睡着。他静静地躺着闭着眼睛听张永伟和张继信说话。张永伟走后，他睁着眼睛躺了几分钟，想着张继信和张永伟的谈话，然后说，张老师，你有几个娃娃。

张继信还是睁着眼睛看房顶，说，一个姑娘。

姑娘多大了?

二十一。

你的姑娘都二十一了?出嫁了吗?

没出嫁。咳，说起我的姑娘，我的心里就不好受呀。我是在西北师院上学的时间结的婚，上完西北师院又去了北京大学，又念书，姑娘我就没怎么管过。后来工作了，住在永登，女人和姑娘住在兰州。再后来我把她们接过去了，我就打成右派了。这时间姑娘中学毕业了，就因为我当了右派，她连大学也进不去，在县百货公司当了个会计。你的娃娃多大了?

我的孩子还小，大的11岁。

你几个孩子?

三个。

娃娃们谁带着?我听说你的家属也来夹边沟了……

家属和我一样，也是右派。去年调到高台农场去了，孩子她带着。

家属和孩子们还好吗?

嗳，谈不上好，饿不死就是了。

饿不死就好，饿不死就好。

饿是饿不死。女人来看过我两趟，说高台的场长是白怀林。白怀林跟我熟，跟我家属也熟悉。我们两口子在公安厅工作时，白怀林在公安厅当总务科科长。他对我的家属和娃娃都照顾，叫家属当统计，按就业人员的待遇，娃娃们管吃管穿，还给了一间房子住。

噢，遇上好人了。

对。白怀林是个好人。在公安厅的时候我就觉着那是个好人。就是没啥文化，后来弄到高台农场当场长去了。

陈毓明沉默一下又说，张老师，你上过两个大学?

张继信回答，两个大学。我先上的是西北师院，就是兰州十里店的那个大学，学的历史。上完西北师院又考的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先上的中文系，中文系毕业又上英语系，光是大学就念了十年。

念了十年大学!

听见陈毓明惊奇的声音，张继信慢慢地扭过脸来了，说，十年，我念了十年大学，十年大学念了个冷棒。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冷棒?

他知道，在甘肃方言里冷棒就是傻瓜。

张继信说，念了十年大学，最后成了右派。不是冷棒是什么?

陈毓明静一下又问，你是怎么定成右派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学过历史，到北大后学中文，又学英文。我是旧社会念下书的，工作了几年，全国解放了。旧社会我也经过了，新社会我也过了几年。我在心里把旧社会和新社会比较，还是新社会好。共产党讲的是为大众服务，真心要把个旧中国变变样子，把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所以我心里也非常受鼓舞，觉得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毛主席也比蒋介石英明，我就敬仰共产党，敬仰毛主席。所以在整风当中心里想啥嘴里就讲啥。我说了，共产党为啥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嘛，这不是太狭隘了吗?应该提全民专政，国家是全民的嘛。这是其一。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我又说，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好嘛，怎么往阶级斗争上拉?这是其二。其三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发表，我又提了一条意见：不是叫民主党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吗，怎么又批判起民主党派来了，这是谁整谁的风?结果我就成了极右分子了。唉，我成为右派分子真是活该呀!念了十年大学，古人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虽然没读上万卷书，但五千本书是读过了，对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不管封建王朝还是民国，历朝历代都是谁打天下谁坐天下，胜者为王，唯我独尊。我却鬼迷心窍，给毛主席提意见，给共产党提意见……你说我不是冷棒是什么?是个冷透了的冷棒！

12月初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一辆马车从西边的戈壁滩驶过来，接近明水农场时拐个弯驶到农场的伙房跟前。一个高个子的女人从装得很高的货物上跳了下来。她高大削瘦，脸容展示出生活的沧桑。她手里提着一个棉布书包和一只面口袋。面口袋里装着几斤粮食。她对这儿的路像是很熟悉，没问一个人就朝着山水沟走去。接近山水沟的时候，她朝着一号病房走去，但是她的眼睛看见了门口摆着的几具尸体，便又绕开去走到通往山水沟的斜坡上。在这里她突然和两个正要上坡的人相遇了。她短促地喊了一声：老陈。

陈毓明也看见她了，只是正午的从南方天空射来的阳光晃眼，他眯缝着眼睛看她，说，哟，你来了?

我给你送点粮食来。你干什么了?

陈毓明朝着北房门口挥了一下手：这不是么，才把几个人……摆好。

女人看了地窝子一眼，发现那儿很整齐地摆放着几具尸体，尸体都是用棉被裹着的。她又问，你现在干什么去?

我们正要到南房去，我现在当护理员了，伺候病人，我们想把那头的死人摆好些。你过来没看见吗，那门口横哩竖哩难看得很。那就这样吧，小艾，你回去吧，不搬了。这是我爱人，看我来了。

艾学荣“噢”了一声，转身回北房去了。陈毓明走上台地来，擦掉鼻尖上挂着的鼻涕说，走吧，到房子里去吧，外头站着太冷。

女人已经快冻僵了，跟着他进了房子。房子里有两个坐着说话的病号认识女人，打招呼说哟嫂子来了，还有几个病号抬头看了一眼又睡下了。女人面对破布条一样躺着的人们一点也不惊奇，把面口袋放在墙角上之后就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陈毓明说我给你倒点开水，女人说不渴，但他还是倒了一碗开水放在炉子上，然后倚着墙蹲下。他问，你怎么来的?走来的吗?

跟送粮的马车来的。听说明水断粮了，我找管库房的人要了几斤扫下的土粮食，在磨上粉碎了一下给你拿来了。就几斤。

一斤也好呀!断了三天粮了。天天吃树叶子糊糊。

树叶子糊糊?

入冬前采集下的沙枣树、柳树叶子磨成的粉末末，煮上一大锅吃，一把面粉都没有。昨天去了两挂马车到高台农场拉粮，天黑时分回来，说是粮食没磨出来，拉来了两车莲花菜。昨晚上、今早晨吃的水煮莲花菜。

晚饭你们就能吃上豆面了。我就是坐送粮的车来的。前天我就知道你们断粮了。拉粮去的人说的。

说是没磨出来。

什么没磨出来。我听说夹边沟那边没粮了。你们这两个月吃的粮都是从夹边沟拉过来。在高台农场加工的。这几天没粮食了，从张掖专区要了些豌豆，昨天才拉过来，连夜加工。可是我又听人说，夹边沟的仓库里还有几万斤粮食，不知道为什么不叫吃？

那是国库粮，谁也不能动。

不也是夹边沟种出来的吗?

是夹边沟种出来的，但那是交国家的皇粮，谁敢动?

那就多拉些菜来嘛，夹边沟的菜长得好，为啥吃树叶子?

长途拉运方便吗?马车来回要走几天。高台农场的情况怎样，能吃饱吗?

女人撇了撇嘴：比夹边沟强多了。人家白怀林给国家缴粮先把口粮留够了，不像刘振宇……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说刘振宇把粮全上缴了吗?夹边沟就没打下多少粮食。原来四五百名犯人千来亩地，吃粮还凑合；一下子来了三千人，生荒地不长粮食，粮食能够吃吗?

女人不说话了，看着陈毓明的脸静了一会儿，说，你的身体好吗?脸肿了。

陈毓明一怔：肿了吗?我还不知道脸肿了。我的腿在嘉峪关积肥时就肿了，走路时腿发软。

女人叫陈毓明把裤筒拉起来在他的腿肚子上摁了两下，说，你可是要保重好身体。过几天我再想办法给你送几斤粮食来，这几斤你先凑合着吃着。

陈毓明说，你不要管我，我一个人，总能想办法活着，你带着孩子比我还难，你就先顾你和孩子吧。孩子们能吃饱吗?

哪有吃饱的粮食?饿不死就是了。

那你给我拿粮食干什么?留下你和孩子们吃呗。

我们总有办法，你不要操心。白怀林送过几次面，还叫我们到他家吃过一顿饭。还送过一块羊肉。

唉，你替我好好谢谢白怀林。

女人说说话站起来要走，说是和她在一起的李怀珠也捎了点粮食给王晓天。马车卸了粮就要走，她要抓紧时间送去。陈毓明叫她把粮食留下由他送去。女人不干，说李怀珠叫她看看王晓天，要是见不着王晓天，回去不好跟李怀珠说。

陈毓明领着她去找王晓天。找了好几孔窑洞，有人说王晓天也病了，住在四号病房。他们又跑到四号病房去。

陈毓明把女人送到伙房门口，坐上马车。马车要走了，女人突然又叮嘱他：我给你的粮食不准给人。他说我傻了吗把我的粮食给人!女人说，谁不知道你那臭毛病——穷大方。在兰州的时候，你的工资拿回家来几次?不是叫人借了，就是请客了。就我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

回到病房，陈毓明马上就开始煮小麦子粥。过去了的三天，他虽然没全吃树叶子糊糊——他曾经两次在伙房里向炊事员们要了几个菜团子吃——但他真是饿急了。他把饭盆坐在炉子上，倒上水，抓了几把小麦子放进去，又放进一小块酱油糕，煮了满满的一盆子粥。由于是用石磨磨的子，颗粒小，还有不少面粉，他的子粥还真黏。但是，他这顿饭却没吃好。

他刚刚吃了一半，张继信就喊他：陈队长，我要解手。他放下麦子粥去伺候张继信。

张继信的身体更加虚弱了。本就是虚弱之躯，又吃了三天代食品，他已经没有力量蹲着了。陈毓明把他拉起来在铺上跪着，往他身下塞了个便盆，然后双手拉住他的双臂。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张继信排泄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倒累得坐在便盆上，还出了一身汗。陈毓明也扶不住他了，腿一软也跪在铺上。张继信说，不行了，解不下来。陈队长，你给我叫一下张永伟去吧。陈毓明说叫张永伟干什么?他说大便干燥，叫他给我掏一下。陈毓明说不要叫他了，我给你掏吧。他说，太脏了，还是叫张永伟来吧。没进病房之前，我们捋草籽炒着吃，总是大便干燥，便秘；我们互相给对方掏。陈毓明寻思片刻说，张老师，张永伟前两天就走了，他给你掏不成了。一听张永伟走了，张继信愣了一下，突然就痛哭起来：那是个好小伙呀……唉嘿嘿。但他哭了几声就止住了，抽泣着说，陈队长，那就只好麻烦你了，真不好意思，脏乎乎的。陈毓明说，有什么不好意思，这几天我给五六个人掏了。吃树叶子糊糊。大家都拉不下来。于是，张继信褪下裤子趴在铺上撅着屁股，他拿着张继信吃饭的小勺跪在后边，把勺把对准粪门……

给张继信掏粪便，陈毓明也没费多少事，因为肚子里的树叶子都凝结成粪蛋蛋了，并且挤到了粪门跟前，他用铝勺把儿往外挑，很快就挑出来许多比羊粪蛋蛋大比驴粪蛋小的草蛋蛋。只是掏到后来，张继信说好了，好了，不掏了，他说再掏一下，还没掏尽。他还接着掏，粪门里突然就喷出一股稀糊糊的东西来，躲避不及，一下子喷在他的胸前。他气得大骂起来：你他妈怎么回事，我给你掏粪，你喷了我一身!

张继信非常尴尬，赔着笑说，对不起，对不起……

掏完粪蛋，陈毓明洗了手，接着又吃小麦子粥。吃了几口，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伸长脖子往张继信的铺上看了看。见张继信还背朝过道坐在铺上，就端着饭盆走过去说，张老师，把你的饭碗拿来!

张继信扭过脸来问他，要碗干什么?拿去吧，拿去吧，有用你就拿去吧，就在我枕头旁放着哩。他还在为自己的过失不好意思，说话时脸上显出难为情的样子。

陈毓明不说话，把他饭盆上盖着的一张破纸去掉，把自己饭盆里的子粥倒了一半进去。然后把饭盆往他怀里一塞，说，吃吧。

温在火炉上的子粥还冒着淡淡的热气。张继信立即就看出那是什么东西做的了，他双手捧起饭盆结结巴巴地说，你吃，你吃……这是哪里来的?

陈毓明说，女人来了一趟送来的，快吃吧。

张继信的双手抖动起来了，饭盆也在他手里颤抖不已。他的嗓门也在哆嗦，说，这东西可是金贵呀，还是你吃吧……

客气什么!你的肚子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装了一肚子草末子，你还客气!

陈毓明说着话就回火炉旁去了。他舀了一碗水倒进饭盆里，把麦碴粥搅成稀汤汤喝了下去。

傍晚时分，一号病房又来了七名病号，填补了昨夜空出来的位置。把这七个人安置好之后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这天的晚饭很丰盛：除了一马勺纯豆面糊糊，每个病号还领到一块四两面的糜面饼子。吃完饭陈毓明就硬是在病号中间挤了一块地方睡了一觉。昨天夜里死了七个人，又是抢救又是往外拉尸体，白天又忙这忙那，他的眼睛就没闭上过，他认为自己必须睡一觉，否则就无法完成夜间的任务。

病房设立之初，病号的死亡仍然制止不住，每间病房夜间都要死人，而且都是半夜里死去，在睡眠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对此，医生们进行了分析，认为是病号的身体已经衰弱至极，睡着后新陈代谢减缓，心跳也减缓，结果导致心脏停止跳动。他们说在正式的医院里，垂危病人和正常情况下寿终正寝的老人也都是死于夜间，也是这个道理。根据这个理论，场领导便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每天夜间十点钟给一顿加餐——一人一勺胡萝卜汤。另一项是夜深时叫大家起来坐着说话，少睡觉，白天再睡。这两项措施还真起了点作用，病房开张的最初几天，死亡有所减少，一天仅死亡十几人，但是一星期过后，死亡人数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且愈演愈烈，有增无减。原因是你说不叫他睡觉，可他没有精神，倚着被子坐着就睡着了……

但是，农场领导继续坚持这两项措施。领导说，能少死一个也是好的。

这一觉睡得还真不错，十点钟炊事员来病房送加餐，他才被人叫起来。起来后他就帮着病号打饭，——还是半盆胡萝卜汤——添炉子，伺候几个病号解手。

然后他就大声招呼：喂．坐好了，坐好了，能起来的都起来，不要睡了，大家说说话。

天天夜里说话，病号们都有点烦了，坐起来之后谁都不愿说话，有些人又歪倒打起鼾来。陈毓明忙得叫起这个顾不上那个，挺犯愁。他大声地喊，喂，你们打起些精神来好不好，都说话呀，谁带头说!有人说，你就带个头嘛，你找个话题，大家不就跟着说了吗?他思考了一下，朝着张继信说，喂，张老师，那天早晨，我说太阳升起来了，叫大家起床，你说太阳不是我们的。你那句话是《日出》里的台词吧?

张继信闭着眼睛坐着，听见陈毓明问他，睁开眼睛说，你提这事做啥?

陈毓明说，你一说那句话，我就知道你看过《日出》。你说你看过没有?

张继信回答看过。

陈毓明又说，我是上中学的时候看过那部话剧的。看了话剧，我当时内心里震撼特别大。曹禺把那个社会的黑暗写出来了。演陈白露的演员演得也好……

张继信说，你换个话题不行吗?

陈毓明说，哎。怎么啦?

张继信说，咳，那是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你不怕叫人给领导反映你是影射新社会?

嗳嗳，《日出》是进步话剧嘛。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是进步话剧，可现在说出来就不妥当了。还是换个话题吧。

陈毓明觉得张继信的话不无道理，便说好好好，换个话题。但这时有人叫起来：谁反映上去?谁反映上去?

另一个人也说，反映上去又能干什么?他妈的，还能活几天呀，你们这么胆小?放心说，放心说。

张继信说，人心叵测，人心叵测。莫谈国事。

还是那个人的声音说，就说，还能把咱们怎么样，枪毙?枪毙总比饿死强。

陈毓明忙着制止，说，算了算了，不谈这个话题了，换一个，换一个。我听人讲，兰州七里河区人委的一个人，他偷了一张羊皮，在火上把毛燎光了，羊皮烤成硬片片了，掰着吃。他把硬片片给了另外的一个人吃，那人吃着又香又脆，就说了：将来回到兰州，我请你吃顿悦宾楼的烤鸭。悦宾楼的烤鸭你们吃过没有?

有人说吃过，有人说没吃过。吃过的说，悦宾楼的烤鸭在兰州是最好的，是用梨木烤的，脆嫩不说，还有一股梨木的清香味。但有人反对，说，什么烤鸭不烤鸭的，我就觉得五花肉炖的红烧肉最香。你们说对不对?说来说去，大家都同意他的观点，都认为红烧肉不管什么时候吃都香，又香又便宜。病房里住着个就业人员，曹志龙，古浪县的一个地主分子。他是一贯道的坛主，判了三年劳改，劳改期满后不准回家在农场就业。右派们来夹边沟之初，他是一个组的组长，带着二十多人劳动。他说，你们说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有人对他讲述了红烧肉的做法，他说，我家每年都宰一口猪，年年都吃粉条炖肉，白菜炖肉，就是没吃过红烧肉，以后要是能回到家里一定要做个红烧肉吃。

病号们笑了起来：你真没吃过红烧肉?

他说，真没吃过。

有人说他：你说的真话?

真话。我哄你们做啥!

那人说，你还是个地主分子，红烧肉都没吃过，你这个地主当得就孽障呀!你可怜不可怜?

地主分子说，实话，我说的实话，辛辛苦苦一年喂下两头猪，哪里舍得大肉块炖着吃!

人们更是笑。有人说，唉，怎么把你斗成地主了，土改工作队也真是瞎了眼了。

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拿你们南方人的水平衡量西北人，把西北的土地主和你们南方的大地主大庄园主比。从生活水平上衡量，一个西北土地主的水平可能还比不上南方的一个下中农。比如像他这样的地主。

那个人说，像你这么说，他这样的地主冤枉了?

嗳嗳，话不能这么说。土地改革嘛，哪个庄子都得斗地主嘛，筷子里拔旗杆总是要树立个对立面嘛。要不怎么搞土改?

有人附和这个人的话：对，对，我们村子里有一家地主，就几十亩旱地……

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张继信旁边坐着的蔺为轩说话了：大家可要注意，有些人对土改不满，发泄不满情绪……

像是秋风吹过田野，病房里顿时静了下来。蔺为轩是民乐县副县长，解放前甘肃学院毕业生，地下党，当过教员。解放初他曾任过临洮县委宣传部长，后来调民乐县当副县长。他因为在交售统购粮的问题上与县委书记发生矛盾，定了个右倾反党分子。来到夹边沟之后，农场领导照顾他，叫他在农业大队当统计，不下大田劳动。他和金塔县的县长张和祥两个人同住一间房子，房子里有热炕。吃粮紧张以后，领导还允许他回了一趟民乐县，从家里背了几十斤面粉回来。但是到了明水之后他也饿垮了，躺倒了。他的女人是临洮县中学的老师，自他进了夹边沟，女人就没来看过他。人们传说女人在和他闹离婚。

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他原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现在变成了长方形。原先突出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两个黑窟窿里，像是两个泥蛋蛋。只有睁开眼皮的时候，才能看见他的眼睛仍然很亮。

此刻，他的眼睛就很亮。有些人看见了他的明亮的眼睛，把眼光躲开了。

房子里突然静下来，静得只有烟筒呼隆隆响，这是夜风刮过的声音。

算了算了，我们再换个话题。

终于，陈毓明说话了。他很为难，大家随便说话，消磨时间，蔺为轩却从这里听出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怕大家又要睡觉。便又引导大家说别的话。但是他的话音刚落，坐在蔺为轩身旁的张继信突然说了一句：

老蔺，你的这些话怎么叫人听着不舒服呢!

他的话声音很低，但因为房子里很静，大家都听到了。

蔺为轩怔了一下，因为从他进了病房，已经一个星期了，大家聊天的时候张继信从来不说话的。他问了一声：我的话怎么不受听?

张继信说，听你的说话，就像你是整风办公室的主任，就像你还当县长的口气。你不要忘了，你也是劳教分子，大家都一样的。你说别人说的话是发泄不满情绪，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

蔺为轩不出声了。陈毓明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招呼大家继续说话，但张继信又说，老蔺，我听人说，上个月，程炯明把一头牛牵出去杀了，给你牛肉吃，你没吃。有没有这回事?

蔺为轩看他一眼：你问这事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是问一下，闲着没事干嘛。我是听人说的，程炯明给你牛肉，你说人家的牛肉是偷的公家的，你不吃，还说要告人家去。有这事吗?

有这事。是我向领导反映了。

我不是问反映了没有，反映不反映是你的权利。说明你思想好，我是想问一下：现在要是有人给你块牛肉你吃不吃?

蔺为轩没立即回答，略停一下说，那要看牛肉是哪来的?

偷来的，还是偷来的。

不吃。

真不吃?

真不吃。怎么了?

没怎么，没怎么，那说明你品质好，道德高尚，党的立场坚定。

蔺为轩没说话，明亮的眼睛看着张继信。张继信却不看他，面对其他病号又说，你说的话我一点都不信。你既然这么革命，党性这么强，党为啥把你弄到夹边沟来了，为啥给你戴了个右倾反党分子的帽子?

蔺为轩的脸色变了，苍白且尴尬。他支吾着说，我是冤枉的，有人陷害我，打击报复……上级……不了解情况，我对党是忠诚的……

冤枉?你觉得你冤枉了?这些人都没冤枉?都活该判刑，劳改?我看呀，要说冤枉，这些人都冤枉了，还就你冤枉的程度轻一些。人家好心给你肉吃，你把人家给告了!你呀，表面上革命得很，告这个揭发那个，实际讲，你是表现给领导看的，你想立功，想踩着别人的肩膀走出夹边沟去!我跟你说吧，你走不出去了，大家都走不出去了。

蔺为轩的脸色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黄，他结结巴巴说，你就发泄对党的不满吧……

陈毓明觉得再说下去问题就会变得不可收拾，说不定招惹出什么祸端出来，他坚决地说，不准再吵了，不准再吵了……

这天夜里一号病房没有死人。这是病房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进入12月以后，天气格外冷了一下。河西走廊的寒冬真正到来了，室外的夜间温度降到了零下二十六七度。原因是河西走廊的风季到来了。原先只是夜间才刮的寒风现在不分昼夜地在原野上肆虐，呼叫。整日里，河西走廊的天空笼罩在呛人的黄尘里。太阳像是一张黄疸病人的脸，在黄蒙蒙的天空悬着个亮砣砣。

幸好下了一场大雪，空气才变得洁净一些。

大雪下了一天一夜。大雪停歇的这天早晨又刮起了东风，风把地上的雪刮到低洼处，刮到坟堆的背后。每个坟堆和每墩红柳后边都堆起一堆被沙尘染黑了的雪堆，明水的沙滩和草滩变成了巨大的坟场，又像是雅丹地貌。

这天的天气最冷，陈毓明不停地往炉子里添煤，房子里的温度仍然上不去，病号们穿着棉袄在被窝里躺着。

有人轻轻地敲着门板。一定是来探视亲人的妇女们，陈毓明这样想。近一段时间探视亲人的妇女们陡然增多。丈夫们的生命危在旦夕，女人们可就遭殃了，数千里长途奔波把全家人节省出来的可怜的几斤口粮带给丈夫。风尘仆仆的妇女和老人们的匆匆的脚步把明水河车站和明水农场之间的戈壁沙滩和草滩踏出了一条小路。大雪都盖不住他们的脚印。

一听见敲门的声音陈毓明就去开门，因为一号病房正对着那条小路，是探视者首遇的建筑。可是，这次开门却没看见人，一股寒风扑进来。门外的雪原亮晃晃的极为耀眼。风很大，从门口看出去荒原上的雪尘像海浪一样奔跑起伏。雪尘把祁连山遮断了。

谁呀?

陈毓明问了一声。但是没有人应声，只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往外探出身去，才看见靠墙根站着三四个人，两个孩子，两个妇女。由于胆怯，两个妇女互相推搡着，谁也不愿先说话。陈毓明主动问他们：你们找谁?

一个女人把蓝色头巾蒙着的脸转向他：我找一大队的程炯明。

女人的头巾在嘴的位置上冻了一圈冰，在围巾的上边，眉毛和眼睫毛上都是哈气冻上的冰球。不太透明的冰球连成了串，如同一根眼睫毛挂着一粒珍珠。她的前胸和双臂沾满了雪和尘土的混合物，很厚的一层。另一个妇女和两个孩子也都是这样。

陈毓明惊讶极了，说，哎呀，你们怎么成这个样子了?进来，进来暖和一下再说。

女人一边抹掉头巾一边说，不进去了，你知道程炯明在哪里住吗?

陈毓明说，你找的程炯明是永靖县的人吧?

女人说对，是永靖县人，你认得他吗?陈毓明说，程炯明我怎么不认得，熟得很。走，我领你去，他就住在这后边的病房里。

女人惊了一下：他病了吗?

陈毓明说，病了，就住在我管的病房里。不过你放心，他没啥大病，就是缺吃的。

这时候另一个女人问，大哥，你知道季晨光吗?他也是一大队的。陈毓明想一想说，记不起来，季晨光我还真不知道。我先领你们找程炯明去吧，他肯定知道，你们不是老乡吗?

陈毓明领着他们去了北房。陈毓明认识程炯明还是从嘉峪关回到夹边沟的那几天的事情：有一天，他和几个分队长在严队长那里开会，严队长正在布置右派们转移去明水的路上的注意事项，一个瘦骨伶仃的大个子闯了进来，大声地问严队长：有人吃人肉了，你们不管吗?严队长问怎么回事，大个子就说大干渠东边埋下的死人叫人挖出来了，大腿上的肉叫人剐了一块走。死者的家属找来不伤心死吗?散会之后，有个分队长告诉他，这个大个子叫程炯明，永靖县供销社主任。他在解放前是名商人，但又早早参加了地下党。那位分队长还说，那人在右派中的威信还是很高。原因是他善于外交，经常在半夜里偷着跑出去到三屯乡什么的地方给右派们换粮食，买土豆，同样的钱他买来的就多，谁求他他都不拒绝，也不嫌辛苦。

他进一步了解程炯明是到了明水以后，是他进病房当护理员的前几天。农场丢了一头大黄牛，领导估计是叫右派们宰着吃了，布置分队长们调查。分队长问蔺为轩知道谁宰牛的事不，蔺为轩说看见程炯明吃牛肉了。那天程炯明和一帮身体较好的右派正在伙房旁挖水井，领导叫人把他从井里叫上来，问他宰牛了没有。他不承认。管教股的两个干事剥了他的棉衣，用麻绳把他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关进一间窑洞里。几个小时后他就承认是他宰了大黄牛。问他怎么宰的，他回答把牛牵到明水河，在冰上凿了个洞，把牛扳倒在冰窟窿里淹死了。后来用一只双箭牌的小刀劐开了牛皮，切下一只牛腿拿回去和几个要好的右派分着吃了。他每天到明水河去切一块肉……管教干事问宰了的牛藏在什么地方，他便领着管教干事去明水河实地察看。领导看见冰窟窿外边放着几块大石头，石头上拴着一根麻绳，另一头浸在水里。就抓住绳子往外拉，从窟窿里拉出半只没吃完的牛。

这件事要是发生在几个月前，不枪毙也得判个十年八年送至饮马劳改农场去，可这时明水已到了死亡不可遏止的状况。领导便也没再进一步处理，饶过了他。并且因为他的两只胳膊已经被绳子捆得几乎残废，病房成立后还叫他进了病房……

陈毓明领着两个女人两个孩子进了北房，一掀门帘子就喊，有人看你来了，程炯明!

程炯明的铺在地窝子靠里头的地方，他正和两个病号说话。他站起来说，哟，是陈队长呀，谁看我来了?陈毓明说你看谁看你来了。等到女人走到跟前，程炯明才叫一声：哟，你怎么来了?女人没说话，陈毓明说他：怎么，不叫人家来吗，不叫来那就打发回去呗。程炯明笑了一下，陈毓明又说，快，快，把雪打一下，叫上去焐焐脚，冻坏了。程炯明拿了个毛巾给女人打雪，然后又给那个女人和娃娃打雪，并说，焐一会，你们都焐一会脚，等一会儿领你们找老季去。他住的窑洞没火，冷得很。

女人和孩子们都上铺坐下，用被子盖上腿脚。这时，程炯明才问，你们怎么这时间才到，火车不是早就过去了吗?女人说，我们坐过站了，坐到清水车站去了。从清水坐火车返回来，打听明水，有个人又说明水没火车站，叫我们在高台下车。在高台火车站下车天就黑了，我们不敢走，在铁路工人的柴禾垛跟前蹲了半夜，铁路工人把我们叫进去烤火，天亮了才顺着铁路走过来……

程炯明说，我在信里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在明水河车站下车？

女人说，明水河连个灯都没有，车停了一下，啥也没有，我们没敢下。

程炯明又说，从清水返回到高台当然天黑了，那是哈密来的车。你们就那么傻，不会找个旅社住下吗?幸亏人家铁路工人叫你们进房子去了，不叫的话你们还要蹲一夜吗?冻死了怎么办?

女人呜呜地哭起来：我们听说这面乱得很，有抢人的，下了车哪敢动呀……呜呜呜。

女人一哭程炯明就住口了，脸色变得黑且难看。过一会儿才对季晨光的女人说，你做的啥事嘛，你来看老季就行了嘛，还带上娃娃，叫娃娃们受这罪。

那女人没哭，只是抹眼泪：老季信上说的，他想娃娃了，想看一下娃娃。

旁边坐着的病号们叹息说，可怜呀，婆娘娃娃在野地里蹲了半夜……

说说话，喝点水，季晨光的女人孩子暖和过来了，要程炯明领他们去找季晨光。陈毓明说，我领你们去找吧，叫老程和媳妇说话。走在路上，两个孩子都说脚痛，女人说冻着了。陈毓明没说话。

他们打听了七八个窑洞，才在洞口挂着一条线毯的窑洞里找到了季晨光。陈毓明趴在二尺宽三尺高的洞口跟窑洞里的人问季晨光在这里住吗，他看见窑洞里边稍大一些，躺着两个人，坐着一个人，坐着的人正在用土块支着的一口钢精锅煮莲花菜根子。那人指着一个睡觉的人说，这就是季晨光，病了，正在发烧。女人爬进窑洞去了。窑洞里边也就三四尺高，人站不起来，女人跪在季晨光身旁掀开了盖着脸的被子喊：娃他爸，娃他爸，我们看你来了!喊了几声，季晨光睁开眼睛了，嘴动弹着，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来了吗?女人说来了，娃也来了，看你来了。女人抬起头来招呼孩子，两个孩子也像妈妈那样爬进去，向着季晨光喊：

爸爸，爸爸，你怎么啦?

季晨光看看孩子没说话，眼泪扑簌簌淌了下来。两个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陈毓明的心酸得看不下去了，转身走开。他回到病房提了一壶开水送到窑洞来。看着女人把带来的炒面冲成糊糊喂季晨光，他就回病房去了。这么冷的气候，这婆娘娃娃夜里怎么睡觉呀?他心里想着这个问题往回走，路过北房又走了进去。他想，季晨光没住一号病房，他实在不好管这事，但是一定要把程炯明的女人安排好。所以进了房子之后，他嘱咐艾学荣：小艾，你要把火生好，把开水提下，不要叫客人冻着，有开水喝。然后他又走过去说，老程，有什么叫我办的事你就说话。程炯明说，没啥，没啥叫你忙的事了。季晨光找着了吗?他回答找着了，我刚提了一壶开水去。程炯明说，那好。来，吸颗烟，坐下休息一下。程炯明递给他一支大前门香烟，说是媳妇带来的。他接过烟点着了，坐在铺上说，大前门烟可是几年没吸过了。

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所有的右派都没有了工资，吸烟的人们都是把一种叫骆驼蓬的野草晒干揉碎当旱烟吸。

陈毓明的烟刚吸了几口，程炯明的女人就从一个布口袋里用吃饭的小勺舀了满满的一勺炒面举到他的面前，说，陈队长，尝一嘴我们永靖县的炒面。陈炯明不好意思吃这勺炒面，他知道，现在劳教农场外面的社会也是供应短缺。在劳教农场里，私下里的交易一个四两的馒头已经卖到了五元钱；在高台县一斤原粮也卖到十元钱。他说，不吃不吃，叫老程吃吧。女人说，他已经吃过了，你吃吧。他指着旁边的一个病号说，给他吧给他吧。但女人非要给他，说，你送人去的时间，老程吃了，在的人也都吃了，这一勺勺你就尝一下吧，多的没有，就一勺勺。旁边的病号也都说我们吃过了，老陈你就吃吧，不要客气。陈毓明这才伸出双手捧着，那女人把炒面倒在他的手里。

手里捧着炒面就不能吸烟了，叼在嘴里的烟辣了他的眼睛。他对旁边的人说，老徐，你把烟接过去。你吸去，我吃炒面。那个病号把香烟从他嘴上拿走了，他就伸着舌头舔手里的炒面。他舔了两口，炒面又香又甜，就说了一句：这炒面怎么这么香，还是甜的?程炯明说，这炒面是我们乡里人的炒面，和你们城里人的炒面不一样。城里人的炒面是啥炒面嘛，把面粉放在锅里炒一下就行了，炒熟了就苦了，炒不熟吃完闹肚子。这炒面是乡下的亲戚送来的，莜麦炒熟后磨成的面，没苦味，颜色还白。甜的是啥?是红枣。把枣晒干，磨成面，和炒面和在一起。这甜昧和白糖的甜味不一样，你没吃出来吗?陈毓明说吃出来了，程炯明又说，炒面和枣和在一起，然后把羊脂熬开，再把炒面倒进去，搅匀。这是真正的炒面。陈毓明说，对，对，我吃着有一股油腥腥的味道，真香。

程炯明的女人不光带来了炒面，还带了几斤白面，二棵白菜，白菜的帮子都去干净了，只是白菜心。还用一个铁制的茶叶盒子装着一斤多炼好的大油。程炯明平时爱鼓捣吃的，有一只半大的钢精锅，女人这天晚上就在病房的炉子上做了一锅漂着油花和嫩白菜的揪面片。程炯明一口气吃完了一锅揪面片，然后叫女人又揪了一锅，给全病房的病号一人舀了一口尝一尝。他亲自到南房把陈毓明叫到北房来，叫他也吃了一口。他和女人还给窑洞里住的季晨光送去了一碗。

给季晨光送完揪面片回来，女人哭得眼泪擦不干。女人说，季大哥睡在那个窑洞里能过了冬吗?那么小的个窑洞，连个火都没生，又没个门扇，不冻死吗?多大的风呀!程炯明说她：把眼泪擦干，不要哭，还有几百人就睡在那样的窑洞里，那有啥法?女人说，季嫂和那两个娃今晚上到哪里睡觉去?程炯明说，哪里睡觉去，就在窑洞里坐着呗!女人大哭不止：天爷呀……

夜里十点钟，喝完伙房送来的胡萝卜汤之后，陈毓明又来了北房一趟。他拿来了自己的一条床单，对程炯明说，老程，把这条床单挂在这里，你们两口子就睡在边上去吧，和其他人隔开。程炯明笑着说，陈队长，你把你的床单拿回去吧，你还当成我们是新婚夫妇入洞房吗?还要挂一个帐子吗?陈毓明说，我知道你们是老夫老妻，可总是要遮挡住一点嘛，你不知羞，嫂子也不怕人看见吗?有的人吃吃地笑，程炯明说，不用挂不用挂，她睡在墙根里，我给她当隔墙，把其他人隔开。陈毓明说，你安排好了呀!你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你叫嫂子在男人们中间睡觉呢!好几个人笑了，程炯明的女人羞得把脸埋在膝盖上。

这天夜里北房里死了两个人。程炯明的女人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医生们抢救，打针，人工呼吸，最后由陈毓明和艾学荣把尸体用被子卷起来抬出门外去，她根本就睡不着觉。后来一切都静下来了，她才搂紧了丈夫的脖子说吓死人了。但丈夫睡得很香，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

程炯明的女人原计划来看看丈夫第二天就返回家乡的。可是季晨光病得太重，女人每天喊医生给季晨光打针吃药。喂吃的，走不了。她只好耐着性子等。等了两天，季晨光的病不见好转，高烧不退，她终于忍耐不住了。她对那女人说，我们是给男人送粮来的，再住几天，背来的粮叫我们吃完了，我们走了男人还得挨饿。这哪儿行呀?那女人坐在直不起身来的窑洞里只是个哭：你再等两天吧，他的烧退了我们就走。程炯明的女人出主意：你找一下队长去，人病成这个样子了，接回去行不行?女人去找了，但严队长严厉地拒绝了：你们想得倒好，不行!女人说，回去病好了再叫他回来不行吗?严队长说，没这个规矩!

后来，还是程炯明把南房的病号又挤了挤，挤出了一块地方，把季晨光背到病房住下。女人才哭哭啼啼地回家去了。

蔺为轩的情况很不妙了。他已经整整三天没起床了，吃饭都是躺在被窝里，陈毓明给他喂菜糊糊。他喂饭的时候，看见他凹陷的眼窝里的眼珠子非常浑浊，没有了光泽。看着他的慢慢蠕动的下巴，有一次陈毓明说他：蔺县长，你为官一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了，你不会写封信叫女人送些吃的来吗?蔺为轩有气无力地说，她盼着我快些死，死了她好嫁人。陈毓明每次喂完了饭就嘱咐张继信：你给我看着，有事就叫我。

这是第三天后半夜，大家坐在铺上说话，张继信突然喊陈毓明：陈队长，你来看看，老蔺不行了!

陈毓明急忙跑过去，跪在铺上观察，看见蔺为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半张着，像是气不够用的样子。他喊了一声老蔺，你哪里不舒服吗?蔺为轩嗓子里发出哦哦的声音，眼珠子动了一下，但说不出话来。

陈毓明站起来说，张老师，你帮我看着，我叫医生去。但张继信拦住了他：你叫医生做啥?他又没休克，用不着抢救。他呀，他现在要的是营养，有半碗面糊糊喝下去就好了。

陈毓明转着脸问大家：你们谁有炒面，拿出半碗来，救一下老蔺的命。

谁也不吭声。张继信说，哪有炒面，这时候还有炒面?你到伙房去一趟吧，看能不能要一碗糊糊。

陈毓明拿个碗跑到伙房去了。伙房里有两个上夜班的炊事员正在揉掺了很多代食品的面团子。他对他们说，两位大师傅，你们有剩下的面糊糊吗给上一碗，有个病号不行了。

一个炊事员说，哪有啥糊糊，什么时候剩下过面糊糊?

他说，没剩下的你们就给熬上一碗吧，救人一命吧。

炊事员说，天天都死那么多人，都要是熬糊糊，粮食从哪里来?

陈毓明哀求说，病人要饿死了，你们给熬上一碗吧。一碗糊糊能救一条命，我替病人求你们了。

炊事员被他的诚意打动了，掀起笼屉拿出个菜团子说，把这个拿回去吧，泡软了叫他吃去。

陈毓明拿着菜团子回到病房门口又站住了。他想菜团子哪行呀，蔺为轩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还能吃菜团子吗?能咽得下去吗?想了想就转身下了山水沟，进了北房。

北房的人们也都坐在铺上聊天。他走到程炯明跟前说，老程，你媳妇拿来的炒面还有没有?

程炯明问他：你问有炒面没炒面做啥?

他说，你的炒面要有的话给我舀上半碗。有个人不行了，我想给他搅些糊糊喝，可能能救活。

程炯明问谁呀?

一个姓蔺的。你不认识，这个人是新添墩来的。这一阵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程炯明痛快地说，陈队长要炒面来了，我就给些吧，要是旁人要，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程炯明说着，打开了放在铺脚上的一个小木箱，从一个布袋里舀了两勺勺炒面给他。他回到病房后立即倒上半盆开水，把炒面搅成稀糊糊，慢慢地喂蔺为轩。

然而，还没喂上几口，程炯明就披着棉袄趿拉着鞋走进南房里来了。他一进门就问，陈队长，陈队长在哪里?陈毓明应了一声在这里，程炯明就走过来说，我看看，我看看这个病号是谁，劳陈队长的大驾给他要炒面，好大的面子呀……

陈毓明知道事情再遮掩不过去了，端着碗站起来说，是蔺为轩不行了。

谁?

程炯明似乎是没听清楚，又问了一声。陈毓明回答了一声：蔺为轩。

程炯明以为开玩笑了，瞪一眼陈毓明，凑过来离得很近地看了看蔺为轩。然后他直起腰来一声不吭，一扬手把陈毓明手中的饭盆打飞了。在陈毓明下意识叫了一声之后，他说：

你拿我的炒面给这个驴日的吃呀!

陈毓明说，哎，你这是干什么?

程炯明却咆哮起来：哼，给他吃，我宁愿把炒面喂狗，宁愿倒掉，也不给他吃!

陈毓明说，哎呀，你也是的，活了半辈子，怎么干孩子们的事。

但程炯明依然很是气愤，大声说，我干孩子们的事?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吗，这个驴日的!我在马号里碰见他几次，他在那里偷饲料吃。我看着他孽障——也是当过县太爷的人嘛，落到吃马料的地步——就给他一块牛肉吃。可是这个驴日的问我，你的牛肉是哪来的?我说偷来的。他说你偷来的牛肉我不吃，我还要告你去。他真告了，结果开大会批斗我，还捆了我一绳子——五花大绑——差一点点把我的命要了。你们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有人劝他：算了算了，老程，不要跟他执气，他是快死的人了，你还生这个气做啥?

他说，哼，快死的人了，我看他早就该死，死了活该!

他越说越气，迈前两步径直踩到铺上，在蔺为轩的腿上踢了两脚。然后气冲冲走了出去。

凌晨五点钟蔺为轩断了气。

过了两天，程炯明逃跑回永靖县去了。

时间进入十二月中旬，明水农场的情况到了十分危急的状况。已经连续三天了，一号病房每天都有三四具尸体抬出去。夜间，病号们已经没有力气坐着说话了，艾学荣和陈毓明可是忙坏了：把这个人叫起来坐下，那个人又躺下了，把那个人扶起来，这个人却休克了。急忙叫医生来打强心针，推葡萄糖。抢救来抢救去，死了。

这又是一个忙碌夜晚，打从喝完加餐的胡萝卜汤，陈毓明就再也没闲着，到凌晨三点钟，光是北房就抬出去了三个人。陈毓明实在是累极了，把第三具尸体拖出门外之后，他在铺上刚刚空出来的一块空当处躺下了。艾学荣也累得喘不上气来，他和陈毓明一样，脸肿得跟面包一样，但他精神比陈毓明强点，坐在炉子旁的一个小木箱上，烤着几块白菜根吃。

躺了不到五分钟，有个病号说，陈队长，我要喝点水。陈毓明懒得站起来就喊艾学荣：小艾，你给倒点开水。艾学荣提起了水壶，水壶是空的，又去看看水桶，水桶也是空的。他便提着水桶去伙房了。陈毓明小憩一下，然后回南房去。离开南房已经两个小时了，他怕有人要水或者解手。

回到南房扶持一个人解完了手，他又要回北房去，张继信却又叫他：陈队长，你过来一下。他走过去问要解手吗，张继信说，不解手，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现在有事没事?他说北房有人要开水，我去看一下小艾打来水了没有；那小伙蹲不住，我不放心。张继信说，那你去吧，有时间了我们再说话。

进了北房，果然不见艾学荣。那个病号又说要水，他便提了水壶去打水。出了地窝子的门，他忘了门口横着的尸体，一下子被尸体绊倒了。爬起来之后找到了水壶，但壶盖怎么也摸不到，地下到处是冰溜子，手还冻得不行。后来他想天亮之后再找吧．就去了伙房。到了伙房看见水桶在地下放着，却不见艾学荣。他问一个揉面的炊事员艾学荣哪去了?炊事员说，我是给你看人的吗?他便放下水壶去了伙房后边。已经有过几次了，艾学荣总是在大灶的炉门上烧东西吃。

还真被他堵着了，艾学荣在灶后的炉灰洞口蹲着。他说，叫你打水来了，你怎么在这里蹲着?艾学荣说，我给大师傅说了，水开了叫我。他说，你再等水就凉了。艾学荣站起来了，从炉口拨出块什么东西来，在手里敲打着吹着，说，陈队长，你也吃点。他看出来了，那是一团掺了很多代食品的面团，他说，我不吃。我就想睡觉。

两个人抬了一桶开水回到北房，然后陈毓明就回南房去了。进了房他想起张继信说过的话，就走到张继信跟前去，问，张老师你有啥事要说吗?张继信说，这阵你不忙了?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

他坐下了，就坐在张继信的枕头旁边，低头看着躺着的张继信的脸。

张继信想坐起，拉动垂在胸前绳子，但使了使劲儿也没坐起来。陈毓明说他，你就躺着说吧，坐起来干什么。张继信就说：

陈队长，这些天我一直想……我能活着出去，可是今天我觉得不行了……

陈毓明惊骇地说：你说的啥话嘛!

张继信说，你不要拦我，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真是不行了。这两天我有时喘不上气来……活不长了。

陈毓明说，你说过的，你一定能活下去。

张继信摇了摇头：那是心里想的，我是想活下去，确实想活下去，可是情况看来不行了。你看，我一说话就气短……  谁说话都气短，我也气短。

不，那不一样，前几天我就不这样。陈队长，你听，你听我说，你要是不听，我就不说了。

陈毓明说，你说你说，我听你说。

张继信说，你再不要打断我，我真是没力气了。这间房子，我数了数，当初我们进来的人，就剩下你和我了……

我也不行了，全身都肿了。你看，你看我的脸肿成什么样子了……

嗳嗳，肿算个啥嘛。我去年就肿了，再后来又不肿了。肿了，又不肿了，这就危险了……你还远得很哩。听我说，你听我说……所以说，我要把一件事托付一下你。我跟你说过，我有个姑娘今年二十一了。我的姑娘，我对不起她。我定为右派的时间，她就要结婚了，她说下一个对象，是兰炼的技术员。可是我来了夹边沟之后，我的姑娘跟对象说，我的父亲在夹边沟受苦哩，他是冤枉下的，他不回来我就不能跟你结婚。她一定要等我回去才打算跟对象结婚。她来信跟我这么说。我每次写信都劝她不要等我，快和对象结婚，她就是不听。陈队长，你将来出去了。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要见一下我的姑娘。我的姑娘在永登县百货公司当会计，你就到百货公司去找她。你对我的姑娘说一下我的情况——如实地说——你就说我临死还想着她，是我临终托付你的，叫你去劝劝她，赶紧结婚，不要叫人家男方再等。结婚以后要好好过日子，要孝顺她妈……你答应我的嘱托吗?

陈毓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张继信。答应吧，这就是认同他的死亡，不答应吧，又显得不通人情。但他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看他点头，张继信把腕子上的手表抹下来说，陈队长，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带到，跟我的姑娘说，她父亲不能给她办婚事了，看不见她结婚。但是父亲想着她，死了也想着她，父亲希望她好好生活。这块表是父亲给她的结婚礼物。

陈毓明接过那块手表，立即转身离开了张继信。泪水已经盛满他的眼睛了，他怕它们流出来，怕哭出声来。

翌日傍晚张继信死了。那正是要吃晚饭的时候，陈毓明去拿他的饭盒，看见他闭着眼睛躺着。他把饭盒放回枕头边的时候，喊了一声快起来吃饭，张继信还是不动弹。摸一摸前额，已经没有体温了。

陈毓明和艾学荣用他的被子把他卷起抬到门外，这时候正好掩埋组的马车来到门前。

每天都是傍晚拉尸体，拉到北边的鸣沙窝去埋葬掉。

埋掉张继信的第二天，陈毓明也病倒了。当时他刚刚和艾学荣把一具尸体拖出门外，进门时门槛拌了一下，他摔倒了。他双手杵地站了起来，走了一步，就又跌倒了。他的腿软得站立不住了。有个病号看到这种情况，说他：陈队长，你也成病号了。你就找个地方躺下吧。艾学荣把他的被褥抱过来铺在刚刚空出来的铺位上，他就躺下了。

一个炊事员被派来接替了他的护理员工作。山水沟的窑洞里已经挑不出健壮的人来了。

陈毓明在病房躺了一个星期，甘肃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到了明水。工作组逐屋看望了病号，告诉大家西北局兰州会议已经开过了，他们的问题很快就要解决。工作组里有一名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姓侯。他认出了陈毓明，对陈毓明说，坚持住，再坚持几天，把身体保护好。正在联系火车，过几天就把你们送回原单位。陈毓明在铺上躺着一直也没说话，后来那位副厅长要走了。他突然开口道：侯厅长，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离开明水了?侯副厅长说，可以，可以，单位上来人的话就可以接走。陈毓明说，侯厅长，那我请你帮个忙。你给刘场长说一下，叫他给高台农场的白场长打个电话，通知我女人来接一下我。我害怕坚持不到你们联系的火车送人的时间了。

第二天，高台农场来了一辆马车。赶车的是个刑满就业人员，他把鞭子甩得叭叭响，把马车直接赶到一号病房门口停住。陈毓明的女人从车上跳下来。女人进了病房问坐在马扎上的护理员，陈毓明住在什么地方?躺着睡觉的陈毓明听见了，坐起来喊，我在这儿。女人迎着他走过来，说，车来了，走吧。陈毓明在前边走，女人在他后边抱着被褥，两个人走出病房上了马车。

马车先是朝着祁连山的方向行驶了几百米，然后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的地方往右拐。这里有一条积雪的小路通往南华镇，南华镇距高台农场也就三五里。马车在戈壁滩上走了一截，陈毓明突然对女人说：我们来明水，是从明水河车站下的车，从车站走过来的。

明水河车站在南边的戈壁滩上，离他们不足十华里。它被半月前下的那场雪覆盖着。它南边的祁连山也被雪覆盖着。雪要到三月才能融化。

许霞山放羊

黄昏时分，刮着凛冽的东风，许霞山赶着羊群回栏。太阳已经从双墩山顶上落下去了，南边的戈壁滩和北边的沙漠沐浴在被风沙遮掩的暗淡的光线里，但是许霞山走在一片巨大的阴影里。他估计，时间正是六点钟，太阳刚刚压在地平线上。正因为太阳压在地平线上，才把双墩山的暗影拉得无限长，使他好长时间处在暗影的笼罩之下。

双墩山是夹边沟农场西边的一条东西延伸的沙梁，有七八里长。沙梁中间有一道山口，山口两边的沙梁最高——也就百多米——沙梁最高处各有一座烽火台一样的建筑。右派们来到这儿之后把它叫双墩山。当地的农民叫它卯家山。夹边沟农场的场部坐落在东山的东坡跟前。

他赶着羊群走过农场的养兔场——那是一个大土堆，周围用密密的树枝扎成了篱笆。几个曾经是有身份的老右派管理着兔子。右派们戏称那个土堆为卧龙岗——一片不大却很平整的土地就展现他的面前了。这是农场的菜地。菜地里趴着几个人，他们在收获过的土地上寻找遗漏掉的萝卜或是拾菜叶子。他已经要穿过这片菜地了，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回头看了看，一个土苍苍的人隔着一条田埂跪在一片撒落着胡萝卜缨子的地里，看着他。这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棉帽子。他的脸脏极了，几个月没洗过脸的样子。他的棉袄是反穿着的，可能是外边太破了的缘故。这个人看着他又说了一句：许哥，你不认识我了?

哎哟，是你呀小王!许霞山从口音上认出来了，这是他刚到夹边沟的时候在农业大队六队的浇水小组一起浇过水的王朝夫，临洮县人，是临洮农校的毕业生，县农业局的干部，今年才二十二岁。

王朝夫说，我喊你几声了。

许霞山朝他走过去，说，风太大了，呼呼的，什么也听不见。你拾着萝卜了吗?

王朝夫举起一只手说，拾着了。

许霞山看见他的手里捏着几个胡萝卜，细细的手指头一样粗细，便说，走吧，回去吃饭吧。你看你挖的那几个萝卜，吃不饱，跑瘦了。

王朝夫扭头看了看西边的天空，说，走就走吧。他说着话就杵着地站起来，但是他刚一迈步，身体就趔趄了一下，差点栽倒。许霞山急忙扶了一把，说他：

你怎么了?

王朝夫说，我的头晕。一站起来就头晕。

许霞山摇了摇头，叹息着说，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王朝夫说，许哥，我不中了，活不长了。

许霞山说，不要说丧气话，谁不是挣扎着活着?

王朝夫说，许哥，你在羊圈住着，不知道大田的情况，天天死人呀。我们组的三分之一的人下不了地了。我每天睡觉时，都害怕天亮醒不过来。

站了一会儿，王朝夫和许霞山开始走起来。但是王朝夫依然一瘸一瘸的。许霞山又问，你的腿怎么了?

王朝夫说，裂了，我的脚面开了几个裂子，化脓了。

怎么搞的嘛，连脚都保护不好吗?

去年冬上挖排碱渠，碱水泡下的。天一冷就开裂子。

许霞山没挖过排碱沟，他没这体验。他叹息着伴着王朝夫慢慢走，王朝夫又说：

高怀德你知道吧?

知道，那和我一批来的，武威师范的老师。

今早上死了。

死了?许霞山怔住了。

啊，死了。他和我住一间房子，昨天晚上睡下后，他不停地发抖，说冷。早晨起床的时候，人们发现没气了。

那怎么回事呀?许霞山痛苦地叫起来。那是我的老师呀，我在武威师范上学，他给我代过数学。是病死的吗?

没病，饿死的。

那为啥发抖?

肚子里没食，身体热量不够。我在农校上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说身体热量不够的时候，身体就要降温。一降温，降到三十五度的时候，身体就要发热出汗，一出汗带走了热量，就要发抖。这时候如果再补充不上热量，人就要死了。饿死的人跟冻死的人一样呀，三十五度是个临界点。

许霞山像是寒冷一样，脸色变得黄黄的，沉默片刻才说，噢，怪不得才过完国庆节，你就穿这么厚。

王朝夫不光穿着棉袄，里边还穿着绒衣，像个大胖子，他的棉裤上还缠了几块布，用麻绳系着，用来挡风。

王朝夫说，那当然。肚子里没食，再不穿厚点还行?

许霞山又问，你怎么没出工?

王朝夫回答，今天不是国庆节吗，上午开大会，下午放假。你放羊放得连国庆节都不知道了。

说着话，他们已经走过了菜地。前边是一条马路，穿过马路就是基建大队住的院子。而羊圈在基建大队的西北方向，许霞山说：

你怎么没到高台县去?不去了吗?

谁说不去了?要真是不去了，那可就烧了高香了。你没听说吗?——那边去了的人传过消息来，比这边还苦，没房子住，挖地窖，住窑洞，有些人就住在山水沟里水冲下的洞洞里。你不知道吗?

知道。放牧组过去了两群羊，听说过两天还要过去两群羊。

不要去，你千万不要去。

我去不了。放牧组的组长跟我说了，谁去也不叫我去。

那好，那好。还是你有福气呀。我可是要倒霉了。

怎么，你也要去呀?

没说，领导没说，但看那样子是非去不可了。听说那边要建个大农场，人缺得太多。这边你看见的，除了这片菜地，哪里能长庄稼呀，不是沙滩就是盐碱滩。听说那边的人加紧挖地窖着哩．地窖挖成，我们就过去了。

能不去就不要去。

由得了我吗!

你真要去了我们就再也见不上面了。保重呀。

你也保重吧。

上了马路，两人就分手了。但是，走出几步后，许霞山又站住，回过头来看着王朝夫喊了一声：哎，小王，你等一下。王朝夫回过头来问他：啥事?

他快走几步到了王朝夫跟前，说：吃罢了饭，你到羊圈来一下，到我的房子来。知道我的房子吗?最东头那一间。

有啥事吗?

你不要问，晚上你来就行了。

羊圈在场部的西北角，离着最北边的基建队大院还有二百米，是独立的一个院子。从朝南开的大门进去，右手是牛圈，正前方和左手是山羊圈、绵羊圈和一个羊羔圈。院子中间堆着从圈里挖出来的羊粪和牛粪。许霞山放牧的是一群山羊。他把羊群赶进羊圈，关好栅栏门，回到自己的房子去了。放牧组的住房在大门外边，三四间平房，后墙就是羊圈的院墙。他把自己背着的一个小背斗放下，就拿着碗打饭去了。

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食堂在场部的北边，离着羊圈也就二百多米，但是它的门是朝南的，牧羊人打饭要从东边的山墙绕过去。山墙东南方向不远处有一口水井。水井旁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车马组的负责人张天庆，是个就业人员，另一个是许霞山在天祝县下西坝小学的同事右派分子罗仁天。他们两个人像是刚从外头拉货回来，正在打水饮牲口。许霞山问了一声：你们上哪去了?

罗仁天回答去高台县了。

他站住了，问，是新建的农场吗?

罗仁天说，对。那个农场叫明水农场。

怎么样，那边的情况。

张天庆叹息一声：唉，说不成。孽障死了。

怎么？

罗仁天说，除了场部干部们有两间破房房，人们都住在山水沟里，挖的窑洞，还有的住在地窝子里，连个门都没有。

你们干啥去了?

我们是送麦草去的。可遭罪了，湿溜溜的土台台，人就那么睡着，被褥也湿溜溜的。

说了几句话，许霞山就去食堂了。

虽然调走了几批人，夹边沟就剩了七八百人，但食堂门口依然熙熙攘攘。炊事员做好了饭，用桶提到门外的几口水缸或者大铁锅里，劳教人员以队为单位，排队打饭。每口锅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晚饭是一人一马勺菜汤，一块三两重的豌豆面饼子，薄薄的半个手掌大。豌豆没有去皮，饼子粗粗拉拉的。

好在放牧员和赶马车的人可以直接进食堂去打饭，许霞山没排队就打上了，而且，他的豌豆面饼子明显的比外边排队的人要大一些。这是领导规定下的，赶马车和放羊的人一天要吃到一斤粮，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整个六零年都是吃十一两粮食。领导认为农业队和基建队饿倒了就躺着，影响不大，而赶马车的躺倒一个一辆车就得停下，放羊的躺倒羊就没人放了!

许霞山端着菜汤往回走，罗仁天问了一声：端回去吃?

他回答，回去吃。

其实，回到羊圈他并没有立即吃饭。他只是抿了一口汤，咋吧咋吧嘴，就把豌豆面饼子和菜汤都放在一个土台台上了。他忙忙地从放羊时背回来的背斗里拿出几把撅好的黄茅柴，点着，塞进门跟前的一个土坯砌下的炉子里。他塞了很多，点着了，又从背斗里拣出几块干牛粪放进去。最后坐上一口铁锅，倒上水，放进去一个铁丝做成的箅子。

炉子上烧着水，他又从炕洞里摸出两个很大的糖萝卜掏出个小刀子刮了刮根须，洗也不洗一下，切成半厘米厚的片片，放在锅里的箅子上，盖上锅盖。

水开了，锅盖缝里冒出很冲的热气。他又加了两块牛粪，接着蒸。

这时门外有人喊了一声：许霞山，有人找你!

噢，进来，进来!是老白吗?

他答应着拉开了门，迎出去。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王朝夫，另一个是提着马灯的羊圈看守人白景春。这是个老汉，回民，快六十岁了，劳改期满后的就业人员；他前两年在羊圈挤奶，后来当了专门的值班员，看羊圈，就住在圈门口的房子里。所有进入羊圈的生人都要经过他的门口。许霞山叫王朝夫进房子，但他又对白老汉说，这是王朝夫，我的农业队的老朋友；他要去高台了，我们今晚上喧一下。

白老汉嗯了一声，转身走去。

进了房子，许霞山问，你怎么碰见他了?

王朝夫说，我还没走到羊圈门口，他就喊着问，做啥的?我说找你，他就跟过来了。怎么了?

没啥没啥。你坐下，坐炕上。

但是，王朝夫坐下之后，他又说：这老汉烦人得很，啥事都要管。是领导派到这里的钉子，看我们的。

王朝夫说，看就看去，我又没偷没抢。

许霞山说：哎，不能不防呀。羊圈是个是非之地，有啥事叫他看见了，一汇报，就麻达了。

有这样的人，专门靠打小报告过日子的小人。哎，你煮啥了!

怎么，你闻见了?你的鼻子还够尖的。吃饭了吗?

吃了。你还没吃?

没吃，我就等你了。来，来，一块吃。

许霞山说着，把炕上的褥子卷了一卷，端下锅来放在炕上，掀开锅盖。于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糖萝卜片展现在面前。

王朝夫非常惊讶：呀，糖萝卜，你从哪里搞来的?

偷下的。来，吃，吃。偷下的，前两天挖糖萝卜之前的一天夜里，我去挖了两背斗。

王朝夫也不客气，抓起糖萝卜片就吃。一边吃，他一边说，蒸下的糖萝卜就是好吃，又甜又香；煮下的水分太大，不甜也不香。许霞山也狼吞虎咽，说，烧着吃才好。

吃完糖萝卜，许霞山从窗台上拿过他的那块豌豆面饼一掰两半，把一半递给王朝夫，一半自己吃，并说，来，吃，再吃上些粮食。吃了一肚子糖萝卜，不吃些粮食胃酸。

王朝夫吃着豆面饼说，胃酸?你还害怕胃酸?你是在羊圈活得太自在了吧，还知道胃酸的!唉呀，真应该叫你在农业队蹲着去，或者到基建队去，你的胃酸的病就治好了。

许霞山几口吃完了饼子说，小老弟，不是我怕胃酸，我的胃那年开荒就锻炼出来了，吃上草根根也能消化，我是怕你没这么吃过糖萝卜，吃多了受不了。哎，我问你，吃饱了没有?

王朝夫像是在慢慢品味豌豆面饼，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饼子。听他问吃饱了没有，抬起头来说：

你问吃饱了没有是啥意思嘛，你的话是不是说，没吃饱的话你还有啥叫我吃的东西吗?

许霞山笑了，你管我有没有啥做啥嘛?你就说吃饱没吃饱嘛!

王朝夫明白了，许霞山还有可吃的东西，便说，你看你说的这话!有没有嘛，你到底还有啥吃的嘛?这几年了——快三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肚子!过两天我就要去明水了，就再也见不着你老哥了，你要是还有啥吃的东西，就叫兄弟我吃饱一顿嘛。

许霞山说，我也是这意思。咱们在一间房一盘炕上睡了一年，恐怕你这一走，就再也见不上面了，今天叫你到我这里来，也是给你饯个行，当然我要叫你吃饱一顿嘛。将来你就是回到家里，回了你的临洮，也不要忘了你这个老哥。

许霞山说着话就下了炕，把锅洗了一洗，倒上水坐在炉子上。他往炉灶里又丢了几块牛粪，然后弯着腰，头抵住炕沿，一只手从炕洞的最深处拽出个小口袋来。这是一条毛巾折起来缝成的口袋，不大，但装得鼓鼓的。他从里边捧出两捧小麦放进锅里。

王朝夫惊叫起来：哎呀，你从哪整下这么多麦子?

许霞山把口袋又塞进炕洞，直起腰来。他的手上沾了一些炕灰，他拍了拍手说，偷下的呗，还能从哪里整?

从哪偷的?仓库吗?

仓库?仓库的麦子敢偷吗?抓住不把你整死吗?这是夏天放羊，看跟前没人，钻在地里搓下的。

哎呀，有办法，你真有办法，你存下这么多麦子。老哥，你们放羊的人就把福享净了。到这时间了，还有麦子吃。

许霞山这时又把窗台上的菜汤端过来倒进锅里。王朝夫又叫起来：你那是做啥呀，把甜菜叶子汤倒进去干啥呀?

菜汤是夏天掰下来的甜菜叶子煮成的。

许霞山说，以防万一呀，小心人进来看见了，说我煮麦子，那还不倒霉呀!

说着话，许霞山又从墙角上放着的一个麻袋里拿出一把干菜叶子，揉碎了，扔进锅里。并且他还扔进去一块酱油膏。

王朝夫惊叹不已：哎呀，聪明，聪明。说实话，在我们房子里，你就是抓几把麦子去，也不能煮着吃。人看见了就给你汇报去。再说，也没个火炉煮呀!

炉子上煮着麦子，许霞山过一会儿就往炉膛里丢几块牛粪，然后两个人就闲聊，东一句西一句。王朝夫不断地感叹：老哥，你们羊圈的人就是把福享净了：放羊的活不累就不说了，还一个人住一间房，还有麦子吃，还有糖萝卜吃……唉，都是劳动改造来的，你们怎么就这么好?

后来麦子熟了，两个人把麦子捞着吃了，又把半锅汤也舀着喝了。许霞山正在地下洗锅，吃得饱饱的王朝夫躺在炕上吸烟，说：

许哥，我求你个事情。

啥事情?

你把我调到羊圈来，我也当个羊倌。

你开啥玩笑哩，我有那神通?

王朝夫坐起来了，哀求的口气说，许哥，我求求你了，你帮兄弟这个忙。你给管教干部说一下去，把兄弟调过来。我确实害怕到高台县去，我的身体不行了，要是到高台县去，可能连一个月也活不上。

许霞山原以为王朝夫是开玩笑的，此刻见他很认真，便惊骇地说，不行，我帮不了你的忙。我一个劳教分子，还不知道在羊圈干长干不长，我能帮了你的忙?

许哥，你能行，你找干部说一下去嘛。

许霞山很硬的口气说，不行，不行!我确实说不上话。

嗯嗯，你是不愿去说?

不是不愿说，是真说不上话，也真不敢说去。你想一想嘛，我一个放羊的，去找干部，人家还不一脚把我踢出来吗!——你是干啥的，你不知道你的身份吗?

甭哄我了，许哥。我知道你能说上话，你和崔干事关系不一般。

许霞山一怔：我和崔干事又有啥关系嘛?

王朝夫肯定地说，有关系，你们的关系还不一般。我问你，你去年怎么调到羊圈来的?

许霞山又是一怔：我怎么调到羊圈来的?

你不要装了，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你知道啥嘛!

王朝夫龇着牙一笑：我问你老哥，你脚上的这双棉鞋是哪来的?

我表侄女婿给我的。

是你表侄女婿给你的，可那是我从崔干事那儿给你捎过来的。

对，是崔干事叫你捎给我的。怎么了?

怎么也没怎么，这说明你和崔干事关系不一般呀。

瞎说，什么关系好不好。崔干事是在酒泉开会碰上了我的表侄女婿，表侄女婿叫他给我捎一双鞋来。我的表侄女婿在公安处当干部。

还有一袋炒面。

鞋和炒面都是我妈叫他捎的。那一年他回家看岳父，就是我的表哥，我妈见了他，说，你表叔在夹边沟劳改，你能帮助就帮助一下你表叔。还叫他捎了一双鞋一袋炒面。

对呀，就为这，崔干事就把你调到羊圈了。那你再找一下崔干事嘛，下个话，叫他把我也调一下。

啊呀，人家看在表侄女婿的面子上，把我调了一下，就好大的面子了。我怎么再求人家帮你呀!

求一下去嘛，求一下他去嘛。你就救一下我嘛。

不行嘛，我没那么大的面子嘛。我拉不下这个脸嘛，就是拉下脸去了，人家要是说，给你帮忙就不错了，你还给别人当说客来了，你不是得寸进尺吗?你说，我怎么说?

你求一下去嘛，不行了再说不行的话嘛。

许霞山果决地说，这嘴我张不开!管教干部徇私情的事，也不是啥光明正大的事，不能叫人知道的。我去求他，他知道帮我的事我给人说了，他一生气，不叫我放羊了怎么办!

王朝夫明白，话说到这分上，再讲也是白搭，但他又不甘心，便露出哭腔说，许哥，帮个忙，求你了，我真害怕到了明水活不成了，你就看在我老娘的份上帮我这个忙吧。我就一个老娘呀，六十多岁了，我父亲十几年前就殁了。我死了没关系，我的老娘没人管呀……

说着话，他把手伸进怀里，从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摸出一块手表来，向许霞山递过去，眼里含着眼泪说，给你，老许，这块表你戴去。这是块英纳格，是我父亲从甘南藏民那里买来的。我娘说，我父亲拿两百块银元买来的。我父亲就戴了两年，去世后一直在家放着，一直到1956年我进农林局工作，我娘才拿出来叫我戴……

许霞山涨红了脸，大声说，有啥，你还有啥值钱的东西?

王朝夫哭着说，没了，啥都没了……我的大衣，毯子，都换了吃的了。就这块表，我想留到最艰难的时候……你拿去戴吧。

许霞山还是那么大声地说，你收球起来吧!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勒索你吗?敲你的竹杠吗?

不是的，是我自愿给你……

行了，行了，你走吧，你快走吧。我要睡觉了。谁能帮助你你找谁去吧，行贿去吧。你的事我办不了!

许霞山声严厉色的话语把王朝夫吓住了。他停止了哭泣，瞪着泪眼。后来他把表塞进怀里，下炕，往外走。他说，不行就算了，不行就算了，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做啥……

王朝夫走到门口了，他知道外边风大，他把棉布帽子的帽翅拉下来挡住了脸，拉开了门，但这时许霞山说：

兄弟，你把你的表放好，小心不要丢了，那是你父亲留下的纪念品，你要爱惜。你的事，我找人试一下去，给你说个情去，但办好办不好，我就不敢说了。我也不是看上你的表了，我是看在你这种时间还想着老娘没人养的孝子的分上，试一下去。

王朝夫的眼睛里燃烧起希望的火苗，又要掏表，但被许霞山推出门去了：我不是说了吗?你的表你保存好。

王朝夫走后，许霞山吸了一颗烟，接着就披上大衣出了门，直奔场部的杂工大院而去。

他是刹那间作出决定来的：去找找车马组的张天庆。1959年的上半年，他刚调到羊圈干挤奶的活，有一天一个大个子的人到羊圈来转，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问他：你是叫许霞山吗?他回答是叫许霞山，然后反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那人说，你是不是罗仁天的同事?他回答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天祝县下西坝小学的。那人站在旁边笑。他问你笑啥嘛?那人说，看你挤奶，可笑得很。他问可笑什么?那人说，这么强壮的年轻人，干个啥活不行，怎么挤奶哩?他没说什么，心想能叫我挤奶就不错了，不用下大田下苦了。但是那人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之后又问，给你换个活好不好?他当时心里想，这个人看着像劳教分子，怎么说话这么大口气?就问：叫我做啥去?那人说赶马车你去不去?赶马车当然好。和他一批来夹边沟的他的同事罗仁天一到农场就赶马车，罗仁天对他说过，赶马车到哪里都能吃上饭，还能偷粮食，车赶出去还自由，能在酒泉的饭馆里买饭吃，很多右派求着带这捎那……

他在心里这样想着，又问那个人：你是干啥的?你说叫我赶马车，我就能赶马车吗?那人回答，我是车马组的。他问你叫啥名字?那人说叫张天庆。一听张天庆这个名字，他就知道这个人是车马组的组长。罗仁天跟他说过，车马组的组长叫张天庆，是个就业人员，解放前在胡宗南的部队当过连长，在四川起义的。解放后回到老家武威，在一个小学当老师，1951年被抓起来判了五年，释放后送到夹边沟就业。这人才三十几岁，个子高大又有力气，劳动特别能干。管教干部特别信任他，叫他管车马组。车马组有八辆马车，还有十几辆牛车。车马组直接由农场生产股管理。

那天许霞山对张天庆说，赶马车就赶马车。张天庆就去找生产股的股长了，说把许霞山调过来赶车吧，那小伙子身体好，能干。生产股长问，他会赶车吗?张天庆说，我带他，带上几天就中了。于是，许霞山就调到车马组去了。后来，他赶的马车调到新添墩作业站去了，没车赶了，就又把他调到羊圈放羊了。

许霞山此时想起张天庆，就是因为张天庆在干部们眼里是个红人，说话有分量。再说，他跟了张天庆的车半个多月就能独自赶车了。张天庆很喜欢他。他想就王朝夫的事去求一下张天庆，说不定张天庆能赏这个脸。

杂工大院就在基建大队的院子西边。这个院里有马厩，有磨坊，有木工房……车马组的宿舍就在这个院子里。许霞山来到这里，张天庆已经睡了。张天庆和罗仁天、高北峰住在一间房。高北峰是张掖地区水利处的干部，右派，一进夹边沟就赶马车。

许霞山砸门把张天庆砸醒了，张天庆问他有啥事。他说张组长你起来一下，有件事跟你说一下。张天庆说有啥事明天说不中吗?他说不中，是件急事，今晚上就要给你说。张天庆披了衣裳开门，说他：啥球事嘛，这么日急慌忙的!许霞山说，急事，还就是急事。张哥，我有件难肠的事求你帮个忙。

张天庆是个性情温和但表面冷漠的人。他穿上衣裳坐在炕沿上，毫无表情的样子说：有啥事就说。

许霞山说，我有个熟人，过几天就要去明水；今晚上找我来了，叫我帮个忙，把他调到羊圈里。想来想去这事我办不了，求张组长帮个忙，跟领导说一下，调到车马组来，赶车喂牲口都行。我听说你们车马组喂牲口的人调到高台去了。

张天庆静静地听他说完，冷冷地说：你答应办这事了?你能得很，那你办去嘛。

许霞山赔着笑脸说，张组长，我哪有那能力嘛?能有那能力，半夜三更找你吗?

张天庆提高了嗓门：找我，找我就能行!你没球想一下，我一个就业工人能有这神通：把一个人调到车马组来!

你们车马组不是缺个喂牲口的吗?

喂牲口的人早补上了!

许霞山哀求说，唉呀，我求你了张组长，你搭救一下这个人嘛，这个人要是再不改变一下，就没命了!他的身体垮垮的了，过两天要调到高台去。高台的情况你知道的，去了能活几天?

张天庆说，你求我也没用，你跪下也没用，这话我不能找生产股长说去。你知道有多少人想钻到车马组来吗?领导要是说，好呀，叫他到大车组去，你到大田劳动去。你说我怎么办!

许霞山说，不会的，你跟领导关系好。

关系好?有啥关系?啥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会劳动，能劳动，人家用我。人家一翻脸，我就得下大田去!啊呀呀，许霞山，你这个人还没改造好呀，你的心太好了!这都是啥年头了?饿死人的年头呀，你还顾别人活成活不成哩!你先顾你自己吧，小心把领导惹恼了，把你弄下去种地挖沙子去。

睡在炕上的罗仁天也说话了：老许，你快回去睡觉去吧，不要操那心了。饿死的人多了，你能救过来吗?

罗仁天是许霞山在天祝县下西坝小学的同事，五七年反右时因为提意见定了个极右，开除公职送来劳教的。这个人聪明，刚来夹边沟的那天，管教股干事问新来的人有什么特长，他说在老家吆过车，就直接分到车马组来了。

在张天庆处碰壁以后，许霞山的心凉了半截。他觉得张天庆和罗仁天说的有理，自己的确没有能力帮助王朝夫，那就算了吧，不操这个心了。

时间过去了三四天，一天傍晚，他赶着羊群回来，在地头上遇到了崔干事。崔干事正在督促几个右派往菜地浇冬水呢，看见他还招呼了一声：许霞山，还不快回去吃饭!

他应了一声：这不是正往回走吗?崔干事，你吃过饭了吗?

崔干事说吃了，吃了，提前吃的。今天头一天浇冬水，我来看看，不要跑水。这些坏熊，你不看紧，他们就给你浇得一塌糊涂。

寒暄两句，许霞山就走过去了，但是快出菜地的时候他的心突然动了一下：王朝夫的事，跟崔干事说一下，说成就说成，说不成也没啥吧……

于是，他又走回来，他想，今天崔干事情绪好，说不定开恩呢？

他和崔干事之间，还真有点微妙的关系。那是来夹边沟的第一年，冬季。有一天，吃过了晚饭，他在铺上躺着，等队长喊开会，去办公室取信的王朝夫回来了，把一封信和一个包裹递给他。他以为是家里给他寄来的，可是接过包裹之后竟发现包裹上没有一颗字。再看那封信，信封上只写着许霞山收四个字，没有收信人地址，也没有寄信人地址。他感到奇怪，问王朝夫信件和包裹是哪来的?王朝夫说崔干事给的，叫我捎给你。他便打开了信。信是表哥的女儿的丈夫写来的，说他现在边湾农场工作。前几天去了一趟兰州，路过武威去看女人和岳父，见到了许霞山母亲，才知道许霞山在夹边沟劳动。还说，许霞山母亲叫他带一双鞋和几斤炒面，他托人转许霞山。这封信叫他有点糊涂，他知道表侄女婿在酒泉地区公安处工作，怎么又到边湾农场了呢?边湾农场是个啥性质的农场?他还不明白的是这封信怎么到崔干事手里的，表侄女婿和崔干事是什么关系?他原想转天在工地上问一问崔干事，但又好几天没看到崔干事。后来，大概是春节前的一天吧，在工地看见了崔干事，他还没去问崔干事，崔干事竟跑到他跟前来了，问他，前几天我叫王朝夫捎给你的信收到了吗?他回答收到了。崔干事又问，陈世康是你的啥人?由于弄不清崔干事和表侄女婿的关系，也弄不清表侄女婿为何从公安处去了农场，他便撒谎说，那是我的同学。崔干事说你不要骗我了，陈世康都跟我说了，你们是亲戚。你不要怕，说实话，你们是啥亲戚?他只好回答，陈世康是我的表侄女婿。他反问崔干事怎么认识他表侄女婿的。崔干事说在酒泉开会认识的。过一会儿崔干事又问，怎么样，农场的劳动你还抗得住吗?他回答，老汉们都干着哩，我抗不住怎么办?

那天他从崔干事说话的口气里听出来，崔干事很关心他，说话很和蔼，就问了一句：崔干事，陈世康在边湾农场干什么工作? 他原来是公安处的，怎么到农场去了?崔干事说，他犯了错误了，同情右派，下放到劳教农场当干部去了。

听说表侄女婿犯错误下放到边湾农场去了，他再也不敢吭声了，但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崔干事竟在农业大队宣布：以后许霞山是全大队的技术员，各队的地平好了没有，都要他验收。他说不合格就返工，他说合格了才能收工。就这么个技术员，就使他每天免除了几个小时的劳役，因为农业大队辖属九个分队，

时不时的就有那个分队来叫他验收，他可以这儿溜溜那儿走走。

后来，1959年开春的一天，在田野上播种，崔干事又问他：你是从天祝县来的吗?他回答是天祝县下西坝小学。崔干事又问，你会挤奶吗?他是不会挤奶的，但他回答，牧区来的人，哪个不会挤奶呀?崔干事说，明天你到羊圈挤奶去。

于是他当了挤奶员。

许霞山走到崔干事身旁了，崔干事听见了脚步声，扭过脸看见了他，问他，你有啥事吗?

崔干事，我有件事……求一下……你……

许霞山犹犹豫豫地说，由于胆怯，他的嗓门磕巴了。崔干事问：

啥事?

是……是这么个事……

许霞山鼓着勇气把那天对张天庆说的话又说了一遍，然后就静静地等着。他知道，王朝夫能不能到羊圈，就是崔干事一句话了，也可能崔干事不同意，并且训斥他。

他猜得不错，崔干事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了一下，低沉的但却严厉的口气说，你还管球的多得很!王朝夫到不到羊圈，用着你管?

许霞山低声下气地说。崔干事，我知道，这事我不该说，可是我妈来信了，说能不能跟崔干事下个话，帮一下王朝夫的忙。

崔干事瞪大了眼睛，一脸狐疑：你妈知道我?

我几次写信给我妈说了，崔干事对我好，照顾我在羊圈放羊。

崔干事在他的脸上看了几秒钟，口气变得和蔼了：你妈认识王朝夫?

他回答，王朝夫是我姨娘家的亲戚。

崔干事用一种怪怪的眼光看许霞山。许霞山心里都发毛了，直感告诉他：要坏事了。崔干事却说，啊呀呀，许霞山，我在劳改队工作过，到夹边沟也几年了，我还是头一次碰上你这样的人!自己落难着哩，还给别人说情哩。你想过没有，你现在是啥身份，你有啥资格给人说情!

许霞山一下子哑了。他原本就被艰辛和饥饿折磨得又瘦又黄的脸一下子变得白白的像是石灰的颜色。他的头嗡的一声响，胀大了。他内心里羞愧之极，恨不得脚下裂开个缝隙叫他钻进去。但突然间崔干事又笑起来：

好了好了，你不要害怕，我是开玩笑的，你不要往心里去。你是个好人，有情有义的人。去吧，回去吃饭去吧。这事我记着，有机会就给你办。

许霞山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峰回路转，这样的结果。他脑子有点发蒙，一时转不过弯来，站着没动。以至崔干事有点奇怪了，说他：

去呀，快回去吃饭去呀。

他还是有点疑惑，说，崔干事，你说的真话?

崔干事说，我哄过你吗?

这他才真相信是真事了，谢谢谢谢地说着，转身走去，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叮嘱崔干事：这事你要抓紧呀，崔干事。听说过两天他们就要调走了，要到高台去。

崔干事说，这我知道。你可要记住，这事跟谁也不要说。

知道，知道。

许霞山满心欢喜地往回走。这时候天已经黑了，田野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那是浇冬水的人们照亮用的风灯。天冷了，10月初正是浇冬水的时候。水一灌进地里，就结一层冰，这冰像一床棉被盖在田野上，一直到春天。当它化开的时候。土地就像放了酵母的面团，变得很是暄软，正好播种。

只是夹边沟农场适宜播种的土地太少了。

过了两三天，最后一批调高台县明水农场的人离开了夹边沟。这次调人，羊圈又调走了两群羊。崔干事说羊在路上要走几天，怕牧羊人照管不过来，多派了两个人，结果羊圈就缺了两个牧羊人，王朝夫就很自然地调到羊圈来了。放牧组的苗组长把一群绵羊拨给他。

王朝夫调羊圈那天，许霞山早两个钟头回羊圈的。他忙前忙后张罗着把一间调走的人空出来的房子打扫干净，铺好被褥，并且告诉王朝夫许多生活的门道：出牧的时候背上个背斗，在草滩上拾牛粪，拾柴，回来后可以烧火取暖，还能煮些啥东西吃。背背斗还有个好处，在外头搞到啥食物，装在里边，上边盖上牛粪或是柴禾，就是遇上管教干部也看不出来。如果搞到了什么吃的，要悄悄地吃，半夜里煮着吃，防止干部来检查。菜地立即就要上冻了，漏挖的胡萝卜和糖萝卜就挖不着了，那也没关系，肚子饿不着，因为羊的鼻子尖，能闻出来。看见羊在哪达啃，你就在那达往下挖，不是糖萝卜就是胡萝卜。

他还告诉王朝夫，放羊要特别经心，不要叫羊群跑散了；跑散丢掉一只羊，回来可没法交待。领导认为你偷着宰掉了，吃肉了。那可就说不清楚了。

记住，羊意外地死掉了也不敢吃肉，要交上去，要不领导会说是你故意整死的，你想吃肉。

王朝夫问，羊奶叫不叫喝?

哪有羊奶?

母羊没奶吗?

傻子。母羊要到春节才下羊羔哩，下了羊羔才有奶哩。这时间母羊怀着小羊，哪来的奶?

有这个道理吗?我听人说你们羊圈的人喝羊奶，喝得饱饱的。

下过羊羔，到八月份之前的这半年有奶。过了八月，母羊又怀上羔子了，就不挤奶了。

那就是说不挤奶了，但还是有奶。

刚停的时候有奶，时间一长就没了。

现在没了吗?

傻子，几个月不挤了，早干了!

王朝夫笑着说，我还当成你们一年到头都喝羊奶。

一年到头?噢，你就是为了喝羊奶才钻到羊圈来的呀!迟了，迟了，八月以前能喝上奶，现在啥也没了。再想喝奶就要等到明年春天了。记住，跟谁都不能说喝奶的话。规定是不能喝奶的，只能偷着喝。要是叫领导知道，你就放不成羊了。不光是不叫喝羊奶，就是死羊羔也不能吃，要上缴。

王朝夫说，管得这么严呀?

不管严还行呀，不管严羊羔不叫人偷着杀完呀?对了，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自己吃的，那就是胎衣，母羊下羔子时羔子身上的胎衣。那东西领导不管，下几个你可以吃几个。那东西可好吃呀。有营养……

收拾房子的时候，许霞山看见王朝夫有个奇怪的箱子，是用两个步枪子弹箱接起来的，一个锁子锁着。他问了一声：这里装的啥。王朝夫支吾着说，没啥，就几件家里带来的衣裳。

但是，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他来串门的时候，看见王朝夫正从箱子里取什么。一看他进来，王朝夫喀哒一声把箱子盖上了，当时就上了锁。

起先他对这事并没在意。在劳教农场里，由于生活艰辛，盗窃成风，人和人失去了信任，互相提防是正常的。

可是坐着说话的时候，他看见土炉子上放着个饭碗，碗里像是装着半碗炒面，炒面里有一种奇怪的黑色的渣渣子。他问，这是啥嘛?王朝夫装出不在意的样子说，一点点炒面，棉花籽炒下的。

他当时虽然刚吃过饭，但肚子还是空荡荡的，便想吃点炒面，就说，是炒面吗?棉籽炒面我还真没吃过，好吃吗?

王朝夫说难吃得很。

哪来的?

上个月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出差到敦煌，从敦煌给我捎过来的。

他应了一声，噢，敦煌出棉花。听说敦煌的气温比这里热。

说完他就出来了。当时他心里很不高兴，心想我把你调到羊圈来了，你连口炒面都不叫我吃!

回到宿舍，他煮了一碗麦子吃。

农场的形势骤然变得严峻起来!最后一批人去了高台县明水农场不几天，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又减一次，减到一天吃七两，还不到半斤。食堂把一天三顿饭改成了两顿，不敢烙饼和蒸馍了，顿顿都喝面糊糊。没几天，农场里留下来的人都干不动了，有些人躺倒了，没躺倒的也都不下地干活了。那些原先就衰弱的人立即就濒临死亡，死亡的人数陡增。干不动活尚能走动的人整天在菜地里挖菜根子，拾干菜叶子。有的到草滩上去搓草籽。食堂旁边的垃圾堆上整天都有人转来转去，如果食堂的炊事员倒出来一筐烂菜叶子，好几个人就涌上去抢。他们把菜叶子菜根子拣回来，再从麦场旁的草垛上抱些麦草回来，用碗、茶缸和罐头盒煮着吃。草籽炒着吃。

放牧组和车马组的优待也取消了，也是吃七两。许霞山一米八十五厘米的孔武汉子一天喝两顿糊糊，还要出去放羊，他的肚子一整天都空荡荡的，走路腿发软。每天夜里，他都要煮点麦子或糖萝卜吃，填补空虚的肚子。

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煮糖萝卜，罗仁天进来了，问，老许，有啥吃的没有?

他回答正煮糖萝卜哩，今天才挖回来的。

罗仁天说，糖萝卜不想吃，挼心得很。

他说，你的胃口还贵气得很，糖萝卜不吃。那你想吃什么?

麦子还有没有?

还有几斤，不多了。

那煮上一碗，煮上一碗。拉了一天粪，回到宿舍喝一碗面汤，哪行呀!

许霞山说等一下，你等一下，糖萝卜熟了我给你煮麦子。后来糖萝卜熟了，他从房顶的梁上拿下一个用裤子筒儿改成的口袋。里边有五六斤小麦，他用饭盆挖出半盆盆来，倒进锅里煮。两个人先吃糖萝卜片。吃着糖萝卜罗仁天问他，你从哪里搞来的这么好的麦子?

哪里搞来的?我有你那本事吗!拉粮食的时候半袋子半袋子地偷?我这是夏天藏下的——有一次出去放羊，有个农民正在麦地里掐麦穗，看见我吓得丢下口袋跑了。我用鞋底子搓出来埋在沙滩上了。这两天才挖出来的。

说着话，他又往炉膛里丢了两块牛粪。

煮了半个多钟头，麦粒还很硬，罗仁天就忍耐不住了，拿个碗从锅里舀了半碗，又在锅沿上倾斜着把水滗出去，然后就用手捏着嚼。许霞山把锅盖盖上，也从碗里捏着吃。没有煮软的麦粒嚼起来柔梗梗的，有劲道，且香。这是今年的新麦。

正嚼着，突然有人敲门。两个人吓了一跳，一起停止了嚼麦，互相看看，立即跳下炕，一个人藏碗，一个人把锅端下来。

但这时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许哥，我到你房子舀点水。

许霞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没关系没关系，不要藏，是王朝夫。

说着话，他把手里的锅又放在炉口上，走过去拿开顶门杠，拉开了门。

王朝夫进了门先是一怔，说，哟，你这达有人呀。

许霞山说，闲谝着哩。你有啥事?

王朝夫说，食堂打来的糊糊太淡，我放些盐，又太咸了。喝罢了嗓子干得很，到你这达舀些水喝。

许霞山说，盐吃多了人要浮肿，食堂不敢放盐了，吃的是甜汤。舀吧，就在那桶里，凉水。

凉水就行。王朝夫说着就去舀水，舀了水站着就喝了一通。就在喝水的时候，他的眼睛看见了炉子上煮的麦子，他说，哟，你们煮麦子吃了。

许霞山没应声。

王朝夫又说了一声：怪不得一进门就有一股香味。许哥，哪搞的?

许霞山说了声拾下的。他明白王朝夫想吃麦子，但他不愿给他吃，便扭过脸去不看他。

王朝夫看出他的冷淡来了，便看了罗仁天一眼。罗仁天眼睛定定地看着他，但一句话不说，手在碗里抓着麦子往嘴里送。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他再也不说话了，又弯腰舀了满满一缸子水，走出去了。

许霞山跟过去顶上门，刚转过身来，罗仁天说，看出来没有，他想吃麦子?

许霞山说，他想得好!前些天我进他的房子，他正从箱子里拿吃的；我一进去，他啪的一声把箱子盖上了。

是吗?

就是呀。箱子里的不叫我看就也罢了，可他碗里装的炒面。连让也没让我一下。

这样的东西，你就不能可怜他，就叫他在大田劳动去。

唉，我是可怜他。

你可怜他个什么呀，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许霞山说，不一样，情况不一样呀。你不知道，他还救过我哩，救过我的命。

怎么救过你的命?

你听我说呀。刚来的那一年，头几个月，我不是在六队的浇水组吗?浇水组六个人，三个人一拨分开。一拨人上白班，一拨人上夜班。有一天我们那一拨上夜班，就是我和他在一起，还有个省公安厅的警察。那两个都不会浇水，队长叫我带着他们两个人。浇水到半夜里，饿了，也累了，我叫他们两个人先睡一会儿去，我看水。他们睡了两个钟头，接我的班，我就找了个偏远些的地方干部检查来了看不见的地方，在田埂上睡着了。浇水的活就这么一点好处，没干部的时候偷着睡一会儿。我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可能也就半小时，最多一个小时，忽然惊醒了——我觉得雨点子下来了，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睁开眼睛了，但是心里又觉着奇怪：天上星星麻麻的嘛，连一块云彩都没有，怎么会下雨呀。那一阵子我的确瞌睡得很，也乏得很，我的眼睛就又闭上了。可是怪得很，刚要睡着的时候，水点子又落到脸上了，又醒了。我就闭着眼睛想，我这是做梦吧!于是，我把裹着的皮大衣往紧里拉了一下，又接着睡。也就是怪呀，这时候我听见远处有人喊我的名字：许——霞——山——我想，这是渠冲开了，那两个人堵不住了，叫我哩。我坐起来了。就在我坐起来的时候，听见了哗哗的溅水声，像是有人从头顶浇过水的地里跑，跑远了，钻进苞谷地里去了。我以为有人跟我耍着玩哩，开玩笑了，没当回事。我站起来往前走，就碰上顺田埂走过来的王朝夫了。我问他，是你往我身上泼水了吗，跟我开玩笑?他说没有呀，我是来叫你的，渠堤叫水冲开了。我说那谁跟我开玩笑，往我脸上泼水。第二天，我把这事跟我们队的人说了，一个姓刘的就业人员说我：谁跟你开玩笑了，那是狼要吃你哩。我说，何以见得?他说，你们没来之前，我们在这里种地，浇水的人叫狼吃掉了两三个。浇水的时间狼不敢吃，它看见你手里拿着铁锨。狼就吃浇水睡觉的人。我说谁往我脸上泼水的?他说，狼吃人，先要弄清楚你是死人活人。它也要找机会：泼水，叫你翻翻身子，等你裹着的皮袄散开了，脖子里没挡挂了，它一口就咬住你的要害，置你于死地。

许霞山刚讲完，罗仁天就说，这就是你说的王朝夫救你?你算了吧，那是赶巧了，并不是他有意来救你。

许霞山说，不管怎么说，他喊我的那一声把我喊得坐起来了。我要是不坐起来，说不定就没命了。

由于粮食供应太少，许霞山很快就把那半袋小麦吃完了。他不得不又一次动用自己的储备粮。在农场的田野上，他还埋藏着两份粮食呢，一份是豌豆，一份是小麦。那都是他一年多来在放羊的路途上钻进庄稼地揪麦穗揪豆荚搓下来的。搓下来之后不敢放在宿舍里，而是埋在田野上。那份小麦数量少，就五六斤，埋在戈壁滩上。挖回来几天就吃光了。他又去挖那份埋在田埂旁的豌豆，却发现粮袋空空如也，被田鼠咬开了两个窟窿。口袋旁还有散落的豌豆。

这是十一月上旬的日子，劳教分子已经吃了一个月低标准——一天七两粮食——许多人衰竭了，死亡了。许霞山怀着对未来的强烈的恐惧，这天傍晚提着空空的粮袋跑到罗仁天的宿舍去，痛心疾首地抖着口袋说，你们看，这不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吗?夏天收拾下些粮食，埋在地里，叫老鼠吃得光光的!

第二天他就把羊群赶到种过胡萝卜和糖萝卜的菜地里去。他想仰仗山羊灵敏的嗅觉挖些萝卜，谁知山羊们连一个胡萝卜和糖萝卜也找不到了。菜地早被饥饿的右派们翻过几遍了，然后被冰冻得实实凿凿的。

他只能在草滩上捋些草籽回来炒着吃。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他便跑到罗仁天的宿舍去。罗仁天也没啥吃的了，就给他抓几把喂牲口的油渣叫他嚼。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饿了七八天吧，那是一个黄昏，他赶着羊群回圈，十几只山羊跑到一个沙包上去了。这个沙包在麦场的北边，不管刮东北风还是西北风，风都把沙尘刮到麦场上去。去年夏天打场的时候，干部们叫人和了些草泥，把沙包抹了一层泥，防止沙尘刮到麦场上。许霞山急着要回圈，站在下边地吼，想把山羊轰下来。在他的吼声中有几只羊跑下来了，还有七八只却理也不理他，在沙包的斜坡上挤成了一团。他想光溜溜的沙包上有什么东西可吃呀，它们怎么就舍不得下来。他走到沙包上去了，把羊轰开，惊奇地发现沙包上头有个比笸箩大不了多少的土坑。坑里还挤着几只羊，它们把头扎在一起，像是在争着吃什么东西。他挥动放羊棍把羊打跑，跳进去看看，竟然看见坑角角上有一块蓝底白花的土布，边上散落着一些麦粒。他拽了一下拽不动，把边上的沙子抠开，一个土布缝成的口袋显露了出来。他伸进手抓了一下，抓出来一把颗粒饱满大小均匀的麦粒。他的心咚咚地跳起来，狂喜不已：天爷，是一袋麦子!他明白了，这是去年夏季打场的人干下的事，也可能是看场的人干下的：把偷下的粮食就近埋在沙堆里了。这个人把麦子埋在这里之后一年多也没来挖它，可能是想把它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再吃的，反正它被草泥封住了，谁也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被调走了，可能是调到明水农场去了，也可能跟着基建队去北大河挖沙子去了。临走之前来这儿挖过。但没挖走。为什么没挖走，许霞山就难以判断了：可能是宣布上车的时间临近了，没有足够的时间挖出来；也可能是挖到半截被人发现了，不敢挖了；也可能是地点记得不太准确，挖掘了一阵之后找不到，因而失去了信心……总之是放弃了。

他又一次抓住了土布袋子，摇了摇，拉了出来。他的感觉是有三十多斤重。他的心又是一阵狂喜：三十斤麦子!一天吃半斤，能吃两个月呀!啊呀，这可是上帝的恩赐呀。

后来，他强迫自己的心平静一些，开始想怎么把麦子拿回宿舍去。他往四周看着，看附近有没有人注意到他。

麦场在场部北边一百米的地方，离它最近的建筑物是农场的大食堂。食堂的门是向南开的，只有食堂的灶口向着这边。他害怕食堂烧火的伙夫看见他，他睁大眼往食堂的方向看了几分钟。后来，他断定食堂的灶口处没有人。食堂东边的井口上也没人打水。于是，他一翻背斗把里边的牛粪倒出来，迅速地把粮口袋装进去，再把牛粪装在上边，然后就下了沙包赶着羊群回羊圈去了。

这天晚上许霞山好好地煮着麦子吃了一顿。他知道囫囵的麦子吃下去不易消化，营养不能吸收，所以他慢慢地吃，充分地咀嚼。直到吃得牙关节累了，才结束。这天夜里他睡得很踏实，很香。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呀。

睡觉前他把土布口袋里的粮食分成了两份，把多的一份放在房梁上，少的一份拿出去放在夏天割下的饲草垛里。他的炕洞里已经塞不成东西了，因为天冷之后他就把炕烧上了。这是放牧组的特权——羊粪有的是。粮食分开储藏有好处：闹饥荒的年月里，人们啥坏事都干呀!真要是贼娃子趁着他出去放羊把梁上的粮食偷了，藏在草垛里的粮食还能应个急。

许霞山很幸运。到了这个月的下旬，劳教分子的死亡进入了高峰：每天都有七八具尸体被拉到双墩山的山根里，大部分人都躺倒了，只有少数人在中午太阳热的时候坐在院子的墙根里晒太阳，但是许霞山吃着拾来的麦子补充口粮的不足，身体还保持着相对的健康。他依然每天出去放羊，依然背着个背斗在草滩上游荡。有时候他还把羊赶到北边的沙漠里去，那里草少，但是生长着一种叫沙米的蒿子。他是在武威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这种植物的细小的种子能吃，且有营养。他小的时候，吃过沙米粉做成的凉粉。

他拿着一块床单，把一墩一墩的蒿子铲下来放在床单上，用铁锨拍打。然后捧起来再洒下去，叫风把草梗和叶子刮走，刮不尽的再捧起来吹。最后床单上就剩下干净的沙米了。

这样一天也能弄个四五两半斤。拿回宿舍炒熟，嚼着吃。

他算计了一下，每天煮点麦子再辅助搞点沙米充饥，他能熬到年底。

但是羊圈出了件事。11月下旬的最后一天夜里，贼进了羊圈，偷走了许霞山圈里的四只羊。崔干事来了，场部的政工干事黄怀仁也来了。他们围着羊圈转了一圈，发现羊圈的北墙上有脚蹬下的脚印，房顶上也有脚印，且不是一个人的脚印。他们先是审问看门的白老汉：你怎么看羊圈的?回族老汉很委屈，说我一夜围着羊圈转了两圈，再就坐在办公室里眼睛都没眨地守着大门，没听见院子里有啥响动。

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能从房顶上下来把羊偷走，而且羊也没叫一声。他们判断是集体作案，且有内应。他们排除了回族老汉——这是个劳教期满的就业人员，自从1955年来到夹边沟就没有过非法举动，再说，他本人是羊圈看守人，自己偷羊这不是自寻麻烦吗——接着他们又排除了放牧组的苗组长。苗组长1938年在庆阳合水县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当过成县的统战部长。虽然当了右派，但家里不断有人来送吃的，哪会偷羊呢!当然的，他们怀疑的对象落在了许霞山和王朝夫身上。因为场部的羊圈——在农场西边的草滩上还有一个羊圈——就剩下他们的两群羊了，而他们两人的家庭都很少给他们寄食品包裹。他们除了偷还能有啥办法?

但是，崔干事和黄干事把王朝夫叫到办公室问了问之后就又把他排除了。他们看到那小伙子惊恐害怕的样子，就认定他干不出这事来。并且，小伙子主动地说，你们到我的房子去搜!你们看去，我吃的啥。这些日子就是吃的我叔叔从敦煌捎来的棉籽炒面。崔干事和黄干事跑到他住的房子去看，果真子弹箱里装了一箱子软塌塌毛茸茸的棉花籽炒面。

他们最后才审问许霞山。也是在黄干事的办公室里。

审讯许霞山，崔干事不积极，他认为许霞山是不会干那样的事，是他把许霞山调到羊圈的，许霞山不会给他惹事。审问许霞山就是黄干事一个人说话：许霞山，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叫你来做什么?

不知道。许霞山说，他正襟危坐。

不知道?你真不知道我们找你做什么吗?

真不知道。不过我想，你们可能是要调查羊叫贼娃子偷掉的事。

你还是知道嘛，我们为啥要找你。说吧，你说一下羊是怎么丢了的?

许霞山的眼睛看着黄干事，说，黄干事，羊丢了的事，你们查了半天了，你们没查出谁偷的，我怎么能知道谁偷的?

哎，你这个瞎熊，我问你哩，你倒问起我来了。你态度要放好一些!

许霞山不再说话。沉寂中黄干事说：

说呀，到底谁偷的?

许霞山说，我敢说吗?我一说话你就说我态度不端正。

瞎熊，你强词夺理!你到底说不说?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谁偷的。我要是知道，还不早早就说出来了，还叫你们审我吗?

不老实，你不老实!我跟你说吧，今天你要是真不老实交待，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没啥交待的，羊不是我偷的，我交待什么?

不是你偷的?怎么你的羊丢了，旁人的羊没丢?

许霞山说：黄干事，你这是啥逻辑嘛，我的羊丢了，就是我偷的吗?真要是按逻辑推断，我应该偷王朝夫的羊才对呀。哪里有贼娃子偷自己的事呀?我傻了吗?

你没有傻。这正是你聪明的地方。你认为偷了自己的羊，就可以遮人耳目。

许霞山又沉默了，低下头去。

黄干事提高了嗓门说，说呀，你怎么不说了!

后来许霞山抬起了头，无奈地说，黄干事，我说啥哩，我这么说不对，那么说也不对，反正我说的话你不相信，我还说啥呀?我想问你一声：你到底凭啥说羊是我偷的?你们不想一想吗?我就是偷，偷一只半只羊就够我吃十天半月的，我能一下子偷四只羊吗?再说，我有那本事吗?这么高的墙，我能翻上去吗?能把四只羊从房顶拿走吗?看夜的人听不见动静吗?

黄干事说，你和外头的人勾结好了，里应外合。你们把羊偷走了。

许霞山的口气激烈起来：黄干事，你说话要有证据，是谁给你这么说的?我勾结谁了，谁看见了?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要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吗?

黄干事说，你放了两年羊，你认下的人多。

这是冤枉我。我认下谁了，你们到外头调查去，只要是我里应外合了，你们把我枪毙!判刑!我死而无怨。

这次是黄干事沉默了。他静了两分钟，看着许霞山，后来又看了旁边坐的崔干事一眼。崔干事没说话，他就又对着许霞山说，你强词夺理。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你说你没偷，怎么证明你没偷。你把偷羊的人找出来，你就没事了；要是找不出来，你就不要放羊了。给你三天时间。

黄干事……

一听黄干事下了期限，许霞山着急了，想继续辩解，但黄干事吼了一声：出去!

他嘴张了两下没说出话来，慢慢地站起。回到羊圈，他在宿舍里坐了好久，白老汉跑过来问他，你还不放羊去?羊都饿得咩咩地叫。他才如梦初醒一样背上背斗放羊去了。

一整天，他都六神无主。晚上打回饭来之后坐在炕沿上好久没有动弹，脑子里总是在想，放不成羊了，怎么办呀?

放不成羊如同杀了他呀。放不成羊就意味着要到田野上去翻地，去修渠和每天吃半斤粮食，再也搞不到什么食物。过不了半个月就得饿躺下。继续放羊的好处是工作不累，还能一边放羊一边打沙米。只要熬到春节下羔子的季节，又可以吃胎衣，喝羊奶，吃死羔子肉……

后来他感觉到饿了，这才想起吃饭。于是他点着了炉子，把豆面糊糊热一热喝了，又从房梁上拿下面口袋来，煮麦子吃。

但是正当他嚼着煮软的麦粒时，王朝夫敲他的门，问，许哥，睡了吗?

他问有事吗?

有些话想跟你说一下。

他估计是有关丢羊的事，便开了门。果然，王朝夫一进门就说，许哥，黄干事找你了吗?

找了。也找你了吗?

王朝夫哭丧着脸说找了。

找你说啥了?

问我偷羊了吗?

还问啥了?

没问啥，就是说叫我提供线索——谁偷羊?哪些人常到羊圈来?

你怎么说了?

我说啥也不知道。

对，你回答的对，不知道就不知道，说实话。

但是王朝夫突然哭了起来，说，许哥，嗯嗯嗯……黄干事说了，要是抓不住贼娃子，就不叫我放羊了。

对我也是这么说的。

许哥，你说这怎么办呀。才到羊圈几天呀，就又要下大田……唉……

王朝夫说着就淌开眼泪了。许霞山说：

哭什么?你哭什么?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哭就不下大田了?

王朝夫不哭了，但泪水汪在眼睛里：能不能想个办法……

许霞山说，想啥办法，你说有啥办法?我就认识个崔干事，可是这一次把黄干事惊动了，事情不好办了。黄干事是政工干部……

王朝夫坐一会儿走了。

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历史故事可能并非无稽之谈。许霞山睡了一夜，一夜愁得没睡好觉，就想着如何能保住自己牧羊人的位置，想着去大田劳动的可怕，结果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就憔悴了许多，他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把他的老乡杨华堂吓了一跳：

老许，你怎么?病了吗?

他回答没病。

杨华堂说，那你怎么一下子就没精神了?脸黄槎槎的。走路也不稳当的样子?

杨华堂也是从天祝来夹边沟的。他是岔口驿小学的老师。也是个右派。他们同一批到达夹边沟农场，管教干部分配工作时问，你们谁当过木匠?谁会赶马车?当问到谁会做饭的时候，杨华堂说了一声我会做饭。管教干部问你做过饭吗?他回答：我们家里开过饭馆。于是他分到食堂做饭去了。当时许霞山还说过他：你们家谁开过饭馆?你硬钻到食堂去做啥?你我都是开除公职劳教来的，趁劳教的时间学点农业技术，将来回家种地去吧。后来，他在农业队劳动，又累又饿，这才想起杨华堂的聪明来，就去问杨华堂：你怎么那时候就想进食堂。杨华堂说，我从解放前就听人说，判了刑的人，不管是坐监狱还是劳动改造．最困难的事就是吃不饱。所以我就想，先找个能吃饱饭的地方保住命再说吧，什么学技术!许霞山感叹不已：哎呀，还是你老谋深算呀。

杨华堂比他大五岁。

杨华堂一开始在食堂烧火、洗菜，后来上了面案。现在他已经是炊事员的一个组长了，专管做早饭的一个小组。开饭的时候他总是掌勺，要是遇到许霞山，他的勺子在锅底下舀一下，给许霞山打稠一点。

这天他看见许霞山精神状态不好，给许霞山打了饭他说，你先到我的房子坐一会儿，我开过饭就过去。

杨华堂走进宿舍的时候许霞山坐在炉子旁烤火，他已经喝完自己的那份糊糊了。杨华堂啥话也不说，从怀里掏出一块巴掌大的豆面饼子递给他，并说，快吃，不要叫人看见。

许霞山几嘴就吃完了饼子，问有烟渣子吗?杨华堂掀开炕上的毡片子捏出一撮烟末，又递给他二指宽的一张纸条，说，你的脸色咋这么难看?

许霞山卷好了烟，点着吸了一口，说，放不成羊了，我要下大田了。

杨华堂惊愕地睁大眼睛。

许霞山哀哀的口气说，杨哥，说不成呀，羊圈叫人偷了……

杨华堂静静地听他说丢羊的事，听到一半，就忽地从炕沿上站起，急切地说，你是说羊叫人偷了?

啊，是呀。怎么，你听说了?

没。没听说。我是想起一件事来，可能与你这事有关。

许霞山警觉起来：啥事?

杨华堂扬起头来思考，然后说，对了，就是他……兄弟，这事还真有点巧了。

啥事呀?你说啥事巧了?

杨华堂说，这是前天吧，对了，就是昨天。昨天上午的时间，我们烧火的炊事员有点事，要离开一下，找我替他烧一会儿火。我烧火的时间，史万富拿了个饭盒盒，正在灶口上煮吃的。史万富你认得吧?

认得，不就是公安厅当过警察的那个人吗?当警察的，他就是当警察的。岂止是认得，我跟他还很熟。我在农业队浇水的时候，领着两个小伙子，一个是王朝夫，一个就是史万富。那两个小伙子不会浇水，队里叫我领着他们浇水。后来他到了车马组，还跟过我的车。

对，就是他。他蹲在灶门口煮吃的，我闻见了一股肉的香味。我还问了他一句煮的啥?他当时不愿说，我追着问，他说是兔子肉。我问他哪弄的兔子肉，他说叫人从黄泥堡乡换来的。

许霞山的眼睛亮了起来，忙问：有这回事呀!真的吗?

有这事，一点都不错，但是到底他煮的是兔子肉还是羊肉，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没看。他的饭盒盖得严严的。

肯定就是羊肉。他把我的羊偷了，宰着吃肉了!

许霞山兴奋地跳了起来，大叫大嚷着，恨不得立即就去找领导报告。但是杨华堂把他拦住了：

甭急，你甭急嘛。你能肯定就是他偷的吗?你好好分析一下嘛。我可是没看见他饭盒里的肉，只是闻见了肉味。

你肯定是肉?

就是肉。我闻出肉味道了嘛。

好，你肯定是肉就好。只要他吃的是肉，那肯定就是偷了我的羊了。你想嘛，为什么他不敢叫你看他饭盒的肉?还有，为什么就那么巧——我夜里丢了羊，他中午就吃肉?我找他去!狗日的他吃肉，把我整惨了!

甭急，甭急，你先把情况搞准确……你这都是推断的，并没有根据……

根据，还要啥根据。他本来就是个贼娃子。你还记得不，你在北站的时候我给你们食堂送过粮?

记得有过。

有过?可不是有过的事情，是好几趟。不是去年夏天的事吗?严队长带着几个队在北边的沙漠里开荒种地，你在那里做饭，我给你们送粮。那时间史万富还不会赶车，组长叫他跟我的车，我赶车，他装车卸车。北站路远，好几天，十天半月才给你们送一趟粮食蔬菜。信件也由我带过去。每一次走在路上，他都要偷人家邮件里的粮票和钱。那个熊能得很，信件打开了还能封上，封得叫你根本看不出来。他还偷包裹里的炒面、饼干什么的。也是装好以后叫你看不出来。我还问过他，你狗日的怎么这么能，做得天衣无缝?他跟我说，他在公安厅的时候专门干这个工作——公安厅把他派到邮电局专门检查邮件。他说，谁的信件和邮包他都有权检查，检查完了再封好。后来，我觉得他总偷人家的钱粮，太下作，就不要他了，叫他跟别人车去。结果时间不长，人家把他告了，反映了。领导就不叫他在车马组了。把他下到大田去了。狗日的这次又偷我放的羊!我告他去!

许霞山很是激动，他从炊事员的房子里跑出去了，一直往场部办公室跑去，找崔干事。崔干事是农业大队的干事，是协助农业大队的梁队长做工作的，不下大田的日子总在农业大队干部办公室坐着。可是这天他跑了去，却没找到崔干事。农业大队的办公室锁着门。这时候他应该去找黄干事，但他略一思索扭头又往农业大队而去。他是突然改变主意的：自己去找史万富，把案子破了，再叫你知道。他是这样想的：叫你知道了，破了案功劳就成你的了。

农业大院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他也知道史万富那个队住的房子。但是那几间房子空无一人。一打听，才知道农业大队的大部分人都去了高台县的明水农场之后，留下来的少部分人都集中到几间大房子去了。

几经打听，他终于找到了史万富住的房子。走进去一看，大部分人都躺在炕上，只有三四个人在地上煮什么东西。房子里烟熏火燎的，他看不清哪一个是史万富。他试着喊了一声：

史万富!史万富在这里住吗?

啊，是许哥呀!你找我?

蹲在墙角上煮食物的一个人站起来了。要不是他自己答应，许霞山怎么也认不出这人就是史万富：脏污的脸，满脸胡子，人瘦得如同一根芦草，衣裳破得到处是绽露出来的棉花蛋蛋。脸黑得像锅底，少说也一个月没洗过脸了。

许霞山在找到史万富之前，脑子里是想过如何跟史万富谈话的，他想他不会轻易承认偷了羊的。这可是大事呀，说不定要逮起来判刑的，轻则也要进严管队。他想把他叫到外边单独谈。可是看见他在烧火煮什么，他便灵机一动说，可不就是找你吗。哟，兄弟，你做啥哩，煮吃的了?

史万富说，噢，噢，是煮些……你有啥事吗?

从史万富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来。那脸太脏了。于是许霞山拍着他的肩膀说，没啥没啥，坐，坐下。我就是来看看你。路过。

史万富坐下了，他有个马扎。许霞山在他旁边蹲下，不等他说话，就又说，你煮的啥嘛?哪个是你的?

史万富回答，这个，这个，这个茶缸子是我的。煮了些干菜叶子。

什么菜叶子嘛?

许霞山问着，就揭开了茶缸子盖儿。但他却没看到要找的羊肉也闻不到一丝荤腥味儿。茶缸子里的确是发黄的圆白菜叶。他就又把茶缸盖上了。这时候史万富说就是些干菜叶子，还能有啥好吃的吗，他却已经听不见了，他在想下一步怎么办。略一思索，他站起来说：

兄弟，走，我们到外头去，我问个话。

史万富比他小两岁，以前在农业队和车马组都听他的话。农业上的活，他样样都拿得起来，而史万富在城市长大，啥都不会。史万富跟着他走出房子，走到房山墙处，他才站住。

许霞山仍然很平常的口气说，兄弟，你说你最近去过羊圈没有?

没有呀。我没去过羊圈呀。

许霞山看着史万富的脸，他想看史万富的神情有啥变化。但史万富的脏脸呈现出的是茫然和惊讶。那表情像是在说，我去羊圈干啥去?于是他又问了一句：

你真没去过?

真没去过。

许霞山想，对方是有思想准备的，这样问是问不出什么来的。于是他脸一绷，提高嗓门说：

说实话，你跟我说实话。

实话，我说的是实话!就是没去过。许哥，你这是干什么，你问我去没去过羊圈干什么?

史万富对他说话的口气变化有点不解的样子。他却仍然板着脸说：

没去过，你真没去过?那我再问你，昨天你在食堂的灶上煮啥了?

史万富脸色陡然一变，说话的嗓音都有点变：你问这事干什么?

我问这事干什么?兄弟，你给我说实话吧，你煮的啥?是不是羊肉?

史万富眨了几下眼睛，抿了抿干巴的嘴唇说，是羊肉。

你哪来的羊肉?

你问这事干什么?我哪来的羊肉，跟你有什么关系?

许霞山看他回避关键问题，便觉得自己打中了要害，就以更严厉的口气说，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这要你自己说，还要我提醒你吗?

史万富不说话了。他似乎在思考。

许霞山说，说呀，你的羊肉是哪来的?

史万富咧了咧嘴，说：许哥，我们弟兄关系不错，我搞了些羊肉吃，你怎么这样的态度?

许霞山说，是呀，关系不错，我们的关系是不错，可是你也不能害我呀。

史万富脸上出现惊愕的神情：许哥，这话从哪里说起?我怎么害你了?

许霞山说，不要装了，不要装样子了!

史万富很真诚的口气说，我怎么装样子了，我装什么样子了？

许霞山勃然大怒：史万富，你就是装样子!你进了羊圈，把我放的羊偷了。你煮着吃肉去了，叫干部们整我!

史万富更为惊讶：许哥，你的羊丢了?

许霞山痛心地说，你看，你现在还装下的不知道!

史万富非常真诚的神情，痛心疾首的口气说，许哥，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没装，我一点也没装假。我是吃羊肉了，但我没偷羊圈的羊，真的没偷呀!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羊叫人偷了的事!

许霞山斜着眼睛看他，变得很冷静的有点嘲讽的口吻说，没偷我的羊?那你说，你的羊肉是从哪来的?

史万富又一次沉默了，他抿了抿嘴唇，躲开许霞山的眼睛。

许霞山说，说呀，你说呀，你的羊肉是从哪里来的?

他还沉默。

许霞山说，说呀，你怎么不说话呀!你的羊肉从哪里来的!你买来的?换来的?还是有啥人给你送来的?

史万富说，换来的。

在哪里换的?

在黄泥堡公社。

跟谁换的?

跟……

说不出来了吧?你说不出来了吧?你不要骗我。你偷了就偷了，说实话。说了实话，我在领导那里给你说个情，处理也轻些，我也能交待过去……

但是史万富打断他的话说，许哥，我给你说实话吧，我真没偷你的羊。我怎么说你都不信，你叫我怎么说嘛。

说实话，你说实话，我不就信了嘛。

实话就是我没偷你的羊。

看!看!你还是不说实话吧!好吧，你不说就算了，我找干部去，叫干部们来找你。

磨缠良久，史万富就是不承认他偷了羊圈的羊。许霞山无奈，便决定不再与他纠缠了。转身就走。

但是，他蹬蹬地走到前边一排房子时，史万富叫了一声：

许哥，你等一下。

他站住，扭过脸看。史万富走了过来，很艰难的口气说，我跟你说实话吧。

说。

我吃下的不是羊肉!

许霞山一愣：不是羊肉是啥肉?

史万富又闭嘴了。

许霞山有点急眼了：你又哄我了，又不承认了!

史万富说，不是哄你，许哥，我是不好说呀。我吃的是……人肉……

许霞山像是被人在后脑勺上打了一棍子，懵了。良久才说，你说的实话?

史万富说话像是很费力，结结巴巴的：昨天早晨，我到……北边的……大干渠……去了一趟。我拿的……铁锨，把一个人的……腿上……尻蛋子，是尻蛋子……剁了一块……

许霞山不信，他一点不信会有这种事。他说，不可能呀，人都瘦得剩下个骨头架架了，哪里有肉……

史万富说，那个人是我埋下的，前天干部们叫我埋去的，——为这事还给了我一块豆面饼子——我知道他身上有肉。是卫生所的刘大夫嘛。

刘峰山?刘峰山死了吗?

死了。

他怎么死的?

他给他的熟人开病假条，没病的也开。领导知道了，下放到农业队劳动。得了一场感冒，就死了。他一来农场就当医生没受太大苦，身上还有……肉……

许霞山好久没说话，他觉得身上冷，冷彻骨髓。后来他骂了一声你这个畜生，转身走了。史万富在他的身后说，许哥，千万千万，你不要给领导汇报……

真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呀!贼偷了羊的第四天早晨，许霞山起床后正要去食堂打饭，门外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黄干事尖尖的嗓门掺杂其中：白老汉，许霞山在不在房子里?白老汉说，在房子里吧，没看见打饭去。

听见这声音，许霞山的脸色刷地变白了。他知道该发生的事就要发生了。他把拿在手里的饭盒放在冰冷的炉子上，坐在炕沿上。

脚步已经走到门口了，有人在喊：许霞山，开门!

他的腿有点发软，但他依然站起来，把顶门杠挪开。于是，呼啦啦进来了三四个人。有黄干事，有曹保管——这是个右派，他在农场的职责是保管劳动工具；农场规定，劳教人员收工后要把工具交回保管室集体保管，以防劳教分子图谋不轨——还有一个炊事员。许霞山心里当地响了一下：不就是叫我下大田吗，来这么多人干什么?莫非要把我捆起来开批斗会，还是要逮捕法办我?这几个人经常在批斗会上捆人!但是令他奇怪的是这几个人进房后并没有捆他，而是把他挤到旁边，黄干事喊了一声搜，几个人就乱翻起来。那个炊事员干这种事已经很熟练了，一听说搜就弯腰把手伸进炕洞里。他不知道炕是点了火的，手烫了一下，呀地叫着抽出手来，一个劲儿甩手。曹保管往四下看看家徒四壁的样子，刷的一下拉开了叠好的被子，又卷起炕上的褥子，看看炕上没什么机关，就一抬腿上了炕，往白杨木的房梁上看了看，把那个装着麦子的口袋拉下来撂在炕上，说，在这儿呢。曹保管是河北人，说话没西北口音。

黄干事把手伸进口袋里捏出一把麦粒来，放在手心看了看，朝着许霞山大声吼：

说，这麦子是哪来的!

许霞山明白了，黄干事是来找赃物的——可能怀疑他用羊换别人的粮食——找着了赃物，不光要把他逐出羊圈，还要捆他。他早就看见了，那个炊事员手里拿着一根麻绳。想到这里，他的心有点踏实了，他说，黄干事，你们这样不问青红皂白搜查我的房子，我到底犯了啥法了?

黄干事凶狠地骂起来：瞎熊，你嘴还硬得很!你的粮食是哪来的?你给我老实交待!

许霞山没吭声，他的大脑急剧地思考，是不是要说实话，说了实话这麦子还保住保不住?反正羊圈是呆不住了，但要争取把粮食保护下来，否则到了大田劳动，几天不就饿垮了!而要保住麦子，必须把它和丢羊的事区别开来。于是他说，黄干事，你先不要问我的麦子是哪里来的，我倒想问问您：你们一进门就搜，把我的麦子拽出来了，是有人揭发我把羊拉出去换了麦子了，还是你们抓住同案犯了?

黄干事略微一怔，大骂起来：你这个驴日下的，你不好好交待，还跟我犟嘴!

许霞山说，我哪敢跟你犟嘴?我是讲这个事情，是你叫我交待麦子是哪来的，你肯定怀疑我里应外合了，拿农场的羊换了麦子了?你光凭怀疑不行呀，你要拿出证据来呀。

此时许霞山的心踏实了一些：麦子是我拾来的，不是偷来的，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出证据来证明我用羊换了麦子，你不能仅凭着怀疑把我捆起来。因此他说话不卑不亢，慢条斯理。但他的态度把黄干事激怒了，黄干事大发雷霆：驴日下的。反了你了，你不好好交待，看我饶了你的!

接着就命令那两个人：拿走，把麦子拿走，这是证据!是赃物!

一听要拿走麦子，许霞山可是急了，不管不顾地扑上去抱住了土布袋子，大哭起来：哎呀呀，你们不能拿呀，这是我的救命食呀!你们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炊事员要拿，他不叫拿，炊事员就抓住袋子从他怀里夺。他硬是抓紧了不撒手。又哭又喊：

不行呀，这是我的救命食呀，你们先把我杀了吧……

人是有理性的，有思想的，但理性又是有限度的，也是脆弱的。当他受到强烈的刺激，当他的生存遭受威胁而无路可走之时，理性就退居其次了，那原始的不可理喻的本性就奔突而出了!此刻的许霞山就是如此!曹保管和炊事员抓住了他怀里的布袋子，又抢又拉，他就是不放。他又哭又喊，你们把我杀了，你们把我杀了，再把我的麦子拿走……

黄干事哪里见过这样的“犯人”呀，他也愤怒了，厉声吼起来：捆起来，把他捆起来!

但这时的许霞山已经疯了，曹保管和炊事员一人抓住了他的一条胳膊，他竟然的一声吼，就挣开了他们的手：

捆我，你们凭啥捆我，我犯了啥王法了?你们把我杀了吧，反正是个死，你们拿枪去，一枪把我打死……

原本冷清寂寞的羊圈，来了人们不常见的黄干事和他领着的身强力壮的曹保管和炊事员，就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此刻这小小的牧羊人宿舍里又传出又响又凄厉的哭喊声，哭喊声就惊动了几个在羊圈院子里积肥的人。夹边沟农场原本是个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人员农场，为了羁押五七年揪出来的右派，这里原有的几百就业人员被迁移到下河清农场去，只留下了几十名就业人员。右派进场后，这些人就分配到各部门各队给右派们当技术指导，和各队的右派队长带着右派分子们种粮种菜，做各种杂役。现如今右派们躺倒不能劳动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就被派到羊圈积肥来了——把一年来堆积在院子里的牛马粪挖开砸碎，准备开春前把粪肥运到地里去。

有七八个就业人员围到许霞山的门前来了，往门里边看。有一个姓曾的，在农业六队当过技术指导，和许霞山熟悉。他看见眼前的一幕，知道许霞山要倒霉了，就挤进房子来了，貌似公允地说，出啥事了?出啥事了?不要哭嘛，不要吼嘛，好好地说，把情况说明白嘛。你的麦子是哪里来的，给黄干事说清楚就行了嘛。不大的个事情嘛，闹哄哄做什么嘛……

黄干事听出了他话里边的意味了，大声训他，走开，滚出去!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姓曾的就业人员不敢出声了，退出房去。黄干事又朝着门外吼，走开，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

有个人嘟囔着说，我们看一下。

黄干事说，看啥哩，有啥看的，滚开!干你们的工作去!

事情就这么凑巧，这帮人被黄干事骂得散开了，但他们聚在许霞山门口的情况却被正朝着羊圈走来的梁步云书记看见了。1959年反右倾，夹边沟农场的书记张宏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送到圣地湾农场改造思想去了，劳改局把梁步云调来当书记。这是个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的人，右派们私下里叫他梁善人。他每天到处转悠，这天不知道为什么转悠到羊圈来了。

出什么事了?他走到许霞山门口问了一声。

房子里的人怔了一下。黄怀仁怔了一下，曹保管和炊事员怔了一下。这时候，挣扎多时的许霞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他的双手已被吃得饱饱的身强力壮的炊事员和曹保管紧紧抓住了，但是他看见了梁书记，突然奋力一挣，抢到梁书记面前哇哇地哭：梁书记呀，你救救我呀……

怎么了，出啥事了?梁步云看着偌大个子的许霞山满面泪水，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他们抢我的粮食，还要捆我。你救救我呀……

不要哭，你不要哭，你说，到底出啥事了?梁步云说。

黄怀仁抢先说，梁书记，前几天他丢了几只羊，有人检举，他和外头的人里应外合……这是我们搜出来的粮食。

许霞山打断黄怀仁说，不是，不是这样的。梁书记，我就不干这样的事。我到羊圈两年了，你查一下去，问我们的组长去，我和外头的人打过交道吗?我一天就是放羊……

黄怀仁说，证据确凿，你还抵赖，胡搅蛮缠……

但梁步云打断了黄怀仁：叫他说，叫他说他的粮食是哪来的?

许霞山说，梁书记，是这么回事，前几天放羊，我走过麦场的时候……

他一口气把拾麦子的事讲完了。黄怀仁说：你听，你听，梁书记，这不是胡说吗?哪有这样的事——谁敢把粮食藏在麦场上?他刚才就没这么说。

刚才是你不听我说的，你们一进来就要拿我的粮食，我顾不上说……

两方争执不下，梁步云皱着眉头说，不要吵了，你也不要哭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调查一下不就成了吗?走，到麦场上看一下去，是不是有那么个坑坑，有没有藏粮食的痕迹。

又聚拢到门前来的就业人员有人说，对呀，梁书记说得对呀，到场上看一下啥都清楚了。

于是，在许霞山的带领下，一行人走到麦场。沙包上的土坑依旧，只是由于刮风、新落在坑里的沙土把许霞山挖出粮袋的痕迹盖住了。黄怀仁指着土坑说，这能说明啥问题，这坑坑是牲口或者牛踏下的，这能说明问题吗?可许霞山信心十足，他跳进坑里挖了几把，把表面的浮土扒走，下边的沙土里就出现了稀稀拉拉的麦粒。他捧了一把举到梁步云面前说，你看，梁书记，这里还有羊扯着淌下来的麦子哩。黄怀仁说，这能证明什么?场边上的沙包，扬场的时间风刮过来的。许霞山往旁边抠了几把，又捧了一捧土说，风刮过来的，这土里怎么没有麦子?

黄怀仁不说话了。

梁书记一直也没说话，他静静地站着，思索着，然后自己从坑里抓了一把沙土，两手倒来倒去，一边倒一边吹。最后手里剩下了几颗麦子，他说了一声：回去。

回到许霞山的房子，他从土布口袋里抓了一撮麦子，和从麦场拿回来的麦子放在一起，迎着门口的光线看了看，说：对着哩，两处的麦子一样的。

许霞山的心咚咚地跳了几下，一股喜悦之情从他心头流过，他说，梁书记，我说的实话吧。

梁书记转过脸看着他说，你说的对，麦子不是你偷的，但是也不能说就是你的。这是打场的人藏下的，是公家的麦子，麦子还是要收走。考虑到这麦子是你拾来的，给你留下一些，其他的送到食堂去。

许霞山考虑到这是事情比较好的结局，再说啥也没用，就问，给我留多少?

梁步云的眼光落到炉台上他的饭盆上，说，挖出一饭盆来。

许霞山把他的口径很大的饭盆伸进粮口袋，深深地挖了一下，估计有三四斤。

梁步云朝着门口站着的人们喊了一声都去干活去，就走出去了。黄干事恨恨地在许霞山的脸上剜了一眼，对炊事员说把粮食提上，也跟出去了。人们都散开了。

这天傍晚吃饭，许霞山在食堂门口遇见了罗仁天，很气愤地对他说，我收拾下的些麦子叫黄干事搜走了。罗仁天问多少?他说十几斤。罗仁天惊讶地说，你从哪里收拾下的?他把从麦场上拾麦子的过程讲了一遍，并讲述了黄干事搜麦子的情况。罗仁天听完了，问，你估计谁举报的嘛，他怎么知道你有麦子?

许霞山说，肯定是王朝夫举报的。

肯定?

肯定。我有麦子的事就他知道。

你不避人嘛。现在是啥年头嘛，人家见了眼红嘛。

不是眼红，驴日的想害我。

罗仁天很惊讶：他为啥害你哩?不是你找人把他调到羊圈的吗?

许霞山恨得咬牙切齿：我做错了，不该把这驴日的调过来。

他又说了羊被人偷走的事，说了黄干事审问的事。最后他说：驴日的汇报我，是想着出卖了我，我下放到大田去，他就保住了。

罗仁天听他说完，也气愤得很，说，这狗日的怎么这么可恶!我把他整死!

许霞山一惊：你怎么整死?

他狗日的这些天吃什么?

吃炒面。他有一箱子炒面。

我把他的粮路断了。

那不好，太狠了!那娃娃没别的办法，你把粮路断了，还就死路一条。不能，千万不能。那样干也太明显了。

什么太明显!

就是太明显了。黄干事把我的粮食弄走了，我就把他的路断掉，这不是太明显了吗?惹麻达哩。

有什么麻达?

丢羊的事还没下场哩，黄干事正找碴碴哩，这就偷人家的炒面，还不惹麻达吗?这是明显的报复。不行不行，不要叫抓住把柄把我整下去。

我干嘛。我偷来你吃。顶如把黄干事搜走的粮食又找回来了，你不吃亏。

不行不行。你干顶如我干，黄干事还猜不出来吗?

唉。你这个人呀!现在是啥年头嘛，就是你偷我我抢你的世道嘛，你还顾这顾那下不了手!你太善了!

许霞山说，他偷了我我还能凑合，可是他的粮路一断，就没命了。这事我们从长计议吧。你快回去吃饭吧，看你的饭都凉了。

转天早晨，许霞山去食堂打饭，路过杂工大院的北门，罗仁天在避风的墙角上站着，叫他：

你过来。

他走到门口的避风墙角，罗仁天说，那事我跟老张说了。老张说把他的粮路断了。

许霞山惊骇地说，我不是说过从长计议吗?

你不要管，这事我来办。老张说了，那娃娃这么可恶，还孽障他做啥哩。我偷，偷来了我们大家吃。你放你的羊去。

许霞山坚决地说，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

罗仁天看着他的脸：那你说怎么办?就叫他害人吗?太便宜他了!

许霞山咬着嘴唇站了一会儿，说，那就惩罚一下吧，打他一顿，不要断粮路。

黄昏，这又是一个黄昏。太阳已经沉没了，仅仅是回光映亮着天空。夜色从东边的田野上升起，夹边沟的田野一片昏暗。依然刮着强劲的寒风，风在房顶上打着呼哨。已经很晚了，但才到开饭的时间。

前几天张天庆和罗仁天出车去了高台县明水农场送粮食，今天才回来。卸完了车，他们在井台上饮牲口。突然，罗仁天小声说，老张，你看。张天庆刚把一桶水提出井口，扭头问，什么?罗仁天手里提着一根赶大车的长鞭子，鞭梢往食堂方向指了一下说：那个临洮娃。

王朝夫打了饭刚刚走过来，正在绕过食堂的山墙。为了躲避风把尘土刮进碗里，他偏着身体走路，用脊背挡风。他没太注意井台上的人，但井台上的罗仁天和张天庆都看见了他。张天庆啪的一声把手里的水桶一撂，朝着一匹饮水的骡子的前胛狠狠地砸了一拳。那骡子吓了一跳，头猛地一扬，哗啦啦跑走了。他大喊一声：

你站住!

王朝夫穿着厚厚的棉衣，里头还穿着绒衣，就像个矮胖子。他的头上带着一顶棉布帽子，为了取暖，帽翅上还缝着两块羊皮。由于帽翅下的带子在下巴上系得紧紧的，他没听见张天庆的喊声，继续往前走。于是张天庆又吼了一声：

听见了吗，叫你站住!

王朝夫转过身来了，一脸诧异的神情问，做啥了?

张天庆喊，你过来!

王朝夫往前走了几步，怯怯地站住，又问，啥事呀。他看出来了，张天庆模样很凶。

张天庆走前几步低沉的嗓门说：啥事?你不知道啥事吗，你个混账东西!你把牲口惊跑了，还问啥事!

王朝夫惊愕极了，他往远处看看，是有一匹骡子站在十几米远的地方，其他四五匹骡子静静地在水槽上饮水，有的还打着响鼻。他说，我哪里把牲口惊跑了?

张天庆对罗仁天说，哎，你看，这王八蛋还嘴硬，你说怎么办?

罗仁天说，打这个瞎熊!

罗仁天一扬手鞭子就甩过去了。就听见啪的一声响，王朝夫手里的饭盒就掉地下了。第二鞭又打在肩膀上，小伙子的棉袄就露出棉花来。两鞭子打得王朝夫有点懵懂，连跑的念头都想不起来，只是吱哇乱叫：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打人?

张天庆说，狗日的，你这个瞎熊!你还装傻，还问干什么，你不知道干什么吗?打，往死里打，叫他知道一下干什么。

根本就用不着张天庆说打，罗仁天的鞭子就呼啸着落在王朝夫的身上。王朝夫痛得叫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双手护住了头乱转，每挨一鞭子嗓子里就发出一声短促的哎呀声。后来他明白了，这不是打几下的事，这是有意打他。他被打清醒了，转身想跑，但这时张天庆已经抓起一根不知什么人撂在井旁的扁担走过来了，一扁担打在他的大腿上。

王朝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第二棍子又打在腰上。他哎呀呀惊叫一声扑倒在地。但是，张天庆还不停歇，棍子高高举起，连续打在他大腿上。罗仁天的鞭子怕打着张天庆，走上来踢他。

王朝夫刚趴在地上时没哭出声音来，像是被气噎住了。后来喘过气来了，便大声喊，他们打人了!他们打人了!

有几个端饭的人走过来了，问出什么事了?

张天庆不直接回答，而是朝着趴在地上的王朝夫骂，狗日的你想把牲口挣死吧!拉了一天车的牲口，你给惊跑了。罗仁天，打，看他还惊牲口不了!

那几个人看看站在远处的牲口，劝张天庆：行了，打几下就行了，叫回去吧。

也有人说，你说怪不怪，你走你的路嘛，把人家的牲口惊跑干什么?牲口也饿得皮包骨了嘛，也孽障得很嘛。

几个人说说就转身走了，张天庆接着又是踢，又是搧嘴巴子，并且骂：狗日的，你以后还干坏事不?还害人不?

也不知道王朝夫听懂他的话没有，他爬起来跪着，连声哀求：张爷，饶了我吧，罗爷，饶了我吧。不要打了，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改正……

他哀求再三，泪流满面，张天庆和罗仁天这才赶着牲口回马厩去了。

第二天的傍晚，许霞山去伙房打饭。这天天变了，风不大，但冷飕飕的，气温很低。天空布满厚重的灰色云彩，像是要下雪的样子。他端上饭就往杂工大院跑，进了张天庆和罗仁天的房子。他想暖和一会儿，吃完饭再回去。

张天庆和罗仁天已经吃过饭了，正围着火炉吸烟。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到的烟叶，许霞山一进去就闻出烟叶的味道和他平时吸的向日葵叶子的味道不一样，很香。他在炕沿上坐下说，给我一撮，我也卷一个。罗仁天从上衣口袋里捏出一撮烟末来。但就在他卷烟的时候，罗仁天问：

老许，昨天晚上看见那娃娃没有?

他回答没有。

今早上见了没?

见了。

他怎么样?

不知为什么，进羊圈的时候腿一瘸一瘸的，我问他怎么了，他眼睛红红的，不说话。

罗仁天说，昨晚上吃饭，我和老张收拾了一顿。叫他记住，再不能害人，不能干坏事。

许霞山说是吗?你们真收拾了?我说哩，他的眼睛红红的。

张天庆问，他今天放羊去了吗?

放去了。

张天庆气哼哼地说，便宜这个狗日的了，我想叫他躺几天的。

许霞山说，放羊去了，一瘸一拐赶着羊走了。

许霞山吸完了烟，炉子上菜糊糊热好了。他喝着糊糊说，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汇报。

罗仁天问，汇报了又能做啥?

把你们怎么的不了。可是黄干事要怀疑我呀，怀疑我叫你们打他。他一直找我的碴碴着哩，要把我放到大田去。丢下羊的事还没有下落呀。

罗仁天说，不会的，他娃娃要是汇报了，我就真把他整死——把他的粮路断掉!

张天庆说，许老弟，不要顾虑重重，前怕虎后怕狼。荒年饿不死英雄汉，我连劳改带就业差不多十个年头了，还不是活下来了。

许霞山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

就是这天夜里，羊圈又叫贼偷了一次。

这次失窃是白老汉发现的。由于上一次失窃是贼娃子从墙上翻进羊圈的，领导训斥他没看好羊圈，以后的每天夜里他都要绕着羊圈巡逻好几趟。这天凌晨六点钟他还手提风灯转了一圈。他想天快亮了，再巡视一趟就可以放心回房子休息了。昨天傍晚就阴了的天空飘起雪花来了，下雪天会留下脚印的，窃贼就不敢来了。但是，当他提着马灯走了半圈，刚刚走过牛圈，就发现绵羊圈的墙角处被人挖开了一个洞。他飞快地跑回办公室去。把组长苗培正叫了起来。苗培正有点发慌，害怕贼还在羊圈里，就去叫上许霞山和王朝夫。四个人拿了两把叉草的杈子，提了两根顶门棍。潜行到洞口，然后才大喊起来：抓贼呀!

然而羊圈里静悄悄的。他们从洞子里钻进羊圈，什么也没发现。经过清点，发现少了十三只羊。

白老汉知道这是自己的责任，他跺着脚说：我一夜检查了四五遍都没有发现贼娃子，天快亮出这事!其实也不能怪他，土坯垒下的墙壁，挖开一块土坯就能迅速扩大。洞口边还堆着一堆挖下来的土坯。

苗组长飞快地去叫崔干事。崔干事跑来看了看，这时天已经亮了，他发现落了一层薄雪的地面上印着乱纷纷的人和羊的脚印。脚印先是往北走出很远的一截，然后就往西走了。雪不厚，但脚印看得清清楚楚的。从脚印看是三个人做的案。崔干事对许霞山说，你去叫王干事去，叫他拿上两条枪，快来。王干事是本地人，这一带的情况熟悉。快来，叫他快来。时间一长脚印就看不清了。

王干事叫王拴玉。这是个胖墩墩的青年人，也就二十七八岁。他是土改中涌现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在酒泉县的一个乡上当干部，管民兵工作。夹边沟农场缺干部，把他调来当干事。他说话粗鲁，张嘴就骂娘，经常干捆人押人的事。许霞山去了一说，他就提了两条步枪跑来了，崔干事一条，他一条，并叫上许霞山顺着脚印往西追下去。

窃贼很狡猾，走了一截，就往北边的沙漠拐过去了。他们可能感觉到雪的威胁了，他们想在雪地里多走一会儿，以便雪花掩盖掉他们的脚印。

雪大起来了，但脚印始终隐约可辨。他们作案的时间不久，大雪还来不及掩盖他们的踪迹。脚印在沙滩上拐了几个弯，又往西延伸而去。窃贼们以为大雪已经埋没了他们的脚印。他们三个人顺着脚印跑，很快就追过了新添墩作业站，又远远地从一座村庄外边走过。王干事说，这里是以前的杨洪乡，现在归了银达人民公社。他说，毛主席写过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就是说的这个银达公社。

后来羊和人的脚印到达一个名叫上丁家的村庄附近的涝坝里。涝坝冻了很厚的冰。到这儿之后落了雪的冰上出现一片乱糟糟就像羊群卧过的痕迹，然后就是一串踩得很深的人的脚印通到一户人家的门口。崔干事和王干事跑到隔壁的人家打听了一下这个人家的姓氏，知道这家人姓丁，弟兄三个。把三个人的名字记下之后崔干事说，走，回去，叫公安局抓人去。但王拴玉不同意，说，找着贼了，就要把事情办漂亮。他提着枪闯了进去，不一会儿就押着一个年轻人出来。那年轻人还赶着一群羊。他对崔干事说，走，押回农场去。驴日的胆子太大了，敢偷农场的羊。活够了!在他们的身后，一个女人以泪洗面，哭喊着跟了出来：怎么着，你们要抓人吗?王拴玉回头踢她一脚：再哭!再哭把你也抓走!你们这一窝贼!女人滴溜溜跑回去了。

许霞山数了一下，差两只羊，就问那个年轻人那两只羊哪去了。年轻人说他家老大老二背走了，背到县城卖去了。

回到农场审讯，年轻人承认前几天还偷过几只羊。两次都是把羊赶到涝坝里，捆上扛回家去。

直到这时，许霞山的心才落到了实处，他知道，自己在羊圈站住脚了。这时他才把藏在草垛里的十几斤粮食提回房子来吃。这一次他学聪明了，每天夜里睡觉的时候把茶缸子装上麦子倒上水，放在炕洞里煨着。早晨出牧的时候放进背斗里，上边盖上破衣裳什么的，到了荒滩上没人的地方再吃。他再也不敢在房子里煮着吃了。

许霞山节约着吃那十来斤麦子，可是他不管怎么节约，到了12月中旬麦子吃得光光的了，开始挨饿了。他正饿得难挨头昏眼花，12月下旬省委来了个工作组，说是抢救生命来的，要遣送右派回家。并且立即着手组织右派回家，一批一批地送，身体好的先走。身体差的养几天恢复恢复再走。右派们吃的粮食没有增加，但每天杀七八只羊，煮肉汤叫大家喝。

许霞山高兴极了，他在心里说，这真是上帝的安排呀!

但是人已经走了几批了，总也轮不到他。他已经饿得够呛了，领导却召集一些干杂役的和车马组放牧组的人开会：大家坚持一段时间，反正要放你们回去，可是你们的工作暂时没人接替。你们的身体好一些，你们再坚持几天，人员一安排过来，就叫你们走。

这一坚持就又是一个月，眼看着再过七八天就是春节了。这一个半月可是把许霞山饿极了：天天杀羊煮肉汤，可是汤里没一块肉，只有几个胡萝卜丁丁。他每天到荒滩上去打沙米，实在饿得不行就到罗仁天宿舍去。罗仁天拉救济粮什么的能偷点粮食，没粮食的时候就给他抓块豆饼充饥。

但是有一天他真是饿得受不住了：走路摇晃开了，走路的速度跟不上羊走的速度了，心慌得喘不上气来。回到宿舍后他想，一定要解决一下吃饭的问题——他决定偷一只羊吃肉。他估计，这一段时间杀的羊多，吃掉一只羊也可以浑水摸鱼，蒙混过去。

天黑透了，羊圈周围静悄悄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穿着大衣进了畜牧大院。白老汉正在院门口的办公室里准备值班的东西——擦灯罩点灯，看见他问了一声：你有啥事吗?他回答有只羊不好好吃草，我去看一下，是不是病了。

他进了院子，径直走进自己的羊圈。王朝夫早在十二月中旬就因为肝痛进了病号房，那群绵羊也已经杀光吃了肉了，偌大的羊圈就剩下几十只山羊了。羊圈的情况他太熟悉了：羊圈里边还套着一间小房，盘着一个土炕。这年春节母羊下小羔子，他还在这间小房睡过一阵子，把炕烧得热热的，把小羔子抱到小房里暖着。羊圈虽然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却知道哪几个羊晚上卧在什么地方。

他摸着了一只小羊——就是今年春天他接下的羔子——用膝盖顶住，再用一只手捏住嘴，一只手捏住头，一拧，咔嚓的一声响，羊脖子就断了。小羊连叫都没叫出一声，只是像个孩子嗯了一声就没音了。

羊还在痉挛，腿一伸一伸的。他想等一下，等到痉挛停下再提出去，但这时大门口传来罗仁天的呼唤声：许霞山!

呼唤声很响很急，他不知出了什么事，站起来走出羊圈，问有啥事?

罗仁天在大门口站着，说，干部叫我通知你到场部开会去，明天叫你回家。

他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天爷呀，可以回家了!

但是他心里惦记着那只羊羔，就拉着罗仁天往前走了一截，躲开值班的白老汉说，老罗，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罗仁天问啥事?他说我刚拧死了个羊娃子，还在羊圈里放着，看来我吃不上了。罗仁天问那怎么办？他回答，我把羊提出来，你提回去和张组长吃去，你估计出事不?罗仁天说怎么出事哩?他说高北峰和你住一间房，他汇报不汇报?罗仁天说不会。他说那你等着。他回到羊圈门口又遇见了白老汉。白老汉问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我等一下再去，那只羊我还没看清楚得的啥病。

他二次进羊圈，羊羔已经软塌塌的没一点气了。他提起来藏在大皮袄下边，一只手塞进大衣口袋里，从外边揽紧，大大方方走出羊圈。罗仁天在半路上等着，他把羊递他的手里，再把皮袄脱下来给他披上。

罗仁天回杂工大院的车马组宿舍去了，他就开会去了。

这次遣返的右派有三十多名。大批右派一月初就返回老家了，剩下七八十名身体弱得不能坐火车的，工作组怕他们死在路上。经过一个月的医治和调养，这一部分人的健康状况有所恢复，可以回家了。他们的身体依然很弱，工作组不敢叫他们坐卡车，从酒泉县调来了一辆轿子车送他们到酒泉火车站。

他们的行李轿子车装不上，农场的司蒂贝克牌货车拉到车站去，集体托运。许霞山和车马组的两个人身体强壮，崔干事和王干事领着他们三个人装卸和办理托运手续。

卡车和轿子车下午两三点到达车站。火车天黑才能到站。人们都进了候车室烤火，许霞山跟着崔干事去行李托运处。

黄昏时托运完行李，许霞山已经冻僵了。他急急地回候车室想暖和暖和身体。

进了候车室，他往候车室中央的炉子走，门口有人叫了一声：许哥。

他回头看看，不由得惊叫一声：哟，史万富呀!你怎么在这里蹲着?走，烤火去。

史万富的声音哀哀的：挤不上去呀。他们不叫我烤火。

谁不叫你烤?

就是那几个人——老范他们。

他们为啥不叫烤火?

他们说我……

史万富突然不说了，似有难言之隐。许霞山催他：说呀，为啥不叫你烤火。

他们说我……许哥，就是为了那事嘛，你知道嘛。

我知道……许霞山想说我知道什么，但突然脑子开窍了，改口说，你说的就是那件事吗?那事我可没跟人说过，他们怎么知道的?

杨华堂反映了。领导把我扣住不叫回家，全场的人都知道了。

是吗?我说奇怪嘛，你怎么现在才回家。扣下做啥哩?领导扣下你做啥哩?

说是要处理我……

处理了吗?

没处理。先是在严管队，工作队来了，叫我进病房。我当时能走，不叫走，说是要处理我，昨天又说不追究了，你回家去吧，明天就走吧。

噢。那就是没事了嘛。走，烤火去。

不行，挤不上去。那几个人不叫烤。

你不会也挤吗?

我的腿软，挤不上前。有个人还打我。

许霞山大声说，你走吧，跟我一块走。我看谁不叫烤火!

但是史万富往起站了几下没站起来，凄惨地说，我站不起来了。

许霞山扶着他，他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许霞山说，你怎么成这个样子喽?

史万富说，哪个样子?这就不错了，能回去就不错了。多少人回不去了!你知道不，病房里多少人死掉了，彭旭死掉了，张魁死掉了，王朝夫也死掉了。

你说啥，王朝夫?哪个王朝夫?许霞山惊了一下。

就是你们羊圈的王朝夫嘛，那个临洮人。

他死掉了?

死掉了。

许霞山看着史万富的脸一副不信任的样子说，王朝夫怎么能死掉呢?他是12月中旬住院的嘛，肝炎嘛，不是要死的病嘛。

史万富斩钉截铁的口气：不对，他就是死掉了。他和我住一个病房，挨着睡，我还不知道吗?

许霞山还是不相信：不对呀，他不会死呀，他的身体也没衰弱到那种程度。他有炒面吃呀……

史万富说，许哥，这他跟我说了，他是有一箱子炒面来的，能顶一气的。可是叫人把炒面偷掉了，就饿死了。

偷掉了?谁偷他的炒面了?我怎么不知道?

史万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暧昧起来：许哥，你不要装了。王朝夫都跟我说了。

许霞山看到史万富表情的暧昧了，说，哎，你这是什么话，我装啥了，我装啥了?你说明白!

史万富说，他说……就是你把他的炒面偷了。

许霞山大为惊讶：他说的，他就这么说的?说我偷他的炒面了?

史万富：啊。他就这么说的。

许霞山断然否定：胡球说哩，我偷他的炒面?我能偷他的炒面吗?他给黄干事打小报告陷害我……

对，对对，他跟我说这事了，说你为了报复他，把他的炒面偷了，还找人把他打了一顿。

许霞山说，胡球说哩，打人……打人的事是有的，谁叫他陷害我哩，可这炒面……

突然，许霞山觉得心里像什么东西戳了一下，猛的一痛。他静了一下说……哎呀，莫不是张天庆和罗仁天偷的……

史万富说，谁，你说谁?

许霞山回答：走，不说了，不说了，我们烤火去。

他扶着史万富，史万富迈着软弱的双腿走到了候车室中央。这里有一只汽油桶改装的炉子，里边烧着熊熊燃烧的煤炭。由于候车室太大，炉子旁边热烘烘的，整个房子却很冷。烤火的都是夹边沟来的右派，他们把炉子围得严严的。

到了炉子跟前，许霞山大声地对史万富说，你说，哪个人不叫你烤火。

史万富指着一个人说就是他。

许霞山抓住那人的肩膀说，你让开。他一把将那人拉到后边，另一只手把史万富推到炉子跟前，又说，你就在这达烤火。那人火了，说，哎，你拉我做啥，你拉我做啥!许霞山说，拉你?我还打你哩，你个瞎熊。这个烤火嘛，大家都烤哩嘛，怎么就不叫别人烤，是你们家里的炉子吗?

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说话了。

夹农

夹农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妈叫李怀珠，是个右派，1959年的冬季在农场劳教时生下他。你觉得这个名字古怪吗?一点也不古怪。有些人叫延生，说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叫京生；我还遇到个叫津津的姑娘，是天津市人。李怀珠是在夹边沟农场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夹农。这些年我老了，70岁了，我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和艰辛的生活，想起在夹边沟生活过的日子，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来。一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就又想起夹农来，因为那一段时间围绕着夹农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

我是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厅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有二十几亩水浇地。1947年我从张掖师范毕业。以我自己的想法，师范毕业了，就在张掖县当个小学教师就可以了，可是我父亲不同意，说我家没有男孩子，就我和姐姐两个姑娘，姐姐已经出嫁了，嫁了一个在张掖做买卖的山西商人，那商人那时已经破产了，我姐的生活已经很悲惨了，我一定要上大学，将来找一个好丈夫，他和我妈的晚年才有依靠。于是我父亲送我到兰州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大读了两年书兰州就解放了。兰州是1949年8月26日解放的。在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之前学校就停课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没啥人了，我也不敢住校了，就住到一个远亲家去了。兰州解放的第四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学校去了一趟，看什么时候开学。我的亲戚家在小西湖住，那几天还没有交通车，我就步行着进城去。我路过翠英门——也就是西关十字一带的时候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这里一具尸体，那里一摊晒干了的血迹，血迹黑黑的。我到了学校，学校里空荡荡的看不见人，只有门房有人。我问问门房的人什么时候开学，门房也说不知道，可能还得些日子。于是我心里嘀咕开了；这可怎么办呀，学校开不了学，家里不寄钱来，我又回不了张掖——那时候河西走廊还没解放——光在亲戚家吃闲饭哪行呀。就在我忧愁之际，遇到了一个名叫章宗昌的同学。他是陕西人，从陕西到兰大来读书的。我问他学校不开学怎么办呀。他说他已经决定不上学了，要去参加解放军——他认识的同学有人已经参军了，说解放军很欢迎学生参军。他当时还动员我，你的情况和我一样，家里寄不来钱，干脆咱们一起去参军吧。我当时就同意了，参军就参军，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的军管会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好呀，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报到时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见不到父母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干呀。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的心理，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光荣，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章宗昌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隍庙那儿去报到。隍庙那儿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公安学校。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那秀云和历史系的陈毓明也报名当警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的大右派章伯钧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说，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

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处处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厉害，他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我姐姐家，和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转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夹边沟的手续的，偷着跟我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夹边沟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后就离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难肠的了，我再去姐夫的房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

李秘书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翌日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县去了夹边沟。那天是3月8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一小部分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六月底来到夹边沟的。毛应星你知道吧，就是“文革”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是河北省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划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夹边沟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成很大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栋平房从中间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间住着男右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间房子住四五个人或五六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部的干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操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我和那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要是像你这样想，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她说我们：你们是劳教之前生的呀，生在家里。我可是要在这里生孩子呀!难道叫孩子在劳教中长大吗?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影响呀!我们说，孩子生下了，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的劝说不顶用，管教干部也怕她出事，就破例地把她的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毕可成叫来，和她在一起住了几天，叫毕可成做她的思想工作。

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长的身材。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了。

李怀珠也不大哭了。

初到夹边沟农场，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毛应星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毛应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学的林果和蔬菜专业——还有几个人在农业队劳动，豆维柯、李怀珠和我都在农业队。

在田野上劳动，对于男右派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夏收一天要收割一亩小麦，夏收后翻地也是一天要翻一亩，挖排碱渠的时候一天要挖十方土，不管干到夜里九点十点，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不给晚饭吃。对于女右派是优待的，只要跟着干就行了。可是，所有的女右派都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我印象太深了：排碱渠挖到一米五深地下就出水了，那是10月中旬的天气了，水已经冻冰了，站在水里挖渠扎骨的冷，可我们干得浑身出汗，只穿身单衣。尤其是豆维柯，为了显示干活积极劳动卖力，上身穿件背心，下身只穿条红裤衩。引得右派们都往我们这边看。

挖排碱渠的时候，李怀珠的肚子已经挺得很大了，她弯不下腰来了，根本就不能抡镐和使铁锨了。她的预产期是11月中旬，可是管教干部不叫她休息。这对她来说很痛苦：干吧，怕累着了导致早产，不干吧，怕管教干部说她不好好改造。她只好挺个大肚子站在二台上往外翻土。后来还是那秀云跟农业大队的大队长梁敬孝说了说，才把她调到磨坊磨面。

磨面也是很累的，要早晨六点起床就去干活，天黑透了才能下班，一天围着磨转，还要淘洗粮食，晾晒粮食，搬动面口袋，罗面。那时候磨坊就有七盘石磨，七头毛驴拉磨。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姐妹们照顾她，大部分时间叫光是看看磨，看住驴不要偷吃面粉……

谢天谢地，李怀珠终于平安地熬到了生产的那一天。那是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格外冷了一下，因为从昨天傍晚就开始下雪。天亮时雪小了，但是刮起了寒冷潮湿的东北风。这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今天休息。夹边沟是没有星期日的，刮大风，下雪或者偶尔下雨的日子才是我们的星期日。这天我什么也没干，吃完了饭就关起门来睡觉，因为房子里没有炉子冻手冻脚的。大约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而且敲得很急，那秀云的声音喊，开门，快开门!我跳下去开门，那秀云搀着李怀珠走进来。李怀珠的脸是惨白的。我吓了一跳，问出什么事了。那秀云说怀珠肚子痛。我知道她要生了，急忙把被褥铺好，把李怀珠扶到炕上躺好。我问她疼得厉害吗?她说这阵儿轻点。那秀云说，我说不叫她干活，叫她坐着，她非要扫磨。我想扫磨就扫磨吧，我罗我的面。我正罗着面听见她哎呀了一声，回头一看，她扶着磨盘蹲下了……

我问那秀云：等会儿才能生吧?

那秀云回答：得到夜里了。你把炕烧上吧。

还在半个月前，梁敬孝在挖排渠的工地上看见了毕可成，说，收工后你抽时间打些柴去，存下，媳妇生娃时把炕烧热。毕可成是个真正的书生，大城市长大的，哪会打柴呀，打了两三天，就背回来两小捆碱蓬放在女右派院子里。我看见了又生气又可怜他，说他：你就是这么打柴的吗?他说那要怎么打?我叫他找工具保管员借了两个耙子，拉了一辆排子车，带他到一片骆驼草草原上，教他如何打柴。河西走廊干旱缺雨，草原上根本就没有树林，没有硬柴可打。小时候见过父亲打柴：每到冬季，父亲就和邻居家的男人们结伴赶着牛车到远方的骆驼草滩上去。他们在荒原上住两天，用耙子把成片的骆驼草的茎秆贴着地面捣折，再扒成堆，再用杈子叉到牛车上。把车装得高高的，用大绳勒紧，拉回家来。打一车柴要花两天的时间。一个冬季要打十几车，打够一年烧的柴。

那天我教毕可成怎么打柴，并且打了一排子车拉回来。后来他就每天收工后打点柴，拉回来堆在我们的小院里。

此刻我忙忙地从院子里抱柴，把炕烧上，然后把李怀珠先前准备好的婴儿用的小被子和尿布翻出来。她准备的尿布不多，我把自己的几件洗净的旧衣裳撕了，放好。她没准备婴儿枕头。我跑了一趟磨坊要了两碗磨面的豌豆回来，用一块手帕缝了个枕头，里边装上豌豆。这时候那秀云已经向梁队长报告过李怀珠要生孩子了，梁队长打发人把毕可成叫来了。他进来时正遇上李怀珠又一次阵痛发作，呻吟不止。吓得他连声问怎么办?那秀云瞪他说，捏住怀珠的手，安慰安慰她。他还真就坐在炕头上捏住李怀珠的手，连声问还痛吗?李怀珠不说话，轻轻地呻吟着。

炕烧热了，房子里开始有点热气。半夜里李怀珠生了个男孩。

生了孩子之后，农业大队的教导员宋有义来我们房子看过李怀珠一次。原先管我们的是一个人们叫袁干事的管教干部，后来袁干事不见了，宋有义专门管我们。宋有义和梁敬孝同级，可能是科级干部。夹边沟农场原来是科级单位，这时候劳教的右派多了，升为县级农场了。

宋有义叫毕可成伺候几天李怀珠。他还和伙房说了一声，给了李怀珠一斤清油，二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叫毕可成给李怀珠做饭吃。

李怀珠身体弱，再加上吃不饱，思想压力又大，生下的孩子瘦极了。我的孩子们出生时都在七斤左右，生下来胖墩墩的。圆胳膊圆腿，皮肤红润，哭起来哇哇的声音洪亮有力。李怀珠的孩子才四斤重，那个瘦呀，那个难看呀：身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脸上也有许多褶子。哪里像个初生的婴儿呀，简直就是个衰弱的小老头，像只赖猫。哭的时候嗓门细弱还有点沙哑。胳膊腿软软的没力量。

这个孩子长得很丑，可是我们房子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毕可成伺候几天又回农业队去了，我们几个又回来睡，睡觉的时候我就挨着那孩子睡。只要他醒着，我就逗他玩，摸摸他的脚，捏一捏手指头。夜里孩子一哭，我一下子就坐起来，给他换尿布，抱着他摇呀晃呀，晃睡着了我再睡。豆维柯可是个很洋气的人，个子不高吧，但匀称，白白圆圆的脸白中透红，天生丽质，像个洋娃娃。这个人很傲气，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瞧不起其他右派。虽然她也是个右派，可是在农场里她穿着列宁式的呢子短大衣，昂着头走路。但是她也喜欢那个孩子，收工回来，一进屋就把孩子抱起来亲呀亲呀，亲够了才去洗脸。这个人还积极得很，打从到了夹边沟就经常写思想汇报写改造思想的心得，向管教干部表现自己的进步。她还经常揭发别人偷粮食了，偷面粉了。她总是受到领导表扬，却把两个磨面的姐妹罚到大田劳动去了。为这些事，我们全组的右派都恨她，和她关系不融洽。可是李怀珠生孩子以后，磨面粉的姐妹们从磨坊偷面粉偷小麦半夜里在煤油炉子上做吃的给李怀珠增加营养，其他人也跟着吃，她却一次也没告发过。有次傍晚收工回来，她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说，晚上叫老李煮着吃吧。这东西有营养。我问她从哪儿搞的黄豆，因为磨坊里从来没磨过黄豆。她回答从伙房抓的。

由于孩子的原因，我们和她的心理隔阂消除了。

不光我们宿舍的人喜欢这个孩子，全体女右派都喜欢这个孩子。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英语讲师叫由田，反右运动中精神受过刺激，来夹边沟之后言行时有乖谬：有一次全场男女右派齐上阵挖排碱渠，打擂台，争红旗。中午吃了饭大家都躺在工地休息，养精蓄锐，以利再战，她却抱了一块砖头厚的书攻读。夹边沟的管教干部都是管劳改队的水平，哪见过这样的“犯人”，走过去制止，她竟然嚷了起来：这哪行!怎么连书都不叫读了!读书才能改造思想，劳动只能锻炼筋骨!右派们不知她是哪来的右派什么身份，竟然说这样的傻话，便都笑她。在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她看到农场太穷，饭也吃不饱，劳教分子每月三元钱的津贴也发不下来，便对大队长梁敬孝说，梁队长，你们给我几天假，我到北京找一趟周总理给农场要点钱去。梁队长认为她说疯话，根本就不理她。她又去找场长刘振宇，还是这样说。场长也不理她，并且对人说，不要理她。装神弄鬼的那套把戏我还识不透吗，骗鬼去吧!于是，农场里传开了，由田装精神病。但是我们女右派都不这样认为。由田犯神经不是永远的，不犯病的时候，她是个安静温和的人，说话很理智。有一段时间女右派都在猪圈干活，喂猪，空闲时间多，也不很累，聊天的时候她曾说起过她的生活，她的历史。她是东北人，“九·一八”日本人占领东北，她不甘做亡国奴流亡到北平，又到大后方的重庆。她是在流亡中读完大学的。他爱人姓宋，也是东北流亡青年，成都大学毕业，后来去美国留学，做了大学教授。她没有出国，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大西北，在兰州医学院做讲师。她丈夫五十年代初回国，国家安排到兰州大学做教授。宋教授工作了一段时间，和学校领导产生龃龉，五六年辞去了兰州大学的教职，去北京找高教部要求重新安排工作。不久反右开始了，由田在兰州医学院定为右派，他竟因无工作而侥幸逃脱。他们夫妻有三个孩子。

小儿子叫宋亚杰，那年才十三岁，正上初中，因为喜爱集邮撕了学校传达室信封上的邮票。正好由田要送夹边沟劳教，医学院便把他和母亲一起送到了夹边沟。夹边沟的领导翻阅他的档案后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安排在农业大队劳动教养。管教干部在女右派住的小院里给她们母子一间房子住。

由田犯神经时说话就没有分寸，人们有时候逗她：你不要吹牛了，你找周总理要钱，你和周总理什么关系，周总理能给你批钱?她撇撇嘴，轻蔑的口气说，你们知道什么，我跟周总理的关系能跟你们说吗!

有一天我们在田野上翻地，有架飞机从头顶飞过，她又犯神经了，说，你们看，周总理派飞机接我来了。右派们都笑她：你又犯神经了，吹牛啦!她竟然发火了，说，我吹牛?你们说我吹牛?我现在就去北京找周总理要钱。我把钱要回来，看你们怎么说。她说着话就气呼呼扔下铁锨走了，朝着酒(泉)金(塔)公路的方向走去。我们追上去拉她劝她回来，可是劝不住她，拉也拉不回来，她还是往前走。没办法，那秀云就跑去找梁队长，说由田要去北京找周总理，我们劝不住，你去劝劝吧。梁敬孝说，不要管，谁也不要拦她，叫她走去。等到由田走出了场部，走过南边的几座沙包，梁敬孝便带了两名管教干部追上去。那几座沙包是警戒线，右派到农场的第一天管教干部就告诉大家，未经管教干部批准而越过沙包者被视为逃跑。梁敬孝带着人追上由田，五花大绑把她捆了起来。捆回来之后绳子都没解开就关进了禁闭室。关了几个小时才放出来，胳臂和脸都肿了。

就是这么一个神神经经的人，也竟然每天晚上跑到我们房子来抱一抱李怀珠的孩子。李怀珠怕她神经把孩子弄疼了，看她一进来就自己抱起孩子来喂奶，不叫她抱，她却硬是把孩子从李怀珠的怀里抢过来抱着，一改日常严肃的面孔，用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亲热的音调说，叫阿姨，叫阿姨。然后就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亲着笑着。有一次她亲着孩子的时候竟然流起眼泪来，嘀里嘟噜说了一串英语。我的英语都忘光了，但她说的这几句话我听懂了。她说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心肝呀……

我们都爱这个孩子。有时候吃过了晚饭，不知道为什么，全体女右派就都集中到我们这间房子来了。这个人抱一会儿，那个人抱一会儿，这个人亲一亲，那个人亲一亲，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亲呀，笑呀，说呀。就连没结过婚成天阴着个脸的老姑娘毛应星也抱孩子。当她抱着孩子的时候，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看见，不光是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流过眼泪。我也流过眼泪。我抱着他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感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

这孩子很瘦，那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缺少营养。在磨坊磨面的右派们就偷面粉，偷粮食，给李怀珠做饭吃，叫她每天吃得饱饱的，用她的奶水来喂饱孩子。教导员宋有义经常往女右派的小院来，有时候进了房子掀一掀煤油炉子上的锅盖看看里边煮着什么。他看出坐了一个月子的李怀珠比以前胖了，想要查出她是怎么搞到食物的，但谁也不叫他查出来：我们都是半夜里给李怀珠做饭吃。过元旦和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帮女右派去伙房帮了几天厨；我们几次偷羊肉回来，夜里给李怀珠做羊肉面片吃。

毛应星拆了自己的一件毛衣，给孩子织了一件连体的毛衣，作为满月的礼物。由田把自己儿子的一只口琴送给孩子。

满月那天，大家商讨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组长那秀云说，就叫夹农吧。长大了叫他记住他是在夹边沟农场出生的。记住妈妈和阿姨们这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吧。

九个月过去了。夹农还没出生的时候，李怀珠强烈地担心过孩子生在夹边沟能够生存下去吗?能长大吗?能不能长大我们不能预测，因为我们是劳教犯，不知未来的年月我们还将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但是，过去了的九个月，他健康地成长着，没有挨饿。九个月，他的原先皱巴的脸胖了起来，白白的脸蛋泛着红润和光泽。他笑的时候脸上还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他的身体也充分地伸展开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胖乎乎手脚有力的孩子。他还不能走路，但是当你把手指头伸过去的时候，他能够抓得很紧又很有力量，腾的一下站起来。他扶着你的手双腿有力地一弹一弹地跳动，嘴里喊着妈，妈……他还不会说别的话，只会叫妈。他把所有的女右派都叫妈!

但是，他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59年8月，农场的夏收结束之后，场领导突然把我们十九个女右派除了种菜的毛应星等几个人之外全都调到猪圈去干喂猪的工作了，而把原先喂猪的几个男右派换到了磨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喂猪，是嫌那几个磨面的人干得不好，还是要照顾在菜地和农业队劳动的女右派们去干点轻松活。也可能是为了加强管理吧。我们十九个人虽然独立地住在一个小院里，场里规定不许男右派到我们的小院来，就是夫妻也不允许随便走动，但是毕竟我们的小院处在众多男右派的汪洋大海里，难免要出点事：我和那秀英、豆维柯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李怀珠做过安排，每过几天就叫毕可成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和她相聚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跑到别的房子去挤着睡，天快亮时他再回到农业队去。1959年春节的时候，农场抽了几个女右派和男右派在一起排练节目，欢庆春节。豆维柯和农业队一位年轻的男右派演出了黄梅戏《天仙配》，结果两人产生了感情。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像给李怀珠和毕可成提供相聚的条件一样，也给豆维柯和那位男右派提供相聚条件。我们是这样想的：夹边沟的生活太艰苦太压抑了，年轻人有胆量有勇气做个露水夫妻使生活变得快乐一些轻松一些有什么不好呢!是他们两个人太不注意了，导致豆维柯怀孕了，事情暴露了。结果豆维柯被送去酒泉劳改局医院堕胎，那位男右派被弄到严管队劳动。

豆维柯堕胎不久，我们就被调去养猪了。

一调到养猪场，我们就开始挨饿了，因为再也没法偷磨坊的粮食了。

1959年春天开始，劳教分子们每月的口粮就下降到二十六斤了。二十六斤粮食，坐机关的人和家庭妇女们还可以吃个七八成饱，对于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就不足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了。1959年春天就开始饿死人。

好在喂猪的活并不重：十四名右派喂不到二百头猪，除了李怀珠和由田每人管三个仔猪猪圈外，其他的人每人管一个猪圈。因此我们虽然饥肠辘辘，但并没有到太累和太饿的程度。再说那时候大跃进的高潮还没过去，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有时候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它吃，有时候喂粉碎了的黄豆。而伙房给我们吃的什么呀：糜子面的菜糊糊，玉米面的疙瘩汤，青稞面的窝头，还吃不饱。实在饿得难受，我们就从馇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

祸事接踵而至。

夹边沟农场的养猪场在场部办公室南边二三百米处的一片草滩上，是成马蹄形排列的三栋房子围成的小院。总共八间房：东房四间，这是正房，住人；北房和南房各两间，北房是仓库放着饲料什么的，南房安装了两口大锅馇猪食。西边没房子，应该是围墙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挖得很大，敞口的，有一圈台阶供人走下去打水。水井西边是一排一排的猪圈。我们的工作是一天三次馇猪食喂猪，打扫猪圈，抬土填圈。按说一人一个猪圈喂十头八头猪是累不着人的，但教导员宋有义看我们轻松就不舒服，命令我们每天喂一次猪就要刷洗一次猪食槽，洗完后要用抹布擦干净。就是这样，我们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比在农业队和蔬菜队小得多，在两顿喂猪的间隙里可以回宿舍休息一个多小时，缝补破衣裳，或者聚在一起聊天，逗夹农玩。

那是11月下旬一天的下午三四点钟，喂完了中午那顿猪食，擦洗完了食槽，大家凑到两间房子里取暖和说闲话。那天刮大风，天特别冷，我们擦洗完猪食槽手都冻僵了，衣裳也被风刮透了，一干完活就都往那两间房跑。那两间房里有原先喂猪的人砌下的土炉子，有人从馇猪食的房子里抱了些柴去把炉子点着了，房子里有点热气。

我们进去不久，李怀珠也抱着夹农跑来了。她进了门还说了句话：咱那房子跟冰窖一样，冷得坐不住。

在磨坊干活的时候，管教干部允许李怀珠两小时回宿舍一趟，给夹农喂奶。到了猪圈就更方便了，听见夹农哭，随时就可以进屋照看一下。每天上班的时候怕夹农醒了乱爬，就在后窗上拴根绳子绑在夹农的腰上，以防掉下炕去。

可能是房子里暖和的原因，李怀珠进来后时间不长，夹农就在她怀里睡着了。这时候我说她：你把夹农放回去吧。你看，睡着了。她看了看怀里的孩子说，咱房子冷，我就这样抱着吧。如果那天那间房子里人少，可能也就不出事了，李怀珠把孩子放炕上就行了，可是那天那间房子里挤了八九个人，炕上坐着人，没处放，她一直抱着孩子站着。于是，过一会儿我又说她：你放回去吧，怕冷你给他盖厚点；你这么抱着不累吗?

李怀珠就去放孩子了。

她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但还是抱着孩子。我说她：咳，你这个人，叫你把孩子放下去，怎么又抱回来了?

李怀珠说我还是抱着吧。

这时那秀云说话了：你怎么不放下呢，你觉得抱着舒服呀。

李怀珠说，那你替我放去吧。

那秀云：为什么叫我放去?你放去怎么啦?

李怀珠：你放去嘛，你放去嘛，你替我去放一趟嘛。

李怀珠说话的口气有点可笑的撒娇的样子，那秀云嗔怪地瞪了她一眼，说，好，我放去，我放去。好我的姑奶奶，越伺候越蹬鼻子上脸呀，一步路都不想走了。

那秀云从李怀珠的怀里接过夹农就出去了，可是不到两三分钟也抱着孩子回来了。她一进门就说，好你个李怀珠，你骗我，你这么坏呀!

她说话的口气有点怪，脸色也呈现出异常。

我觉得奇怪，问，出什么事了?

那秀云说，哎呀，丑死啦，丑死啦!

我说，什么事嘛，你说嘛。

那秀云想说又没说，瞟一眼李怀珠才说：你问她，你问她。

我看见李怀珠的脸上有一种诡秘的笑容，就问：怀珠，到底有什么事，你说不说?搞得神秘兮兮的干什么?

这时候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地问出什么事了。李怀珠被逼不过，说，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你自己看去，咱房子闹鬼啦!

看她还是不愿说，我就扭身出了门。我想自己去看看吧，我就不信闹什么鬼。我噔噔噔几步就走到门口了，推了一下门，可是门没有推开，像是有人用铁锨把顶上了，顶得还很紧。事情还真有点蹊跷，我就不推了。我们房子的门板上有一个节子掉了以后露出的椭圆形的孔，我从孔上往里看了一眼。

一看就把我惊了一跳，我呀地叫了一声跑了回来。还真是闹鬼了：豆维柯在炕上躺着，全身赤裸，宋有义刚刚从她身上下来，正往她身上拉被子。宋有义也是赤身裸体的。

我进了门就大骂起来：好个不要脸的豆维柯，大白天……

全屋的人都惊了，问出什么事了。我说，宋有义和豆维柯搞破鞋啦，真不要脸……

人们都静了一下，继而嗡的一声像蛤蟆吵坑一样议论起来：

我早说过豆维柯不是好东西……

宋有义也不是好东西……

这时站在窗前的张香淑喊起来：你们看呀，宋有义出来了!

有的人往窗前挤过去，更多的人拉开门挤着往外看：宋有义正急急地绕过水井，走到小院外边去。有两个人大声地骂起来：流氓!不要脸!宋有义走到第一个猪圈旁边，他似乎听见骂他的声音了，扭脸往这边看了一眼。

他的脸色苍白。

宋有义和豆维柯关系异常，我们早就有所觉察。女右派们搬到猪圈以后，工作地点集中了，离其他人远了，来得少了，就宋有义天天到养猪场来。他一来就扎到我们的宿舍来，有一句没一句地跟豆维柯说话。豆维柯馇猪食，他就围着锅转；豆维柯喂猪，他就围着豆维柯管的猪圈转。有时候上着班他就把豆维柯叫走了，说是叫豆维柯帮他写什么材料。对于这些，我们都没当回事，因为我们知道，豆维柯从初到夹边沟农场就靠拢组织表现积极：写思想汇报，巴结管教干部，在管教干部跟前殷勤极了。这我们是理解的：右派嘛，不就是想早点摘帽吗!可是不久就有这样的话传出来：宋有义叫她不是去场部的办公室，而是跑到没有人烟的沙窝子里去了。一男一女跑到沙窝子里去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吗!但是谁也不敢公开地议论他们的事。宋有义是教导员，权力大，想批斗谁就批斗谁，谁都害怕。

但是这次不同了，所有的女右派都看见了宋有义和豆维柯私通，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公开地议论他们，把这事在全农场传播开来……

结果是风波骤起，大祸临头。

四五天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刚吃过饭，宋有义打发那个管我们的农业队的带工队长来通知那秀云，叫她集合全体女右派到场部去开会。我们排着队走到场部时那个农业队的全体劳教分子已经在第一栋办公室门前的空地上坐好了。我们全组人刚坐下，宋有义就从办公室走出来训起话来。他说，有些右派分子思想反动、反革命立场坚定，从来到农场就不好好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还到处造谣，惹是生非，搬弄是非，想把劳教农场搞乱!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领导是不能姑息迁就的，必须严厉惩治!说到这里，他突然喊道：李怀珠，张香淑，你们两个人站起来!李怀珠哆嗦了一下站了起来，张香淑的脸刷地变得惨白，也站了起来。宋有义问她们：你们知道犯了什么罪吗?两个人都回答：我们是资产阶级右派。宋有义说，我问的是现在，也就是这两天，你们又犯了什么罪!李怀珠知道，这是要她承认她造谣惑众了，但她不知怎么说好，沉默着没言语；倒是张香淑说话了：宋队长，我不知我犯什么罪了，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宋有义大吼一声：不老实，你们两个不老实。给我铐起来!

说着话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副手铐哗的一声扔在地上。农业队上来几个积极分子就把李怀珠和张香淑铐起来了。铐的是背铐。背铐你知道吗?就是一只手在前，从肩膀上拉过来往下拉，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拉，用一副手铐在后背上把两只手铐起来。人们把这种铐人的方法叫苏秦背剑，是最厉害最残酷的一种铐人的方法。

两个二十多岁的女人——那一年李怀珠二十六岁，张香淑二十三岁——叫人用背铐铐了起来，铐的时候我就听见她们的胳膊关节和筋咯巴咯巴的响声，她们的喉咙发出凄惨的断了气一般的惨叫声。那几个男人一松手，两人就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了。这时宋有义又问：你们还造谣惑众吗?两个人被铐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疼得嗷嗷地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宋有义又喊，给我关起来!那几个男人就把她们拖到办公室旁的一间空房里去了。拖她们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能走路，身体蜷成了小小的一团，头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像是后背上有根筋抽着她们的头。她们的脸色惨白惨白，泪水从她们脸上流过，豆粒大的汗珠在脖子上滚动。她们的腿可怜地蜷着，悬在空中。

宋有义又训了一阵话，然后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和那秀云没有立即回宿舍去。我们俩惊呆了!我们在想，为什么要铐起李怀珠和张香淑来呢，要说散布谣言还是我和那秀云散布的多，该把我们两个人铐起来才对，李怀珠和张香淑是两个内向性格平时就不爱说话的人!

站了一会儿，我们就想明白了：宋有义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想封住右派们的嘴，但他知道我和那秀云是从公安厅来的右派，顾虑我们有什么社会关系，不敢随意处置我们，就只好拿两个胆小怕事的人开刀!

后来我们俩转身要走了，旁边站着的农业队带工队长走到我们跟前小声说，你们两个人可是要注意呀，明天就轮到你们两个人了。

张香淑和李怀珠第二天早晨才被宋有义放出来。她们像是瘫了一样，躺在地上动不了，农业队的几个右派把她们抬回猪圈来，然后就在炕上躺着。她们自己说的，她们的胳膊一铐起来，扯得全身都疼，跪在地上动弹不成。后来就趴在地上了，一直趴到天亮。张香淑那两天正好来月经，铐起来后月经流得特别多，把裤子浸透了，把趴的地方浸湿了。

张香淑是南方人，兰州生物制品厂的技术员。

头天听了农业队带工队长的话，我和那秀云就很紧张，张香淑一说，我们俩的魂都吓掉了，心想千万别再开大会呀，别真把我和那秀云铐起来。谁知事情很巧，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猪圈刷洗猪食槽，看见一辆吉普车开进夹边沟农场来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张掖地区公安处处长黄钲走到猪圈来了。他看见我和那秀云，问，你们的生活情况还好吗?我们俩几乎齐声大哭起来：好什么呀，宋有义要整我们。黄钲很惊讶，问我们出什么事了。我们哭着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黄钲安慰了我们几句，说不会的，他那是吓唬你们。我们说不是吓唬，是真的，是他的亲信带工队长说的。黄钲青着脸回场部去了。他找到农场的党委书记很严肃地说，真是胡来，对妇女怎么能动铐子?还是背铐!我告诉你们，那秀云和戚淑英不许你们开批斗会。过几天我就把她们调走。真不像话，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还打人家的屁股，真的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画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审判决定，那个人枪毙，那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画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

过了几天，我、那秀云和其他六七个人就被夹边沟农场的马车送到酒泉城郊农场去了；城郊农场是个劳改农场；一个右派医生给我们讲了几天医学知识。学习期间我们听说酒泉劳改分局医院要我们去当卫生员，可是学习结束之后，劳改医院把张香淑、杜可等四五个人要走了，嫌毛应星、李怀珠、那秀云和我岁数大，把我们四个人送到了高台县境内的高台农场。高台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还有一部分刑满就业人员。

在高台农场，毛应星和李怀珠种菜，我和那秀云当统计员，以刑满就业者对待我们。每月发三十元钱的工资。

真是因祸得福呀!我们离开夹边沟农场不久，夹边沟农场的口粮就减少到二十斤，每天都有人饿死。更为甚者是到了六零年九月，劳教分子们调往高台县境内离着高台农场仅十多公里的明水乡组建新农场，口粮减到了十四斤，还没有房子住。劳教分子饥寒交迫，死亡过半。

在高台农场的一年多，李怀珠也是饿得饥肠辘辘形销骨立；夹农饿得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像他刚出生时一样瘦弱。原因是1960年的冬天高台农场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也挨饿了，而李怀珠还要从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够吃的口粮里节约出一部分粮食支援在明水农场的丈夫毕可成。

她每月都给丈夫送一次粮食。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0年12月13日那一天。那天早晨七点半钟，我吃过了早饭正要去办公室上班，李怀珠抱着夹农来到我的宿舍说要去看看毕可成，送几斤粮食去，叫我给她看着夹农。我说你放下吧，放下你走吧。我在上班时候每过一两个小时就跑回来看看夹农。夹农这时刚刚两岁零一个月，但是那孩子很听话，已经习惯了母亲上班后自己玩的日子。你只要给他一张旧报纸，他就翻过来翻过去玩，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又展平。到最后他再把报纸撕掉。他撕报纸的时候要是没人管，便会把一张报纸撕成一堆指甲大小的碎片，就像是碎纸机粉碎的一样，很专心地撕呀撕呀，不哭也不闹。但是这天不知什么原因，十点多钟，我第二次回房子看他的时候，他竟哇哇哭个不止，喊着要找妈妈。没办法，我只好不上班了，就待在宿舍里哄他玩。中午吃过了饭他睡着了，我又去上班。后来一个就业人员跑来喊我，说听见我房子里夹农哭，她进去哄怎么也哄不住。我又跑回去看他，告诉他妈妈去看爸爸了，一会儿就回来，但这会儿我却怎么也哄不乖他。他总是哭，抱着也不行，哭呀哭呀。时间已经是黄昏了，我觉得该是李怀珠回来的时间了，便抱着夹农走到场部外边的路上去迎她。我抱着夹农在通往明水农场的路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李怀珠从南华镇方向走过来了。

往常，李怀珠一看见夹农马上就跑过来抱住，亲着叫着：我的儿子想死妈妈了，想死妈妈了，可是这天她看见我抱着夹农站着，仍然慢慢腾腾地走路，像是没听见孩子的哭声。到了跟前，孩子张开双手喊她：妈妈抱，妈妈抱。她竟一声也不应，冷漠地接过孩子往回走。她跟我也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看，认为她走累了，就什么也没说，跟她并排往回走。走了一截我才问，老毕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她站住了，扭过脸来看我，眼睛有点发红，嘴咧了一下——凄然一笑：他死掉了。

我吃了一惊，心猛地一沉，眼睛就湿了。但是我没再说话，怕一说话她哭起来。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回到宿舍。我边走路边想，她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痛，一进房子定会号啕大哭起来。可是回到宿舍她一声也没哭，也没流泪。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很平静地说，和以前一样，今早我去了，直接找到他住的窑洞。我原打算把粮食放下坐一会儿就往回走，可是到了窑洞，人们说他死了，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了。我问埋在哪儿了，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埋的。后来找到一个掩埋组的人，领我去找坟墓。他把我领到明水北面的沙窝子里，找到了老毕。风把沙子刮走了，人露出来了。那人帮我挖了个深点的坑，又埋上了，做了个记号，我就回来了。

她说她把带去的粮食给了那个掩埋组的人。

她一声也没哭，只是眼圈红红的，干巴巴的嗓门讲完了她去看丈夫的过程。

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家了。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工作组来到了夹边沟农场，抢救人命，叫夹边沟的右派和其他劳教分子都回家去。其他农场只是准许右派回家去。工作组说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先把命保住，错误以后再说。

以后的事情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一听说可以回家去，我也没等单位来接，就乘火车去了四工农场把章宗昌接了出来。我半个月前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病了。我们从柳园火车站上火车回到兰州。到兰州我把他送到大沙坪的省劳改局医院以后我就去省公安厅了。张掖市公安局早就不存在了，我只好回公安厅去。公安厅不要我，说我在送夹边沟的时候已经开除公职了。领导叫我们自己找工作去，自谋生计去。但我赖在公安厅不走：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右派，你们把我整错了，送到夹边沟劳教差点死掉。我没死掉，回来了，现在又不要我，叫我自谋生计去。你们还讲理吗?反正我赖着不走，他们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到省劳改局的医院去当勤杂工，每月发三十元工资，和刑满就业人员一样。1978年平反后我就调到客车厂工作了，在宣传科当了个副科长。夹边沟的那十八个姐妹，我们八九个人调出之后，剩下的人就不喂猪了，又都调回磨坊磨面去了。后来磨面的石磨改成机械化了。有一天何世珍的一根辫子夹到机器里去了，半个头上的头发拔掉了，头皮拔掉了好几块。后来我在兰州见过她，头皮没拔掉的地方又长出头发来了，拔掉头皮的地方一块一块秃着。何世珍是我们十九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才22岁。她长得也最漂亮。她原是小学教师，释放回兰州后一直没工作。后来和母亲远走他乡——去了新疆——去谋生了。再也没看见过她。豆维柯回交通厅了，“文革”以后我见过她一次，还是那样洋气，五十多岁的人了，抹口红擦红粉，可是红粉掩不住眼睛上的皱纹。有个叫苗青的女右派原是省话剧团演员，回兰州后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不看话剧的，不知她还当演员没有。杜可是省建工局宣传部的干部，回兰州后在崔家崖建工局职工医院当干部，也可能是护士。李丽，兰州铁路局干部，很漂亮，她在夹边沟劳教时丈夫就死掉了，回来后是否再嫁人我不知道。我想是嫁人了，她很年轻呀，又很漂亮。敏惠萍是个很活泼的人，张掖人，在夹边沟劳教时演过戏剧节目《拾玉镯》。她后来到省建委当了处长。那秀云也当了处长，在公安厅。她运气好，六二年甄别的时候平反了，不是右派了。她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文革”后算是老干部，升了处长。你说我为什么没升上去吗?就因为我在张掖市公安局得罪了那个局长，六一年甄别时他咬住我不放，我的右派帽子戴到了1978年。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时被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由田回到兰州后完全神经了，在马路上捡树枝；人家问她捡树枝干什么，她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就把她送到清水神经病医院去治疗。住了两年医院，出来后就病休了。她现在住在八里窑附近的老年公寓，她的一个孙子，就是宋亚杰的儿子伺候着。宋亚杰?你是问宋亚杰吗?早在1959年秋季，农场给三个劳教分子摘帽子，其中一个是宋亚杰。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直到1961年1月才和由田回到兰州。这时候他父亲在宁夏大学当教授，来兰州看他和由田，把他接到宁夏去了。文化大革命中搞“一打三反”，法院说他父亲是美帝国主义派遣来的文化特务，判了无期徒刑，1975年死在狱中了。廖兆玲，“文革”中“一打三反”，她看见许多夹边沟出来的右派又被揪出来批斗，有的判刑劳改，有的枪毙了，她吓坏了，从兰州又跑回酒泉去了。她在酒泉劳改医院当卫生员时认识了一位酒泉新生机械厂的就业人员，她跑到酒泉和这个人结了婚，在劳改厂就业了，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秀云告诉我的，改革开放以后在劳改局见到过廖兆玲，她和丈夫来劳改局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她那个劳改释放犯的丈夫有亲属在美国。哟，我刚才忘了：改革开放之初宋亚杰在兰州炼钢厂学校当老师，他读夜大，毕业后考托福去美国上学，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宋亚杰也五十几岁啦。张香淑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赵经忠是南方人，军阀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军长。她原在地质局工作，反右斗争中她大义灭亲揭发父亲，但终归没能逃脱劫数去了夹边沟。她回到兰州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张启贤很惨：她男人陷害她当了右派送到夹边沟；出来后到了兰州，和客车厂的一个劳改就业人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经常打她。我见过她，说她，你怎么和那么个人结婚。她说，我一个右派，没人要，我还能跟谁?李怀珠回到兰州后从兰州农校下放平凉农校，又嫁人了。还有个叫李默的，武威人，不知她到哪里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四十年过去了，记忆力不行了。

对了，夹农如果没死掉，今年应该是整四十岁了，应该有家有孩子了。我已经老了，还能活几年?我最近想着去平凉看看李怀珠，看看夹农。李怀珠还活着，肯定能看到，夹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要是不和她妈在一起我就看不到呗。

在列车上

1990年夏季，我从省警校毕业即被分配到地处白银市的王家坪农场工作，在教育科当干事。王家坪农场的正式名称是银城监狱，就因它在白银市境内的原因。王家坪农场劳改的都是判了十五年刑期以下的刑事犯。上班不久，那是年底前，我就执行了一次公务，奉命去武汉押解犯人。还在我去王家坪农场之前，那儿逃跑了两名犯人。听老同志讲，那两名犯人逃跑得特别蹊跷：几十名犯人被带到农田里劳动，在警卫的看押下干活，傍晚收工时少了两个人。警卫战士坚决不承认从他们眼皮底下跑了人，因为那是一片出苗不久的玉米地，犯人们在锄草，每个人影警卫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逃走。经过分析，农场管教干部和警卫人员共同认为犯人是藏起来了，藏在沟坎或是草丛里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不便于搜索，警卫部队便把田野封锁起来，准备明天搜索。第二天，像是篦子一样，警卫战士们把田野篦来篦去篦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就撤除了警戒四方追捕还是没有结果。这次是武汉市公安局拘捕了两个入室盗窃者，经审讯是从王家坪农场逃跑的犯人。武汉市公安局将此事通知了甘肃省劳改局，劳改局打电话叫王家坪农场立即去武汉接犯人。

接到电话的当天上午，科长就带着我和张祥出发了。科长叫李天庆，已经五十八岁了，过一两年就要退休，借着这次出差的机会回老家看看。他的老家就是武汉。张祥是老干事了，三十五六岁。农场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兰州火车站，我们上了从兰州去武汉的直达列车。

因为走得急，也因为农场经费困难，我们买的是硬座票。看起来，科长和张祥已经习惯这种外出的差事了，火车一开，他们就都倚着椅背歪着头和身体打盹。我真是不习惯这种枯燥的差事：没人打扑克，也没人聊天，睡觉吧，歪着身体挺难受的，根本无法入睡。再说，车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空气龌龊难闻，令人窒息。时间真是难挨，到黄昏吃过盒饭，我就忍不住了。向科长建议买一张卧铺票，三个人轮换着睡睡觉。科长不同意我的建议，说买了卧铺票回单位无法报销。我说，咱不要公家报销，咱三人凑点钱买张卧铺票，换着睡觉不行吗?科长更不同意了，说，出差给公家办事，为什么要自己掏钱呢!你坚持坚持不行吗?我老头子了，能坚持，你个小伙子这点苦就受不了?我明白，不是能否坚持的问题，他是舍不得掏钱。于是，我改口说，科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不要你和老张掏钱，就我自己掏钱，买了票咱们三人轮流休息，回去后我也不要求报销。他不说话了。不说话就是默许，我又说了声我去买票啦，他还不出声，我就去补票了。我们科长的小气在单位是出了名的。我是在警校学会吸烟的，到监狱上班的第一天，我吸烟的时候递烟给他，他不要。我以为他是不吸烟的，但过了不一会儿，他就从口袋里摸出烟卷吸了起来。这样的事遇到了两三次，我以为他嫌我的烟不好，但仔细观察，他吸的烟更是差劲。我觉得蹊跷，问同事们，同事们告诉我他就是那种人，从不吸别人的烟，自己吸烟时也不让人。机关分鸡蛋，他总是要找个秤来称一称，看够不够分量；若差了一两二两的，都要跑到后勤部门去要回个鸡蛋来。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请示一件事情，恰好遇上他和老伴吵嘴。我听了听，原来是儿子要结婚了，女方家里要一笔钱，儿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他出一万元。他同意出这笔钱，但却要儿子写借条，将来必须归还。老伴儿生他的气，说他财迷转向，对儿子无情无义。他说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应该自己奋斗，自食其力，不应依靠老子。老伴儿说，他不靠老子靠谁去?你说，谁家的孩子不是靠老子?他说，你看人家外国，儿子一长大就独立生活，不靠父母。老伴儿反唇相讥：你跟外国人比什么，你是外国人吗?中国和外国国情不同，不能和外国比。他说，不和外国比就不和外国比，那就和我比吧。我十六岁离家后就再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我还把他们养大了，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女人说时代不同了，你不能拿现在和过去比。你过去过的啥日子，你要儿子过你那样的可怜日子吗?

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走到列车中央的列车长工作席，我就出了很多汗。车长席旁没什么人，车长正低着头数钱。我叫了声车长，然后说，请帮忙给我解决一张卧铺票。车长没有抬头就说，没有卧铺啦。我想利用一下警察的身份，便提高嗓门说，唉呀，那怎么办，我们是外出执行公务，路途远，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话产生了效力，他抬起头来了，看我。于是，我看清楚了，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列车长，圆圆胖胖的脸，大盖帽的下边，双鬓已经花白。他的长相显出朴实敦厚的样子。我便又接着说，我是去武汉押解犯人的，我们有一位老同志也像您这年纪了，身体不好，请您照顾一下。您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一边说，一边把工作证递过去，但是，他只是瞥了工作证一眼就低下头去了，说，告诉你了，没有卧铺。我无计可施了，央求他：帮个忙吧……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抬了，也不说话，干脆不理会我了。

回到车尾我们坐的车厢，面对着科长和老张询问的眼光，我沮丧地说，没买上卧铺，列车长说没铺了。张祥说，不可能呀，这么长的一列火车，一张卧铺都没有了?我回答，车长说没了，都卖光了。他说，不会的，车长手头总是有几张卧铺票的，不会都卖光的，人家是留着照顾领导或者熟人的，不卖给你。白跑了一趟，我心中本来就不痛快，听了张祥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没本事，便反唇相讥：我是没本事，你行你去买呀。张祥遭我抢白，也有点不高兴，说，我说你没本事了吗?我是说车长手里有票，可人家不卖，谁也没办法。我又说，你怎么知道他有票不卖?张祥说，我当然知道，以前坐火车，我遇到过一个列车长。他对我讲过，每趟列车的列车员车厢里都有十几个硬座和卧铺席是空着的，这些座位和铺位，是列车长掌握的，火车站无权出售。

我和张祥戗戗有没有卧铺的事，科长听着听着说话了：别争了!你们俩的意思不就是要卧铺吗?

对呀!我回答。

真想坐吗?

那还有假吗?

你把钱给我吧。

干什么?

我去试试看。

你有办法?

咳，这谁能保证。去试试看呗，买来就买来，买不来就买不来，买来了不是更好吗?拿钱来。

科长，你真去呀?

我已经白跑了一趟，怕他去了也是劳而无功，但这时张祥推了我一把：

掏钱吧，你快掏钱吧。科长说去，你还啰嗦什么，舍不得钱啦?

我拿钱给科长。等他走了，我说张祥：谁舍不得钱啦?我是怕老头子白跑一趟，无功而返。

张祥说，不会的。他自己要去的，准是有办法呗。

什么办法?他认识车长?

谁知道呢。他这人呀，你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好多事情，咱认为办不成的，他去了还就办成了。我和他出差多次，遇到补票的事，住旅馆的事，都是他去，十有八九能办成。

我基本同意张祥的话，我们的科长是有点怪，比如他的吝啬，比如他的思想方式。记得上班的第一天，他在介绍工作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对犯人要像亲人一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爱心去感化他们，教育他们，但是一转身，房子没人的时候，他又以严厉的口气说：犯人都是兽性未泯的东西，心狠手毒，和他们打交道，可是要小心谨慎，保持警惕，保持距离。我对他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那也是刚上班不久的一天，教育科进来一位老人。那人刚进屋，他就很亲热地叫了一声苏政委，并且对我介绍，这是退休了的原监狱政委，是他的老上级。他那恭敬有加的神情令我很是感动。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苏政委提出要一个篮球，拿回去给孙子玩，他立即就绷起面孔说，苏政委，你孙子要玩篮球，你自己花钱买一个也买不起吗，为什么要公家的?我可以给你一个篮球，教育科有一大堆篮球，少一个两个无所谓，但是，这篮球是给犯人活动用的，我给了你，犯人是要指着脊梁骂我的，也要骂你的，说共产党的干部这么点小便宜都要占。他几句话说得苏政委羞惭惭地走了出去。我当时想，他这人太不近人情了，那么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找你要个篮球，你不给也罢，说那么难听的话干什么?搞得老头太难受了。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而且文化水平也不低，工作能力也很强——他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我们银城监狱志的撰稿人——可是他的警衔才是个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是科长。我们的监狱长比他整整小20岁，也已经是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比他高出两级!还不是党员!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科长回来了。不等他坐下，我就问买到票了吗。他把捏在手中的钱递给我。

你也没买来呀?我说。

他扬了一下手，意思是叫我把钱装起来。我把钱装回口袋的时候，觉得钱是湿的，便说，科长，你是替我省钱呀?你看，你把钱都捏出水来了。

我的话一语双关，既说了他没本事，又讽刺他小气。当然，说了这话我也有点后悔，因为平日里谁要是说他小气，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跟人家吵架，瞪眼睛。不过，这天他倒是没生气，还朝我笑了一下。他坐定之后说，你们谁累了，就先去睡觉吧。到列车员车厢去，就是最前边的那节车厢，一进门的第一个格子，下铺。

我一惊：科长，你买到卧铺啦?

他说，去吧，你闹得最欢，先去睡吧。

我真的吃惊了：真的，科长，买到啦?

他说，咳，你怎么这么啰嗦，叫你去你就去吧。

那不行，那不行。你先去睡吧，我和老张值班。再说，这钱也不能叫你花，是我要买卧铺的。我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潮湿的钞票。我真是没有想到，平日里抠抠搜搜的老科长今日这样大方。

但是，他推开我的手说，我要你的钱干什么，我根本就没花钱。

我哪里信他的话，说，你开什么玩笑，科长，不花钱叫你睡卧铺，车长那么好心?他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

他瞪眼了，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是遇到熟人了——列车长是我的老朋友，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我还是不相信：科长，你是没买到卧铺呢，还是不想叫我掏钱?三十多年没见过的朋友，今天遇上了，是列车长，叫你白坐卧铺，天下有这么巧的事?

啊，是这么巧，你不相信呀?不相信就算了。张祥，去，你先去睡觉。小林子不信，就叫他坐着。

我不能不相信了，我说，哎呀，天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科长，你们是什么朋友，是老战友，还是莫逆?你们的关系够铁的!

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

那……那是什么关系?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给你这么大面子——不花钱坐卧铺!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吧。你不是困了吗，你去睡觉就是了，你管什么关系干什么!

我当然不好意思先去睡，这里边就我年轻。我和张祥都叫他先去睡。他不去睡，他说，我可是不能睡。我那位朋友说了，这阵儿他当班，等下了班要来找我，我们要聚一聚。

最后还是我先去睡觉。我走到列车员车厢，找到那张铺，果然是空着的，我躺倒就睡了。

我是被人推醒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李科长站在铺前。他弯着腰把脸凑近我，小声地说，起来。我迷迷瞪瞪坐起，看看窗外一片黑暗，车厢里也是只亮着暗淡的脚灯。我问他几点了，他说是凌晨两点。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哟，睡了这么长时间?你睡吧，你睡吧；我到后边去。他身后站着个人，这时也说，老李，你睡吧。可是科长说，不睡不睡，这阵儿我不瞌睡，叫张祥来睡吧。然后他指着那人对我说，来，小林，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朋友魏长海，这趟车的列车长。我们刚刚聚了一下，说说话。我和列车长握了握手，说，认识，我们白天就见过面了。

和白天比较，车长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白天不认识。然后又说，老李，你就放心睡吧，你的两个朋友我来安排就是了：车到西安就有铺了，我给他们一人安排一个铺。但科长不同意，说，不用，不用。我们有一张铺轮着睡一下就行，不能给你找麻烦。真的我这会儿不想睡。说着话他就往后车厢走去。列车长和我只好跟在后边。

到了硬座车厢，列车长叫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然后就领着张祥去列车员车厢了。我和科长在硬座上坐下来。

我早就闻到科长身上的酒气了，车长和张祥走后我问，科长，今天开戒了?我知道科长是不喝酒的。科长笑了一下说，喝了点儿。我说，喝了点儿?到底多点儿?他说，一瓶。我吓了一跳，说，你们俩喝了一瓶?他胆子也够大的，作为列车长，在车上还敢喝酒?科长说，一开始他不喝，说工作不允许，可是，他看我也不喝，就说我喝点儿他也喝点儿。结果，我们把一瓶古井贡喝光啦。

我挪了挪位置，让出一块地方叫科长斜一会儿。我想，老头子了，喝了酒，一定是要睡觉的。他却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反复地说，三十年啦，我们三十年没见面啦。过一会儿又说，小林子，你不知道呀，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我看出来了，他这会儿很兴奋，一丝儿睡意都没有，就跟他说话：你们在一起工作过，老同事。他摇了摇头：不对，不对。我又说你们是同学?他说，不对，更不对了。你听不出口音来吗，他是西北人，我是南方人?我告诉你吧，你猜是猜不着的。我们是夹边沟出来的，生死之交。

我惊了一下。夹边沟我是听说过的，那是酒泉县北边的一处地方，五十年代末期，数千名右派曾在那儿劳动改造；我也听人说李科长当过右派，但不知道他曾在夹边沟待过。我问他，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俩关系好?

他回答，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我奇怪了：也就是说，关系一般?

他说，不一般。

我糊涂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谈不上好，谈不上坏，可又不一般，这不是矛盾吗?

他又说：不矛盾，一点儿也不矛盾。小林，我看这么办吧，你已经睡过觉了，我呢也不想睡，我就对你讲讲我和魏长海的事吧。

我答道：好的，反正我也不困，你讲到天亮我也陪得住。

于是，在去往武汉的列车上，深更半夜的，李科长跟我讲了下边的故事。

我是1957年10月在王家坪农场被定为右派的。原先，我在省公安厅工作，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是苏振起把我要到王家坪的。苏振起你认识吧，就是有一次到教育科来给他孙子要篮球的那个老头。他离休前是咱们监狱的政委。要说他的历史可是老资格了，三七年参军的老红军，五十年代初在陇东一个县当过公安局长，因为犯错误免了职。他对我说过，是因为公安局看押犯人的警察有天夜里喝醉了酒，犯人跑光了，他因渎职罪被免去局长职务，在公安厅当个生活管理员。1957年初领导又起用他，叫他到王家坪农场当场长；他要我去给他当秘书。我家庭出身不好，经过内部肃反之后领导不信任了，不叫我当侦察员了，调到公安厅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干事。那时候我的思想正处于低落时期，有精神压力，他叫我跟他去王家坪，我就去了。他是个大老粗，不识字。

我就不讲反右派的过程了。关于反右派的书出了不少，想必你也读过，打右派的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只是讲定为右派之后去夹边沟劳动改造的事。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3月22日。苏政委打发老婆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顿饭，给我送行。他说他问过省劳改局了，叫我自己到夹边沟农场去报到，劳动教养。我当时说了一句：你不派人押送我吗?不怕我跑了?他说，啥，你跑?你跑到哪里去?我又说，中国这么大，我哪里不能跑?他哼了一声：哼，除非跑到美国去，别的地方，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我也把你抓回来。咳，我就是那么说一下，我根本就没想跑。我是公安出身，还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吗?小林，这你可是不了解：五十年代的人，阶级斗争的觉悟高，警惕性高，犯人跑到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人查问你是干什么的，发现你形迹可疑就报告。再说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是阶级敌人，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判了个劳动教养，我还想通过劳动教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第二天早上，农场的汽车把我送到了兰州火车站，就像今天送我们出差一样，就是时间比今天早一些，因为去酒泉的火车十点多钟发车。苏振起派了个人送我到火车站，给我买了火车票，送我上了火车，他就跟车回去了。我自己坐火车西行。第二天上午到酒泉火车站，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到县城。我扛着行李去了酒泉劳改分局，放下行李，叫他们有车时带过去，我步行去了夹边沟农场。

在夹边沟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大约七八个月，到了秋季又调到新添墩。新添墩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场。

我就是在那儿见到魏长海的，就是这个列车长。

我的印象是夹边沟农场有三千多右派。夹边沟场部有两千多人，新添墩一千左右。新添墩共有七个队。一个是副业队，管养猪、放羊、种菜、喂牲口赶马车。这个队的人数是一百出点儿头。另外六个队是农业队和基建队，这六个队的人数都是一百多人。我在基建队。基建队的活最苦了!在农业队劳动还可以重活轻活有个调换，粮食成熟时偷把麦子或是谷穗吃，基建队始终干的是重活累活，糜子呀谷子呀一把也搞不到。你看我都干过些什么活：盖房子，开荒，挖渠，筛沙子，在山里挖矿石背矿石。我还背过草筏子。夹边沟农场在酒泉县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离县城约三十多公里。它的西边是一道沙梁，其余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沿着沙梁北麓往西走七八公里就是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几十间土房，建在一片贫瘠的草滩上。草滩上长一些骆驼草，芨芨草。

我和魏长海不是一个队，刚去时根本不认识，后来一个偶然的原因认识了他。

那是1959年的冬季，我们从酒泉县东边的沼泽地往新添墩背草筏子。我刚才说了，新添墩土地非常贫瘠，是沙土地，盐碱地。我们去的头一年和第二年就种了小麦，但连续两年没有多少收成。为了改造土地，1959年夏天，副业队的积肥组就被派到北大河边的沼泽地去挖草筏子，积肥。北大河就是发源于祁连山脉的托来河。它流经酒泉北缘，所以人称北大河。它从夹边沟和新添墩南边四五公里处流过，孕育出大片的水草地。十几个人挖了半年，挖下的草筏子都堆在沼泽地上。到了冬季由新添墩的劳教犯背回来堆在田野上，来年当肥料。背草筏子一个来回七八公里，领导规定一天背六趟。超额完成任务者受表扬，完不成定额者扣晚饭。一开始大家都挑晒干了的草筏子背，后来干的背完了，只好背湿的。湿草筏子很沉，路又远，肚子又饿，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傅作恭就背过草筏子，有一天倒在路上了。傅作恭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原来是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据一位和他在一间房子住过的右派讲，傅作恭在兰州读的中学，后来去金陵大学读农林系，毕业后在兰州雁滩搞了个农业实验站。他和他哥哥傅作义不同，没有从政，而是走了一条专家学者的道路，科技救国。他在解放后当了省农林厅的工程师。1958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记得在新添墩最初看见他，他还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挖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一点也不爱惜!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给我的印象是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了瘦条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眼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拴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多公里，早晨五点多钟出发，傍晚五六点钟方能完成任务。这是指身体强健的人，至于那些体弱无力者，则要背到夜里十点钟十二点钟。你要知道，这是冬季，河西走廊严寒的冬季，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啸的寒风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像潮水泼在你的身上，像刀子割你的脸。不要说干活，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或是十六小时，你试一试，看你能坚持几天?

记得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他的身旁还站着两三个人。他们不是集体休息，如果是集体休息，大家都会坐在地上的。我走过去问了一声，出什么事了。有人对我说，傅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来了，朝我们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啦!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赵队长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你怎么啦?傅作恭不回答，闭着眼坐着。赵队长吼了一声：说呀，怎么啦，为什么坐着不动?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我听人说过，这个傅作恭平常对管教干部是不大尊敬的，他要是累了，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就坐下休息。不管你管教干部怎么说，哪怕威胁要把他送到监狱去，他也不动弹。管教干部曾经多次组织人开他的批斗会，他也不当回事。这天的情况就是这样，赵队长大声训斥他：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的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工程师。赵队长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来了。赵队长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魏长海，你给我把他拉起来。这时候，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还是不走，赵队长把傅作恭背斗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他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他还就真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挣扎着跟他走。

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在一起的骆驼。

傅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说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猪圈旁边的：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猪圈旁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了，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便不攻自破了。

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那件事令我从心底里痛恨魏长海。右派们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有些人特别积极，开批判会发言积极，批判起别人来声色俱厉，无限上纲；有的人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马上就向领导汇报。这些人的心理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就是想表现自己，想早点摘去右派帽子，但是，像魏长海这样的人，我从心里不能原谅：他对同类太残忍了!他确实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背草筏子没几天，他被调到食堂当炊事员去了，不再挨饿了。

据我的了解，魏长海是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中专毕业生。他比我还小三岁，那年二十三四岁。

我和魏长海真正熟识起来，是七八个月以后的事情。1960年9月，省上决定在高台县成立一个名叫明水农场的大型农场。这个农场计划在东起新华镇西到骆驼城的荒原上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建成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劳教农场。所需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所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抽调。这些农场包括饮马三场、十工农场、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下河清农场、高台农场、夹边沟农场，等等。夹边沟农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原本就不适宜农业生产，这次就一锅端了：除去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些病号和蔬菜队留在夹边沟之外，其他人员全部迁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乡。这次迁移对于夹边沟的右派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破船偏遇顶头风。在夹边沟的长期的繁重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垮了，也饿垮了。刚到夹边沟的时候我们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到后半年就降为三十斤，转年又减到二十六斤。迁到明水后减少到每天七两。还没有房子住。由于是仓促上马建农场，任何建筑材料都没有，右派们到了明水农场之后，只是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处的两道山水沟里挖了些地窝子和窑洞居住。地窝子顶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椽子，所以只缮了些树枝、灰蓬、芨芨草，不能上房泥。睡在里边可以看见星星。不论是窑洞还是地窝子，都没有炉子，没有煤，而到了十月下旬，河西走廊的严冬就袭来了。

右派们迁徙明水前的两个月，魏长海偷食堂的馒头换烟卷，被领导发现，一气之下又把他调回基建队劳动。事有凑巧，由于在夹边沟农场的时候人员死去了很多，到了明水，队与队组与组进行合并，我和他竟然编在了同一个队的同一个组。

新添墩的右派来到明水农场后住在西边的一道山水沟里。这道沟比场部所在的东沟深，由南往北越往北越深。有六七米深。我们组十几个人住在最北边的一个最大的窑洞里。河西走廊的地层是沉积状的，一层粘土一层沙，又一层粘土一层沙，我们的窑洞掏在比沟底高出七八十厘米的一层沙土上。脚下和头顶都是坚硬的粘土层，两层粘土之间约有一米四五十厘米的空间，人可以站着，但需弯腰。

夹边沟的右派到了明水以后，仅仅劳动了半个多月，垦荒工作就停止了。作为最下层的一个劳教犯，我不知道停止垦荒是否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当时进入了困难时期，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也可能是因为仓促上马，条件不成熟，上级撤销了这个项目。我只是知道从安西县的十工农场调来了仅仅几十个右派住在相距明水农场的山水沟十五公里处的高台农场，再就是夹边沟过来的一千几百人。原定从其他农场调人的计划没再执行。先头到达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开始大批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度虚弱，形势非常严峻，场领导不得已才停止了右派们的劳动。停止劳动以后，右派们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之后，就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挨时日，或者跑到草滩上去挖野菜、捋草籽聊以充饥。他们当中身体比较强健的人去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有些人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吃。

天冷之后就挖不到野菜了，只能把干树叶和草籽煮熟了吃。草籽吃了胀肚，便秘又来折磨人。人们经常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儿。

我曾经给一个名叫晁崇文的右派掏粪蛋儿。先掏出来的是比羊粪蛋蛋大比骆驼粪蛋蛋小的草蛋蛋——骆驼粪蛋蛋你没见过吧?骆驼身材很大，但排泄的粪蛋蛋却比驴粪蛋小，比鹌鹑蛋大一点——可后来扑哧一下稀粪喷出来了，我猝不及防，一下子喷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气得骂了起来：你这松……

人的肠胃和牛羊不同，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营养的功能很差，到了十一月的严寒季节，死亡进一步加剧。所有的人都浮肿了，虚弱者迅速走向死亡，较为健康者急遽地虚弱下去。有些人连到草滩上捋草籽的力量都没有了。

我和魏长海是属于“健康者”之列的。对于魏长海，我是不屑于与他为伍的。我嫌他积极，积极得没有了人性，失去了同情心。但这个人很聪明，脑子灵，会挖鼠穴，迫于饥饿，我丢弃前嫌与他合作去挖鼠穴。我们住的山水沟两旁的荒原上，有几片明水公社的农民开垦的撞田，撞田左近的鼠穴里地鼠在它们的粮仓里储备了过冬的粮食和草籽。挖到一个鼠穴，就可以收获七八斤或者十多斤谷穗和草籽。后来，我和那两个人因为浮肿和虚弱实在无力挖鼠仓了，相继退出了挖鼠仓的组合，而去捋草籽扫草叶了。魏长海一个人身单力薄，也挖不了鼠仓。每找到一个鼠穴，必须一口气挖到它的粮仓；若是当天挖不到粮仓，隔夜再去挖，地鼠就把粮食转移殆尽。他便也到草滩上捋草籽了。

到了11月中旬，我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了，不光是两腿浮肿，脸也肿了起来，外出捋草籽已经不敢走远了。我们窑洞的人也都浮肿了，有的死去了，有的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于死亡线上。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魏长海还是那样精神，脸上没有一点浮肿的迹象，虽然消瘦，肉却是瓷实的，还泛着淡淡的亮光。我还发现，他外出很勤，说是去捋草籽，却极少带回过一把草籽或者树叶之类的东西。有两个其他组的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常来找他。那两个人也都没有浮肿，行动如正常人一样灵敏快捷。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总是显出鬼鬼祟祟的样子。

据我所知，那两个人是兰州铁路局送来劳动教养的列车员，身份是坏分子。在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除了右派，还有一部分坏分子。他们是兰州市的省市机关大专院校和省级企业的职工，在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但不戴右派帽子，而是冠以坏分子之名，和本单位的右派一起送到右派农场劳动教养。

11月末的一天，我顺着山水沟往北走，到沟口的湿地上去挖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状植物，长得筷子粗细，一拃长短，细的如香火头粗细；煮着吃很面，有一股淡淡的甜味，生嚼辣嘴。那天我走远了一点，快走到沟口了，突然看见魏长海和那两个坏分子在一个土坎下边煮什么吃的东西。其他人都是搞到什么东西，拿回窑洞去，在窑洞里用土块架起洗脸盆煮着吃，他们却要在沟里煮着吃!我向他们喊了一声：你们搞到什么好东西啦，偷着吃!喊过之后，我朝他们走过去，想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可是我还没有走到，他们就端起被烟熏黑了的洗脸盆走远了。他们行色匆匆，神情紧张。

为什么怕我看见呢?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我的好奇和疑心，傍晚回到窑洞之后我就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报告了队长司机才。司机才是原省建工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延安边区政府当过科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定为右派，五八年到夹边沟劳动教养，被管教科当“拐棍”使用，任命为一个队的队长。他虽然是个“拐棍”，但却不坑害同类，遇到不平的事还为右派们说话，和管教干部据理力争，所以在右派们当中口碑颇佳。听了我的反映，他说他调查调查。过了一天，他就到窑洞来找我，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这里来看什么?司机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道掩埋死者的程序：所有的尸体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儿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是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扯的吧?司机才问。我说，不像狗扯的，狗扯的创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机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机才又说，看看，你再看看胸膛里边。我不敢看了，也不想再看，往后退了两步。司机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机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旁边的沙子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是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昨天向司机才反映情况，也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根本也没想到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后来，司机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个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上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30年过去了，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他在劳教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又有新的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动。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他劳动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体上的肉还没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瘪。也正因为如此，他尻蛋子上的肉被人用刀子剜去了，那个部位呈现着两个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

看完尸体返回的路上，我问司机才这事怎么办。司机才说，我调查调查。我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还要调查吗?他说那要有证据是他们干的呀，否则，他们不承认怎么办?我又说，他们承认了你又能怎么办?

司机才沉默着走了一截，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说能怎么办?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他们动的是死人，法律上有这方面的条文吗?

我也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我说，总得想个办法吧，得制止这种行为!

司机才说，我查清了情况汇报赵队长，叫他处理去，你说好不好?

我说好。

事情后来的经过是这样的：司机才分头找了那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带吓，他们便承认了。他便报告了赵队长。过了一天，下午，我们在窑洞里坐着，赵队长和食堂的两位炊事员闯进来了。我们的窑洞很低，大概一米五那么高，赵队长进来后抬不起头，弯着腰往四下看着，大声喝问，魏长海!魏长海在哪?其实魏长海就在他跟前坐着，但他不吭声。大概是和司机才谈话之后，他知道事情不妙，从昨天到今天，再也不外出了，蹲在窑洞里，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不时地讨好地与其他人说话。此刻他的脸色变成了死灰的颜色。但是，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指着他说，这不是魏长海吗?赵队长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窑洞的黑暗，认出了魏长海，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好你个熊，你在这达坐着哩!魏长海慌忙站起，站起时头碰在窑洞顶上，哎哟叫了一声，说，赵队长，你找我有啥事?赵队长没理他，扭脸对那两个炊事员吼道，给我捆起来!在右派农场里，能在食堂当炊事员的人都是队长的亲信和打手，赵队长说声上，他们便扑上去把早就准备好的麻绳往魏长海的脖子上一搭，把两条胳膊一缠，往后背上撅过去。其中一个炊事员把膝盖顶住魏长海的后背，双手一用力，绳子唰的一声响，魏长海便尖叫着缩成一团跪倒在地。作为老公安，我可知道这一绳的分量：不要说魏长海长期挨饿受累的身体，就是江洋大盗、作案惯犯也禁不住这一绳呀!

往常，管教人员捆人打人，是没有人敢站起来说话的，但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人已把个人生死看淡了，置之度外了，所以听着魏长海杀猪般的令人心颤的嚎叫声，有个人斗胆问了一声：赵队长，他做啥坏事了，你们这么捆人?赵队长不理会。朝着魏长海瞪圆了眼睛，喊：

狗日的，你敢吃人!

人们一惊，又问，什么吃人?赵队长，你说的啥意思?

赵队长仍然不理他们，仍然喊：

狗日的，没有王法了!敢把死人挖出来，心肝肺煮着吃!

窑洞里突然沉寂了，是死一般的沉寂，人们你看我，我看你，继而嗡的一声，惊叹声詈骂声议论声就响成了一片：啊呀，还真有这种事呀?难怪他不浮肿，原来是有原因的……

一片嗡嗡声中，赵队长吼着说，狗日的不是吃了一个人。吃了几个!无法无天了!他走上前去狠狠地踢了几脚，又骂，狗日的，你敢吃人!

魏长海缩作一团，连声惨叫，赵队长，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后来赵队长说了声拉出去，那两个炊事员就像提小鸡一样。把魏长海从窑洞口扔出去了。随着咚的一声响，传来一连声的惨叫。

这天捆起来的除了魏长海，还有铁路局的那两个小伙子。

他们被关在赵队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地窝子里。赵队长的办公室也是地窝子，只是缮了顶，安装了门板，还生着一个火炉子。

这三个人的残忍行为顷刻间传遍了祁连山下的两道山水沟，震惊了全体劳教犯。这天下午，没有人出去找食。人们或坐在窑洞里，或聚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像是开会一样，谈论着魏长海等人的事情。他们先是无比震惊，义愤填膺，斥骂魏长海等人无法无天，道德丧尽，接着就又讨论该怎样处置他们。有的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枪毙。有的说，应该把他们正式判刑，送到饮马农场去劳改，但是有人提出了异议：魏长海犯什么罪了?他杀人了吗?他抢劫谁了吗?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吗?他犯了哪家的王法?于是，大家的讨论变得复杂而又冗长……

我没有参加人们的议论。魏长海的事情是我发现并且报告领导的，但是，看见炊事员把他捆起来，赵队长那么凶狠地踢他，他凄厉的惨叫，我已经可怜起他来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经过短时间的争论之后，大家讨论的议题转到了道德的范畴。大多数人都认为魏长海没有犯法，只是违背了人类生活的道德法则。而道德问题是个更为复杂更加难以辩明的问题。有些人说魏长海天良丧尽，猪狗不如，应狠狠整治，但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师大历史系一位姓章的教授引经据典地说，古人云：仓廪足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之……

往常，躺在窑洞里熬时间，时间过得很慢，慢得叫人难以忍受：肚子咕咕地叫，但吃饭的时间还很遥远。这天的下午，时间却是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不知不觉地滑过去了，天已黄昏了：从戈壁滩上斜射过来的阳光在对面的陡坡顶上只剩下窄窄的一抹，窑洞里已是很暗了。不知是谁说了声，哟，快到吃饭的时间了。人们这才停止议论，各自准备碗筷，准备去食堂打饭。

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饥饿。我的心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魏长海在地窝子里关了四五个小时，领导还没有把他放出来!以我的经验，他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了。五花大绑的人，绳子勒住了两臂的血管，血脉不通，时间一长，双臂就会肿起来，脸涨得像猪头一样大。这时候不马上松绑，双臂就会残废；时间再长。人就要死亡。夹边沟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一个逃跑者半夜时分被抓了回来，五花大绑关在禁闭室。因为奔波的劳累，队长回到宿舍就睡觉了。早晨起床后想起这个人来，忙去放人，人已经僵硬了。我的确是担忧得厉害，便对窑洞里的人们说，喂，你们谁去找一下赵队长，求个情，把魏长海放出来。再要是不松绑。就要出人命了。

我连着喊了两遍，没有人应声。后来我对章教授说，咱俩去找找赵队长吧，求求情，把魏长海放了。章教授翻了翻眼皮，躺着没动。

后来，人们就都拿着碗盆去食堂了。

我不再叫人了。我明白，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人们的心都变硬了，变冷漠了。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他们已经看惯了同室的伙伴一个又一个的倒毙，一个尸体接一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明水都不知道，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消磨殆尽了。他们没心思去管别人的事了。

可是我不能不管。魏长海是我举报的，如果他死在禁闭室里，我就是杀人犯!只要我活着，罪恶感一辈子都会折磨我的心灵。就在大家议论魏长海的时候，我反复思考了：魏长海是做得不对，但他不应该死!

我顾不得吃饭了，跑去找司机才。我和他一起去了队长办公室，央求赵队长把魏长海等人放了。

我们走进禁闭室的时候，看见魏长海正在往地上撞头。因为血液不能流通，他的脸肿了，难挨的痛苦折磨得他把头杵在地上。我们解开绳子，他连路都走不成了。他的胳膊根本就不能动了，肿得像水碗粗，且改变了颜色。我们扶着他回到窑洞。

他的胳膊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功能。开头的一个星期，他的手连饭盆都端不住，我给他打饭，用小勺喂他。他感激我，感激得涕泪双流。他不止一次地说，老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

他许愿将来要报答的话，我只当是耳旁风，根本就没放在心上。那时候，全农场的右派已陷入绝境，饥饿每天都扼杀着生命，身旁的伙伴一个又一个死去——他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还活着，天亮时再也醒不来了，永远地醒不来了——我自己也不敢说还能活几天，谁还把某个人说过的某句话当真呢。再说，他是那样一个人品低下的无耻小人，我根本就不想和他长久来往。

但是，他把我当成了真正的救命恩人，知心朋友。

那是他的胳膊恢复健康不几天的事，记得是12月2日的一天上午。他把我叫到窑洞外边没人的地方，很神秘的样子跟我说，老李，我跟你说件事，我要走了。我惊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要逃跑了，但我很冷淡地说，你跟我说这事干什么?他说，真的老李，我真的要走了。再不走就要饿死了。我还是那种口气：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好不好。你走不走我管不着，你走了我也不去报告，你放心吧。我当时理解错了，以为他是怕逃跑后我去报告，怕把他追回来，才在逃跑前跟我说这些话的，叫我不要报告。谁料他竟然说，老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叫你跟我一起走。

当时我怔住了。说心里话，在明水这一段日子，我的心里的确产生过逃跑的念头，但总也下不了决心。我是这样想的：我1948年参加革命，那时候才16岁；我当时是抱着推翻旧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狂热理想参加革命的。我参加了解放战争，还去过朝鲜。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美国的炮弹炸断了我的肋骨，我立过二等功。就是在定为右派之后，我还想着经过艰苦的劳动改造，求得党的谅解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所以我还不想跑。我要是跑了，那就是放弃了革命的理想，什么光荣的历史呀，我的未来的前程呀，就全都掉丢了。我的确不愿做一个没有革命理想、庸庸俗俗过一辈子的人。但是，不跑吧，眼看着就要饿死，我也真是不想落个这样的下场。我愣怔了一会儿，思想剧烈地斗争，还是下不了决心，我说，要走你就走吧，你放心，我不去报告，可是我不想跑，我十几岁参加革命，现在却要当革命的逃兵，我实在不甘心。他说，哎呀，老李呀，你怎么这样傻呀，到现在还抱着革命理想不放!你是什么革命者呀，人家早把你从革命队伍里开除了，你已经是阶级敌人了，劳教犯，你还一厢情愿地做好梦呀，傻媳妇等汉子。在夹边沟劳教的两年半中，我的革命理想的确是磨灭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想，我终归没反对过革命，没做过对革命不利的事情，我被定为右派是很委屈的。我想，党就是不给我平反，也总是要给个出路的吧。所以我又说，我是不再做好梦了，但是，总有一天会把我放出去吧?总会给一条活路吧?他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什么时候释放你呢?劳教到哪一天才能结束?你能等到放出去的那一天吗?老李，走吧，咱一块儿走吧。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好心总有好报的，可能你等不到释放的那一天就饿死了。你说，你死了不是白死吗，有什么价值?人活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只能活一辈子，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在战场上和敌人一刀一枪地干，死了是有价值的。你死到这山水沟里，有什么价值，不觉得冤枉吗?我沉默了。魏长海的话就像是拳头一拳接一拳地打在我的心窝上。两年半以来，我的灵魂就是为这些问题而熬煎着，扭曲着，痛不欲生。我曾经几次想到过一死了结我的一生!看我不语，魏长海又说，老李，你是个好人，我才劝你跟我一起走，要是别人，我才不管他呢，死掉就死掉去，关我的什么事。你可不要打错了主意呀，咱们一起走吧。

魏长海的话终于叫我动心了，我说，老魏，我是怕跑不出去。我的腿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走几步就发软，身体也虚，没那个体力呀。他听出我的心思来了，提高嗓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腿肿得厉害，走不动路，所以才叫你和我一起走。你真要是走不动了，我可以帮一帮你。我苦笑一下说，帮我?你怎么帮我?我真是走不动了，你说，你怎么帮我?你是能扶着我走，还是背着我?他似乎是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愣了一下说，背你就背你，你以为我背不动吗?说实在话，老李，我的身体也比两年前差远了，但是，我想在临走前还是要叫上你，叫你一起走。你救了我的命，如果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走，我就一定要帮助你，就是搀着扶着，我和你一起回到兰州去。他的话说得很真诚，我怦然心动，并且十分感动。我从前是瞧不起他的，觉得他太自私，品格低下，这样的人不能与之为伍。我之所以从禁闭室救他出来，只不过是解脱我灵魂的重负，是利己的，他却如此的感恩图报，古道热肠，我的确是没想到。我静默片刻说，好吧老魏，就这样定了，咱一起走。只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要是跑半截叫人家抓回来，怎么办?

我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自从我们迁徙到明水乡之后，隔三差五的听到有人逃跑的消息，他们当中有人跑掉了，有人被抓了回来。抓回来的人先是受到关禁闭的惩处，然后就被送到严管队。因为人们都已经饿垮了，这时不再搞过去的批斗会了。

魏长海说，抓回来就再跑!

说走就走，这天深夜两点钟，我们悄悄地溜出了窑洞，趁人们熟睡之际逃离了明水乡的山水沟。这天的月亮很亮，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是阴历中旬的月亮，又大又圆。月光照亮了山水沟，月光朦胧，暗影浮动，山水沟一片宁静。只有我们的心跳得很响、很慌，就像我们急匆匆的脚步。我们住的山水沟南头是戈壁滩，离着我们七八里路就有个小火车站。往常我们站在窑洞顶上就可以看见小火车站，看见火车在戈壁滩上行驶。但我们没去那个车站。我们知道，自从有人逃跑以来，农场经常派人在火车站巡逻，防止劳教分子逃跑。我们从北边出了山水沟，翻过沟口埋死人的沙包，踩着一片荒原往西跑。这是我的主意。七八年公安工作的经验告诉我，欲速则不达，南辕北辙、声东击西才能迷惑追捕者。

从山水沟往西二十里处就是高台火车站，我们也绕开了它；我们知道，一旦农场发现我们失踪，必然派人去较近的火车站捉拿，并通知附近的火车站协助缉拿逃犯。我们的目标是几十公里处的清水车站。清水车站在酒泉县界，那儿驻有很多部队。我们估计农场的干警会认为我们不敢去那个车站，我们正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盲区。

我们逃窜了整整六个小时，天亮了。我真是搞不明白，我的因为浮肿而疲乏的双腿哪来的那么大力气，能够从午夜奔走到清晨，东方迸出灿烂的霞光。这时候，我们正走在一片光秃秃的戈壁滩上，看不见一片村庄，也见不到一棵树木，满眼黄蒙蒙的沙土地，杂以黑色的戈壁石。魏长海说了一声，歇一下吧，不会有人来戈壁滩追咱们啦。我就像瘫痪一般倒在戈壁滩上。

我们休息了半个小时。我们累了，也饿了，我们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沙枣嚼起来。昨天上午定下来逃跑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准备，想搞点吃的东西。我手里还捏着几十斤粮票几十元钱。我想从食堂买点加餐，但找了司机才，找了梁队长，也没办成。最后从一位赶马车的右派手里搞到了几把沙枣。这是喂牲口的饲料，我花了十元钱买的。真是无奈得很，右派们从家里来到劳教农场，每个人手里都有点粮票有点钱，但谁知到了农场就变成了废纸；食堂就不卖加餐!

沙枣吃起来有点甜，还有点酸，很好吃，但噎嗓子。幸好离开明水之前准备了一个水壶，我们才就着吃了点沙枣，以补充我们的体力。

吃点沙枣之后继续走，我们便遇到麻烦了。手杵着地面站起来，一迈步我就栽倒了。第二次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了两步，还是摔倒了。腿软得支撑不住身体。我的身上立即渗出一层汗来，心脏跳得又急又慌。魏长海觉出问题来了，问我怎么了，走过来拉我。我说腿不听话了，掐着都不觉得痛。魏长海说，走得太猛了，歇会儿，再歇会儿。我坐在地上歇着，心里想，是走得猛了，但主要的原因是体质太弱，疲乏无力的原因。

又歇了大约半个小时，魏长海拉着我站起来。这一次没有摔倒，但心跳得还是那么急那么慌，我慢慢地往前走。走一截就坐下来休息，喘息。

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大约是午后一点多钟了，太阳高高地挂在正南方的天空，我终于倒在地上走不动了。魏长海拉我我也站不起来了。我对他说，不行啦，我真走不动了。看我在地上坐着，魏长海瞪着眼睛说，你怎么这么松包!这才走了多远，也就四五十里，你就走不动了，那后边的路怎么走!清水还远去啦!我没吭声。在这之前我就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有点粗暴了——每次拉我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手很重。此刻我想，他这阵可能也后悔了，不该和我做伴。看我不回答，他又说，说呀，你说呀，你不走怎么办，咱们就在这里等死吗?他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我不能不说话了，我说，老魏，我可不是装的，我是真走不动了，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说，我知道你不是装的，可你得走呀，你坐在这里，有车来接你吗?我又不吭声了，我还说什么呢，我已成了他的累赘了。我之所以和他一起逃走，我原以为自己还是能够走到火车站的，看来，我对自己的估价太高了。这时候他似乎更生气了，大声地说，走呀，你站起来走呀!挣扎着走呀!你坐着不动，像个死人一样哪行呀?我还是不出声。他又说，松包，你真是个松包!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走了，不管你了!我已经被他骂急了，这时便回嘴说，走吧，你走吧，说实在话，我根本就没想着叫你帮我。那一阵，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走吧，你要是真的抛弃我走了，我就到附近的铁路上去，在最近的火车站上车，我也不管那儿是否有人在等着捕捉我。

我们始终保持着与兰新铁路三五里路的距离前进，以防迷路和绕远。从我们歇息的地方可以看见戈壁滩上行驶的火车。我想，这几里路。我爬也能爬过去。

但是，他瞪着我看了几秒钟，又拉我的胳膊说，呵，你还发脾气了!起来起来，我背你走一截。我站起来了，但是，我一扭身走了起来。那一阵，我的心里一热，身上又有了一股力量。

但是，身体真的筋疲力尽了，当天空的太阳明显西斜，我又一次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晕眩出现了。当时我在地上跪着，双手杵地想站起来，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团灰色的雾气。雾气一霎间就挡住了我的视线，原先就在我眼前生长着的一墩骆驼草也消失了。这种现象瞬间就过去了，也就几秒钟，眼前又出现了黄色的沙土，干枯的骆驼草。但是我马上就明白，这是晕眩，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体力已经耗尽，生命极度虚弱了。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我镇静下来站起身再走的时候，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脚步更乱了，双脚像是踩在棉花堆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每走一步就要摔倒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心。紧接着，我的身体哆嗦起来，像是突然有一股寒气侵袭了我的身体，冷彻骨髓。我想竭力控制住这种突如其来的哆嗦，但却无力控制，扑的一声摔倒在地。魏长海是走在我前边的，他似乎听到我摔倒的声音了，转身走回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话来，身体剧烈地颤抖。他似乎有点害怕了，捏住我的手说，怎么啦，你怎么啦。病了吗?说实在的，我与他交往不深，并不真正了解他，从内心深处还是怕他扔下我走掉，所以等哆嗦减轻以后，我说，冷，我有点冷。咱们休息一下吧。

这一次歇的时间较长，我又嚼了几颗沙枣，等身体完全停止痉挛之后又站起来往前走。后来我想过，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在那一阵出现那样剧烈的哆嗦，我认为是这样的：身体的运动需要热量，而我的空空的肠胃不能提供热量，我的干瘪的身体也不能提供转化为热量的营养储备，体温突然下降所至。

虽然经过休息之后又继续前进了，但热量难以为继。走了三百米，翻过一道很矮的沙梁时，晕眩又一次袭击了我。沙梁只有二三米高，这是戈壁滩上的流沙堆积起来的。我已经爬上沙梁了，是魏长海拉着我的手登上去的，上去后该下坡了，我低着头往下看，眼前突然就冒出一团云雾般的东西，一头栽倒了。这次的晕眩也很短暂，我栽倒之后骨碌碌往下滚，滚到沙梁下边就清醒过来了。

这次的晕眩魏长海完全看在眼里，他觉出情况的严重性来了，他扶我站起来说，不行，你不能再走了，我背你。但就在这时，我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道石头砌的水渠，水渠那边站着两峰骆驼。我对他说，去，你去看一看，那边是不是有人。他走过去登上渠堤看了看，说，那边有人家。我也走过去了，看见金黄的阳光下，前边有许多农田，还有几间低矮的土屋。于是，我对他说，老魏，我看这样办吧，你不要背我了，你还是自己走吧，到清水去，坐火车去兰州。我到前边的村庄看看，那里有人，我在那里住上两天，休息一下，再去坐火车。听了我的话，他一下子就瞪圆了眼睛，气呼呼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叫我扔下你?我说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呀。我的情况是的确走不动了，你背着我走，你也要累垮的，那咱们就都回不去了。你先走，我到前边村子里歇上两天，再走，也能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沉默了一下，眼睛看着前方的村庄。过一会儿，却又转过身来说，不行，我不能叫你去那儿。那几家人如果好心，留着你休息两天，当然好，可要是遇上个可恶的人，往上一报告，可就糟了，你就得又回明水去了。

我被他的话吓住了。还在新添墩的时候，就有人逃跑过，但是在路上被银达乡的农民抓住，报告了公社，公社打电话通知农场，农场去人抓了回来。

后边的事我就不再说了。我们又往前走，并且绕开了这个村庄。当然，后边的路程主要是魏长海背着我走，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说你自己走一截吧。我挣扎着走几步，然后他就又背起我来。这样的前进速度是很慢的，魏长海的确累垮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定走到铁路线上去，他说，遇到第一个车站我们就上火车，不管那个车站有没有人会拘捕我们。我们的运气真好!半夜两点钟我们到达许三湾火车站。正好车站的候车室里有一伙从哈密过来的难民，他们是四川人，半个月前，他们从四川去新疆找工作，但是去乌鲁木齐的铁路只通到哈密，从哈密去乌鲁木齐的汽车很少，他们等了十多天也挤不上车去。怕被公安部门当做盲流收容，他们便又返回四川去。只是他们没有买车票，车到许三湾被列车员轰了下来。他们叽叽喳喳商量后边的事怎么办，我和魏长海混杂其间，没有引起车站任何人的怀疑。转天上午，我们登上一列从玉门市开来的客车。

火车隆隆地往东行驶，很快就驶进了高台车站。进站之前，我们就装出睡觉的样子爬进座椅下边去了。那正是春节前的日子，车厢里人满为患，谁也不会怀疑我们为什么钻进椅下。我们必须这样做，以防追捕我们的人登上列车察看。

翌日清晨火车到达兰州火车站。走出车站，我们在一家很不显眼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分手了。吃饭时魏长海说，他要回老家天水市去了，他不敢回铁路局，怕领导再把他送回劳教农场去。他说，他家是城市居民，回家后再说吧，看能不能找个临时工的工作干；如果在家乡呆不下去，他就到新疆去谋生。我是不能回老家的。我的老家在武汉，是个资本家家庭，我以右派之身回到家中，会连累家人的。我在无奈之下还是决定回王家坪农场去。我作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领导要惩处我，那就叫他们把我正式逮捕判刑吧，就叫我在王家坪劳动改造吧，明水农场我是坚决不回去了。我可没有魏长海说的去新疆谋生的念头，那样不是成盲流了吗，高尔基作品里写的流浪汉!在流浪和漂泊中度过一生，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宁可去坐监狱也比漂泊流浪要强。坐监狱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释放后是组织安排个出路呢还是自谋出路呢，你总是合法的人了，而四处漂泊却是黑人黑户，走到哪里都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

说到这里，李科长结束他的故事，说，回到兰州以后的事，有机会我再对你讲吧，魏长海的故事就是这些了。

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讲完许久，我问，从那以后，你没再见过魏长海?他回答今天是第一次相逢。我说你们没见面都有三十年了，两个人的变化一定很大，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他说是的，是变化很大。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1960年的时候我二十八岁，他二十四岁，现在我们都是年近六十的人了，三十年没见过面了，不细看是认不出来的。我问，你先认出来的?他说，是我先认出来的。我去列车长办公席的时候他正忙着：有几个无票乘客在补票。我站在旁边等。这等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面熟，但是怎么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是越是在那儿站着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我见过这个人，而且是很久以前见过的，不是近来见过的。后来那几个人补完票了，我挪到他对面站着说，老同志，我是外出执行公务的，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还说年纪大了，坐硬板身体有点坚持不了。一开始他说没票了，但是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顿了一下，过会儿又看了我一眼。这一来我突然就想起来了，他像是魏长海。我从他的眼光分析：他可能也觉得我面熟，否则为什么多看我一眼呢!于是我问了一句：老同志，你是不是姓魏?他没回答我，而是直愣愣盯着我喊了一声：李天庆，你是李天庆吧!我说对呀，我是李天庆。你不是魏长海吗!他说对，我是魏长海。哎呀，今天遇见你老哥了，真巧呀，咱可是三十年没见面了。我说是呀，三十年啦，你的头发都变白了。他说你的头发也白了呀!你现在干什么啦?我说你看看我这身皮，还是干公安呀，在王家坪农场。他又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武汉接两个逃跑的犯人，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告诉他，我们是三个人，想买张卧铺票轮换着休息一下。他说你这是什么话呀，不要说买一张，你就是买三张，我也要给你解决呀。我告诉他不要三张，就买一张。我们是自己掏钱，买一张票轮流休息的，买三张回去无法报销。一听是自己掏钱他就说，出公差还要自己掏钱呀?算了算了，你就不要买票了，前边的列车员车厢还有一张空铺。你们就轮流休息吧。我觉得列车这么拥挤，能给咱补一张卧铺就算不错了，钱还是应该付的，就拿钱给他，并说，老魏，我还是交钱吧，别叫你犯错误。他竟然说，老李，你就别客气了，我就是犯一次错误，也不能叫你花钱呀!后来，有几个乘客来补票，我看他忙，就告辞了。告辞时他又问我在哪节车厢坐着，还详细地告诉我列车员车厢那张铺怎么找。他说现在他当班，等他晚上下了班，他来找我，到餐车去坐一坐，老朋友聚一下。

我问科长：他几点钟找你的?这顿夜餐够水平么?李科长回答，大约十点多钟，旅客应该睡觉的时候他来找的我。饭菜还算可以吧，餐车上，又不是什么饭店，就是一碟盐水虾，一碟红烧排骨，还有炸丸子、炒虾仁什么的，总共五六碟。看起来他交待过炊事员的，我们一到餐车，菜就端上来了，很快。他还从餐车的柜子里拿来一瓶古井贡酒。一开始他不喝酒，叫我喝，他说过几个小时就要当班，不能喝酒的。我说我不能喝酒，他说一定要喝，他陪我喝一点儿。可是一喝起来就把一瓶酒喝干了。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喝酒，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我问科长：你们都谈些什么?谈夹边沟的事了吗?科长回答，谈了。我们先是互相说说1960年那次分手以后的经历，后来深夜了，谈得很投机，就又说起夹边沟的生活来了。我问他：喂，你还记得那件事吗——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几个人把天祝县医院的王大夫肢解的事。我一提这事，他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很尴尬的神情，忙忙地说，不提那事，不提那事。那些事情，我一想起来就恶心。我说他：你现在恶心啦?可当初，你们把人家肢解了，那时候你没觉得恶心吗?他的脸色涨得通红，难为情极了，说，老李，那事我们做得是不对，错了，真错了，可是……那种非常时期，也没有办法呀。他已经死了，我们还想活下去，就叫他为我们做点贡献吧……

李科长讲完他和魏长海的故事，天色已经大亮。玫瑰色的霞光从车窗斜射进来。我估计，列车正在中原大地上疾驰。两天后我们押着在逃犯返回兰州。我们问犯人：怎么从王家坪逃跑的?犯人回答：在田野上锄草时，他们两人挖了两个长方形的浅坑。休息的时候趁着人们分散开来东倒西歪躺着的机会，他俩躺进坑里。第三者——一个不逃跑的同谋——在他们身上盖上一层土并撒上一些锄下来的杂草。傍晚和第二天好几次警卫战士从他们身旁走过，几乎踩到他们头上但没有发现他们。第二天夜里，当他们确信田野上没有警卫人员之后才爬起来逃跑。

这就好了

我作为知青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当农工，有一段时间患了皮肤病，湿疹。那是1970年冬季，我的小腿上长出一些疹子来，其痒无比。一开始我没在意，一发痒就抠，结果抠破溃烂了。去农场卫生队——我们是兵团建制，农场的医院叫卫生队——看了几次医生，谁知病没治好，反而加重了：溃烂扩展到大腿，化脓，流黄水。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由一名叫尚春荣的医生给我治疗。

尚医生三十二三岁，甘肃省通渭县人。他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军医，1956年入伍，先是当卫生员，后来提干当了军医。他1965年转业，在甘肃省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当医生，后来农建十一师分成农一师和农二师两个师，他调到农一师小宛农场卫生队当医生。

我们卫生队的医生大都是大学生和中专生，还有两个提拔起来的知青。专科出身的医生对我们这些农工总是有点高高居上看不起的样子，而那些知青提拔的医生，农工们又不大信任，认为他们没多少专业知识会庸医害人!我们去卫生队看病，都愿意找尚春荣看病。尚春荣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搞了多年医务工作，治疗常见病很有经验。他还有个优点，就是当过兵，性格活泼，爱交往，对农工热情。他能和知青一起聊天，甚至一起发牢骚。农工们有事去求他，譬如说想开张病假条休息几天，或者想开个转院证，借故到玉门镇或者嘉峪关市去玩几天，他都能让你满意。他说，玩几天就玩几天去吧，蹲在农场里就像劳改犯一样，蹲傻了。我那个连队有两个青年谈对象，女的怀孕了，但两人又不愿结婚。——很多知青不安心边疆建设，害怕结了婚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农场了。那位男青年找了一次尚春荣，尚春荣就给他的女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去安西县人民医院做了流产，丑事就掩盖了。

那次我住院三个月，天天和尚大夫见面，聊天。尤其是他值夜班的日子，我经常在医生值班室和他聊天，听他讲故事。他入伍后一直在公安部队服役，见过世面，阅历丰富；他的大脑里装着许多大悲大喜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

下边就是他讲的一个故事。

我对你说过，我是1956年入伍的义务兵，国家制定新兵役法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在那以前，招的兵都是志愿兵。那年，国家在我们县招了一连新兵。入伍后在兰州的新兵连受训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又把我送到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兰州部队总医院卫生员大队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陕西的三零四五部队当卫生员去了。

我们那个部队是看押犯人的，押着犯人修铁路。我到部队那年，部队就调进甘肃了，改编为内卫七十二团，修宝成铁路，然后又修兰新铁路。

兰新铁路修到柳园，修到省界，犯人就不再参加铁路建设了。由铁路工人去修了，我们那个团就专门看押张掖和酒泉地区的监狱和劳改队。

我跟你讲过，我在团卫生队当过卫生员，在双塔水库当过卫生员——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连看押犯人修水库。从水库下来之后，团卫生队的队长跟我说，你到一营卫生所干一段时间去吧，你是老卫生员了，要提高一下技术，争取提干。我明白他的意思：在连队当卫生员，只能治个头痛感冒，重病号送营卫生所和团卫生队；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看病的都是医生，轮不着我给人看病。在营部就不同了，营部的卫生所就一两个医生。忙的时候卫生员当医生用，可以锻炼人。我猜对了，到了一营营部，果然就给了我处方权，我可以给病号开处方治病了，不再拿我当卫生员使用了。

一营营部在酒泉东边十公里处的城郊农场。那里有二千劳改犯种地，一营的一个连队当警卫。

我在那儿干了几个月，天已经冷了，那是1960年的11月下旬吧，营长找我说，小尚，你到团部卫生队去一趟。季队长来电话了，叫你到他那儿去一趟，可能要给你派个啥任务。我问营长，执行啥任务?背背包不背?营长说我也不知道啥任务，没说叫你背背包。

执行任务，又不背背包，这到底是个啥任务嘛。我心里疑疑惑惑的，就坐上一辆去酒泉拉货的马车去了团部。

那时候我们的团部在大衙门那儿，就是酒泉邮政街东边。我到了卫生队，问季队长，你叫我来做啥?季队长说，接到上级的指示，说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病号很多，死了不少人，叫我们派个医生去那儿协助工作，抢救人命。我考虑你去合适。我吃了一惊，忙说，季队长，我是个二把刀——卫生员嘛，你叫我去抢救人命哪行呀，我会抢救人命吗?你派个有能力的医生去吧。季队长说，我考虑了，这事你去最合适，你胆子大，不怕死人。再说，那里也不缺医生。那是个右派农场，大医院来的医生、教授多得很。叫你去，是叫你到那里跟人家学习技术去，将来好提干。我想了想，觉得季队长的话有道理：我在团部卫生队当过两三年卫生员，好几次外出执行任务，队长都派我去。原因是那些专科毕业的军医们看见劳改犯或是遇上战斗，心里发怯。有过战斗呀，那一年嘉峪关公社发生反革命暴乱，部队去镇压，枪声一响，和我一起去的两个军医腿都软了，不会走路了，我不仅要抢救伤员，还要照顾他们。

于是我说，好吧，明早我就去。

季队长说，到药房里领上些药，背上些强心剂和葡萄糖，多背些。

我说那我就领药去了。

我已经出了办公室，他又喊，哎，回来，回来，你先不要走。

我走回来。我以为他还有什么事要说，但他却看着墙壁吸烟，像是在思考什么?良久才转过脸来说：

你就到一营二连去住吧。

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可笑。夹边沟农场驻着我们的一个连队——一营二连，我去双塔水库之前，还在那个连当过半年卫生员，我去夹边沟农场当然要住在那儿，这还用你嘱咐吗!我说，季队长，我还以为你叫我住宾馆去哩，可那里哪有宾馆呀!

季队长是陕北人，1938年当的兵，解放后授衔大尉，很快又升为少校。他平常严肃得很，也就我敢跟他开玩笑，因为我胆子大，完成任务好，他喜欢我。

他短促地笑了一下，说，你到了那里，遇到啥特殊情况，一定要给我汇报。记住，你住在二连，可不归二连领导，有啥事向我汇报。

我说，有啥特殊的事?

嗯……他沉吟着说，能有啥特殊的事我知道吗?我是诸葛亮吗，能掐会算吗?我是提醒你，那里押的都是右派，还有一些大右派。阶级斗争情况复杂，啥事都可能遇到。要真是遇到难办的事了，可不要擅自做主。

我说是。

他说，去吧。把事情办好。这是你独自执行任务，不要出麻烦。

我在去药房的路上心里觉得好笑。季队长向来说话干脆利索，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领好的药，先到城郊农场背上背包，再步行到夹边沟。

夹边沟农场你知道吗?噢，你听人说过?那好，那我就不介绍夹边沟农场的情况了，我只讲我的经历。那时候部队汽车很少，我是步行走去的。我先到部队，把背包放下，就背着药去了夹边沟农场的场部。

我们部队为什么要在夹边沟驻一个连队呢!不是，不是看押右派的。1959年，甘肃省的吃粮就出现困难了，部队的战士一月就供应三十八斤粮食。部队上都是年轻人，三十八斤粮食吃不饱呀。为了解决缺粮问题，团领导抽了一个连在夹边沟开荒，种地。开荒的第一年，我在那儿当过卫生员。那一年，团部机关的干部，包括卫生队的医生和卫生员都下去过，开荒、修渠。我在那儿当卫生员时指导员上课讲过，平时不要到夹边沟农场乱转，不要叫右派当成部队是看押他们的。我们没那任务。但是指导员又讲，如果农场发生暴动和骚乱，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制止和镇压。连队离着农场的场部几百米，但每天晚上派一组游动哨在农场的围墙外边巡逻，逢节假日还要加岗哨。

我原计划见一下农场领导的，可到了办公室门前没遇见人，冷冷清清的，见一间房门口钉着个木牌牌，写着医务所三个字。我敲敲门走了进去。

医务所坐着三四个人。看我进去，他们也是不明就里，停止了说话，忽地站了起来。我想，他们是惊了一下，因为我一身军装，还穿着军大衣，我的领章上是个红十字。我问这里是夹边沟农场的医务所吗?他们齐声说是。我问你们医务所的领导哩?他们说领导到城里劳改分局要药去了。

这时他们还站着，我就说了一声：你们都坐下，站着做啥!    他们坐下了，拘谨地看着我。我说，你们不要紧张，我是酒泉的部队上派来的，给病号治病的。领导说了，你们这里病号多得很，人死得止不住，叫我来协助你们给病人治病，抢救人命。别的啥事我都不管。你们把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几个人也自我介绍一下。

那几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姓杨，是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临洮县人；有个小个子，兰州市工人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还有个女右派，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在他们面前，我是当然的领导了，他们向我汇报：病人很多，有些病人血糖过低，思想包袱重，精神状态不好，死掉了。

我说，问题这么简单吗?是血糖低的问题吗?血糖低就能死人吗?血糖为什么低，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们都不说话。

我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就不问了。我知道，他们不敢说真话，他们就是说真话才犯错误的，才送到这儿来劳教的呀，他们敢说真话吗?

我说，你们领我到号子里看一下去。

那个姓杨的医生领我去号子。我记得往北边走了几十米到一百米的距离，进了一个大院。大院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房子里像是没有啥人。我问那个姓杨的：这些房子怎么都空着?

他说，人都调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去了，走了两三个月了，夹边沟剩下些老弱病残了，都起不来了，都成病号了。

我问有多少病号?

他说三百多吧。

我们进了第一间房子。是一间大房子，有三间房那么大。正面和左右都是盘的土炕，像马蹄铁的形状。睡了二十多人。还没把炕睡满。

啊呀，那些人睡在炕上的样子，叫人心酸呀。右派，都是些干部呀，应该是体面人嘛，竟然一个个像是叫花子，穿得破破烂烂的，有的人腰里还系着麻绳。可能是冷吧，我就没有看见火炉子嘛，系个绳绳暖和些。大部分人睡着，少数人在炕上坐着，还有个人用一个装饼干的罐头盒子做的炉子在茶缸子里煮什么，烧的是一本书。他就跪在炕上，罐头炉子也放在炕头上。他的身旁还堆着几本书。他手里的那本书撕得剩下几张了。

我问那个人：你煮的啥?

他回答，干菜叶子。

人们的模样确实吓人呀。有的人瘦得像柴棍棍，眼睛陷得深深的像两个黑洞洞。腮也陷下去成了两个坑坑。脸上一点儿肉都没有了，脸皮薄得就像直接贴在骨头上的牛皮纸。有的人浮肿，肿得像是大胖子，头肿得像背斗那么大，脸有脸盆那么圆。由于怕冷，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衬衣，绒衣，棉衣，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皮大衣。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胖得睁不开。

我问了几个人，哪个单位的?从哪里来的?犯的什么错误?

回答的都很简单。我想，他们可能是怕我，看我穿着军装，搞不清楚我的身份。我叫那个姓杨的医生介绍一下，我是部队上派来的医生，是来给大家看病的。他一介绍，情况大变，把我吓了一跳：七八个人忽地从炕上下来了，围住了我，手里都拿着写好的信，叫我替他们发信。我没接信，我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该怎么处理，再说，季队长说过阶级斗争复杂不要惹麻达的话。那些人看我不接信，就硬往我的大衣口袋里塞。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解放军，拜托你了，求你了，给我把这封信发出去。有的说，我是冤枉的。还有的说，我们受的这苦，中央不知道，你替我把这封信发出去，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会搭救我们的。

我急忙说，不要装，你们不要给我装啦。我是来看病的，我不管你们伸冤的事。你们的信应该叫管教干部寄出去呀。

那些人根本不听，硬是把信装进我的口袋。有的人说，我这是伸冤的信，寄不出去呀，领导要检查哩。

我说，你们给我我也寄不出去呀。我就住在这里，不进城去。

他们还是往我的口袋里塞信，根本不听我的劝阻。于是，我很快就从这间房退出来。就这，我的口袋里装了七八封信。

一下午，我把所有的病号房都走遍了。总共有十来间房，病号三百人。

晚上我回二连吃饭，住宿。第二天，我就和那几名右派医生一起去查房了——巡视病房，或者抢救病号。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闲着的时间：查完房回到医务所，想休息一下，喝点水，但不时有护理员或病号跑来报告，某某人晕过去了，某某人不行啦。我就又跟着他们的医生跑到病房去，打强心针，或者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真是灵得很，已经晕厥过去的人，连气都不出了，往静脉血管推进去四十毫升易渗葡萄糖，过几分钟，那人就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睛后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左顾右盼地看他身旁站着的人。

但是第三天早上有一个晕过去的人，我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力衰竭晕厥不醒的状态，都在抢救，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给他打了强心针，推了五十毫升葡萄糖，后来又推了一百毫升，此人还是没活转来。后来，我帮着护理员用被子把他裹起来，用绳子系上，抬到门外边放着。傍晚有专人拉出去掩埋。然后我就回医务所去了。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一条生命由我的手送上黄泉路了，我这个解放军派来的医生无能呀!

回到医务所，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问我出啥事了。我回答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心里不好受。我问他：你们一推葡萄糖，病人就活了，为什么我救不活?杨医生安慰我：不怪你，这不怪你。那个病号是抢救过两次的人，他的渊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他了。我大吃一惊：还有这道理吗?他回答，这是经验!第一次晕厥的人，推四十毫升葡萄糖就活了，第二次晕厥的人就得八十毫升或是二百毫升才能救活，如果第三次再晕厥，你推上五百毫升葡萄糖也是白搭!

这天中午我回二连去吃饭，下午上班晚了一点。我从二连打电话给季队长，打到两点半钟才打通，我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季队长在电话里问啥事?他说话的口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三天来右派们给我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我不知怎么处置才好，是退还给他们吗?还是给发走?

他静了一会儿，说，给他们发了。但是略一停顿他又说，不要给二连的通讯员，也不要在夹边沟的邮局发，你哪天进城，从邮局发了。

我要放话筒了，他又问一句：还有啥为难的事吗?

我说没有。

不料，第五天还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我已经来夹边沟四天了，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抢救病人，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独自抢救晕厥的病号了。再说，成天泡在病房里，病号们已经熟悉我了，他们不惧怕我这个解放军了，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事情了。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原因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放卫星，他很反感。他在党委会上提意见：你把产量报高了，我们县交公粮、卖统购粮多，留的口粮就少了，社员要饿肚子。结果县委给他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他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这叫拔白旗。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修天兰铁路，他把铁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他说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可是铁路修成之后送他到夹边沟，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我在这几天里走遍了场部，熟悉情况。一天，走进磨坊，看见一帮女右派在磨面。有个姑娘正在偷吃生面粉，脸上沾了许多面粉，那样子怪怪的，就像只白老鼠。我问她哪里人，她说是通渭县人。她认为偷吃面粉叫我看见了，很恐惧，我说她，不要怕，我们是老乡。还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讲师，叫由田，我问她为啥来夹边沟，她说她的工资低，她提意见，领导定她个右派送到夹边沟了。

第五天的早晨，我独自到病房巡视，在第四间病房，一个老汉喊住了我：解放军大夫，问你个话行不行?

这个老人，前两天我就注意到他了：我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他一直是在炕上躺着。他的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但这天早晨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在炕上倚着被子坐着，大衣披在身上。

我在他面前站住，说，有啥话你说吧。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的脸上显出很谨慎小心翼翼的样子。

打听谁?

我问你，你们部队的编制是不是内卫七十二团?

我说是。咦，你怎么知道我是七十二团?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季自生的人?

我一怔：有啊，是我们团的卫生队长。怎么，你认识他?

他答，认识，认识。

我又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答：你们部队在武威驻扎过吧?

我又说：住过，我们团部和卫生队都在武威住过。

他说：在武威，我的姑娘跟了季自生。

我说：是吗?那么说你姓吴?

他说：对，我叫吴成祥。我的姑娘叫吴秀英。

我说：对，对，我们季队长的爱人就叫吴秀英。啊呀呀，这么说你就是季队长的岳父了。

他谦恭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眼前的这个老人是我们季队长的岳父，我心里感慨不已。老人瘦得像个骷髅。他的胡子很长，长得垂在胸前，白花花的。他的头发也全白了，和胡子连在了一起。衣襟上全是吃饭拉拉的汤水的污斑。但从他脸上的神态，他的长长的胡须，我仍然觉得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胡须在进入夹边沟之前，想必是很好看的。我黯然神伤地说：

您姑娘和女婿知道你在这里吗?

嗯……老人支吾了一下。

我又问，你没给姑娘写过信吗?

没写过。

我再问：你为什么不写信呀。你女婿是我们的卫生队长，你写个信，他还不帮助你吗?

老汉不说话。

我停一下说，老人家，你要不要我给您的女婿带个话。

他似乎在思考，过一会儿才说，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要点辣面子。

我说：你不要点糖吗?

他们有糖吗?

有。他有特别供应证。他是校官，少校军衔。

啊，那你就给我要些糖来。

再要些什么?

能要些炒面吗?

能要呀。啊呀，你还客气啥呀，他是你的女婿。你都快饿死了，跟女婿要些吃的有啥不行的。要。我给您要去，要些饼干。

啊，好，好好。解放军，你贵姓?

我说姓尚。我还想和老人说说话的。可这时隔壁房子的一位看护跑进来叫我，说，尚大夫，有个人不行了。我急忙跑去抢救。

抢救完病号，我又到吴老汉那儿去了一趟，坐在炕头上，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在武威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县工商联的主任，解放前是商人，经营毛皮生意。我问他女儿是怎么嫁给季队长的。他说女儿在兰州上的师范，毕业后在武威一中当老师，部队和学生搞联欢时，认识了季队长。我又问，你女儿和女婿真不知道你在夹边沟吗?他说，应该知道，我给家里写了信，叫家人给姑娘写信说明我在夹边沟，叫姑娘给我送些吃的。家人来信说写信说了。我说，你姑娘没管你?他没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可能姑娘没收到信吧，也可能家里人哄我——没写信说写信了。我说他们哄你做啥嘛?他说，害怕给姑娘和女婿出难题呗!我是阶级敌人了，帮助我还了得呀!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同情阶级敌人呀!

我对老汉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的姑娘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这事我给你办。我找季队长去。什么划清界限不划清界限，岳父要饿死了，他能不管吗?

这天中午回部队吃饭，我想起打电话来的，想在电话里跟季队长谈这件事。可是在连部坐着等上班时间的时候，我又觉得打电话不妥：接线员听见我们的谈话怎么办，传出去怎么办?从我来夹边沟之前季队长跟我谈话的神情来看，他是知道岳父在夹边沟劳教的。既然知道岳父在这儿，又不给予帮助，这说明他的确害怕这件事给他惹出什么麻烦来。

这事我须谨慎处理才是。

下午临下班，我说明天进一趟城，去卫生队要点药去。那几个右派医生很赞成，因为我带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第三天就用完了。

翌日晨，我步行30公里到了酒泉县。我先到邮局把右派们的信发了，然后去了团部。一进大院，我就遇见了季队长。看见我他有点惊讶，问你怎么来了，遇到啥事了吗?我说是取药来的。他问取什么药?我说葡萄糖，抢救病人最好的药是葡萄糖。

还要啥药?他问。

强心剂。

再啥?

豆面疙瘩。

豆面疙瘩就是康复丸。用豆面羼上红糖和红枣捏成的圆疙瘩，甜甜的很好吃，病号们都愿意要。

季队长把我领到了药房，对司药说，小尚是给医疗队来拿药的，要多少拿多少。然后又对我说，领了药，你到我房子来一下。

我想，他可能沉不住气了。

取完了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一进去，他就叫我把门关上，叫我坐下，然后给我让烟。季队长平时抽的飞马烟，可是这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牡丹香烟，抽出一根给我。我接过烟，他又划火柴。不好意思叫他给我点烟，我忙接过火柴盒说，我自己点，我自己点。

我点上烟才吸了一口，他问，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他怔了一下，说，你的医疗水平提高了吗?那些右派医生的水平很高，病号也多。

我说，提高什么呀，病号多是多，可是病情很单纯，就是低血糖。人晕过去了打强心针，往静脉血管推葡萄糖。再啥事都没有。

他说，遇到啥事没有?

有啥事?

譬如说，遇到什么特殊的人没有?像你们通渭县的老乡呀，熟人呀……

人嘛，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有个通渭县的丫头，才21岁，叫拔了白旗。不过这人我不认识。还有个人是傅作义的弟弟，叫傅作恭，那里的人说，那是个大家伙。

我说农场的情况，季队长连烟都不吸了，双眼直直地盯着我。我想，应该说他关心的事了。于是，我吸了口烟，又说，队长，你可不要嫌我多嘴，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有一个武威人，是个老汉，有60岁了吧，知道你的名字。他问我认识你不认识，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队的。

你怎么说了?

我说不认识，我们部队没这么个人。队长，你不要嫌我说谎，这事，我怕连累你，没敢跟他说实话。可是，我觉得这事必须告诉你，所以昨天认识了他，今天我就来卫生队，向你汇报。

季队长说，对，你做得对，这事你做得对。他再跟你说什么没有?

没有。

他没说怎么认识我的吗?

没有。

季队长长长地出了口气，身体一仰靠在椅背上，好久没说话，光是吸烟。我呢，也没说什么话，我不知他怎么想的，怕说多了惹出麻烦。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用很神秘的口气问我：

小尚，这件事你没跟啥人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好，没跟人说好。这种事呀，知道的人多了不好，这我不说你也明白。可是这事呀……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上级叫我们派人到夹边沟去，我为什么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可靠，办事我放心，你也机灵。我害怕别的医生去了。遇到这事处理不好。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打听我的人就是吴秀英的父亲——我的岳父呀。

是吗?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是，就是。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了，说他父亲在夹边沟。这事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我说，队长，你放心，这我明白。我不会对人说的。

他又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他没说他那里缺什么?没说要什么？

没要啥。我没说认识你，他能要吗?

你觉得他缺啥?他就是没要也得帮助一下他呀。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叫我们帮助一下老汉。我害怕粘上说不清，没管。现在得管一下啦，不要叫老汉饿死。

我心里一阵轻松。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我脱口而出，说，缺盐，缺辣面子。

缺烟，老汉不吸烟的呀。

不是烟，是盐，吃的咸盐。他们一天两顿饭，就是喝些豆面糊糊，害怕吃盐会浮肿，伙房不放盐，难喝得很。给他带些盐，辣椒面，调调味道。

再给带些啥吧?——带上些炒面，你说好不好?

好，带些炒面，多带些。有饼干了拿上几斤，最好。

饼干有，饼干有。要不要再给拿些肉?

拿上些肉，最好炒成臊子，他每顿能调上些。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

再拿些葡萄糖粉。再给拿几件衣裳。

衣裳不要拿。那里死的人多，死人的衣裳没人穿，衣裳不缺，就缺吃的。对了，有毛袜子拿上一双。我看老汉没袜子穿。用包脚布当袜子。

最后季队长说，现在你回家去。明早走的时候到我家来一趟。

从卫生队出来，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到1959年，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挣工资了——一月四十多元，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有些人就结婚了。我找了个酒泉姑娘结婚，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晨，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盐，辣椒面儿，十几斤炒面和三四斤饼干，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捆好，我背好之后，季队长说，小尚呀，你就辛苦一下吧，本想给你找个车，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用不着找车，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但临走，我又问了一句：吴老师哩?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吴秀英在酒泉中学当老师。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她上班去了。

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第一，我去她家的时候才七点半钟呀，天还不大亮；第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他走进里屋去，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在病房里就厉声训起那几个医生：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这个病号要看好，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人死了，训他们有什么用!但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对不起吴老汉呀……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挖了个深些的坑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些了，才对我说，我去酒泉的一天，老汉就晕厥了两次，都救活了。这是第三次晕厥。

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渭的姑娘。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酒泉，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他交待这事，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讲完之后，我等待着他的发作，我想我该倒霉了。不要说提干，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谁知他却很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夹边沟，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这时夹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那个通渭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夹边沟的，汽车开动时，那姑娘看见了我，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那不是我的事了，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夹边沟。

尚大夫结束了他的夹边沟故事，开始吸烟。我静了好一会儿，问尚大夫：你什么时候提干的?

他回答，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的农建十一师?

1965年，我们季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正好那年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要医生。

农建十一师组建于1964年。

医生的回忆

医务所所长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30多岁了。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在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有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便不成形，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的历史讲给我听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书记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所长和我这个新添墩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吧。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没回来，陈天堂就打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作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吧。

夹边沟农场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1959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间了。死了人先抬到那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一些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作出决定，干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我算上一个吧。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1960年9月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我去替他取点钱，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夹边沟农场是设有储蓄所的，还有邮局和商店。当初右派们来夹边沟劳教，都是带着一些钱的。最早的时候，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后来，右派大批涌来，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心谨慎之人，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每当右派来场报到的时候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现场办理储蓄业务。存款折就拿在右派们手里，用钱时自己到储蓄所去取。

那天我拿了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填写了取款单，可是工作人员不给我钱，要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我当时很惊讶，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工作人员说，是陈天堂和他说过的，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要他开条子，目的是防止住院的病号取了钱逃跑，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盗取他人的存款。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说，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务所的制约吗?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工作人员回答上级没这规定，可是这是你们的所长说的，我就这么办。你不去开条子就不能取钱。

我那时30岁，既年轻气盛，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想我虽是右派，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就强硬地说，好，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子。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

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如数给我取了钱。

这件事我原本没当回事，取了钱也就作罢了。可是，当天晚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或者国债券之后，是否登记造册了，是否上缴组织了。我又不敢到领导那儿去询问或是反映这个问题。——一旦知道我跟他作对，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不用几个月我就会累垮饿垮；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

天下的事情真是再巧也没有了，事情真相终于被我无意中发现了。

那是这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坐着，农场的书记梁步云走进来了，说老陈你来一下，我们研究些事。梁书记像是很急，有点紧张，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过了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原来是梁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电话了，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今天早晨出发来夹边沟了。梁书记紧急召集夹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布置搞卫生，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那时候，夹边沟已经死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大祸临头。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锁，是在抽屉旁的木框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历。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历。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我造病历，是按照农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花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死亡者花名册上还有其他栏目：遗物。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呀，褥子，棉袄裤两件……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国债券、现金和手表。

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贺秉灵送上马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为了防止箱子被偷，我们征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完，因为陈天堂不给他开条子，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五十年代，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夹边沟的时候，身上有几百上千元的国债券，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成家，他们的国债券都是随身携带的，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银行也不储蓄国债券。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国债券?你年轻，你不知道：五十年代国家还很穷，为了筹备资金，国家大量发行公债。你是干部，你是工人，你进步不进步，你热爱党不热爱，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许多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勒紧腰带买公债。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给他抖搂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大女儿18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给姑娘打吗啡，吗啡不治病，会掩盖病情的。再说，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把它留给劳教分子!我只好住嘴了。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

夹边沟农场1961年秋季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娶了个敦煌的姑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他不能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哎哟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

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系的教授黄席群，那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编译室主任，全国解放前夕，李宗仁派张治中为代表，率团与共产党谈判，他任英文翻译。是著名翻译家。中国几个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尔泰，后来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身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间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解去知县，诏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廪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亲更是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30斤，继而又减到24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50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天，我从新添墩到场部去，正好从场部的麦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麦场边编草席，就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

在夹边沟农场，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间都叫老李老张，或是直呼姓名。由于他和我不是同代人，不便称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

王鹤鸣抬起头看我，说，哦，是赵大夫呀，你来了?

他招呼完了我，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垂下头编席，我就又问了一声：喂，问你了，为啥不编筐了，编起席子来了?

他二番扬起脸看我，怪异地笑了一下：赵大夫，你做啥就做去，问这做什么?

我越是奇怪：哎，还怪得很，就不能问吗?

他还是不回答。倒是旁边一位老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呀!我们编的是棺材。

我怔了一下。那老人仰视着我，说，今年夹边沟已经死去五六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了，队长就叫我们编芨芨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你这个当大夫的不知道吗?

我怔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到场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

王鹤鸣胆怯地说，今天你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呀。梁队长不叫我们说。

我看着他谨慎小心的神情很好笑，便说，我偏要说出去!

他害怕地说，不能说，不能说，可不能说呀……你要是说出去，梁队长可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说，好吧，不说，不说，你放心吧，我不说出去。看把你吓的!

他窘窘地笑了一下。他的身体很虚弱了，脸色黄黄的。我心里突然涌出这么个念头：这个老人，他在给别人编织着棺材，但他能活多久呢?据我知道的，过去了的一年多，死去的大都是老人。他们的身体太弱了，偶染风寒便撒手人寰。他们衰老的身体抵抗疾病的力量不足了。

出于怜悯之心，我问了一句：王老汉，你家里来信没有?老家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来信了，家里情况还好。

我问，说啥了?你没跟家里要些吃的吗?叫他们寄些饼干、炒面啥的嘛。

他说，寄了，寄来了两斤炒面，还说以后每个月寄两次，一次寄两斤。我父亲还说……

我说，什么什么?父亲?你父亲还活着?

他的脸勃然变色：什么话，说的什么话!怎么盼人死呢!

我忙赔不是：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呀，你也没说过你父亲还活着呀。

他说，我又何曾告诉过你我的父亲已经作古?

我说，没有没有，你没说过。就因为你从没提起过老人。我才当是没有了呢。你父亲多少岁了?

他答：90岁了。

我很惊讶：90岁了!

他又答：啊，90岁。

我真不能想象，人活到90岁是个啥样子。我又问，你父亲哪一年考上进士的?

清朝末年。

听到我和王鹤鸣的对话，有个右派叫了起来：啊呀，老王，你父亲是进士呀，你可是没说过呀。

王鹤鸣说，那有什么可说的!

但人们说，那是你们家的光荣呀。

王鹤鸣忙说，别说了，别说了，叫管教人员听见又批判我，说我宣扬封建主义，坚持反动立场。

但有人还问，你父亲做过啥官?

王鹤鸣说，不说了，叫你们不说了!

我看他作色，便转移话题：王老汉，你父亲来信说啥了?

王鹤鸣扬脸对我说，他信上说，受点苦没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乏其体肤……

我哈哈大笑：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编棺材了——要进棺材了，哈哈哈……

右派们也都嘿嘿笑了。

1960年10月，我又回到场部医务所了，就又经常见到王鹤鸣了。他因为年纪大身体弱没去明水农场，住在农业队迁走后改为病房的房子里。

王鹤鸣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眼睛凹陷成了两个黑窟窿，身体瘦得剩下了一把骨头，走路摇摇晃晃的。看见他我很心酸：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能熬出去吗?我是尊重他的，尊重他显赫的家族，也尊重他的名气，我就想办法帮助这个老人。经常给他推两针葡萄糖，或者给他几粒康复丸——一种用麦麸皮、枣泥和豆面团成的丸子，小核桃那么大。

我的情况比其他右派都好。自从到了夹边沟，我没有下过大田，没有挖过排碱渠，逃避了重体力劳动，身体没有累垮。平时去伙房打饭，也能比别的右派多打半勺面糊糊。

右派们生活中最可怕的经历要算是10月到12月了。10月，口粮突然减少到十五斤，死亡立即就加剧了，每天早晨要从病房里抬出去几具尸体，多的时候十几具。

但是王鹤鸣坚持住了，有两次去病房，我竟然看见他在帮助其他病号打饭打水，端屎端尿。对于这种特殊的精力旺盛的现象我感到惊奇，我说过他：你近来身体好些了。

……王鹤鸣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0年12月31日。这天傍晚，来到夹边沟农场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日开始遣返所有在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分期分批……

场领导用有线广播宣布了这个决定。

根据病号们的身体状况，医务所决定，第一批送到酒泉火车站乘坐火车的是二十六名健康状况较好的病号，而那些重病号则需加强营养再治疗几天。至于那些病危病号，则要送酒泉劳改医院治疗后才能送走，否则可能死在路途上。

陈天堂叫我拿着名单去通知这26个人。

王鹤鸣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在逐屋通知时故意没通知他。而在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之后，我又回到他住的病房。

他们病房已被通知的三个人正在作准备，没有被通知的病号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走。看见我又进来，王鹤鸣有点着急，拉住了我的手：赵大夫，这第一批为什么没我呀，我的身体还行嘛。

我故意说他：你着什么急呀。你的身体坐两天火车行吗?领导怕你出事呀。

他说行呀，我的身体行呀，坐两天车没问题，你跟领导反映一下，我明天就走。

看他着急，我说，行吗?你能走吗?能走你就明天和他们一起走吧。

他说，行吗?

我说，行呀。

他说，不跟领导请示吗?

我说，不用请示，你愿走就走。

他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复问我，并叫我去请示所长。我最后说这就是所长决定的，不信你看，这是名单。

他看完名单兴奋极了，把我的一只耳朵揪了一下，说，啊，你这个赵大夫，怎么开这样的玩笑。我还真以为不叫我走了，急出一身汗来。

和他说几句话，我就要回医务所了，他却又拦住我说，赵大夫，不要走，你先不要走，麻烦你陪我去看一下马大哥。

他把我搞糊涂了，我说，哪个马大哥?

他说，不要问，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农业大队是个封闭的大院，有十几栋房子，就只有东南角和东北角有两个大门。他领着我绕过两栋房子走出东南角的大门，走过供销社，走过农场的大库房，一直往南到了场部办公室跟前，又往西走，来到杂工大院的门口。他先拉着我在大门西边修理组的山墙下站了一下，说了句记下这个地方，然后进了杂工大院。杂工大院也很大，有木工房、磨坊、打铁房、农具房、马厩。这个院子里从前要停十几辆马车，两辆汽车，马厩里要拴六七十头大牲畜。还要住近百名干各种工作的杂工。可是自从大队人马去了明水农场之后，这个大院就空空如也了。马厩里的牲口也大都转移到明水去了，留下的几头大牲口和毛驴之类的也都死光了。只有七八月份的时候调来的酒泉公安团的一个骑兵排的战马拴在马厩里。

这支骑兵部队调来夹边沟农场，领导也没有宣布过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悄悄住进来了。我估计是看到右派们饿急了，纪律也松懈了，偷盗、打架斗殴之风日盛，上级怕右派们暴动吧，是来发挥震慑作用的。1960年的时候，饮马农场和双塔水库都发生过劳改犯暴动的事件。这一排士兵起初一个班驻扎新添墩作业站，两个班驻扎夹边沟场部。新添墩撤销后就都合并到夹边沟场部来了。这些挎着战刀背着步骑枪穿着蓝制服的士兵住在场部招待所里，白天不出来，也不设哨兵，只是晚上有流动哨从农业大院和基建大院门口不时走过。马队经常在夜间出动，去追捕逃跑的劳教分子，但从来也没抓回来一个。原因是他们调来的时间短，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

王鹤鸣偏偏把我领到马厩门口，说，进去。

马厩里有三十几匹马，墙上挂着两盏风灯，光线昏暗。

你把我领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看着空旷的马厩里几十匹战马，我疑疑惑惑地说。王鹤鸣却不回答我，往前走去，走到马槽旁站着的第一匹战马前头。他双手合一深深地向嚼草料的战马作了个揖，开口道：谢谢马大哥。在下王某对不起你了，叫你受委屈了。

他顺着马槽走过去，在每一匹战马前都要作个揖，说一声谢谢马大哥，王某向你赔礼了。然后领着我从另一个门口走到院里，站住，把他蓬头垢面的脸和一脸大胡子对着我说：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来看看马大哥了吗?

我心里已经很清楚，但我没说。他也静了片刻，又拉着我走出杂工院，站在大门口修理组房子的山墙下，说：三个月了，我每天夜里在这房子后边藏着，等喂料的战士从招待所走过来，进了院子，从小仓库把马料用桶提上，走进马厩，上完了料又出来；我就很快地跑进马厩去，把牲畜没来得及吃掉的马料一把一把抓进这个袖口里。一定要快，迟了，马料和麦草就混到一起了。

我仍然没出声。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1958年初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菜地边走过，拔了几个水萝卜，扔给在旁边地里干活的王鹤鸣。他竟然不敢拾，他说，不行不行，这不是又要犯错误吗?

他又说，你光是看见我这两个月有精神，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有精神。

我和他一起往回走。我就说了一句话：

你的胆子真大呀，你敢偷部队的马料；夹边沟农场就你这么一个贼大胆吧?

他没回答我，拉着我走回病房。他把自己的皮箱从铺脚拽出来说，这里还有半箱子我存下的马料，都是好麦子，你提过去吃吧。我过两天就到家了，你暂时可能还回不去。

我没要他的麦子。我说了句你给其他人吃去吧，就走了出来。

邹永泉

1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在地铺上躺着，对邹永泉说，老邹，明天我想到南寨村去一趟。

邹永泉说，你要去换粮食吗?

邹永泉也在地铺上躺着。躺着，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只要是不去挖野菜，不拾掇吃的东西，我们就都躺着，一动不动，连话都不愿意说。我是9月30日从夹边沟农场迁移到高台县明水农场的，10月10日那天，口粮就从每天十一两减少到七两。吃十一两尚且饿死人，吃七两哪能维持生命呢。于是，所有的人都躺着不动了，除去一些确是不安分的挖野菜或者拾点、偷点什么东西的人。其实，躺着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天有七两豆面糊糊下肚，只要你躺着不动，一点儿也不要动弹，不损失身体的热量，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的。我们来到明水已经一个多月了，搬了几次家，从山水沟的水洞搬进地窝子，从这个地窝子合并到那个地窝子，从那个地窝子又合并到下一个地窝子，每一次合并，我都发现，是那些总也躺着不动的人在搬家，还有些个别的能偷能抢或者家庭支援颇丰的人，而那些成天在田野上挖野菜捋草籽的人早早倒毙了，被人用被褥或者毯子卷起来抬出去了。因为他的胃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的营养补充不了他劳作而失去的热量。

我和邹永泉之所以还活着，除了躺着不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我们是单身汉。我们来夹边沟的时候，由于没有亲属在身边，就把单身汉生活的所有财产都搬到农场来了，包括我们平时不穿不用的衣物被褥和好几箱书籍。依靠着变卖或者以物易物搞到食物，增加营养，我们才活到了现在。书籍虽然换不了食物，但拿它们烧火仍然能短时间地温暖一下身体或者烧开一茶缸水。

我和邹永泉也是最近一次合并住处之后才认识的。他原先在新添墩作业站，后来调到北大河采石场筛石头，再从采石场转移到明水农场二大队的——就是场部所在的这条山水沟。我是从夹边沟农场直接来到明水农场的。起先，我的铺和他的铺之间还睡着一个人，那个人被抬出去之后，我和他就相邻而眠了，就熟识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过几次南寨村换粮食。他对我说过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五五年毕业。他在班上是团支部的委员，毕业时领导号召毕业生支援大西北建设，他带头报名，以身作则，结果就到了兰州，分在兰州一中教数学。

我回答他：是呀，我是想换些吃的去。你去不去?

他说，不去，我今天哪里都不想去，我的腿软得很，一走路就心发慌。

我说，走吧，换些粮食去吧，光吃草籽哪有心不慌的?

他说，不是不换，我是没有什么东西了，都换光了。

翻一翻嘛，把你的百宝箱翻一翻嘛，看还有啥可换的。咱们一块儿去。

他说，翻也翻不出什么来。你准备的什么呀?

我拍了一下枕头旁的一个包袱说，一套棉衣。前几天我妈寄来的。

他看了一眼包袱，说，刚寄来的棉衣就拿去换呀?

我说，没新衣裳还能凑合，肚子里没食凑合不了呀。你也找一找吧，看有啥换的，拿上，咱们一起去。

在我的催促下他坐了起来，从铺脚处拉过一个棕色的皮箱，又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这是个很大很漂亮的牛皮箱，他说是他工作以后用两个月的工资买的。只是在农场里搬来搬去，擦出了很多硬伤。打开箱子，里边的衬布还很鲜艳。的确，他的箱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只有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他往箱子深处翻了翻，翻出两双袜子来。他说：

你看，就剩了一件衬衣，一条裤子。裤子和衬衣明年夏天还要穿，两双袜子能换什么?

我说，把裤子和衬衣都换了吧。你还想得远——明年夏天!你先想眼前怎么活过去吧。

他拿起衬衫来看看，又拿起裤子来。那是一条毛料裤子，他拿起后摸了摸口袋，像是在摸里边装了什么没有。接着他又摸衬衫的口袋，却依然没摸着什么。他咦了一声，很快地把衣裳都掏出来扔在铺上，又从底下翻出一条泡泡纱的床单，看看箱子底。箱子底上只有一杆水笔和指甲刀什么的。他的手划了一下水笔和零碎，似乎有点紧张地叫了一声：咦，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了?

他不回答，双手去摸箱子盖上的一个小布袋。但依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真是有点着急了，把裤子和衬衫又挨个地检查了一遍，把泡泡纱床单拿起来抖了抖，并在铺上挪动了一下身体，看看他坐过的地方。

我觉得他是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找不到了，就问，你找什么呀?什么宝贝没了?

他的前额上沁出亮光光的一片细碎汗珠来。他说，表，我的表不见了?

我说，表不见了?找找，好好找找。

浪琴，那是块浪琴表呀!被人偷掉了!

偷掉了!你看看锁子坏了没有。

他合上箱盖，检查了一下锁。锁是好的。他又翻过箱子。看看箱底有没有损坏。他下意识地叫起来：箱子好好的，表怎么不见了!

我说他，不着急，不要着急，慢慢找。只要箱子没坏，说明没人偷。但我又责备他：你也太粗心大意了，手表哪能放在箱子里?木箱子人都能撬开，你一个皮箱，一刀就能划开，哪能放那么贵重的东西!想想，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放在别处啦?枕头，枕头里有没有?

他摸了摸枕头，把枕套里塞着的一件破棉袄倒在铺上。但就在这时，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翻起被子来，他的手从被子的一条边摸下去。

立即，他就朝我笑了一下，说：哎呀，吓了我一跳。

我说，怎么，找着了?你呀，把我也吓了一跳。

他笑着说，唉，我忘了。在夹边沟时，我把表放在箱子里，去北大河挖石头时我就装在身上了，到了这儿，又缝在被子里了，我还以为在箱子里呢!唉，记性也不行了。这是块浪琴表。

他笑着擦了擦前额的汗水。然后就拉断了被子上的一截线，从被子里边掏出个缝着的布包。打开布包，一块锃光明亮的手表露了出来。我说：

我看看，我看看，我还真没看过浪琴表是啥样的。这表多少钱?

他把表拿给我看，说，咳，这表可是块好表，比不了劳力士，比罗马表和梅花表要高一档。这还是一块有特殊意义的表。

有什么特殊意义?

那真是一块很漂亮的表，我拿在手里反复看着，然后递还给他。他接过表，拧了几下发条，秒针蹭蹭蹭地走起来，才说，这件事我可是没跟你说过，我是在大学里搞过对象的，对象是比我低一级的同学。我毕业时她还在上学，我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西北。我们原来商量好的，等她毕业了我们就结婚，她也来甘肃工作。可是第二年毕业，由于她父亲的反对，她留在上海了。我们的恋爱关系又持续了两年，她终归拗不过父亲，决定结束这种关系。最后分手的时候，她送我这块表，作为留念。

我说，这块表不便宜吧?

他说，不知道。人家是大家闺秀，家里是资本家，买一块表不当回事；我家是城市贫民，没见过这种表，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我们正说着话，突然身后有个人说，邹永泉，翻腾啥哩?

我和邹永泉一起扭过脸去，发现农业大队的副大队长杨生孝站在过道里。他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

邹永泉回答，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换点吃的。

杨生孝说，翻出啥宝贝来了?

邹永泉回答没什么，就剩下一个空箱子。

但杨生孝早就看见他手里的手表了，说：你不是还有块表吗，很阔气嘛。

邹永泉说，一块表能干什么?卖，没人要，换吃的又换不了几斤。

杨生孝说，有总比没有好嘛，换些吃的，能顶几天嘛。我看看。我看看你是块啥表。

邹永泉把表递给了杨生孝。杨生孝先是两根指头穿在表带里掂了掂分量，然后又把表凑近地窝子的天窗，借着天窗上透进来的亮光看了看，说：

这是块啥表?还好看得很!

浪琴。

浪琴?还有这名字的表吗?我还没听说过。

我是非常反感这个杨生孝的。两年多快三年了，我们在他的手下劳动，他从来不顾惜我们，总是非常严厉地督促我们劳动。我认为我们饿得皮包骨头，许多人死于非命，他是有责任的。此时听他说不认识这块表，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以轻蔑的口气说，杨队长，甭说你没见过这表，我在兰州长大，在兰州工作，都没见过这种表!

他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瞪了我一眼问，这表能值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浪琴表的价钱，但为了表示对他的藐视，我说，多少钱?你问多少钱做啥?你想买吗?一块大罗马多少?——一百二十元!一块浪琴表最少顶五块大罗马，你算算多少钱!

他又瞪了我一眼，显然，他对我的话很不满意，他说，你胡球说啥哩，顶五块大罗马?哪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呀，不信你到兰州看看去，到兰州中央广场的玉盛祥眼镜钟表店去看看。那里还有几千上万元的手表。你要是比五百元便宜的价钱买下一块浪琴表，我给你输些啥!

他说，我就不信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你是说我骗人吗?我告诉你吧，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兰州张掖路有文具店，里边卖的水笔一支二百元!那是美国造的，派克!派克笔的墨水都是专用的……

杨生孝对我的话似信不信的样子。但他一定感觉到我的话语中对他不敬的成分了。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晃了几次，又迎着天窗的亮光看了看表，还给邹永泉。

杨生孝走后，邹永泉收拾一下箱子，躺下了。我也躺下了。大概是刚才和杨生孝说话太多和过于亢奋的原因吧，我觉得有点累。

躺着，邹永泉说，明天你自己去南寨村吧。

我说，你不去了?

他回答，明天你去，把我那条泡泡纱的床单换了。手表我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我说看什么情况呀?你是盼着增加口粮吗?不可能呀，我们天水老家也饿死人，农民都吃救济粮，也是一天七两。

他说，夹边沟的右派死了这么多，这事中央不知道吗?我想总是有人会向中央汇报的。说不定，有十天半月的，就放我们出去了。

我没再说话，他心里想的，也是我所向往的。我们之所以还能坚持着活着，就是盼着放我们回去的一天。

后来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可能是一小时，也可能是两小时，一个人的说话声惊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见我的头顶站着个人。那人弯着腰看邹永泉，并轻轻地唤着：老邹，老邹，你醒醒，醒来呀。

听清楚那人说的话，我心里惊了一下，我以为自己睡得太久，到早晨了。因为头顶的天窗抹上了一抹亮丽的晚霞，我把它当成是早晨的霞光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夜里睡死过去，早晨人们叫他醒醒，起床打饭，但他却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扭了一下头，看了看那人。我认出他是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食堂的管理员刘政德。

这时邹永泉也醒过来了，迷迷瞪瞪说，谁呀?那人说，我，我是刘政德。邹永泉惊讶地说，哟，是刘……老刘呀。他很快地爬起来穿上棉大衣，依墙坐着，叫刘政德坐在铺头上。

我认出了刘政德，就再也没动弹，闭着眼睛装睡着了。刘政德可是夹边沟农场的名人。他原是兰州市秦腔剧院的经理，反右运动中定了个右派，原因是他当经理时剧院演过几出禁演的旧戏，《李翠莲上吊》什么的。可是他到了夹边沟运气好：他参加革命早，抗日时期就搞抗日戏剧，后来到了解放军的文工团，解放后转业到了兰州市秦腔剧团当经理。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几个领导都是戏迷，都看过他这个秦剧团的戏。所以他到了夹边沟，局领导就指示夹边沟，这个人要照顾，于是场领导就叫他在食堂当管理员。他的权力大得很，管几十名炊事员。管两千人的粮油菜。有人进去过他的宿舍兼办公室，看见地下码着上吨重的红糖、几大缸植物油。他可以把某个人叫去当炊事员。而他看哪个炊事员不顺眼，立即就能叫你下大田劳动去。许多劳教人员都巴结他，想去食堂做炊事员。在夹边沟农场，谁要是进了食堂做饭，那就意味着生命安全无虞。

我很奇怪，高高在上的刘政德怎么会到我们这寒碜龌龊的地窝子来。我一动不动，竖起耳朵。

邹永泉说，刘管理员，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刘政德说，没事，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你，给你拿几个……

拿几个什么，刘政德没说，但我听见了索索的细碎响声，是纸张响的声音。我还感觉到有一股轻轻的凉气扑到我的脸上了。我判断这是掀被子或者穿衣裳带动的气体扑在我的脸上了。我稍稍睁了一下眼，发现刘政德坐在铺头上了，他的脸斜对着邹永泉，他把什么东西放在邹永泉怀里了，邹永泉惊讶的口气说：

刘管理员，这……你这是干什么?

不要说，你啥话都不要说，这是一点小意思。刘政德往邹永泉的被子底下塞东西，弓着腰伸着脖子把嘴凑近邹永泉的耳朵又小声说，几个白面馍。

但邹永泉分明是享受不起的口气说，这……这是为什么?我凭什么收你的……

刘政德说，不要说，给你，你收下就行了。没啥，这是点小意思。我们不是在一个组劳动过吗，你怎么见外啦!

邹永泉沉默了，任刘政德把报纸包着的几个白面馍塞进被子下面。他沉默了大约半分钟吧，说，刘管理员，你是有什么事吧?

刘政德咳嗽了一声，说，嗯……事情是有点事情，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刘政德又住嘴了。邹永泉说：

什么事，你说呀，吞吞吐吐干什么?

刘政德迟迟疑疑支吾着说，老邹，是这么件事——我听人说，你有块手表……

邹永泉一脸惊讶的表情：你听谁说我有块表?

听谁说的并不重要。你说，你是不是有一块表?

邹永泉说，是，我是有一块表。

是一块好表，是名牌货?

是名牌。

叫浪琴?

是浪琴。你问这事干什么?

我听说你要拿表换粮食?

是的，是要换粮食。怎么了?

怎么也没怎么，我就是问问你，是不是真的要换粮食?

是真的要换粮食。

你把表换给我吧。

邹永泉的声音闷住了。过一会儿他才说，噢，刘管理员，你今天到这狗窝来找我，就为了这事呀?我说呢，你给我馍馍，原来你并不是来看我的，你是拿馍馍来换表的呀。你把你的馍馍拿走。

邹永泉的身子动了一下，从被子下边摸什么，但刘政德压住了他的手，有点严厉地说：不动，老邹，你不要动!

邹永泉说，拿走吧，你把你的馍馍拿走吧。你知道我的表是名牌表，你拿了几个馍馍来就想换走呀?

刘政德说，嗳嗳，老邹，那几个馍馍不是换表的嘛，那馍馍我是给你白吃的。换表的馍馍，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不要急，你不要急嘛。说实在话哩，不是我要换你的表。

那你是给谁换的?

你问这干啥?你管我给谁换哩?反正不是给我换。你就说你换不换吧?

你不说给谁换的，我就不换!

刘政德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真要问，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是杨队长想换你这块表。他说你有块好表，叫我找你问一下，你换不换?

邹永泉不出声了。刘政德说：

换给吧，把你的表换给他吧。

邹永泉还是不出声，刘政德说：

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是觉得换多少粮食话不好说吧?他是队长，管你的，你有顾虑，是不是?你不要为难，我告诉你，杨队长说拿十斤豆面馍馍换你的表。你换不换?

邹永泉说，不换。

刘政德怔了一下，说，十斤你都不换吗?你可要知道呀，一块大罗马才换五斤，你的浪琴比大罗马好，人家给你十斤也就不少了，你说是不是?

邹永泉说，我不是嫌少。

那你为啥不换?

我就是不愿意换。

刘政德惊讶的口气说，为啥嘛?你为啥不换嘛?你的肚子不饿吗?皮箱里有粮是不是?

我没粮食，我的肚子饿得难受，但这表我不换。

为啥嘛?你说个不换的原因嘛!

为啥?这原因很简单：杨队长一个月供应多少粮食，不也和我们一样吗?一天七两口粮。他吃饱吃不饱?有剩余没剩余?他拿十斤豆面馍换我的表，这豆面馍从哪里来?我问你，杨队长的家又不在这里，他在食堂吃饭，他哪来的十斤馍馍?

你不要管他的粮食从哪来的嘛。

不管粮食从哪里来?不管不行呀，他的粮食肯定是要从我们吃饭的灶上抠出来。也就是说，他把大家的救命粮拿来换我的表，结果是我吃了粮食，他得了表，别的人可能就饿死了。你说，这样的粮食我能换吗?我吃下去于心不安呀!我是损人利己呀，是助纣为虐呀……

刘政德沉默了，许久他才说，这么说你是不换了?

不换。

换给吧。

不换。

你真不换?

真不换。

好吧，不换就不换吧。你睡吧，我走了。

邹永泉说，把你的馍拿上吧。

刘政德说，不拿了，不拿了，那是我给你的。

刘政德走后，邹永泉一动不动地就那样坐着，直到食堂的炊事员提着饭桶进了地窝子。最近的这次搬房之后。很多人起不了床了，农场领导体恤劳教分子，叫炊事员把饭送到地窝子，减少体力消耗。

吃的仍然是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豌豆是凉性食物，淀粉少，煮的糊糊又稀溜溜的，所以要趁热喝下去；如果放凉了，糊糊就解了，变成半碗面糊半碗清水。

喝完豆面糊糊，躺倒又睡，但怎么也睡不着，我就捅了邹永泉一下，说，喂，你今天可把刘政德弄得难堪得很!

邹永泉正在嚼刘政德给他的白面馍馍，他停止咀嚼说，他活该。

我说，哎，你也不怕得罪他?

他说，怕他什么?我也不是炊事员，还怕他整我吗?

我说，可你把杨队长得罪了。

他说，得罪就得罪吧。过去他也没照顾过我，我也没讨好过他。以后呀，要是上边开恩把咱们放回去，他也不能扣住我；要是长期如此，没有十斤粮食是个死，有十斤粮食也是个死。至于死了以后的事，我就不想他了——是埋掉呢，还是扔在沙滩上叫狼吃掉，都一样呀……

我没再出声。我们比邻而眠已经七八天了，但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一切对我们都没多大的意义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了。就拿目前来说吧，他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政德拿来的白面馍，并不掰给我一口。而我呢，也不责备他吝啬和自私。我有吃的也是独吞，不给他。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的父母常常寄点炒面粮票什么的，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而他已经衰竭得够呛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认为这要怪他的家人，家人不给他寄炒面和罐头却寄给他一包多维葡萄糖粉，他每天冲一小勺喝。那不就是糖水吗!肚子吃不饱，一缸子糖水能救命吗?

不过他今天对刘政德的态度令我钦佩，他不为了多换点粮食而去损害别人!

转天我独自去了南寨村。我的棉袄裤换了六七个土豆，还拿着两双袜子，两双袜子换了两把沙枣。闹饥荒的年代，这里的农民把沙枣当粮食吃。

南寨村在兰新公路的北边，紧靠着公路，有几十户人家。南寨村和明水农场之间隔着一片沙包，人叫鸣沙窝，有六七里宽。南寨村的农民也很穷，有些人家的男子汉逃荒去新疆了，家里就剩妇女老孺。

一路走一路吃沙枣，回到山水沟的地窝子我已经把沙枣吃光了。喝完了晚上的一碗糊糊就又躺下了。躺在被窝里我对邹永泉讲述换粮食的过程。他一边听一边骂：抢劫!这是抢劫。他就这么可笑，随便一件小事都容易激动和发脾气。我记得刚搬到这间地窝子的那天夜里，有个专门做生意投机倒把的农民拿着个布袋子，里边装着烟卷烧饼之类的东西，闯进我们地窝子来，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有个右派用一支金星笔换了一盒双羊牌劣质香烟。他大声地骂那个农民“抢劫”。那个农民说不换就算了，转身要走，他却又拉住人家要用自己的毛衣换烧饼。

听我讲完去南寨村的事，邹永泉说，刘政德今天又来了。

我说是吗?

他说，他还是要换我的表，说再增加几斤。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换。

他没再说啥?

说了，他说了很多，央求我把表换给杨队长。他还说，他这次找我换表，是杨队长在他房子说话说起来的，我这里有块好表，他就主动提出来替杨队长换我的表。他说，既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这表要是换不成，他不好给杨队长交待。我想，他跟我说这些话，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个目的是给杨队长开脱，他们怕我找领导反映呀，大队长拿灶上的粮食给自己换手表!再一个目的就是一旦动员我换成了，他杨队长既得了表，刘政德又讨好了杨队长。我把他们的目的猜透了，就是不换，叫他在杨队长跟前丢脸去。你可没看见呀，刘政德今天低三下四的样子，他一再央求我：看在我的面子上换给他吧，换给杨队长吧。这次你帮我这个忙，以后你有啥困难了你就来找我……

我就说不换，只要是杨队长换我的表，我就是不换!

当时，我夸了邹永泉两句：好，好，你把刘政德碰回去好，叫他不要以为当个管理员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叫杨队长也明白，虽然我们是阶下囚，但也不巴结他……但是，喝完了晚上的那份汤，又一次沉入黑夜躺在地铺上之后，我又久久地睡不着觉，我又一次捅了捅邹永泉：

喂，老邹，你睡着没有?

他从睡眠中醒来，迷迷糊糊问我，嗯，什么事，老杨，是你叫我吗?

我说他哪来那么多瞌睡!不要睡了，我们说会儿话。他问说什么。我说，就说你的表的事情。索索的被褥响的声音，他转过身来了，把脸对着我了。说：

表怎么了，你说我的表怎么了?

我说呀，刘政德找你换表，你就换给他吧。

嗯?你同意换给他。

不是我同意，那是你的表，你拿主意。我是说，他答应给你十斤豆面馍馍，今天又说加几斤。你就跟他说，十五斤，给十五斤就换给你。不少了，一块表换十五斤粮食，真不少了。你知道现在的行情不知道，一块大罗马换不上五斤炒面了。再说，他还说了，有啥困难找他去，他要是真心帮助你，你可能还能活着走出明水农场……

妄想!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可以猜测到他白皙却又黄惨惨的消瘦面孔上痛苦的表情，因为他说话的口气虽然缓慢无力，但却用词很坚决。他说：

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包括场领导的讲话——现在是全国性的缺粮食，我们劳改劳教的首当其冲。要想改善，得到明年夏收……咱们一天吃七两豌豆面，无论如何活不到明年夏季……

那你就该把你的表换吃的……

换得三五斤，七八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何为。

可你昨天说，说不定十天半月能放我们出去……

那是希望，美好的想象。实际不可能。好长时间我都在想，毛主席不知道下边的人胡作非为，不知道我们在农场里受这样的苦，他知道了会解救我们的，可是我又想，毛主席不会不知道我们受的苦，受的罪，他那么聪明决断，甘肃省委能瞒了他?

听着他的分析，我心头一阵阵发凉，我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小心人听见了汇报去。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就按刘政德的话办，把表换给杨队长，你能多得几斤粮食。

不换，他给的粮食再多也不换。他是拿大家的口粮换我的表呀，我可能活下去了，但更多的人死掉了，我不是助纣为虐吗? 我死了人们也要骂我呀，为一己之利损害众人。

没人说你呀!就是有人说你，也可以原谅的，罪责在刘政德，你并没有多大的责任。

他说，古人不是说过吗?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我说，不管你跟谁换都要早点换，越往后粮食越紧张越贵，换的就越少。睡吧。

他说睡吧。

其实，不论是邹永泉还是我，都对这件事的后果估计不足。

第二天早晨喝汤的时候，他把饭盆伸到我面前说，你看。

我看到了，他的饭盆里面汤比我的少三分之一。

我说他，你认为是刘政德捣的鬼!

他说，到晚饭看看再说吧。

到了傍晚，炊事员提着桶走进地窝子以后，我就特别注意炊事员打饭的过程：给我给别人打饭，他都是一舀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轮到邹永泉的时候，他舀了一马勺，但往外走的过程中马勺一倾斜，流出去不少。倒在邹永泉的饭盆里，和我的比比，少了三分之一。我们都是在夹边沟农场小卖部买的儿童洗脸盆当饭碗，大小一样。

邹永泉立时就叫起来：你怎么给我的比别人少?

炊事员说哪里少了，哪里少了!

邹永泉把我的盆端过去和他的盆放一起。炊事员只好说，再给你补一点，再给你补一点。

炊事员又给他舀一点糊糊，但也不如我的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四天，每次开饭炊事员都给他舀的饭少，他几乎每天要和炊事员吵架。于是我又一次劝他把表换给杨队长，我说他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不为所动。我又劝他，那就到南寨村去换吧，换给农民吧，你总要填补些粮食嘛。他对我苦笑一下：杯水车薪，杯水车薪。

但是有一天下午，他到隔壁的一间地窝子去看一个他的上海老乡回来，很激动地对我说，杨世华，这两天你还去南寨村吗?

我是经常去南寨村的，有时拿自己的物品换粮食，有时有人死了，在管理干部来处理后事之前偷下一个饭盆，一双袜子，一件旧大衣，我都拿到南寨村换粮食。哪怕换一把沙枣，我也去。

我说去，明天去。

他说，你找人打听一下，有没有人拿粮食换手表。

我说他：你改变主意了?

他告诉我，在隔壁的地窝子里，人们都在传说，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过夹边沟了，还有人说是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是个女同志。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看来，夹边沟死人的事真的惊动了中央，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要放我们回去了。我要活下去。

听到这讯息我也很高兴。我把自己在天水中学工作时缝制的一件半大皮袄拿出来了，拿到南寨村换粮食。中央已经知道夹边沟的事了，那就是说有希望了，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活着回到天水去。

我的短皮袄做得很好，是直贡呢的面子，水獭皮的领子。里子是九道湾的滩羊皮。滩羊皮是很有名的，是宁夏自治区靠近黄河的河滩上放牧长大的绵羊皮。它皮薄毛厚，既保暖又轻便，九道湾又美观好看。这件皮袄缝好以后，我就没穿过几回，在学校里上班我都舍不得穿。也就是过春节穿几天。定右派后我把它带来夹边沟，放在箱子里根本就没穿过。

皮袄换粮食的事不好办。我在南寨村进了几户人家。有的嫌小。——我的身材瘦小，我穿的衣裳，农村的成年男子要么穿不上，要么穿上了紧绷绷的胳膊不能活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说拿皮袄换粮食，有些人不敢换，他们说，队长早就讲过，不叫他们和明水农场的犯人来往。给犯人衣物和粮食，就是帮助阶级敌人，脚后跟站歪了，是犯罪。

有一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老婆子的儿子儿媳逃荒到新疆去了。这个老婆子看了我的皮袄，穿在身上试了试，很合身，就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说是换给她。但是说到换多少粮食的问题，她说给我两碗酸菜。西北的酸菜也叫浆水，是大白菜呀圆白菜呀芹菜呀煮个半熟倒进缸里，再煮上一锅苞谷面糊糊倒进去，盖上盖儿，使菜发酵。发酵后的菜就不再发霉了，要吃时舀出来做汤喝。两碗酸菜就想换我的皮袄，那哪行呀，我当然不换。我就是想换点粮食的，但她死活不同意给粮食。她说，给你三碗酸菜，给稠些。我说不换不换，酸菜你留着自己吃吧，三碗酸菜你吃了可能还救你的一条命哩，可是救不了我的命。

走了七八户人家，皮袄也没出手，最后我就进了队长家，说我的这件皮袄想换点粮食。队长也喜欢我的皮袄，但他试着穿了一下，穿进去一条胳膊就再也穿不进另一条胳膊了。嫌小。他说，你再来的时候给我拿件宽大一些的，也要滩羊皮的。我说我又不是二道贩子，哪里给你找件宽大的滩羊皮皮袄去。这时我突然想起邹永泉托我的事，我就说我有个朋友有一块手表，想换些粮食，你换不换?队长说换，是块什么表，是大罗马吗?我说不是大罗马，是浪琴，比大罗马好得多。队长听说这么一块表要换粮食，很是有兴趣，立即给我拿了个白面饼吃。那白面饼还真白，我已经好久没见过那么白的白面了，跟城市里卖的富强粉一样白。拿在手里掂一掂，有四两重。关于那块表队长问了我很多情况，最后对我说，你回去问一下，他要换多少粮食?你把他叫来行不行，我们当面谈?我说他可能来不了啦，他的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回到山水沟跟邹永泉讲了情况，他说去，明天我去。我怕他腿软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但他不知哪来的力气连休息都没休息一次，跟我穿越鸣沙窝去了南寨村队长家。这次一进门，队长就给我们一人一块白面饼，然后看表，然后谈价钱。事先我和邹永泉就商量好的，不能一次谈成，要吊他的胃口，多吃他两块白面饼。所以第一次没谈成。

后来又去了两次，我们两人又吃了村长的四个饼，然后交易谈成了，换了五斤炒面外加三个白面饼。

最后，村长把我的皮袄也留下了，给了我三个白面饼。村长说，皮袄留下就留下吧，我的儿子大了再穿。村长三十岁出头，他的儿子八岁，刚上小学。

我的三个饼，回到明水农场，我一顿就吃完了。许久没吃过饱饭了，三个饼放在口袋里很是诱惑人，吃过了晚饭坐着，掰一块，再掰一块，到睡觉时就吃完了。我真钦佩邹永泉。他的三个饼和五斤炒面，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只是像冲多维葡萄糖粉一样舀了两小勺炒面，冲成稀汤汤喝了一碗，然后就把白面饼和炒面都放进皮箱里，锁好。我说他，两小勺炒面顶啥用?有吃的就吃呀!他回答：

不能多吃，要细水长流。这种状况不知要持续多久，可我再也没什么东西去换吃的了，不细水长流以后怎么办?

以后的日子里，食堂给他打的面糊糊还是比别人少，但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找领导反映。他就是每天冲一碗面糊糊补充一下。这期间他也不再躺着了，我和他一起每天都去挖苦苦菜。我们要争取活到释放的那一天。怕人偷，他每天外出时把炒面和白面饼装在一个布袋里背在身上，晚上睡觉时才锁在皮箱里，放在脚下边。每天我们都去南寨村的麦田里挖野菜。他还不断地追逐蜥蜴，用铁锨拍打，打死了拿回来烧着吃。

我是很注意饮食卫生的。我挖野菜煮着吃，也捋草籽炒着吃，但我从不吃老鼠、蜥蜴之类的。

有一天，在挖野菜回来的路上，他打了二十多条蜥蜴。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在地窝子外边用蒿蓬点了一堆火，把蜥蜴扔进去烧，一边烧一边吃。我在那儿煮苦苦菜。后来，吃得剩下两个蜥蜴了，他说我，这两个你吃了吧。我说不吃，有毒。他说，没毒，我吃了十几天了，平平安安的，没啥事，你放心吃吧。他还说，他吃第一条蜥蜴之前观察了好久，别人吃了蜥蜴没出什么事，他才吃的。我说我嫌恶心。结果他把那两只烧得黑乎乎的蜥蜴又嚼着吃了。虽然蜥蜴表面烧黑了，但里边还是没烧透，他咀嚼的时候我听见了咯吱吱的声音。我的心里麻酥酥的。

但是过了两三天，他的身体突然肿起来了。全身都肿了，像是吹气一样肿了起来。腰肿得像是水缸一样粗，脸肿得眼睛睁不开。叫医生来看，医生了解一下情况，说是吃蜥蜴中毒，给了几个白色的药片片，转身走了。过了一天，他就完全地闭上了眼睛。

埋葬之前，我想给他换一下衣裳，但是因为肿胀，衣裳绷得紧紧的脱不下来。清理遗物，打开他的皮箱，见他从南寨村换来的炒面还剩下二三斤，还有两块白面饼，白面饼子干得掰都掰不动。

告别夹边沟

1960年秋季的一天，夹边沟农场所属的新添墩作业站几百名右派凌晨四点钟就起了床，整装待发去明水农场。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这时候还是深夜；因为仲秋的这片荒原上，要到八点钟太阳才能爬出地平线。

还在十多天前，夹边沟农场就接到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的全体劳教分子迁往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省劳改局决定在那儿立即上马建设一个五十万亩土地的谷物生产基地，需要大批劳动力。新添墩作业站已经过去两批人了——约三四百名，今天走最后一批——连锅端，总共四五百人。

因为昨天傍晚就通知过的，今天早晨要来汽车，所以听见哨音响，右派们全都起了床，捆行李，吃饭，做好准备工作。由于是要走远路，这天的伙食也与往日不同：小米汤，不限量，敞开喝。这件事可是把右派们乐坏了。有些人打一份回来，等不得小米汤凉下来，也不顾烫嘴不烫嘴，噗噗地吹着，稀溜稀溜往下喝——他们怕稀饭被人打完了，自己打不上第二份。有些人很聪明，打了小米汤回来，把米汤倒进洗脸盆里，然后又往伙房奔去。一时间，通往伙房的路上人影躜躜，脚步匆匆。当然，这可苦坏了那些身体已经衰竭的人：他们平时就走不动路，跪着去食堂，慢腾腾地在地上挪，像是疲乏无力的鸭子晃呀晃的，而此刻为了多喝一份小米汤，他们竟然也打起了精神，快速地移动双腿往前走。为减轻膝盖的疼痛而绑在膝盖上的鞋底发出沙沙的摩擦声。他们快速行走的姿态如同刚从大海里爬出来的躲避海豹追击的企鹅，快速地摆动着身体和短腿。

蔬菜组的王永兴打来了一份小米汤。他是个老病号了，近来腹水增多，不下地干活，所以开饭时总是晚去。这天他打回小米汤来，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土台子上，一勺一勺慢慢喝。这时有人说了一句：今天的米汤敞开喝。他不相信，说，哪有那样的好事?仍旧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但是，看到有人真的打来第二份小米汤，他也紧急行动起来，忙忙地打开已经捆好的行李，拿出一个闲置的大茶缸子，匆匆向伙房走去。他还怕自己行动得晚了，走在半路上问了一个打饭回来的人，还有米汤吗?那人回答，有，多的是。他果然打到了第二份小米汤。

打回的小米汤晾在土台子上，他接着喝先头的那一份。喝着米汤他还说那些腿快的人：你们打下三份四份，能喝完吗?一会儿出发怎么办?端着上路吗?王永兴是个很务实的人，做事很有分寸，从不做莽撞事。他看见那些贪心不足打了三四份小米汤的人，从心里就觉得可笑。他又说，人的肚子是有限的，可不要贪便宜胀死!

但是，那个打了四份小米汤的人很轻易解答了他的难题。那人喝了两份小米汤，然后把一条毛巾铺在土台子上，把另两份米汤慢慢地倒在毛巾上。毛巾是个过滤器，清汤渗入沙土去了，米粒就堆积在毛巾上。那人看了一眼王永兴说，你看我有办法没有?这时候王永兴后悔得要死，后悔自己怎么就想不出这么个主意来。但后悔也没有用处，因为已经有人回来说没米汤了。

吃过了饭，劳教分子们把行李搬到院子里放下，然后就集合排队出发了。王永兴没走，他和一帮病号留下来等待拉行李的汽车，坐汽车走。

八点半钟，酒泉劳改分局调配的六七辆卡车驶进新添墩，装上行李载上病号和一帮装卸行李的人，出发了。汽车驶出田间公路，经过杨洪公社的一个村庄时追上了先行出发的大队人马。从新添墩去酒泉火车站约七八十里路，队伍才走出二十几里就已经散乱了，哩哩拉拉二三里长。当汽车超过稀稀落落凌乱不堪的队伍时，扬起阵阵尘土。王永兴听见了不断如缕的吼骂声：这一帮狗日的倒舒坦了，平常不劳动，现在又坐上汽车喽……

王永兴是前一年的初冬病倒的。那是10月下旬，冬灌最紧要的关头，花园水库通往夹边沟农场的大干渠冲垮了，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指示新添墩作业站抽调五六十人去修渠。冬季外出施工，是要挑强壮劳力的。1959年，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就削减到每月三十斤，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因饥饿和超常超重的劳动体力衰竭了，只抽了一小部分，而蔬菜组的人因为劳动强度相对要轻一些，还能近水楼台地吃点西红柿南瓜什么的东西充饥，体质相对而言要强壮一些，所以三十多个人无一漏网被抽去修渠了。修渠是在西边十几公里的银达公社的荒滩上，住在两户社员的草房里。那是真正的堆草房子，他们去后把草腾到院子里，又在地上铺点麦草挤着睡。真是拥挤呀，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人只能侧着睡，翻身都翻不了。吃的又是菜糊糊，尿多，人们出去一趟又出去一趟。每次出去不是踩着这个就是踏着那个；整夜吼骂声此起彼伏，根本就睡不好。大干渠垮掉了二十多米长的一段。垮掉的一段正好在一片低洼地上，不光堤没了，连渠基都冲掉了，渠两边都淹上了水，冻了冰。要修渠就要从几十米远处抬土。抬土谈何容易!河西走廊的西端，10月下旬天就大寒，地大冻，要挖下拳头大的一块土疙瘩就需要抡几十次镐；手震木了腿震软了。半个小时也挖不下一筐土。效率是无从谈起的，人们都在浮肿，根本就没力气干活，仅只是晃着摇着慢腾腾干着就是了。干脆停下来歇息是不行的，管教干部看见了要骂的。实在坚持不住想休息一下，只能以大便的借口跑远些蹲一会儿。说小便都不行，管教人员会说：尿尿还要找地方吗?怕人看见吗?你是大姑娘吗?

那是修渠的第三天，王永兴和一个人抬土，到正午时分，真是走不动了，身上光出虚汗，腿软得打颤。那天天气格外冷。茫茫田野，天空无云，但却日月无光，漫空里飘着晶莹的冰霄。眉毛和胡须都冻上了冰疙瘩。寒气逼得人喘不上气来。他跟分队长说了一声要解大便，就走到一条看不见人的自然沟里，落下裤子蹲着，休息片刻。绝对不敢穿着裤子坐下来休息，因为管教干部也发现右派们的花招了，看见有人去解手，就总是盯着，时间一长就跑来察看。发现是假解手，可了不得——连训带骂，还要扣掉一顿饭。

王永兴蹲了几分钟，觉得该回去了，就往起一站——哦，站不起来了!起初，他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腿蹲麻了，不听使唤了。便用足了力气往起站，却还是不行，腿根本就不听从大脑支配。后来，他弯下了腰，用手杵地，总算是站起来了，却又搂不上裤子。人越饿越怕冷，越怕冷就穿得越多——他穿了一条绒裤，绒裤外边才是劳教服：一条蓝布面的棉裤。此刻，他觉得裤子有千斤重，两只手怎么也提不起来。一用力就头晕，就眼前发黑，气喘吁吁。后来，他只是把裤子的前边提高了一点儿，臀部竟无可奈何地暴露在刺人的寒气里。他静静地站着。

这时候他心慌得厉害，因为他明白了，这是死神在拉他的手了，要把他摁倒在那道浅浅的长满了骆驼草的自然沟里，叫他再也站不起来。于是他静静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他害怕一走动就栽倒。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长时间，可能是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与他抬土的伙伴跑来找他，才帮他提上裤子，系上皮带。同伴又叫来一个人，一左一右扶着他去见管教干部，经允许后又扶他回到住处。转过天，蔬菜组的老何赶着马车来给他们送菜，管教干部叫老何把他拉回新添墩休息。

王永兴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他自己认为，之所以出现蹲下站不起来的事情，可能是饥饿所致，也可能是寒冷和劳累的原因：自己是蔬菜组长，事事处处都竭尽全力去干，消耗的体力太多了。他以为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情况会有好转的，但没想到的是情况更加恶化，干脆起不来了。他原先仅是面部浮肿，小腿浮肿，躺了几天，腹部竟然也肿了起来，原本细瘦的腰突然就肥壮起来，真是系不上裤子了——皮带上的孔不够用了。而且身体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疲乏，起不了床，穿不动衣裳，胳臂也抬不起来了。当他的组员替他打来菜糊糊他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手竟然无力端起饭盆!

他害怕了!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新添墩已经有几十人躺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难道自己也到了那种地步，要步他们的后尘而去吗?

他求新添墩的医生开了个条子，搭乘去场部拉面粉的马车去了场部医院。夹边沟农场的医院是很简陋的，医生们就有个听诊器。医务人员除了一位姓陈的院长是农场干部，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个卫生员，大夫护士都是右派。一位从天祝医院来的邓大夫，原先是兰州市红山根砖瓦场——劳改队——的医生，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不愿在砖瓦场干了，调到天祝县医院当医生，反右时成了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邓大夫听了他的病情，叫他躺到诊床上，拿着听诊器听了听，又扣诊了一下腹部，捏了捏大腿和小腿，说，穿上衣裳吧，你得的是肝硬化。这个诊断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他说邓大夫，你说的是真话吗?邓大夫说，你这是什么话，我骗你做啥?你看你肚子胀成啥样子了，严重腹水!他说，不对吧邓大夫，我这是浮肿。邓大夫说，胡说，浮肿和腹水是两码事。我的水平不高，浮肿和腹水还是能分得清的。他说，别人也是这样的呀，先腿肿，后蔓延到腹部……邓大夫说，谁说的别人也是这样的?浮肿到腹部人还能活吗……咳，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叫你穿衣裳你就穿衣裳，哪来那么多废话。看他穿上衣裳，邓大夫说，你这个病呀，可是时间不短了，少说也半年了。肝硬化是有个过程的，先是急性病，肝炎，不治疗，才转成肝硬化……你怎么就不早点来看一看呀!他颤抖着嗓门说，我哪里知道是得了肝炎呀，半年前——不，一年前我就觉得浑身无力，我还当成是累的……邓大夫问，你就没觉得恶心吗?不想吃饭……他回答，不想吃饭?我还恨不得美美地吃两顿红烧肉。

查出肝硬化之后他就住院了，三个月后，腹水消失，出了医院。从此以后，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在蔬菜组混日子，恶化了就休息或者住院……

汽车到了酒泉火车站，王永兴明白这天早晨为什么小米汤不定量……拉他们去高台县的几节无篷货车停在支线上，他们上车之后，等待步行的大队人马，大队人马到齐已经是黑夜了。早晨喝米汤的时候，伙房给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当晚饭，可是很多人不到中午就吃掉了。火车站有一家餐馆，许多人央求分队长去找管教干部，能不能去那家餐馆吃顿饭，但分队长回来说，赵来苟说了：老老实实在车上坐着。

后来他们才听说，不叫去饭馆吃饭是怕他们逃跑。

那天还真是跑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崔毅的，就是从酒泉火车站跑到嘉峪关跑掉了，后来人们传说他跑到了越南。

火车是深夜两点钟驶出酒泉火车站的。从酒泉市到高台县也就是一百几十公里，火车却走了十几个小时，因为是货车，时停时走，有时一停就几个小时。劳教分子蜷缩在车厢里。

火车经过高台县碱泉子火车站，还出了一件事：不知什么人喊了一声，到了到了，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火车站，明水农场就在这里下车。许多右派站起来推行李。噼里啪啦扔下许多行李，赵来苟才喊起来：停下，停下!谁叫你们卸行李的!我们要到清水河站下车，这里是碱泉子!有几个右派跳下车装行李，但这时火车又启动了，他们慌忙扒住车叫人拉了上来。那些推下行李的右派惊慌地喊叫，我的被褥没拿上来……

黄昏时分，火车停在一片戈壁滩上。有几辆马车停在铁路边上。马车拉着行李，人们步行，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片荒草滩上。宽阔的草滩上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山水沟，先期到达的人们在沟里盖了些地窝子，挖了许多窑洞。管教干部领着分队长分配住处，马车拉了一些人又去碱泉子找行李。

新添墩的劳教分子住在西边的山水沟里。挖下的窑洞还不够多，有些人这天夜里露宿在荒滩上，翌日晨喝过了菜糊糊，自己挖窑洞。

病号们被安排在山水沟的一间地窝子里。这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建筑，依着山水沟的崖坎往下挖了一米，挖出来的土再堆高一米，上边横了一根圆木搭上椽子缮上碱蓬和笈笈草。因为椽子少，碱蓬和笈笈草上没压上多少土。靠着崖坎的一面留了几十厘米高的土台子，长度和地窝子的长度相仿。这是“炕”。晚上睡觉透过茅草的空隙可以看见闪烁的星星，还可以听见风把沙土刮到茅草上的唰唰声。天亮后起床，被子上落满了尘土。

喂，今天是十月一日吧?

起床后王永兴正在叠被子，已经穿好了衣裳的石玉瑚对他说。

啊，还就是的，今天是国庆节。

叠好被子，王永兴坐在“炕”沿上看着石玉瑚说。石玉瑚又说：

嗯，对，我记着今天就是国庆节嘛。我说呀老王，你能不能给咱们打壶水去?

打水做啥?

嗳嗳，刮个脸嘛。国庆节了，咱们也收拾一下门面嘛。

收拾门面?怎么，还想收拾得干干散散浪一转去吗?游山玩水去吗?

王永兴说完，心里就有点后悔。因为地窝子里发出了几个人的笑声，这笑声是善意的或者并无恶意的，但却可能促使石玉瑚产生想法，以为他是在讥笑他。石玉瑚已经失去行走能力一个多月了。石玉瑚也是永登县人，他的老乡，是连城镇中学的教师。他来夹边沟之前两个月，石玉瑚已经在夹边沟的基建大队接受劳动教养了。开过荒，挖过排碱渠，还在高台县板桥乡的石英矿挖了半年石头。身体累垮之后才被分配到新添墩的农业队种地。

石玉瑚的确是垮了。他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干瘦如柴的身体了，不管是去食堂打饭还是上厕所，他都在膝盖上绑着两只布鞋，跪着行走。他走路的样子像是一个长得特别矮的侏儒走路，扭打扭打的。

还在永登县的时候，他就认识石玉瑚：县教育局每到寒暑假都要把中小学教师们集中起来搞政治学习。石玉瑚很少发言，但言必有出。他很钦佩他。

他的玩笑话并没使石玉瑚介意，石玉瑚又说，嗳嗳，门面还是要收拾一下嘛，到了新地方，要有个新气象嘛。你看你的样子，不到四十岁的人，胡子就长了一寸长，就像是五六十岁的样子，哪里像个为人师表的样子，简直像个贼配军。

像个贼配军?本来就是贼配军!林冲发配沧州，还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咱们吃的啥喝的啥!

话是这么说，但他还是提个不知道谁的热水瓶走出去了。不能再说了，再说就要出格了!因言获罪，教训还不深吗?

王永兴是1957年的暑假期间，永登县的中小学教师集中在永登县一中参加整风，被定为右派的。当时，大城市已经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了，他知道不能信口开河了。但是经不住领导的再三开导和动员，他写了一张《今日陈世美》的大字报，批评永登县一中的校长李某人进城后抛弃前妻与一位女学生新婚燕尔……他以为，批评某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不伤大雅，又可应付了事，岂知过了一天，积极分子们就贴出几十张大字报，说他攻击党的基层领导就是攻击党……定为极右分子。

王永兴走出地窝子的过道，走到地面上来。他在门口踌躇了一下：这地方还不熟悉，不知井在哪儿，该去哪儿打水。最后他还是决定到伙房去，有开水就打开水，没开水就提点凉水回去。于是，他慢慢走到沟口，来到昨天打晚饭的一间地窝子里，问一位正在切菜叶子的炊事员，哪儿有开水?那炊事员问他打开水干什么?他说喝。炊事员说，喝?你还要喝开水?他心里很不高兴，但嘴很婉转地说，没开水凉水总有吧，打点凉水行吧?炊事员说，凉水也没有!想喝到板坦井打去!他的确不想和炊事员吵架，因为要是遇到这个炊事员打饭的话，勺子一抖搂他就要吃亏。他忍气吞声地回地窝子去了。

这天的早饭是豌豆面菜糊糊。王永兴有个习惯，吃过了饭总要躺两个小时。他的理由是粮食太金贵了，吃到胃里后必须静卧使粮食在胃里充分地消化，肠胃充分地吸收营养。可是这天他刚躺下片刻，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叫他：王永兴，王永兴在里头吗?他忙不迭地迎出去，嘴里喊着：赵庭基?是赵庭基吗?

他和赵庭基在门口的过道相遇，握着手说，哎呀你怎么来了?赵庭基说，我昨天就听说新添墩的人要全过来，今天就看你来了。哎呀，你怎么成这样子啦?王永兴说，怎么了，我怎么了?赵庭基说，你看瘦成啥了，脸成个长条条了，胡子一大把……我都认不出来了!王永兴说，那你以为你好看吗?你的胡子短吗?你都成骨头架子了!

赵庭基是永登一中的教导主任，他们是同一批宣布的右派。他们两个人岁数相仿，小时候两人就认识，他们的父亲也都是好朋友。只不过赵庭基的家境好，父亲送他去读台湾大学，而王永兴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家境不行，上完了中学就跟着父亲去教书；解放后王永兴当乡村小学的教员，赵庭基是中学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每次集中学习或者王永兴进城办事，两人都见面晤谈。赵庭基有学识，口才又好，是县上有名气的教师。

两个人在“炕”上坐下，王永兴见赵庭基脸色不好，垂头丧气的样子，问，你怎么了，土头土脸的?

赵庭基立即沮丧地说，唉，倒霉透了，我叫人偷了。

王永兴一惊：偷了?丢什么了?

迁移的路上不是集体拉行李吗?衣裳叫人偷光了，连饭碗都偷掉了。

还有什么?

还有八百块钱，叫人偷得光光的了。

嘿，你怎么这样做哩?钱能放在行李中吗?那要装在身上。

唉，一念之差。我们组的一个人来明水前的几天到东边巡渠，遇上两个农民，把他给抢了。我就想着钱放在宿舍里还是保险……

你就忘了防贼的事了!

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迁移的时间该装在身上……

这么想过，但又想集体运行李，那么多人的眼睛看着，贼敢偷吗?

偏偏就偷了!

嗯，偷得一文不剩。连买张邮票的钱都没有了。

两个人说了会话，赵庭基就匆匆告别，说是队里派他们出来挑野菜摘沙枣树叶的，时间不能耽误多了。王永兴叫他等一下，把自己的大茶缸子给了他，还给他两张邮票叫他赶紧给家里写信要衣裳……

1960年的夏季，为了落实省委关于以最快速度建成甘肃省最大的谷物农场的指示，酒泉劳改分局组织酒泉地区十多个劳教农场的领导和生产部门的负责人在高台县的碱泉子农场开会，商讨和筹划建立明水农场的具体措施，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因为缺少许多资料，会议期间还要做出农场的建设规划和人员布置。但是，这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完成，秋天就到来了。于是大概地确定了几个住人的点，领导就催促与会者回原单位去，按照会议决定的人数去抽调劳教人员过来。会议决定，明水农场必须立即上马，利用秋冬季节开荒，挖渠，明春就要播种。至于农场规划，可以一边干一边测量和制定。会议还决定，夹边沟农场因为地处荒漠，风沙又大，不宜农作物生长，决定只留下三四百人守摊子，其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明水来。对于会议的决定，其他农场都拖着没办，因为那些农场的领导认为冬季即将来临，没有房子住，没有水井，没有煤烧，吃粮也很紧张了，人过去后怎么生存?唯独夹边沟的领导对此决议执行得又坚决又迅速，除去部分病号和两个农业队之外，几乎是全体人马浩浩荡荡开了过来。

王永兴和三十几名病号躺在一间地窝子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地窝子没门，他们把一位来明水后死掉的人的被子挂在门上，遮挡风寒。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挪到门外的沟坎下躺着或是坐着晒太阳。关于寒冷，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自从来到夹边沟，他们的房子就没有生过火，没发过炉子，没发过煤炭。

但是，10月中旬，领导突然宣布，从明天起，每月的口粮供应降为15斤原粮!

右派们惊得魂飞魄散!

以前他们吃30斤，零零星星饿死人。到了这年的夏收之后，口粮降为24斤，新添墩每天都要饿死人，现在降为15斤，人还能活命吗?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是戴罪之人，连句吃不饱的话都不敢说，谁也不想罪上加罪。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到开荒修渠的工地，然后就站着，坐着，或在田埂旁躺着，他们真是干不动了。管教干部们也不催促干活，他们也明白，一顿吃不上半斤粮食，干不了活!耗了几天，领导就干脆宣布停工，并动员右派们挖野菜，挖草根充饥，想办法活命。

病号们更惨了。他们无力去挖野菜，捋树叶。他们喝完了每天供应的半碗面糊糊就只能躺着了。他们知道，死亡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那些原本健康的人已经在死亡了，他们还能幸免吗?

他们静静地躺着，尽可能节省体能的消耗，以延续时日……

这是10月底的一天下午，王永兴和他的伙伴们在地窝子里躺着。天气太冷了，晒太阳已经没有了意义，干脆就钻在被窝里不出来。突然一阵风刮进来，原新添墩作业站的副站长赵来苟挑起门帘走了进来，大声说，梁书记看你们来了!他的话刚落，夹边沟农场的党委书记梁步云就走进来了。

赵来苟的意思是要病号们坐起来或者站起来，迎接领导，但是病号们躺着没有人动一动。于是他又喊了一声：听见了吗，领导来了，起来!快坐起来!

有人坐起来，大多数仍然躺着。赵来苟生气了，瞪大眼睛嗯了一声，要发脾气，但梁书记用目光制止了他，问，你们怎么都睡着呀，怎么不挖野菜去?

石玉瑚躺着说了一句：我们走不动。

赵来苟也说，这是些病号，在新添墩就病了。

梁书记说，嗯?病号?转移之前就病了?那怎么不住院治疗?

赵来苟回答，这些都是老病号，场部医院没病房，没住上医院。

是吗?新添墩还有这么多病号没住院吗?梁书记说着，向王永兴弯下腰来：你得的啥病?

肝硬化，腹水。

多长时间了?

一年。一年零几天。

没住过医院?

住过三个月，出院了，秋天又犯了。

再犯就再去看嘛。不住院硬抗，能抗过去吗?

看过了，没床位，病房都住满了。

梁书记不再说话。顺着过道走了几步又走回来，对着赵来苟说，这要想办法呀，这么冷的气候，风这么大，就这么躺着，能挺过冬天去吗?

赵来苟说，梁书记，这话得你说，我说了不顶用。

梁书记和赵来苟走出去了，右派们就突然活跃起来。石玉瑚说，你们猜一猜，梁书记能想出啥办法来?王永兴说，能把我们送到夹边沟医院去吗?有人说能，梁书记说话还是顶用的，只要他说送，就一定能送过去。但有人说，那可不一定，我听说夹边沟的医院里病号塞得满满的。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了，有人谈起梁书记的历史，说他原是定西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因为右倾错误，去年反右倾撤了职调到夹边沟来当个副书记……但是大家的议论被赵庭基的到来打断了。赵庭基一进来就沮丧地对王永兴说，我又叫人偷了。王永兴问什么叫人偷了?他说今天收到家里寄来的十多斤熟面，未及吃一口下肚，叫人连面口袋连大衣偷走了。问怎么偷的?他说把炒面拿来后挂在墙上，还盖上一件大衣，上个厕所回来熟面就不见了，大衣也不翼而飞。王永兴听了心疼得不得了：哎呀，你这个人呀，都是啥形势了，你还把熟面挂在墙上去上厕所……又是一念之差?我上次就想跟你说，病号队队长官锦文，人家是长征干部，延安时代彭德怀司令部警卫团的团长，解放后担任天水步兵学院战术系主任，在夹边沟和我一个组，大夏天在地里劳动，衬衣外头还穿个毛背心。管教干部就起了疑心，叫调查怎么回事，查来查去才知道，他背心里头缝了个口袋，里边装着些从家里带来的钱。人家那么大的干部，一个月还不挣你半年的，都把钱带在身上，防贼偷!把你个教员有多少钱，还卷在行李里头，把熟面挂在墙上!你真是谦谦君子呀!赵庭基连声叹气，懊悔不已……

梁书记来过的第二天，一辆汽车朝着夹边沟农场驶去。梁步云亲自开车，车上挤着二十几名病号和他们的行李。

夹边沟农场的场部是劳改犯们1954年建成的。机关办公室是四栋白色的平房，两栋一排两栋一排坐西向东，场领导和各股室的干部们在这里办公。办公室北边依次排列着干部宿舍、干部家属宿舍、医院、仓库，但这些房子都坐北朝南。再北边是农业大队居住的四合院。这个大院还包括杂役们的作坊，修鞋组、木工组、理发组。与四合院相邻的是磨面房、粮食仓库。仓库外边有一条通往新添墩的公路，路北是菜地。

场部办公室斜对面隔着马路是基建大队的四合院。

往日的夹边沟农场场部还是很热闹的，除去新添墩和长年在外边搞副业的，这里大约居住了一千五百名劳教分子。可如今这儿只有二三百名病号和一部分农业队留下来灌冬水的人，再就是几十名杂役，大有人去楼空之感。

按着原先劳改队的规划，夹边沟农场只有三四间房的卫生所：一间医生办公室，一间治疗室，一间药房……根本就没有住院部。由于从五九年开始病号大增，卫生所便在农业大院辟了几间病房。如今病号房扩充到了十几间。好在人员都到明水去了，原先的农业队宿舍改成了病号房。这批病号到达后分散到七八间病房里。王永兴和石玉瑚被安插在一间住了三十多名右派的大房子里。

一进病房王永兴的心就踏实了一下。这间病房有三间房那么大。它一面是门，三面是土炕，土炕相通，成“凹”字形。三十多人住在炕上的确是挤得密不透风，就像去年初冬在银达乡抢修水渠住在社员的草棚子里一样。但这是热炕，炕有三四个炕洞，右派们从麦场上抱麦衣子把它烧得很热。地下还用土坯砌了一个炉子，烧着无烟煤。他在其他右派挤出来的窄条条上喘息着铺好被褥，身上就出了汗，筋骨就舒展开来。顿时他心里就流过一股幸福得要晕过去的感觉：看来是冻不死了!

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躺着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蜷缩着身躯，手脚从来没有舒展过。已经两年多没睡过热炕了，更不要说火炉了。每天从田野上劳动回来，吃过了饭就赶紧钻进被窝。房子里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饭盆里边的粥吃到最后就冻上冰碴。

这里蛮好，穿着棉袄坐着一点儿也不冷，一动弹就出汗。

幸福的心刚刚平静一些，一位右派韩大夫就来给他检查病情。过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药片。他问那人，你是护理员吗?

那人嗯了一声。

邓大夫在办公室吗?

邓大夫到明水去了。

咦，我没看见过呀，我就是明水来的。

下放到大田劳动去了。

为什么?他很是惊讶。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犯错误了……那人支支吾吾走出去了。

旁边一位老病号告诉他，一次上边来领导视察，问怎么死了那么多病号，别人都不说话，邓大夫直不楞登回答，营养不足，啥药都救不了命。视察的人前脚走，他后脚就被赶到大田劳动去了。

不再挨冻了，吃的问题就强烈地凸现出来：还是吃十五斤粮。虽然蔬菜多了些，做的也比明水的大灶精细了许多——胡萝卜切成小丁丁和面糊糊煮在一起——但肚子还是填不饱。一脑门子想的就是吃，成天心里饿得急了了的没有着落。十多天后腹水见少，人瘦得成了一张皮，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一天，他到麦场上去抱麦衣子煨炕，回到病房就躺下了，他觉得心跳得很急，要晕过去的样子。但就在这时，门外护理员的声音喊，王永兴，你父母看你来了。他慌慌张张哆哆嗦嗦爬起来，还没下炕，门就开了，他的白发苍苍的父母亲出现在门口，手里还牵着小男孩。他凭着想象判断那是二儿子兆远，他离家时才3岁。母亲还没坐下就呜呜地哭起来：我的娃呀，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呜呜呜……儿子被他的模样吓坏了，怯生生站在门口不过来。老父亲把儿子拉过来，说，叫，叫爸呀，你叫呀……孩子叫了一声爸，但接着就哇的一声哭了。他伸出手去摸一下孩子的头说，我把你吓坏了吧?他没抱孩子，他的心酸酸的，他怕吓着孩子。他扭过脸问父亲，你们怎么来的?父亲也在别人让出的炕头上坐下，抹着眼泪回答：坐了一天一夜火车。他说，我是问下火车以后怎么来的，这几十里路?父亲回答走来的，走了一天。他说，从酒泉县到临水公社有班车……坐到临水再有十多里路。父亲说，不知道嘛。他说，走乏了吧?父亲回答，乏倒是不乏，兆远不叫我和你妈抱硬要自己走。倒是天气冷得……把人冻坏了。他说，上来，上来，炕上坐下……

王永兴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心酸，但此刻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哽咽着嗓门说，爸，妈，我是个不孝之子……叫你们……受苦了……

母亲像是啸叫般地哭了一声：哎……我的娃呀……

儿子也哇哇地哭。

父亲却抑制住眼泪说，娃呀，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怪你，这不怪你。世事的变化，命运的沉浮，不是人所能掌握的。我们就盼着你平平安安地出去……

他说，家里的事我一点也出不上力……

家里你就不要挂念，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

王永兴泪如雨下。

父母在夹边沟呆了一夜，第二天就回去了。依王永兴的想法，父母走了长道，应该多休息一天，但是父母在他的铺上坐了一夜转天就走了。父亲说，原想多住一天的，但没想到你这里吃的这么难肠，不能再住了。多住一天，三口人要多吃两斤粮，我们走了你就没吃的了。

父母亲给他带来了七八斤熟面，五六斤蒸熟后晒干的甜菜，还有一包煮熟后晾得半干的狗肉。

父亲一再解释，你不给家里写信，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情况。还是遇到了赵庭基的父亲，才知道你……吃不饱，匆匆忙忙把狗杀了，就来了……

王永兴知道父亲是在说谎，家中的情况仅就宰狗一事便可了如指掌，如果有粮食存着，谁忍心宰狗呀!熟面是啥好东西，仅才带来七八斤!但他没有揭穿父亲的谎言，因为他的确需要家庭的支援。他只是为父母来到夹边沟饿肚子而深为不安。父母来后医院的伙房开了两次饭，父母和儿子共同喝了他的那份糊糊，而把路上吃的干粮留给他吃。

他没有送父母，他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他只是站在医院外边的马路上告诉父母亲怎么走；看着父母转过一座沙包，他就回病房了。

父母带来的食物可是救了他的命。他把食物锁进自己带来的一个小木箱里——把里边的书拿出来——一天吃几调羹。在吃食物的问题上，他可是吸取了别人的教训：许多人接到亲友们寄来或送来的食物，禁不住饥饿的压迫，饱食一顿，尔后就绝了来源而丢掉性命。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管多么饥饿，食物多么诱人，都坚持细水长流。

他是这样加餐的。利用提开水或者打饭之际，从伙房的院子里偷几个冻硬了的胡萝卜或者莲花菜叶子，夹在大衣里拿回来，用小刀切碎放在饭盆里，放在炉子上煮；然后打开木箱，取两调羹熟面，抓一把甜菜干，再放两条狗肉干放在火上煮，全都煮软了吃下去。到了11月的末尾，院子里什么菜也没有了，发现房顶上堆着很多晒干的莲花菜叶。他用铁丝做了个三杈钩爪，拴上行李绳子，借着黑夜抛到房顶的菜叶上去，扒下几片菜叶子。这样偷菜总是有收获的，几乎每天都能搞到几片菜叶了。

煮加餐也是有风险的。有一天医院的陈院长查病房，一眼就看见炉子上的饭盆，生气地说，一些人的送命，就是吃烂菜的结果。饭盆没收!王永兴很着急，忙忙地央求；陈院长，那不行呀，你把我的饭碗没收了，我拿啥打饭?陈院长把食物端出去泼了，把饭盆还给他，说，再叫我看见，就绝不客气!

饭盆是不敢再用了，他只好用两调羹熟面和一把甜菜丝换了一位县公安局长的一把壶盖上有丝扣的铁壶，用来煮食物。他以为拧紧壶盖煮菜不会被人发现，岂知又遇上陈院长抢救病人，陈院长一进屋就闻见了狗肉的香味，径直走到炉旁打开壶盖。他勃然大怒，瞪着王永兴说，又是你煮的烂菜叶子吧!王永兴忙否认，说不知是谁煮的。陈院长连喊了两声谁煮的，就扔在地下用他穿着翻毛皮鞋的脚后跟踩扁了。

踩扁了不行呀，还得想办法!他又用两调羹熟面换了一位病号的铁皮奶粉盒，拧上一根铁丝做把手。这次他不在炉子上煮食物了——每次被院长发现都要惨遭损失，他心疼得不得了——而是把奶粉盒塞进炕洞里煨烧。这种办法既简单又保险，好久也没被院长看见。但是糟糕的是父母带来的熟面和甜菜都已告罄，还剩了点狗肉干，还舍不得几顿吃掉。这时伙房顶上的菜叶不知怎么的也不见了。

好在有一天中午他在外边转来转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突然发现猪圈的墙根里扔着一堆莲花菜根。菜根外边已经干枯皱巴了，里边还有点柔嫩的心子。他抱了一抱回来，耐心地用刀子削去干皮，再剔去带有筋络的一层，把中间还没干透的根心放进奶粉罐里，再放上一丝丝狗肉，塞在炕洞里去焖。焖软后撒点盐吃。他很感激夹边沟的炕洞，在家乡永登县，炕洞是留在墙外边的，而夹边沟的炕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盘出来的，炕洞留在房间里，不出房门就可以焖菜根吃。

还有一天，他提个篮子去麦场提麦衣子煨炕，见场边上抛着一具驴头上剥下来的皮，两只毛茸茸的耳朵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他估计这是炊事员或者杂役们偷宰了农场的驴，若是饥肠辘辘的右派，决不会扔了驴脸皮。他记得小时舅舅说过的话，民国十八年，古浪县裴家营的人们把农具上拴的皮条和鞋上的牛皮掌子煮着吃了的事。他如获至宝，将驴皮放进篮子，敷点麦衣子盖好，拿回病房，烧水烫洗了毛垢，放在奶粉盒里炖烂，再加上少许盐末就着吃。还舍不得一次吃完，一次吃一点一次吃一点。吃了三四天，还剩小半罐了，他又添满了水，放在炉子上炖着，去上厕所。谁知便后回来，罐头盒竟然不翼而飞了。四壁张望见一名叫王彦的榆中县老师手里端着他的罐头盒正往嘴里塞东西。他喊了一声，你这是干什么，有你这样的人吗?王彦苦笑一下，脸色变得惨白，说，你已经吃几顿了，我吃点就不行吗?我也想保命呀!王永兴没说第二句话，默默地躺在炕上。他闭上眼睛，还看见王彦那惨白苦笑的脸在他眼前晃呀晃呀。

时间已是12月上旬，医院病号们的情况更为严峻：每间病房每天都有一两个病号死亡，原先健壮的人也都衰竭了，躺倒了。死者被人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抬到门口放着，有专人用架子车拉走。拉人就像拉麦捆子一样，一个摞着一个，一车要拉七八个人。早些天人死了还拉远一点，拉到沙梁的背后去埋，近来死的多了，埋人的人也没力量了，拉到房后边的沙坡上就埋了。

对于死亡，领导也想了很多办法，每间病房派来两名身体健壮的看护——以前留下来的劳改释放后的就业人员、杂役、被称为拐棍的分队长们——给病号打饭端水，端屎倒尿。不叫他们动弹，节省哪怕一点点体力。伙食也有所改善，粮食一点也没增加，但每天要宰几只羊，给大家增加两顿羊肉汤。但一丝肉也看不见只漂着几丁丁胡萝卜的清汤能有多少营养呢?死亡不仅得不到控制，越发加剧——病号们的体质状况已经衰竭之极，不可逆转了!

石玉瑚死了!虽然他的家人通过邮局寄来了几斤熟面，但已经晚了，无济于事了，吃完那些熟面之后就告别了人世。在王永兴的印象里，这是个为人正直、不屈非议的人。在病室的同伴们一个个不声不息撒手人间的当儿，他也奄奄一息了，但是，当医生来给他打针的时候，他却推开了医生的手。他也拒绝吃药。看护给他拿来维生素之类的药片，他不吃。他对看护说，拿回去，给大夫去，就说我用不着这些东西!一次陈院长来劝慰他，叫他吃药接受治疗。他无动于衷直言不讳地说，我得的是空肠病，打针吃药没用处，你们节约下这些药片片吧，给有用的人吃去。与其吃药，还不如给我一碗面汤顶用。陈院长怔怔地站了两分钟，一言不发地走了。两天后的一个夜里，石玉瑚静悄悄地走了。早晨，王永兴怀着对乡亲的崇敬之情亲视衬殓，用他的被褥裹尸，一拉拉起褥子，发现大把的药片压在褥子底下。

人死如灯灭，这话说得真对呀!病号大部分都是入睡后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痛苦的挣扎。他们静静地安详地死去，就像一盏灯熬干了油，无声无息地熄了。

领导认为，这是黑夜的罪过，是睡觉的罪过!他们对看护规定：夜里要把火生旺，守着煤油灯坐着，随时听候病号们的使唤和求助，要时时动员病号们说话和聊天，要坐着，以防睡死过去。但是死亡不可遏止。一位和王永兴挨着睡的叫蔡子贺的老人，约50多岁了，由于无力交谈，王永兴始终没问过他的身世，他自己也没说过。王永兴曾两次发现他不说话了，睡死过去，叫看护去叫医生。医生来了，实行人工呼吸，打葡萄糖，把他救活了。他确实多活了两天，但是第三天夜里，他壅着被子坐着，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韩大夫跑来做人工呼吸也无济于事了。

从住进医院以后，王永兴身旁抬出去了三具尸体。除了蔡子贺，另外的两个人他连名字都不知道。因为那两个人是新补进来的，进了病房就躺着，护理员端来了饭就吃，吃了就躺着，一句话也没说过。

一个病号死了尸体抬出去了，又拉来一个新病号补上，补上的人死了再拉一个人补上。

王永兴是最幸运的了。那张驴脸皮吃完的第三天，他的女人巨勤英千里迢迢来看望他，带来了四斤熟面和一包甜菜干。女人也被饥馑的日子折磨得瘦巴巴的。还患着严重感冒，高烧把她干瘦的脸烧得红红的，干巴的嘴唇因为高烧贴在牙床上。女人按照老父亲的话到了酒泉县城后去坐班车，可班车要等到第二天。她怕晚一天王永兴就会饿死，女人连夜走到夹边沟来了。王永兴既感动又可怜女人，连夜把女人领到韩大夫的办公室，请韩大夫给女人看看病。韩大夫给了女人几片阿司匹林。翌日晨，女人的身体还没退烧，王永兴不叫女人走，怕她在路上病倒，叫她多住两天，烧退了再回去，可女人也说出了父母说过的话：我是给你送吃的来的，住上两天我把粮食吃完了，你不就挨饿了吗?

女人回去后不几天，又打发弟弟巨生才来了一趟，送来几斤熟面和几个鸡蛋。

他的姨妈从邮局寄来了两斤熟面。

虽然亲人的接济不断，但那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是一点补充，吊住命饿不死而已。到了12月下旬，他的身体还是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他已经下不了火炕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干瘪，头一天比一天肿大，小腿的浮肿已经蔓延到大腿根。

他已经不能去猪圈的墙根处捡菜根了。他的身体哪一部分也不觉得痛，但是哪一部分也不听从大脑的支配——软得动不了!睡觉和起床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当他挪动一下身体，拉开褥子，拉开被子，拉一下枕头，或者端起饭盆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完成。每一个动作都和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缓慢。他自己感觉，每做一个动作，就如同拉一辆满载的架子车爬坡一样费力，气喘，心跳，头昏，眼黑，耳鸣。每一次起床或者睡觉，穿衣或者脱衣，收拾被褥都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

他很清楚，死神又一次拉住他的衣襟了，就像去年在银达公社修渠时蹲在自然沟里站不起来一样。他明白，来日不多了。这次和上次略有不同之处是：上次是在身体较为强壮的情况下突然站不起来的，别人扶了扶就回到草房子去了。而这次是生命的一切物质基础消耗殆尽了，像一盏灯已经熬干了油……不是今天夜晚就是明天夜晚，这盏灯突然就要灭了……

王永兴的木箱里，女人、内弟和姨妈送来的熟面和甜菜已经所剩无几了——也就有五六斤了——但他仍然坚持着细水长流。他想再坚持几天，再熬几天——或许老天睁眼，上级把他们送回家去……他已经没有力量在取暖的炉子上去做自己的加餐了。他用一个已经死去的右派遗留下来的装青霉素的方铁盒子自制了一小火炉。他坐在炕上，盖好被子，把小火炉放在面前的炕上，搭上喝开水用的搪瓷缸子，倒上半缸子水，舀一调羹狗肉干，两调羹熟面，三调羹甜菜干。他捡了许多被人扔掉的书，还有自己的书——几本他读私塾时就很喜欢的《古文观止》、《小仓山尺牍》、《儒林外史》、《桃花扇》等——一页一页撕开，点着了，塞进小火炉里，把汤煮开……

他顽强地进行着最后的炕头上的挣扎。他要推开死神的拉住了他的衣襟的手。要撒尿了，他从身旁拿过一个预备好的罐头盒。尿完后伸手倒进炕头上看护们早就摆好的尿桶里……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也是顽强的。王永兴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1年1月31日傍晚，院子里房檐下沉寂了多日的有线喇叭突然吱扭吱扭响了几声，有人喂喂喂地喊了几声，讲起话来：以下劳教人员注意，明日天亮之前都收拾好行李，有汽车送你们回原单位……

是右派们没注意听这个讲话呢，还是这突如其来的讲话大家还有点不相信呢，喇叭讲话结束之后所有的病房都静谧无声，死静死静。足足过了一分钟，一间病房里才传出一声尖锐的啸叫声，噢——要回家喽!接着，所有的病房就传出低沉的但却像海啸一样一阵又一阵的呼号声：噢……回家喽……噢……回家喽……这天夜里，根本就不用看护人员招呼，各病房都灯光通明，右派们正襟危坐，欢声笑语，通宵达旦地谈论回家的话题……

和王永兴同住一间病房的一位姓陶的部队干部，是军校教师，1938年参军的老革命，兴奋和激动之情难以抑制，整夜跳进跳出，说呀，笑呀，唱呀，折腾不休。天亮了，汽车来了，临上汽车却一个跟头跌倒了。从酒泉县医院抽来接人的几个医生围着他抢救，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最终也没能醒转过来。

王永兴也很兴奋，早晨起床后收拾行李，他竟然能走路啦!不用看护搀扶他就走到汽车旁。只是胳膊腿疲乏无力上不了车。是韩大夫把他托上汽车的。韩大夫告诉他，陈院长指示，由他亲自送他回永登县去，还有个永登县的中学教师刘杰明。他要负责把他们两人直接送回家去。他和刘杰明的身体太虚弱了，必须有医生护送。

汽车开动了，汽车要把他们拉到酒泉火车站去坐火车。因为只有一辆汽车，走的却有几十个人，有一部分人等着汽车来拉第二趟，车下的人和车上的人互相招手，同时奋力喊着，一会儿见，火车上见。这时王永兴的心头忽地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睛。车上坐了二三十人，医院的院子里还稀稀拉拉地站着不足一百人，这是全部病号。而他来住院的时候，全院住着二三百号病人，后来还补充了二三百病人的!车往前行驶，走过了场部的办公室，突然，他的眼睛看见了房后的沙梁，沙梁的斜坡上布满密如繁星的坟冢。坟冢已经铺到水渠边上了，离着最近的房子也就20米远。他突然就泪如雨下，悲从中来。他想起了石玉瑚，想起了蔡子贺，想起了已经葬身明水的赵庭基……想起了夹边沟的两年又六个月的日子……他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永别了，伙伴们……

后记

王永兴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农村私塾先生的家庭，虽未能赴大都市求学深造，但他一心向学，及长至老耕读不辍，精读典籍。一生中写了许多诗文，晚年出了两本书：《我的心声与轨迹》和《晚晴诗稿》。这里摘抄有关夹边沟的几首诗以示读者。

一

怀乡思亲二首1960年，余由酒泉夹边沟农场转场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因病住在地窖里，无床铺，躺在铺草的湿地上，备极悲苦。时在仲秋夜晚，望月怀乡思亲，占句以寄怀云尔。

明水明月月倍明，清光一片万里同。

深夜抱病坐月下，望月思亲忆永登。

明水仲秋月，水月同一色。

此夜不成眠，望月思亲切。

二

非沟夹边是平原，何以命名解亦难。

西望峪关四十里，南看丝路沿祁连。

北临金塔鸳鸯池，东去民勤戈壁滩。

是地口碑说右派，古今功罪论酒泉。

三

夹边沟是一弹丸，全国地图画上难。

缘以沙沉右派骨，微名赢得倍酒泉。

定西孤儿院纪事

父亲

今天是我重返饮马农场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去小宛农场。

我是1965年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上山下乡的，在老四连当农工。那是1970年吧，我们的连长调至饮马农场的商店当主任，他把我也调过去了，在饮马农场的商店当售货员。

由于是最后一天的滞留，吃过晚饭之后，我特别地在场部走了又走，又一次看了知青回城之后，留下来的农工们第二次创业建立起来的啤酒花颗粒加工厂和麦芽厂。直到夜色四合，我才回到招待所。我刚推开招待所接待室的大门，有个人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喊了声梁会计。我知道他是在叫我，且口音有点熟悉，但一时间却没认出他来。我说，你是……

我是何至真呀。

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农场机耕队的机务员——开拖拉机的。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呀，听说你来了。

我很感动，拉着他上了楼进了我住宿的客房。沏好茶之后，我说，我当再也见不到你了，人们说你调到黄闸湾的变电所去了，离这儿十几里路呢。他说，我是听我们所长说你来了，赶来看看你。我真是很感动，我说，哎呀太……太……我连着说了几个太字，也没说出太什么来。这次来饮马农场，土地还是那么亲切，当年栽的白杨树苗都已经变成参天大树，但熟人没几个了：知青都回城了，老职工都退休了，走到哪儿都是生面孔，就是当年五大坪过来的一百名孤儿也只剩下二三十人了，还都散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十几个生产队里，很多人都没见上面。真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我亲热地问候他：还打篮球吗？他笑了：还打什么篮球呢，都退休了。我也笑了，我的问话太可笑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农场每年都要从连队挑十几个大个子爱运动的人组成篮球队，集中训练几天之后去师部和其他农场的篮球队比赛，我和他就是在篮球队认识的。

我们聊起了篮球，聊起了朋友，家庭和儿女，我问他：这些年常回家吗？他回答：一次也没回过。

我很惊讶：怎么一次也没回过？

你知道的，我家没人了。

我点了点头：知道知道。沉默片刻，我又说，亲戚总是有几个嘛。

不来往。我不愿和他们来往。前几年有个叔叔写信来，说要来看看我，问我坐哪趟车怎么走，我没回信，撕掉了。

怎么呢？

我挨饿的时候，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静了一会儿说，至真，你一次也没认真跟我讲过你的家庭。

我跟谁也没讲过。那些伤心的事，我不愿讲，也没人愿意听。

谁不愿意听，是你不愿讲的。都老了，还想在心里埋一辈子，跟老朋友都不讲吗？

是老了……他叹息着说。这几年我的思想也有点变化，曾经想过把过去的事给孩子们讲一下，起码叫自己的后代们知道一下我受过的苦。我也给他们讲过，可他们不爱听。今天你要是想听，我就给你讲一下。

就从我父亲讲起吧。我们这些从河靖坪来的孤儿，父母都是死光了的。当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死法不同。

我父亲1958年去了皋兰县当民工，大炼钢铁。那时候不是大跃进吗，要大炼钢铁。定西地区的多数县没铁矿，没煤，全地区的民工都集中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去炼钢。光是通渭县就去了一万七千民工。1959年春天，炼钢失败了，我父亲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也不叫闲着，又派去修白（银）宝（积山）铁路，直到1959年夏季才又放回家来了……

不对不对，不是放回来的，是我母亲没了，我父亲跑回来了，他不放心我和我妹妹。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最大，1947年生的，还有两个妹妹。

我母亲是这样没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没粮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干脆就喝清汤。你可能觉得奇怪，夏季小麦下来了，怎么没粮吃了？都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说是交征购呢。征购没交够，搜粮队搜社员家的陈粮。结果把农民家里藏下的一点陈粮搜走了，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胡子，吃骆驼蓬。我母亲有一天在麦场干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麦场边上有一种灰色茎蔓叶片像鸡毛一样排列的草，拔下来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来了。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块胰子嚼着吃下去了，还喝了水，恶心，呕吐，然后躺在炕上。到了半夜里，母亲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两个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们的手断气了。母亲想说话的，但光是张嘴，舌头硬了，没说出话来。

我父亲回来之后，被队长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了两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人们都说，家里没个大人咋行？

其实，我们家里藏着两缸苞谷哩，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我父亲和母亲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父母亲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亲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动，不相信共产主义到了的宣传，因为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按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本质就是反动的。

我父亲兄弟四个人，父亲是老大。我爷爷在马营镇城里开过商号。解放前爷爷就去世了，弟兄四个人就分家了。我父亲种地，家在马营镇城外住。我父亲是个好农民，庄稼种得好。我记得清楚得很，我父亲犁地，犁沟一行一行匀得很。他犁地的时候人总是走在犁沟里，一片地犁完了，你看不见一个脚印——每一趟犁铧翻过的土把脚印都盖上了。父亲说，犁地是庄稼人的脸，看你的脸清洁不清洁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好庄稼人。

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我1947年出生，1958年十一岁了。藏苞谷的那一天夜里，我在大门口望风，我父母在后院的园子里挖坑。怕苞谷发霉，直接把两个缸埋进坑里了，上头压上麦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种上了苦荞。第二年种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种上苦荞。搜粮队搜粮的时候，荞麦还开花着呢，他们根本就没想到长着荞麦的地里会埋粮食。他们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1959年春天饿得难挨的时候我问过母亲：娘，腿饿软了，还不挖些苞谷吃吗？我母亲说不能挖，挨饿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母亲去世，父亲回来了，还是没吃那苞谷。我父亲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就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到了旧历九月，父亲还是不叫吃苞谷，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菜吃。父亲胆子小，父亲怕开批斗会，怕得要死。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阵子，专区工作组在马营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一个农民家挖出来了几十斤粮食。这个农民家的儿子是县委什么工作部的部长，工作组叫他儿子主持大会批斗父亲，说他父亲是阶级敌人，冒尖人物。什么叫冒尖人物？就是想发家的农民！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我父亲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来。唉，从打土地改革开始，我父亲就被人整怕了。土改的时候，民兵背着枪在我家门口转，怕我家转移财产，说是我家够地主条件。后来清查完了，定了个富农，但和地主分子一样对待，一开会就拉到前边站着，批呀斗呀，说是阶级敌人。动不动就踢两脚，打两拳。

到了腊月里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会走路了，走着路跌跟头。于是，一天夜里父亲起出来些苞谷。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动磨子，后半夜就煮了一锅，全家四口人围在炕上吃了。

过两天又吃了一锅。煮第三锅时有人进了我家，说你们生火煮啥呢，这深更半夜的？那人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平常不爱劳动，不下地，就知道跟着队长混吃混喝，是个二流子，全村的人都骂的人。他半夜里看见我家烟筒冒烟了。他掀开锅盖看见了苞谷，就去向队长报告了：何建元家有粮食！

何建元是我父亲的名字。

第二天开父亲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一天。积极分子们——队长的亲信们，他们吃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肚子不饿——围成一个圈，炒豆子，撞人。队长拿着扁担在我父亲腰上打了几扁担。我亲眼看见的，头一天开批斗会我跟着去了。他们逼我父亲，叫我父亲交出藏下的粮食。

连着撞了两天，我父亲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一只眼睛充血，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子也淌着血。走路一瘸一拐的。父亲跟我说，顶不住了，明天再斗就交待呢。我说父亲：你一交待，人家把苞谷拿走，全家人吃啥？等死吗？

但父亲还是坦白了。队长带着人来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我问父亲：现在怎么办？

父亲说，没办法了，我不能叫人打死。

我说，不打是不打了，可是要饿死了！

父亲说，我家里不蹲了，我要饭去。

我问，我妹子怎么办？

父亲说，我管不了喽，一点办法没喽。

我说父亲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和两个妹妹怎么办？你把妹妹撂这里，我能有啥办法？我父亲说，没办法，我管不了这么多喽。他一边说，就一边把一床被子卷起来，外边裹了一块羊皮，捆好了。他说天一黑他就走。可是这天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喝荞皮汤，队长又进来了，看见行李了，说我父亲：何建元，你想跑吗？你想得好呀！你给我乖乖在家蹲着，你单要是跑，我叫人把你的腿打折呢！

队长走后，父亲就睡下了，就再也没下过炕。每天都睡着。我和妹妹去拾地软儿，撅蕨菜杆杆。地软儿泡软了和谷衣搀着煮汤喝。蕨菜杆杆剁碎炒熟磨面也烧汤喝；蕨菜面面粗得很，扎嗓子，但没毒。这样凑合了几天，我父亲说今晚上就要死了！叫我把他的长衫拿出来，他穿上，然后躺在炕上等死。可是第二天一天他也没喝汤，也没死，他就说：

我可能死不了。

他又把长衫脱了，放在箱子盖上。

就在他折腾活呢死呢把长衫脱了放在箱盖上的这天晚上，我小妹妹死了。小妹妹已经在炕上趴了好几天了。小妹妹瘦成一张皮了。小妹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一直那么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我跟父亲说，我妹死了，你把她抱出去吧。父亲靠窗根睡着，他也是脸朝下趴着，没抬头，说：

放着去。

我没想到父亲会这样说话，我说，大，妹子没气了，硬硬的了，在热炕上放着能放住吗？不臭了吗？臭了怎么收拾？

父亲说，我的娃，你看着你大还能活几天？

我说，我猜不出你能活几天，也猜不出我和大妹妹能活几天，可是人只要活着，就不能和断气了的人一搭躺着。那臭哩呀。

我大又说，不等你妹子臭了，我也就早断气了。放着去吧。

我又说，我和大妹子还活着哩。

我大不出声了。

我看指望不着父亲，就自己抱，但是小妹妹重得很，——不，不是重得很，是我身子太瓤了——我抱到门口就栽倒了。在台阶上坐着缓了一会儿，再抱……我终于把小妹妹抱到后院的花园里了，就放进积极分子们挖苞谷挖出来的那个坑里。我没力气埋上我妹妹，就随便用脚蹬了些土疙瘩下去。

过了一星期，大妹妹突然胖了起来，脸胖得脸盆那么大，我都认不出她了。

我听奶奶说过，人饿的时间长了脸要浮肿。我大妹妹浮肿了。人一浮肿腿就没力了，大妹妹不能跟我去拾地软儿了。我烧上些地软儿汤，她喝上半碗，在台阶上躺着晒太阳。

过几天队长到我家来，说要播种了，谁下地干活，给一碗洋芋。

我父亲不去。他在炕上趴着，跟队长说他起不来了。队长走后我说父亲：你哪里是起不来了，你是不想起。你起来了下地，到地里混去，干动干不动，队里不是给一碗洋芋吗？你就这么趴着等死吗？父亲说吃一碗洋芋也是死，不吃也是死。

我说吃一碗洋芋死得慢，不吃死得快。

我父亲骂我：你吃去，你吃去！你能活下你吃去，我就等死了。我父亲生我的气呢。他准备下的行李叫队长没收了，没能去要饭，认为是我报告队长了，我把他拦住了，害得他没走了。

我就去劳动了。我干的活是在地里打囫几。旁人摆耧种小麦呢，我拿个长把把的木榔头把犁铧翻起的囫几打碎。木榔头轻得很，可那时候人乏得很，木榔头在手里重似千斤，每举起一次都要用完全身的力气。我实在打不动囫几，但又不得不混着打，坚持着，坚持着。坚持到中午收工的时候，出工的人到一冬天也没做过饭的食堂去，一人给了一碗洋芋——就几个洋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的，蓝边的土碗，本地烧的。

就那几个尕尕的洋芋，我端在手里高兴得很：有吃的了，饿不死了！回到家我把洋芋给大妹妹吃，不给父亲。说实话呢，我父亲认为是我拦住他没出了门，生我的气呢，可我生父亲的气呢。人家的父母撩乱着给孩子找吃的，他在炕上躺着不动！但是，我和妹妹在台阶上吃洋芋，父亲在炕上趴着听见了，喊我的小名，说，真娃子，我吃个洋芋。我说，你不出工，我能叫你吃？

下午我还是打囫几。有时蹲在地上刨土，从犁沟里把前头人播下去的麦子刨出来捡着吃。队长看见了骂，我把你的手打折哩，你再刨！我就接着打囫几，等他走了接着刨犁沟，拾种籽吃。到晚上收工食堂又给了一碗洋芋。回到家我还给大妹妹吃，我也吃。这次我父亲不张嘴要了，他知道我不给他，但我给他拿一个过去，我说，吃吧，你。他接过去吃了。这天夜里，我大妹妹说口干得很，想喝水。家里没水，我到隔壁生产队的食堂去，敲门，说要点水，我妹子渴得很。食堂做饭的人睡了，不愿起，说没水。我只好提着瓦罐往河沟走。河沟离我家二里地，黑咕隆咚的，走着走着被什么绊倒了。用手一摸，是个死人。死人我也不怕，白天打水，看见过人们撇在河湾里的死娃娃。那时河湾里到处是死尸，我一点都不害怕。到了河沟又舀不上水：河沟冻冰着哩。我从沟边上找块石头砸冰也砸不开。那时候冰已经薄了，但我抱不动大石头，拿小石头砸。砸了很长时间砸下来一些小碎冰渣渣。我把碎渣渣捧到瓦罐里提回家来，这时天麻麻亮了。我赶紧烧水，没烧开，就是冰化开了，温嘟嘟的，端去叫大妹妹喝，大妹妹不会喝了。我给她灌也灌不进去了。我跟父亲说，父亲不管。他把长衫又穿上了，他说，我要死的人了，能管着她吗？

没办法。我大妹妹那年十岁，我试着往外抱没抱起来，叫个人来，把大妹妹拖出去了。还是拖到菜园里的那个坑里，和小妹妹埋在一起了。

我还是出去参加队里劳动，一天弄两碗洋芋吃。连着两天，我和父亲分着吃，一人一半。我想，是我的父亲呀，不要叫饿死了。我娘养下了我，但我是父亲养大的呀，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吃了多少苦呀，现在我家就剩下我们父子两个人了，有一碗洋芋就两个人吃吧。

给父亲吃洋芋的第三天，我父亲突然就精神起来了，改变主意了，那天晚上他脱了长衫睡觉，说：

死不了啦，明天下地做活去。

看父亲精神起来，我很高兴，说，大，你不等死了？父亲说，一天有两碗洋芋，老天爷不叫我死呀！

早晨起来， 我看见父亲趴着不动弹。我想他又发懒了，又变主意不想出工了，就喊，大，你还不起？你说的今天干活去！我父亲不说话。我就又说，大，你说话不算话！说着，我推了他一把，才发觉已经硬硬的了。

我把父亲的长衫给套上了。这长衫是我父亲解放前家境好时做的长衫，那时爷爷还活着，经商，虽然父亲在家种地，但独当一面管着全家的农业生产，爷爷给他做的长衫。我母亲跟我说过，冬闲或者村里有啥事了，父亲就穿着长衫走来走去，应酬。农村合作化以后，父亲不穿长衫了，但他很爱惜，一直存放在箱子里。我父亲是我们村唯一穿过长衫的农民。

把长衫套上后我就去找队长，叫他找人抬出去埋掉。但队长没来，我就给父亲脸上盖了一张纸。放了三天，队长叫会计和保管来了，把我家的柳条耱子拿过来，把父亲抬上去，盖了床被子抬出去了。会计问我，你去不去？我回答走不动了，你们埋去吧。

埋完父亲的这一天，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亲戚，还有街坊邻居。都是看我来的，说这娃孽障，没人管了。等他们走后，我发现铁锨没了，铲子没了，水桶没了，砂锅没了，连提水的瓦罐都不见了。在家一个人过了几天我就跑出去了……跑到公社去了。我听人说，那里有个幼儿院，专门收养没父母了的孩子。

1969年冬天，五大坪农场往饮马农场迁，我回了一趟家。我想把父亲的坟迁一下，问会计，问保管，你们把我父亲埋哪儿了？他们都说记不清了。他们说，队里死了人都叫他们抬，关门了的都有好几家，成孤儿的就更多，都是他们抬的，他们也不记得抬出去埋哪儿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家。何至真结束他的家事的讲述。

我沉默无语。过一会儿才问，你两个妹子呢？还在菜园里埋着吗？

没有，那次回家，生产队已经把我家房子占了当队部。我叫他们把我妹子起出来迁到祖坟去了。当时有些亲房家的人不同意，说哪有女子埋祖坟的，媳妇才能进祖坟。我说，我不讲规矩，我就是要把妹子埋在祖坟里。天打五雷劈，叫它打我来，劈我来！

这天夜里，我与何至真聊天直到深夜。大约是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说该回去了。我挽留他：这间客房是农场领导安排的，就我一个人，你睡那张床。他不睡，说黄闸湾不远，骑车二十分钟就到了。非要走。我送他到兰新公路。这是中秋节过后几天，大半个月亮挂在天边，那残缺的一边像是狗啃得豁豁牙牙的。何至真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在月色下消失很久，我还在兰新公路上站着。很久才有一辆跑长途的汽车驶过来，车灯贼亮，晃花了我的眼睛。但是汽车过去之后，月色如水，洒在公路上，公路伸向幽暗朦胧的远方。残月就在那远方。

独庄子

黄家岔梁的蚰蜒小路上走下来一个人。

黄家岔梁是条绵延数十里的大山梁，南北向横亘在通渭县寺子川乡境内。黄家岔梁仅仅是这条梁在黄家岔村附近这一段的名称。黄家岔村北边和南边的山梁人们分段叫做毛刺湾梁、黄家湾梁、朱坡湾梁和鸭儿湾梁。这条梁的脊背比较平缓宽阔都开垦成了农田，而两边的山坡很陡，且有很多条倾斜而下的山冈和山沟，就像下垂的百褶裙。那些大的皱褶延伸到梁顶的地方往往形成一个较为平缓的塆子，这样的地方大都有个村庄，分别叫毛刺湾村，黄家岔村，朱婆湾村……

这条梁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一条并行不悖几十里长的大山梁，东边的山梁有一个总名称董家山，西边的山梁也有个总名称段家梁。董家山和黄家岔梁中间是一条巨大的山沟叫董家沟。从黄家岔梁上看董家山的沟沟壑壑，一座一座的院落掩隐在一片一片的绿荫里，在午后的蜃气中若隐若显，若幻若真。

10月中旬天已经很凉了，山坡地上的庄稼都收完了，地都犁过耙过了。树叶变黄了，草也黄了，只有一条一条的冬麦地绿茵茵生气勃勃的。已经是深秋了，太阳晒在身上也不暖和了，但是从黄家岔梁上走下来的这个人的脸上却淌着油腻的汗水。他不年轻了，一顶土苍苍的蓝色布帽遮不住鬓角上的白发。他穿着毛衣，怀里抱着一件绿色军大衣。黑皮鞋和裤腿上沾满了尘土。

他不熟悉这里的路。他已经快下到坡底了，山坡上有很多横的斜的人踏下的羊走下的蚰蜒小路，他站下来观察，似在选择该往哪边走。后来他横着翻过了一道小山冈，终于看见了山脚下的一座院落，才又滑着蹭着下到两道山冈之间的沟里，往那个院落走下去。

接近院落的时候，他就听见了狗叫，还看见一条狗在院子中间跳来跳去，仰着头狺狺地叫。狗叫声中一个小姑娘从靠着山坡的屋檐下跑了出来，站在院子中间看他，接着又走出一个老奶奶也仰着脸看他。

这个行人看见了狗和人，但他没出声，快速地下坡走到那个院子旁边。这时他的视线被院墙挡住了，他又绕到门口去。院门向着董家山的方向，关着的。

这是个独庄子，庄子建在两条不大的冈子中间的小塆子里。塆子里有几棵大柳树，树那边是一道雨水冲下的山水沟。庄子门口有一条小路延伸到山水沟里，沟不深，沟坡的半截有一个比笸箩大不了多少的水坑，周围是人工用石头砌成的坝。这是一眼泉，渗出的水很少，看样子也就只够这一户人家使用。泉那边才是淌雨水的山水沟。

山水沟往东延伸不足百米就突然变深变宽了，和巨大的董家沟连在一起了，山水沟两旁的山冈变成了平缓的坡地。坡地里种着冬麦。有几块地种过洋芋，已经犁过了也耙过了，地边上堆着黑黑的洋芋杆杆。

这个人又看了一眼院门，把手里的军大衣和一个人造革书包放在山水沟边上，然后沿着一条小路往下走，走到山水沟的又宽又深的沟口上，对着巨大的董家沟站着，看对面的董家山。后来他又在冬麦地里走来走去，并走进了耙过的洋芋地里。他像是在寻找什么，走走停停，时而仰着脸思考什么。很久之后他终于拍了拍手往回走，回到独庄子门口。他看见院门还关着，就又下了那道山水沟，从泉里撩水洗了洗手，捧着喝了几口，然后眼睛顺着泉边的一条路看，看那条小路下到山水沟底，又上了对面的山坡；那小路弯弯曲曲从山坡上往黄家岔梁攀援而去。

他的眼睛对着小路看了很久，当他再回头的时候看见院门开了，一个六七十岁的白头发老奶奶站在门口，身旁还怯怯地站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

那个人笑了一下，喊着问，大娘，这达是黄沟吧？

就是黄沟。这位客人，你在这达转着找啥哩？

那人不回答，又问，这达就住你一家人吗？

啊，这是个独庄子。你是从那达来的？你找啥哩？

没找啥，就是看一下。大娘，这门前头的地越来越少了。

就是呀，我们刚来的时间地还宽着哩，这些年山水把地冲走了。

你们是啥时间迁到这里来的？

二十年了吧。将将承包的时间我们就来了。队长说哩，这达有十几垧地你们种去吧，我和老汉就来了。那时间我们三口人。老汉说，这坡根里地气热，种啥啥成……

你们将将来的时候这达还有房子吧？

没了，那早就没了！那学大寨哩，队长叫拆过平掉了。喂，我说你，你是哪达的人，你怎么知道这达的事情？

那人犹豫了一下说，大娘，我原先在这达住过，就是这达的人。

老奶奶很久没说话，愣愣地站着，后来突然就尖叫了一声：

天爷呀，你是展家的后人呀……

啊，我就是展家的后人，我叫展金元，我大叫……

知道，知道。哎呀呀，你是稀客呀！快，快进家，进家了喝口水……老奶奶很热情，也很激动，一连声地邀请，还对身旁的小姑娘说，快叫大大。但小姑娘认生，不叫，紧着往老奶奶身后躲。

进了院子，又进了房子，老奶奶又叫展金元上炕。展金元也不客气地上了炕。老奶奶一边问这问那，一边又打发小姑娘去叫爷爷。老奶奶说，老汉拉柴去了，两边的塆子里还有些洋芋杆杆没拉回来。老奶奶在地下忙乱，把一个自制的小茶炉端过来放在炕头上。这是个薄铁皮做的桶桶，里头套了泥，炉口就两寸大，放在一个铁皮做成的盘子里。她又从台阶上拿来一束剁得很整齐的树枝点着放进炉膛，把一个白色但已经熏黑了的小茶缸倒上水坐上，放上茶叶。把一碟冰糖放在炕桌上。

金元，你说你叫金元？老奶奶又从灶房里端来一碟花馍放在炕桌上，她自己才在炕头坐下说，你先填补几口馍馍，你是远路上来的吧？等老汉来了，我再做饭。金元说，不要做饭，不要做饭，我吃些馍馍就行。在毛刺湾吃下饭的，在黄家岔坐了一会儿就过来了，还饱着哩。大娘，我打问些事，过一会儿还要到寺子川去哩。老奶奶说不知你问啥事哩？金元说，大娘，我想问的是你们搬到黄沟来是啥时间？怎么把房子落到这达了？我记得我家的老庄在下头平坦的地方哩，你们咋不在平坦的地方盖庄廓？老奶奶说，对着哩，你家的老庄是在下头哩。我们盖房房的时间，你们的老庄连印印都看不见了，人们还说你家的院子里埋下人着哩，老汉说，我们还是避开亡灵吧，就把房房盖这达了。

茶已经煮好了，老奶奶往一个茶盅里放冰糖，再倒上茶，说，金元，你喝茶，你走渴了。这时，院里脚步声响，老奶奶又说，老汉来了。

一连声的跺脚，还有拍打衣裳的声音，金元要下炕，一个老汉进来挡住了：不要动，不要动。你是稀客！稀客！老汉也上炕了，老奶奶又放个茶盅在炕桌上，倒上茶。老奶奶说，这是展家的后人，在黄沟住下的。老汉说，知道了，我知道了。小孙女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了。早就听说过，你们一家人就剩一个娃娃一个老奶奶了，娃娃的名字叫金元……

我就是金元。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长相记不清了，人还记着哩。我那时年轻，不操心旁人家的事，但还记得你娘的样子，瘦瘦的，黄黄的脸，领着个五六岁的娃娃，大老远的从黄沟到黄家岔的食堂打饭。那时间吃食堂，公社化……1959年我们一家人逃荒去了新疆，过两年回来，就听说你家剩一个娃娃了，还有个老奶奶，叫亲戚领走了，几十年没有消息。将才小孙女一说，我就想是你来了。你今年多大？

五十岁。

现在在哪达？

在酒泉。

酒泉的哪达？

农场，在一个农场当农工，种地着哩。

你的情况咋相？

凑合着好着哩。和这边一样，农场也承包土地了。我和女人承包了六十亩地，种啤酒大麦——就是做啤酒的大麦。

收入还好吗？

一年和一年不一样？种好了，市场价好了，一年能收入个两万；市场价格下来了，也就收入个一万元吧……

一万元！不好了还能收入一万？那就好得很呀！我们这达两年也收入不了一万元。

不一样，农场和家里种庄稼的方式不一样。农场种经济作物，啥值钱种啥。家里还是种麦子种洋芋，一斤麦子五角，一亩就是打上四百斤，不是才二百元吗，还有成本哩……

老人喝茶，沉默良久改变了话题：金元，这些年你没来过黄沟吧？

这是第一趟。1966年和1976年到过寺子川，看姑父和娘娘。两次我都要来黄沟，想把我大我爷往好埋一下，娘娘挡住了；娘娘说你去做啥哩？老庄都叫人平掉了，你爷和你大的坟都找不到了……

老人说，噢，看来你这趟来是给老汉迁坟来了？

有这想法。我大下场时说过，叫我把爷爷埋好。几十年了，大的话在我心里装了几十年了，我现在也快老了，想着这次来把事办了。

老人又停顿了一下说，你还记得你爷你大埋在哪达了吗？

不记得，不是我埋的。娘娘说埋在菜园里了，还有我妹子。

老人放下手中的茶盅，看着展金元的眼睛说，金元，这事你怕是办不成了。六十年代学大寨，生产队把你家的老庄平了，种成地了。现在连个印印都没了。

我将才也看了，的确我也认不出来哪达是我家的老庄，哪达是菜园。我爷和我大埋在庄后的菜园里了。我就认出来了那八棵柳树；那时候才茶盅那么粗，是土改以后分了地，打院墙时我爷种上的；现在水缸一样粗了。还认出水泉来了，我在那里提过水……

老人说，当年的事你还记得吗？

记得一些，有些记不清了。那时间我才七岁。

你爷你大怎么下场的，还记得吗？

这事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烧成灰也忘不掉。

能说一下吗？

那说起来就长了，怕是来不及了，我还要去寺子川哩。我计划下的今天到黄沟看一下，看能找着我爷我大的坟不，然后赶到寺子川的娘娘家去。

你非要今晚上赶到寺子川吗？晚一天不中吗？

晚一天……

不要走了，不要走了。今晚上站我家，明早起来消消停停走，饭时候就到了。我问你，你今天怎么来的？

我从通渭城里出来坐的去会宁县的班车，在沙家湾下车又换上会宁去静宁的车到了党家岘子。到党家岘子就没车了，步行走到万家壑岘，再到刘家湾，到毛刺湾，再到黄家岔，再到黄沟。

我估计你就是从党家岘子来的，你经过黄家岔了嘛！你已经走了四十里路了，翻山越岭的，今天就缓下吧。寺子川二十里超过了，你们不走长路的人，猛一下走长了，腿痛哩。

也就二十里路，我攒劲儿走一下，天黑就到了。

你看你看，你还是见外嘛。你为啥攒劲儿走哩？你今晚站下，明天起来了消消停停走不好吗？再说，这里是你的老家嘛，我们也是乡亲嘛，我老汉实心实意留你哩……

盛情难却，展金元犹豫犹豫同意了。他说，老大大，那就要麻烦你了……

这有啥麻烦的。你是贵客，想请还请不到哩。再说，我着实想听你说一下你的家事。

要说我家的事呀，那还得从头说，可那时间的事情，有些记得，有些不记得了，有些记是记得，但当时搞不懂是咋回事。就拿我大上洮河来说，我记不清是啥时间走的，只记得那时候吃食堂了，我娘天天三顿往黄家岔食堂里去打饭，那时我大就不在家了。我问过娘，我大哪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回来？我娘就光说你大上洮河了。上洮河做啥，娘也没给我说清楚。还有，我实在也记不清从啥时候开始饿肚子的，只记得一开始吃食堂，我娘从黄家岔提回来的是馍馍，有白面馍馍，有糜面馍馍，能吃饱。后来就光提回来洋芋疙瘩汤，清汤，就吃不饱了。再后来是麸皮汤，后来连麸皮汤也没了，我娘不去打饭了。我娘说食堂没粮了，食堂散伙了。队里没粮了，家里就更是没粮了！在我的记忆里，吃食堂的那两年，庄稼黄了的时候，队上就派很多人来收我家地里的庄稼，在我家门口的场上碾场。场碾完了，粮食全叫牲口驮走了，一颗粮都不给我家留，就留下些麦草和谷衣。因此食堂一散伙家里就没粮吃，我娘就拿谷衣煮汤全家人喝，再就是剥榆树皮煮汤喝。喝了几天树皮汤，有一天我二爸跟我爷我奶和我娘说，我们逃荒去吧，蹲在家里饿死哩。我爷不逃荒去，我爷说到哪里逃荒去，政府的政策是一样的，这里没粮吃了，外头也就没吃的了，你往哪达逃荒去！我娘一听二爸说逃荒去，吓了一跳，说这一大家人的，老的老小的小，怎么要馍馍去？等一等吧，政府看着饿死人了，还不放粮吗？二爸说，放粮，你等着放粮哩吗？上头的公购粮征不够着哩，谁给你放粮哩！家里没粮吃，我娘也心慌得很，惆怅得很，但她坚决不同意逃荒要馍馍去。她跟二爸说，就是要馍馍去，也要等你哥回来呀，回来了商量一下呀，哪能说走就走呀！再说大和娘上岁数的人了，眼看着天凉了，能出门吗？还是等你哥回来再看吧。我二爸说，嫂子，你等我哥回来再要馍馍去呀，那你就等吧，我可是要走！说这话的第二天，我二爸就走了，他怕我爷我奶不叫走，悄悄儿一个人走了。

我家那时八口人，爷爷、奶奶、二爸、我大和我娘，我，还有两个妹子。二爸一走，就剩下七口人了，我大还在洮河上。二爸没走的时候，我家还能喝上树皮汤。二爸年轻身体好，二爸到外头跑着剥榆树皮，剥了榆树皮全家充饥。二爸一走，我家连榆树皮都剥不上了！食堂一散伙，人们抢着剥榆树皮，大的厚的榆树皮剥光了！二爸走了以后，我跟着娘去剥榆树皮，只能在人家剥过的树枝子上剥些薄皮皮。树皮剥来后切成小丁丁，炒干，磨碎，煮汤喝。再就是挖草根根——草胡子根根，妈妈草根根辣辣根根，还有骆驼蓬。这些东西拿回来洗净，切碎，炒熟，也磨成面面煮汤喝。除了草根根骆驼蓬，再就是吃谷衣炒面，吃荞皮炒面。荞皮硬得很，那你知道嘛！磨子磨不碎，要炒焦，或是点上火烧，烧黑烧酥了，再磨成炒面。谷衣呀草根呀磨下的炒面扎嗓子，但最难吃的是荞皮，扎嗓子不说还苦得很，还身上长癣，就像牛皮癣，脸上胳膊上身上到处长得一片一片的，痒得很，不停地抠呀抠呀，抠破了流黄水。

食堂散伙才一个月，我爷就下场了。榆树皮草根根谷衣荞皮，这些东西吃了是能充饥，能填满肚子，可肚子胀得把不下来，把屎成了一个难关。通常，我娘给我奶奶掏，我娘也给我和两个妹妹掏。可是爷爷不叫人掏，我奶奶要给我爷爷掏，但爷爷不叫掏。每一次把屎，我爷都拿根棍棍到茅坑去，自己掏。爷爷上罢了茅坑，灰堆上就淌下一滩血。后来爷爷就不吃那些草根根榆树皮了，躺在炕上不动弹。我记得我娘专门煮了一点点扁豆面汤给我爷端去，哭着劝我爷：大，你要吃些呀，不吃饿死哩。我爷不吃，他说，吃上这碗汤也是个死，不吃也是个死，留下这碗汤吧，给我的孙子喝去。一天夜里，大概是半夜时间，我被奶奶说话的声音惊醒了，看见灯亮着，奶奶披着衣裳坐在爷爷身旁喊我娘：金元娘，你醒醒。娘醒了，一轱辘爬起问做啥哩？奶奶说，金元娘，你下炕舀碗浆水去。你大将将说他口干得很，想喝口浆水。我娘披着衣裳下炕舀了半碗浆水给奶奶。奶奶用一个木勺勺舀着喂浆水汤，爷爷的嘴张着，但奶奶喂了几勺勺，浆水都流到枕头上了。奶奶又叫我娘，说金元娘，你看一下，你大把喝上的浆水吐出来了。奶奶那时间眼睛麻了，我娘探着身子看了看，嗓子里带出哭音来了，说，娘，我大像是不中了。奶奶呜呜地哭起来，我娘也哭起来。

这天的后半夜，我们一家人再也没睡觉。奶奶和娘一哭，我也哭起来，两个妹妹也哭。我大妹妹那年五岁，小妹妹三岁。他们不知道爷爷下场了，她们被我奶我娘和我的哭声吓哭了。后来，还是奶奶先止住哭说，金元他娘，不要哭了……天明了你到庄里喊几个人来，把你大抬埋了。

我娘说，这没棺材嘛，阿么抬埋哩？

奶奶说，这饿死人的年月，阿里那么多讲究？把板柜的隔板打掉了装上，抬出去埋了吧。

娘再也没说话。天亮之后，娘就到黄家岔去了。

黄沟到黄家岔的这一截坡坡，我娘过去一个钟头能走来回。这时间我娘的身体瓤了，爬不动山，我娘走的时候跟奶奶说，娘，你不要急，我饭时候就回来了。可是娘走了也就一顿饭的时间，就急匆匆回来了。她的脸上汗津津的，神色慌慌张张的。奶奶惊讶得很，问你这么快回来了？你叫的人哩？娘慌慌张张地说，没找见队长。奶奶说，没找见队长，叫几个庄户人也行嘛。娘说，哪顾上叫人嘛，听说搜粮队进庄了！队长和会计叫公社叫走了，到外庄搜粮去了。奶奶说啥搜粮队？娘说，我也说不清，反正是县上来人了，专区也下来人了，还有公社的干部，到咱队来了，搜粮哩，要把各家的粮食搜走……

奶奶听娘这么一说，也慌了，叹息般地叫了一声天爷，然后说，快！快！你把柜柜里的那几斤粮……

我家原来存着不少陈粮的，有麦子，有扁豆、谷子，把房子地下的板柜装得满满的，可是头一年成立食堂叫队长领着人来背走了，说成立人民公社了，要过共产主义的好日子，家里不叫做饭了。还是我奶奶哭着喊着挖了几碗扁豆，有十几斤，装在一个布抽抽里，放在炕上放着的一个炕柜里，和几件旧衣裳放在一搭儿存着，舍不得吃。只是爷爷奶奶吃谷衣吃草根把不下来的时候，我娘才在石窝里踏碎，煮些清汤叫我爷我奶喝。那汤都不叫我喝，我小妹妹才能喝上两口。扁豆就剩下七八斤了。

我娘把炕柜上的锁开了，拿出装扁豆的抽抽走到院子里去了。一会儿进来对奶奶说，娘，我放在草窑里了，用草埋起来了。奶奶说，好，放在草窑里好。我家的院子里有两间土坯垒下的窑，以前是圈牲口的，一间是放草料的。合作化以后牲口入社了，窑里堆的全是生产队分下的麦草麦衣添炕的。但奶奶在炕上坐了一会儿又说，草窑里怕是藏不住吧，人家来了还不先翻草窑吗？娘说，那你说放在哪达呢？奶奶仰着脸瞪着房顶，思考着，良久说，拿来，你把抽抽拿来，放在被窝里，我不信他们连被窝都搜。娘叫了起来：娘，不行呀，被窝里最不保险。我听人说，搜粮队把几家的炕打了搜哩，不叫人在炕上坐着。奶奶惊讶得睁大了眼睛说，是吗？有那么做事的吗？大冬天把炕打了人往哪达睡去？娘说，人家不管你在哪里睡呀！

奶奶不出声了，坐着，但仍在走心思，因为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金元他娘，你把抽抽拿来，我把它揣怀里。他们总不搜身吧！

娘略一思考说，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来了不砸炕你就在炕上坐着，砸炕你就下来在台阶上坐着。

奶奶把她破烂的大襟棉袄掀开了，把装着扁豆的抽抽塞进怀里了，抱着抽抽坐着。但是，后来娘烧好了草汤全家喝完了，奶奶又不放心地说，金元娘，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来人了叫我下炕，怀里揣着一抽抽扁豆，人家看出来哩。娘说，那你看放到哪里好？奶奶说，我想放在你大的怀里，下场了的人，他们不翻吧！我娘说，这办法好，这办法好。

于是，奶奶又从怀里拿出抽抽来，掀开昨天夜里缠在爷爷身上的一件破布单子，把爷爷硬了的手拉开，把抽抽贴着爷爷的腰放下，然后盖上了布单。一切都做好之后，奶奶看看爷爷，总觉得爷爷的身体有点异常——腰部有点宽，且鼓了起来。她不放心地又揭开了布单，把爷爷的腿抬起来，把抽抽放到爷爷的膝盖下边，拍打着摊平，再放下腿去，再盖上布单。这样一来，连我也看不出爷爷有什么异常了。

然后，我和奶奶、两个妹妹在炕上坐着。我娘忙着切草根根，炒草根根，炒荞皮，推磨……我们全家人忐忑不安地等着搜粮队来搜粮食。关于埋葬爷爷的事，谁也不再提起。

这样子过了三四天，始终也没人来我家搜粮，奶奶有点沉不住气了，说我娘：你去黄家岔看一下，这搜粮队怎么还不来，等得人心急。

娘就又到黄家岔去了。这次娘去的时间长，饭时候才回来。娘进了房子，不等奶奶问话就说，搜粮队走了，没人搜粮了。奶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说，走了吗？走了好，走了好，唉呀，把我吓死了。就剩下几斤粮食了，叫搜走了可怎么活呀！她长长儿出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才又说，也怪了，这工作队怎么没来咱家呢？我娘说，知道咱家没啥粮呗！没油水！奶奶说，那你没找一下干部吗，叫他们派人把你大抬出去？娘说，找了。我这时间才回来，就是找人找的。找不上人。队长不在家，叫公社叫去四五天了，搜粮去了，没回来。听人说这次搜粮是大兵团作战，怕本地的干部抹不开情面，把旁的公社的干部调到黄家岔搜粮，把黄家岔的调到旁的公社搜粮去了。奶奶说，队长不在了再找一下会计嘛，叫会计派个人来嘛。娘说，找了，会计昨天刚回来，会计也调出去搜粮去了。我找到会计说我大下场了，你派几个人把我大抬埋一下，看见会计的娘在炕上坐着哭着哩。原来前两天来的工作队在会计家搜粮没搜出来，逼着叫他娘交出粮食来。他娘说没粮食，人家拿棍子把他娘的腿打折了。会计今早上回来，他娘说你不在家，人家把我的腿打折了。会计说，娘，你不要说了，我在外边也是这样干的。我进去的时候，会计正张罗着找人给他娘治腿，哪顾上咱家的事哩。

奶奶怔怔地坐了一会儿说，你叫几个熟人来一下也行嘛。娘说，我去了十几家，半个村庄都跑过来了，有的家里人跑光了，到外头要馍馍逃荒去了，有的人家院子和房子地下挖得一堆土一堆土的，——搜下粮的——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正收拾房子着哩，谁还有心思管咱家的事！

那咋办呀，你大就这么在炕上停着吗？那臭下哩！

我也没办法，叫不来人嘛。我一个人抬不出去，就是抬出去了还要挖坑哩……娘说。娘坐着缓了一会儿，喝了点水，又说,先这么办吧，我们把大挪一下，挪到凉炕上去，过两天我再找人去。

于是，我娘用力，奶奶帮忙，两个人把爷爷推着翻了两翻，把爷爷从窗跟前滚到上炕上了。上炕没有烟道，不走火，温度低。

我家原先住两间房，爷爷奶奶和二爸住一间房，娘和我和我妹子睡一间房。二爸出走之后全家挤在一盘炕上睡觉，为的是节省添炕的。以前家里有牲口有羊，有驴粪羊粪，添炕的不缺。公社化以后没牲口没羊了，麦草麦衣少了，我娘也饿软了，拾不下添炕的了。把爷爷翻到上炕上之后，奶奶就睡到窗根去了，那个位置炕最热。我挨着奶奶睡，然后是两个妹妹，然后是我娘。娘那头是爷爷。

又过了三四天，我娘就又去了黄家岔，又没叫上人。娘告诉奶奶，找到队长了，队长说死人太多了，他管不过来，叫自己找人埋去。娘跟奶奶说，黄家岔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也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她看了那情景就再也没去叫人。娘说，叫啥人呀，黄家岔的人乱撇着哩，谁到黄沟给你抬埋人来！

奶奶静静地坐了良久才说，那就放着吧，等后人来了再说吧。

奶奶说的后人就是我大。于是我们全家人盼呀盼呀，盼着我大回来。我娘对我和妹妹说，你大回来就好了。我问娘我大回来就有吃的了吗？我娘说，你大会有办法的。

我都记不清了，忍饥挨饿吃草根子吃谷衣的日子又过去了多少，大概是两个月吧，我大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腊月底的日子，也就是1960年元月的一天。

我记得特别深刻，那是一天的饭时候，我们一家人在炕上坐着，我娘正要下炕给我们煮汤去，突然院门被人拍得叭叭地响了两声。

我们家几个月没来过人了，连搜粮工作队都没进来，所以门一响全家人都惊了一下，都仰起了脸。连正闹着要吃奶的在我娘怀里闹腾的小妹妹都停止了哭闹。后来门板又响了两声，一个软软的声音喊开门来！娘就说了一声：

你大来了！开门去！

我还有点怀疑，因为这声音有点异常，不像我大的嗓门。我大那时候三十左右做事干脆利落说话嗓门很高……但我听见的声气像是个老汉。可我却毫不迟疑地下炕开门去了。

那时候，我娘的身体已经很瓤了，已经不能每天出去给我们拾地软儿挖草根，不能挖妈妈根了。我家两个月当中就吃了奶奶藏下的那七八斤扁豆，再就是谷衣和草根，荞皮。我们吃完了草根汤在炕上坐着，可我娘还要给我们烧汤和添炕，我小妹妹还要吃奶。娘的脸肿得像南瓜一样，脸皮薄得像透明的纸，里头就像是装的水，指头一捅就能捅破，水能淌出来的样子。她在家走路的时候慢腾腾的，要时不时地扶一下门框和墙壁，防止跌倒。

我大回家了，但他根本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的胡子长得像犯人，脸瘦得变了相，黄蜡蜡的，灰楚楚的，他的棉衣破得像个要馍馍的花子。我不敢认他。倒是他一个一个地叫我和妹妹的名字，抱我，抱妹妹。我大抱小妹妹，小妹妹吓得哭起来，奶奶对我大说，你看你看，这丫头天天喊大哩，你回来了她倒诧得不行。

我大说，我走的时候她才一岁嘛。

我大上炕坐下了。我大冻坏了。我娘去烧汤，奶奶和我大说话。我听明白他们说的话了：我大是得了肺病回来的，要不得病还不叫回来哩。他说在工地就知道家乡没饭吃了，因为许多人的家人没饭吃，往工地跑，投靠儿子和丈夫。所有去工地投亲的人都劝他不要回来，说回家就饿死哩。有人还说，通渭县一个姓白的副县长，老娘在家没吃的了，往工地去找儿子，饿死在陇西和渭源交界处的路上了。人们越是劝，我大越是放心不下家里人，硬是走着回来了。他在路上走了五天，白天赶路，夜间就住宿在沿途的农民家里。昨天夜里他住在寺子川一个人家了，今天一早往回赶。

我大还真给全家带来了一些新气象，这天中午我娘烧的榆树皮汤。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喝到这样香的汤了，榆树皮汤咽起来滑溜溜不扎嗓子，还有点甜味。喝着汤我娘说，这榆树皮炒面是专为我大留下的，她说她猜着我大过年一定要回家来的。我大笑了一下。

我大还真有办法。这天傍晚又喝了一顿榆树皮汤他就出门了，半夜才回来。一阵挖地的声音把我惊醒的。睁开眼，我看见我大和娘把地下的板柜挪开了，挖了个坑，把半口袋啥粮食放进去又埋上了，把板柜又挪回原地方。把挖出的土端出去倒了。后来我大上炕了，在我身旁睡下的时候说，娃娃，我去背了一些糜子，埋下了，还有半口袋胡麻，胡麻放在草窑里了。奶奶在窗根里坐着，担惊得很，一个劲地问，你从哪达背来的？你从哪达背来的？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大睡在炕上起不来了，不停地咳嗽，吐出几口血。我娘拿个瓦盆接血。那血是黑颜色的，一块一块的就像浸住了的血豆腐。大的脸黄得像张烧纸。奶奶在窗根里坐着抹眼泪，说，叫你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你偏要出去。挣坏了吧……

我大的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笑容：娘，那些粮食够你们吃到春天，草长出来，苜蓿上来……苜蓿上来就饿不死了。

我大再也没有爬起来，他连着咯了两天血就咽气了。咽气之前把我叫到他的身旁说，娃娃，我不中了，有些事要跟你交代一下，你是我们展家的唯有的男子汉。你将来要把你的爷爷埋了。爷爷没棺材，等到你长大了做个棺材，把爷爷埋好。大不中了，没那能力了。我大说着话又咳嗽起来，又吐血，过一会儿不咳嗽了，又对我娘说，那口袋糜子你们先不要动，放好。你们先吃胡麻。你们一点一点拿着吃，糜子你们放好，要把荒年过去。黄家岔的黄福成你们要防着些。我和他一搭给冉家做过活，那人你们要防着不要叫知道咱家有粮，知道了一颗都剩不下。那人瞎账得很……

我大下场了，我娘还是没办法把我大抬出去，就像爷爷一样，推到上炕上和爷爷一排放着，脸上盖了一张纸。我们一家人挤在半截炕上睡觉。白天，我娘和我们在炕上坐着取暖，煮谷衣煮草根吃，到了夜里，娘就在爷爷以前喝罐罐茶的茶炉上炒胡麻在石窝里踏胡麻煮汤。胡麻有营养，虽然一次就喝半碗碗，但我的心踏实着哩，知道饿不死了。我娘在妹妹饿得哭的时候总说，不要哭，天黑了给你煮胡麻汤。

我娘不敢白天炒胡麻，也不敢夜里在灶房的炉灶上炒胡麻，爷爷还活着的时候，一看见烟筒冒烟，队上的积极分子就闯进来看锅里煮的啥。

但是，我大没了才七八天的一天的中午，黄福成还是闯进来了，还带着三四个年轻人。那天我娘正在灶房里烧荞皮汤，听见啪啪的打门声，就跑进住房对奶奶说声来人了，然后去开门。门一开，黄福成就进来大声嚷，人家的烟筒都不冒烟，就你家的烟筒冒烟，你家还特殊得很！说着他就直奔灶房揭开了锅盖，但他看见的却是一锅黑糊糊的荞皮汤。这时我娘说，黄队长，你给我说说，谁家的烟筒不冒烟？不冒烟就能把草根煮熟吗？但他不理，对那几个年轻人说，搜！给我搜！那几个人进了住房看见奶奶、妹妹和我在炕上坐着，爷爷和我大在半个炕上躺着，就又出门进了空荡荡的猪圈，进了草窑。

很快，他们就把麦草呀谷草呀从门口撇出来了，把半口袋胡麻翻出来了。我娘急了，扑上去夺，说这胡麻你们不能拿走呀，这是救命的呀！黄福成一脚就把我娘踢倒了，骂，驴日下的！我知道你们家没干好事！你男人一回来，仓库的粮食就少下了！不是你男人偷的才怪了！你说，你男人偷了多少胡麻？还有糜子？糜子藏到哪里了！

我娘哭着不出声。队长又骂：

说不说！你不说吗？搜，给我再搜！搜出来我把你的腿打断哩！

这帮人手里拿着镢头，锨，还有个人拿着一把斧头。他们在院子里这儿捣，那儿砸，听声音，觉出声音不对头就刨。他们把炕洞里都探过了，拿锨把带着火星的添炕的铲出来橵在院子里。后来又进了房子敲打。终于，他们把板柜下的半口袋糜子也挖出来了。黄福成又喊着骂，没冤枉你们吧，我没冤枉你们吧！我知道就是你们偷队上的粮了！掀过，把炕席掀过！把炕打了，看上炕上藏下粮食没有！

就在他们翻箱倒柜的时间，奶奶已经走到门外去了，坐在台阶上了，就是两个妹妹在炕上坐着。他们把妹妹从炕上撵下来，把爷爷和我大掀到奶奶经常坐的窗根前，然后揭起上炕的席子。

奶奶在台阶上坐着没动，我娘又冲进来了，喊着说，你们不能动死人呀，这不是造孽吗！但他们把我娘推开，细看炕坯有没有动过的痕迹。

他们没打炕，他们没发现藏过什么的痕迹，但他们走出房门之后，又在院子里站着朝四面看着。看着看着，黄福成像是又发现了什么，对坐在台阶上的奶奶说：

你，站起来！

奶奶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拢着两手。黄福成又喊：

把前襟掀起！

奶奶不动弹，奶奶的脸色变了，嘴唇抖起来，想说什么又说不出。黄福成走近两步抓住了奶奶的袖子一拉，把奶奶拢在一起的手拉开了。啪嗒一下，一个书包大小的抽抽从奶奶的大襟底下掉了下来，落在奶奶的小脚上。

黄福成拾起抽抽捏了一下，大骂：

你这个老熊，我说你今天这么老实——在台阶上蹴着！你把胡麻藏在怀里！你为啥不塞在裤裆里！

我也很是惊奇：不知道奶奶什么时间把几斤胡麻塞在怀里的。难道她知道有一天黄福成会来搜粮吗！

奶奶没说话，瞪着黄福成，她的脸色非常难堪，身体就像筛面一样地抖着。但是后来她猛地一跃，突然就抓住了黄福成手里的抽抽，喊着说，这几斤胡麻你要给我留下……

但是黄福成一甩胳膊奶奶就栽倒了。奶奶在地上呼天抢地嗥起来：

天爷呀，你不叫人活了……

黄福成领着人走了，把糜子和胡麻都背走了。他临走还说了几句话：今天就便宜你们了，你们老的老小的小……你儿子单要是不死，我非治他个盗窃公物罪，送到劳改队去……娘和奶奶把炕席铺好把爷爷和我大又翻着滚到上炕上。娘又抱了些麦草把炕烧一烧，把炕添上。这时天黑了，我们就睡了。这天我娘没做晚饭，我们一家人都没心思吃饭。就小妹妹哭着闹，喊饿。娘解开纽扣叫她咂奶，但她咂着咂着又哭起来，娘打了两巴掌，她又咂，咂着咂着睡着了。

第二天我娘也没起来，就在炕上躺着。到了下午，两个妹妹都饿得哭，奶奶颤颤巍巍下了炕，烧谷衣汤。奶奶把汤舀好，一人一碗，我端到炕上，但我娘不喝，把我端的碗推开了。奶奶劝我娘：

金元娘，你要喝上些，你不喝哪行哩？

我娘还是不喝，一动不动躺着，一句话也不说。

我娘在炕上躺了两天，这两天都是我奶奶摸索着烧汤，娘一口汤都不喝。第三天早上我娘爬起来了，因为这天夜里我小妹妹死了。小妹妹夜里总哭。没吃没喝的日子把我娘熬干了，她趴在我娘身上咂奶咂不出来就哭。我烦我妹子，娘都起不来了，她还没完没了地咂我娘的奶！我把她从娘怀里抱过来撇在炕角上了。我妹妹就像一只赖猫一样，吱啦吱啦地在墙角上哭着。天亮时不哭了，身体已经硬硬的了。

我娘把小妹妹抱到院子里用一团胡麻草包起来往外抱，身体摇晃着。我怕娘摔倒，跟着娘出去了。娘没摔倒，娘走上几步就站一下，站一下再往前走。走到去董家沟的坡坡上之后回头说了一句：你不要来。她又走了几步，下到董家沟的陡坡上去了，我看不见她了。娘为啥不叫我过去？我心里这样想着就又往前走了几步。这时我看见娘在陡坡上坐下了，点着了包着妹妹的胡麻草。我的心揪起来了，我娘烧我妹妹呢！前两天妹妹还活着，还要吃的，吃娘的奶，今天就要变成个黑蛋蛋了。我突然心里难受得很，后悔得很，后悔我没叫她吃娘的奶把她饿死了！还是这一年的春季，我跟娘去黄家岔食堂打饭，在路上看见过烧成黑蛋蛋的死娃娃。我很恐惧，问娘为啥要烧死娃娃？娘说怕狗啃了。那为啥不埋上？不叫埋。谁不叫埋？老辈子就这么始下的。那就那么撇着吗？它自己就化掉了。

我娘在陡坡下头坐了好长时间，我妹子都烧成黑蛋蛋了，火早灭了，她还在那达坐着。她的肿得亮晶晶的脸朝着董家沟的深沟大涧，看着沟那边的山山洼洼，看着山山洼洼里的白雪。那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日子，大雪把董家山盖住了。董家山的雪蓝盈盈的闪着光，和蓝幽幽的天空都连在一起了，分不清山头和天空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坐了有小半天，才弯着腰手触着地站起来，我就赶紧跑回家了。

小妹妹的死像是把娘从睡梦中惊醒了，回到家中她就再也不睡了，给我们烧谷衣汤喝，她自己也喝。喝完之后，她又把门外台阶上早先洗净晒干的一堆草胡子和骆驼蓬抱进灶房在面板上剁碎。她的胳膊没力气，切刀在手里重如千斤，剁上几下就提不起了，她就停下来缓着，过一会儿接着剁。

转天我娘把剁碎的草胡子和骆驼蓬炒熟了，又放在磨子上推成炒面。她推上转上一圈就走不动了，但她缓上一下就又推。奶奶对她这种突然爆发出来的劲头困惑不解，说她：你缓着嘛，你这么急做啥？口袋里还有谷衣哩，吃完了再推。娘一句话不说，还是推。

推了两天，我娘把那一堆草胡子和骆驼蓬推成了炒面，和家里的谷衣拌在一起，装进一个毛口袋里。然后她又拿个瓦罐子到门外山水沟里的泉上提水。赶天黑前把水缸提满了。

就是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娘坐在炕上对奶奶说，娘，我把炒面推下了，缸里的水也提满了，明天我想出趟门。奶奶问，你到哪达去？我娘说，我想出去要馍馍去。奶奶没出声，很久，我娘又说，娘，一家人在家里坐着等死，不如我出去一趟，我要上馍馍了来救你们。奶奶还是不吭声，凹陷的眼睛布满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对着我娘。我娘也把她空荡荡的眼睛看着奶奶。

后来，我娘就躺下睡了。

转天早晨喝汤的时候，我娘对我说，元元，你和奶奶把家看好，把你妹妹看好，我出去要馍馍去。要上馍馍我就回来了。我心里明明白白的，家里没吃的，一家人坐着不动就得饿死，我说，娘，我跟你一搭儿去。娘说，你还小，你走不动，你和你奶奶把家看好，把妹妹看好，我出去半个月就回来了。

天亮起来喝完了汤，娘跟奶奶说，娘，我要走了。你把娃娃们看好。听说娘要走，大妹妹咧着嘴哭，也说要跟娘走，但奶奶把她抱住了，说，我的娃娃，你娘要馍馍去哩，你跟上做啥？你娘抱不动你，你也走不动。我没哭，我送我娘到门口，看着我娘下了门前的山水沟，又走上了去黄家岔梁的坡路。我娘说要往寺子川去，她走的不是去黄家岔村的路，走的是西边山坡坡上的那条路。那条路窄得很，也陡得很，拐来拐去的。我娘手里拄着个棍，一个手里还提着个手笼儿，里边放了一只讨饭用的粗瓷碗。她走上几步就站下来喘气，回头看我，招手，叫我回家去。我没回去，我站着看娘上山，我喊，娘，你慢些走，乏了就坐下缓一下再走。

我娘坐在山坡上了，缓着。过了一会儿她又站起来往上走。她缓一下再走，再缓一下再走，慢慢地转过一个塆子又转过一个塆子，走得再也看不见了，我才回家了。

我娘说，她出去要馍馍半个月就回来。我和妹子和奶奶等呀等呀，十五天过去了，没有回来。二十天过去了，也没回来。第二十天上，我大妹妹没有了。那是夜里，大妹妹在我和奶奶中间睡着，她说渴得很，说哥，我想喝口水。但这时我已经不敢下炕了。我娘走了以后，我奶奶给我们烧汤喝。后来奶奶也烧不成汤了，她下了地一走路就栽跟头。她趴在地上，在茶炉上给我和妹妹烧汤。烧汤好了，舀上，往炕上端，也是爬着挪。她还要添炕哩，也是爬着走，门坎都过不去；好不容易爬到炕洞门上了，添炕的又送不进炕洞里。后来，奶奶就不敢下炕了，怕下去上不来。我就下炕了，把娘磨下的炒面捧到炕头上，饿了就吃炒面，渴了喝水。那是大妹妹没的头一天，我下炕舀水，我也端不动碗了，一碗水端在手里，啪啦啪啦地抖，撒得剩下半碗。我上炕也上不来了，还是把一个木墩墩滚到炕跟前踩上爬上来的。所以大妹妹要水，我不敢下炕。奶奶也不叫我下炕，奶奶说，你下去上不来咋办哩？我拉不动你。那可冻死哩！天亮的时候我大妹妹断气了。她的头吊在炕沿上，人趴着，像一块破布搭在炕沿上。她的嘴里吐出来不多的一些白沫沫。我大妹妹那年五岁。

我和奶奶把大妹妹掀到上炕上去还费劲了！我们掀着滚到我大身旁了，可是他们三个人并排躺着占的地方太大了。奶奶说把爷爷再往炕柜那边搡一下，和我大挤紧一些，腾些地方出来。爷爷已经在炕上放了三个月了，他的脸皮都干干的了，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我和奶奶一用力就掀得翻过了，而这时我发现爷爷后背上的骨头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把爷爷、我大和我妹子摆着放好之后，我和奶奶就在炕上坐着等死。奶奶啥话都不说，我也啥话都不说。我心里明白得很，娘要是一两天能回来的话，我们就能活下，娘要是再不回来，出不去三天，我和奶奶就没命了，渴也得渴死！冻也得冻死！因为我和奶奶都下不了炕，就没人添炕了，也喝不上水了。炕一阵比一阵凉了。我和奶奶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把两床被子围在身上，奶奶抱着我一动不动坐着。

你问我那时候想的啥吗？不想，啥也不想，想的就是要死了，像爷爷我大那样要死了。再想的就是娘为啥还不回来呀？她说的半个月回来，这都二十多天了，她为啥不回来？遇到啥事了？

也不害怕死。那时间心已经木下了，不害怕死。我大死了，爷爷死了，妹妹死了，黄家岔那么多人都死了，不是也没啥吗？我死了有啥可怕的。不过，有时一阵一阵的，也觉得死了有些可惜，我还没长大哩。人都是长大了，老了，才死哩，我还没长大就死掉，是有点可惜。但也没害怕死，心想，既然人一辈子要受那么多苦，还是死掉吧，死掉就不知道生活有多苦了。咳咳，就是这么随便想一想，也没深想。

那是我和奶奶在炕上坐着的第二天吧，中午时分，奶奶抱我的手已经抱不紧的时候，我家的大门被人推开了，院子里脚步声响。我的心当当地跳起来，心想是我娘回来了，她要上馍馍了，救我们来了。但脚步声到了台阶跟前，我又听着不像我娘，就没出声。接下来房门又推开了，进来一个生人。是个男人，大个子，瘦瘦的。那人可能是从阳光下走进房里看不清，站在地下看了一会儿才说话：你们还活着哩？你们是展家吗？奶奶回答就是，那人又说，我是寺子川的周家。你们在李家岔是不是有个亲戚？奶奶说我有个丫头给到寺子川了，在李家岔。那人说，我就是受你丫头的托付来看你们的，你们家里好着吗？那人已经适应房子里的光线了，就又哀叹起来：啊呀，这怎么齐刷刷地摆下了？奶奶说，这是我的老汉，这是大后人，这是孙女子，还有个孙女子没了，撇过了。活着的就剩我和这个孙娃子了，还有个媳妇出去要馍馍了……呜呜呜呜……奶奶说着就哭起来了。那人也唏嘘不已，但他说，老人家，不要伤心了，不光是你一家这样，我的一家人也饿光了。我这达拿着几个菜饼子，你和孙娃子先吃上，我们再说话。这人的穿衣有点怪，你说他是干部吧，一身农民的黑棉袄黑棉裤。你说他是个农民吧，棉袄上套着一件中山装的单褂褂。这人从他中山装褂褂的抽抽里掏出两个白面饼子，从那个抽抽里又掏出两个饼子。我接过一个咬了一口，原来是馅儿饼，是苜蓿馅子。奶奶吃了一口也吃出苜蓿来了，说，苜蓿长出来了吗？那人说，老人家，你多少日子没出门了？春天到了。奶奶说，我也不记得几个月没出门了，我的腿蜷上了，连炕都下不去了。说着话，那人又到外边去抱了柴来，给我们点火烧水，把开水端到炕头上，说，老人家，你喝些开水。这时候奶奶吃下一个饼子了，才问，好人，你是个啥人呀，你为啥这么伺候我？那人说，老人家，你问哩，我就把话说明，我是寺子川大队的人，我到李家岔检查工作，见到你的丫头了。她的婆家没人了，男人也没了。我就跟她说，你是个可怜人，我也是个可怜人，我的一家人也没了，老人没了，婆娘娃娃都没了，你要是愿意，我们就凑到一搭过吧。她说行呀，一搭过吧，我就把她领到我的家里去了。到家之后她跟我说，她是黄家岔村黄沟的人，不知家里还有人没有了，叫我来看一下。她想来看一下，就是腿软得走不动……

原来这个人是我的姑父，一下子我们就变得亲近了，奶奶就和他商量后事。姑父说，今天时间迟了，你们就先吃上些饼子缓着，明天我再来接你们。我给你们把炕添上。

姑父添了炕，又把开水给我们用一个瓦盆端到炕沿上放下，叫我们好喝水，然后就回去了。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又来了。这次他又拿了几个苜蓿饼，还拿了一碗莜麦炒面。他烧了一锅开水，把炒面倒进去搅成稠糊糊，叫我和奶奶一人喝了两大碗，喝饱了。然后他说：

老人家，现在你们下炕，我们走，到我家去。

奇怪得很，昨天我和奶奶还下不了炕哩，吃了两顿好饭，我和奶奶竟然能爬出院子去了。爬到房背后的坡上之后，我竟然又能站起来了。只是腿软得很，心发慌，走上几步就栽跟头，就又跪下爬着走。然后休息，然后又站着起来走一截，然后又爬着走……

奶奶站不起来，就一直跪下爬着走，爬着走一截又跪着走一截儿……爬不动就坐下缓上一会儿。

从黄家岔梁往西，山梁长得很，过朱坡湾，过宋家庄。我们走到宋家庄的时候，奶奶实在爬不动了，我姑父就背她走。姑父的身体也瓤，背上一截放下来叫奶奶爬一截，再背……我们从鸭儿湾下了那大梁，就到了寺子川。这条路总共是二十几里吧，我们从太阳升起来走到日头落尽才走到姑父家。奶奶的棉裤在膝盖那儿磨破了，膝盖淌血了。

见到我娘娘，我们才知道姑父是大队书记，是省上派下来的工作组新任命的书记。姑父原先是寺子川大队副书记，以往工作中对社员好，不太粗野，所以任命了个书记。原来的书记队长那时都撤职了。我和奶奶在姑父家过了七八天。姑父是干部，那时一月供应十五斤粮。那时省上已经给通渭县放粮半个月了，但我们在黄沟不知道。救济粮一人一天二两到半斤，不一样。娘娘是吃四两。我和奶奶不是寺子川的，吃不上寺子川的救济粮，就吃姑父和娘娘的。姑父要工作哩，娘娘就每天去挖野菜，掐苜蓿。四个人凑合着吃。七八天以后的一天，我听见姑父跟娘娘说，他想把我送到义岗川公社孤儿院去。义岗川公社成立孤儿院了，孤儿院的娃娃们吃得好，政府还给穿的。

第二天我没和奶奶娘娘打招呼，就自己跑上到义岗川公社去了。寺子川村到义岗川公社大约三十华里的路，我一天就走到了。我是顺着金牛河边的小路走的。在姑父家吃了几天饭，我的腿已经有力量了，不栽跟头了。

展金元的讲述在这儿戛然而上。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

展金元讲述家事过程中，黄沟的老汉老奶奶静静地坐着听，就问过几句话。他们的小孙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热炕上睡着了。后来老汉才猛地叫起来:

哎呀，你看天黑了，黑黑的了！

是的，天已经黑透了，他们互相看对方脸部都不清晰了。老汉这才点煤油灯，对老奶奶说：

你看，你看，都啥时间了，你还不做饭去，咱们的客人饿坏了！

老奶奶如梦初醒，急忙下炕往灶房去了。老汉才对展金元说，喝茶，喝茶，哎呀，你看这火都灭了。他一边点茶炉一边问：

你娘再没回来？

没回来，一直没消息。

你奶奶呢？

过了两年，我奶奶叫二爸接走了，接到宁夏去了。那年二爸跑出去到了宁夏的固原，给一个人家当了招女婿。我工作以后回家探亲就是看奶奶，看娘娘，看姑父。我跟娘娘嘱咐过，叫她注意打听我娘回来过没有。我1966年回来过，那时我还在孤儿院呢，说是要分配工作哩，怕分远再回不来了，来看了一回娘娘和姑父。那次我问娘娘听到我娘的消息没有，娘娘说姑父每次到黄家岔梁都打问我娘。有一次听人说我娘死在华家岭的公路上了，有个人见过。姑父找到那人家里，那人又说是没这回事，他没说过这话。后来，我姑父劝我，娃娃你不要找了，你娘走出去就两种下场，一是死在哪达了，再就是跟了旁人了；如果是跟了旁人了，那就再不回来了，你找也找不见。但我不死心，每次见了娘娘都要问问有啥消息吗？我是这样想的：我娘就是跟了旁人，生活好了以后也该有个消息呀。她不想我吗？不想我妹子吗？老大大你说呢？

老汉不回答，静静地坐着，许久又问：

你爷爷和你大是谁埋了的？

我和奶奶到了姑父家两天，姑父叫上人来把我爷我大收拾过了。姑父回到家说，埋在庄后的菜地里了。1966年那趟见到姑父，姑父说黄沟的庄子已经平掉了，庄子变成一片庄稼地，庄稼长得好得很！

我也没问过人，——没操过这心嘛——你家为啥独门独户住在这山根里？老汉又问。你们家要是住在大庄里，你大妹妹就能保住命，那时间已经放粮了！你们是个独庄子，没人管！

我长大以后奶奶告诉我的：我家原先是陇山乡人。家里穷，我爷到黄家岔这达给富汉扛活，富汉家在这达有一片地，叫我大给他种这片地。富汉家给盖的房房，叫我大在这达成家。解放以后土改，工作组把这片地划给我家了。

炕洞里的娃娃

上官芳每天早晨要锻炼一趟身体。她是十年前从地区人民医院退休的，那时候她才五十岁，在医院供应室工作，每天没完没了地煮针头、叠纱布、洗输液瓶。提前退休，是因为心脏不好，经常无端地心慌心跳，喘不上气来。那时候丈夫也已经退休，丈夫说两个儿子都成家了，你也就退了吧。从退休的第二天开始，丈夫每天早晨都陪着她锻炼一次身体。

锻炼身体也就是散散步：早晨从家里出来，走过立着一匹奔马雕塑的大十字来到东街，穿过繁华的商业街，走到南山新村；再慢慢地爬到南山的半山腰的南山公园，休息一下，俯视古老而又年轻的定西城；然后又下山原路返回家中。

走这么一趟要两个半钟头，可是她不觉得累，也不犯心脏病。原因是夫妇两人的确走得很慢，路程也不远。

这一天他们两口子折返到东街了，正在逛街，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从地区医院的门诊部倒退着走出来，不看身后，仰脸看门诊部的二楼，把上官芳的脚踏了一下，还差点把她撞翻。她丈夫手快，一把扶住了她，并大声喊：

喂喂，怎么走路呢！

那人忙忙地转过身来道歉，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光顾看上头了。脚踏痛了吗？

脚踏痛了问题不大，撞翻了你负责任吗？

这时站在街边的一个中年妇女也替那个男人道歉：大娘，对不起，对不起，他光顾着找地方呢，往上看呢。

其实，那个男人只是踩着了上官芳的鞋帮子，并没踩痛脚，上官芳便说没关系没关系，找啥地方你们接着找吧。走，咱走。

说着话，上官芳拉着丈夫的胳膊又顺着人行道往前走。可是，那个男人紧走两步追上来了说，大娘，大娘，我听着你是本地人，跟你打听个地方你知道不？

上官芳站住了，转过身对着这个人。

我问一下，50年代末——就是1960年——这个地方有个儿童福利院，你知道不知道？

上官芳一怔，打量对方一下才说，你是找孤儿院吗？

对，孤儿院，那时候人们都叫孤儿院，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定西专区儿童福利院。

你找孤儿院咋哩？

咋也不咋，就是看一下。

看一下？上官芳似问非问，又似自言自语，但她的眼睛在这个人身上打量来打量去，最后落在对方的脸上：这个人也就五十岁的样子，除了皮夹克，还戴一顶解放军的皮帽子，是兔皮的，咖啡色的皮毛，像个外地人，但说话又带着本地口音。她说：

你找孤儿院咋呢？你还真问对了，我就在孤儿院工作过。

您在孤儿院工作过？那人盯住了上官芳看，眼睛上下睃巡，突然说：

上阿姨，你是上阿姨吧？你不认识我啦？

上官芳怔了一下，困惑地摇头，反问，你是谁呀？

那人大声说：

我是秃宝宝！

上官芳又是一怔，接着笑了。这个五十岁的大汉竟然说出这样稚气难听的名字来！她笑着又说：

秃宝宝？你是秃宝宝？就是那个爱钻炕洞的秃宝宝？

对对，我钻过炕洞，差点叫烟熏死。那男人以为她不相信，啪的一下摘掉了头上的帽子，并说：

你看，你看我是不是秃宝宝。

那人的头光溜溜的。不是剃过的那种秃头，是长过疮或者得过病的脱光了头发的那种秃头，除了后脑勺还有些稀稀落落的头发之外，其他部分一个伤疤又一个伤疤结痂以后锃光瓦亮的样子，一根毛都没有。

啊呀，你还真是秃宝宝，嘿嘿……上官芳咧着嘴笑，但她看见了路旁的几个行人站住了看她，看那个秃头，便有点难为情地说，戴上，你快把帽子戴上……

那个帮秃宝宝说话的妇女也有点脸红，笑着说你快戴上帽子吧，也不知道丢人！

秃宝宝也笑着，但他说，这怕啥呢，我就这么难看嘛！嫌难看你还找我咋哩？

上官芳又笑，说，秃宝宝，你咋认出我来了？我一点儿也认不出你了。

你咋能认识我嘛，那时候我还没现在一半高，才八九岁嘛。不，还没到八九岁。我是一进来就换肚子住院的，那时才七岁多一点儿。

你的眼睛尖得很，能认出我。

你没变嘛。你那时鸭蛋形的脸，现在还是鸭蛋形的脸。

怎么没变，四十年了，哪能没变？成老奶奶了。

成老奶奶我也能认出来。鸭蛋形的脸年轻不显年轻，老了不显老。再说，你嘴上的美人痣一看见就记起来了。

上官芳又笑：秃宝宝会说话了。

秃宝宝还笑：不是会说话，是真的。再说，我离开孤儿院是1969年，我都十六了，啥事不记得？上阿姨，你这是往哪里去呢？

回家去呢。我是出来遛早来了。你往哪去呢？

我就是来看一下孤儿院。我回通渭探亲，绕路定西来看一下，看一看孤儿院。没想把你碰上了，你说巧不巧？

那你找不见了嘛，早八辈子拆掉了。这两边的房子，这街，都是新修的。

可地方应该在呀。我问了一个老汉，说是就在这个医院门诊部的地方。

对着的。这里原先是物资局的院子嘛，最早的孤儿院就办在这里，旁边是高桂芳家的院子，也叫征用了。你还记得高桂芳吗？

记得，有个姓高的阿姨，是保育员，给我看过病。

对，你记性真好，那时就我管病房，忙不过来时高桂芳也抽过来帮忙。后来还来了个北京的医生，女的，一个上海的护士。再就是专署医院的林大夫。高桂芳是因为李院长来看房子，说要征用她家的院子，她说，你把我家的房子征了，就把我收下。李院长说那好嘛，我们正缺保育员哩。她就当了保育员，一个月挣二十五元钱。

这我不知道。

你知道啥呢，你来的时候穿开裆裤呢。你就知道钻炕洞。

秃宝宝又笑，说，上阿姨，你现在没事情吧？我请您吃顿饭去。这附近有饭馆吗？

我能叫你请我吃饭？你是客人，该我请你。走，家去坐一下。

不去了不去了，我下午的车还要去兰州哩。

你在哪工作？

在河西走廊呢！酒泉，地质队。

干啥工作？

工人，电工。

那你急啥呢，多住一天，明天再走。

我们一搭还有人在兰州呢，等我到兰州，要坐今晚的火车一起回酒泉呢。车票都买好了。

拉拉扯扯推推搡搡，秃宝宝终于把上官芳老两口拉进了一家饭馆。还不到吃饭的时候，服务员歉意地说要等一下才能上菜，厨师的准备工作还没做完。秃宝宝说没关系，等一下就等一下，我们要说话呢，先沏壶茶。茶端上来了，几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先是秃宝宝问上官芳的情况，上官芳说了。上官芳又问秃宝宝的情况，秃宝宝说他是在孤儿院快撤消的时候以知青身份回到农村的。在农村过了三四年，招工到地质队当工人……他说三十年没回过家了。这时饭菜端上来了，他给上官芳搛菜，又给上官芳的丈夫搛菜。上官芳说，不要搛了，不要搛了，我自己搛。秃宝宝说，上阿姨，你当年救了我的命，我今天给你搛一筷子菜不应该吗？上官芳说，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秃宝宝喊起来：咋就不能这么说？我那时换肚子，换完了肚子头上又长疮，流脓流血，是不是你给我上药的？是不是你给我刮脓的。你刮我的头，我看不见，你刮其他人的头，我可看得清清楚楚。二十几个人，当时我们头上长秃疮的有二十几个人。原先和我住一房的娃娃们都嫌我难闻，可你每天要给我们二十几个人抹药水，先把脓痂泡软，再刮，刮完了用火罐子拔脓，拔完了又上药。要不是你不嫌脏，要不是你精心护理我早就没命了。好几个长疮的人不是死了吗？上阿姨，你那时候才十八九岁，刚从卫校毕业，到孤儿院来当保育员……我的命就是你救下的，你对我恩重如山，你是我的再生父母。

秃宝宝几句话把上官芳感动了，上官芳的眼睛有点湿润了：那是你运气好，没死掉。当时换肚子，的确死掉了不少娃娃，抱出去埋到南山根了。你太小，瓜着哩，不知道送到专署医院的多少娃娃没回来。咱们孤儿院的娃娃，有病的都是从我手里过下的。病轻的，在孤儿院林大夫能治好的，就在孤儿院治；病重的才送医院。在医院治好了的，也是我去接的。记得前后送了八九十个，回来了三四十个。那没回来的哪去了？你知道吗？秃宝宝说，你说谁瓜着哩？你说我瓜着哩？你算了吧，谁不知道没回来的就是殁了？我住的那间房子就有三个没回来的。上官芳说，你知道呀？你知道就不说了，不说了。这些事呀，说起来伤心。我问你个问题，你是怎么到孤儿院的？咱孤儿院的娃娃，凡得过病的，大部分我都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可我没问过你。秃宝宝回答，问过，你问过，我当时没说。我不愿说。上官芳：为啥不愿说？就因为你是孤儿，嫌丢人？

秃宝宝说：

丢人？嫌丢人我就长不了这么大了，早碰死去了！

那是咋了？

上阿姨，你是非要我说？

上官芳笑了：你不愿说就算了。我不逼你！

不逼？你不逼呀？你不逼我还就要说！今天我高兴，因为见了你，我就把心里的秘密说出来吧。其实，这秘密装在心里也难受！难受一辈子了！

上官芳又笑，秃宝宝的女人也笑，笑声中秃宝宝讲：

我为啥不愿说？我能活下来，活到今天，是六条人命换来的！1958年，我家里七口人，我大我娘三个姐姐一个妹子，还有我。那时候吃大锅饭，我大上洮河了，家里剩六口人了。我那时小，五六岁，瓜着哩，光知道我大出门了，到底做啥去了，不知道。还是1959年挨饿的时候我娘说，你大回来了就好了，我就问我大做啥去了？娘说到引洮工程去了。我说引洮工程是做啥？娘说引洮就是挖渠，挖一条大渠，把洮河的水引过来。

1958年开头还好着哩，吃大锅饭能吃饱，全村人在一个大院子里吃，一人一个馍，拌汤随便喝，喝几碗都成。到后半年就只能喝拌汤了，不给馍馍了，拌汤也只能喝两碗，不能多喝。第二年秋里，我二姐三姐就殁了。饿死的。整整一年，食堂就给大家喝拌汤，而且汤越来越清，就剩下清汤了，没有面核核了。还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变成了麸皮汤，谷衣汤，啥面都没有了。我二姐三姐饿死的时候正是喝麸皮汤的时候。那时间家里不叫冒烟，队长看见谁家烟筒里冒烟，就跑来搜粮，说你家里有粮，搜不出来就批斗，炒豆子。其实各家都搜过多少遍了，几年前存下的陈粮都搜光了。二姐三姐死后，食堂就关门了，各家撩乱着各家吃去，队里啥都没了。这时我们全家吃谷衣，吃麦衣，我娘和我大姐天天出去找着剥树皮，挖草胡子根根，炒熟了磨成粉，烧汤叫我们喝。后来我大姐也殁了，就剩下我娘、妹子和我。

为啥我没饿死？这就是我最不爱给人说我的家事的原因。还在食堂打汤的时候，不管拌汤清呢稠呢，不管是麸皮汤还是谷衣汤，都是我娘抱个陶土罐子去打汤。她不叫姐姐们去打，怕她们路上偷着喝。打来了汤娘给我们分汤，我的碗里汤总是稠一些，妹妹的汤也稠一些，三个姐姐的汤清得多。

我没饿死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娘给我吃独食。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现在谈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那么显豁：那是二姐三姐死后，就是公共食堂关门后的日子里。那些日子，我娘、大姐、我和妹子天天吃草根，喝谷衣汤，我觉得马上我就要饿死了，和我二姐三姐一样要撇到山沟里去，因为我的肚子里装的都是草根、谷衣，大便秘结，肚子胀得要死。好几次，我娘把我放在炕沿上拿筷子给我掏。掏得我流血不止，痛得死去活来。但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一天夜里，我娘把我摇醒，往我的嘴里喂了一口莜麦炒面。第一次我娘把炒面塞进我嘴里的时候，我惊呆了。我惊奇莜麦炒面的香味，就像从来没吃过那么香的食物，比肉都香。我还惊奇我娘从哪里弄来了炒面。当时我想问一声，但我娘把被子一拉把我的头捂住了，没容我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把炒面用唾沫浸湿咽下去了，我娘又把被子拉开了，又往我的嘴里喂了一口，又把我的头捂上了。过一会儿又喂了一口。

以后，每到半夜里我娘都给我两三口炒面，不给我姐和我妹子。

我那时想，这是我娘偏心我。

我大姐的死，不是在家里。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给我大姐说了个男人，会宁县的，一个放羊的孤老汉，五十几了。孤老汉来我家接我大姐的时候，牵着个驴。当时说好的是给二十斤糜子就接走。我大姐也同意了。可是那天那老汉来接的时候，我大姐不愿走。那老汉老得一塌糊涂，还是个瘸子。我大姐在家里哭，说，娘，我不愿跟他。我娘也哭，但我娘骂她：你不去家里就没这二十斤糜子，你弟弟你妹子就得饿死。我大姐就骑上那个老汉牵来的毛驴走了。可是，第二天早晨，那个老汉跑到我家来了，和我娘吵仗来了，要把二十斤糜子要回去。说是他牵着驴走到华家岭，我大姐跳了崖了。是我娘和我大姐合计好了坑他二十斤糜子的。我娘当然没给他糜子，我娘说他没把牲口牵好，把我大姐绊死了！

我大姐死的那一年十六岁。

靠着我大姐的命换来的二十斤糜子，我娘、我妹子和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妹子也死掉了。我妹子的死，我记得是1960年的正月，过年的时候。天冷得很。那时我娘每天都去沟洼里拾地软儿，把我和妹子放在家里。我妹子那时已经饿昏了，饿晕了，走在平路上都绊跟头；遇上一棵草，腿迈不过去，要绕着走。她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就是绊倒磕碰下的。绊着流出来的鼻血在嘴唇上结着血痂。我娘拾地软儿去的时候，把我放在家里看我妹子。我和妹子饿得在炕上坐不住，后晌的时候跑在门口去坐着，等我娘回来。有时在麦场的草垛根里捡麦颗颗。一天也拾不上几颗，村子里的大娃娃们把草垛都翻了几遍了。偶尔在场边上墙角里拾上几颗，拾起来就塞进嘴里。

那是一天黄昏了，我娘拾地软儿回来了。我娘那时身体也弱得走路摇摇摆摆的，脸上一点儿肉都没有，就是肉皮贴在骨头上。可我妹子不懂事，看我娘进了门坐在台阶上缓着，就扑到我娘怀里缠着吃奶呢。我娘心烦，推了一把，我妹子就跌到了，哭了。那时我妹子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哭的时候，就像赖猫叫唤一样，声气又细又嘶哑。我娘也没管，到灶房泡地软儿去了，给我们烧汤。我跟进去帮我娘烧火。我娘把地软儿和谷衣烧下的汤端上，到台阶上叫妹子喝，我妹子还在地上躺着，叫也叫不喘了。我娘用一团胡麻草裹住抱出去，撇在洼里了。我娘撇我妹子的时候，我跟着去了，但我娘不叫我靠近。我远远地站在坡上看，我娘把草点着了，把我妹子烧得黑糊糊的，然后回来了。我娘没哭，我也没哭。

我妹子殁了之后，我问过娘，前些天我吃的炒面是哪来的？我娘说队里搜粮的时候，她把七八斤莜麦装在一个布袋里，夹在大襟衣裳的腋下，在台阶上坐着。搜查队光顾了挖窑砸地面，没想到她怀里还揣几斤粮食，这几斤粮就保住了。后来她用石窝踏碎，每天给我吃上两口。

我妹子殁了时间不长，我大从洮河回来了。那已经是春天了，我记得苜蓿长出来了，能掐着吃了，生活也好些了——国家的救济粮发下来了，一人一天四两。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大是逃跑回来的，我姐我妹子饿死了，我大心里急得在洮河工地蹲不住了。

我大回到家的那天，我娘给我大烧的豆面拌汤。我大喝拌汤的时候，我娘说：

我没本事，就给你拉扯活了一个。今天我把你的后人交给你……

我大在炕上喝拌汤，我娘坐在炕沿上跟我大说话。说了一句把我交给我大，接着就哇的一声哭开了。哭着哭着扑腾一下又栽倒地下，哭声就断了。我大慌忙下地，把我娘抱到炕上喊，娃他娘！娃他娘！也没喊过来……呜呜呜……

说到这里，秃宝宝已经泣不成声。上官芳也是泪流满面，她拿块餐巾纸捂在眼睛上，呜咽着说，不要说了，快不要说了……宝宝快吃，快吃了你还赶车呢。

定西汽车站离着饭馆很近。上官芳夫妇硬是把秃宝宝两口子送上车开走了，老两口才步行回家。刚走几步，丈夫就问：这娃叫啥名字？上官芳说，名字我也不知道，那时间人们都叫他秃宝宝。男人又问，他大还活着，他怎么就进孤儿院了？上官芳说，那娃说他的命是六个人的命换来的，这话你没辨过来吗？他爸1960年冬季没了！男人说，不是吃上救济粮了吗？怎么还……上官芳斜了丈夫一眼，不满地说，你这个人猪脑子！我跟你说过，通渭县的饥荒和定西和全国的饥荒不一样。定西是1960年闹饥荒的。通渭是1959年闹饥荒的；1960年冬上又闹了一次。这中间省上发过几个月救济粮，死人的情况减轻了一阵，可这一年因为饥荒没种上粮，到夏天救济粮一停，又开始死人了。他大就领他出去讨饭了，他大又饿死在讨饭的路上了。他是定西县火车站的收容所送进孤儿院来的。

男人走了一阵又问，你说他是钻炕洞的娃娃，这话是啥意思？

上官芳回答：这娃娃他大没了以后，自己还流浪了一段时间，走村串户要馍馍。走到哪里人们给吃的，可不愿收留过夜，——他身体瓤得不行，人家怕他死在人家的炕上。他常常钻进人家的炕洞里睡觉和取暖。进了孤儿院，有吃的有住处了，换上新棉衣了，可他还爱往炕洞里钻。钻进去唤都唤不出来。还有一个娃娃也爱钻炕洞，两个人一起钻一个炕洞。有一天两个人钻进去没出来，拉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晕过去了，烟熏的。那一个死了，他救活了。

这娃娃命大！

就是命大。

黑石头

我是通渭县襄南乡黑石头的人。

黑石头是个很出名的村子。听老辈子的人说，一天夜里，随着呼隆隆的一声巨响，天上飞来两块神石落在村前的牛谷河边上。这两块石头一瘦一胖一高一矮，高的近乎一丈，矮的半人多长，黑黝黝铁疙瘩一样杵在地上。十里八乡的人们跑着来看，谁都不相信石头会飞。但时间不长，石头又飞了一次。一个妇女晚上收工回家，在牛谷河洗完了脚，把裹脚布晾在石头上没拿，她想第二天下地时再裹脚，不料去找的时候石头不见了。全村人惊了，到处去找，发现两块石头都杵在村后种谷子的坡地里。这下人们才相信了，这是一对神石。人们都说，神石被女人的不洁之物冲撞是不吉之兆，全村人都要遭受报应的。

黑石头有三个商号，一个是斗行，人们买粮粜粮的铺子；一个叫荣福祥，是个杂货铺，收土产品也卖土产品的商店；还有个字号叫钱永昌的，是个钱庄，给农民放款的。

荣福祥是我大大家开的。我大弟兄三个，我大是老三；二大在县城当老师。

我大解放前也是经商的，在碧玉关有铺子。解放后政府给我大戴了顶地主分子帽子，赶回家来了。

1958年，我大上引洮工地，我哥去靖远县大炼钢铁，我娘去大战华家岭。到了第二年农历九、十月，生产队的食堂没粮食吃了，散伙了。

食堂没粮食吃了，家里就更没吃的了。从1958年开始公社化吃食堂以来，生产队就没给社员分过粮食；打场的时候县和公社的工作组就守在场上，打下多少拉走多少，说是交公粮交征购粮。就这，征购粮还没交够，工作组挨家挨户搜陈粮。

为了搜陈粮，把我们全家人都撵到二大家了。工作组在我家搜了三天，拿铁棍捣地，拿斧头砸墙。我跟村里的娃娃们跑进去看了，我家的院子里面挖出来几个窑，但没有搜出一颗粮食。我回家给我娘说了，娘说那是解放前没分家时我大大窖下粮的空窑窑，窑里的粮食土改时早就搞光了。

我二大家的院子也搜了，挖了十几个坑，连猪圈都挖了，也没挖出粮食来。二大的房子是临解放才盖的，二大是中学老师，家里根本就没有窖过粮。

食堂没散伙时，天天喝稀汤，食堂散伙后连汤都没处喝了，我娘就把谷衣炒熟，磨细了，再把苜蓿根挖出来剁碎炒干磨成面，两搀和着打糊糊喝，当炒面吃。

食堂散伙一个月，我奶奶不行了。谷衣和草根吃下去排不出来，就是现在说的梗阻，我娘拿筷子给我掏粪蛋蛋，也给奶奶掏。我奶奶临断气的时候躺在炕上说胡话，喊大大、二大和我大的名字。那时我娘的身体也不行了，走路摇摇摆摆的，我娘就打发我去叫大大家的大嫂子。大大家的大哥会木匠活，结婚后分出去单过。那时大哥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背着木匠家什去外边做活，叫人谋害了。大嫂子不知道，还在家里守着。我找到大嫂子说，奶奶放命着哩，我娘叫你去看一下。一叫，大嫂子赶快拿了一块榆树皮做的馍馍到我家去，给奶奶吃。那时候榆树皮馍馍就是最好的吃头了！食堂一散伙，家家没吃的，抢着剥榆树皮。我娘身体弱没剥上。榆树皮切成碎疙瘩，炒干，再磨成面，煮汤。那汤好喝得很；粘乎乎的，放凉了吸着喝，一碗汤一口就喝下去了。你说怪不怪，我奶奶都昏迷了，说胡话了，可是大嫂子把榆树皮馍馍往奶奶嘴里一放，奶奶就不胡喊了，啃着吃开了。可是奶奶七十多岁了，早就没牙了，哪里嚼得动放凉了的榆树皮馍馍呀！我嫂子用刀切碎了给奶奶喂，我给奶奶灌水，奶奶就能嚼动了。喂着榆树皮馍馍，大嫂子说，奶奶怕是真不行了，我娘就把老衣给穿上了，就是裙子扣子没系住。我们那儿的风俗是老人死了要穿裙子，但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穿的那种裙子。

奶奶吃完那块榆树皮馍馍又活了三天，三天后再没吃的，就去世了。

当时我和我娘我奶奶睡在一盘炕上，奶奶睡在窗根离炕洞口近的地方，这儿炕热一些，娘睡在离炕洞口远的上半截炕上，我睡在奶奶和娘中间。睡到半夜里，娘把我推醒说，巧儿，奶奶没了。我娘又说，来，巧儿，咱们把奶奶抬到上炕上。奶奶那时干瘦干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但我们没抬动。我没力气，我娘更没力气；我娘那时已经不能出门了，在家里走路要扶锅台，扶墙。我和娘在炕上跪着，从一边掀，把奶奶掀着滚了两下，滚到上炕上去了。

然后我和娘又睡下了。我娘没哭，我也没哭。那时候人死得多，看得也多，神经都麻木了，不知道哭，也不知道害怕。

天亮之后，我娘又说，巧儿，你出去叫个人去，不管谁家的，有大人了就叫来，就说奶奶没了，帮着抬埋一下。

黑石头是个很大的村子，人口稠得很，一、四、七的日子，左近二三十里的人都来这赶集。可是今年以来除去赶集的日子，街上根本就看不见人。很多人家的门上挂着锁子，没锁的人家也空荡荡的不见人。我到街上转了几家没锁门的人家，只有一家有人，是个姓毛的老奶奶在家里。我进了她家一间房一间房地找人，都是空空的。老奶奶看我乱窜，问我，巧儿，你做啥哩？我说毛奶奶，我奶奶没了，我娘叫我找个大人。毛奶奶说，巧儿，你奶走了吗？走了好，走了好。我看她洋混子着哩，就大声说，毛奶奶你家的人呢？毛奶奶说，死的死掉了，活的就剩个福祥娃拾地软儿去了。

我没找上人，回家告诉我娘，娘说，快上来，上炕暖和一下。我上了炕和我娘坐着。奶奶就在上炕上躺着。

时间快到中午了，我娘又说，巧儿，你再看一下去，毛奶奶家的福祥娃回来了没有。回来了就叫他找一下队长去，叫队上帮个忙。我下了炕正要走，突然听见院门被人拍得啪啪响。我心里一惊：这是谁知道奶奶没了！

娘说，快去开门！看谁来了！

我跑出去开门，原来是福堂哥来了。他是我奶奶娘家的侄孙子，二十来岁。他的脊背上还背着个背篓。我说福堂哥：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是来看看姑奶奶的。我说我奶奶没了，饿死的。福堂哥一听就跺脚：哎呀，我大怕姑奶奶没吃的，叫我送些吃的来。你看这还来晚了！

福堂哥进了房子，看奶奶停在炕上，我娘也在炕上坐着，就说，人已经没了，你们就这么坐着吗？也不找人抬埋？我娘说我出不去门了。我也说一早上就去找了，没找上人。福堂哥说他看看去。

福堂哥去街上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人。他回来后说，我先回去，明天从碧玉叫几个人来。

第二天，奶奶的娘家来了几个人。奶奶的棺材是几年前我大就做好的，只是没有合卯，没刷漆。娘家人合了卯，白皮子棺材把奶奶抬出去埋了。埋在老坟旁的一条向阳的地埂子旁边，天冷，地冻上了，没法在祖坟里挖坑。

奶奶去世后，我和娘靠着福堂哥背来的东西将就着过日子。他的背篓里装了些晒干的萝卜叶子，萝卜叶子下面压着四五斤糜子，还有些烙熟的麻腐饼子。我娘身体弱得下不了炕，家里一切都靠我：我把糜子在石臼里捣碎，捣成面面再煮成汤，放上萝卜叶子或是苜蓿根磨下的渣渣，和我娘喝。福堂哥拿来的东西大部分叫我吃了，我娘光喝汤不吃麻腐饼子。我叫娘吃，娘说你吃吧，你多吃些干的，我喝些汤就成了。我已经动弹不成了，你再不能饿垮了，里里外外都靠你哩。其实那年我才十岁。

我奶奶很惨。奶奶去世的时候，她的几个儿子都没有了。我大大是死在引洮工地的，挖土方的时候崖塌下来砸死的。二大是右派，送到酒泉的一个农场劳改去了，农场来通知说已经死掉了。我大娘外出讨饭，听人说饿死在义岗川北边的路上了，叫人刮着吃了肉了。我大是奶奶去世前一个月从引洮工地回家来的，是挣出病以后马车捎回来的，到家时摇摇晃晃连路都走不稳了，一进家门就躺下了，几天就过世了。我大临死的那天不闭眼睛，跟我娘说，巧儿她娘，我走了，我的巧儿还没成人，我放心不下。咱家就这一个独苗苗了。

我大为啥说这样的话哩？我哥比我大死得还早。我哥是1959年春上从靖远大炼钢铁后回到家的。八九月谷子快熟的时候，他钻进地里捋谷穗吃。叫队长看见了，拿棒子打了一顿。打得头像南瓜那么大，耳朵里往外流脓流血，在炕上躺了十几天就死掉了。我哥那年整十八岁。还没成家。

那天，我娘对我大说，娃她大，你就放心，只要我得活，巧儿就得活。

我大和我娘的感情特别好。我娘人长得漂亮。我娘是襄南乡的人，是我大做生意时看下的，看见我娘长得漂亮，叫媒人去说亲。谁知我外爷不同意。我外爷家也是大户人家，但不封建，嫁姑娘要姑娘同意，我娘却不同意，嫌我大长得不俊。其实，我大长得不难看，就是皮肤黑，我娘看不上。可是我大就是看上我娘了，我大跟人说，非我娘不娶。后来他自己跑到我娘家里去说亲。旧社会哪有自己给自己说亲的，特别是在农村，那不成体统呀！可他把我娘感动了，我娘嫁给他了。

从哪里说我大和我娘感情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农村的家庭，谁见过男人给女人做饭的，尤其是光景好的人家！我大就给我娘做饭。我大和我娘结婚以后，我娘在黑石头侍奉我爷爷和奶奶，我大在碧玉关做生意，一两个月回家来住两三天；每次回到家里，我大就和面擀面做饭，不叫我娘动手。这是我娘自己给我说下的，解放前的事。我娘还说，就因为我大给她做饭，我奶奶还生气得很，说我大怕媳妇；我大就给我奶奶解释，我一年四季在外头，都是媳妇侍奉你，媳妇也辛苦嘛，我回家来了，做两顿饭她休息一下有啥不行的。解放后我大回家种地了，那就更是经常性地做饭了，因为我娘那时也下地劳动，收工回来就累得很了。我娘是娇小姐出身，从小没受过苦。

我再举个例子，我大去世后，我娘烧了七次纸，逢七就烧，七七四十九，烧了七次。现在看来烧七次纸没什么，家家都这样。可那是1959年的冬天呀，大量死人的时期呀，一般人家拉出去埋了，烧上一次纸就罢了，可我娘烧了七次。尤其是后来的两次，我娘走不动了，——那是奶奶死后的事了——娘是跪着挪到大门外，又挪到村外头，给我大烧纸的。

说起烧纸，我又想起一件事来。那是我奶奶去世后的两三天的一个晚上，那天又是我大去世后逢七烧纸的日子，不记得是四七还是五七，我娘说要给我大烧纸去。可她扶着墙走到大门口就再也走不动了，扑通跌倒了。还是我扶着她慢慢地走出巷道去的。我和娘烧完纸了，慢慢地走回来。那天我和娘进了院子关上大门，刚进房子，一个披头散发的人突然从院子里冲进了房子，拿个灰爪打我和我娘。我娘吓坏了，噢地叫了一声，往炕上爬。虽然天黑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但是我感觉出来她是谁了，就喊了一声：这不是扣儿娘吗！那人看我认出她来，扔了灰爪转身就走。我心想扣儿娘今儿是咋了，就跟出去了，一边走还一边问她：扣儿娘你打我咋哩？你打我娘咋哩？扣儿娘不说话，拉开门栓走出去了。我关上门回到房子，点上灯，看见娘的头钻在被窝里。我说娘，出来吧，扣儿娘走了。我娘掀掉被子看我，说我的头流血了。到现在我的前额上还有伤疤，在左边。我娘一边给我擦血，一边说我：你怎么这么大胆子，知道是扣儿娘还跟出去送她？我说咋了？我娘回答，她是想把我们娘母子打死，吃肉哩！我不信扣儿娘要吃我们，但我问我娘：庆祥说，扣儿娘把扣儿的弟弟吃了肉了，真事吗？娘长长地叹息一声没回答，半晌才说，门关好了吗？记住，以后不准你到扣儿家去。

过了十几天，福堂哥背来的菜叶子和粮食吃完了。家里一点儿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谷衣也吃光了，只好吃麦衣和荞皮。

连着两三年生产队不种荞麦了，嫌荞麦产量低，想吃荞皮也没有呀！我娘就把枕头里的陈荞皮倒出来吃。荞皮硬得很，吃起来很麻烦：拿火点着，烧焦烧酥了，叫我用石舀捣碎捣成面面。然后放在砂锅里倒上水煮，一边煮一边搅。那是草木灰呀，在水上漂着和水不融合呀。等搅得成了黑汤汤，大口喝下去。荞麦皮苦得很，就要大口喝，小口喝不下去。喝些荞麦皮灰然后一定要吃些地软儿什么的，否则就排泄不下来，肚子胀得要死。有一次，我趴在炕沿上，我娘拿筷子给我掏；痛得我杀猪一样叫，血把我娘的手都染红了。我哭着跟我娘说，娘，我再也不吃荞皮了，饿死也不吃了。我一哭，我娘也哭，娘说，我的娃，要死容易得很呀，我早就不想活了，可我死了，你也不得活呀。你不得活了，我咋给你大交待哩。

我好久没哭过了，我大去世的时候没哭，奶奶去世也没哭，但是这天为了吃不吃荞皮的事大哭了一场。原因是以前家里没了那么多人，我已经麻木了，也不害怕，因为我娘不管吃什么都多给我一点，我没有太挨过饿，没有想过自己会死，觉得有娘哩天大的事都能过去。而这几天吃下的荞皮差点把我胀死，我突然觉得死离我是这样的近，就像只隔着一张纸，一捅就破。而且我娘的痛哭使我觉察到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以为是保护人的我娘并不那么强大，相反很是软弱无力！巨大的恐惧揪紧了我的心：我才十一岁，还没长大，就要死去吗？就要像人们扔在山沟沟里的死娃娃一样叫狗扯狼啃去吗？这太可怕了！

娘，我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真是要饿死了吗？哭了好久之后，我抽抽噎噎地说。我的心都在颤抖。

我娘这时已经不哭了，她目光呆滞滞地看着我。好久好久才说，巧儿，我的娃，你害怕死了吗？

我没回答我娘的问题，那一刹间，我感觉到我娘一眼看透我的灵魂了，看出我的恐惧了。不知是羞愧，还是害怕，我哑口无言。这时我娘又宽慰我说：

我的娃，你把心放宽，娘能把你养活了。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说，娘，那我们吃啥呢？

我的娃，你到街上看一下去，今天是集日，看一下赶集的人多不多？

到集市做啥呢，你要买啥吗？我对娘的话很不理解，不愿动弹。可娘催我：

去嘛我的娃，你去看一下去，村西的那块空地上有没有卖木头买木头的人？要是有一堆一堆的木头，有人买，你就把他叫到咱家来。你跟他说，咱家有木头，比集上的便宜。

我还是不理解娘说的话，我说，娘，咱哪有木头，你能变戏法变出木头来吗？

娘说，咱家怎么没木头？下前川的房子拆了不是木头吗？

我心里一惊，说，娘，咱住的这房是二大家的，二大没了，二娘跑到陕西去了。要是二娘回来要房子，咱家的房子又拆了，咱到哪里去住哩？

娃娃，顾不得那么多了。有再多的家业也是闲的，把肚子吃饱，是顶要紧的。

尽管是灾荒年间，集市上仍然有稀稀拉拉赶集人。我和庆祥吉祥还有扣儿去牛谷河边的草滩上拾地软儿，总是从集上过，总看见卖馍馍卖油饼卖粮食和麸皮的人。卖馍馍的人把馍馍装在怀里，遇到要买的人就从怀里掏出来馍馍叫人看一下，接着很快就又塞进怀里。等对方把钱交了，他才摸出馍馍交给对方。一个馍二元钱，一个油饼四元钱，一斤小米七元。

但这天我没在这儿停留，我直奔买卖木头的地方。这地方也比前几年萧条多了，卖木头买木头的人稀稀拉拉的，新木头很少，人们都是买卖旧木头旧椽子的。

我在集市上转来转去许久，才鼓起勇气走到一个要买椽子的大人跟前，仰着脸说，大大，你要买椽子吗？我家有椽子，你要不要？那买椽子的人侧着身看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你家的椽子在哪里，一根卖多少钱？我说价钱你跟我娘说去。我娘病了，在炕上睡着呢。

黑石头村在牛谷河边上一片很缓的山坡上，集市把村子分成上前川和下前川。我把那人领到上前川叫他去见我娘。那人进了院子四下看，没发现椽子，进房后问我娘：你们家的椽子在哪里？

我娘说，我们先谈价钱，价钱谈好了，你拆房子，房子在下前川，椽子是上等的松木。那人说要先看椽子，我就又领着他到下前川我家的房子去了一趟。我家解放后定为地主成分，四合院的房子没收了三排，给我家留下了一排四间房。看完房子，那人又去见我娘说椽子是上等的，但拆房子是个累活，一根椽子比集市上的便宜五角钱卖不卖？我娘说卖。

那人拆了八根，一个毛驴驮走了。这天下午我就买了六个谷子面馍馍回到家里。我娘说这六个馍馍得一斤半面才能蒸出来。六个馍馍我和我娘吃了三天。我把馍馍揉碎，和我拾来的地软儿煮成糊糊，一天喝一顿。一顿我喝两碗，我娘喝一碗。

下一个集日又卖了十六根椽子……后来，椽子卖完了，我娘 把三根大梁子也卖了，一根梁卖十元钱。多粗多大的梁呀，比我穿着棉袄的身子还粗。最后，我娘把我家的一盘石磨也卖了。买磨的来了两个人，是我看着他们把磨盘卸下来，滚到大门口，一辆架子车拉走了。卖这盘磨的钱买了十个谷子面馍馍。这样我和我娘就凑合到腊月底了。

正是一年里最寒冷的时间，家里又没吃的了。我娘的身体更加衰弱了，干脆就下不了炕了，天天在炕上不是坐着就是睡着。我娘的脸干干的了，眼睛塌成两个洞洞，脸腮也陷成两个坑坑。肉皮像是一张白纸。贴在骨头上。娘下不了炕就得我添坑了。我用扣儿娘打过我的灰爪——一个木头棍棍，前头钉了一块横着的木条条——把麦衣和秋天我娘从山沟里扫来的树叶干草推进坑洞，一天两次。每过两天，还要把死灰扒出来一次。这是我娘能动弹时教会我的。我娘说，丫头，你要学会添坑，我死了没人给你添炕，把你冻死哩。我不爱听娘说这样的话，她一说我就不添炕了，我说我不学了，你死了我就跟你一搭死去。这时我娘就哄我,说,死丫头,你还歹上了。娘不死，娘要陪你过一辈子，可是你长大出嫁了还要我给你添坑吗？我说我不嫁人，我就跟你过一辈子。

并不会因为天气冷肚子就不饿了。不，天越冷肚子饿得越厉害，没办法，我跟着庆祥吉祥弟兄又去拾地软儿了。庆祥和吉祥是我三姨娘的娃娃。庆祥比我大两岁，吉祥比我小一岁。我娘跟我说，她嫁给我大不久，三姨娘也嫁到黑石头来了，给了钱永昌钱庄老板家的大少爷。三姨夫前两年因病去世了，三姨娘三个月前就死了。三姨娘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几月前就跑到内蒙去了，两个小的现在大大家过日子。入冬后他们弟兄天天在沟里拾地软儿。他们的大大有个儿子在襄南公社粮管所工作，家里没死人。

冬天的地软儿特别不好拾。天旱，地软儿小得很，在草底下藏着不容易找到。但地软儿泡软了好吃，有营养，我和娘烧汤喝。

靠着拾地软儿过了半个月，我也饿得走不动了。正好这时供应救济粮了。

是生产队长王仓有到我家通知到大队背救济粮的。大队就在黑石头村里，我去背的，给我和娘四斤大米。

当时家里没有锅。头一年大炼钢铁，我家的锅呀铁壶呀，所有金属的东西都叫生产队搜走了，家里就剩下一个沙锅。也没有柴了。院子里只有一个不知啥时候挖下的树根，可我和我娘劈不开。我娘就把沙锅放在树根上，——由于有了大米，我娘精神大了，鼓起劲儿从房子里爬出来了——我娘叫我抱些麦草放在树根底下点着。我娘想把树根烧着，我们从两边吹气。树根上的树皮着了火，有了红火，后来麦草烧完了，红火又灭了。想煮米汤，水没烧开，米倒是泡软了，我们就喝了。

过了五六天，那几斤大米喝光了。这时候生产队的食堂又恢复了，一天叫社员打两次稀汤。我听人说，救济粮一人一天四两的标准。四两粮能做什么饭，就只能喝两顿稀汤。

就在我们喝稀汤过日子的一天，庆祥和吉祥到我家玩来了。我娘问他们：这几天不见你们两个人，你们到哪里去了？庆祥和吉祥抢着回答，我们到福利院去了。我娘问福利院是做啥的，庆祥说福利院是收娃娃的，那里能吃饱。我娘又问福利院在哪达哩？庆祥说，福利院就在襄南公社院子的隔壁，福利院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吃一顿糜面馍馍，后晌一顿汤面，有时候是棋花块块，有时候是柳叶子片片，饭里还有不少洋芋疙瘩。顿顿都能吃饱。

我娘坐在炕上和三姨娘的娃娃说话，听说在福利院能吃饱饭，就又问：福利院能不能把巧儿也要下？

庆祥说，那不行呀姨娘。福利院要家里没人了的娃娃。

庆祥和吉祥说完就走了。他们是从襄南来看一下黑石头的大大的，还要赶回福利院吃晚饭，二十里路呢。

我娘和庆祥兄弟说话的时候在炕上坐着，那兄弟走后，我娘就躺下了。她的一只手搭在脑门上，长时间闭着眼睛。我当成娘坐的时间长了，乏了，要缓一下，提上树皮桶桶拾地软儿去了。可是这天后晌回来，我从食堂打来的汤我娘一口也没喝。第二天上午也没喝汤，还是静静地躺着。

娘的情况把我吓坏了。我以为娘不行了——我大我哥和我奶奶临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句话不说，睡着睡着就没气了。我想，娘要是走了，我可怎么办呀，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这天我没出去，我把头一天拾下的地软儿泡软，洗净。晚上的面汤打来之后把地软儿放进去煮了煮，稠乎乎地给娘舀了一碗，端过去：

娘，起来喝些汤。

娘没说话，只是把睡在枕头上的头轻轻地摇了摇。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而且是大声地嚎。

像是我的哭声把娘惊了一下，我娘一下子就坐起来，比平常坐起来的速度快得多。娘惊愕地瞪着我：

你哭啥呢？

我还是哭：你怎么不喝汤呀……我当成你不行了……

我娘嘴咧了一下，她是想笑，但她干巴巴薄得没肉的嘴唇没笑出来，嗔怪地说，死女子，你怎么胡说哩。我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不行了？

我说，那你为啥不喝汤？

死女子！娘这两天不觉得饿，就不想喝呗。

我说，可我当成你要死了……

死女子！我能死吗？我死了谁管你去！谁给你做衣裳哩！拿来拿来，把我的碗端来，我叫你看看我能喝不能喝，我是死哩还是活哩！

这天晚饭，娘喝了两碗稠糊糊。而且第二天早饭端来食堂的稀汤之后，她也比往常多喝了半碗。

我娘不光是能吃了，还能干活了。这天喝完早上的一顿汤，我去掐苜蓿了。黄昏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情况把我吓了一跳。我娘在炕上忙碌着：不知道她从哪里翻出来一捆羊毛，扯着，撕着，把炕都堆满了，连空中都飘着毛絮。我说她，娘你不缓着，撕羊毛做啥呢？娘说，我给你做条棉裤。

娘能坐起来做活了，我心里多高兴，这说明她的身体比前一段时间好了，但我怕娘累着，就说她：我的棉裤是去年拆洗过的，添了新棉花，暖和着哩，你就不要再做新的了。你睡着缓着。我说的实话，我们村子的娃娃们冬天都穿的破棉袄，还是空心穿棉袄，下身只穿单裤单鞋。更有甚者，十几岁的男娃女娃连单裤都没有，冬天冷得出不了门，在炕上蹴着。而我娘两年就要给我做一身新棉衣和新鸡窝，第二年穿时衣裳旧了，就做一件新褂子套上，过年总要穿新的。这两年我大上引洮工地，我娘也时不时地被队长派出去劳动，大战华家岭，拓宽华双公路，没时间也没钱给我做新棉衣。不过旧棉衣拆洗过了，裤腿也加长了，穿着挺暖和。在沟里洼里拾地软儿，剜野菜，我没觉过冷。但我娘不听我的话，用嘲笑的口气说，你潮着哩！衣裳穿不破吗？

我说，破了再说破了的，明年再做嘛。

可是娘不听我的话，喝完汤之后在煤油灯下还撕扯了一阵子羊毛。她把一疙瘩一疙瘩的羊毛撕开，扯虚，把里边的尘土抖干净，扯成一片一片的堆在炕上。全部羊毛撕扯完了，才睡觉。

后来的几天里，娘的身体和精神越来越好，她把箱子里的碎布找出来，又把她年轻时穿过还有八成新的衣裳翻出来拆了，量呀裁呀絮羊毛呀，给我做了一条厚厚的棉裤。棉裤做成的那一天傍晚娘叫我换衣裳，把旧的脱了，把新的穿上。我换了，把新裤穿上了，但是娘絮的羊毛太厚了，我的两条腿变成两个棉花包子了，上炕下炕弯一下腿都很吃力。我很不高兴，说她：你把裤子做这么厚，我以后怎么跳房房掐苜蓿？腿都弯不下嘛！

娘笑了一下说，你潮着里，厚了不是热吗？

这也太长了呀！你看，裤腰都提到腔子上了，脚还没出来！我怎么穿？怎么走路呢？

娘又笑一下说，你不长吗？长大就不长了。

我嫌新棉裤大，没穿，转天早晨又穿上旧棉裤提上树皮桶桶掐苜蓿去了。

其实，再穿不了几天棉裤了；已经是农历二月了，春天已经悄悄地到来了黑石头。虽然，我们通渭类似高寒阴湿山区，但是春天毕竟来了，阴山洼洼的残雪还斑斑点点闪着蓝莹莹的白光，阳坡上的青草芽芽已经冒出地皮来了，山坡上的冬麦地也开始由黄转绿。从上前川背后的山岭上往远处看，一层又一层的山头就像升起了一层淡淡的绿雾。空气也像是比冬天的干净鲜亮，吸到嘴里舒服得很，有一股青草芽儿的气息。

苜蓿地就在黑石头村背后的山坡上。苜蓿长得真快呀，前几天来掐苜蓿，还要把地面上的土疙瘩刨开才能掐到黄芽儿，现在就不刨土了，因为苜蓿芽芽已经把地皮拱翻了，长出来半寸长了，圆圆的叶片由黄色变成嫩绿。

掐苜蓿的人多得很，在我爬到最高的一块苜蓿地的路上，我看见所有的苜蓿地里都有人，长得好的地里有十几个人。经过严寒和饥饿，吃了一冬荞皮和谷衣的人们看见了苜蓿，就像春天赶到绿草地上抢青的羊群，抢着掐嫩芽芽。有的人掐下苜蓿就往嘴里塞，嚼得牙都绿了。

可是，我再也看不见庆祥和吉祥了，也看不见扣儿了。吉祥和庆祥去福利院了，扣儿早就殁了。

扣儿殁得太惨了。

那还是我和我娘拆房子卖椽子的时候，庆祥和吉祥到家里来找我，说是拾地软儿去。那些天我们几乎天天拾地软儿，还叫着扣儿。所以那天我们路过扣儿家的大门，庆祥和吉祥又跑进去叫扣儿了。

我没进去，自从扣儿娘拿灰爪打了我和我娘以后，我再也没进过她家的院子。我害怕扣儿娘。扣儿娘的眼睛红红的，水汪汪的发着亮光。人们都说，吃过人肉的就是那个样子。人们还都说，扣儿兄妹五个人，两个哥哥跟他爸讨饭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死了，白天扔到山沟里了，晚上她娘又抱回家，煮着吃了。

扣儿，扣儿！庆祥喊着跑进扣儿家院子，我从大门口看见他往人住的正房跑去了。像是扣儿不在那间房里，庆祥又出来了，往院旮旯走去了，我看不见了。他弟弟在院子中间站着。但是突然之间庆祥飞一般地跑到院中间来了，拉了一把吉祥说了声走！吉祥差点摔倒，趔趄了几步跟着庆祥跑出大门来了。庆祥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眼睛睁得大大的，脸白得像是抹了石灰。我问咋了，他不回答，只喊跑，快跑！

我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也跟着跑。一直跑得喘不上气了，跑到人多的集市上，庆祥才停住脚步。我们都站着喘气，然后庆祥才说了他为什么疯跑！他说他进了正房没找到扣儿，出门一看灶房的门缝往外冒热气，他就又往灶房找去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听见门响，转过脸来问他做啥？他说找扣儿拾地软儿去。扣儿娘说扣儿去舅舅家了。他有点不信，昨天还一起拾地软儿的，便问了一声扣儿啥时间走的？扣儿娘说今早走的。他又问跟谁走的？扣儿娘说，你问这么详细咋哩？庆祥说，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锅里咕嘟嘟响。那气味香得很。但是说着话，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以为扣儿藏在水缸后边了，故意叫她妈说谎话骗他哩，就又喊了一声扣儿并且走过去看，但令他惊愕是水缸后边空空的，就是扣儿的辫子长拖拖地放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后来扣儿娘又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吓得他转身就往外跑。

这天我掐了满满一桶桶苜蓿。往常拾地软儿，几个人光顾玩了，今天就我一个人，掐苜蓿掐得快。

我每天回家一推开大门就喊一声娘。每当这个时候，娘总是答应一声：

哎，我的娃，你回来了吗？

我回来了，我回答。有时候我娘还要说，把桶桶拿过来我看看，我的娃拾了多少地软儿。当我叫她看的时候，她拨弄着地软儿总要夸我几句，说拾了这么多地软儿呀，我的娃长大了呀，有本事了呀。无论我拾的地软儿多与少，她都这样说。

这天因为掐苜蓿掐得多，我有意要给娘炫耀一下，所以使劲儿推开大门，大喊了一声娘，娘却没有应声。

哎，娘怎么没声音呢，是这几天做裤子累了，这阵儿睡着了？这么想着，我就又大声喊道：

娘，我回来了！

娘还是没有应声。

我心里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噔噔噔几步就进了房子。

娘，你做啥呢？

进了房子，我又问了一声，因为我看见娘跪在窗前的炕上，像是在从窗棂上往外看什么。几个月了，娘总是佝偻着脊背坐在炕上，手搭在盖着双腿的被子上，有气无力的样子。而她现在的姿式却很精神——她的身板挺得直直的，就像个很健康的人一样。

但是，我的心突然猛地一跳，胸腔里像是有个什么东西突然掉下去了，掉进无底的深渊里去了。

我看见了一样东西——一条布带带挂在窗棂上，布带带的两端系在一起。娘的脖子搭在这条布带带上。

娘！我急促地喊了一声，往前扑过去。我的膝盖在炕沿上碰了一下，但我没感到痛；我跪着爬了两步，抱住了娘的腰。我用力往上一举，娘的头就从布带带里退出来了。娘的身体轻得像一包棉花，一团羊毛，我都能抱起来嘛！

娘没死，我绝对相信娘没死。当我把娘抱下来的时候，娘的脸色还像她平常一样，非常平静。娘的头在布条里套着的时候，她的膝盖还在炕上跪着。只不过她的身体比平常伸得直一些，脖子也抻得长长的；娘在没挨饿的年月里就是这样挺着身板走路，抻着脖子站立，她的脖子平常就显得光滑并且很长。

人们都说，上吊死去的人吐着舌头，面孔非常可怕，因为是憋死的，死前无意识的挣扎是很剧烈的。大人们吓唬小孩的时候都扮出吊死鬼的样子：吐舌头，睁圆眼睛。可娘的眼睛闭着，嘴也闭着，娘的舌头并没有吐出来，脸上的表情很是安详。

我把娘放在炕上，喊娘！娘！我一连声地喊娘，并且摇她的身体。但她一声也不答应，也不睁眼，也不动弹。后来，还是大嫂子经过门前，听见我的喊声走进来看了看，骂我：

瓜子！三妈走了，你还叫唤啥哩！

我放声大哭起来。娘真是走了！我想给我娘换一换衣裳，但是她的腿已经僵硬了，弯曲着——还是跪着的那个姿态，怎么也拉不直。娘真的走了！娘的身体太弱了，跪着吊上之后，连本能的挣扎一下的力量都没有，就咽气了。这天晚上，大嫂子叫我到她家去睡，我没去，我说我要给我娘守灵，我一个人在娘的身旁坐了一夜。天亮之后，大嫂子把生产队长王仓有叫来了。王仓有和大嫂子用席子卷住我娘抬出去埋掉了。他们把我娘埋在我大的坟旁边。我听见王仓有说，孽障，这一家人大人没了，娃娃也没了，绝后了。过了一天，王仓有把我领到襄南公社的福利院去了。

在福利院能吃饱。

1968年我回了一趟黑石头。那时我已经到五大坪农场当农工一年多了，一个月挣二十五块钱。我存下了一些钱，我把钱寄给我奶奶娘家的福堂哥，并且写了一封信给福堂哥。我说我存下了五十元钱，你操心着打三口棺材，我要把我奶奶、我大和我娘的坟迁一下，迁到祖坟里去。我家没儿子了，就我一个女子了，我要给我大我娘尽孝心哩。福堂哥把棺材打好后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就请假回黑石头去了。是我自己把我大我娘的骨头收敛起来装进棺材的。帮助迁坟的富堂哥说他来干，女娃子不能收骨头。我非要自己收不可，我说我们家没有男娃子，但是有后人，我就是后人！

那一次回家，我见到扣儿娘了，扣儿娘避开了，没和我说话。

扣儿娘现在九十岁了。

姐姐

我的老家是通渭县第三铺乡的槐树湾村。

我大是1959年旧历七月从洮河跑回来的。没别的原因，就是想家。那时候洮河工地的民工都吃不饱肚子了，他想，一大家人呢，家里人吃啥呢？怎么过日子呢？

我大弟兄四个，解放前就分家了。我大是老大，家里情况最好——1958年吃食堂时队上叫往食堂交粮，我娘在我家后院的菜园里埋了一缸莜麦——我们一家人凑合到这时还没饿死人。家里有娘、大姐二姐妹子和我。这时我大姐二姐出去要饭不在家。我还有个奶奶和四爸在一起过，四爸这年三月跑到新疆去了，在沙湾县，家里有四妈。三爸在一个小学当过老师，1957年定了右派下放回家种地呢，年初就没了。爷爷是这年八九月去世的。记得有一天我奶奶打发我去万家岔叫我小姑姑，有八九里路，说爷爷快不行了，叫你回去。姑姑当天没动身，抓紧时间在磨子上推了些谷衣，放下叫娃娃们吃，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往家奔。等我们进村时听人说爷爷没了，姑姑坐在村口大哭一场。

我大回到家的时候，那一缸莜麦已经吃完了。生产队夏粮收完了，但没分粮食，食堂也没留，悉数拉走交公粮交征购粮了。我大就抓紧时间在房后的我家菜园里种了点文艾和苦荞。

由于种得太迟，下雪天荞麦还开花呢，只长了不多的一点点颗颗。收荞，我大还不在家里，县上大战华家岭，我大又被派到华家岭挖鱼鳞坑修梯田去了。我奶和我娘把荞拔了，刚收拾完，县上搜粮队来了。进来了十几个人，只有一个认识的，是我们大队的队长，碧玉公社碧玉大队的人。那时候不叫本地人当队长，怕你营私呢，怕你瞒产私分呢。那人叫吕连连，过去在我们村狗儿家扛过活，这时候是脱产干部。他领着十几个县上和其他公社抽调的人组成的搜粮队在我们村挨家逐户地搜粮呢。1958年大跃进，1959年持续更大的大跃进，吹牛皮吹得更大，征购粮任务比1958年还重，全县的征购任务没完成，从家家户户搜陈粮交征购呢。他们拿的矛子、斧头、铲子满墙扎，地上打，听音，房子、院子里想到哪儿就挖哪儿，挖了三天三夜。我家是个老庄，住了几代人了，有前院、后院、正院，都挖遍了，到处挖下的坑，堆下的土。把房子里的空面柜挪开挖下了坑，把炕砸了，炕里头也挖了。四爸跑新疆时还埋下着二百斤粮食在庄后的菜地里，地上种上了韭菜。那粮是给我爷我奶留的，说实在没吃的了再挖出来吃，救命粮，叫他们挖出来了。我家刚收拾好的荞麦连缸都挖走了。荞麦放在洋芋窖里，洋芋窖里是空的，我娘在窖底上挖的坑埋下的，挖走了。

这三天搜查队在我家挖，在我家吃，他们撤走时粮没了，文艾菜也叫他们吃光了。

搜查队走后十几天，我大从华家岭回来了，是马车拉回来的，走不动了。我大回来时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不在家。家里有个油坊，在庄外的麦场上，分家时给我大和二爸两家了。这时家里没柴烧，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拆着烧火了，队里说那油坊已经入社了，是集体的财产，把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拉到公社批斗去了。那是快天黑的时候，听见有人敲门，我当是娘回来了，出去开门，却是我大回来了。我大饿得变相了，不像我大了，走路都走不稳。

第二天我娘和大哥才回来。

又到第二天，两个姐姐要饭回来了。这天晚上我娘烧了一锅榆树皮汤全家喝，喝完，睡下了。两个月没见我大了，这夜我睡在我大的怀里。天蒙蒙亮，我大怀里湿溜溜的，像是出了一身汗——实际我大失禁了，我傻着呢，辨不过来——我冷得不行，我就喊娘：我大身上出水了！娘叫我喊大，我喊大，大不喘。大姐喊大，也喊不喘。我娘骂我：赶快起来！我娘也起来叫我奶去了。我奶住四爸家里，听说我大叫不喘了，一进门就在院子跪下了，把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呼天抢地地哭：我这辈子做啥孽了，我的儿子一个跟一个地不行了！

我二爸和大哥把我家的面柜的腿腿锯掉了，把隔板打掉了，把我大放里面，叫了两个人帮忙抬出去了。旧历十一月的天气地上冻了，挖不动坟坑，只好放在庄后的一孔窑里。这是放添炕的用的土窑。门口立了些树枝堵住。

我大去世后烧了七天纸。那几天我大姐姐就说，烧过七天纸领着我要饭去。在家里吃树皮吃谷衣非饿死不可。我娘不同意，说这都快到腊月了，出去冻死呢。我奶说我娘，你叫他去吧，你就这一个独苗苗了，蹲在家里饿死呢！我娘不拦了。

头一天要出门，怕公社干部挡住，娘说明天走吧，早些走。第二天天还黑着就起来要走，天上下起雪花来了。娘说，下雪了，冰天雪地的，衣裳下湿了咋办呢？等雪停了吧。还是我奶办事果断，说我娘：你不要拦了，赶快叫走！走得晚就赶不到要饭的地方了。

我娘不反对了，默默地把她准备好的两碗谷衣炒面叫我大姐背上。谷衣炒面就是在辗子上辗下来的谷子皮，谷壳壳。炒熟，磨细，能煮汤，也能干吃。

从第三铺槐树湾天不亮走起，路过宁家湾和万家岔，到万家岔时天亮了。这时候又刮风又下大雪，身上刮透了，脚上的鞋湿透了——因为沾在脚上的雪化了。雪花飘飘，寒风割脸，确实冻得受不了，但两个姐姐催着我快走。她们说还没出第三铺公社呢，遇上公社干部非挡回去不可。公社有规定，社员不许外出逃荒，那给社会主义丢脸，给公社干部丢脸。

又走到温泉、西川，没进通渭县城，后晌上了北山。北山上白雪茫茫，除了黑楚楚光秃秃的在北风里日日响的树棵子，山梁融化在茫茫的白雪里。大雪旋裹的雪柱子在空中旋着转着。天黑了下来。我们走一步脚下就咕吱吱响一声。我害怕得很，怕狼，怕夜里冻死，可我姐说前边有个村子，我们今天缓在那里。我跟着走，进了山梁东坡洼洼的一个村子，两个姐姐领着我找住处。央求几家都不叫住，后来找到一个老大妈家，老大妈把我们收留下住了一夜，她说她家的娃娃也要饭去了。老大妈家还有两个小娃。大妈小个子瘦得很，和我娘一样瘦，风能刮倒的样子。炕烧得很热，几个人挤着睡了一夜。这天走了一整天没吃东西，我口干，吃不下去。姐姐也没吃，她是给我留着不敢吃，怕头两天要不上吃的饿着我。大妈给我们烧着喝了点开水，把我们的鞋放在炕角上烘干。

天亮后继续走，走在去义岗川的山梁上听见前边有马车的声音。当时我已经走不动，大姐说赶快走赶马车去！到车上坐一下。追了一截，马车下山了，走弯来弯去的车路，我们走截路从坡上溜了下去，追上了。我姐央求赶车人：把我兄弟带一下，兄弟走不动了。赶马车的不叫坐。这人三十岁左右，戴顶皮帽子，穿皮袄，烂布鞋，坐在车辕上。我姐嘴里央求带一下，一边说，一边把我抱上了车。坐上后赶车的再没说啥，两个姐姐也爬上车来。一直坐到义岗川，马车进了一家大车店停下，我们下来。赶车的进了一间房子，我大姐进了另一间房子，要点水出来叫我喝。把碗还回去时央求那房里的一个女人，女人叫我们进去了，上炕，和这女人睡在一盘炕上。

第二天早上我姐一定要我吃几口谷衣炒面，说再不吃就饿垮呢！两个姐姐都吃了，我还是没吃，吃不下去。谷衣太干，在家煮汤能喝下去，干吃我真吃不下去，扎嗓子，苦。再上路我就走不动了，饿得洋混子了，脑子木呆呆的脚抬不起来了，不会走路了。两个姐姐拉着我走，上山的时候从后边推着我，轮换着推。这一天又走了四五十里路，——三天总共走了一百五十里路——傍晚时走到一个名叫沙家湾的地方。大姐说前头有个独庄子，上次她和二姐来这儿要饭吃饱过肚子。

我大姐二姐要过一次饭了，她们认路，也认识大多数地方叫得上名字。大姐十七岁，二姐十五岁，我十岁。大姐已经说好婆家，原定1959年正月婆家娶亲的，1958年生活紧张了，婆家来人说缓一缓，过了这一段艰苦时期再结婚。大姐比二姐长得俊，瘦高条，二姐长得矮，胖，那时也不胖了。

听两个姐说能要上吃的，我就鼓劲儿走。一会儿走到那个独庄儿，却是没一个人——庄子在，人搬走了，空空个儿。我们三个人一下子泄气了，扑腾坐在地上了。

坐了一会儿，大姐说，缓一下咱还走，没人怎么办！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是我大姐拉我起来的，拉着往前走。走到沟底里，有十几户人家，我们就去要饭。这是离开家三天来我们第一次要饭；前两天没要饭，光赶路了，到了村子就是找地方过夜。这都是我大姐决定的，她要过一次饭有经验，知道在通渭县境内要不上饭。到这个村庄，我姐说能要饭了，我们就开始要饭了，但是连着要了几户人家，都没要上：家里的大人开会去了，娃娃们在家。我姐说，谁家也没干粮，吃饭的时候再要吧。我们就在街上坐着等大人。天快黑时大人们回来了，各家的烟筒冒烟了，我们开始要饭。我没要过饭，不敢要，大姐领着我要；二姐分开了，她自己去要。头一家要饭，我姐站在门口喊，大奶奶，给上些吃的。喊了几声没人出来，也没人答应。我拉姐的手叫我姐快走。我那时还羞得很，要饭是丢人的事；我还害怕得很，我也不知怕什么，反正心里恐惧得很。我姐不走，连续喊大奶奶给上一些吃的。终于，一个老婆婆出现了，花白的头发，瘦瘦的黄黄的脸。她走到大门跟前说，我家也没吃的，连汤也喝不上了。我姐央求说，大奶奶，给上一口嘛。我家里没吃的，出来三天了，一口汤都没喝上，我弟弟快饿倒了，走不动路了。把汤给上些。老婆婆不说话了，转身进了房子。我想，人家不给嘛，走嘛，但这时老婆婆又出来了，拿着舀饭的铁勺走到我们跟前说，实在是没吃的，把这口汤喝上吧。我姐忙把她的提笼儿里的一只黑碗伸出去，接住老婆婆铁勺里的汤，嘴里说，谢谢大奶奶。老婆婆还站着，我姐就把碗给我了：

拴拴，快喝，趁热喝。

这是糜面汤，还有一块煮烂了的指头蛋蛋大的洋芋块块。我一口喝完了汤，第二口又喝掉了洋芋块块。

又连续要了三家，连口汤都没给。我失望得很，不想要了，但姐姐拉着我往前走，接着要了两家，又都给了些糜面汤。姐姐都叫我喝了。又有一家人给了两个生洋芋，放在姐提的笼儿里。这时我们已经穿过这个村子了，到村口了。

二姐怎么要饭的，我不知道。我和大姐跟二姐分手的时候说好的，要罢了饭在村口见面。我和大姐在村口等呀等呀，天黑黑的了，没等着二姐。我们又进了村子找二姐，没找见。问了几家人，有人说看见了，从那个方向走了，我们顺着人说的方向找了几遍，还是没找见。后来找到这个村的马号旁边了，大姐说，二姐可能蹴在马号里了，进马号问问吧。马号的院子里有个小房，灯亮着，有个老汉。大姐问他有个要饭的丫头来马号没有？老汉说没有，没看见个要饭的丫头。说着话老汉知道了我们是姐弟三个人出来要饭的，老汉说我姐：你兄弟这么小，天这么冷，你领出来要馍馍，饿成这个样子了，你的胆子这么大呀!把兄弟饿死怎么办！他数落了几句我姐，又说，别找了，你妹子可能在谁家蹴下了，你把兄弟领进来，就在这达蹴下。我和姐正发愁这天夜里没处睡觉，就在马号里蹴下了。炕热得很。

饲养员老汉善良得很，他说，可不敢在村里乱跑。队长开会时说了，上边有指示，外流人口不叫收留，看见了要报告，送到收容站去。

第二天早上，老汉忙着喂牲口，我姐把洋芋塞进炕洞里烧熟了，叫我吃，她吃了一把谷衣炒面，喝了口凉水。从家里带出来的谷衣就吃完了。

吃完洋芋离开了马号，这时还不到饭时候，大姐说找二姐去。我们在村子里找了一圈还是没找见，大姐失望了，说二姐可能离开这个村子了，咱往前走吧。

这天中午要饭的村子我没记下，但是却在村子里遇见了二姐。

大姐为二姐担了一夜心，怕她出啥事了，或者叫坏人欺辱了，或者冻死了。如今在路上碰见，她一腔子的怨气都发泄出来了。我大姐的名字叫芬儿，二姐叫芳儿，大姐厉声喝道：

芳儿，你昨晚哪去啦！

我二姐没说话，大姐就骂开了：

你个混账，给你说下的要罢饭在路口上等着，谁先到谁等着，你做啥不等！你说，你做啥不等！你把人能急死嘛！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找了半夜！

二姐当时解释一下就好了，可她没解释，就那么站着，看着大姐，看着我。大姐接着骂：

你哑了吗？你说呀！你为啥不说话！分手的时候说下的谁先到谁等着，你为啥不等！你混账东西！你家去，你自己要馍去！你不要跟我们在一搭，你叫人把心操死哩！

大概是大姐太凶了，二姐受不了啦，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噔噔噔地往村外走去！

我看二姐走了，心里害怕，说大姐：

姐，你再不要骂了，二姐着气了。

大姐说：

着气了？她还着气？我的气还没出来哩，她就着气了！走去，叫她走去！我看她上天去！

当然，二姐是上不了天，但二姐转身噔噔噔走了之后，我们再也没看见她。以后的两天里大姐也很后悔，她猜测，二姐那天夜里可能没找到住处，可能在哪个麦草堆里睡了一夜，也心里窝囊着呢。她一顿骂，不许二姐还嘴，二姐可能真正生气了，赌气走掉了。于是大姐领着我一边要饭，一边找二姐。大姐估计，二姐可能还会走夏秋之际她们要饭走过的那些村庄，便领着我也到那些村庄去要饭，找二姐，但始终也没见着二姐打听着二姐的下落。

在沙家湾要了几天饭，大姐就领我到了青天堡。青天堡是回民集中的地方，头天到那儿，饭能要上，但晚上睡觉没地方去，找了多少人家，都不叫我们住。怎么央求也没人要，都说政策紧得很，不敢收留。那天找住处到深夜了，我们到了一个人家，有一个老奶奶，我们就央求叫我们缓一晚上暖和一下。那老奶奶说你们出去，到外头找住处去。我姐说太晚了，叫我们好歹过上一夜，在地下蹲着都行。那老奶奶说不成，你们不能在这达蹴着。不是我不叫你们缓着，你们可可怜怜的也孽障得很。我把你们留下，后人来了肯定不行，把你们撵出去哩！我和姐不走，就在房里的地下蹲着，我姐说，这时间了，我们确实没处去了，你家后人来了再说吧。老奶奶的后人来了，干脆不叫蹲，开了门撵我们，还把我姐踢了一脚。吓得我和姐赶紧跑了出来。就这他还追了出来，叫我们离开村子。我和我姐不愿走，人生地不熟，又是深更半夜，我们能往哪去！但是老奶奶的儿子跟上来了，一连声地喝走，走，走！他把我们赶过了一道沟，翻了一道梁。这时候他蹲下了，说你们愿往哪走就往哪走，不要回来！啊呀，那个年轻人，我没见过那么坏的人！没办法，他在那儿拦着，我们进不了村，只能摸黑往前走。没月亮，那几天夜里没月亮，黑得很。深一脚浅一脚，一会儿像是有路，一会儿又没路了，遇到了塄坎，原来是走到野地里去了。我当时心里恐惧死了，心想，今晚上没命了，不是狼吃掉就是冻死。我的眼睛里都含着眼泪了。还是我姐有本事，她就像是有夜眼，拉着我走了一程进了另一个村庄，而且立即我们就闻到了新鲜的马粪味道——我们走到这个村的马号跟前来了！

按说，马号是最理想的住处，但我们不敢进去。那个村的回回把我们撵出来了，这个村的回回能收留我们吗？

我和姐想找一找，看这儿的麦场在那里，我们想找个草垛钻进去。就在我们转身离开马号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间草窑——用土坯旋的房子，房顶上没有椽子，里边堆着铡好了的麦草。在这寒冷的腊月，又是无处栖身的关头，一个草窑当然是可以勉强栖身的了。我和姐立即钻了进去，并很快地在一堆铡碎的麦草里安顿下来。但是，毕竟这是腊月的数九寒天，没有门的草窑，西北风直接就灌进来，加之我们冻僵的身体本身就没有多少热量，我和姐睡下很久，姐搂着我我也睡不着觉。姐也睡不着，我们抖得索索的。

就在这时候，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一个人走进来了，在我们头顶蹲下了，把一个啥东西放在地上。我当时怕极了，以为是那个撵我们出来的年轻人还在跟踪我们，要加害我们，要掐死我和我姐。或者是在我们走进这个村的时候，有个坏人跟上了我们，要把我和姐怎么的……还在家的时候就时不时听见这样的传闻：某某某在外头要饭叫人打死了，谁谁谁叫人刮着吃了肉了！可是没想到的是那个人伸开了手划了一下草，他的手碰到了我的头，竟然惊得呀地叫起来，噔噔噔退了几步跑出去了。过了一会儿，窑外边出现了一盏马灯的亮光，两个人说着话走进来了。看见了我和姐，其中一个人说：

啊呀呀，你们是做啥的，咋睡在这里？把我吓死了！原来他是饲养员，拿着背斗进来揽草的，给牲口上料呢！他们把我们领到饲养员住的房子去了，叫我们在炕上睡，把身体暖和过来了。我和姐都睡着了。

转天，我们往关川一带走。青天堡的回回生活也差，也吃谷衣，吃荞皮，我们就往关川走。关川一带生活稍好一点，能要上一点洋芋汤和糜谷汤，也有的给些酸菜，吃不饱但饿不死，能把命吊住。

我们没进会宁城，姐知道城里有收容站，抓住要饭的就往回送。我们是翻山过乡到关川的。关川是会宁县的西川，是以一条河出名的，那条河叫关川河，它随后流进祖厉河，再往北流，流进黄河。一天，我们在一个村里要饭，遇到的一个人说，走，我给你们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去。那人像是个村干部，把我们领到河畔公社的收容所去了。那是个临时的收容所，不是公安局办的，看来就是专门收容要饭人的，因为它是在一个私人的院子里，有二十几个要饭的，大部分是大人，就几个娃娃，还都比我大。进了收容所我和我姐很害怕，怕他们把我们遣送回通渭去，那就得饿死。可是他们没遣送，给了些谷米面煮的汤喝，就把我们领上了一片塬地，给我们一人一个背斗，叫我们到压沙地背沙子。背沙子要从山沟沟里背，走的路长。背了几趟，累得很。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我姐前后看看没人，就撂下背斗拉着我跑。

我姐一边拉着我跑一边往后看，专往僻背的山沟沟里钻，怕有人追上来。跑了一阵之后藏在一条坡地的地埂下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缓了一会儿，看没人追上来，这才慢慢站起来往前走。这时候我们也没目标了，也不知道走到那里了，看见村庄就进去，要着吃。我们这样乱跑就是为了躲开河畔的收容站。这样走了两天，我们走到了白草塬。白草塬的情况比通渭好一些，但和关川差不多，人们也挨饿着呢，要饭时有的给有的不给，天天能吃上一点儿，但总是吃不饱。不过我的腿比在第三铺槐树湾时有劲了，有时一天走几十里不觉得太累。

我记得离开家的那些日子——有一个多月——就吃饱了几次。

一次是走到刘寨遇到了一家人，只有老两口——四十几岁快五十岁的样子吧。我和姐进了他家院里要饭，老两口把我们叫进窑里，端出来几个糜面馍馍叫我们吃。那馍馍一个就有碗那么大——半斤重。我已经一年没吃过饱饭和馍馍了，馍馍一端上来放在炕桌上，我的心里就说不出的兴奋！老两口说吃吧，你们往饱吃。我伸手去拿馍馍，这时我的心跳得咚咚的，慌得很，也激动得很，嘴里气都喘不匀了，气短得不够用了！要晕过去的感觉！我的手抖得我想控制一下——不要抖——可是控制不住。我把馍馍拿过来吃了一口，那馍馍那个甜呀，像是嘴里含着冰糖！那个香呀，香得没法形容，比吃肉还香！一会儿我就把两个吃下去了。这时候我姐姐也吃完了两个，正伸手拿第三个，我也去拿第三个，但这时坐在板凳上的老汉说话了：你们饿了的人，一下子不敢多吃，吃多了胀呢。

这要是在家里我大我娘说，我是不听的，——心里饿呢——可这是吃人家给的馍馍，尽管想吃，但还是忍住了，没再吃。我姐也把抓起来的馍馍放下了。这时老奶奶又端上开水来说喝些水，渴了吧。我和姐一人喝了两碗水。

喝完了水，老两口说，你们姐弟今天就在这达缓下，我们家里再没人，炕大着呢。

我感动得心里热乎乎的：自从离家要饭以来，这是第一次别人先说出来叫我和姐住下的话。我心里觉得幸福极了，也感动极了，没法形容的感动。我的眼睛里含满了眼泪。

于是我和姐脱了鞋上炕坐下，用被子盖上了腿，暖腿。立刻，全身都暖和了。这时老两口跟我姐暄开了，那老汉说：

我们家是缺儿女的，没个娃娃。你看，把这么心疼的娃娃饿成这样了，叫人心痛得很呀。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

这丫头，我跟你说句话——如果能行，把你弟弟给我家留下。我们老两口认个后人你看行不行？

我姐说：

老爷爷，我家姊妹几个，就这一个男娃。我娘怕他在家里饿死没后人了，叫我领出来混个口，我娘在家等着我把兄弟囫囵个儿领回去呢。我大刚刚没了。这兄弟不敢给人。

老两口听姐这么说，不言喘了。睡了一夜，天亮又拿干粮——糜面馍——给我们吃，叫我和姐吃饱了。还给我姐的提笼里装了几个糜面馍，我和姐就动身走了。走的时候，老两口还跟我姐说呢：丫头，你要是舍不得兄弟，连你也留下，我们把你认成自个的丫头，行不行？吃的我们有呢。我姐说，老爷爷，你把我留下，我也不能把兄弟给你。我是一片树叶落到哪达都行哩，可兄弟不行。他不家去，我家就没顶门的了。

老爷爷说，你这个丫头，天这么冷，你领上兄弟往哪里要吃的去！

我姐说：

老爷爷，那没办法，我家穷，不要饭就饿死呢！

然后姐转过身来说我：

拴拴，走。

离开刘寨，又到了大沟。在大沟有一家人也好得很。那是在一个小地名叫猪槽沟的村子要馍馍，又吃饱了一顿。

离开大沟，离开猪槽沟，我和姐还往北走。我们一路上听人说下的，靖远县的情况比会宁还好，那边靠着黄河，产量高，不缺粮，要饭能吃饱肚子。可是越往北走，人口越稀，一片接一片的荒滩，一道一道的荒岭，有时一二十里路看不见人，看不见村庄。

还在大沟猪槽沟的时候，那一家好心人就劝过我们，不要去靖远，山高滩大狼多得很，被狼吃了的要馍馍的人多得很。我姐不信，说那是好心人怕咱出事吓唬咱呢，咱就往前走，到靖远就能吃饱肚子了。

在大沟北边的几个村子里又要着吃了两天，有一天中午吃了一顿饱饭，我姐就说，今天下午咱趱紧了走上一截，今天就要到靖远县。

那天下午鼓着劲儿走了三十里路，过了一个庄子，又走过了一个庄，又过了一道沟爬上一道长长的山梁。光是在山梁上高高低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一座山峁上。我们问下人的：下了那个山峁是一片大荒滩，荒滩的那头山根里有个村子，那就到靖远了。我们站在山峁上看见了那村子。这时已经黄昏了，一会儿天就要黑了，我们急急忙忙地往峁下走，朝着荒滩上的一群羊走过去。我们知道，有羊群就有放羊的，但就在这时从东边的山沟里跑出来两只狼，一下子钻进羊群里把一只羊扯倒了，又扯倒了一只，把羊群整个冲散了。明明白白荒滩上有个放羊的人，狼还是把羊扯倒了。我和姐吓坏了，不敢走了，慌慌张张又上了山峁。我姐说，咱原路回去吧。

可是，回去又谈何容易，刚刚爬上山峁，走过一个凹塌，天就黑下来了。我的心里害怕极了，我想，天黑了，山梁上可不要窜出狼来。我就跟姐说，姐，不要走了，天黑了，出来狼咋办呢！就这里蹲下吧。我姐这时也有点害怕了，但她说，蹲下哪行，蹲下就没狼了？蹲下还不冻死吗！

我姐说得对。蹲下就是避开了狼，也非冻死不可。已经腊月二十几了，正是三九天气，太阳一落就冷得受不了。我和姐除了穿个破棉袄，下身是单裤子，两条腿已经冻麻木了，如果停下，时间不长就能冻死。

我们就接着走，但是走了也就是五六里路，我就走不动了。饿是次要的，就是冷，再加上害怕遇上狼，心里恐惧，这寒冷就格外压迫人。我的两条腿已经冻得透透的，腿都伸不直了，走不成路了。

我姐看我的确走不动了，就背起我走。提笼儿交到我手里。她的手揽着我的腿。

我姐那年十七岁，个子大，但终究是挨饿的人，走一截也乏了，越走越慢，后来站下了，放下我缓一会儿。她说，这怎么办呀，路还远着哩，我也乏了。我没喘。喘啥哩，我成了我姐的拖累了！我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我脑子里就想着一个问题：今晚上不是叫狼吃掉就是冻死，再也看不见娘了！

就在我抽抽搭搭哭的时候，我姐突然说，拴娃，你看，那是不是一盏灯？

这是腊月二十几的日子，天刚黑月亮就下山了，山山洼洼一片漆黑，我根本就看不见哪里有一盏灯。姐说:

你看，在半山坡上，有一点亮光呢。

我按着姐指定的方向看，果然看见了一点点黄色发亮的东西。凭经验判断，那里有一间房子，房子里点着灯，灯光照在窗纸上。姐说；

走，到那达缓着去。

姐背着我从陡坡上往下溜了一截儿，出现了坡地的塄坎，在一块坡地的边上出现了几间房子。一只狗叫起来了。是个羊圈。我姐说。

那时候农村的人家早不养狗了，狗吃粮食，只有生产队的羊圈才养狗，而且是山坡上攒粪的羊圈才养狗。会宁县和我们通渭县一样，山多川少，庄稼地都在山坡山梁上，为了往地里背粪方便，很多羊圈建在离村庄很远的山坡和山顶上。

这个羊圈就是在靠近山梁的山坡上，一间大棚子圈羊，旁边还有两间放羊人的住房和草窑。听见狗叫，房门开了，一片黄色的灯光洒到门口，一个人走出来问了一声：做啥的？

我姐忙说，要馍馍的。

要馍馍的？那人反问了一句，接着又说，三更半夜的你们要馍馍哩！

老大大，我们是往靖远去哩。走到北边的山梁上看见狼了，不敢走，折回来了。

放羊的说，你还背着个人？

姐回答：是我兄弟。老大大，我兄弟冻零干了，你叫我们在你房里缓一下。

去去去，我这里没处住。

放羊的大声说完转过身去就要关门，但我姐紧蹿两步用身体抵住了门板。我理解姐姐的心情：真要是被那人拒之门外，我们可就麻烦了，因此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同时我姐又说，老大大，把我们留一夜嘛。

但放羊的吼开了：哎，你还进来了？出去！出去！谁叫你进来的！

但我姐挤了进去说，老大大，求你了，叫我们缓一下嘛。

那人还是吼，谁是你的大大！出去！出去！出去！

姐姐不仅不出去，反而把我放下了。我因为腿冻得没了知觉，一放下就跌倒了，坐在地上，咚的把地砸得响了一声。这时我看清了，这个放羊人大概四十岁的样子，一脸胡子，很凶的样子。但姐姐不害怕，姐姐和我被人骂惯了：滚！走开！这样的话我们一天不知道要听见几次。所以姐姐放下我之后继续央求：

老大大，叫我们缓上一夜嘛。没处去呀，这荒山野岭的。你看，我兄弟已经冻得站不住了。

放羊人还是不松口：我管你站住站不住哩！我这么小个房，这么小个炕，你们两个人一睡，我到哪里睡去！

的确，他这间房子很小，二三尺宽的一条地，不足四尺宽的窄溜溜炕。我姐忙说：

老大大，留一下我们嘛，可怜可怜；我们不上炕，就叫我们在地下蹲一夜也行。

可能是我姐说的在地上蹲一夜也行的话打动那个放羊的了，那人在炕上坐下了，打量着我姐问起话来：你们是哪达人？咋到这里来的？

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和姐姐一天不知道要回答几次，而且都是说实话——我们是通渭第三铺公社的人，我爷饿死了，我大饿死了，家里剩下我奶、我妈和一个妹子，我们姐弟三个人出来要饭，二姐又丢失了，不知死活……而且，这天我姐还说起了我二爸、三爸和四爸家的情况，三爸死了，三妈到陕西要饭去了……

我姐要饭有经验了，为了打动人心，得到同情，一说起来就痛哭流涕，往往就是最严厉无情的人，听了也为之动容。所以这天我姐说完，那个放羊人就不撵我们了，还说噢，你们家这么可怜！

于是，我姐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放到炕上，接着央求：老大大，可怜一下我兄弟，我们家就这一个后人，你行个善，叫我兄弟在炕上暖和一下。我在地上蹲着都行呢。

缓上一夜就缓上一夜吧。放羊人终于松口了，但他眼珠一转又说，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

你要啥好处？我姐惊讶地问。

啥好处？嗯……这话……当着你弟弟的面，我还不好说……

那人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支吾起来，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然。

你说嘛。我姐催他，看着他。

还真有点……不好说。那人似乎还真有点难言的样子，站了起来，扭过脸去不看我和我姐，但他沉默片刻后又说，走，你到外边去，我跟你说个话。

我姐怔了一下说，到外边做啥呢，怪冷的。你有话就在这达说嘛。

但那人噔噔噔几步走出门去了，在门外喊，你出来，到旁边草房来，我跟你说话。

我姐没出去。姐可能觉出了什么不祥的事情，坐着没动。后来那人又喊了：你出来不出来？我姐看了看我，说，栓拴，你坐着，我出去一下。

我姐出去后在门口站着说，你有啥话你就说嘛，但那人的声音说，你喊啥哩？来，到草房来，我在草房跟你说，外面太冷。接着，我就听见了门轴的吱扭的响声和那人的招呼声：进来，进来。

我不知道那人说了些啥话，但我姐很快就回来了。煤油灯的光线照在姐的脸上，我看见我姐的脸色红红的，又像是很生气的样子。接着那人也跟进来了，很厉害的声音说：

怎么，你不答应吗？

我姐咬着嘴唇说，不行！

那人很凶的样子，很吓人地说，不行？不行了你们就走！我这里不招你们！你和你的兄弟愿到哪睡去就到哪睡去！

我姐不说话，在地上站着，背朝放羊的，也背朝着我。后来，她默默地把进门后从头上抹下来的一块棉线织的遮风挡寒的头巾拿起来，默默地包在头上，然后拉我：

拴拴，下炕，咱走。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不想走。我知道，出了门就要受冻。我说那个放羊的:

老大大，你不叫我们睡吗？

放羊的脸上一种怪模怪样的表情：娃娃，不是老大大不叫你睡？是你姐不愿意在这达睡。

我又问姐；姐，你咋不愿睡？

姐不回答，厉声喊，下炕，叫你下炕你就下炕。走！

我一下子哭了：姐，就在这达睡吧，外头冻死呢……

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接着扑腾一声跪在地上，哭着央求：

老大大，你就可怜我一下。我已经许了人了，说下今年娶亲的，闹年成才没娶……你可怜一下我，我把你认个干亲，你是我干大，行不行？

不行不行，你想走就走，领上你的兄弟快走……那人说。

我姐还是哭着说，干大，你是我干大。不管你认不认，我都叫你干大。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可怜一下，行个善……

那人说，不是我不可怜你兄弟，是你不可怜你兄弟！你就不要怪我不行善。

姐说，干大呀，你行行好，救我兄弟一命……

那人说，少胡说八道，谁是你干大，谁球稀罕你叫一声干大！走！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以我当时的年龄的确辨不清当时出啥事了。我那年才十岁，还不懂事呢。我只是感觉出来那人不叫我们住他那达，是因为那人要我姐做一件事，而我姐又不答应。于是我就问我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我姐光是哭，不回答我。哭了好久，她像是作出了决定，她又摘下了头巾，咬着嘴唇对我说：

拴拴，不走了，咱们不走了。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儿就睡……

那个放羊人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叶叶？

我不懂那个人说的啥话，反正是他不撵我们走了，我就放心了，放心地脱了棉袄钻进被窝里了。睡着了。羊圈里的炕都烧得热，有羊粪……这一觉睡得香得很，直到我姐把我叫醒。我们在人家过夜的时候，我姐经常半夜里把我叫醒。那时我身体弱有时把人家的炕尿湿。但这天姐叫醒我之后没叫我下炕尿尿，却说，拴拴，穿鞋，咱走！这时候天还没大亮，就见门缝里刚刚透进来一束淡淡的青光。我跟姐说天还没亮嘛，急着咋哩？我还想睡。但姐不解释，态度很粗暴地一把拉起我来，不等我穿鞋，她就把鞋给我穿上了，拉着我出了门往山梁上爬去。

姐好久没说话，就是走。等到上了山梁，姐才回过头来说：

咱回，回家去！

这时我才看见姐的眼睛哭得红红的。姐跟我解释：咱回家吧。快过年了。我想娘，想奶奶了。

我说我也想娘，想奶奶。

我们就沿着山梁往南走，往通渭走。

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个放羊的老大大在羊圈的炕上睡得跟死猪一样，打着呼噜。

我和姐姐是大年初一回到槐树湾的。那时我娘已经去世了，奶奶活着，妹妹活着。到家还是没吃的，第二日早上我姐又出门要饭去了。我跟着奶奶过了一个月，妹妹先殁了，接着奶奶也下场了，生产队就把我送到了公社的幼儿院去了。

我再见到大姐，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我已经到了定西孤儿院了，上一年级。那是七月的一天下午，孤儿院李院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了，说是有人来看我。原来是我大姐。大姐说她要饭去陕西了，她是从陕西回到定西，然后要回通渭县家里去，在定西城里遇到了年家湾村的年至真。年至真是和我一起来孤儿院的，他比我大两岁上四年级，和几个大娃娃在定西县的大成小学上课，在孤儿院吃住。他在去上学的路上认出了我姐，告诉姐我在定西孤儿院呢，我姐就到孤儿院来看我了。我姐问我孤儿院能吃饱吗，我碍于李院长的面不好说挨饿的话，就说能吃饱。我姐说能吃饱就好。

那次来孤儿院看我，我姐还买了一把枣给我吃。那时枣刚下来，我姐用一个手巾包着。

到兵团工作以后，两三年我就回家探一次亲，探亲就是看大姐。不回家的一年，过年时给大姐寄几十元钱。大姐还在世。大姐成家后生了三个儿子一个丫头，丫头出嫁了，大儿二儿成家了，小儿还上高中呢。

十八年以后大姐打听到二姐那次出去要饭在靖远县的周家咀跟了个男人。1978年我和大姐专门找去了，找到后二姐不认识我和大姐了，我和大姐也认不出二姐了。

华家岭

芬儿一旦决定回家，就心焦火燎地赶路，连要饭的心思都没有了；她领着弟弟顺着南北贯通会宁县的祖厉河畔的公路往南走，饿了就在路边的村庄要口汤喝。三四天时间，就进了会宁县城。前一段时间要饭往北走，她领着弟弟没敢进会宁城，怕被城里的收容所扣住遣送回去，可这次她领着拴拴直奔县城。她对弟弟说，咱就到收容所去，叫公家把咱押送回去。收容所有汽车，说不定到家还能赶上过年。

芬儿还真说对了。拴拴跟着她打听收容所找到城西南角的一个收容所的时候，正是吃晚饭喝糊糊汤的时候。六七十个被收容的乞丐排队打汤，一个穿蓝色制服棉袄的干部站在打汤的地方说：

吃完饭，你们就休息，明天送你们回通渭去。

收容所设在了一家私人的庄子里，有两排平房，还有两三间土坯旋砌的土窑。这里只有几个民政局的干部，还有雇来做饭的和协助工作的几个城镇居民。看来，这个收容所是专为收容乞丐而设置的，因为没有一个警察。

一人一碗谷子面的糊糊汤喝完，乞丐们就被赶进了土窑，门外上了锁。乞丐们拥挤着在铺了麦草的地上过夜，没有炉子取暖。好在风刮不进来，又都是风餐露宿惯了的，没有人喊冷，只有呻唤声，咳嗽声，且渐渐平静下来。

有一件事姐姐没说对：没有什么汽车。第二天早上起来，民政局干部就叫大家排队。还是那个穿蓝色棉制服的人喊：走了！走了！排好队！有人叫唤起来：不给些吃的吗？蓝色棉制服说，走，联系好了，在前头路上吃饭！有人说给上些吃的嘛，不吃饭能走动吗？蓝色棉制服说，走，少废话！给上些吃的？给上些吃的你们腿攒劲了，跑了！另一个工作人员大声喊：

放心走，饿不着你们。背着粮哩！

人们看时，几个身体有劲的乞丐背着面口袋跟在一个干部后边走出大门去了。

人们似乎放心了一些，不吭声了，跟着这两个民政干部走出院子。什么样的人都有，五六十岁的老汉，老婆子，中年男女，十来岁的娃娃，夫妇领着孩子的。共同的特点是衣着破烂蓬头垢面，脸色蜡黄，很多人有棉袄没有棉裤，出了院子冷风刮来，人就索索地抖起来。民政局干部的担心是多余的，走了不长一段路乞丐们就拉开了距离，零零散散了，但没有人逃跑。看来，这些人不论是自愿还乡还是被迫还乡，都是听话的。有些人身体很弱，但挣扎着努力前行。

押送这些人的总共五六个人，一开始他们都很负责任，不断地喊叫跟上！快跟上！今天走到华家岭呢！到那儿就有汽车了，把你们送回家去！后来就都不吭声了，和乞丐们混在一起走，因为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些乞丐都是想回家过年的，也都走得很努力。

拴拴和一个中年人走在一起。早晨一出窑门，民政局干部就把姐姐喊出去了，叫姐姐背上些粮食，前边走。昨天一进收容所，管理干部就认下她了，认为她自觉来收容所的，可靠，她的身体也高也强壮。她便把弟弟托付给了昨天认识的一家人。

昨天晚上喝完了汤在土窑的麦草上躺着的时候，姐身旁坐着个女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那女人是全家出来要饭的，一个男人在旁边躺着，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女子在两人中间坐着。那女人看他俩是新来的生面孔，就问姐：你们是哪达人？姐回答，通渭第三铺人。又问哪个村？姐说槐树湾。一听是第三铺槐树湾的人，那个男人翻身坐起来问，槐树湾？槐树湾谁家的？姐说我大叫那永福。那人叫了起来：那永福，你是那永福的丫头吗？你认得我吗？姐姐摇了摇头反问你认得我大？那人说，怎么不认得呢，我是袁家沟的何家嘛，离槐树湾十一二里路嘛。我还去过你家。你家有爷爷奶奶，还有你大你妈，有两个丫头。姐姐纠正他：三个丫头。那人说，两个，那次到你家，你大说的两个，还有个男娃。姐说，男娃就是我这个兄弟，可丫头是三个，我还有个碎妹子哩。男人说是吗？你碎妹几岁了？姐说五岁了。那男人说，那就对着哩，我是五六年前去的，你碎妹还没出生哩。唉，日子过得真真快！那年我是做啥呀……对了，那是我家的牛跑了，我到槐树湾的山沟里去找，回来渴了，想喝口水，进了你们家的。以前就知道你大，也见过面，没说过话。那次见了，就认识下了。

昨晚那人还问了姐许多话：为啥出来要饭？都到哪些地方要的？姐一一回答了，那人不断地叹息，叹息人生无常，叹息世事艰辛。

由于谈得热火，早晨民政局干部把姐叫去背粮，说背粮的要前边走，姐就把拴拴托付给这家人了。姐说，何大大，我前头走了，收容所叫我背口粮呢，就是大家路上吃的。你把我兄弟领上。

乞丐们出了会宁城，先是沿着通（渭）会（宁）公路走，后来就脱离了公路，沿着田间小道，沿着村道，顺着河谷，爬坡翻梁前行，向着高耸的华家岭方向。有些人喊起来，怎么不走正路呢？民政局干部说，走捷路呢，今天要赶到华家岭。

这一走就走了半天，到饭时候已经走进华家岭的群山之中了，周围都是白雪皑皑的山梁，民政干部还催着大家快走。乞丐的队伍拉开了距离，稀稀拉拉有二三里长。有些人走不动了，喊腿痛，喊饿了，但民政局干部说，再坚持坚持，到王家寨子吃饭。

拴拴不知道王家寨子在哪里，只是咬紧了牙关跟着走。

终于，太阳滑过头顶了，乞丐的队伍走进了王家寨子，一个向阳的山坡坡上的一片村庄。先期到达的一个干部在村口路上站着，招呼后边走来的人：

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在这个庄缓一下，喝汤。

先期到达的乞丐们已经在烧汤了，分在两户农民家里。那拴拴进去的一家正好是姐姐烧汤，已经烧熟一锅疙瘩汤了。农民家的锅小，烧了三四锅，人们才吃饱。——这一顿饭还真吃饱了，民政局干部知道今天的路远，还都是上坡，舍得下面，疙瘩汤里有许多指甲盖大的面核核。

先喝完汤的人，民政局干部催着叫先走。乞丐们分成两三拨出发了。姐姐叫拴拴还是跟着那个袁家沟的中年人走，说到华家岭收容所见面。姐姐还要给没喝汤的人烧汤。

那拴拴跟着人走，路越来越难走，一个劲儿钻沟，爬坡，有些地方小路被雪埋掉了，民政局干部领着他们走，雪有半尺厚。后来上到华家岭了，沿着山梁上平坦的公路走。公路南北方向，公路上汽车轧出的辙印层层叠叠。风大极了，也冷极了。刮的西北风。

这时候天已经黄昏了，那个中年人说还有十多里路就到新站了。那拴拴前后左右看去，他们走的这道山梁最高，两边的山都矮。云彩在他们脚下，太阳也在脚下，太阳在云彩里藏着，把云彩烧红了。

又走了五六里路，太阳从西边的云彩后边消失了，他们前方的公路边上出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不小，有些房顶的烟筒冒着淡淡的蓝色烟雾。这是麦秸、谷草燃烧的烟雾，它和城镇的烟筒里冒出的黑烟不一样。蓝烟一出烟筒就像被扫帚刷地扫掉了，消失了。华家岭的风太大了。风把拴拴的两条套着穿的单裤刮得哗啦啦响。虽然他的脸已经冻木了，但还是被风打得疼痛难忍。

娃娃，你现在阿么办哩？我们不走了。

走到那片村庄旁边了，那个中年男人站住了说。拴拴不明白他的话，看他。他又说：

我实在走不动了，这达有个熟人，我们要到这里站一夜去。你是往前走呢，还是在这达等你姐呢？

拴拴听明白那男人的话了，突然就觉到了骇怕。从会宁城出来，姐走在前头，吃过中午饭姐留在后边给人烧汤，现在，姐还落在后边很远的地方，而他们前后走着的人一个也看不见了。这个人说他们要到熟人家去，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天已经黑下来了，左右看出去都是深沟，深沟被夜色填满了，如同万丈深渊一样可怕。他的前面是一座黑魆魆的山头，脚下的汽车轧下的辙印往那个山头爬去。

娃娃，你往前走吧。这里是老站，往前五六里就是新站。收容所在新站，前边走的人都到新站去了。那人又说。

拴拴一点儿都不明白这个人说的老站新站是什么意思。还在明清时代，华家岭上的这条铺满积雪的道路，就是中原通往定西、兰州的必由之路，无数的商旅马帮、左宗棠征伐甘（肃）新（疆）的大军就从这儿走过，这儿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驿站和兵站。民国二十六年，国民政府出于战略的需要，开始修建和拓宽这条驿道，二十九年贯通的西（安）兰（州）公路在老驿站南边三公里处建立了汽车站，修建了很高级的招待所，苏联援华战争物资经由此处运往抗日前线，中央大员和地方官员来往于东部和甘新青之间也要在此处落脚住宿。拴拴又一次回顾走过来的茫茫雪路和瞻望黑楚楚的前程，心都颤抖起来：

大大，你把我领上吧，我跟你去蹴一夜。

中年男人也回头和前瞻了片刻，很为难的样子说：

那就走吧。

那一家人进了一个土墙土房的院落。主人烧汤招待，也给拴拴舀了一碗，但是睡觉时为难了：主人家就一盘炕，主人家两个大人两个娃娃，客人两个大人一个女子，打颠倒睡把一盘炕挤得满满的。中年男人就说拴拴：

你就在地下蹴着吧。

拴拴在地上蹲了一会儿，华家岭上没有取暖炉子的农家房子跟冰窖一样，冻得他实在睡不着，便央求主人：

老大大，叫我在炕旮旯上蹲着吧。我不占地方，就蹲着。

主人不忍心了，说，上来吧。

拴拴上了炕在炕旮旯里蹲下，但后来主人客人都睡着了，他也睡着了，歪着头，不知不觉就躺倒了。

早晨起来，主人不做饭，客人也自觉，说，我们到收容所吃去。拴拴就跟着出来了。拴拴已经习惯和姐姐分开过夜了。他们在要饭的日子里，每走进一个村庄，都是分头要饭——这样可以多要一口馍或者一口汤，因此，经常各自在给馍的人家睡觉，然后第二天早晨在村口碰头。但是，这天走到新站附近的时候姐姐在街口站着，一看见他就发火了，就像刚出来要饭的那一天对待二姐一样：

你到哪里去了！

他说，跟这个大大在人家屋里蹴了一夜。

姐姐啪的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我给你说过没有，在收容所等我！

他不吭声。姐又说：

你把我吓死了！我当成你叫狼吃了！怕你在路上冻死了！我等到半夜不见你，天不亮又在这儿找你。

拴拴不回嘴，他知道姐为他操心了。这时那个中年妇女说话了：

你不是托付给我们了吗，我们能把你兄弟撇了吗？

姐又高兴了，赶紧从手中的提笼里摸出个馍给拴拴，说快吃，饿坏了吧！

还在从会宁与靖远县的交界处往回返的路上，在会宁北川的甘沟公社的一个村庄里，进了一个庄廓，一个人也没，家搬空了，但在一个房角上发现了几捧秕胡麻，里边也有许多雀粪和老鼠屎。拴拴和姐把粪拣出去把胡麻拿上了，又在一户有磨的人家磨碎了，又在一户给了两碗甜汤的人家搀上汤烙成了馍。这些馍他们舍不得吃，说带回家给娘和奶奶吃，还有妹子。他们姐弟两人要饭每天能吃上些，身体已经强多了，饥饿感减弱了，能存住馍了。几个人回到收容所。进门的时候，头天管他们的那个穿蓝色棉制服的民政干部问姐姐：

丫头，找着你弟弟了？

姐高兴地笑着回答找着了。然后，姐就跑到灶房烧汤去了。姐勤快，到了哪儿都帮人干活，人都喜欢，都愿意招呼她。

一人两碗汤喝完了，人们都挤到收容所的办公室门口，问汽车啥时来？还在会宁收容所的时候，民政干部就讲了，会宁城里雇不上汽车，到华家岭汽车站再找车，那里是枢纽站，班车多，谁去那儿都可以坐上车，车票钱收容所出。但这时华家岭收容所的一个警察说话了：这么厚的雪，哪个司机敢出车？今儿个腊月二十九了，能走动的就自己走，走上回家。走不动的等着看，看来车不来车。很多人哭开了：这么厚的雪，怎么走到家呀？

很多人走了，他们回家过年的心切，他们也心里清楚，路上雪太厚不会来车的。拴拴姐没动弹，她帮着灶上的炊事员和会宁来的管伙食的干部把锅碗收拾洗净了，跟会宁那个穿蓝色棉制服的干部说，我兄弟小，昨天走了一天，腿肿了，你照顾一下，叫我们缓上一天，也等一下车。有车我们坐车，没车我们明天走着走。蓝色棉制服说行哩，晚上你还给我们烧汤。

华家岭收容所是正式的收容所，有警察，有民政局干部，房子里有炕。这天华家岭的管理干部安排拴拴和姐和其他的娃娃们睡在炕上，大人们睡在地下。半夜里，拴拴身旁睡的一个小娃娃没气了，没人往外扔。门从外边锁着的，谁也出不去。早晨管理干部开门进来，看死娃在炕上躺着，把一个大人骂着叫抱出去撇了。那人撇完死娃回来，管理干部说，今天三十了，车肯定是来不了啦！做饭的也回家过年了，没人烧汤了。你们都自己走，想办法回家吧！

本来剩下的人就不多了，离开收容所走了一阵，出了新站，拴拴和姐身边也就剩下袁家沟的那一家人了。雪厚得很，走起路来特别吃力，只听见咯吱吱的脚步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还有寒风的啸叫声。拴拴和姐与那家人没有走散，是因为两家人都住在第三铺公社，相距很近，动身之前两家人就说好的，一搭儿走。

他们走的是华双公路。这是一条以华家岭新站为初始站，通过马营公社所在地马营镇，再经过锦屏公社、通渭县城、碧玉公社……进入秦安县再去陕西省双石铺的跨省公路。从华家岭新站到马营镇二十公里，山大沟深，汽车路就在高高的山梁上逶迤旋转一路下坡。

他们计划这天要走到锦屏公社的坡儿川，总共是距新站三十多公里，但是走了不到十公里，那个男人就走不动了。婆娘娃娃们停下来等。等他跟上来时，瘦瘦的脸黄腊腊的，鼻梁上一道白印印直通到额头上。缓一下再走，男人又落后了，几个人站下来又等。这样数次，那男人站下来喘息，说：

不行了，我走不动了。

拴拴的姐有点着急：这么走，啥时间能到家？

那妇女也是黄渣渣的脸色，也是走得气喘吁吁。看出拴拴的姐不耐烦了，替丈夫解释说，饿的，前天一个猛子走了八九十里路，乏劲没缓过来，今天一口汤也没喝上。

拴拴姐说，强挣着走这梁也要走下去，到马营再缓着。

那妇女说，实在是饿了。

拴拴姐说，哪一个不饿？要强挣着走嘛。

那妇女说，丫头，男人比不上女人娃娃，饿起来饿得劲大。

拴拴姐说，这咋办呢，才走了十几里路？

拴拴姐说完这话，扭过脸去朝着山梁旁的深沟看着，心里想这事该如何处理。很快地她就在心里作出了决定，就弯腰放下胳膊弯儿上挎的提笼儿，又摘下挎在肩上的一个面口袋。自打从会宁县城出来，这两天又背粮食又烧汤，她和民政局管伙食的那个干部混熟了。昨天晚上烧汤的时候，那个干部把八九斤谷子面连同装面的口袋递给她了，说丫头，明天食堂就不烧汤了，我们也要回会宁家里过年呢。这几斤面你拿上，领上你的兄弟回家去。当时她快乐得脸上都放光了，一声接一声地叫着大大说，你拿回家去吃嘛。那个干部说，丫头，这是公家的，你拿走没关系，就是预备下叫你们吃的嘛。我拿回家可就犯错误哩，可不敢拿！她接过面粉之后，昨天在灶房里就找了根麻绳扎紧了袋口，另一头扎在面袋底上；今天上路的时候，麻绳搭在肩膀上，面口袋吊在腋下，就像是挎着个书包。她再把提笼儿挎在胳膊弯儿里挡住人们视线，于是，不盯着看的人就发现不了她背着八九斤面粉。

昨天往口袋上拴麻绳的时候，她还把提笼里的几个胡麻面馍馍也放进面口袋里去了。此刻她背对着那一家人解开了袋口上的麻绳，伸进手摸出一个胡麻面馍馍来。馍馍上沾了些灰黄色的谷子面，她抖了抖，另一只手伸进去把馍馍上粘着抖不下来的谷子面抹进面口袋，转过身把馍馍递给那个男人说：

你把这个馍馍吃上。

一开始那个男人没太在意她的举动，当她解开口袋抹去馍馍上的谷子面的时候，那个男人的眼睛才注意起她的手来。她把馍馍递过去，男人的手就抖得啪啦啦的接住了。嘴里说了一句很感激的话：

丫头……大姐姐，我怎么报答你哩……

拴拴的姐姐说，报答啥哩。你吃上了我们赶路。

那男人手抖得厉害，把馍馍举到嘴上。一开始他伸了一下舌头，想舔一下粘在馍馍上的谷子面，但他的嘴干，他便伸着舌头舔了一下牙齿，又舔了舔唇，然后才用舌尖尖舔了一下馍馍上的谷子面粉。

生谷子面有点甜味，他的舌头在嘴里转动着，转了很久。他一定是品出了甜味，且长时间地品味着甜味，香味。接下来他就三口两口把胡麻面馍馍吞进肚子去了。胡麻是榨油的材料，香得很，且滑润不扎喉咙。只是他吃得太猛了，噎住了，他闭紧了嘴伸着脖子鼓着眼睛咽下去了。

唉，香得很！

后来他说，并且舔了舔手指头。

出门要饭的后一阶段，由于天天能要上饭，拴拴和姐姐的饥饿感已经不那么强烈了，所以那男人吃胡麻面馍馍的时候，他们两人静静地站着看那人的吃相。那母女两个人也一动不动地站着看。待那人吃完了，姐像是可怜自己一样叹息了一声：

唉，遭的这罪！

她转身弯腰准备系口袋，接着走，但这时那个妇女说了一句：

大姐姐，把你的馍给我的丫头也给上一个。

拴拴姐姐看了她一眼，说，这馍馍我是给我娘我奶奶存下的，自个儿都舍不得吃。

那妇女说，给上个嘛，大姐姐。

那个和姐姐年岁相仿的丫头也说：大娘娘，给上个馍馍。

啊呀，这种声音拴拴太熟悉了——离家要饭的第三个傍晚，那是在沙家湾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姐姐就是第一次这样要饭的：

大奶奶，给上些吃的。

突然，拴拴就热泪盈眶了，说姐姐：

你就给他们一个嘛。

姐姐瞪了他一眼，像是生气了，但是略为停顿一下，又弯腰从面口袋里掏出个馍来，掰成两半，分头给了那母女俩。口袋里还剩四五个馍了，姐的手伸进去模了好久，掏出一个小点的，像小娃娃的手掌那么大那么薄的，跟拴拴说:

你把这个吃上。

拴拴说了声给娘留着，转身走起来。他这几天特别想娘：自己和姐姐能要着吃上馍馍，能要着喝上面汤，能要着吃上洋芋，可娘和奶奶在家里吃的什么：草胡子根，荞皮，麦衣……他跟娘跟姐姐曾经把苞谷秆秆切碎炒干，放在磨子上推。苞谷秆秆进不了磨眼，娘用一根柳树枝子往下捣。苞谷秆秆磨成粉吃，扎嗓子，的确咽不下去……

拴拴才走出十几步远，就听见姐姐短促地尖叫了一声：

拴拴！

他扭脸往后看，一下子惊呆了：那个男人抓住了姐姐手里的面口袋，姐姐用力往回拽，那男人就是不松手。提笼儿在附近的雪上横着。

姐！他叫了一声。

姐一边夺一边喊：

快过来，我们一起夺！

他反应过来了，噔噔噔跑过去。这时那男人已经扑倒在地了。那个男人身材虽然高大，却是虚弱，没力气，但扑在雪窝里之后，还是抓住口袋不放，姐夺不下来。拴拴跑过去拉住了姐的胳膊，往回夺。那个妇女也扑上来了，她怕男人捏不紧口袋，干脆双手也抓住了口袋。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势，八只手捏着面口袋往两边拉，且拴拴和姐姐占了上风：他们两人比那一对中年夫妇有力，那两个人随着他们姐弟两人的倒退而往前滑动。那个丫头在一边站着，惊呆了。

猛的那个妇女喊起来：

把剪子拿来，戳烂，戳烂了咱吃！

那个手足无措的姑娘说：

人家攒劲，把你打死呢！

那妇女发狠道：

拿来，赶快把剪子拿来！

拴拴和姐以为那妇女吓唬她们，没当回事，一起用力夺口袋。不料那丫头还真拿了个剪子来，狠劲儿往面口袋上扎了一剪子。结果，嘶啦一声响，顺着剪子扎破的地方面口袋断成了两截，八九斤谷子面粉噗的一声洒了出来。由于双方用力很大，面粉在雪地上洒了一大片。

拴着面口袋的麻绳没断，一头在拴拴姐姐手里，一头在那个妇女手里。

拴拴和姐姐惊呆了，对方的两个人也惊呆了。然而双方很快就清醒了，姐姐去拾那几个胡麻面馍馍，馍馍却被那个中年男人跪在地上先搂在怀里了，用胸膛压住了。姐姐改变了主意，跪在地上捧面，但是捧了一捧，捧在手里还没地方放。后来她摘头巾想把面放在头巾里，可手冻僵了，一时又解不开脖子底下挽住的疙瘩。她又急又气，呜呜地哭，骂了起来：

瞎熊！你们一家人都是瞎熊！说下的一搭儿回家，你们夺我的粮食！你们一家人都这么瞎账！

姐姐终于解开了头巾，铺在地，捧面，但捧起来的却是面和雪的混合物。面撒得太薄太均匀了！姐姐伤心得大哭起来！

瞎账！太瞎账了！你们这些瞎账……哇啊啊啊……

不料那个妇女也发怒了，从丫头手里接过剪子向姐姐走过来，也破口大骂：

你这个小杂种，你骂谁瞎账，你骂我瞎账吗？

悲愤交集的姐姐骂道：

瞎熊，你过来，你过来看我不把你掐死！

但是姐姐还是不由得跪着往后退了一下。虽然那个妇女没有她健康，手里却拿着剪子。那妇女也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还就挺着剪子向前逼来，大声吼着：

掐死？你要把我掐死？我今天倒是要看一下，谁能把谁整死！

她的剪子唰的一下就捅过来了。拴拴的姐吓得往旁边跳了一步，这才躲过那把剪子。她嗷嗷地叫起来：

嗷，要杀人了！嗷，要杀人了！你还真戳我哩……

戳你！我今天要吃你的肉哩！那女人已经发疯了，掉转了方向又一次把剪子戳过来。

拴拴的姐姐这一次极为警惕，呼地往后跑了几步，嘴里喊：

拴拴快跑！

拴拴紧跑了几步，跑到姐姐身边去。

姐弟两人害怕那女人追过来戳他们，跑出十几步远，但那女人并没有追过来。那女人跪在地上了，一只手拿着剪子，一只手从地上抓面粉，往嘴里塞。看来，那女人并不像如她所说要整死姐姐。于是，姐弟两人又慢慢地走了回来，两个人也像那女人一样，从雪地上抓面粉，并且，姐姐把头巾又摊在地上了，双手从雪上捧面粉。姐弟两人知道，损失已经无法挽回，那就能拾多少就拾多少吧，竭力多收拾几把带回家去吧。他们很清楚，这时骂和喊没有任何用处，与事无补了。但不料想，姐弟两人刚捧了几把，那女人又站起来了，挥舞着剪子扑过来，嘴里喊着：

再拾，你们再拾，我把你们戳死！

姐弟两人只得又一次后退。于是女人又一次折回去抓面吃去了。于是姐弟两人又一次试图接近，但又被那女人吓退。干脆，这次那女人追过来之后再也不去拾面粉了，而是吼着：

滚！走开！你们不要想抓一把走！

在她的后边，她的丈夫，她的丫头，一把一把地抓面粉，往嘴里塞。

拴拴这时已经泪水汪汪的。他因为这巨大的损失而心痛不已破口大骂：

我日你先人，你这个土匪！你们一家子都是土匪！我日你先人……

姐姐没骂，姐姐明白，这个女人是在保护他们抢夺的成果，不叫他们姐弟染指。她也清楚，她和弟弟夺不回自己的面粉，骂是毫无用处的。她只是心疼失去的面粉，心疼得哭，抹眼泪。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走，拴拴！咱打不过她，她手里有剪子！叫他们拾着吃去。把他们胀死去！

姐姐和弟弟盘桓一阵子之后无奈地撤离了。三步一回头，五步一驻足，哭着抽泣着向马营镇方向走去。

这天黄昏的时候姐弟两人走到了坡儿川。他们找了两三家人，想缓一缓，过夜，但没有一家人收留她们。不得已，他们在一个空庄廓里过了一夜。这个庄廓的家具摆得好好的，房檐下的台阶上垒着烧火用的木柴，一小捆一小捆码得很高，很整齐，一个冬天都烧不完，可家里没有一个人。姐弟两人抱了足够的木柴走进一间空荡荡的房子，在地上点火，围着火堆坐了一夜。姐姐抢着捧了几把面在头巾里，但他们没舍得吃，要留给娘和奶奶。

转天他们在几个人家里要饭，想喝上口汤再走，走完了半个庄子没要上一口汤。于是他们饿着肚上路了，往第三铺公社槐树湾走去。

过了半个月那拴拴听到人们传言：华家岭到马营的山梁上死下着三个人：那三个人是一家子，第三铺袁家沟村的何家。他们背着的面粉叫人抢了，面粉洒了一地。他们吃了撒在地上的面粉，渴了就吃雪，胀死了！

走进孤儿院

把春儿埋了之后隔一天的早晨，拴拴穿好了衣裳，拿了提笼儿正要出门，奶奶进来拦住了：今天你不要拾地软儿去了。他问咋哩？奶奶说我烧汤着呢，一会儿喝上些汤，我们到坡上去。到坡上做啥去？拴拴惊讶地问。拴拴很清楚，万岔梁的坡陡得很，存不住水，山坡上的窄条条地只能种耐旱的糜谷和洋芋，这时候光秃秃的啥都没有了。奶奶说：

我们搜腾着找一下去，看能不能拾上两个洋芋。

奶奶！哪里的洋芋呢，年时就叫人拾光了！

找着试一下去，要是能拾上两个不好吗？奶奶又说，拴拴，奶奶这几天肚子胀得不行了，实在是谷衣子荞皮子吃得人难受得很！

好吧，拾洋芋就拾洋芋去。拴拴同意了。奶奶说的实事：他和奶奶的肚子里装的都是谷衣荞皮草胡子根。他也希望有点好吃一点的东西。谷衣子苦得很，喂猪猪都不好好吃！荞皮就更苦了，还燥得很。草胡子根炒干用石臼踏出来，吃起来虽不苦，只有一点涩味，但那是羊吃的草呀。这些东西吃完了排泄不下来，每次上茅房都要奶奶拿一根树棍棍给他掏，痛得他杀猪一样嚎。奶奶上茅坑的时候自己掏；每一次奶奶上完茅房，茅坑里有许多血，排泄下来的草蛋蛋也叫血染红了。

喝完汤他就跟奶奶出发了。他们出了庄顺着山水沟走，沟边上有一条人们踏出来的小路，可以一直上到万岔梁的长城岭，过了长城岭二里路就是第三铺镇，公社管委会就在那儿。奶奶的身体真是不行了。拾洋芋的工具就是两个半尺长的铲子，锄草用的，拴拴把它们装在提笼里自己挎着，奶奶空着手走还是跟不上他。他也瓤得两腿发软，走一截就气喘，就休息，但奶奶还是跟不上他。他只好走一截就坐下来等奶奶。

他们慢腾腾地走了一里多路，就走到庄后边一片很陡的山坡上了。奶奶站在一片陡得能把牛滚了的像是弃荒地一样的窄条条地头上说，不要走了，这里就是洋芋地，前两年种下洋芋的。

是的，这里就是洋芋地，拴拴也记起来了。1958年上的学，他和村子里的娃娃们从这条小路去第三铺镇，这一片坡地上长满了绿油油的洋芋秧子，开着铃铛一样的白花，黄色的花蕊。秋天到来的时候，他和几个娃娃还在这里偷过洋芋，烧着吃。烧洋芋的情景有趣极了：就在地边的塄坎上挖一个小水桶样的坑坑，围着坑坑沿沿用鸡蛋大的土疙瘩往上垒起一尺多高的圈圈；圈圈越往上越小，最后收了口。从塄坎的侧面再掏一个洞，和坑坑底部掏通，这是燃火的灶眼。然后娃娃们就到沟里去拔蒿子、灰蓬和骆驼蓬，点着了，从灶眼里烧。那个坑坑就是灶膛，火苗蹿上来从土疙瘩缝缝里往外冒。烧上一顿饭的时间，一大堆蒿柴烧完，就把灶上的土疙瘩烧红了，再把洋芋从灶眼里塞进去，把烧红的土疙瘩捅倒，把洋芋埋上。再拿干土压上。过上一顿饭的时间把灶挖开，洋芋就都熟了，洋芋外头都烧成了硬硬的黄壳壳了，咬开，里边的瓤子又沙又白又香。

哎呀，那一年的洋芋长得又大又多！他听娘说过，那一年风调雨顺，不光是洋芋，还有小麦、谷子、糜子都长得好。

但是那一年的庄稼并没有丰收，大去引洮工地了，娘和大姐被县上征去修温泉到县城的公路。其他人家也都这样。——好些年之后，当自己的儿子长到他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才明白了，当年父亲、娘和大姐参与劳动的是形象工程。形象工程并不是后来才发明的，1958年就有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形象工程了，那一年的麦子、糜谷都落草了。到了深秋，下雪了，洋芋秆秆还长在地里，没人挖。但这时县上要来工作组检查秋收工作，队长就把奶奶也喊到地里，公社把学生娃娃们赶到地里。一帮小脚老太婆、娃娃和老汉能干啥活呀，眼看着工作组就要到生产队了，队长命令所有的人通宵达旦地抢收——把洋芋秆秆拔掉！工作组检查后很满意：槐树湾和第三铺公社的洋芋收完了！可是农民们遭殃了，冬季开始挨饿，转年春天人都走不动路了，庄稼没种上。到青黄不接的五六月就死开人了……

饥饿中的人们什么办法没想呀：拿着扫炕的笤帚到地里扫落草的粮食，大雪封山的日子去挖冻得硬邦邦的洋芋地，夏天也挖……

冻烂又风干的洋芋好吃得很！它变得黑黑的，和风干了的驴粪蛋蛋一个颜色；咬起来柔筋筋的；还有一股说不出的香味。

但是，毕竟这干旱的万岔梁的坡地被人翻过很多次了，像是梳子梳了篦子篦了……拴拴和奶奶挖呀找呀，直到饭时候，才捡到两块黑黑的鸡蛋壳壳大的洋芋皮皮。看来这是被人们遗漏却被雀儿嗑得剩下的壳壳。后来，奶奶直起腰来往脚下的村庄往远方起伏汹涌的群山看了看，说，拴拴，咱回家吧，冻着挖不动。

拴拴早就没信心了，说，就不该来。

由于他们走来走去走到两个山梁梁中间的山沟沟来了，两个人就顺着山沟沟往下走；这里没有梯田的坎子，好走一些。

顺着山沟沟下去就到了他们上山的路上，这里离着槐树湾很近了，转过左手的山梁梁就到了。这是个塆子，路也浅浅地弯进山沟里来。奶奶到了这儿往左右看了看，说拴拴：你前头先走，我后头就来。

拴拴明白，奶奶是要尿尿，便接过奶奶手里的一把铲子提着提笼儿往前走。只是他才走了十几步，就和左手山梁梁的小路上走过来的几个人相遇了。他急忙地喊：

哎……哎哎！

那几个人走得快，前边两个戴茶色眼镜的人瞪了他一眼还往前走，后边的一个人说了一声你哎啥哩！

有人……有人……

拴拴没好意思说出奶奶尿尿的话来。他认出来了，先走过去的一个人正是前几天他在生产队办公室看见的和队长吃饭的人。挨过队长打以后才知道了，那人是公社的一个什么书记。他不敢拦这几个人了，就急忙回头喊，奶奶，快，有人来了！

可是奶奶已经蹲在地上了，听拴拴喊还抬头望了望，却又没站起来。没办法，饿软了的人体质很弱，身体的各种功能变得很差了，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解裤带慢一点就要尿裤；再说，奶奶已经尿开了，哪还收得住！

奶奶尿完了才站起来。这时候那三个人已经走到离奶奶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奶奶匆匆忙忙提裤子系裤带，还抻了抻破破烂烂的棉袄衣襟。奶奶很尴尬，脸上先是露出羞惭惭的神色，继而轻轻地叫了一声：

王书记……

王书记不出声瞪着奶奶，奶奶便把羞色改成了笑容，怯怯地说：

王书记，你去槐树湾了？

王书记还是不出声。奶奶脸上的笑容便凝固了，不知如何是好，怯怯地低下头去。这时王书记说话了：

你姓啥！

奶奶没回答，后边跟上来的一个人说，这是那永福家的老奶奶。她的老三是当下教员的！

王书记扭脸瞪了那人一眼，又转向奶奶：

你做啥着哩？

奶奶思忖不安地抬起脸来：想找个洋芋，找了半天没找着一个。

你胡扯啥哩！

那人吼了一声，又大声说：

我是问你将将做啥了！

奶奶突然就慌乱起来，她的因为饥饿而变得像烧纸一样的脸上升起一抹红晕，她无意识地抻了抻衣襟，接着又扭脸看了一下身后。她身后的土地上有一片湿漉漉的印印，还冒着热气。她扭转头来的时候羞惭惭勾着脸。

说呀，你将将做啥哩？那人严厉的大嗓门又说。

奶奶没出声，依旧勾着头。

你说不说？

奶奶还是不说话，这时后边的那个年轻人又说话了：

说呀，王书记问你哩，你将将做啥着哩？你哑了吗？

奶奶吭吭哧哧地说话了，声气低低的：

我……没做啥……

没做啥？你没做啥吗？没做啥你尻子撅下着撅着哩！

王书记严厉地说。奶奶又不出声了，奶奶的脸红得像一块绸子。

说呀，你尻子撅下做啥着哩？

王书记又催。奶奶都要羞死了，但她沉默一会儿之后终于抬起头来了，脸色变得白白的。她平静地说：

咋哩，你非问下个我做啥哩那你想做啥哩！我就是尿个尿嘛，你没看见吗？

王书记惊讶了：

咦，你还犟嘴哩！把你还歪得很!

奶奶的声音更加平稳了：

我歪啥了？我尿个尿，你明明看见了，你非要问下个我做啥了，是你歪，还是我歪？你在家里跟你的老汉也这么说话吗？

王书记愣了一下，继而气哼哼说：

嗨！把她妈的，我还没说你个啥哩，你倒找开我的碴碴了！我的老汉惹你了！你还真是倚老卖老，给脸不要脸！

奶奶也愣了一下，但接着提高了嗓门说：

王书记，你今天要把话说清楚：我怎么不要脸了？

你当着这多男人的面撅着尻子尿尿，你还要脸吗？

奶奶又哑了，不出声。王书记又催：说呀，你咋又哑了！

奶奶沉默着，沉默着，但突然又说：

是我不要脸，还是你不要脸？我的孙子给你们喊了，不要过来，你直直地走过来了！你是有意地要我难看哩！这是我不要脸吗？

王书记又是一愣，接着就大发雷霆：

哎，你还真是无法无天了！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党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不是往党委脸上尿尿吗！你是往共产党脸上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我把你……

王书记说着话就抬腿在奶奶的腿上踢了一脚。奶奶啊呀叫了一声，扑通倒在地上。但她趴在地上之后就破口大骂起来：

王士虎，你踢，你今天把我踢死！我实话给你说吧，我活够了，我早活够了，我实实在在活够了，早就不想活了，你今天把我踢死吧！你把我踢死，你就积了德了！我在阴间里也念你的恩德哩！你单要不把我踢死，你就不是你娘养下的！你说你是书记，你是个啥球书记嘛，我还不知道你的底底吗？你尕的时候连条裤子穿不上，要着吃，走到哪达，狗追着扯哩。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了，你是个啥仁仁（人人）嘛！

反革命！反革命……你竟敢骂党委！明目张胆地骂共产党！打，你们给我打，往死打！打死了我负责！

王书记气急败坏地喊起来。旁边那个戴茶镜的人一直没说话，这时走上前来一连脚地踢奶奶，踢得奶奶哎呀哎呀叫唤。

一开始拴拴吓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贯胆小怕事的奶奶敢跟书记顶嘴，但是看见那个人一个劲儿踢奶奶，他一下子醒过来了，举着手里的铲子打那人的后腰。一边打一边喊：

你们敢打我奶奶！你们敢打我奶奶！

他没力气，那人穿一件黄色的大皮袄，铲子打在身上就跟拍蚊子一样，那人根本就不理他，还是朝着奶奶狠踢。后来奶奶不出声了，那人才转过身来叭的一掌打在拴拴脸上。拴拴跌倒了，那人还要踢，王书记却拦住了：

你跟个娃娃执啥气哩？打那老婆子！

但这时那个年轻人说老婆子没气了！王书记往奶奶看了看，朝那两个人一扬脸说：

走！

那个戴茶镜的人有一脚踢在奶奶的肋巴上了，奶奶好久喘不上气来，发不出声音。能喘上气之后，奶奶就坐在地上呜呜地哭。拴拴也跟着哭。许久，拴拴才扶着奶奶往家走。奶奶每走一步都痛得呻唤，她全身都叫人踢伤了。

回到家里，奶奶就躺下起不来了。奶奶的胸口痛得厉害，一咳嗽就痛，说话也痛，一动弹全身都痛。奶奶说那个人可能把她的肋巴骨踢折了。这样一来，他和奶奶的生计就靠他一个人了。好在过了两天，队里食堂又开始供应粮了，一天两顿面汤，一顿二两。听说是省上拨下来的救济粮。

大概是正月十八九那一天吧，好些年以后，拴拴还记得那是奶奶躺在炕上的第五天的下午，他正在灶房门口洗地软儿，生产队长邢成民走进来了。邢成民就是那个在食堂里打了他一柴疙瘩的人，是他家的一个远亲，比他父亲小几岁。他问，拴拴：你奶奶呢？

我奶奶在炕上睡着呢。你找我奶奶咋呢，邢家爸？

邢成民说商量个事，就进了上房。拴拴放下地软儿跟进去时，邢成民正在跟奶奶说话。

那家娘，我想给你的拴拴安排个吃饭的地方去，你看好不好？

奶奶已经在炕上坐起来了。奶奶嘶哑着嗓门说：邢家爸，你能给拴拴安排个吃饭的地方就好得很呗！就是不知道你把他安排到哪里去呢？

公社里成立了个幼儿园，专门收养娃娃的。他们一天半斤粮，比社员的口粮还多。你叫去不叫去？

那好得很嘛，我咋不叫去哩！

那他走了谁伺候你哩？你下不来炕了。我给你说实话，那家娘，拴拴还不够去幼儿园的条件，人家要的是没大人照看的娃娃。我是思谋着你下不来炕了，顾不上他了，我给大队长说了个好话，大队长同意叫他去的。

奶奶很感激地说：那我就把你谢一下，你叫他有个吃饭的地方了。我的事好办得很，二后人还活着呢，他还不从食堂里给我端一碗汤吗？

那好，那好，只要你舍得，那就叫他到幼儿园去。然后邢成民扭过脸来对着拴拴说，拴拴，我说的话你听下了吧？去，一会儿你就跑上了去，到公社幼儿园报到去。在第三铺呢，就是王占魁家的院子。王占魁家知道吧，就是那个开下杂货铺的掌柜的家！

拴拴说知道，邢成民又说，你走的时候把年年也叫上，还有陈家的那个丫头芹芹也叫上。那两个娃娃也没人管了，也孽障得很，叫到幼儿园活个命去。

听说有吃饭的地方，奶奶又叫去，拴拴高兴得很，跑去把二爸叫来，把奶奶安顿了一下，就去找年年和芹芹了。年年正在麦场上抖麦草找粮食颗颗呢。他一说，两个又一起去叫上了芹芹。这两个人都比拴拴大一两岁。

从槐树湾到第三铺公社管委会所在地第三铺镇也就是四里路，他们走了一顿饭功夫就到了。管理幼儿园的是公社的通讯员，把登记册拿过来叫他们登记。年年和芹芹都上过二年级，那拴拴一年级没上完就辍学了，还不会写槐树湾三个字，芹芹替他写上了。

登记完了就到吃晚饭时间了，炊事员烧下的糜面汤，大黑碗一人一碗。这是从会宁要饭回来以后吃的最好的一顿饭，糜子面汤稠咚咚的，但喝完了汤肚还不饱，心里还想再吃些才好。拴拴就对年年说，咱回队里去吧，再混着喝一碗汤。年年是个瘦长个子，也是被糜面汤勾起了饥火，说，走。两个人又把芹芹叫上了，一路下坡跑回了槐树湾。生产队的食堂正在打汤，他们三个人就都去食堂了。不料队长在食堂门口站着，一眼就看见了他们，问，你们咋又回来了？

拴拴机灵，抢先回答，人家叫队长领着去呢。个人去了不行。

但又怕队长真去了识破他的谎言，就又补充一句：人家说了，队长写个条条也行哩。

混着又喝了一碗汤，这天他就住在家里了，翌日早晨忙忙地往幼儿园跑，去喝幼儿园的汤。幼儿园一天三顿汤，喝完了早上一顿，年年说咱再回队里混碗汤去。拴拴说那不敢了，队长已经开条子了，再去就识破了。

幼儿园是初办，这时才二十几个娃娃，一个公社干部的媳妇烧汤。头两天还行，汤稠稠的，可过了两三天就变清了，成了稀汤汤了。拴拴和年年就在一起议论：口粮都是他们几个大娃娃去公社粮管所背回来的，每天打一次，一人半斤的量，然后自己在磨子上磨出面来，汤怎么一天比一天清呢？他们注意观察了一下，发现那媳妇把他们磨下的面没有用完，剩下的都装进一个陶土罐子里放在一个条案上。这天已经给娃娃们舀汤了，汤还是那么清，拴拴就跟年年说，不喝了，走，咱们给工作组反映去。他们已经搞清楚了，省上有工作组在公社蹲着抢救人命哩。两人正商量呢，芹芹听见了，说，我和你们一搭去。

幼儿园在公社大院的西头，离着也就半里路，抬脚就到。进了大院，三个人遇到了一个没见过面的生人，那人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找工作组。他们还真找对人了，那个人是定西专署的秘书长，秘书长说我就是工作组的人，你们有啥事就跟我说。他们说，幼儿园烧的汤清得很，面叫人偷了，我们吃不饱。秘书长说你们前头去，我就下来。他们刚返回幼儿园，秘书长就带着公社通讯员陈和祥进来了。看见娃娃们喝的汤还真是清得很，便问烧汤的媳妇：你烧的汤咋这么清？那媳妇说没面了汤就清了。那拴拴叫起来：不对，面没下完，罐罐里装着呢。秘书长拉过陶土罐罐看了看，叫那妇女按定量给他们三个人再烧一次汤。这次烧下的汤稠咚咚的。秘书长看着他们三人喝完才走，临走时说，以后汤清了就喘着。

当天晚上，陈和祥就把那媳妇打发回家了。

在幼儿园里，那拴拴算得上大孩子了，他已经十一岁了。再说由于家人的照顾，他的身体总也没饿垮，所以幼儿园的负责人陈和祥总是叫他和年年一样大的几个孩子每天早晨去粮管所背一趟粮食，磨面，有时还要去各生产队拉烧柴，拿着公社主任写的纸条，拉着一辆排子车去。

很快的，能干活的大娃娃就增加到十几个了，原因是几天的时间里幼儿园就像吹胀的猪尿泡一样膨胀起来：各生产队哗哗地把孤儿们送来了，人数猛增到一百二十人。大的有十三四岁的，小的有两个月的——还不会吃饭，要保育员喂着吃。保育员也增加到三四个人，都是第三铺镇上找来的妇女。管两三岁以下的十几个小娃娃的是一个老奶奶。

此后就再也没有增加，反而急剧地减少！原因是虽然不断地有孩子被送来，但送来的人比死去的要少得多。

从那拴拴进幼儿园的第一天，他就看见每天有几个大孩子把死娃娃抱出去。那拴拴到了不惑之年的时候，对人说起幼儿园，也总是说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娃娃们进了幼儿园之后差不多都拉起痢疾来，有的人头上还长疮，流脓。他说，所有的娃娃都爱打嗝儿，喷出一股特别熏人的气味。他后来思想，是不是吃草吃野菜惯了，人的肠胃已经习惯吃草和消化草了，而进了幼儿园吃上些面，肠子和胃倒不接受了！肠壁挂不住面食了！他说，外边的人说幼儿园的娃娃们死得多是因为吃多了面粉胀死的。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那时候吃粮的标准是半斤，根本吃不饱，饿得没法时还跑出去在粮管所院子里，拣各生产队驮救济粮的人们撒在地上的粮食颗颗，有时趁管理人员不注意，在装粮的麻袋里抓上一把。

娃娃们死得太多了，有时候一早晨要抱出去五六个。那几个抱死娃娃的大孩子一天要加一碗汤，不加汤他们不愿抱。

和那拴拴睡一炕的一个娃娃，比他小一岁。那娃娃进幼儿园时还能走路，尽管腿软，走路摇晃。过了三天那娃娃就拉得睡在炕上起不来了。有一天，炊事员做的穷馍馍，——就是把泡软的干菜叶子放在笼屉里，上边撒了一层面粉，蒸熟，然后搅拌成菜团团，就可以吃了——那娃娃的一份打在碗里之后没吃，那娃娃已经吃不下食物去了，但他把碗抱在怀里躺在炕上。其他的孩子们想吃，不断地凑到他跟前看死了没有。等到那娃娃一咽气，几个娃娃扑上去抢着吃了。其中有于季林。

于季林兄弟两个都进了幼儿园。于季林的弟弟身体瓤，脱肛，肠头脱出来半尺长，吊着。于季林把破布鞋放在炕洞里烤热了用鞋底给弟弟往上托。

二月初的一天，公社的妇女主任和通讯员陈和祥一起来到了幼儿园，把七八岁以上的大娃娃集中到院子里坐下，对大家宣布：

娃娃们，公社接到县上的通知了，过两天要把你们送到县上去，然后再转到定西县去。专署在定西县城里成立了个儿童福利院，专门收养你们这样的没娘娃的，叫你们在那达吃，在那达住，还要上学。你们要感谢共产党对你们的关怀，旧社会的时候，遇上荒年，饿死就饿死了，谁管你们呀！共产党管你们，你们要记住共产党对你们的恩情，世世代代不能忘……

接下来妇女干部还说，娃娃们，你们能回家的就回家去一趟，身子瓤的走不成的叫旁人捎个话给你们的家里人——就是你们的亲戚呀哥呀姐呀，说一下，过两天就走了，有啥事了这两天就安排一下。你们去了就不能随随便便回来了。你们当中可能还有不愿去的，也有家里的亲戚不叫去的，那你们就不要去了。

妇女主任说到这里就讲不下去了，因为娃娃们已经议论纷纷嚷成一片了：去，还是不去；能去还是不能去……拴拴和年年挨在一起坐着，年年问他：你去不去？拴拴回答：

我不去！

年年十分惊讶：咋哩？

我走了奶奶谁管哩。你去不去？

我去。

我不去。我舍不得奶奶！

年年沉默了一下又说，你瓜着哩！你在家就能管了你奶奶吗？你能给你奶奶吃，还是能给你奶奶喝？

不是管了管不了，我是舍不得奶奶。

公社妇女主任来过的第二天，拴拴回了一趟家。

拴拴来到公社幼儿园才十几天，他已回过三趟家了。他想奶奶，他也担心二爸照顾不好奶奶，奶奶病着呢。前几天他回到家中，奶奶自己拄着拐棍去食堂打汤，在路上绊倒了，把汤洒了。他说过二爸的小儿子，叫二爸的小儿子和奶奶在一搭儿睡去，给奶奶端汤倒水做个啥。二爸的小儿子不愿去，二爸自己又走不动路。

拴拴回家，是因为这天是二月二，傍晚食堂炸了油饼，一人给了两个，比平常的量多了一倍。把自己的那份油饼拿到手里之后，他吃了一个，另一个举在手里往家奔。油饼太香了，吃头一个的时候他就想到叫奶奶也吃口油饼。

他走得很快。他想把油饼给了奶奶就回来。这些天幼儿园管理严格了，有的娃娃离家近，吃了饭就往家跑，陈和祥说了，谁再跑幼儿园就不要了！陈和祥在公社当通讯员，又管着幼儿园，但近来常常晚上来查夜，发现不守纪律的真训哩。但是有一件事搞得他太痛苦了：他一路走着，不断地看油饼，放在鼻子跟前闻。油饼的香味太诱人了。是清油炸的，油饼的颜色金黄，浓郁的香味馋得他流口水。

走着走着他就忍不住了，咬了小小的一口。他在心里说，吃这一口，就吃这这一小口。但是这一小口嚼碎咽下去之后，又忍不住了，又咬了一小口。

当他走到那一次和奶奶拾洋芋的地方时，一块油饼只剩下半个了，他却还是想吃。油饼真香呀，真馋人！但他用极大的毅力克制自己，一次又一次在心里说：再也不吃了，再也不吃了！一定要把这半个给奶奶拿回去。

他终于保住了半块油饼，当他走进院子的时候，他的心激动地跳着，他高声地喊了一声奶奶我回来了！然后他就噔噔噔地跑上台阶，一把推开了房门。但是房子里没有奶奶的身影，炕上也没有。他旋即出了房门，又连着喊了几声：

奶奶！奶奶！奶奶!

还是没有奶奶的声音！他推开了灶房的门，没有，又推开四妈住过的房门，还是没有。突然，一种不祥的念头在脑子里升起：他想起了大年初一那天从会宁要饭回来找不到娘的情景……他决定到二爸家去一趟，心想奶奶可能在二爸家吧，千万千万不要……他急急忙忙往大门口跑，不料一出门就碰到了奶奶，几乎和奶奶撞个满怀。他先是一愣，继而又急皮白脸地嚷了一声：

奶奶，你到哪达去啦！

奶奶也愣了一下说，咋了？

他说：

我当成……当成……我回来找不着你，你把我吓死了！

他的眼睛里突然就涌出泪水来，脸上一副委屈又激动的神情。奶奶也一下子明白了孙子的心情，故意地笑着说：

咋了？咋了？你哭啥哩？我还没死哩，你哭啥哩？走，进去！

拴拴不好意思地笑了：你做啥去了嘛？

奶奶说我打汤去了，你没看见吗，我碗里的汤！

一听说汤，拴拴猛地想起自己干啥来了，把手里的油饼高高举起来说，奶奶，你看这是啥！

啥呀！奶奶看着他的手。奶奶闻出了清油的香味，也看见了金黄色的油饼，但奶奶不相信那是油饼。这样的年月哪会有油饼吃！

油饼！拴拴大声地说，把油饼举到奶奶嘴边上说，奶奶，你吃！

奶奶没吃，奶奶抖抖索索一只手接过了油饼，在落日的余晖下看金灿灿黄澄澄的油饼，良久才说：

油饼！还真是油饼！拴拴，哪里来的？

幼儿园给下的。

幼儿园给下的？幼儿园还给你们炸油饼呀？奶奶张大了没有门牙的嘴，惊愕至极！

就是幼儿园给下的。今天是二月二呀，工作组到幼儿园去了，说慰问孤儿，改善伙食！

工作组真好呀，这么爱惜你们！幼儿园天天都吃些啥？

谷面汤，糜面疙瘩，面鱼子，再就是疙瘩汤里下上的洋芋块块啥的。奶奶，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吗，你咋总问呢！你快吃吧！

好，我吃，我吃。拴拴，你把这碗汤喝了。拴拴不喝，他说不饿，但为了叫奶奶吃油饼，他还是把汤碗接过来了。这时奶奶又说：

拴拴，你去叫一下村娃去。

叫村娃咋哩？

拴拴不解地问。村娃是二爸的小儿子。奶奶说：

叫村娃也吃一嘴油饼。

拴拴说，你吃吧，不给他！这是我给你存下的，我都舍不得吃……

奶奶耐心地婉转地劝说，叫村娃也吃上一口嘛。他也没见过油饼的时间长了嘛。你们是兄弟嘛，你比他大嘛……

拴拴跑到二爸家叫了一趟村娃。奶奶和村娃分食了那角油饼。

拴拴原定这天晚上要回孤儿院的，早上起来去了怕赶不上喝汤。可是他无意中又说起了过两天孤儿们要去定西儿童福利院的事，奶奶突然就把他缠住了，奶奶问啥叫福利院，你给我细说一下。他回答，儿童福利院就是专门收养没大人管的娃娃的，叫娃娃们在那达住，在那达吃，还要上学，一直到国家把他们养大……奶奶仔细地听着，并且不时地问这问那，最后奶奶说，我问你，你为啥不想去福利院？拴拴说，奶奶，我害怕去了再回不来了，见不着你了。定西远得很！我想你见不着咋办呢？奶奶问，别的娃娃们怎么想的？拴拴说有的想去，有的不想去。奶奶又问，想去的多还是不想去的多？拴拴说想去的多。奶奶问，那些不想去的是为啥？拴拴说，都是怕去了再回不来了。有个照看娃娃的大妈说，外可不敢去，去了一天锁在房子里不叫出来，也不叫回家。有几个娃娃害怕了，说不去了。奶奶反反复复地问了，拴拴就自己的理解水平回答了，再也没啥话说了，奶奶才以坚定的语气说：

我的孙子，只要公家叫去，你就欢快快地去。不要听这个人说这话，那个人说那话。蹲在第三铺饿死呢！

奶奶，我走了你怎么办，村娃不管你，连睡觉都不过来，谁伺候你？

我过得不是好好的吗？放心，奶奶一天三顿饭还是能打上。再说，过几天你大姐二姐要馍馍还不回来吗？她们回来我就跟她们过了！我的孙娃子，你把心放得宽宽的，去你的定西吧。一颗粮食没有的日子奶奶活过来了，吃上救济粮了，奶奶还能死掉吗？我还等着你长大了，干上大事了，享你的福呢！

拴拴笑了，他没想过干什么大事，他就是想到了定西能吃饱就行，还能上学。奶奶说：

你笑啥呢？你笑啥呢？说不定你长大了，公家安排你在城里的机关干事哩，当工人哩。到那时，拴拴，你给奶奶扯一身华达呢的料子……

拴拴不笑了，歪着头想了一下说，那我要是想你哩？

奶奶嘿儿笑了：拴拴，想我了你就跟领导说，我想奶奶了。领导还不叫你回来看一下奶奶来吗？领导家里就没老人吗？他不想老人吗？

那我要是没钱坐车哩？

你打个信来，我叫你姐接你去。我的孙子，多少人想离开这达达，想到城里去，就是去不成，没那办法；现在公家叫你到定西去，又管吃，又管住，还供你上学，你还三呀五的不想去，你瓜着哩。

拴拴不说话了，陷入沉思。奶奶又说，快去，我的孙子，一点不要犹豫，走，快走！

可我想你呀奶奶……

我的孙子，你活人还在后头哩，奶奶快死的人了，你万万不能想奶奶就哪达都不去了，那是没出息。男娃子要有出息，就要到外头奔去呢！

拴拴又思考了一下说：

那我去？

去！为啥不去哩？我还怕人家不叫你去呢！

好，那我就去！

拴拴是坐在热炕上和奶奶说话的，一旦定下要去定西了，他又恋起奶奶来了，决定今晚不回幼儿园了。他脱了衣裳钻进被窝里说，奶奶，我在家里再睡一夜，过一两天就走呢，再没时间回来了！但是奶奶没心思睡了，奶奶拿过拴拴脱下的衣裳坐在窗根靠近煤油灯的地方给他缝补。奶奶的眼睛花了，拴拴睡着之后奶奶把他叫醒了三次，叫他往针眼里纫线。第三次叫醒时已经半夜了，奶奶还在灯下坐着。奶奶说：

拴拴，我口渴得很，你给我舀点浆水，我想喝口浆水。

拴拴光屁股跳下地去，从一个浆水缸里舀了半碗清清的浆水汤给奶奶喝。那是夏季娘从地里拔来的葛蓬腌下的浆水，还煮了半锅糜子面汤倒进去，叫浆水有点面气儿。后来，全家人不断地捞菜吃，娘又不断地把各种野菜煮熟再添进去。娘没了以后是冬天，没野菜了，奶奶把蕨菜秆秆煮软了补充进去。浆水汤已经清得没一点儿面气儿了，汤却酸酸的，喝了特别解渴。

喝完浆水汤，奶奶睡下了。拴拴把碗放回桌子上去，又上了炕。他钻被窝的时候看了一眼奶奶的脸说，奶奶，我把灯吹了。奶奶说吹吧。

奶奶睡在靠窗根的地方，那里离着炕洞口近，炕热。拴拴爬起来隔着奶奶吹窗台上的煤油灯，看见奶奶如释重负的样子，朝他笑着。奶奶说：

拴拴，给奶奶把被边压一下，进风，凉得很。

拴拴把手从奶奶胸脯上伸过去压了压奶奶身子那边的被子，问，好了吗？

奶奶笑着说好了。奶奶把一只胳膊抬起来放在前额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拴拴知道奶奶累了，说了声睡吧，扑的一口气把灯吹了。

拴拴睡醒时太阳已经照在窗户上了，他急急忙忙地穿衣裳，——奶奶把衣裳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他头顶上——然后下炕穿鞋，说：

奶奶，我走了，去幼儿园了。去晚就喝不上汤了。

他说完就走，但走到门口时觉得有点异常，奶奶没喘。刚才穿衣裳下炕，奶奶也没喘！奶奶的胳膊还在前额上搭着，和他吹灯时的样子一模一样。

他走回炕前又喊了一声：

奶奶！

奶奶还是不喘。

他拨了一下奶奶搭在前额上的手，奶奶的手已经冰凉僵硬了。

第三铺镇到通渭县城约四五十里路，拉车的牲口瘦成了干骨头，但一路下坡，车催着牲口走，两三个钟头，第三铺公社的四五十个娃娃就到了通渭县的儿童收容所。公社的幼儿园里有七八十个娃娃，但有些娃娃的亲属不叫娃娃去定西儿童福利院，这一批就来了四五十人，三辆马车挤得满满的。公社的妇女主任领来的。县儿童收容所是专门收容那些流浪儿童的，在县城西门外山官庙旁一家关了门的商号的院子里。这里已经集中了城关公社和碧玉公社的几十个娃娃。第三铺的娃娃们一来，收容所的干部就登记造册，一个一个地问姓名、岁数、家里还有啥人，不够条件的不要。

年年和芹芹顺利地登记了，到拴拴时出了点麻达。那干部问家里还有啥人，他说没啥人了，除了大姐二姐在外头要饭，再没啥人了。但旁边有个年家湾的娃娃说了一句话：你家里不是还有奶奶吗？一听说他还有奶奶，那干部说，家里有奶奶就不够条件，一边去！拴拴一下子就急了，喊着说，我奶奶没了，我奶奶没了，昨天将将没了的！那干部愈加不信了，说，今天去定西哩，你奶奶昨天没了，你哄鬼哩！

实话，我说的实话！

但是无论拴拴怎么辩解那干部也说不行不行，你还是跟上车回家去。

虽然没给拴拴登记，但中午饭还是给他吃了，一大碗莜麦面拌汤。吃完了饭，来了一辆轿子车，把条件合格的娃娃们拉走了。后来第三铺公社的马车要回去了，妇女主任对着十七八个年纪过小的娃娃喊，回去喽，回去喽，娃娃们上车！

娃娃们都上车了，拴拴却不上。妇女主任喊，那拴拴，你在那达站着咋哩，快上车！他回答：

我不回第三铺。我去定西哩！

你不够条件，人家不要你，你快上车！

那拴拴说，我奶奶就是没了！你不信吗？你回去调查一下去！

妇女主任也生气了，大声吼起来：哎，你上车不上车？你还把人鼓住哩！何成喜，你把他抱到车上去，拉上走！

何成喜是赶马车的车把式，三十来岁，很壮的身体。他走过去把拴拴抱起来说，娃娃听话，家走。他把拴拴放在车上。可是车把式一转身拴拴就跳下车了。妇女主任发脾气了！

你还真不听话！何成喜，抱上去，你把他再抱上去！我看他再下去的！

车把式也有点不高兴了，双手把拴拴的腰一拤放在车上，同时像蹾粮食口袋一样把他的屁股在车板板上腾腾地蹾了两下：

老实坐着！

那拴拴不动了。马车走起来了，三挂车一挂跟着一挂。但车走出几丈远，到了人来人往的一个路口上，拴拴忽地站起来往下一跳，接着就往一条岔路跑去。车上坐的几个娃娃喊起来：拴拴跑了！拴拴跑了！车把式扭过脸看了一下，朝前头一挂车上坐的妇女主任喊：

秦主任，那娃娃跑了，咋办哩？

妇女主任跳下车朝着奔跑的拴拴看了看，说：

跑去，叫他跑去！不管了！

黄昏时候，那拴拴又回到了山官庙旁的收容所。他知道收容所里还有些娃娃没上去车，过两天轿子车还要来接人，他想混在娃娃们当中去，但是那个负责登记的干部看见了他，喝他：你咋没走！他回答：

你这个大大不相信人，我奶奶真没了！

那干部看了他好一阵说，你家里啥人都没了？

还有个二爸哩。

有二爸就不能去定西。

拴拴不出声了，站着。后来，那干部说，去喝汤去吧，晚上在这达蹴一夜，明天回家去。但是，第三天定西儿童福利院来接人，拴拴硬是挤上了轿子车。轿子车到了定西地区儿童福利院已经是半夜了，娃娃们一下车就被阿姨们领进墙刷得白白的大房子里，吃了点饭睡了。早晨起来，拴拴看见院子里玩的娃娃们都穿着崭新的灰色和蓝色的学生装，不论男女都剃着光头。小娃娃们的棉袄上边还罩着白生生的饭兜兜。

焕然一新头剃得光溜溜的年年一边招手一边向他走来，笑着喊：

拴拴，你来了！

顶针

谁都不记得那是一辆什么牌号的车了，连八十岁的王兴中叔叔也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是辆轿子车，不是现在奔跑于高速公路的豪华大巴，也不是中小城市有人招手就停住上人的中巴。它的模样是这个样子：前头有个大鼻子，里头是轰轰响的发动机，呼隆隆转动的“螺旋桨”。司机座位前的大玻璃分成两块，每一块都像农村人家灶火的小窗子一样大。司机坐在驾驶座上往外看，有一种进了菜窖的感觉。车帮上的玻璃窗也小得很，人一进去就像进了农家茅舍，光线立即就暗了下来。有人回忆说，可能是用卡车改装成轿子车的，大概有二十来个座位。但这却是当时定西专区专员公署惟一的轿子车了，七八成新。这辆车那几天破天荒地归王兴中指挥，他说去哪里，司机就乖乖地往哪里开。

王兴中是新成立的定西专区儿童福利院的教导主任，那几天负责从通渭县往定西县城拉孤儿。

这天他是第三次来通渭县收容所了。第一次是3月22日，拉走了一帮流浪儿；第二次来，这儿的娃娃太多了，——县上通知离县城近的襄南公社、碧玉公社和城关公社把八九岁以上的大娃娃送到县上的收容所来， 一下子就集中起七八十个娃娃来——第二次来只拉走了五十多个。八岁以下的小娃娃没叫送，专区儿童福利院刚成立几天，房子少，缺床缺被褥，房子也不够。也才有三四个保育员，小娃娃去了照顾不过来。

这一次你轻轻松松就拉走了，总共就剩下二十五个娃娃了。通渭县民政局收容所的负责人给王兴中交待人数时说。

那里的话？你们局长已经跟我说了，马营公社还有几十个大娃娃呢，叫我捎走呢。王兴中说。

通渭县收容所设在通渭县城西门外山官庙旁边。这儿是通渭县城关公社管委会所在地，除了一座又一座的农家院落，沿街还有几个铺面。收容所把襄南公社、碧玉公社、第三铺公社和城关公社的大娃娃集中在一家公私合营前私人做过生意的人家里。主人被撵走了，娃娃们住在几间房子里，炕上挤不下的睡在地上，有的就睡在临街的铺子里，地上铺着麦草。王兴中拿着名册逐房核对，点名，招呼娃娃们上车。他叫了一个女娃的名字，但没人应声，便大声喊起来：

魏招弟！魏招弟在哪达哩！

还是没人回答，但墙角上的一堆麦草动弹起来。草堆里钻出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十一二岁的样子。

你叫魏招弟吗？

那姑娘没出声。

你怎么在草堆里趴着？

我没被子。沙哑的被风寒摧残了的嗓门说。

没被子还睡在地下？怎么不在炕上趴着去？炕都空下了！

我弟弟发烧，他们不叫睡。

谁不叫睡？

有个男娃。

你弟弟在哪达？

那姑娘把麦草扒了一下，出现一团破棉絮。王兴中蹲下摸了摸，叫起来：哎呀，这娃娃烧成了这样子。梁师傅，你把这娃娃抱到车上去。司机梁师傅走近来弯下身子看，皱着眉头说，这娃太小了嘛，才五六岁，你不是说拉八岁以上的吗？王兴中问那姑娘：你弟弟几岁了？那姑娘说，七岁。王兴中也皱了皱眉头，但他略一寻思说：

拉上，拉上吧。

司机说，病得厉害，别死在路上。

王兴中蹲下又摸了摸，站起来说那姑娘：

抱上，你把你弟弟抱到车上去。

那姑娘从草堆里把那团破棉絮抱出去了。终于，人数都查对完了，孩子们挤着上车，这时又出了一件事：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娃娃硬要挤上车，收容所的负责人大声训斥：回去！前天不就说过了吗，你不够条件。但那娃娃还是往上挤，那干部拉住就是不叫上。王兴中问怎么回事？

这娃是前两天第三铺送来的，登记时说他家里有人抚养。叫他回家去，他不回。他非要上福利院去。

王兴中问，你叫啥名字，今年多大了？

十一岁。我叫那拴拴。

你家有啥人？

我二爸。

你二爸对你不好？

好着哩。

那你不家去？

我二爸家困难。我二妈饿死了，大哥和妹子也饿死了，二爸连自己都顾不住了。

叫上车吧，叫上车吧。按说呢，有人管就不能去福利院，可父母都没了，也符合孤儿条件……叫上车吧。

收容站又给了王兴中一面袋馍馍，说这是娃娃们晚饭吃的干粮。还多带了一顿的，恐怕你们半夜才能到定西……可不敢叫一顿吃了，小心胀着。车就开了。

收容所位于县城西门外西南方向的街道上，这条路通往第三铺公社，所以车先是往西门洞子返了一截，绕了个弯子这才往正西方向的通（渭）马（营）公路驶去。经过通渭县汽车站、煤炭公司、砖瓦场和药材公司之后就上了山，后来又下山，又上山……沿途经过了高碾子、坡儿川。这时娃娃们叫起来：

大大，给些馍馍。

王兴中把馍馍分给大家，一人一个。四两一个的白面馒头。车到马营镇又拉上了三十个人。车上一个人的座位上挤两个人还坐不下，十几个娃娃坐在过道里堆着的破烂被褥上。汽车出了马营就沿着古代的商旅马帮踏出来的、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拓宽的跨省公路——华（家岭）双（石铺）公路——向着巍峨耸立沉默不语的华家岭攀升而上。

华家岭海拔2457米，是甘肃省中部第一高峰。已经是春天了，1960年3月28日，在马营公社的河川和沟岔里柳树已经泛着淡淡的绿烟，农民们已经播种春小麦了，冬麦也返青了，但华家岭的沟沟岔岔的阴洼里，冬天的积雪还没有消融。光秃秃的白杨和柳棵子因为冰雪的摧残永远也长不大，树林子就像蒿草滩一样黑楚楚灰蒙蒙的。草是白的，土是黄的，只有天空蓝幽幽的闪着耀眼的烤蓝般的光芒。太阳异常的明亮，太阳光像瀑布一样洒在山梁上，洒在车篷和车窗上。随着之字形的盘山公路的攀升，不论坐在哪边的娃娃都有被太阳耀得睁不开眼睛的时候。汽车越爬越高，马营镇方向延伸过来的沟岔已经变成了深沟大涧，万丈深渊。从车窗往下看去，马营镇已经湮灭在午后的熏风雾蔼里了。由于颠簸，体弱的娃娃们觉到了晕眩和恶心，有人呕吐起来。

我叫你买把香，你忘了吧！司机梁师傅说王兴中。

那天买下的你不拿上，现在又怪我了。

你就不该给他们吃馍。

娃娃们忍不住嘛。

王兴中和司机正在说话，有个孩子叫起来：大大，停一下车，停一下车！

王兴中回头望去，说话的是县城收容所最后上车的那个娃娃。他问，那拴拴，你咋了？

那拴拴说，我憋不住了！

汽车正好驶到山岭上一段拐弯的地方，路平，司机一下子刹住了车，喊，快下去，快下去把去。王兴中就坐在车门旁的一捆毡上，——这是他从马营镇的供销社采购的——他推开了车门，转身又去扶那拴拴伸过来的手。但是孩子还没走到他身边，身上已经散发出来一股极臭的气味。本来就一身臊味的孩子们喊了起来：

把到裤裆里了！

臭死了！

王兴中拤着那拴拴的两腋从一个孩子的头顶越过，转身放在门外边的公路上，说了声快把去，然后自己也跳下车，朝着车上喊：

谁还把哩，也都下车；尿尿的也下车尿去。再开车就不停了！

他拉着那拴拴的手走了几步，就帮着那拴拴收拾。那拴拴已经把裤子和腿搞得一塌糊涂。他干脆叫他脱掉裤子，用土块帮他擦屁股擦腿，又把裤里子翻出来擦了好久。还朝着下了车的娃娃们喊：男娃娃这边，女娃娃到那边去——拐过塆子去！

后来，孩子们又上车了，挤着坐好了，车又发动了，却有个女娃喊起来：莲莲还没来哩！他问哪个叫莲莲？那个脸烧得红红的小娃娃嘶哑的声音喊着说：

我姐姐没来哩。我姐姐叫莲莲。

王兴中下车了。他往四周看了看，又拐过塆子到山梁那边去找，还是看不见人影。他大声喊，莲莲！走了！要开车了，快上车，莲莲！山谷里响起一连串的回音，莲莲……莲莲……但是没有莲莲的回应。他奇怪了，回去把车上的孩子们叫下来：

下来，谁的腿攒劲了就下来，找一下莲莲去。

孩子们散开了。不一会儿，那个拉了一裤子的那拴拴哎哎地喊着，从二百米远处，一截垒了很多大土块状若花墙的地方钻出来了，大声喊，莲莲在这达哩！莲莲在这达哩！他大声说，你把她叫回来！那拴拴回答，这达有个死人！莲莲哭着哩！

王兴中觉到了蹊跷：尿个尿嘛，跑那么远干什么？他快速地走过去，向着那堵花墙一样的土堆走去。那花墙是1958年建的，是大跃进的产物。那时候他还在定西专署的干校当老师，在临洮县呢，但是他知道那一年省委上马了一个引洮工程，通渭县抽了两万三千民工去渭远县劳动，动员一万七千民工去靖远县和皋兰县大炼钢铁，还有一千多民工去修铁路……那一年全国水土保持检查团要来通渭，途经华家岭，县委组织五万民工到华双公路和西（安）兰（州）公路沿途搭彩门种树，修花园，整整半个月。由于劳力不足，把老汉、小脚老婆子都赶上华家岭来了。结果，博得了检查团的表彰。接着，深秋天气，专区领导又命令通渭出动二万五千名劳力，照样有许多小脚老婆子和青年妇女到这冰封雪盖的几十公里山梁上会同定西和会宁两县的数万民工大战华家岭。在公路两边挖鱼鳞坑，种草种树，创造山顶人造园林。在通道显眼处还用大土块垒了雄狮猛虎的造型。整整干了两个月。那时地委宣传部出版的《定西日报》上有这样的口号：洮河过了华家岭，贫穷的日子断了根。县委宣传部的会战简报上的口号是：脚踏地球手搬天，两肩担平华家岭。1959年反右倾之后干校停办，地委又把他抽到了地委工作组，叫他跟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到通渭县调查通渭的粮食情况——通渭的县委书记向省委汇报，说通渭缺粮，饿死人了——是否属实。那次他就在华家岭深入群众，看到了两次大战华家岭的成果：公路旁栽的柳树和白杨，每隔一段修个花园——没有砖，用土崖上挖下来的黄土块块垒下的花墙。时间才过去了一年多一点点，那一个一个的花园已经荒芜，花墙坍塌成了一堆一堆的黄土。

在公路边的一截“花墙”后边，他看到了跪着哭泣的莲莲。他喊了一声莲莲，但立即就住嘴了。他看见莲莲的面前两三米之远，一具人的骨头架子倾斜着，倚在一截“花墙”上。他停顿一下脚步才走近莲莲，问，莲莲，你怎么跑这儿哭来了？

莲莲回头看了他一眼，又转过脸去，又哭。他走过去拉她：莲莲，走，你跪这里咋呢？一个死人，你不害怕吗？

莲莲还哭。他便用力拉，说，走呀莲莲，人都等着你哩？你哭啥哩，这么伤心？

莲莲说话了：大大，我哭我娘哩。

你想你娘了吗，触景生情了？瓜娃子快走，一个人在这里瘆得很！

大大，你不要拉我。我找着我娘了……呜呜……

王兴中不胜惊讶：快不要胡说了，那怎么是你娘哩？你是哪达人？你不是城关公社的人吗？

呜……

孩子突然就哭倒在地上，杵了一脸黄土。她的脏兮兮的脸上滚动着泪水，嗓子扯心裂肺地嚎起来：

大大，这就是我娘呀……娘呀，我的娘呀！你就这样走了吗？你把弟弟和我撇下了……

这真是太骇人了！王兴中松开了莲莲的胳膊，一下子怔住了，还有后边跟着跑过来的几个娃娃也都十分惊骇，呆立一旁。他们一起注视起这个死尸来。这的确是个女人，她头上的纂纂被华家岭上的大风吹散了，长拖拖地拖在脑后，土苍苍的，在春日的华家岭的冷风里索索地抖动着。但是，任何人也看不出来这个人的模样与莲莲有什么关系，因为她身上的肉已经化光了，就剩下个骨头架子，骨头架子上还套着被风撕破的妇女的大襟汗衫，松松垮垮。肋骨白花花的很整齐。一只鞋离开着骨架，鞋里灌满了黄土；另一只鞋已经不见了。衣裳的颜色和完整的骨架只能说明这个人死的时间不久，一年多，最多两三年。眼睛、鼻子、嘴都是黑窟窿，惟一的特点就是最大的那个黑窟窿里，两排白生生的牙齿很完整，它似乎在证明这个妇女还比较年轻……

一切都凝固了，围观的孩子们惶惑惊恐的或者不以为然的神情都凝固了。

王兴中很是为难，这丫头说这是她娘，哭个不停，怎么才能劝她止住哭呢？他思索片刻说，莲莲，你说这个人是你娘，你怎么知道她是你娘？你娘多大岁数！

我娘没的时候三十出头。

三十出头的人多了，我来过华家岭，知道这一路死下的人多得很。挖鱼鳞坑的时候有人栽倒就没气了，就埋在树坑里了。大战华家岭结束，回家的路上，有些人坐下缓一缓就站不起来了……

大大，你看！

莲莲坐起来了，伸开黑几几的手指。手掌里是一枚生锈了的黄铜顶针。王兴中说：

这不是一个顶针吗？

莲莲说：

这是我娘的顶针。我在我娘的身旁找着的。

王兴中的心震惊了，但他接过顶针看了看又说，你这个娃娃，妇女们戴顶针的人多得很，咋就说明这是你娘的顶针，你娘的顶针有记号吗？

没记号，我娘的顶针没记号，但这就是我娘的顶针。我娘走的时候，——去年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专门把一个顶针套在手指头上的。我娘说，咱们逃命去，一定要戴上个顶针，路上鞋破了衫子烂了好补……我看着我娘戴上的。

王兴中仍然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巧合的事，他又说，莲莲，你家是城关公社，——花名册上写着呢——你是高碾子的人，对吗？

对对的。

对对的就好办了——高碾子村离着这儿七八十里，你娘怎么能到这里来呢？

我和我娘一搭儿出来逃命的，还有我弟弟，我姐姐……呜呜……

你说，你把话说完。你先不要哭，把眼泪擦干。

但莲莲的眼泪就是擦不干。王兴中耐心地等呀等呀，等到莲莲的哭声变小了，变成了抽泣。她一边抽泣一边说：

去年春天的时候，麦子才种上，队长通知我家，说我大在洮河工地没了，放炮叫石头砸死了。那时我家没吃的，队里一天喝一顿清汤汤。我娘瘦得一把柴了。我娘说等到扁豆下来了找妹妹去——就是我的小姨娘。我娘说小姨娘家在华家岭老站过去一些的地方。我娘说，小姨娘家日子好过一些，那里地广人稀。我娘还说，小姨娘不收留的话，我们就到会宁逃命去。六月里扁豆熟了。我家的前后院里，那年我娘种上了些扁豆。扁豆下来了，在自家的院子里把扁豆收拾完了，我娘就领上我们走了。领着我姐，我弟，我。我们走了一天，从天不亮走，到马营后晌了。我娘说找个人家缓上一夜。找了几家人，都不留我们。我娘说咱接着走，还有三十里路，天黑透就到了。我们就又走，走到这达我娘走不动了。我娘说缓一会儿，一缓下就起不来了。我娘说口渴得很。我们背着一罐水哩，还剩一点点了，我姐端过来叫我娘喝。娘不会喝了，嘴不会动了。我姐给我娘灌水已经灌不进去了，灌上就淌出来，灌上就淌出来。后来，天黑黑的了，啥也看不见了。我和我姐，我姐十五岁，还有我弟，不知道怎么办呢，往前走呢，还是回呢，我娘又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哭。后来从那面走过来一个人，听见哭声了，走过花墙进来一看，叫我们不要哭了，说我娘没了。他问我们往哪里去，我姐说我娘领我们找小姨娘去。他问小姨娘在那个庄？我姐说走到老站就不远了，但不知道是哪个庄。我们没去过。那个人说，你们知道庄名我就把你们送一下；你们不知道庄名，我没办法送呀。你们还是跟上我回去吧，我到坡儿川去。我们害怕那个人。我们听我娘说过，路上有杀人吃肉的人呢。我们说我们还要往前去。那人说，娃娃们，狼把你们吃过哩。我们没办法，只能听他的话，跟着他下了华家岭。后半夜才到了他家里。缓了两天，就又回城关的高辗子去了。那天离家的时候，我姐背着收拾下的十几斤扁豆，我背着个水罐子，我娘背着一块毡。我娘说，天热着哩，被子不盖行呢，要背块毡呢，外头睡觉要防潮湿呢。我娘还拉着我弟弟……我和姐把扁豆背回家了，把弟领回家去了，毡给了领下我们的那个好心肠的人了——我们也背不动了。

因为说话，莲莲倒是不哭了，王兴中却泪流满面：

莲莲，你怎么认出这地方来了？

我看着这个塆子像。我们在这达缓下的时间太阳落山了，但是天还没黑，还亮着呢。我一找找着我娘了。我记得缓在一截花墙后头。

你姐姐哩？

半个月前殁了。正月里，大队把我和弟弟送到公社的福利院去了，我姐姐从我二妈家来看我们。我们回到高碾子二妈收养了我们。后来我和弟弟上了福利院了，队长不叫我姐去，我姐大我两岁，能当劳力了，能给队里干活了。我姐到福利院看我和弟弟，在福利院住了一夜，染上了痢疾回到二妈家几天就殁了。

王兴中大恸。良久，哽咽着嗓门对身旁的孩子们说：

来，娃娃们，我们把莲莲的娘埋了。

王兴中说完话就走上前去，把那具骨头架子抱起来。骨头架子上、头发上和破衣烂衫上落了不少黄土，他一抱起来，黄土就哗地洒在他的中山装制服上，但他一点儿也没嫌脏，抱着骨头架子走了几步放进一棵小白杨的树坑里。他说，娃娃们，把囫几抱过来，埋上。

孩子们一拥而上，抱起倾倒了的花墙上的土块。

很快，小白杨的树坑就变成个坟堆了。然后，王兴中拉起哭软了的莲莲，还来了个大女子从另一边扶着，把莲莲扶上了汽车。汽车嗡嗡地吼着，又往前驶去。这时，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像是一块烧红了的烙铁，正在缓缓地凉下来，又像是火盆里一块就要熄灭的木炭。云彩多了起来，云彩绚烂之极。灰蒙蒙的雾气从沟底里升起来，和云彩沆瀣一气把远处的山头淹没了，华家岭就像是大海里沉浮不定的一条鱼脊背。汽车就在这条鱼脊背上行驶。风大起来了，空气骤然寒冷，孤儿们把破棉袄裹紧，抵御从四面袭来的寒气。华家岭的春天不像春天。

俞金有

农历十一月的一天，黄昏，刘世权和妹妹在房背后的山坡上挖辣辣根， 吃妈妈根，队长俞国民找他们来了。俞国民爬上山坡说，走，权娃子，到食堂吃饭去。刘世权说，俞家爸，食堂不是不开饭了吗？俞国民抱起他妹妹说，今天专门给你们做了些吃的，你们吃罢了我送你们到义岗川去。刘世权问到义刚川做啥去？俞国民回答，给你们找个吃饭的地方去。刘世权问，你给我们找个啥吃饭的地方去？俞国民说，公社通知的，义岗川办了个幼儿园，叫我把你们送到那达去。要趁早走哩，路远得很。听说要到陌生的地方去，刘世权哭开了：俞家爸我不去……但俞国民一手扯着他一手抱着他妹妹往坡下走着说，你哭啥呀，这是好事情。幼儿园是收娃娃的地方，专门收没娘娃的。你们去了公家管你们哩，管你们吃管你们穿哩，有娘的娃娃还不叫去。那里能吃上白面馍馍，天天吃肉菜。金娃子和他的姐姐也去哩。

听说金娃子和姐姐也去义岗川幼儿园，刘世权就不哭了，跟在俞国民的身后走，一会儿就到了生产队的食堂。食堂的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姑娘和一个小男娃在台阶上坐着。两个人瘦得像麻秆秆，细细的脖子挑着污垢的头。那姑娘靠墙坐着，男娃躺在台阶上，头枕在姑娘的腿上。男娃子叫俞金有，六岁，姑娘是他的姐姐俞金花。他们的大去年上洮河，病死在引洮工地上了。一个哥一个姐两月前殁了，饿死的。上个月，队长叫他娘给生产队的食堂磨面，他娘偷了二十斤面粉领着他和姐姐跑掉了。队长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过了三天，会宁县党家岘的人把他和姐姐送回苗沟来了。原来他娘带着他们姐弟二人跑到会宁县去了，逃荒去了，在党家岘叫人把他娘打死了，把他娘背的面抢走了，他们两个人没人管了。俞队长看他和姐孽障，把他们领到自己的家里去了。队长是他们的堂爸。

叫你们煮的洋芋煮熟了吗？

走到食堂门口，俞队长大声问，并且把刘世权的妹妹放在台阶上。一个妇女的声音从食堂里传出来：

煮好了。一共是十五斤，对啦？

对着哩。一个娃娃两斤半，分了，叫吃上，吃上了我们走哩。

好，我这就给他们分。那妇女回答。

粑粑烙好了吗？一人半斤，也分给他们拿上。队长说着话又看娃娃们，说，娃娃们，洋芋吃上，谷面粑粑是路上吃的，存着，啊！我牵牲口去。

然后队长转身走了。做饭的妇女就给娃娃们分洋芋。娃娃们呼噜呼噜地吃洋芋。

吃完洋芋，那妇女又把分好的谷子面粑粑分到每个人手里，并且说，娃娃们，粑粑拿上不要吃，小心胀着。但是刘世权的妹妹不听话，又吃起粑粑来。谷子没脱皮，磨下的面粗糙得揉不到一起，摊在锅上烙下的饼子人们叫粑粑。她刚把粑粑吃完，队长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名叫欢子的年轻人。

队长一进来就喊，给我们准备的干粮拿来，该走了。还是那个妇女，围裙里兜着些洋芋、谷子面粑粑走出来。队长和欢子接过来塞进怀里，然后队长转身说，娃娃们，走喽！

队长抱起刘世权，又伸手拉起他的妹妹，欢子抱起俞金有和他姐，几个人出了门。门外头站着两个毛驴，驴背上驮着两副粪筐。来，把娃娃们放进筐里。队长说着就把刘世权放进一个筐里。筐先是往下沉了一下，后又升起，原因是队长把他妹妹装进另一个筐了。

欢子把俞金有和他姐姐装进另外一副粪筐，毛驴嗒嗒嗒地走起来。

刘世权今年十一岁，身体瘦得没一点肉，一进筐子就搐成一点点了。他从粪筐的柳条缝缝里看出来毛驴是往南山走的，顺着沟沿沿走着。苗沟是一条又深又长的山沟，三面环山，下半截特别陡，是悬崖，苗沟村散布在悬崖的上边。要往南山走，就得绕着沟沿沿转半个圈圈，把沟转完。嗒嗒的蹄声中刘世权听见欢子说，这么急着送啥嘛，天就要黑了！明早上再送嘛！

队长说，天黑也要送。等到明天还不知道哪个又不中了！

欢子不出声了，过一会儿又说，这天凉得很嘛，夜里冻哩。

队长说，先走，到前头的马家岔垫上些麦草。

毛驴转上南山上又往东拐，爬坡， 后来又朝南走起来。刘世权觉出是走在董家山梁上了，因为他从筐缝缝里看见了西边低矮的群山，太阳沉进笼罩着千山万壑的暮霭里了，像个红蛋蛋。董家山梁是通渭县和静宁县的分界线，从北到南四十里，一直延伸到寺子川公社所在地。从寺子川往北再走三十里河谷，就到义岗川镇了。董家山梁像高高耸起的驴脊背，它的两边有许多东西方向的山沟，苗沟是它北端的一条沟。

走了一顿饭的时间天黑了，这时队长说话了：站一下，站一下垫上些草。队长的胳膊伸进粪筐来了，拉刘世权。刘世权伸着蹲麻了的双腿站起来才认出是到马家岔村了，牲口站在一片麦场上。队长抱了一捆草塞进筐里，把草往四周拨了拨，叫他又坐下。这一次他觉得舒服多了，柳条条不硌屁股了，且从四周挡住了初冬的冷风。

牲口又走起来，走着走着瞌睡就上来了，但是队长又把他拉醒了。队长一边拉他，一边说：

权娃子，醒一醒。

刘世权问，俞家爸，做啥哩？

队长说，不做啥，你接着睡。然后队长又说，欢子，你看一下那两个娃娃，好着没有？

欢子的声音传来：好着哩，好着哩。

队长说，好着了就好。我就怕路上死下一个。

没那么担惊吧。在家里好好的，在路上就能死了！

我就担惊着哩。吃下草根根的，今天吃了些洋芋，还吃了些谷面粑粑，胀死了咋办哩！

权娃子，醒来，到了！

刘世权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半夜时分，队长把他从背斗里拽出来了。他清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满天星光下妹妹和俞金有、俞金花都在地下站着，周围黑洞洞的。欢子正在拍打一个大门，大声喊开门来！我们是送娃娃来的！好长时间，咣当当的一阵门响，一个老奶奶开了门，问你们是哪里的？欢子回答我们是寺子川公社凤凰大队来的。老奶奶又问几个娃娃？队长说四个，老奶奶说跟我来。

这是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四合院，廊檐上挂着个风灯，廊檐台子很宽。老奶奶领他们走进一间房子。房子很大，一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亮着，可以看见有两盘炕，一盘炕上睡满了人，另一盘炕空着半截。老奶奶把靠窗根的几个娃娃叫醒了，把他们的被窝抱到上炕上说，过来，你们几个人到这达睡来。娃娃们都穿着破衣烂衫，懵懵懂懂地爬过去了。老奶奶转过身来说，来，你们几个靠窗根睡下，这达炕热。然后又问，娃娃们，一路上冻坏了吧？娃娃们害怕，没说话，老奶奶又把脸朝着队长和欢子：有你们这样做事的吗，半夜里送娃娃来！都快腊月了，冻坏了咋办哩？队长和欢子没出声，老奶奶又说，上炕呀，娃娃们。我给你们抱被子去。娃娃们上炕了，一会儿老奶奶抱来两床被子撇在炕上，说，娃娃们，两个人盖一床。幼儿园刚成立，被子不够用。过几天就好了。然后老奶奶又问队长和欢子：你们咋办哩？是站下哩还是回凤凰哩？站下的话就也上去挤下。队长说我们回哩，然后对娃娃们说，娃娃们，你们在这达住下，要听老奶奶的话，我们走了。俞金有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哭着说，四爸，我回去哩……队长说，你站下吧，过几天我看你来。这达好，这达有吃有喝，天天有肉菜哩。你回去咋哩？吃草根根去吗？

俞金有的姐姐也哭起来，说我回去哩，但队长转身对欢子说，走，我们快走，哭一会就好了……

他们走了之后老奶奶劝了两句：娃娃们不要哭了，这达好着哩，有吃有喝的。过两天你们就惯了。老奶奶还嘱咐几句：尿憋了尿在盆盆里，地下有盆盆哩，不要尿在炕上。老奶奶哄着娃娃们睡下，把被子拉着盖上就走出去了。

娃娃们抽搭着哭了几声就睡着了。他们睡得很香，一路上累了，炕也热得很。早上醒来就吃饭，一人发了一个搪瓷的小碗，一个勺勺。一人一碗白汤——白面糊糊，一个小馍馍。但是打饭的阿姨刚走出去，一个在对面炕上睡觉的大娃娃把俞金有的馍馍掰了半个去，俞金有哇地哭了，气呼呼地把剩下的半个馍馍也撇到地下去了。几个娃娃呼的一声扑上去抢走了。刘世权看见这幕了，略一踌躇走到那个抢到馍馍的娃娃跟前，伸出手说：

拿来！

那娃娃不想给，说我拾下的。刘世权一把抢回来了，说，你再拾一个我看！那娃娃又瘦又黄，比刘世权矮半头，他瞪着刘世权说，王瑞抢馍馍了，你怎么不要去？刘世权瞪了那个娃娃一眼，走到俞金有跟前说，拿住，把你的馍馍拿住。然后他又走到最先抢馍馍的大娃娃跟前说：

你叫王瑞？

那个娃娃不出声。他又说，你不要当成你大一些，就欺辱人！把馍馍还回来！

那娃娃比刘世权大一两岁的样子，长得还高一点点。那娃娃脸上一副不屑的神情，乜斜着眼睛看他，说，你想打仗吗？

刘世权知道自己打不过他，说，谁跟你们打仗哩？你把人家的馍馍拿出来！王瑞说，我不拿出来你咋办哩？刘世权说，你不拿就不拿呗，半个馍馍，能把你做啥哩？说着他就回到自己的炕沿跟前去了，端起碗来喝汤。但是他一边喝汤一边看王瑞，当王瑞也转过身喝汤的时候，他突然走上两步去，把自己的一碗汤一下子扣在王瑞的后脑勺上。汤已经不是很烫了，却仍然烫得王瑞哇地叫起来，王瑞猛地转过身来了，但刘世权不等他动手，就把手里的空碗一下子砸在他的脸上，并且大骂起来：

我把你驴日下的打死哩，你信不信！

王瑞被他的气势吓住了，愣怔了一下，哇哇地哭着跑出去了，嘴里喊着：我告你去哩，我告你去哩……

一会儿，那个给他们舀下饭的阿姨就进来了，气呼呼地说，谁拿面汤泼人哩！谁拿面汤泼人哩！王瑞指着刘世权说，他把面汤倒在我的头上了！那阿姨问，你为啥打王瑞，你说！刘世权不出声。那阿姨又说，你肚子饱着哩吧！罚你三天不吃饭……噢呦呦，你们苗沟来的娃娃还歪得很，将将来就打人哩……

阿姨说罚三天，其实只罚了一天——就两顿，中午和晚饭，这两顿也只是扣了他的面汤，馍馍照给。吃饭的时候，俞金有把自己的面汤倒了一半给他。俞金有一边给他倒汤一边说，我们两个人喝一份……

就是这天夜里，刘世权的妹妹殁了。妹妹身体瓤得很，好些天了，走到那达都坐着，头都抬不起来。妹妹这天睡觉的时候好好的，半夜里却用力地拉被子。两人盖一床被子，被子被妹妹拉走了，把他冻醒了。他坐起来看，妹妹把一床被子都拉到自己身上了，把头都盖起来了。他往自己身上拉被子，妹妹却抓住不放。妹妹还用力撕被子。他不知道妹妹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妹妹才八岁，妹妹把被子撕破了，棉花一团一团掏出来了。他撩开妹妹身上的被子说，你不要撕了，你把幼儿园的被子撕了阿姨不说吗？妹妹不说话，妹妹眼睛睁得大大的用力撕被子。他伸手去拦妹妹的手，妹妹竟又撕他的袖子，撕他的手。他推开了妹妹的手，看妹妹不听话，就往旁边躲了躲钻进另一个娃娃的被下去了，睡着了。

早晨他还睡着哩，那天夜里给他们开大门的老奶奶进来了。老奶奶是打扫卫生倒尿盆的。老奶奶看见了炕上撕烂的被子和棉花团子，喊了起来：这丫头怎么把被子撕成这样了！老奶奶推了一把妹妹，妹妹已经没气了。老奶奶出去叫个人来把妹妹抱出去了。

幼儿园每天都有娃娃死去，死了就从附近叫农民来抱出去撇了，撇在金牛河边崖坎子下边。幼儿园每天也都有娃娃进来，都是义岗川公社和寺子川公社的娃娃，驴驮人担送来的。送来的比抱出去的多，很快的幼儿园的人数就上升到二百多人了，原先的大户人家房子里住不下了，就调整到董家堡子去了。董家是全定西出名的大财主，解放前家里有武装，院墙修得像城墙一样，人称董家堡子。董家堡子是三个院子连起来的，幼儿园只占了其中的一个院子。调整后的幼儿园男女分开，男娃娃住前院，女娃娃住后院的几间房子。

俞金有和姐姐也分开了。俞金有的岁数小，小娃娃是怕人欺辱的，他就总围着刘世权转，因为是一个村子来的。娃娃们的身体都瓤得很，幼儿园也不开课，娃娃们一天到晚就是睡觉，玩。刘世权爱抓窝，在院子里挖下几个窝窝往里头散石头，看谁赢的石头多。刘世权一玩就是半天，俞金有也跟着玩。为了叫娃娃们混心，幼儿园还给娃娃们买了扑克牌。刘世权打扑克的时候俞金有就坐在旁边看。除此之外俞金有总往食堂跑。幼儿园规定十岁以上的娃娃吃粮标准是二十四斤，九岁以下十二斤。俞金有饿得不行，总往食堂门口拾大师傅撇出来的烂洋芋、菜叶子。再就是看见大师傅蒸馍了，就跑回来报告，说，世权哥，蒸馍上锅了，过一会儿又跑来说，世权哥，馍馍下锅了，快打饭走！刘世权也喜欢俞金有：这娃娃不光嘴甜，长得也心疼——脖子细细的，但脸相秀气，小鼻子鼓鼓的，眼窝深深的。他要是搞来啥吃的东西，也分给俞金有一点儿。

幼儿园是封闭式管理，大门经常锁着，因为娃娃们饿得难受，一跑出去就不回来了，有的要饭去了，有的就跑回家去了。封闭管理挡不住大娃娃，刘世权经常和其他大娃娃翻墙而出，到义岗川镇的粮管所偷粮食。过完春节不久政府发放救济粮了，四面八方的社员赶着牲口来驮粮食，粮管所秤粮的地方总是吵吵嚷嚷的。他们混在人群里，趁人不留意就抓一把麻袋里的大米或者捧一捧面粉拿块油渣。拿回来之后用洗脸盆或是刷牙缸子煮着吃。

俞金有是个机灵娃娃，但也闹了一次笑话。过完春节不久的一天，省上的一个领导来幼儿园看娃娃们，来时拿的水果糖，给娃娃们发糖。省上的领导到来之前阿姨给娃娃们换了新衣裳，五六岁以下的娃娃们没发新衣裳，一个人发了一个白布的兜兜，也打扮得很鲜亮。阿姨们还教娃娃们站队，说，来的是省长，姓邓，要叫邓爷爷。邓爷爷来了大家要喊欢迎邓爷爷，走的时候要喊邓爷爷再见。那一天邓爷爷来了，一大帮人走进幼儿园，阿姨指挥着喊欢迎邓爷爷，可是俞金有一紧张喊成了邓爷爷再见。阿姨慌了，说他你喊的啥？他竟然不觉知，还喊，邓爷爷再见！邓爷爷再见！搞得邓爷爷身后的随从们笑了，邓爷爷也笑了！

邓爷爷来过幼儿园不久，三月份的一天，阿姨们又逐个房子通知：娃娃们，明天专署领导要检查幼儿园来哩，今天我们打扫卫生。娃娃们在阿姨的带领下搞了一天卫生，抹桌子，洗床单，把院子扫完之后洒上水不叫起土。吃晚饭之后又把娃娃们集合起来讲，记住，明天领导来了你们不要在台子上东倒西歪地躺着，都要在炕上坐着，要有精神。领导问话的时候不要胡说。问吃饱吃不饱的时候，都要说吃饱哩，不能说饿肚子。共产党对你们好得很，吃的是城镇居民的标准，再要说吃不饱可就对不起共产党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果然地委的领导来了。一大帮人，二三十个人，有县上的干部也有义岗川镇的领导陪着。他们和幼儿园的领导和阿姨们见过面之后还要和娃娃们座谈，分散到每间房子去了。

刘世权和俞金有住在董家堡子最大的一间房子，是从前的客厅。这间房子盘了两盘炕，打颠倒睡了三十多个娃娃。所以这个房间进来了四五个领导。

娃娃们好！

这几个领导进门之后走在前边的一个人向娃娃们问好。可是这一次娃娃们是坐在炕上的，阿姨没跟大家讲这种情况下怎么跟领导问好，所以娃娃们谁也没说话。领导看娃娃们很拘谨就分成两拨坐到两个炕沿上了，其中一个领导问，娃娃们，你们在幼儿园吃得好吗？吃饱吃不饱？

能吃饱。娃娃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个领导又问，你们吃的啥饭呀？

面叶子！

散饭！

糜面疙瘩！

还有大米饭，还有炸油饼！

有个领导又问了一句：你们还吃炸油饼吗？几天吃一次？

过年吃下的！

二月二龙抬头也吃了！

领导对娃娃们的回答是满意的，他们开始个别谈话了，一个娃娃一个娃娃地问，叫啥名字？哪里人？家里有几口人？谁没了？谁还活着？其中一个留着大背头的领导问着问着淌开眼泪了。后来，那个带头进来的人站起来了，说，娃娃们，我们今天来看你们，走得急了些，没买上糖。我给你们一点零钱，你们自己买糖吃去。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子事先换下的崭新的钞票发给娃娃们，一人两角钱。然后他就走出去了，其他人也跟着走了。

哎呀呀，把人饿死了！快，打饭去！

由于邓爷爷来的时候出了一次差错，这天俞金有是坐在炕里头的，坐在几个娃娃的后头，他怕人家问话再出差错。他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看见领导走出去了，他就大声叫起来了。但是他没注意到，有个白头发的老汉进来后一直没说话，就是拿个笔记本坐在炕头上写什么，而这个老汉还没有走。老汉听见他喊饿死了，站起来说：

是你说的饿死了吗？这个娃娃你给我说一下，你们能吃饱还是吃不饱？

俞金有惊呆了。一时间哑口无言，脸色都变了。那老汉看出他紧张的样子了，说，不要紧张，这个娃娃你不要紧张。你给我说实话，你们吃饱吃不饱？

俞金有还是不说话。

娃娃们，后来那老汉把脸转向大家，大声并且和蔼的口气说，我们到幼儿园来，就是调查真实情况来的。你们要说实话哩，要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哩。这样我们才好研究怎么解决你们的困难哩。你们不说实话，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困难，怎么解决你们的困难哩？

娃娃们静静地听着，老汉又说，我问你们，你们真的能吃饱吗？说实话，你们说实话。

吃不饱！俞金有大声说。

吃不饱！

一天到晚饿得心慌！

一顿就那么大的一个馍馍，哪里能吃饱呀！

有些菜就好了，拉些洋芋来……

娃娃们也都乱七八糟地说开了。说了一阵子，白头发老汉又说：

娃娃们，我知道你们的真实情况了，好了，我回去给专署领导汇报。不过这吃粮的问题是个严重问题，恐怕还不好解决。县上解决不了，专区也解决不了。整个定西专区现在都缺粮食呀。不过我今天给你们许个愿，我们回去以后，先跟专署蔬菜公司协商一下，先给你们解决些蔬菜，这个问题还不大。

专署的领导来过几天之后，一辆大卡车开到幼儿园门上来了。阿姨们跑到各房子喊，大娃娃到门口卸菜去。不光是大娃娃们去了，连小娃娃们都去了。饿急了的娃娃们一听是吃的东西就都一窝蜂围到汽车跟前去了。可是车槽板一打开，却是一车臭烘烘的咸菜，甜菜叶子，湿淋淋还往下滴水哩。大师傅喊不能吃，娃娃们，这是咸菜，不能吃！但依然有些娃娃抓一把就跑，拿到水井边冲洗，嚼得咔嚓咔嚓的。有些人嚼上两口不嚼了，把菜叶子撇得到处都是。

好多年以后刘世权还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那已经是半夜了，刘世权睡得很香的时候，俞金有把他喊醒了。俞金有和他睡的一个被窝，脚对脚睡，他听见俞金有喊他：世权哥，醒一下。他睁开眼睛看见俞金有在他脚底下坐着哩，他问了一声：啥事？俞金有说我渴得很。刘世权说，渴了喝水去。俞金有说没水了，我端下的水喝光了。刘世权说，那怎么办哩，没水了你就忍着些。刘世权知道，幼儿园的食堂里有一口开水锅，大师傅做饭的时候捎带着烧一锅开水，吃饭时大家舀着喝。吃过饭，大师傅把锅灶收拾干净，再把门一锁就回家了，——大师傅是义岗川雇来的农民——谁再想喝开水就要等明天了。刘世权说完就又睡着了，可是过一会儿俞金有又把他推醒了，又说，世权哥，我实在渴得受不了啦。刘世权瞌睡得很，生气地说，受不了咋办？俞金有说，你给我打些水去。刘世权说，谁半夜三更的给你打水去，我还睡觉不睡了！俞金有哀求地说，打一桶去嘛，世权哥，我都要渴死了！刘世权说你自己打去！俞金有都要哭出来了，眼睛里含着泪花说，我提不动嘛。看见俞金有要哭的样子，刘世权很不情愿地爬起来了，一边穿衣裳一边说，卸菜的时间我说过你没有，不能吃咸菜，那吃上了渴哩，你不听！俞金有说我再不吃了，你快些去吧，打水去吧！真要把人渴死了！

幼儿园的水井在后院里，就在食堂的旁边。井台是一整块石板做成的，中央有个凿下的圆洞洞。井台上平常放着一只木桶，是大师傅打水用的。这是个破桶，打下的水一会儿就能漏光。水桶叫水泡透了，重得很。刘世权小心地把桶放下去，听到井下咕咚一声响就赶紧往上提，用净全身的力气才提上半桶水来。俞金有舀了一碗咕咚咕咚喝了一气，缓了一下又喝了一碗，这才问你喝吗？刘世权说喝，我也渴了。他喝完以后俞金有又舀了一碗端着，回宿舍去。

回到宿舍，他们就没地方睡了，因为炕上睡的娃娃太多，他们的位置已经叫人挤没了。他们躺在别人身上了，在别人的身体上边漂浮了好一会儿，他们的身体才落到炕上。

但是，刘世权睡得很香的时候又一次被人推醒了。他一看又是俞金有在炕上坐着，就生气地说，咋哩，你又咋哩？俞金有说，我又渴了，你再给我打一次水去。刘世权说你不是端了一碗水吗？俞金有说喝完了，你再给我打一下去。刘世权骂起来：你滚球开吧，你骚毛得人睡不成觉！

刘世权瞌睡得很，闭上了眼睛，临睡着又迷迷糊糊说了一声：找你姐去！

俞金有不敢再叫刘世权了，静静地坐着，看着睡得很香的刘世权，不断地用干燥的舌头舔干燥的嘴唇。后来他悄悄地下炕走出房子去了，手里拿着吃饭的搪瓷碗。

……已经是后半夜了，刘世权睡得正香，一个女孩子的喊声突然把他叫吵醒了：世权哥，你醒一下！世权哥，你醒一下！这是俞金花的声音。刘世权大声地问，俞金花吗？你喊我咋哩？

俞金花说，你看一下我弟弟在不在！

刘世权爬起来一看，他脚下躺着另一个娃娃。他说，你等一下，我再看一看！他在炕上跪起来了，一个娃一个娃地看过去，仍然不见俞金有。他大声地回答：

不在的！

俞金花问，你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他回答不知道！他不在你那达吗？俞金花大声回答不在的呀！哎呀，这害人精半夜里跑到哪里去了！刘世权听见俞金花不安的声音了，赶紧穿衣走出去，对站在窗根的俞金花说，金娃子没去你那达吗？头回他叫我给他打水去，我没去。他没找你去吗？俞金花说，有一会儿了，他找过我，叫我给他提水去，说他渴得很。我叫他把我碗里的半碗水喝上了，他说还想喝。我说天亮了再喝，他就走出去了。我睡了一觉不放心，来问一下你。刘世权说，我这达没有，你那达没有，他能到那达去？走，我们问一下阿姨去，看他会不会到阿姨那达要水喝去。

由于不断地有孤儿被送进幼儿园来，送来的娃娃身体瓤，幼儿园夜里安排两个阿姨值班，她们每过两个小时就要把新来的娃娃叫醒尿尿。他们跑到阿姨值班的房子一问，阿姨也慌了，阿姨说俞金有没来要过水。阿姨说，快找，快找，看到哪达去了！

他们猜测，俞金有有可能到别的房子找水喝，但是他们把娃娃们睡觉的房子全找过了，还是不见俞金有。后来，阿姨又叫起一帮大娃娃到处找，到后院子去找。有个娃娃说，会不会到木头堆里剥树皮去了？有的娃娃饿得不行，进幼儿园之后还到食堂烧火用的木头堆里剥树皮啃着吃。烧火的木头都是伐来的柳树榆树。于是，他们又跑到食堂旁边的木头堆里看了看，还是找不到俞金有。后来，有个娃娃突然喊了一声：

哎，井台上的水桶咋不见了！

几个人趴在井口上往下看，水井里黑洞洞的。一个阿姨赶紧跑回值班室拿来个风灯。把风灯伸进井里再看，水面上像是漂着一个人。

把俞金有打捞上来了，肚子鼓得像个皮球。他喝了太多的水！过了一天，幼儿园就买了一个很大的水缸放在食堂门口。幼儿园领导对大师傅说，以后回家以前，一定要把开水灌满。

1973年秋季的一天，商店的指导员叫我到农场直属一连去一趟。他说一连有个职工死了，今天要开追悼会，叫我代表商店职工去参加追悼会。

死了的是一位女同志，名叫俞金花，定西孤儿院来的。饮马农场在红柳园山里有个锰矿，俞金花来饮马农场不几天就被抽到锰矿去了，两天前在一次放炮的时候被一块崩起的石头打在头上。说来也巧，锰矿的职工住在离矿点二三百米远的一道山水沟里，住的地窝子。那天放炮的时候，她正在地窝子睡觉，可是由于炮眼里放的炸药太多，一块飞起的石头正好从地窝子的天窗钻进来打在她的头上。石头像核桃那么大，把她的头打破了，晕过去了。锰矿把她送到敦煌县医院，她却始终没醒过来。锰矿把她的尸体拉回农场来了。

开完追悼会，离得远的连队的代表回去了，场直单位的代表把她送到场部门口的疏勒河边埋葬。棺材放进墓穴，一帮从定西来的姑娘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一帮小伙子也跟着抹眼泪。

后来送葬的人回到场部了，走到商店门口了，我看见一连的刘世权还在擦眼泪，擤鼻涕，眼睛哭得红红的。我和他都是农场篮球队的队员，很熟，我叫他去喝点水，在商店我的办公室里他对我讲了俞金花和她的弟弟的故事。

黑眼睛

这天早晨又有几个小娃娃被送进病房来了，是李院长领着几个大娃娃抱进来的。保育员上官芳发愁地说，往哪里放呀，你看，挤得满满的。

这些娃娃都是拉痢疾的。

是换肚子的吗？

是换肚子。

上官芳再没说啥，匆匆忙忙把睡在大通铺上的娃娃们一个一个挪动，挤紧，腾出一个娃娃的位置，放下一个娃娃，再挪再挤再放下一个……等到她安排完娃娃，李院长才问：

林大夫呢？

林大夫昨晚上昏倒了，我给打了一针葡萄糖，现在他的房里睡着哩。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有啥事情要跟我汇报？

天快亮昏倒的，没顾上跟你说呢。忙得很。林大夫三天三夜没睡觉了，瘦成一把柴了。

你这达有纸吗？

有，林大夫开方子的。

李院长在一张定西专署人民医院处方笺上写了两行字之后说，你把这条子送给马老师去。叫他一定要安排，从今天起，林大夫和有病的娃娃们一样吃病号饭。

睡在这间房里的都是病号，有大的，十二三岁，有小的，才两三个月。这些娃娃进儿童福利院的时候，大部分都瘦得坐不住，吃过饭就躺倒了。有的娃娃穿着新换的棉衣，里外三新，坐在台阶晒太阳，头垂在胸前或歪在肩膀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把新衣裳沾了一身土。没办法，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新新的棉衣几天就变成旧衣裳了。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称为换肚子。专署医院的儿科病房住不下这么多换肚子和患有其他疾病的娃娃，福利院不得不成立个病房，把专署医院小儿科最权威的大夫借调过来，长期在这儿工作。

早晨是病房最忙的时候，娃娃们要拉要尿，要洗脸。有些娃娃把脓血拉在铺上还不知道，上官芳和给她帮忙的几个孤儿当中抽出来的大女子忙了两个钟头，把屎把尿，换褥子擦被子，忙得不可开交。

上阿姨，秀秀又把下了。一个叫黄玲珍的大女子喊。

把下了你给擦掉就行了，喊我咋呢？上官芳说，她自己正在给一个娃娃把尿。

她还吐了！

吐了就擦掉嘛。你没擦过嘛！上官芳有点不满意的口气说。

你来看一下嘛！

黄玲珍不屈不挠，上官芳便有点急火攻心的样子，放下尿尿的孩子之后顺着两张大通铺中间的过道咚咚咚走过去，粗厚着嗓子说：

咋了？咋了？

黄玲珍手里抱着个小姑娘，就两三岁的样子。她的腿被黄玲玲的双手分开着，摆在地下的便盆里有一点点脓血。黄玲珍说，你看枕头边上。

枕头旁边有一大摊血。

黄玲珍又说，那是吐下的。

上官芳觉得问题严重了，大声喊一个正在给另一个小娃擦脸的大女子：改娃，你快去把林大夫叫一下……

谁知她的话还没说完，林大夫推门进来了，问：

出什么事了？

上官芳说，林大夫你快来看一下。这是李院长刚才送来的个娃娃，又吐又拉。吐的是血！

林大夫叫林保新，福建人，上海医科大学毕业，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定西专区的，还不到三十岁。他过去看了看，说，快，给她输液！

很快就输上液了，林保新开的药方，上官芳扎的针，输液瓶挂在头顶上。这是一间大房子，像是仓库，从这头到那头两排大通铺，中间过道的上空扯了一根铁丝，专门用来挂输液瓶的。

这是1960年的初冬。这一年的夏季，饥荒迅速地从通渭县蔓延开来，蔓延到定西专区各县，蔓延到相邻的平凉专区和天水专区，蔓延到甘肃全境。定西地委的领导指示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要扩大，要多收孤儿，因各县民政局的压力太大。于是定西县和陇西县的许多孤儿都送到这儿来了，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两个月。大娃娃们住到了新开辟的福利院二部——原地委讲师团院内，小娃娃们还留在老地方——专区物资局和征用的两家私人宅院里。

病房设在物资局的一个库房里，住了五六十个患病的娃娃。只有一个大夫，一个保育员，还有几个孤儿当中挑出来的大女子照看他们。

输上液体之后，上官芳支使那几个大女子给娃娃们擦脸，她坐在床头上守着那个小姑娘。

这小姑娘她看见过。前两天她从院子里走过，见几个来得早已经换过肚子恢复了健康的小姑娘跳房房玩，这小姑娘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但她又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体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她的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进了福利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先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伤寒已经在福利院肆虐两次了！剃完了头到县人民浴池洗澡，换上新衣裳。旧衣裳在澡堂子的院子里就地点火焚烧。

小姑娘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边的脸。

小姑娘的眼睛扑棱扑棱闪着，眼睛盯着铁丝上挂的输液瓶，又看看上官芳。上官芳看出小姑娘疑虑不安的神情了，因为娃娃们都没输过液，看着一个大瓶子挂在头顶既新奇又恐惧。为了消除孩子的疑虑，她说：秀儿，这药给别人都不打，给你用上了。明天你就不拉肚子了。这是好药。

秀秀摆在枕头上的头点了一下，大眼睛扑棱了一下。这孩子的眼睛出奇的大，眼珠又特别黑，还是双眼皮。由于消瘦，双眼皮的褶线非常清晰。眼睫毛又密又长。

秀儿，你是哪里人？

我家是陇西的。

你咋来这儿的？

牲口驮来的。

为了和孩子多说话，上官芳故意说：秀儿，你本事大得很——你才几岁，就敢骑牲口？

不是骑来的，是驮来的。一个驴驮的，一边一个背斗，我在这边的背斗里，我哥在那边的背斗里。

你哥呢？你哥叫啥？

我哥殁了。牲口到福利院，邢大大卸背斗哩，一看我哥没气了。李叔叔叫邢大大驮回去了。

想着通过谈话转移孩子思想的不安，不料引出如此沉重的话题。怕孩子伤心，上官芳立即转移话题：

秀儿，你把不把？

想把。我忍着呢。

能忍住吗？

我用力忍着。我不愿意麻烦阿姨。

要把还得把，阿姨不嫌麻烦。

阿姨，你真好。

这时候好几个孩子要拉屎，上官芳就忙去了。这一天秀秀拉了十几次，每次不是血就是脓，又吐了两次血。黄昏时林保新医生说就看今晚上了，再吐就得送医院了。

这天晚上，秀秀还拉，但次数少多了，就五六次，再也没吐。转天早晨林大夫检查的时候，又开了液体，说，接着输。但接下来的几天里，孩子的痢疾还是止不住。这时又有十几个新来的孩子拉痢疾，住不进病房来，林保新就把十几个痢疾很顽固的孩子送往专署医院，秀秀也转过去了。是孤儿院的几个大男娃用架子车拉过去的，一车拉两三个。架子车每拉一趟上官芳都跟着跑，她不放心，怕男娃们粗心把病号跌伤。

最后一车病号拉过去全安顿好了，上官芳要回福利院了，秀秀喊了一声：

上阿姨，你不要走。

上官芳走过去问，秀儿咋了？

我害怕。

你怕啥呢？

秀秀不说。

上官芳明白，孩子们换了新的环境，总是有恐惧心理，就在旁边坐着陪了一会儿。她和秀秀说话：

秀儿，你脸上伤疤是咋弄下的？

我二妈砍的。秀秀细细的声音说。

上官芳惊了一下：你二妈砍你？咋了？

秀秀说：我大没了以后，我娘给我和我哥炒的扁豆，一人一碗。我娘说，你们两个一人一碗，慢慢吃，一颗一颗吃，不要打仗。我出去给你们寻吃的去。我娘刚走，我二妈就进来了。她的手里提着一把切刀要我的扁豆。我不给，我二妈砍了一刀，把扁豆子连碗夺走了。把我哥的也夺走了。

你娘没回来？

没回来。

那谁管你的？

我和我哥等了三天，我娘没回来。那时我和我哥都站不起来了，队长转进来看见了，把我和我哥送到了幼儿院。公社的大夫给我抹的药。

自从定西专区儿童福利院开办以来，上官芳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专署医院。有病号送病号，没病号送的时候去看病号，接出院的病号，或者取药。她每天把每个病号的病情、送去后死亡的人数和名单向李院长汇报。

她特别心疼秀秀，每天来了医院，都要去看一看秀秀，坐着说句话，安慰孩子。

这是秀秀进了专署医院的第三天，她一进小儿科病房，护士就告诉她秀秀不行了。她是有这思想准备的，因为自从福利院开办以来，经常死人，且都从她手上过。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六顿饭，吃很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而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正是为了不叫福利院的孤儿们看见他们的伙伴死掉，才把病最重的娃娃送到专署人民医院来。这样殁了的娃娃就由医院处理掉，对活着的娃娃们影响小一些。这天上官芳一如既往的一个一个地看孩子，特别是到了秀秀的床前，她在秀秀的身旁多坐了一会儿。她心里很难受：她特别喜爱这个孩子，才三岁，拉血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痛很难过，但她一声也不出，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她也知道这个孩子将不久于人间，却又无法挽留。而这一天，秀秀似乎也有点恋恋不舍，她一坐在床上，秀秀就把自己的一只手从被子下边慢慢地伸出来说：

上阿姨，你摸一下我的手。

上官芳攥住了那只枯瘦如树枝的小手。小手热得烫人。秀秀再没有说话，就是大大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她。她也没有说话；她心里难过，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她不忍心光看孩子眼睛，便多次把眼光转到孩子长出头发茬的泛着青光的头上。她说：

秀儿，等你头发长长了阿姨给你梳两个毛角子。

秀秀没说话，只是瞪大眼睛看着她。

后来她要走了，站起来放开秀秀的手说，秀儿，阿姨明天再来看你。秀秀却猛地抓住了她的一个手指头，说：

上阿姨，我看见我大我娘从那个床下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呢，你给我娘给给。

上官芳惊了一下，看床对面的桌子，那里果然有两个白面馒头。她问：

秀儿，你娘在哪达呢?

秀秀说：

就在那达哩，那个床下头。

秀秀放在枕头旁边的手指了一下。上官芳往她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根本就没有床，那是一面石灰刷过的白墙，白生生的白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殁了。护士说，秀秀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

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她一边抹泪一边说，拿来，你把钥匙拿来！

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不给，我不给你钥匙！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那护士说完就进了一间房子，从里边插上了门，上官芳怎么敲怎么喊她都不答应。上官芳呜呜地哭着回福利院去了，给李院长汇报去了。

打倒“恶霸”

从通渭县收容所接孤儿的汽车在千山万岭之间行驶，一路上颠颠簸簸风尘仆仆，半夜时分进了定西县城。我在半路上睡着了，车到专署儿童福利院门口才惊醒。其实孤儿们大部分都睡着了，我醒来时听见一个睡糊涂了孤儿的问了一声：这是到阿达了？接我们的老师是个活泼人，听见他的问话说了一声：你说到阿达了，到第三铺了，你下车不？娃娃们笑了起来。

因为是夜里，路灯又不亮，下车后没看清周围的环境，就见临街的两扇大木门开了，出来几个人有男的有女的把孤儿们迎进去了，安排在几间房子里。

来福利院之前，娃娃们的心里忐忑不安的，不知道福利院啥样子，能吃饱不能，冷哩热哩……在第三铺的时候，有的阿姨说过那不能去呀，去了锁在大房子不叫出来。可是进了房子孤儿们惊呆了！这儿原先是地区物资局的机关，又新刷过石灰，墙白生生的。顺后墙支了一张大通铺，铺着新褥子，褥子上灰色的棉线毯铺得平展展的。靠铺脚很整齐地摆着一溜花格子棉被，新崭崭的。被子上放着枕头，也是新的。桌子上还摆着刷牙缸子，放着牙刷，牙膏；一排白色洋瓷碗，就连吃饭的勺勺也摆放得整整齐齐，把把都朝着一个方向，一人一条白生生的毛巾。桌子下边两个白色洗脸盆是公用的，还有一桶冒着热气的开水。我们在家里哪见过这样好的东西呀，当时心里那个感觉，就像是进了仙境了。

娃娃们，你们乏了就先上床坐一会儿，吃罢饭了再睡觉。一个中等个子穿中山装制服的人进来说。这个人叫李毓奇，孤儿们后来都叫他李叔叔，他是福利院的领导，老师和阿姨们叫他李校长。他还说饭做好了又放凉了，现在正热着哩，一会儿就端来。可是娃娃们都不敢上床，怯生生的。还是一个胆子大的娃娃问了一声：大大，我们今晚就在这达睡吗？

啊，就在这达睡。

这被子是叫我们盖的吗？那个娃娃又问。

对呀，就是叫你们盖的。咋了，你看不够是吗？娃娃们，福利院刚刚筹办，缝被子来不及缝，你们先两个人盖一床，打颠倒睡。等走入正规了，就一人一床。

那娃娃说，我说的不是这意思，我是怕弄脏了。

李叔叔说，脏了不怕，脏了保育员洗，你们放心盖上了睡……

这天晚上我们一人喝了一碗大米稀饭，就睡了。阿姨不叫多喝，说挨下饿的人，吃饱了胀哩。这晚上我睡得香得很，和我睡一个被窝的是一个叫梁百川的娃娃。早晨醒来，太阳已经升得高高的了，梁百川已经不见了，一房睡的好多娃娃都不见了。我赶紧穿上衣裳走到门口去，原来他们都在台阶上站着哩，看比我们来得早的娃娃在院子里转圈圈。那是一帮小娃娃，有五六岁的，七八岁的，也有比我大的。他们穿着新棉袄新棉裤，没有新棉衣的小娃娃胸前围着个白色的饭单。有个阿姨在前头领着慢慢地走着。他们的神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颤一颤的，就要跌倒的样子。正好这时比我早两天来到福利院的年年来找我。他的穿戴焕然一新。我问他，那些娃娃做啥哩？他说，那些娃娃吗？身子太瓤，锻炼身体哩。不锻炼就怕以后走不成路了。年年指了指台阶又说，你看那一帮娃娃，身体比他们还瓤，来了以后吃了面粉，拉肚子，人软得站不起来。我朝他指的方向看，看见就在我们站着的台阶的左边，沿着墙根坐了十几个娃娃，拢着手晒太阳。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垂在膝盖上。有那么三四个娃娃穿着新崭崭的棉衣躺在台阶上。我说，你看他们新新的衣裳弄脏了！年年说，那没办法，瓤得坐不住嘛！在床上躺着吧又心急得很。

我们正在门口说话，李叔叔和两个阿姨走过来说，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吗？叫你们多睡一会儿哩，你们都起来了！起来了就都出来吧，出来站队，有话要跟你们说。我们房的人就都出来了，那两个阿姨把另外几间房的昨晚上来的娃娃也都叫出来了，然后李叔叔说，娃娃们，给你们重新分一下房子，大娃娃和大娃娃住在一起，小娃娃和小娃娃住在一起。大和小的分开，好管理。

娃娃们挤挤嚷嚷按着由大到小的次序站好队之后，保育员就把我们一拨一拨分开领到了房子去了。福利院一进门东西两排房子，有大间有小间，大间相当于三间民房大，二十多平米，中间是门，两边窗子，迎面一张大通铺，小间八九平米，也是一张通铺，睡七八个人。我和十几个十岁以上的大娃娃进了坐东向西那排房子当中的一间大房子。我岁数不算大，但我个子高。这帮大娃娃中有四五个榜罗公社的，是早早就离开家乡在外边流浪下的，被收容所收容下的。他们胆子也大，一进房子就抢两边靠山墙的位置。我没和他们抢，等娃娃们各自占好位置，才在中间没人争的位置上坐下来。我觉得那些娃娃抢铺位可笑得很。那么新的被子那么新的褥子，比家里的炕席和毯片片好得进了天堂一样，还抢个啥呢！昨晚上和我盖一床被子的梁百川站队和我站在了一起，他个子比我低一点，和我分到一间房了。梁百川是个老实娃娃，不爱说话，他也不争铺位，最后又和我睡到了一达，盖一床被子。

我和梁百川坐在床头上说话，问他是那达人，他说是碧玉公社的。说着话，我突然看见线毯上有一片土黄色的末末。我说，哎，你看，这是啥？梁百川低头看了看又用手攒了攒，捏起一小撮放在手掌里再看说，像是麦麸皮。接着他又拿舌头舔了添说，就是麦麸皮，有一点咸味，不知道谁撒下的。说着话他双手把那些末末攒到一起送进嘴里。我也跟着攒，也吃了一撮。我们吃麸皮叫身旁的一个名叫王汉元的娃娃看见了，说你们吃啥哩？我说不知谁撒下的麸皮。但王汉元走过来看了看说，这哪里是麸皮！昨晚上有个女子在这达睡，阿姨没认出她是女子。她的头上戴了个棉帽子，我在她边上睡，我也没认出她是女子。她的头上长下疮的，睡了一夜，抠了一夜，这是淌下的疮痂子。尽管这两年吃草根吃荞皮，除了驴粪蛋蛋啥都吃过，但一听把疮痂子吃上了，我还是恶心，一个劲儿吐唾沫。直到中午吃饭，我才不恶心了。这天中午一人一个白面馍馍还有半碗炒洋芋片！我有一年没吃过这么白的馍馍了！

这天下午，我们就被管总务的杨老师和保育员领到定西戏院对面的人民浴池洗澡去了。在热烘烘的水池里泡着身体搓尽了垢痂，然后换上崭新的蓝色斜纹布学生服，换上了海绵底的解放鞋，戴上一顶崭新的蓝帽子。女娃们也都穿上了大翻领——列宁式——的棉袄或是印着大花的棉袄裤。当我们排着队走回福利院的时候街上的行人都站下来看我们。我们都焕然一新了。我们骨瘦如柴，但是我们黄馇馇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我们的破衣烂衫在浴池的院子里收集起来烧掉了。

只是有一点不雅观，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不论是男娃女娃，基本上都剃成了秃子。女娃们的头发上堆满了虱子，梳子梳篦子篦也不能根除掉。

我们那间房子里总共住了十六个人。刚进福利院的时候互相不熟悉，头两天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吃过了饭，不是在炕上坐着躺着缓着，就是跑着串门，找本村本乡的娃娃玩。我常到年年的房子去，有时候我们也去看芹芹，有时去找于季林玩。有时候他们来找我。

有一天年年又到我住的房子来了，掏出一块油渣叫我吃。这油渣是黄豆榨油后的渣子，吃起来香得很，我们两人嚼得嘎嘣嘎嘣响。这馋坏了靠墙跟的铺上坐着的王汉元。王汉元是榜罗公社人，进福利院之前一个人流浪过几个月，坐火车到过定西，到过兰州。他是叫兰州的收容所送回定西收容所，又送到通渭县的收容所住了半个多月。这人个子不算高，但由于在外边要馍馍，吃得好，身体好，有力气。王汉元说，拴拴，给我点油渣吃。油渣硬得很，掰不开，我撩起床头上的褥子，在床板沿沿上绊了几下，绊碎给了他一些。他很快就嚼完了油渣，又要，但我手里仅剩下核桃大的一块了，我犹豫着不想给他，年年就把他手里的一块扔给了他。王汉元一边吃油渣一边问：

年年，你的油渣是哪来的？

从火车站偷来的。

火车站还有吗？

有的是。不光有油渣，还有大米，还有苞谷。长长的一列车，从外省运来的。

你知道那车停在哪达吗？

那咋不知道，我们昨天偷下的。

不一会儿王汉元就吃完年年给的油渣了，他说，年年，咱们到火车站去一趟。

做啥？

看一下去，你不是说有大米苞谷吗。

今天不行了，后晌了，明天去吧。

明天去车就开走了。

嗳嗳，天天都有，这趟车没了，那趟车又来了，还有过路车哩。

好吧，明天去，你跟谁都不要说，就咱们三个人。

转天吃过了午饭，我们分头出发。福利院不叫小娃娃出门，大娃娃出去要请假。我编慌跟阿姨说要买信封给亲戚写信。

定西火车站离福利院不远，在它的东边四五里远处。我们在东街相逢，半个小时就走到了。走近火车站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迎面过来了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娃娃，手里拿个包包，大步往前走着。王汉元眼尖得很，看出包包里是个饼，我们和那娃娃已经错过了，他又转身追了上去，一把把那娃娃的饼夺过来了。那娃娃是个城镇居民，穿着整齐，留着分头，他先是惊了一下，继而就向王汉元扑过来夺饼子。王汉元两步跳开了，喝道：

做啥哩？你想夺回去吗？

那娃娃说，你抢我的馍馍！

王汉元大声说，抢你的馍馍咋了？

那娃娃说这馍是给我大送的午饭，你拿走了我大就挨饿哩。

那娃娃说话已经带出哭音来了，但王汉元说，你大饿一顿就饿一顿吧，我都饿了一年了！

但那娃娃不管不顾地扑了过来夺馍馍，说，不行呀，我大打我哩！

王汉元给他的胸脯上狠狠打了一拳说，你怕你大打你，就不怕我打你吗？你夺，你再夺我就把你打倒哩，你信不信？

那娃娃挨了一拳之后怔怔地看着王汉元又看我和年年，继而哭出声来：你们是土匪，抢人呢！但他眼睛里含着泪水走掉了。王汉元把馍馍分成了三份，给年年一份，又给我一份。我没要，我说，你抢人家的馍，我不要。王汉元说，呦，你还心善得很。你不吃了算，我吃！

王汉元吃完了饼，我们就到火车站了。年年在路基上站着看了看说，那趟车还真不见了，开走了。

定西火车站就三四条铁轨。整个车站这天都空荡荡的，只有很远的地方停着几节车厢。我很失望，说，开走了咋办呢？咱回去吧。但是王汉元不甘心，说，已经来了，还空手回去吗？走，过去看那几节车厢装啥了没有。那是三节闷罐车，我们爬上车窗往里看，满满的都是豆饼。可我们的手伸进去够不着，拿不上，车门关得严严实实推不开。我们急得团团转，一个农民走过来了，手里拿根铁棍，还提着一条麻袋。那农民是有备而来的，也可能是侦察过之后回家拿工具的。他把铁棍插进门缝里用力撬，把铁门嘎吱嘎吱撬开了。

他爬进车厢装了一麻袋豆饼跳下来，扛上就走。我和年年害怕，没上车，王汉元爬上车去了，抱了锅盖那么大的两块扔下来。抱着豆饼走太显眼，我们在铁轨上摔碎豆饼。然后我和王汉元解开棉袄脱下里边穿的汗衫包豆饼。年年却紧张地叫起来：

来人了，来人了！

我抬头看见一个穿着蓝制服帽子上别着路徽的人已经绕过那头的车厢向我们走过来。我说了一句跑吧，可王汉元不甘心撇掉得来的果实，说不跑，看他抓住了怎么办！不就是些豆饼渣渣吗！我们就把豆饼倒下，又把汗衫穿上，在原地站着。

你们干什么啦！那个人走近之后大声问。

我和年年都没出声，我们两个人害怕得很，王汉元回答，大大，我们饿坏了，想拿些豆饼吃。那人没说话，他已经看见我们倒在两条铁轨之间的豆饼块块了，他还弯着腰往车下边看，看我们还藏了多少豆饼。这时王汉元又说，大大，车门不是我们撬开的，是那个人撬开的。他装了一麻袋背走了，满满的一麻袋。

那人朝着王汉元指的方向看，然后就跑着追过去了。王汉元和我又脱下汗衫包豆饼，抱上跑。年年在后边跟着跑。

那人是往西追去的，我们三人往东跑。跑了一截却被道岔处的小房房跑出来的一个人截住了。我们和这个人离得太近了，王汉元和我把豆饼撇在铁道旁的水沟里还没来得及跑，那人过来把王汉元和我一手一个抓住了，吼着问你们偷什么啦！

一点点豆饼。你要吗，你要了我给你拾上来。你放开手！王汉元说。

那人说，你想的还好得很——放开，放开了你好跑，是不是！

王汉元不吭声了，那人大声说走，跟我走！

那人一手拉着王汉元，一手拉我。这时年年跑的话能跑掉，但他没跑。结果那人把我们带到了车站的派出所，把我们交给两个警察，还告诉警察我们偷火车站的粮食了。王汉元说我们偷的不是粮食，我们偷的是豆饼。警察大声训斥：豆饼不是粮食吗？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从东北调来的救济粮，救命粮！王汉元说，豆饼是能当粮食吃，但那不是粮食。警察很生气，说，你这个贼娃子嘴还歪得很！一个警察在他的头上拍了一巴掌，还把帽子给他摘走了，接着又训：你看你像个好人吗？你把帽子整成这个样！说，你们的家在哪里！

王汉元把他的帽子里头放了个铁丝弯成的圈圈，帽子像解放军的大盖帽。王汉元说我们没有家。那警察说，没有家？没有家你们不是父母生下的吗？王汉元说我们的爹妈都死过了！警察更生气了，大声训斥，爹妈都死过了？死过了你们穿得新崭崭的，是谁给你们做的衣裳？王汉元突然不言喘了，我和年年也不敢说话。我们都有顾虑，怕说了实话派出所向福利院打电话叫领导来。福利院的娃娃们在外边偷吃的经常叫人抓住，叫领导去领人，回来就挨批评，记大过。但是那两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训我们：说不说，你们的家在哪里？父母在哪个单位？不说，就把你们送拘留所！

我们怕送拘留所，就承认了是孤儿院的娃娃。这时两个警察不说话了，他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桌子上有个墨盒，还有一支毛笔，一个警察突然拿起笔来在王汉元的脸蛋上写下两个字：小偷。接着又在我的脸上写了“小偷”，又在年年的脸上写了“小偷”。然后就干别的事去了，不理我们了。

我们进了派出所的房子，人家就叫我们在墙根站着。人家不理我们了，我们也不敢坐下。我们站呀站呀，心里想着人家怎么处置我们啥时间处置我们，可是站到天黑了，六点钟了，人家也不跟我们说话。后来，干脆就没人进那间房子了，也听不见有人走动了。后来年年悄悄地往外边看了看，又到另外的一间房去看了一下，回来说警察吃饭去了，没人了，咱也走吧。王汉元心痛他的帽子，说等警察来了要上帽子再走。我说你算了吧，不要找倒霉！

我们出了派出所王汉元又说要去铁路上看看，把豆饼拾回来。我说，豆饼还没叫铁路工人拾走吗？人家还不拿回家吃去吗？王汉元说看看去。天已黑透了，我们摸到道岔旁的水沟里却发现豆饼还在那儿。

王汉元说，这帮铁路上的人肥着哩，谁吃你的豆饼！

这天回到福利院的时候大门已经关了，我们翻墙进去，用刷牙缸子煮豆饼吃。

娃娃们进了福利院，基本的生活条件有了保证，有铺的有盖的有穿的，能吃上面粉了，早饭能吃一碗汤面条，午饭是一个四两的馍馍——白面馒头或是糜谷面的碗坨子，还有一碗水煮菜，晚饭又是汤面或是散饭。开饭时六个人一组在院里蹲成一圈，碗也摆成一圈。值日生把菜打来，给每人碗里舀上一勺，剩下了就再分一轮。分汤面条也是这样。吃汤面条时一人一大碗，看着量不少，但是吃不饱，因为面条汤里下了很多菜叶子或是洋芋块块。孤儿们吃下野菜野草的，心灵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觉得饿得心慌。我们端上饭舍不得吃，先稀溜稀溜地喝汤，后挑着吃菜，最后才吃面条。有的把馍馍掐成小疙瘩塞进拾来的玻璃瓶瓶里，别人吃过饭了，他才倒着吃一颗再吃一颗，馋人得很。

娃娃们一天到晚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小娃娃们总往食堂门口的垃圾堆上跑，捡炊事员倒出来的菜根根。大娃娃们经常跑到火车站的粮栈和城市居民的粮店去，趁人不备偷一把苞谷面，抓一把红薯干，捡驮粮队洒下的粮食颗颗。胆大的到副食商店偷点心偷水果糖。经常有娃娃叫人抓住，打电话叫福利院去领导领回来。有些人走路都低着头，看见别人扔掉的桃核捡起来嗍上一阵，西瓜皮干脆嚼着咽下去。

娃娃们吃完这顿饭想下顿，每到吃饭前的那段时间，总有娃娃跑到食堂去看，一会儿跑回来说，馍馍上锅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说下锅了……

王汉元是一个贼大胆。火车站又在铺设铁轨，工地上有个食堂，他发现下屉的时候蒸气大，视线差，就趁机钻进去偷馍馍。有一次偷了半面袋，吃不完的分给我和年年吃。但他第四次去偷，叫人家抓住了，李叔叔去了才领回来。

我和年年跟王汉元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一起想办法搞吃的。我觉得这个人胆大，办事有主意，还讲义气。有一次，我和他去街上给食堂拉水，来了几个城里娃娃，一把把我推进水坑里了。王汉元急了，他打不过那几个娃娃，拾了个钉子冲过去一下扎在一个娃娃的肩膀上。那娃娃的肩膀出血了，哭开了，一个大人看见喊开了：要杀人了！我们吓得跑回来了，架子车都撇下了。还有一次，我们去偷定西糖厂的糖稀，他白天侦察好了熬糖稀的车间，半夜里我们翻墙潜入拧开了锁，往准备好的瓶子里灌糖稀。回到福利院我偷的糖稀不甜，原来是装了一瓶洗锅水。王汉元把他的给我倒了半瓶，我用馍馍蘸着吃了好几天。

我和王汉元关系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有过要饭的经历，内心里有一种沟通，一种同病相怜的好感。他对我讲过他的家事。他是榜罗公社毛家湾村的人，1948年出生的。他说1959年的五月初五，阴历，他大到毛家湾村头顶的山坡上掐苜蓿去了，在苜蓿地栽倒了。他说他大那年才47岁，就杵个棍走路，因为饥饿，父亲瘦成个骨头架子了。那时候队长不叫社员掐苜蓿，说苜蓿是生产队的，不是你个人的菜园，你想掐就掐。他大脾气倔，说我一家人没吃的，你不叫掐我咋活！硬是自己掐苜蓿去了。当时他的一个远亲房哥叫王天有的从旁边走过来看见了，把他大背回家了。他大被人背回来时他还在炕上睡着呢，他已经饿得不愿起床了，他娘也在家。他大放在炕上时已经没气了，他娘哭着说这可怎么办呀！他却没哭。他说他饿懵了，不知道悲伤，也没有眼泪。王天有叫了两个人把他大抬到地上。家里没木头，卸下几块门板拼了个匣匣，转过天抬出去埋了。他哥比他大七岁，头一年就上洮河去了，这时家里就剩下他和娘了。他娘白天参加队里的劳动，晚上收工了剥树皮掐苜蓿撩乱两个人的光阴。过了两个月，那是一天上午，他在院门口的路上晒太阳，过来了一个人。那人他像是在哪达见过，但又知道他不是毛家湾的。那人看见他说，走，要饭走，不然就把你这娃娃饿死哩。他问到哪里要饭去，那人说我把你领到陇西要着吃去。他娘那时在家，但他没跟娘打招呼就跟上那人走了。他们顺着毛家湾村后边他父亲掐过苜蓿的山梁走，到了榜罗，大概走了二十里路。那人背着十几斤谷子，找了一个人家，在人家的磨子上推成面煮了锅汤，又烙了几个馍。那人给这家人吃了些，他们自己也吃了些，就住下了。第二天又走，过四罗坪，青堡，天黑时到了和平。找到一家饭馆，卖荞麦面面片，但是要粮票要证明。那人有点钱却没有粮票也没有证明，人家不给卖。他们跟人家央求，人家给了一碗汤，他们泡些谷子面饼吃了。吃饭时外边停着一辆汽车，司机也在饭馆吃饭，还有两三个人。吃完饭司机要走，领他的那人说把我们拉上一下。司机看着他们问去哪儿？那人说你把我们带到陇西。司机说我们不去陇西，我们去文峰镇。那人说那就带到文峰镇吧。司机说上去，钻到帐篷里去。他们就上去了。钻进帐篷，他们看见一车全是苞谷。他那时穿着一个肚肚，就一边吃一边装，那个人也一边吃一边装。车到文峰镇司机要卸粮去，叫他们下车。司机看见他们抽抽和肚肚里装了苞谷，但没说啥，看了一眼就走了。这时天黑透了，大概夜里十点了，他们又找着个饭馆，又是卖荞麦面面片的，他们又要着喝了些汤。这时来了一列客车，那人就提起他扔在车上，他们到了兰州。从车上下来，出了站，那人说你到饭馆里要着吃去，过几天我找你来。但是从那天以后他再也没见着那人，他就在兰州要饭吃。

刚到兰州城里，他心里很害怕，看见城里人穿得好，吃得好，走路很神气，对乡里人冷冰冰的。可是过了些天也就不怕城里人了。这么一件事改变了他对城里人的看法：他要了两个月饭，在饭馆舔盘子，在居民区要饭馍馍，街道地形都熟了，看下东哨门有个大果园梨长得特别好，就去果园偷梨。他爬在树上摘梨，看果园的人发现了，过来看是个孩子，没说啥就走了。他拿着个白布口袋，摘了一口袋梨，第二天早上背到兰州汽车站候车室去卖。他不知道梨该卖多少钱，就卖一角钱两个，呼啦啦人们都拥过来买，抢着买。卖了三四元钱。汽车站外边有个小食堂，早上卖汤，不要粮票，他就每天去排队买碗汤喝。他晚上就睡在汽车站候车室。钱花完了，就再去偷梨，再卖。一天他正在候车室卖梨，进来一个人要没收他的梨。他不叫那人没收，那人硬夺他的梨，还说要把他送到收容所。人们都涌上来看那人夺他的梨，他抱着梨躺在地上不起来。这时进来一个穿得很神气的人，皮鞋很亮，半截袖的衬衫，问那个人：你夺孩子的东西干什么？那人说他偷的梨。来人说，他偷你看见啦？那人说，外地要饭的，不是偷的哪来的？来人说他偷梨你抢梨，这算什么事？那人把来人和王汉元都叫到派出所去了。到派出所，叫他站在院子里，人家两个人进了房子。他站在院子里听见两个人还在吵，过一会儿那个替他说话的人走出来了，看他一眼，没说话就走出去了。然后警察出来叫他进去，指着夺梨的人说，你偷他的东西没有？他回答没偷。警察说，你把梨背走，到外头要着吃去，不要偷了。他背着梨出了派出所看看口袋，卖下的钱还在里头。

他说，出了这件事之后，他再也不敢偷梨去了，就是要饭。要到哪儿就睡在哪儿：有时睡在商店的台阶上，有时睡在人家的门洞子里。有一天晚上，他又跑到汽车站的候车室去睡觉了，在椅子上蜷腿睡，那个穿皮鞋和短袖衬衫的人又进来了，在候车室里转来转去的。那人看见他了，走近了，他就赶紧坐起来。他从心底感谢这人，就对这人笑了一下，这人就问他：你再搞梨没有？他说没有再去。那人说，别怕，搞来卖，卖了钱买吃的。他说再不敢了，那人说，搞点梨不算偷人，接着搞！说完，那人还给了他二元钱，叫他买面汤吃去。

后来他在火车上要饭，车把他拉到了定西。在定西不如在兰州好要，定西人比兰州人穷，给的少。这时已经到腊月了，他想他娘了，就坐火车到陇西，再从陇西走到青堡，榜罗。他走到毛家湾梁上时天黑了，碰见下庄里的两个娃娃，一个叫福祥，一个叫田娃。这两个娃娃一人杵着一根棍走路，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到兰州要馍馍刚回来。两个娃娃就都说，你有吃的吗，给上些。我们饿得走不动了。他抽抽里有两个在定西要下的生洋芋，就给了那两个娃。那两个娃一边吃生洋芋一边说你家里豪去了，领上我们要饭去；你到家里就饿死哩！他说想娘了，要回家哩，到家看看娘再说，就和那两个娃娃分开了。过了两天，他就听人说那两个娃娃死在去榜罗的半路上的一个避风的塆子里了。

他走到家门口时天黑得很，院门顶着。他喊娘，好半天没人答应没人说话，光听见院子里有扑索扑索的声音。后来大门开了，看见娘在门跟前趴着。原来他娘走不动路了，爬过来拿开顶门杠的。他搀扶娘，娘站起来了，一迈步又跌倒了。他娘说我的娃娃你先走，我慢慢爬过来。进了房子他还没说话，娘就开口问，我的娃你回来做啥？他说娘我想你了。他想把娘搀上炕去，娘却说我的娃，娘还没吃饭哩。他娘在地上爬着把他大喝罐罐茶的茶炉点上火，坐上沙锅，炒羊粪蛋蛋。茶炉旁放着一小堆羊粪蛋蛋，看来是娘从外头拾来的，因为家里就没羊嘛，成立人民公社就把他家的几只羊赶走了。娘把羊粪蛋蛋炒干了，倒在地上放着的面板上，趴着用擀杖擀面了，嘴凑到面板上舔着吃。娘说，我的娃，你吃些不？他饿得很，但他没吃。他后悔得很，后悔把仅有的两个洋芋给那两个娃娃了。

他娘已经瘦成一张皮了，出不了门，在家里爬着炒羊粪蛋蛋，爬着添炕。于是，维持母子两人生命的担子就落到他身上了：从第二天起，他就到山沟里去拾地软儿，拾来了泡胀煮熟吃。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三天傍晚，他把这天拾来的地软儿煮熟，总共就煮了不多的一点点——一碗多一点点。娘的身体瓤，他给娘多舀了些，有多半碗，他自己舀了少半碗。吃着吃着他娘说，娃娃，我吃不下去了，这些你吃去。吃完睡了，半夜里听见娘的嗓子里发出异常的呼哧声。他叫娘娘不喘，点上灯才看见娘口中吐出很多白沫沫，娘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喊着哭。哭到天亮，远亲房哥王天有进来了，把他娘往顺里拨了一下说，你娘过世了。王天有出去叫了个人，用席子卷上又卸下灶房的门板抬出去埋在菜园了。王天有说，娃娃，记下你娘埋哪达了，往后日子好了，给你娘做棺材迁到祖坟去，和你大埋在一搭。

埋完娘的第二天，他就又离开了毛家湾。走在去榜罗镇的路上，他突然想起田娃和福祥来，就跑到人们说的那个塆子里去看了一下，福祥和田娃还在一个坎子底下蹴着里。他猜测，田娃和福祥是饿得走不动了，想在避风的地方缓一下，一缓下就站不起来了，冻死了。

他是在兰州要饭时被收容所收容了，送回通渭县的收容所，又和我一车到了专署福利院。

听他讲完要饭的事我还大哭了一场。我想起我娘来了。我和大姐从会宁要馍馍回到家中，没见上娘的面。

那年八月的一天，王汉元把我叫到门外的墙角上说，他已经侦察好了，定西农科所正在打场，离我们就几里路。他叫我一起去看一看能不能偷些麦子。我说叫上年年。年年也是住的一间大房子，我们对面的那排房子当中的一间。我们进去时有几个娃娃在床上躺着哩，年年也躺着哩，睡着了。我叫年年起来到外头转一圈去。年年问做啥去？我说你走呀，出去再说。年年就爬起来下炕，穿鞋，这时候王汉元看见墙上挂的一个书包了，鼓鼓囊囊的，就问了一声：这是谁的书包？年年说屈孝仁的。王汉元又问，装的啥。年年说馍馍。王汉元惊讶地说：

馍馍？真是馍馍吗？

就是馍馍。

王汉元走过去摸了一下说，还真是馍馍！这狗日的，我们吃不饱，他的馍馍吃不完装在书包里。他从哪达弄来的？

哪达弄来的？强要下的！这房子的娃娃，吃馍时都要给他掐一疙瘩，不给就打哩。他吃不完，存下的。

王汉元说，是这回事呀！狗日的，他这么歪？年年，你把书包拿下来，给他吃了。

年年说，那不敢！那是恶霸，我们房的人都害怕哩。你也不要惹。

王汉元沉默了一下。他知道这个屈孝仁，是马营镇的人，在孤儿院的娃娃们当中岁数最大，身体壮实得很，比他还高出半个头。但他稍一沉吟之后坚决地说：

年年，你把他的馍馍拿下来，拿下来大家吃了。

年年睁大了眼睛说，汉元，可不敢，那熊来了真打哩，你打不过！你真打不过，别惹他！

当时我也劝王汉元不要惹屈孝仁，但王汉元主意已定，自己上了床去拿书包。他说，我不信，我还真不信他就那么歪！

他把书包拿下来把馍馍都掏出来了，有八九个四两的馍馍。他自己先吃然后叫我和年年吃，还分给另外几个娃娃吃。那几个不敢吃，说害怕屈孝仁打哩。他说：

吃，放心吃，他来了你们都说是我吃了的。

你打不过他！有个娃娃说。

我打不过吗？你说我打不过他吗？那你们都上手不就打过了吗?

娃娃们还是不敢吃，我就也劝：大家都吃！他来了我们大家都动手，看他能打几个！说真心话，我也是早就对屈孝仁心怀不满了：他也欺侮我，在院子里碰见了，拍我的肩膀，像是很亲热，实际上他拍得重得很，就像打了一拳那么痛。他还摸我的头，顺着后脑勺捋到脖根里。这是很下流的动作，是欺侮人！叫人真难以忍受！

娃娃们就都吃了，一书包馍馍吃完了。然后，王汉元就挤在床上和娃娃们下棋。我催他：你还去不去农科所。他说去，等屈孝仁来了再去。他的棋下得好。他是个聪明人，脑子好用，那时候娃娃们吃完了饭啥都不干，睡觉和玩，他常常跟人下棋。

下了一会儿棋，屈孝仁就进来了。他一眼就看见墙上挂的书包不见了，书包空荡荡地扔在铺上他睡觉的地方。他立马就喊起来：谁动我的馍馍了？

娃娃们都不吭声，有的看他，有的还接着看棋。屈孝仁就把一个娃娃拉了一把，问，谁动我的馍馍了？那娃娃说不知道。他又问第二个娃娃谁动我的馍馍了？第二个还是说不知道。他又问第三个，第三个娃娃说没看见，他甩手就打了个嘴巴，还骂：

没看见？你瞎着哩吗！

那娃娃哇的一声哭了。

那娃一哭，王汉元从棋盘上抬起头来了，——他一直坐在床上看棋盘，屈孝仁进来也没抬头，——他问了一声：哎，你怎么打人哩？这一问，屈孝仁就把脸对着他了，不屑的口气说，你管着吗？我打谁你管着吗？王汉元说，哎，怎么管不着？你随便打人还不叫人管？说着，他就扭身下地穿鞋。屈孝仁欺负人欺负惯了，总觉得天下老子第一，根本就不把王汉元放在眼里；他往前走了一步，威风凛凛地说，你想管吗？那你就给我问一下谁偷我的馍馍了。王汉元说，不用问，我知道谁吃你的馍馍了。

谁吃了？屈孝仁气势汹汹地问。

我吃了！

王汉元低着头系解放鞋的鞋带时说这句话的。话刚出口，他就忽地抱住了屈孝仁的双腿，又欧地往前一冲，把屈孝仁掀翻在地上。接着他又吼了一声：

你们都动手呀！

娃娃们平时对屈孝仁敢怒不敢言，此刻看王汉元将他绊倒了，便一哄而起拥了上去，又踢又打，发泄心中怨气。年年看挤上来的人多，打着不方便，拿起一只不知道谁的胶鞋，噼里啪啦打屈孝仁的脸。屈孝仁的鼻子出血了，被打急了，用力扭转身体想爬起来，但王汉元抱住他的腿就是不松手。就在他挣扎着弓起背抬起头的时候，一个娃娃抡起洗脸盆梆的一声盆底砸在屈孝仁后脑勺上，盆底上的瓷碰得溅起来了。屈孝仁痛得惨叫了一声，哇哇地哭起来。他的后脑勺上开了个口子，血淌了出来。

一看出血了，娃娃们害怕了，手停下了，王汉元也松了手，屈孝仁乘机挣脱钻进床下边去了。

把顶门杠拿来！把顶门杠拿来！王汉元喊起来。有人把顶门杠给他，他就弯下腰往里捣，嘴里喊着我把你打死，我把你打死！但是顶门杠太短，够不着。他又喊，找椽子去！找椽子去！食堂门口有椽子，拿一根来！

还真有个娃娃跑出去拿了半截椽子进来，他接过来看也不看，往床下边捣，嘴里还喊着：

你再打人不打了？你再打人不打了？

屈孝仁被捣得吱哇乱叫，哭着喊，不打了，我再不打人了！

你还当恶霸不？

不当了，不当了……

王汉元自己也出了一身汗，放下椽子说，出来，不当恶霸了就出来。

屈孝仁哆哆嗦嗦爬出来，一脸土，一脸血，哭着说再也不当恶霸了，不要打了……平日的威风一扫而光。王汉元这才说，谁给倒些水，叫他把脸上的血洗净。我告诉你屈孝仁，不准你给阿姨汇报。你要是汇报，我们把你的腿打折哩！

不汇报，不汇报……屈孝仁唯唯诺诺连连答应，但是他趁着洗了脸泼水的功夫跑出去了。

那天的仗打得真是痛快！福利院一夜之间打倒了一个“恶霸”。挨打的那天晚上，屈孝仁没敢回宿舍睡觉，他在认识的马营镇来的娃娃们的房子里睡了一夜。转过天在他的要求下，阿姨把他转移到另一间房睡去了。他自己都不敢来房子拿他的饭碗和毛巾刷牙缸子，还有他的被子。那时候我们一人盖一床被子了，就是那种花格子被面的。还是一个马营镇的娃娃给他取走的。以后我们再也没听说他打过或者欺负过哪个娃娃。有时候我们和他在院子里或是路上相遇，他瞪我们，但是不敢说啥，更不敢打我们了。

可是那次打仗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尤其是王汉元！那天屈孝仁跑出去之后就给李叔叔告状了，说王汉元和我和年年教唆人打他了。李叔叔把我们都叫到他的办公室追究原因，说屈孝仁欺负小娃娃不对，你们动手打屈孝仁也不对。结果给屈孝仁记大过一次，吃饭标准降一级，一个月；给我们一伙的王汉元也记大过一次，降低吃饭标准一个月。

我们在福利院吃饭分三个等级，大娃娃一顿一个四两的馍馍，小娃娃三两半，再小的只有二三两。炊事员蒸馍馍的时候在馍上做出记号，一等的馍上笼之前在上边切个“一”字形的刀印，二等的切个“十”字形的刀印，三等不切印印。一等和二等之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三等的比一等的馍馍小很多，吃汤面也要少上一些。

那时候娃娃们最计较饭的多少，吃一样的等级，如果谁看见分给自己的馍馍叫别人的馍馍粘走了一块皮皮都心痛得不行，要叫值日生去找食堂调换，或是跟分饭的值日生吵仗：为啥把这个馍馍给我？如今由一等降为二等，王汉元的心里确实是窝囊得很。我记得很清楚，降级的那天中午，值日生从饭盆里把一个上边有着“十”字形刀印的馍馍拿给王汉元，说，这是你的馍馍，食堂就这么给的。王汉元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接过馍馍，把馍馍举在手里好久，端详着，看着。他好久没吃，眼睛里泪汪汪的。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把已经吃了一半的馍馍掰了一小块——也就是半个馍馍的四分之一——给了他，我说，给，你把这口馍馍吃上。王汉元先是不要，说，我吃你的馍馍做啥，你都吃不饱。我说，拿上拿上，你跟我还客气啥呀。他就接过去吃了。这天晚上吃汤面条，我也给他的碗里拨了一些。

但是，我连着给王汉元掐了两次馍馍，心里也不平衡了：顿顿给他半两馍馍或是汤面条，我也心痛。我也是饿着肚子呀！所以有一天中午吃饭时，我就跟我们一组吃饭的几个娃娃说：

喂，你们几个人听我说句话。

围成一圈吃饭的娃娃们停止了吃饭看我，我就说，我有个建议，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王汉元叫领导扣了饭了，馍馍比我们吃的小了一圈。现在我提个建议，从今往后每顿吃饭的时候，我们一人给他掐上一疙瘩，就指头蛋蛋大的一疙瘩。如果是吃汤饭，每人给他舀上一勺勺。这样，我们大家也就少吃了一点点，王汉元少下的饭就补上了。你们说这样行不行？可能是大家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可能都不愿意把自己的饭让人，那几个人都不出声。我就又说，你们听见我说的话了吗？行，还是不行，你们都说个话。王汉元叫领导扣饭，不是为了大家吗？屈孝仁平时欺负这个欺负那个，谁都不敢说话，王汉元打了他，他再不欺负我们了，我们总不能叫王汉元吃亏饿肚子吧！我这么一说，梁百川就先说话了：行呀，我同意给王哥掐馍馍。自从王汉元打了屈孝仁，他就成了我们这帮人当中的英雄了，娃娃们亲热地叫他王哥。

梁百川在我们这个房子里年龄最小，才刚刚虚岁十岁。他也受过屈孝仁的欺负。他立即就从自己的馍馍上掐了指头蛋蛋大的一块，放进王汉元面前的装着萝卜菜的碗里。梁百川这样做了，另外的几个娃娃也都说行，各自都掐了一点点自己的馍馍放进王汉元的碗里。吃汤面条的时候，我们组的娃娃也都给他的碗舀一勺勺面条。

这样一来，王汉元降等级的损失就补上了，我们几个人也没受大的影响。

我们小组的人给王汉元掐馍馍的事，有一天我说给年年了，没想到的事又发生了：第二天吃中午饭的时候，年年捧着一大捧馍馍疙瘩到我们组来了，一下子把王汉元装菜的碗装得满满的。原来他把我们组的人给王汉元掐馍馍的事给他们房子的人说了，他们房子的人说，王汉元是为了打倒他们房子的“恶霸”受处分的，应该由他们补偿王汉元的损失。他们一致决定，只要是吃馍馍，就每个人给王汉元掐一疙瘩馍馍。

我们房子的人还照旧给王汉元掐馍馍。这样一来，王汉元每天吃的馍馍比他应得的那份要多出一倍还要多，他竟然因祸得福天天都能吃得饱饱的了。

他还成了一帮大娃娃的头头，英雄，他说个啥话，其他娃娃都听他的，比他大比他有力气的娃娃们都服气他。

时间过去了一个月，一天轮到梁百川值日打饭，他把六个人的馍馍和炒菜端回来给大家分饭的时候说，王哥，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给你掐馍馍了。王汉元一怔，说，为啥不掐了？梁百川从饭盆里拿起一个糜子面碗坨子给了王汉元说，你看，这是你的馍馍，和我们的一样了。王汉元接过碗坨子看了看，他那个馍馍没有十字花的刀印了，只有一个道道。王汉元说不掐就不掐了吧。

其实，这时候王汉元也用不着大家给他掐馍馍了。原因是1959年通渭县发生饥荒大量饿死人之后，饥荒就在定西地区的各县蔓延开来，到了1960年的七八月，各县都饿鸿遍野，路断人稀，各县都出现了大批孤儿，成立了孤儿院。定西县因为有个专署孤儿院，上级就说再不单另成立孤儿院了，各乡的孤儿都送到专署孤儿院来。专署儿童福利院的成立，是为了那时缓解通渭县的压力——那时通渭县出现了几千孤儿，但由于定西没房子没保育员，接了二百孤儿就停止了。通渭县和通渭县的各个公社都成立了孤儿院自救。现在专署叫接收定西县的孤儿，孤儿院就急剧地扩大了：找保育员，调老师，找房子——把原孤儿院旁边的一家民宅征用了，那家人姓高，有个姑娘叫高桂芳，刚刚从县卫校毕业，李叔叔把她也要来当保育员。把蒲剧团的房子也征用了，把三个院子的院墙打通连在一体了。就这还不行，又把北街火神庙那儿的讲师团赶走了，把房子要过来了，建立了专署儿童福利院二部。定西县的孤儿们呼噜呼噜地涌进来的时候，大娃娃们就都迁移到了二部，一部——就是原先我们住的物资局——成了七八岁以下娃娃们的天下。

定西县的大娃娃也到了二部，我们的房子也分进来几个。我们是轿子车接来的，他们因为在本县，离得近，由各公社和大队自己送来，驴驮人担进来的。由于财力不足，准备也不足，这帮娃娃进来后好长一段时间，还穿着自己的破衣裳。他们每天吃完了饭，不管多毒的太阳，就在台阶和门口坐着晒太阳，东倒西歪的。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

他们和我们吃一样多的饭，但他们好像比我们刚进福利院时饿得还厉害，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有一次外边的农民给食堂送萝卜，卸车时掉下了一些萝卜缨子，一帮穿得破破烂烂的娃娃冲上去就抢，连洗都不洗就往嘴里塞，咔嚓咔嚓嚼着吃了。他们还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吃了这一顿不管下一顿。有一天吃过午饭回到房子里了，有个娃娃看见王汉元手里抓着一把馍馍疙瘩慢慢地嚼着，一会儿吃一疙瘩，过一回儿又吃一疙瘩，就馋得受不了啦，说，王哥，把你的馍馍给我给上两疙瘩。王汉元瞪了他一眼：你说给你两疙瘩？那娃娃说你已经吃饱了，没心吃了，给我两疙瘩嘛，我饿得很。王汉元很凶地说，谁说我吃饱了？我给你说我吃饱了？那娃娃赶忙说，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可是王哥，他们天天都给你掐馍馍，你饿得不那么劲大嘛，就给上我两疙瘩嘛，你也饿不着。王汉元不吭声了，确实的，自从打了那一仗之后，一二十个娃娃给他掐馍馍，舀一勺勺汤面条，他顿顿都能吃饱，再也不觉得饿了。那娃娃看他不吱声，就接着央求。央求来央求去，王汉元说话了：你说得对，我是饿得不劲大，但这个年头哪有白给馍馍的。那娃娃又央求：不给了借上些也行。王汉元说，借上些？你拿啥还我？娃娃想了想说，明天中午还你，明天中午我少吃些，把借下你的还上。王汉元斜着眼睛看那娃娃，说，不借不借，我还要吃哩。说着，他就又吃起手里的馍馍来。他越吃那娃娃越馋，就又说，王哥，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你的馍馍给我借上半个，明天吃饭我给你还一个。

一听这话，王汉元说，说话算话？

那娃娃说，说话算话，明天的饭打来，全还给你，我不吃了。

王汉元把他手里的馍馍疙瘩给了那娃娃，并说，这够半个馍馍吧！

那娃娃说够了够了，接过来就吃了。

转过天的中午，那娃娃就光吃了一碗煮茄子，馍馍给王汉元还了账。

娃娃们都是饿急了的，为了当下能多吃一口饭往往不计后果：从这天起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娃娃找王汉元借馍馍吃。凡是借了的，都要还高利贷，借半个还一个，借一个还两个。一顿还不上就分两顿还。结果是挨饿的人越是饿肚子，王汉元却天天吃得饱饱的。所以我们不给他掐馍馍以后，他也吃得很饱。

算起来，我们来到专署儿童福利院已经半年多了。这半年中娃娃们啥也不干，就是睡觉吃饭晒太阳，缓着。九月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缓过来了，大部分娃娃——除去死了的除去得伤寒得肝炎住医院的——精神都好起来了，福利院就组织我们上学了。福利院为娃娃们上课的老师也调来了，有临洮师范刚刚毕业的肖雁翎，有高俊褀，还有从兰州师范毕业的……

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但没有教室，三年级以上的大娃娃到县上的大成小学去上课，是借人家的教室，二年级以下的到一部去上课。一部原物资局的院子里有个大会议室能当教室，还有蒲剧团的大房子也能当教室，就不用去大成小学了。我虽然个子大，岁数也算大的，但在家就上了个一年级，现在叫我上二年级。为了上课方便，我又搬回一部住去了，这就和年年和王汉元分开了。

住的一分开，见面就少了，半个月一个月跑去玩一趟，见个面说说话。

中秋节这一天，晚饭吃的长面，羊肉和洋芋丁丁炒的臊子，一人还发了两块月饼。肚子吃饱了，天黑的时候我跑到二部去了。

进了年年住的房子和熟悉的人说话，突然我看见放碗放刷牙缸子的桌子上放着两块月饼。我问年年那是谁的月饼？年年说王汉元的。我问月饼怎么放在桌子上？他说吃不完呗！我惊奇得很，说他不怕人偷着吃了？年年说谁敢偷？不打死吗？我说吃口月饼就能打死吗？拿来拿来，我把他吃了，我看他来了打我！

年年说我：拴拴，不能吃，那来了真打哩！

我不信年年的话，我说，你拿来吧，我吃了，看他打我的。

年年不拿。我拿过来吃了。我一边吃一边问，王汉元哪去了？他说了声不知道。我从年年说话的口气听出来了，年年对王汉元有看法，像是有啥意见，我就问他，你们咋了，闹矛盾了吗？他说有啥矛盾？我看他不愿说，就又问他王汉元哪去了？这次他说，可能看电影去了。我说他还有钱看电影？年年哼了一声，弦外有音。

我在年年房子坐了一会儿，怕一部关门，就说回呢。年年送我到大门口，这才对我说王汉元变了，变得贪心不足，斤斤计较：他放账，放高利贷赚娃娃们的馍馍。借给别人一个馍馍，要还两个馍。我劝年年：这我都知道，他以前不就放账吗？你不要管这事，他又不给你放高利贷。年年说谁说的不给我放？那桌子上的月饼就是我的。我惊诧极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前两天借王汉元一个馍馍，王汉元说中秋节发月饼哩，借他的馍馍要还月饼，还馍馍不行……

年年还说，王汉元把放账放来的馍馍拿到黑市上去卖钱……

这次来二部虽然没见着王汉元，但我对他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他跟我跟年年是好朋友，还这么苛刻，这人的心太黑了！我好几天都在想着这事，想找个时间跟他谈一谈：吃的是贵重，但也不能赚好朋友的馍馍呀！过几天福利院组织娃娃们看电影，我在电影院门口碰见了王汉元。我把他叫到一边想劝劝他，不料刚一说对朋友要真诚的话，他立即跟我瞪眼睛：

你算了吧，你把我的月饼吃了，我还没跟你要账哩，你还教训我来了！

我当时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我啥话再也没说，但心里想，这样的人再不能当朋友了。

我也没想到，我和王汉元彻底决裂的日子来得那么快。过了不到两个月就是元旦，元旦放两天假，我又一次到二部去玩，去看年年，却和王汉元打了一仗。

我是白天去二部的，年年住的房子里就有七八个娃娃，有的下棋打扑克，有的在睡觉。年年不在，王汉元也不在，就梁百川在家，蒙着头睡觉呢。我问他年年哪去了，梁百川说上街逛去了。我说你怎么不去逛街，他说肚子饿，没心思去。他说的话叫人觉得奇怪：这天我们一部改善伙食，吃的是油饼，煮的小米汤。因为过节，每个人多发了一份油饼，小米汤随便喝，不限量。难道二部没吃油饼，没改善伙食？于是我问他：怎么没吃饱呢，你们没吃油饼？他说，食堂炸油饼了，可我没吃上。我问咋没吃上？他说还了账了。问怎么回事，他回答，前些天借下王汉元一个馍馍，今天食堂给了两个油饼，他逼着叫还账呢，把两个油饼全都要走了。我听了这话心里不平，说他：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人的毛病？你借他的馍馍做啥？

我饿嘛！

你不会过两天再还他吗？油饼和馍馍能相提并论吗？

不行嘛，人家逼着要哩嘛！

你不要给嘛。

不给就打哩！

听了梁百川的话，我半天没出声。后来才问：他把两个油饼都吃完了？还有他的两个也吃了吗？他回答，没吃完，他今天要账要回来六个油饼，加上他的两个，一共八个，他吃了三个就吃不下去了。我说那还有五个油饼哩？都卖了吗？他指着桌子旁用砖头支起来的一个小木箱说，在那个箱子里锁着哩。

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说他：

拧开，你把锁子拧开，把油饼吃了！

他说，那不敢，来了打哩！

我说，拧开，放心拧开了吃。他要是敢动手，咱一起打他！

我说了这话，又朝房子里的七八个娃娃说，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说的话，咱们一起动手，教训教训王汉元。有两个娃娃说好，我早就想打他，没人带头。那熊力气大着哩，一两个人打不过。于是，我把王汉元的箱子撬开了。我的天呀，你知道那箱子里装了多少馍馍？装了有二十个，还有油饼。我把油饼和馍馍拿出来叫大家吃，有些馍馍都发霉了。

王汉元是黄昏才回来的。王汉元回来之前年年也回来了，我们商量好了，王汉元问的时候，我就说我拧的锁，我先上手，他们再上手。年年和梁百川还到院子里找好了两根锨把粗的棍子。

王汉元一进门当然地就看见箱子上的锁没了。他掀开箱盖看了一眼，立即就像是针扎了一样叫起来：

哎，谁拧我箱子上的锁了！

我没出声，我想看看他怎么办。他就转着圈地问：

说，你们说，谁吃我的馍馍了？还有油饼！

瘦小孱弱的梁百川竟然应了一声：

我吃了。

王汉元不相信梁百川敢吃他的馍馍，说，百川你说实话，谁吃我的馍馍了？

梁百川说，我说的是实话，就是我吃了！

王汉元瞪大了眼睛：

真的，你真吃了？你胆子大了！

梁百川说：

我吃的我的油饼！

王汉元说：

你的油饼？

他啪的一拳捣在梁百川的鼻梁上，同时恨恨地说：

你不想活了！

梁百川哎哟了一声，他的鼻子里流出血来了。他捂了一下鼻子，又看了看手上的血，但他猛地一跳，一拳打在王汉元的鼻梁上。王汉元的鼻子也流血了，他暴跳如雷地说：

你胆子大了！你胆子大了！

他抡起拳头又要打梁百川，但我从后边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往后一拉把他拉倒了，他的身体一下子仰在床上。这熊力气大得很，倒在床上之后身体一转就要爬起来，但一房子的娃娃都扑上来了。大家早就准备好破鞋底子了，没头没脸打下去，就像雨点子一样打在他的后脑勺和后背上，直打得他从床上滚下去。就像那次屈孝仁挨打一样，他也要往床底下钻，但年年双手抱住他的一条腿往外拉。他的手抓住了架床的板凳还要往里钻，呼啦一下把板凳拉倒了，床塌了。这倒给了他个机会，就在大家一愣之际，他挣开年年的手往塌了的床铺爬上去，一把抓住了窗棂，想从窗户跳出去。但是我又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大家一起用力又噔噔噔拉到地下来。梁百川和年年抡起了准备好的木头棍子，用力捶他的后背。我们把他打得哇哇地哭，他不挣扎了，趴在地上哭着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错了，呜呜呜……我怕上一次他打屈孝仁的事重演，他往李叔叔那里去告状，就劝大家住手：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打了，我们问他还剥削人不剥削了。于是大家叫他站起来，我们站成一圈，叫他站在中间，就像斗地主一样斗他：

你说，你还剥削人不剥削了？我问他，同时用力推他一把。

他踉跄到那边去，说，再不敢剥削了！

你还歪得很，还不上馍馍你就打人！我问你，你以后还打人不打？那边一个娃娃又掀了他一把。

不打了不打了……他噔噔噔又晃到这头来了。

你还当恶霸不当了！又一个娃娃在他的腿上踢了一脚。

不当了……

你还放账不放？又一个娃娃在他的肋巴上捣了一拳。

不放了……

年年平常是不爱说话的，性格内向，但此刻他气愤愤地说：

你这个瞎熊，我们过去跟你那么好，一搭偷甜菜，一搭偷豆饼，你竟然给我放账，放高利贷！吃你一个馍馍，你要我两个月饼！

梁百川也一改往日畏畏缩缩不敢说不敢喘的样子，指着他的鼻子说：

王汉元，你说句实话，我对你咋个样？你的吃饭标准降了，我每天给你掐一疙瘩馍馍，那时候我饿得走不动路。可你对我咋样，借下你一个馍馍，你要我两个油饼……你动不动就打人，你跟恶霸地主一样……你说，你再当恶霸不了？

这天的确把王汉元打服了也斗服了。我们把他推过去搡过来，这个一拳那个一脚。他哭得鼻涕眼泪往下流。他说，我再也不当恶霸了，我再也不剥削人了。我要是再剥削人，你们就炒豆子，斗地主……我怕他告状去，就威胁他：

王汉元，我看你态度还算老实，今天就饶过你！但是你记住，今天的事不准你跟阿姨说，不准你告状，只要你告了，我们就还斗“地主”！斗“恶霸”！记下了没有？

他说记下了，我就又跟他说不要哭了，洗脸去，把脸上的血洗净，把鼻子眼泪洗净，不要叫阿姨和老师看见。他唯唯诺诺，拿了毛巾擦脸洗脸。后来他又说要上厕所我们叫他去了，不料一出门他就直奔李叔叔办公室……结果还是给了我一个记大过的处分，吃饭降了等级。

这个故事是我在农场当售货员期间，商店的保管员那拴拴对我讲述的。他都是不经意间讲一件事，闲着没事了又讲一件事。我只不过是在好多年后把这些事串起来，编到一起而已。那拴拴是个性情温和性格内向的人，不擅言谈，说话慢条斯理。记得他讲述完了和王汉元打架的事，很感慨地说过这么一句话：哎呀，人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怪，挨饿的时候，心里就想着怎么吃上一口饭；吃饱了，就又想着剥削别人。我问过他，这个王汉元后来怎么样了？他说：挨完那次打，他就威风扫地了，时间不长就跑到新疆去了。他有个叔叔是逃荒到新疆的。听说他在新疆参军了，还当了营长。

院长与家长

李毓奇刚刚送走一个领养孤儿的人回到办公室坐下，拿过一本记事簿要作记录，福利院的保育员上官芳走进来问：

李校长,你有时间吗？

李毓奇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脾性温和，办事稳妥。他抬起头来问，怎么了，又出啥急事了吗？

没啥急事。我刚刚去了一趟医院，送去了两个得肝炎的娃娃，又接回来两个病好了的。给你汇报一下。上官芳是去年春季定西卫校毕业的学生，分配到专署儿童福利院当保育员的。当时福利院接来的通渭县的一批孤儿病号太多，专署医院儿科病房接纳不了，福利院紧急成立了病房，病得不很重的娃娃就在孤儿院治疗，吃药打针输液。还从专署医院请来了一个叫林保恒的儿科大夫常住福利院给孤儿们治病。上官芳给林大夫当护士。

没啥急事了你忙去吧。你要多注意休息，千万不要再晕倒。

通渭县的孤儿接来几个月之后，定西县的孤儿又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了。病号更多了，由于人手不够难得有时间休息，上官芳和林保恒累得晕倒过几次。

李毓奇说完接着翻记事簿要作笔记，上官芳却站着不走，说，有个人要见一下你。

李毓奇又抬起头来。上官芳接着说，来了一个看娃娃的。李毓奇说，看娃娃的，你叫别的保育员接待一下就行了。上官芳说，我说了我领着看一下去，可人家一定要见一下你哩。

叫王老师接待一下不行吗？

人家说要见领导哩。

教导主任不是领导吗？

可人家一定要见院长哩。

我啥时间给你们说过我是院长嘛……

人家说要找院长。

好吧，叫来，你把他叫来吧。李毓奇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小学教师，解放初受组织器重任地委干部科科长。后来要提拔他当县长，正遇上内部肃反，地委领导就他的历史问题提出质疑，又不用他了，叫他到临洮县去筹办专署的干部学校。大跃进大炼钢铁开始之后干校停办，此后就参加这个工作组又调那个工作队，这几天下乡过几天又集训，实际上挂起来了。直到通渭县的饥荒酷烈蔓延饿殍遍野专署决定抢救通渭县的孤儿，组织部门才找他谈话，叫他领着原干校留下来看大门的王兴中、杨新东、马俊几位老师筹办专署儿童福利院。但也只是对他说了句“你负责”，并未明确他是院长。倒是几位干校过来的老师依然叫他李校长，福利院的保育员和孤儿们也都跟着喊李校长。因了这次政治上的挫折，他在工作上小心谨慎，遇事汇报请示，唯上级的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半步。

上官芳转身出了门，站在台阶上喊，老大爷，你到这房来。随着她的喊声一个胡子拉碴的人走进来了。这就是我们李院长，你有啥话就说。上官芳说完就走了。那人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李院长就不言声了。李毓奇从椅子上站起来问了一声你从哪里来的？他看出来这人是走下远路的，因为这人的身上落了厚厚的一层黄土，一双破布鞋整个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已经是农历四月了，还穿着破棉袄。脸上的尘土被汗水冲得五马六道的。但他岁数不是很大，也就是四十出头的样子，只是头发白了，胡子长胡子也白了，皱纹多，显老。

从通渭的常河公社来的。那人怯怯地回答。

哎哟，常河公社可不近呀。你是走来的吗？

走来的。

那你快坐下，坐下了缓着。我给你倒水。

李毓奇拿起办公桌另一头的热水瓶。那人忙忙地说不要倒不要倒，我不渴，但李毓奇倒上了，送到他手里，他却吹着喝起来。李毓奇又坐回椅子，看着他喝水，问：

你是看人来的？不知道你要看谁哩？

我看一下苗振山苗振海。

李毓奇反应很快：噢这是兄弟两个。

就是，就是。噢，他们在这达哩，那我就放心了。我找他们半年了。那人长长叹了口气，像是在呻吟，又说，李院长认得他们？

李毓奇说，福利院的娃娃我咋不认得？大的叫根根，小的叫串串。

对对个的，对对个的。

李毓奇又说，这两个娃娃来的时候，身体弱得很，老大还好些，老二脱肛。第一天到人民浴池洗澡，肠子脱出来一拃长，在腿中间吊着，吓人得很。

是吗？肠子脱出来了吗？那人脸上显出担心的样子。

现在好了。那个大娃娃好得很，把鞋底子烤热了给弟弟往上托，天天托，托了两个月托上去了。孤儿院有几个娃娃脱肛，医生都不知道咋办哩，他给弟弟托上去了。

噢，那就好，那就好。院长，我能见一下娃娃不能？

咋不能见哩？能见。就是现在还见不上，娃娃们上学去了，在大成小学。等一下放学了，你就能见上了。你是娃娃的啥人？

那人突然就拘谨起来，且显出不安的神志，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他们的……大。

李毓奇怔了一下说，怎么，你是根根和串串的父亲？亲父亲？

亲父亲。

噢，你是他们的亲父亲呀，你领娃娃来了？

不是的……那人说了半句话，就战战兢兢从板凳上站起来了，一副畏葸的神情，嗫嚅地说，李院长，我求一下你：我就是来看一下娃娃，看他们在不在这达，在了就叫他们还在着……将才你们那个阿姨问我找谁哩，她要领我找去，可我不敢去呀，就是想着先跟领导说清楚……

李毓奇说，那不行吧，政策规定的福利院不能收有大人的娃娃。

可我不能领回去呀，领回去了养不活。求你了，李院长，千万千万……那人要哭的样子。

就在这时院子里有人喊，老李，你还不吃饭去？开饭了。李毓奇站起来从一个柜子上拿起碗说，你先坐着，我给你打饭去，再把娃娃给你喊来。娃娃你得领走。福利院收了几百娃娃，紧张得很，住的紧张，吃的紧张，民政局给的经费也有限。这些事把人都要愁死了，地委、专署和定西县一直在动员城镇居民和娃娃们的亲属领养娃娃，要减轻财政的压力呢。

李院长……

那人还要说话，但李毓奇拿着碗出了门。

福利院开办之初，仅仅是借用了专区物资局的院子和房子，后来孤儿增加，又“吞并”了旁边的蒲剧团和征用了一家民宅，把隔墙上打开豁子连接起来。福利院的办公室和单身职工的宿舍设在民宅里。李毓奇从民宅走到物资局的院子里。院子里娃娃们正在吃饭。他们六个人一组，围成一个圈，有的蹲着，有的坐着。男娃娃们都穿着白衬衣，女娃娃们穿着花衬衣，小娃娃们的胸前还围着一个白生生的饭单。他们一圈一圈地坐着，就像是一朵一朵开放了的桃花梨花。

李毓奇进了食堂，叫厨师打了两份饭，——糜子面碗坨子和小白菜——然后端着碗在院子里看了看，走到一帮吃饭的大娃娃跟前喊：

根根！

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娃站起来了，个子高高的，但很消瘦。李毓奇对他说：

过来，再把你弟弟叫上，跟我走。

根根有点糊涂，问，李叔叔，你叫我和我弟咋哩？

你大来了，接你们来了。

我大来了？根根一愣，继而扭过脸去喊，串串，快过来！一帮小一点的娃娃当中，一个和根根长得一模一样的娃娃站起来问，哥，你叫我咋哩？根根说你过来，大接咱们来了！串串手里还捏着半个馍馍跑了过来。李毓奇说：

走，你们都到办公室去。你们的大接你们来了。

两个娃娃听说父亲来了，转身就要跑。李毓奇叫了起来：站住，你们站住！两个娃娃站住之后李毓奇说，你们吃完饭了吗？串串这才噢了一声，朝那边喊，钱钱，你把我的碗端回去。我大来了，我看我大去。哥哥根根也从地下端起自己的碗来。碗里还有几口开水煮过后用醋用盐拌了的小白菜。他说，不吃了，给我大吃去。

李毓奇说，吃上吃上，把饭吃上了再走。你大的饭在这达哩。给，串串端上。但是根根伸手接住了碗说，李叔叔，我端，小心他撒了！

根根一手端一个碗，串串捏着一块馍馍，他们跟着李毓奇走，但走了几步他们就跑到前头去了。这时李毓奇又把串串叫住说，你看你，裤子上的土！这是上个月才新发的单裤，可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串串便站住了使劲儿拍打了几下坐着吃饭蹭上的土，又跑到前头去了。进了办公室，他喊了一声大，父亲颤颤地从板凳上站起来，他呼的一声扑上去抱住了腰，哇的一声哭了。根根把碗放在桌子上一扭身抱住父亲的一只胳膊也喊了一声大，也咧着嘴哭了。父亲搂住了两个娃娃的肩膀，摸摸这个的头，又摸摸那个的头，看看这个的脸又看看那个的脸，后来又把脸伏在两个娃娃的头上哎嘿嘿地哭。

三个人哇哇地哭成一堆，哭稀了。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叫你们的大吃饭。李毓奇第一次遇到父子在福利院相聚的情景，心一酸，眼泪扑索索流了下来，他擤着鼻子喊。但是父子三人哭成一团，根本就听不见。兄弟两个人喊大，大！父亲光是说，我的娃娃，我的娃娃……哎嘿嘿嘿……李毓奇只好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看着，淌着眼泪。

父子三人哭了一顿饭的时间，李毓奇才又抹着眼泪说：

娃娃们，不要哭了，你们的大还没吃饭哩，叫你们的大吃饭。两个娃娃这才松开了手，抢着端饭，哭着说：

大，你吃饭。

但是，两个娃娃把碗筷递到父亲手里，父亲的手抖得端不住碗，眼泪淌着不住。父亲放下了碗擦眼泪，哭着问：

娃娃们，你们在福利院好着吗？

好着哩。串串抢着回答。

能吃饱吗？

能……吃饱。串串说，但他扭脸看了一眼李毓奇。

李毓奇说，娃娃们，说实话。

串串不说话了，根根也不出声。李毓奇说：

吃饱是办不到，老哥，你知道的，全省都遭灾了，全定西都困难嘛，城镇居民也吃不饱。但饿也饿不到哪里去，吃的粮和城镇居民一样多，国家照顾娃娃们着哩。

父亲噗噜噜地淌着眼泪说，那就好得很！那就好得很！我在家里吃救济粮，一天才七两，娃娃们四两。

大，我奶奶好着吗？根根问。

我的娃，你奶没了。你们出门以后，我也要馍馍去了。去年腊月回到家，你奶奶早没了，没了一年多了。

我娘哩？

你娘……不知道呀，现在在哪达都不知道。自从你们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听见她的音讯。

那你咋过着哩？

我自个过着哩。你尕爸今年来了一封信，说和你们一搭出去后失散了，给人家当了招女婿了，在陕西。他来信说在陇西就和你们失散了，他跑到陕西扶凤县了。你们是怎么失散的？

那是在文峰镇，我和我弟上了火车，尕爸叫列车员挡住没上去，火车开了。我们到兰州了，再就没见过尕爸。根根忙忙地回答。不等父亲说话，他又说：

大，我跟你回家去吧？我能给你做饭。

但是，不等父亲说话，串串就抢着说，那不能回，回去饿死哩，你没听大说吗，一天才四两吃的。

大，是不能回吗？根根问。父亲不回答，扭脸看李毓奇，一副乞求的目光，但李毓奇没出声，父亲又面对孩子们说：

娃娃们，这事就看院长怎么决定了，院长说回去，你们就跟我走，院长单要是能留你们，你们就在这达蹲着。家里情况不好得很，村里的人跑的跑了死的死了，没种上庄稼，没吃的。家去就挨饿哩。

娃娃们都静下来，看李毓奇。李毓奇略一沉吟说，娃娃们，天已经黑黑的了，你们的大走累了，你们先回去，叫你们的大吃饭，吃了饭缓着。你们有啥话明天再说。你们的大今天不走，住客房哩。你们看好不好？

两个娃娃看出李毓奇不愿留他们的意思了，但他们很听话，一起说，大，那我们回去了。明早上我们再来，你先缓着。

那好那好。父亲说。但是根根和串串刚刚走到门口，他又喊起来：等一下，娃娃们，你们等一下再走！两个娃娃转过身来了，父亲慌慌忙忙地拉过放在板凳上的一个破旧包包，伸进手去摸出一把杏子来，说，我这达拿着几个杏子哩。但他首先把手里的杏子举到李毓奇面前说，李院长，这几个你接住，尝一下。李毓奇说，你给娃娃们。父亲说，接住接住，李院长，确实没个啥拿的，庄门上有两棵杏树，结得也不少，还没熟就叫人打着吃光了……李毓奇盛情难却，接在手里，但他捏在手里没吃。杏子绿绿的，一看见牙根就冒酸水。那父亲接着又给儿子掏绿杏子，李毓奇就走到门外去了。隔着两扇门就是上官芳和一个保育员的宿舍，他敲开门看了看说，上官芳你把客房门打开，把那个看娃娃的安排住下。

李毓奇的住房兼办公室旁边有两间空房子。这是专门留出来接待客人的。孤儿们进了福利院，他们的亲戚——叔叔呀舅舅呀哥呀姐呀——有时来看望他们，又都穷得住不起旅社，福利院就把这两间房空出来。房里的炕是现成的，铺上两条灰色的线毯放了两床花格子被，就成了客房，专供探视孤儿的亲戚临时居住。

上官芳过来把那位父亲领过去了，还把那份客饭也端了过去。李毓奇也坐下来吃饭记笔记。然后又出去在孤儿院转了一圈。福利院有三四十间房子。他一间房一间房地转 ，看孤儿们睡觉盖好被子没有，查娃娃们的房子里值班阿姨是否在岗。孤儿院里还有两三岁的娃娃，还有几个月大就失去父母的娃娃，阿姨把炼乳用开水冲稀了给他们喂着吃，用奶瓶子喂。这些小娃娃一天二十四小时要阿姨伺候，喂吃的，把屎把尿。他们的身体过于羸弱，每过两个钟头阿姨就要抱起来把屎把尿，否则会把铺盖搞得一塌糊涂。

大概十一点钟，李毓奇才回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去。走到房门口，他看见客房的灯还亮着，就走过去推了一下门。门没顶，一推就开了，他探头往里看了一下，见那位父亲在炕上静静地倚着墙坐着，头仰在墙上，两只脏脚放在炕上的灰色线毯上，双手搭在膝盖上。门一响，那位父亲扑楞扭了一下脸朝这边看。李毓奇惊奇地问了一声：你怎么还坐着哩？

呦，是院长呀！那人惊了一下，慌忙下炕。

不要动，不要动。李毓奇走进去说，我当你睡着了没熄灯。

那父亲还是下了地，趿上鞋说，没睡嘛，睡了就吹灯了。院长怎么还没睡，这么晚了？

我看了一下娃娃们。

哎呀，这么晚了还要看娃娃们？

唉唉，现在好多了，一晚上巡视两趟就行了，看娃娃们被子蹬掉没有，看保育员脱岗没有。去年一年把人累垮了嘛，两个钟头一趟两个钟头一趟，十几岁的娃娃，你不叫就把炕尿湿了；娃娃们刚刚进来身体瓤得很呀，还有把屎把在炕上的。病号也多得很……

院长这么操心？

不操心不行呀！领导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操心哩。这叫啥，食其禄，司其职。把娃娃们照看不好，对不起娃娃们呀，这些娃娃都是没大没娘的……说着话，李毓奇看着靠墙的桌子上放着的竹壳壳热水瓶又问，这电壶里有开水吧？

有哩有哩，那个阿姨给提下的。

噢，有了就好，渴了你就喝水。福利院条件差，饭也没叫你吃饱，就一个馍馍一碗小白菜……

嗳，吃饱了吃饱了，这就好得很。这年头嘛，能吃上这么一顿饭就过年哩。从1959年到如今，我就再也没吃过这么好的饭了。

休息吧，休息吧，你睡觉，我也该休息一下了，等一会儿还要巡夜去。

好，你休息，院长。那位父亲说着，走过来送李毓奇。李毓奇拦住说，你快睡觉，我出去把门拉上，不要在炕上坐着了。

那父亲说：睡不着呀！半年了，从打要馍馍回到家里我就得下这病，整夜整夜睡不着。惆怅得很呀……

咋了，你这么惆怅着咋了？

唉……那父亲深深地叹息一声，那叹息就像是从无底深渊发出来的，然后说，惆怅的事就多得很呀。你看你看，人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我是几个月愁白了头。特别是今晚，一点点瞌睡都没有嘛。我在想，这两个娃娃回家去，我们父子三个人怎么过日子哩，吃啥哩？穿啥哩？

李毓奇扭过头来看这位父亲，说，老哥，你是为这事愁得睡不着吗？

就是呀。家里一点点吃的没有嘛，我把他们带回去咋办哩？我在想，回去了还得出去要馍馍去，要不就到陕西投我兄弟去。靠救济粮活命是不成的……

李毓奇不说话了。他看着这个父亲的脸，转身坐到炕沿上，久久才说：

老哥，头会儿你和娃娃们说话，我听着你出去要馍馍了？

要馍馍了呀。不要馍馍我活不到今天。我一家饿死了几口人:我爷，我娘，我大。

老哥，坐下，你坐下，我们今晚喧一会儿。是你的一家人都出去要馍馍了？我记得根根和串串也要馍馍去了。他们是定西火车站的收容所送来的。

出于对李毓奇的敬畏，那位父亲一直站着，李毓奇一再催促他才坐下，坐在炕沿上。他望着李毓奇沉默片刻说：

唉，说起我的家事，难肠得就说不成呀，不知从哪达说起。1959年9月我家里就没吃的了，绝粮三个月。我家那时候还有七口人，我和女人，两个娃娃，还有个大，还有个老娘，有个兄弟——就是娃娃们的尕爸。说是尕爸，可比根根才大两岁。就在这绝粮的三个月当中，县上还从各公社各队抽人到陇西的东边修公路哩。就是从陇西到通渭的公路。修了三个多月路，腊月里修路的人回家来了，我女人没回来。回来的人说，工程临结束的时间，几个女人在一搭商量，回家没吃的，我们要馍馍去吧。她们就跑到陕西去了，从陇西上的火车，去了宝鸡。我问回家来的人：她跟人去陕西的时候没叫你们给我带个话吗？啥话都没说吗？回家来的人说没带话。

这时候家里一点点吃的东西都没有，绝粮三个月了。听说女人要馍馍去了，也提醒了我一下，是得想办法呀！不想办法在家里死挨着咋行哩？我就把两个娃娃——振山振海——和我兄弟安荣叫到跟前说，你们出去要馍馍去，逃命去。蹲在家里饿死哩。安荣问我哩，哥，那你咋办哩？我说，你们要馍去，我在家里守着，还有个老娘哩，我不能走。就是吃谷衣，吃草根，我得守着娘。我爷爷，还有我奶奶，都是1959年上半年饿死的。那时间还有食堂哩，食堂里就是给些清汤汤，两个老人舍不得喝，叫我们兄弟和娃娃们喝。两个老人上半年就饿死了。我大上半年就出门要着吃去了。

我跟振山振海和我兄弟安荣交待了，我说，你们叔侄三人出去要馍馍，千万不要分开，不要失散了，我在家里等你们一个不少地回来。我还说，单要是老娘下场了你们还没回来，我也就走了——要馍馍去了。

我家是常家河公社苗家崖湾大队。那天我给兄弟和振山振海说你们出去要饭去，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打发他们出门了。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的脸上抹黑哩。抓住出门的人开斗争会哩。我送他们过了田泉下，过了泉湾里，沿着陈家沟一直上了凤凰山。凤凰山上有去榜罗去陇西的公路。这路是1958年开始修建的，1959年的腊月才修成的。我女人就是修这条路那一段时间跑了的。我没修过路，我是上下洮河的，两年，1958年去的，1959年腊月回来的。我们大队那时有安排，每家都要出人去参加引洮工程，两年一轮换。

我站在凤凰山头上看着兄弟和儿子走远了。那是十一月的天气，腊月，冷得很。西北风一阵阵就把我刮透了，但我在公路旁的山顶顶上看着三个人影走远了看不见了，才回家。

我把兄弟和儿子送走，这事没跟我娘说。我害怕娘知道我把兄弟儿子打发出去要馍馍了骂我哩。我大那时候要馍馍去了，还没回来呢。那天送兄弟和儿子走的时候我还跟娘编谎了，说叫他们到舅舅家去一趟，看能不能借些粮来。我舅舅家在襄南公社。可是回到家我又觉得这事瞒不过去，就跟娘说了。

我娘一听就骂开了：

那你咋不走！你给我也走！

我当时有点懵，不知娘说的气话还是真话，没出声。我娘就撵开我了：

我的娃呀，你糊涂呀！你把我的孙子打发着要馍馍去了，你做的对呀！那你为啥不要馍馍去！你想在家饿死哩吗？

我明白娘说的话了，我说，娘，我走了谁管你哩，你都六十岁的人了！

我娘说：

你不要管我，你要你的馍馍去，逃荒活命去。你蹲在家里把你也饿死哩！

那天我娘骂了我一天，一会儿骂我糊涂，一会儿说我不走是不孝顺。我说我要在家伺候你哩，这是尽孝哩。她说还不知道谁伺候谁哩！她说，你不走，你饿死了我还要抬埋你哩，我的心不痛碎吗？我能把你抬埋了吗？我哭着说，娘，我走了你怎么办呀？娘说：

总有管我的人哩！人不管天还不管吗？

我心里清楚楚的，我蹲在家里，两个人都得饿死，可把娘撇在家里饿死，我真是不忍心。我对娘说，娘，我们一搭走吧，出去逃荒去，逃个活命去。我娘说，你走，你走你的，娘走不动了。我说我背你走。娘说不行，娘跟上你是个累赘，把你难肠死哩。再说哩，这天寒地冻的，我也受不了那风餐露宿的罪了。

我和娘在一搭住了两天，这两天我给娘炒着磨了些谷衣炒面。第三天我就走了，要馍馍去了。

我走的时候娘送的我。顺着陈家沟往凤凰山走。我娘一边送我一边哭，走到半坡上就走不动了。我知道我走了娘就要饿死，今后再也见不上娘了，那一阵我心里刀割的一样，痛得呀！我走着走着就跪下了，哭着说，娘，你再不要送了，你家去吧，你不家去我就不走了。我娘拄着棍送我的，——那时我娘浮肿着哩，头肿得背斗那么大，眼睛细得一条缝缝，小腿肿得碗口一样粗，她乏得一坐下就起不来——她拿棍子打我，骂我：

走，你给我快走！

我说：

娘，你快家去吧。

娘说：

你走哩，我送一截还不成吗？

我就站起来又走，我娘也挣扎着往坡上走。走了一截她实在走不动了，站住了说，我的娃，你走，娘就送到这搭了。我说你回去吧，我抹着眼泪往山上走。我走上几步回头看一看娘，走上几步回头看一看娘，我上了凤凰山走过凤凰山顶顶的时候，看见我娘还在山坡上站着朝我招手……哎嘿嘿……

说到这里，苗振山的父亲哭起来，但这是抑制的有节制的哭泣。他的干巴粗糙的大手不停地擦眼睛，泪水却依旧汩汩地流出来。他的眼睛就像山坡坡上往外渗水的咸水泉，渗出一串浑浊的黄水。李毓奇静静地坐着，没劝，也没说话。苗振山的父亲就又接着说起来：

从常家河的凤凰山走上七八里就是榜罗乡的龙首山，再走就是榜罗梁，顺着山梁上的公路走，当天天黑的时候我就到了积麻川。这一天走了五十里路，挣扎着走的，心想不能在半路站下，站下就冻死哩。天冷得很呀，西北风刮在脸上像是刀刀割着哩。是腊月嘛，三九天气嘛。我又没棉裤，就穿着夹裤。光脚穿着一双破单鞋。走着走着就把人冻僵了，走不快，但又不敢站下缓一缓，怕缓下再起不来。积麻川是榜罗公社的一个大队，是个大庄子。想找个人家住下，人家不叫住，找了三四家人都不叫住。有一家人说我：你这个样子，谁敢叫你住。我听出来了，人家是怕我死在他家里。从常家河到积麻川，我就没要馍馍。我知道，通渭县的各乡都一样，要不上吃的。

在积麻川的村庄里，我钻进一个场上的草垛里过夜。路上把人就冻僵了，钻进草垛里冻得睡不着，抖抖索索地蜷了一夜。早上起来走不成路了，手脚都冻硬了，能站起来，可迈不开步。就又在草垛上坐下了。等着太阳出来晒了一会儿，慢慢地把腿活动开了，能走路了。

以前上洮河的时候，是公社组织的，我们从常家河到榜罗，再到陇西，都顺着大路走。这天起来后没走大路，大路太绕远。我想快些到陇西，陇西的川大，通火车，比通渭县富足，想着要快些到陇西县要上些吃的，再饿一天就饿倒哩。我就打听怎么走路近一些。有人说，从这条沟里走出去就是陇西的云田乡了，有火车站。那条沟叫贺家沟，沟大得很，深得很，有三十里长。顺着沟走没有人家，但有零零散散的人在沟里走着。我试着跟他们要吃的，没人给，说他们也是逃荒的，没吃的。口干得很，喝不上水，但有冰，沟里一路上都有冰，我就砸着吃冰块。冰上走着省力，路平，但走着走着就滑倒了，绊上一跤。

这天走了四十里，天黑时到了云田。在云田要上饭了，要了十几个人家，吃了有一碗汤。每家给一点点，舀饭的铁勺舀上半勺汤汤，或者给上个碎蛋蛋洋芋。时间不长，来了一趟火车，是客车。我问也没问就上车了，跟坐车的客人要着吃；要上了半块块烧饼，二指宽的一条条。当时心想，这在车上要饭还好要，可是车走了几站路列车员就把我赶下去了，说火车不是要饭的地方。下了车才知道到文峰镇了。在文峰镇要了十来天。这里能要上吃的，每天都能要上些，但没吃饱过一顿。白天要着吃，夜里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候车室里逃荒要饭的人多得很，没人撵，我就多要了几天；候车室有火炉，不很冷，能睡着。在文峰镇要了十几天，一天又上了火车；这时间我知道兰州在哪边了，也知道陕西在那边了，我就上了去陕西的车，到宝鸡下了车。在苗家崖湾的时候，修路回来的人们说我女人去宝鸡要馍馍了，我就想着到宝鸡要馍馍去，看能打听着不能。

在宝鸡要饭到了夏天，又到了陕西东部——靠近潼关那一带。后来又扒火车到了宝鸡。到了腊月，听人说通渭政府给农民放粮了，我就要着饭回到苗家崖湾了。

李毓奇问，在宝鸡没见着你女人吗？

没见着，打听不着。甘肃人到宝鸡要饭的多得很，没办法打听。

家里情况咋样了？

回到家里，就我一个人了。我出去要馍馍半个月，我娘就下场了。庄里人知道的时候在炕上硬硬个了。我们村里的苗队长收拾着把我娘给埋了。回到家先给我娘上坟。娘没有埋在祖坟里，没棺材，就埋在庄后的山坡坡上了。哎呀呀，坐在我娘的坟前头，一下子就想起了饿死的娘，想起了外出讨饭的我大，想起了逃荒去的女人，还有两个不知下落的儿子，还有兄弟，心里那个难受呀，火烧一样地痛……

你怎么知道儿子在定西的？

不知道呀。只要有逃荒的人回来，我就打听，见过我的振山振海没有？前半个月，有个逃荒在兰州要下馍馍的人回来了，到家了，跟我说，他在兰州看见过振山和振海，可能叫收容所收容了。他叫我到通渭县福利院去看一下。他说娃娃们被收容以后要送回县上，家里没大人的话就有可能送到福利院。我就到县上福利院打听了，没有；又到城关福利院打听了，也没有。城关福利院的院长是个年轻妇人，说我：你到定西的专署儿童福利院打听一下去，专署儿童福利院从通渭收容所拉走了三四车娃娃，有些娃娃是兰州送回来的，看那达有没有你的娃娃。我就来了。没钱坐车，一路走一路要饭，走了三天。

李毓奇不出声了。那位父亲静了一会儿又说，我大也饿死了。我大走得比我早，还是1959年的春天离开家的，也是去年腊月里往家走，走到榜罗乡的境内死在榜罗梁上了。四罗坪的一家人挖个坑把我大埋在山坡坡上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这趟看完振山振海，回去我就要想办法给我大迁坟去哩。

你们那一带的情况就是严重。福利院有一帮流浪乞讨的常家河公社榜罗公社的娃娃。

对对个的。苗家崖湾是个七百人的大村子，现在剩下二百多口人了。

你的两个娃娃乖得很，学习也好。

那两个娃娃前两年在村校上学，老师就夸他们爱学习。

你明天再看一下娃娃就回家去吧，叫他们在这达安心上学。

李毓奇站起来了。苗振山的父亲还没明白啥意思，李毓奇又说句你缓着吧，就走了出去。苗振山的父亲怔了一下追到门口说，你是个善人呀，我怎么谢你哩？

李毓奇说：

不要谢我。你要感谢共产党救了你的娃娃。

后记

1962年，国家实行巩固调整的经济政策，定西专区撤销了定西县城南的定西专署卫生学校，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从一部二部迁移到卫生学校的旧址上。也就是这一年的夏季，苗振海突然患急性痢疾。头一天拉肚子，第二天送专署医院，第三天就死在传染病科的病房里。当时医院也搞不清楚这孩子何以如此迅速地死亡，提出来要解剖研究，但李毓奇没有同意，叫其哥哥苗振山和几个娃娃用架子车把他拉到那时候还是乱坟岗子的南山根埋葬了。1965年，国民经济已经好转，定西专区各县福利院的许多长大了的孤儿已被招工，更多的娃娃被亲戚领走，孤儿人数骤减。于是专署作出决定，撤销各县的儿童福利院，将剩余孤儿中的小娃娃集中到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将四年级以上的孤儿送往靖远县河靖坪，在那儿成立了半工半读性质的靖远儿童教养院，试图叫他们在那儿成长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开荒种地走向他们的人生。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除去部分被兰州医学院、兰州炼油厂、玉门石油管理局和甘肃生产建设兵团招工的孤儿之外，其余孤儿均于1969年被政府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义遣返原籍。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不复存在，河靖坪儿童教养院更名为定西专区五七干校。1974年的一天，在专区干校改造思想的李毓奇在地头上和定西专区水利局的一个副局长聊天，那副局长说他是常家河公社苗湾人，文革前曾在通渭县常河公社当过书记。李毓奇就跟这位副局长讲述了一位常河苗家崖湾大队的父亲来福利院看望儿子的故事。

这位副局长大为惊讶地说，你还认识苗家崖湾的人呀！苗家崖湾的苗家和苗湾的苗家是一个苗家，我和苗振山是一家子，远亲房。他的大我要叫爸爸哩。副局长问李毓奇苗振山后来到哪儿了？李毓奇回答那娃娃招工到生产建设兵团的第十一团去了，后来又调到玉门镇的饮马农场了。李毓奇问副局长：苗振山的家里情况怎么样？父亲还是一个人过日子吗？副局长说，1962年省上派工作组到外省招回流落异乡的甘肃人，他娘被工作组叫回苗家崖湾来了。他娘在陕西跟了个男人，回家时怀着陕西人的娃娃。那娃娃出生以后苗振山的父亲当成亲儿子一样拉扯着哩，娃娃出生两年，娘得胃病下场了。老人下场了要写功德谱哩，有一个堂兄不叫写那娃娃的名字，说他不是苗家的后人。我那天也是听着苗振山的娘下场了，去苗家崖湾走个礼去，正遇上振山家的一帮叔伯弟兄争执这事哩。我看粗人要用粗办法——细道理对牛弹琴呀——我就把那个堂兄骂球了一顿：你能得很，你知道你是你大日下的吗？如果你娘跟别的男人睡觉怀上你了，你能知道吗？你的名字就不写进你娘的功德谱里吗？说得那个堂兄再不出声，写的人把那娃娃就写上了。

那个副局长说，苗振山的大再也没说媳妇，一心一意地拉扯那个娃娃着哩。

蔓蔓

秋季的一个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陇西县城的那家巷突然热闹起来。驶来一辆大轿子车，坐着十来个人，有大人有娃娃。车停在陇西县老人和残疾人福利院门口，老残院出来了几个人，车上也下来几个大人。他们握手问好，然后就招呼车上的娃娃：

娃娃们，下车。

但是娃娃们不下车，哭了起来。有个娃娃一边哭一边说，阿姨，我还回定西福利院呢……但是从车上下来的一位阿姨说，那不行呀，我们就是送你们到老残院来的，你们不下来咋办呢？娃娃说我害怕。阿姨说你害怕啥呀，这里也有娃娃哩，你们在一搭上学一搭玩呢……劝了一阵，娃娃们终于下车了，他们有的一只胳膊，有的眼睛失明有的耳朵失聪，还有的腿跛，还有两个丫头坐在车上不动弹。老残院的梁院长说，你们两个人咋不动弹？一个定西来的阿姨说，那两个娃娃走不成路。说着，她和另一个阿姨上车把她们抱了下来，其中一个丫头的怀里还抱着一只拐杖。那个阿姨问，梁院长，这两个娃娃安排到哪达哩？这要抱进去呢。梁院长看着两个丫头思索了一下，说，你们跟我来。

这是个很大的四合院。进了院子，梁院长把他们领到西房的一间房子里，对着土炕上盘腿坐着的一位老奶奶说，常奶奶，这是定西儿童福利院送来的两个娃娃，腿不行，把她们安排到你这达，你给咱们多操些心看上，叫她们不要打仗。

两个阿姨把两个丫头放在炕上，后边还跟着两个人，提着她们的行李卷儿，还有饭碗，还有一根拐杖。常奶奶说，梁院长，我能看啥娃娃呀，我七十几岁的人了。梁院长说，嗳嗳，咱老残院还就你管她们合适，再的人看不见。然后他又对那两个阿姨和抱行李的人说，走，我们再看一下那些娃娃去。那两个阿姨就跟两个丫头说：香兰，蔓蔓，你们两个人就在这达住下，我们去看一下再的娃娃，一会儿我们就走了。天黑了，车有毛病哩，趁早走哩。你们要听话，要乖，听老奶奶的话。

两个丫头哇的一声哭了，那两个阿姨便安慰她们：不要哭，过两天我们来看你们。两个丫头还是哭，说要回定西呢，但梁院长说，快走快走，叫哭去，一会儿就好了。

果然两个丫头哭几声就住了，瞪着泪眼打量起房子来。看来，老残院是做过准备的，一盘大炕，那个老奶奶坐的地方铺着褥子和被子，而这一头铺了很厚的麦草，房子地下有一张很旧的八仙桌，还有两个洗脸盆什么的简单的用品。

就在她们打量房子时，又进来了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婆子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姑娘，那老婆子的眼窝是凹陷的，她摸着走近土炕，说，常奶奶，你这达安排人了？常奶奶说安排了两个。吴妈，你坐下。吴妈坐在炕沿上。那姑娘也坐下了，朝着香兰和蔓蔓笑，嘴里流着涎水把胸前浸湿了一大片。

香兰怯生生地看吴妈凹陷的眼睛，捅了一下蔓蔓的肩膀，叫她看吴妈。蔓蔓其实早就看见了，说，那是个瞎子！

立即，她的肩头就挨了一拳，她扭过脸来说，你打我做啥？

吴妈说，你将才说的啥？

那你不是瞎子吗？

蔓蔓嘴快得很，什么也不怕的样子，结果她的肩头又挨了一拳。这一拳打得更重，蔓蔓哭了起来：哇……

梁院长送走了定西儿童福利院的人，再一次检查各房子娃娃们的安置情况来到常奶奶的房子，看见蔓蔓呜呜地哭，就问做啥了？哭什么？蔓蔓哭着说：

这个婆娘打我。

梁院长在吴妈的脸旁拍巴掌，说，她打你了吗？是她打你了吗？我打她！我打她！

他把两只手啪得叭叭响了两声，说，我打她了！我打她了！不要哭了。

蔓蔓不哭了，看着吴妈笑。梁院长这时又对那个淌涎水的丫头说，王尕女，来，我们给她们把被褥铺上。梁院长一边往麦草上铺被褥一边问蔓蔓你几岁了？蔓蔓说八岁了。问香兰几岁了，香兰说十一岁了。铺完被褥，梁院长走了，炊事员提着桶送饭来了。洋芋块块煮烂了，里边下了些小麦面片片，稠糊糊的一人舀了一碗。房子里没人说话，常奶奶、吴妈和王尕女坐着看她们俩吃饭。煤油灯光很暗。后来吴妈走了，常奶奶出去拿个尿盆进来放在地下，然后对蔓蔓、香兰和王尕女说，丫头们，睡觉。谁要是夜里尿尿就尿在瓦盆里，不要把炕尿湿了。王尕女先进了被窝，她和常奶奶挨着。香兰和蔓蔓也睡下了。睡下又睡不着，到了新的环境一切都新鲜，兴奋，蔓蔓唱起歌来，香兰也跟着唱。她们唱《社员都是向阳花》，又唱《社会主义好》，唱着唱着睡着了。

2

清晨当当的钟声响起来，把两个小姑娘吵醒了。她们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已经把窗子照亮了亮亮的一条。常奶奶穿好了衣裳正在给王尕女梳头。窗台上有只破碗，碗里有一底清水，常奶奶的手指头在碗里沾一下再往王尕女的头上抿一下，然后用一个缺了牙齿的木梳梳一下又梳一下。地下的尿盆也不见了。

常奶奶，打钟做啥哩？蔓蔓问。

开饭了。丫头们快起。打过一遍钟了，我看你们睡得香，没叫。

常奶奶说着，就推了一把王尕女说，走，打饭去。

蔓蔓穿上了衣裳，刚坐到炕沿上，香兰就已经穿好下地了，跛着一条腿走了两步，把一条毛巾在洗脸盆的凉水里沾了一下擦了脸，又递给她说，擦脸！

蔓蔓擦了脸把毛巾还给香兰，这时常奶奶已经一手拄个拐棍一手拿个搪瓷碗走出门去了，她也指着八仙桌说，香兰，把我的碗拿来。香兰把碗递给她之后拄着一根拐杖一跛一跛地急匆匆走出去了，她想跟上常奶奶。

陇西县老残院在一家扫地出门的财主院子里，东南西北各有五六间房子，除去干部办公室，仓库和食堂还住了三十几名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听见钟响，各房子的人都出来了，盲人和跛子都积极地往院子旮旯的食堂走去。一时间，食堂门口排起了长队。

常奶奶虽然岁数大，但眼不麻腿不瘸超过了那些残疾人排在了前头。她打完饭往回走，看见院子里站了一大堆人。你们看啥呢？走到跟前她问了一声。有个人说，你看，那个娃娃孽障不孽障，爬着走路哩。她从人群里走过去看，不由得惊了一下。

蔓蔓在地上爬着呢！蔓蔓的身体紧贴着地面，那动作就像电影里一条腿受伤后匍匐前进的战士，一只手在地上撑着往前挪一下，身子也跟着往前挪一下。她有一条腿就像是从大胯那里炸断了，一点儿也用不上力，软塌塌地拖在后边。与战士匍匐前进的差别仅在于战士拿枪的那只手里端着一只白色的搪瓷碗。

常奶奶说，丫头，你咋在地上爬着走哩？

蔓蔓回答，我站不起来。

常奶奶说，丫头，你说一声嘛，我给你把碗端上嘛。

常奶奶，你能把你的碗端上就行了！

丫头，你说一声嘛，我端不上还有尕女子嘛！

常奶奶，你不要管我，我在定西福利院就这样。

说着话，蔓蔓就一挪一挪往食堂爬过去了。

3

蔓蔓是最后一个端着饭碗回到宿舍的。这时香兰已经吃过饭了，王尕女也吃完饭了，唯有常奶奶还在炕上慢腾腾地咀嚼着。早饭是一个禾田面的馍馍和一点点咸菜——切得碎碎的韭菜。是早上才蒸出来的馍馍，很喧腾，但常奶奶没牙了，用她光秃秃的牙床鼓捣半天才能咽下一口去。咽下一口还要喝点开水。开水是王尕女用一个大茶缸子端来的。

香兰也喝了几口开水，放下碗说，蔓蔓，我出去看一下去，看他们在哪个房子住。

我也去。蔓蔓说。她明白香兰的意思，是要去看昨天一起从定西儿童福利院来的那些娃娃。她急忙把最后一块馍馍塞进嘴里，转身下炕。

丫头们，你们先不要走，我问个话。这时常奶奶说话了。

两个丫头不动弹了，她又说，丫头们，你们官名叫啥？几岁了？

蔓蔓说我叫丁蔓蔓，八岁了。

香兰说我叫陈香兰，十一岁了。

噢，你八岁了，她十一了。那我再问你们，梁院长前两天就交待了，说要来几个定西孤儿院的娃娃，你们在定西孤儿院蹲着不好吗？咋到陇西来了？

定西好着哩。定西把几个孤儿院的娃娃合到一搭了，住不下了，把我们有缺陷的送到陇西来了。香兰回答。

你们的娘老子都没有了吗？

嗯，没有了。两人一起回答。

哪一年没的？你们哪一年进孤儿院的？

香兰说1959年，蔓蔓没说话。常奶奶又问蔓蔓，你怎么不说话？

蔓蔓说，我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光记得是和香兰差不多一搭进去的。她比我早几天。

和香兰一搭进去的吗？哎呦，孽障死了，你两岁就进孤儿院了。那谁把你送进孤儿院的？

不知道，不记得了。我连我大姓啥叫啥都不知道。

那你咋知道你姓丁的？

孤儿院的阿姨们说的，一个姓丁的人把我背到福利院的，阿姨就叫我姓丁了。登记的时候写了个丁蔓蔓。

丁蔓蔓的名字是谁起下的？

阿姨看我瘦得很，胳膊腿细得像洋芋蔓蔓，就给我起了个这名字。

常奶奶没有牙的嘴咧着笑了，泪汪汪的眼睛笑得眼泪流出来了：你们的这个阿姨真正就会起名字得很！

那我再问你，你是哪达的人？常奶奶笑罢又问。

我是定西县的人。

哪个乡的？

不知道。

娃娃，你连哪个乡的人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你问这咋哩？

不咋。我的娘家也是定西人，我就问一下呗。我再问你，你的腿咋这样了？

腿是后妈打下的。

噢，你是后妈拉扯下的。你大咋就给你找了个这么狠心的后妈……

不是的！香兰大声说，她进孤儿院的时候好着哩，腿攒劲着哩。再的娃娃坐在廊檐台子上晒太阳头都抬不起来，她还能跳房房。一天来了个媳妇抱娃娃哩，她在床底下爬着玩着哩，那媳妇拉出来一看一帮娃娃里就她攒劲，就把她抱走了。腿是后妈打下的。

你的后妈是哪达人？她抱娃娃哩，抱回去咋又打你哩？

不知道。刚去时后妈好着哩。我记得坐火车了，还坐汽车了，到家时天黑了。啥地方我不知道，就知道是到兰州了，又到哪个县的农村了。一进门把我放在板凳上坐着，后妈就生炉子，把柴棍棍塞进炉子眼眼里，擀面，做的汤面叫我吃。过了一阵子，有一天后妈烧开水，水开了，说你把水提下来。我一提没提动，她就打开了。炉子旁边有一块砖头，拿砖头砸我的腿。

就把你的腿砸折了？常奶奶惊骇地说。

没有，那一次没有，是后来打折的。她拿笤帚打过，用刷子打过，猪鬃刷子！有啥就拿啥打！有一天她打罢了，撂在猪圈门口了，我啥也不知道了。后来猪把我拱醒了，猪哼哼着哩，家里没人，后妈上工去了。有一次，她叫羊顶我，羊不顶，她打我叫我跟羊顶。她打着羊顶我，羊把我撞翻了，她坐在台子上笑。笑了一会儿她叫我站起来，又打着羊顶我。这时候隔壁的老奶奶进来了，骂她，她哭开了。那个老奶奶经常骂她，她打我我哭，老奶奶听见了就进来骂她，有时间隔着墙骂她。她就哭。有一天夜里我尿炕了，她把我拉到地下，把衣裳脱光了，叫我在水缸跟前站着，她上炕睡下了。我看见她睡着了，也上炕睡了。她半夜醒来看见我睡了，又拉起我来打。那一次把我的胳膊打折了，又叫我站到水缸跟前。胳膊痛得不敢动，我就乖乖站到天亮了。天亮后她上工去了，没给我饭吃。平常她就不好好叫我吃饭，都是她吃罢了，剩下饭了就舀给些，锅巴给我吃。有一天我饿得很，就从一个装豌豆的缸里抓着吃了些豌豆。豌豆吃上了渴得很，但水缸高得很，我够不着舀不上水。看见面板上一个碗里有半碗黄水水，我就端过来喝，喝了几口苦得很，我就又放下了。放下后我又害怕得很，我不知道那是啥水，水少下了，后妈来了肯定能看见，看见就打我哩。我到院子里隔着墙喊那个老奶奶。老奶奶开门进来看了看，说，娃娃，你把灰水喝上了。老奶奶怕我闹死，把我领到她家去了叫我多喝水，说是冲稀一下就闹不死了。到中午了，后妈收工回来找我，在大门上喊我。我吓得钻到水缸里了。后妈进来问老奶奶，问我到哪里去了，老奶奶说不知道。她找不见我走了，我从水缸爬出来了，她又进来看见了，把我拉回去打。那一回打得我站不起来了。她没发现我喝灰水，是嫌我跑到隔壁老奶奶家去了，下茬打我。

常奶奶泪汪汪的眼睛和消瘦的脸朝着丁蔓蔓，颤抖的嗓门说，这次把腿打折了！

骨头没折，是把脚巴骨打坏了，我的脚挨不成地了嘛。她用一个木头棒棒打的，就像砸核桃一样。她一边打一边还说，再叫你跑，再叫你跑！那天打罢了，她又把我拉到外头去了，推进一个坑里，往我身上铲土。她是想埋我哩，铲了几锨土，可不知为啥又不埋了，又拉回家了。在定西的时候，阿姨把我抱到医院看过病，也照过像。大夫给阿姨说这娃娃的这条腿没法治了，胯关节，膝盖关节和脚巴骨关节都碎了，没法治了。大骨头没折。

你怎么又回到孤儿院了？

有一天，那是春天的时候，后妈上工去了，我在院子里一个木板板上坐着晒太阳。那些天后妈不叫我穿裤子，说我光尿裤，我光穿了个棉袄。我想，她是怕我跑到老奶奶家去吧。实际上我跑不出去，那些天她上工的时候从外头把大门锁上。老奶奶也进不来。那天我晒太阳着哩，看见有个人绕着院子在外头转，看我。后妈家的院墙不高，那个人转了两圈，隔着墙问我：这娃娃怎么不站起来，光在那达坐着？我说我站不起来，我的腿站不住。那人翻墙跳进来了，把我拉起来看我的腿。我的腿尽是伤疤。后妈有一次拿镰刀割过我的腿，割腿上的肉。她把腿肚子上的一块肉差一点点割下来了，就连着这么一点点，把我痛死过去了。后来我醒过来了，她往我身上泼水哩。她又把割下的肉贴上了，拿布条条缠上了。伤口叫苍蝇下上蛆了，她又拿一根柴棍棍往外拨蛆。那次又把我痛死了——我下茬哭喊，又晕过去了。醒来时我在隔壁老奶奶家躺着哩，那老奶奶用药水给我擦着洗。就是药水，我记得脸盆里的水红红的，可能放上药了。那人问这问那问了很多，我害怕得很，我说那人，你快走吧，一会后妈来了又要打哩！那人说她再不敢打你了，我是公安局的。后来那人走了，还是翻墙出去的，时间不长后妈回来了。她回来和面着做饭着哩，可我心里害怕得不行，怕公安局的进来把后妈抓走。他们把后妈抓走谁给我做饭呀！就在这时有人敲门，后妈就开门去了，一下子进来了一大帮人。里头有个女的，还有头会儿进来过的那个人。有人把后妈叫出去了，那个女的坐下又问我后妈怎么打下我的。后来那个女的走了，后妈又进来了。可她不做饭了，把菜刀在面板上拍着响，说我：今晚上有你的好事哩。我吓坏了，心想，今晚上后妈要杀我哩，可这时进来了两个人。原来人家留下了两个人在院子里站着哩，听见后妈骂我又进来了。其中一个人把后妈捣了两拳，把手铐铐上拉走了。另一个把我抱起来送到隔壁老奶奶家去了。

我在老奶奶家住了几天，这时后爸爸回来了，给我扯的布做的新衣裳。

常奶奶问，你后爸是做啥的？

不知道。后爸爸一年多就来过两三趟。我的后爸爸好得很，有一次回家来看见我的胳膊动弹不成，后爸爸用布给我包上了，用个布带带挂在脖子上吊着。后爸爸抱着我到医院去看了胳膊，还给我买了一包包糖，用手巾包上。后妈看见了跟我要，我没给，后爸爸一走她就抢过去了。

我和后爸爸在一搭过了几天，有一天后爸爸把我抱到法院去了。在法院门口转了一圈，我就看见孤儿院的杨老师了。杨老师跟后爸爸说了几句话，后爸爸抱着我跟着杨老师到汽车站去了，坐汽车又坐火车。天黑的时候在定西下了车，下车后后爸爸把我交给杨老师了，杨老师就把我抱回孤儿院了。回到孤儿院我才发现，后爸爸家的钥匙在我的手腕上套着哩。那是在火车上后爸爸叫我玩的，他忘了拿回去了。我跟杨老师说，后爸爸回到家怎么进房子呀……

蔓蔓，你到那时间还想着后爸爸进不去门的事吗？常奶奶呜呜地哭起来，泪水哗地流下来了。

后爸爸对我好得很……

甭说了再甭说了，蔓蔓。你知道不知道，你后妈判了几年刑？

十五年么十七年，我不记得了，那时间孤儿院的娃娃们说过我后妈妈判刑的话。

十七年。蔓蔓，原来那个受虐待的娃娃就是你呀？

你知道这事呀？丁蔓蔓惊讶得很，睁大了眼睛看常奶奶。

常奶奶泪如雨下，哭着说，知道，这事老残院的人们都知道。三四年四五年前的事了，老残院的人们传着哩，说街道上贴下的布告上写着哩，榆中县的一个婆娘虐待养女，想杀害养女，判了十七年劳改。世道真是不公呀，这样狠毒的人法院怎么没毙过呀！你应当感谢法院的人，法院的人把你的命救下了。还应该感谢共产党……

这我知道。定西孤儿院阿姨也是这么说的。阿姨还说，这要是在旧社会，我早就没命了……

对着哩，你们阿姨说得对。常奶奶说，但她立即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唉，尕尕的娃娃遭下的罪！娃娃们，人活一辈子难着哩，这谁也怪不着。这是前世修行得不好呀，是老天爷安排下的，你们这辈子到世上来，就是还债来的呀。

蔓蔓说，常奶奶我没借过别人的啥呀，谁跟我讨债哩？

常奶奶突然愣住了，停了片刻又说：瓜着哩，你们还瓜着哩。不是你借了谁的债了，是你前世造下孽了，你的先人造下孽了，你这一辈子要还债里，要赎上辈子的罪哩。蔓蔓还是听不懂常奶奶的话，她说，常奶奶你是怎么到这达来的？

常奶奶说，我吗？我是没儿没女，老汉死得早。我在外头要着吃了十几年，老残院一成立政府就把我收下了。那是1952年的事。唉，我也是前世没修行好。

蔓蔓还是第一次听人说修行的话，她听着沉吟着，良久才问，常奶奶，咋是个修行好了！

修行就是做善事里，烧香哩，积德哩……香兰，你的腿是咋的事？

香兰说，在定西孤儿院，有一天半夜里我睡着哩，不知怎么就跌到地下了。费了好大的劲才爬到炕上，第二天就起不来了，昏昏沉沉。后来醒过来的时候在医院躺着哩，手和腿搐住了。原来是得小儿麻痹症了。后来孤儿院的麻眼老师给我搓呀搓呀，手能伸开了，一条腿也伸开了，还有一条腿还是走不成路，要拄一根拐……

因为说话，时间流逝很快，当当的钟声又响起来。常奶奶说开饭了。香兰和蔓蔓转身下地，常奶奶把蔓蔓拦住了：

你不要去，你走不成。叫王尕女给你把饭端来。

蔓蔓说不，我自己端去。她往地下一坐，一手杵地一手拿碗，倾斜着身体一挪一挪拖着那条残腿翻过门槛往院子爬去。

4

那家巷是一个靠近县城边缘的巷道，很冷清的，除了一些城郊的农户和一家小小的卖酱油醋的小铺再没有其他商铺。老残院也很清静，那些盲人和孤寡老人一天到晚悄悄地过日子，吃过饭就在台阶上晒太阳。但是新来的这帮残疾娃娃打破了这种寂静。他们还小，在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和其他的娃娃们热闹惯了，来到老残院后还是窜来窜去，在一块儿戏闹，唱歌，打扑克。而那些晒太阳的盲人和孤寡老人觉得稀罕，常常拦住娃娃们问这问那。当然了，他们问得最多的是蔓蔓，因为蔓蔓在这群娃娃中太显眼了；她爬着走路，爬着上食堂打饭，爬着上茅房。她还喜欢热闹，看见哪达有娃娃们玩扑克或者抓窝，就一路匍匐着爬过去一起玩。

这些老残人一看见她就都像常奶奶一样问她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还好心地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娃娃，叫人给你做个拐。你拄上拐走哩嘛，你就这么爬一辈子哩嘛？

蔓蔓回答，大大，我拄不成拐，站不起来嘛。

你的那一条腿不是好着哩嘛？

那一条腿也没力气，那一条腿的筋叫后妈打断了，软着哩。

我看我看，筋怎么打断了？

于是蔓蔓抹起裤腿，那些人就看见了她的小腿肚和大腿处一道一道深刻伤疤，还有大腿上火剪捅下的洞洞痊愈后的小坑。她的腿就像变形了的长茄子。

噢呦呦，你的腿叫后妈整成这样了吗！人们看见了就发出怜悯的感叹，那些盲人也要伸出手去摸她的伤疤。

有的人出主意：丫头，你的大腿还好着哩，能往前挪。你找个草垫垫，拴上根绳绳绑在腰里拉着。走到哪达了也好坐一下。你在地上坐着不凉吗？

蔓蔓嫌那样不好看，拒绝他们的建议：那不把人麻达死吗！

不光是老残院的人看她，问她，且很快地那家巷的老老少少农民也都知道老残院有个爬着走路的姑娘，后妈打下的，也都跑来看。有些陇西县城里住得很远的居民也跑来看，看她怎么“走”路。因为他们前几年也都看见过和听说过定西中级法院的布告，榆中县的一个妇女虐待养女，致残养女，判了十七年刑。现在他们要亲眼看看这个女娃是不是像布告上写的那样。

他们一伙一伙地进来，围着蔓蔓看；如果蔓蔓不出来，他们就在院子里站着等，非要亲眼看一下不可。而且，他们用吃惊或者同情的口气问：

丫头，你的腿咋弄成这个样子了？

起先，蔓蔓还回答后娘打下的，但是时间一长她的精神就受不住了，人们的同情和好奇在她内心里酿成了屈辱和厌恶，她恶声恶气地回答：

鬼捏下的！

5

梁国华是个荣誉军人，战斗英雄。他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帝国主义的炸弹炸掉了一只手，复员后回家国家养着他，可他闲不住要求工作，民政局就安排他当了老残院院长。

他每天在老残院转来转去，安排老残人的吃喝，和老人们聊天。哪个老人病了，他亲自拉个排子车送到医院去，治好了再拉回来。他还把聋哑娃娃们集中起来上课，叫两个盲人老师教娃娃们在牛皮纸上扎字摸字。

他的最大的精力用在种菜上了。民政局给的经费有限，除了买面和买一点日用品，根本就没钱买副食品改善生活。为了老残人能吃上两斤肉，他就想办法种菜养猪。老残院是从前一个大财主的庄廓，有个很大的后花园，种了很多牡丹、芍药和其他的花花草草。他叫人把花草挖了，种上甜菜。甜菜长得好得很，一到夏天，绿油油嫩闪闪的叶子长得比膝盖还高。他动员老残院能动弹有眼睛的人都参加劳动——把甜菜叶子打下来抱到食堂去。汤面条里下上甜菜叶子饭就稠了，人们就能吃饱了。猪也有喂的了。吃不完的晒干，冬天吃。到了深秋，甜菜挖出来放进窖里，一冬天都下饭或者包甜菜馅的包子。

这是1966年夏季的一天，他领着几个残疾人正在打甜菜叶子，蔓蔓从菜地埂子上爬过来了。他说，蔓蔓，你到这里做啥来了？蔓蔓说梁院长，我饿得很，找些吃的。梁国华说这里有啥吃的，快回去到那个院子去，等一会儿就开饭了。蔓蔓没理会他，爬到菜地边上坐下了，伸手从甜菜上撅了几片嫩叶子，在胳膊上磕打两下就塞进嘴里。梁国华看她生嚼菜叶子，心里突然就不好受起来，说，你就那么生嚼哩吗？蔓蔓说生嚼也不闹人，还接着吃。但梁国华心里实在不好受，说，蔓蔓，你不要吃了，甜菜叶子生吃拉肚子哩。你撅上些拿到食堂去，叫大师傅给你炸一下，拌上些酱油，你再吃去。娃娃，听话。蔓蔓很听话地摘了一大把菜叶子，又往回爬，但这时梁国华又叫起来：

蔓蔓，你站下，我有话跟你说。

蔓蔓坐在地上了，扭过脸看她。他说：

蔓蔓，你站起来。你站，你站着试一下，我看你能站起来不能。

蔓蔓说我站不起来。

梁国华说，你站呀，你站着试一下，我看你站住站不住。你那条腿不是没折吗？

那条腿也不行，站不起来。

你试一试嘛，你试呀。娃娃，你要站起来呢，你不站起来，你就这么爬一辈子吗？长大了不是个残废吗？

蔓蔓脸上显出无奈的神情说，梁院长我实在站不起来。这条腿软着哩，上炕都费事得很！在定西的时候我就站过，阿姨扶着站过，她一松手我就跌倒了。

但梁国华不甘心，走过去双手拤住蔓蔓的双肋把她抱起来了，放在一棵杏树旁边说，站下，用力，用力站下。靠上，脊背靠到树上，手扶住我的手。

蔓蔓的双手捏住了梁国华的左右手的粗壮的手指头。她的后背靠在树干上。她的上牙咬住了下嘴唇。她在用力，梁国华的手感到了她的双手的颤抖，她的那条“好”腿也在颤抖，但是她站住了，她的那条残废了的腿也因为用力而摆动着。

这不是站住了吗！这不是站住了吗！梁国华激动地喊起来了。你们大家看呀，你们看呀，蔓蔓站住了！坚持住，蔓蔓，坚持，再坚持一会儿！

但是蔓蔓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了，继而侧倒在地上。她的鼻子和前额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脸色通红。

梁国华也出汗了，但他大声地说，没关系，没关系，锻炼锻炼就能站住了。你不是站住了两分钟吗？能站两分钟就能站十分钟。有一条腿能站住就能拄拐杖，拄上拐杖你就能走路了！6

梁国华跑遍了陇西县城也没买上拐杖，最后还是在县木器厂订做了一副。拐杖拿来那天，正是个星期六的傍晚。梁国华把蔓蔓叫到院子里靠着墙根站好，当着很多围观的人把两根拐杖塞进她的腋下，叫她双手捏着拐杖，等到身体的重量移动到双拐上之后，他后退两步说：

蔓蔓，走，往前走！把一根拐先往前挪！

蔓蔓把一根拐往前伸出来半尺远。这时梁国华又喊：

把那个拐往前挪！

但是蔓蔓左手的拐总也伸不出来。有的人说，不行，娃娃还不会用拐哩，她的腿出不上力。于是梁国华又喊：

你要快些出拐哩！你站的那条腿也要用力，腿用力的时间快些把拐伸出来！

蔓蔓按他说的办，把重心移到“好”腿上，然后挪拐。挪是往前移动了几寸，但这时她的腿一软身体跌倒了。她坐在地上红着脸说：

不行不行，腿软得走不成！

梁国华说，那肯定软着哩，你几年没走过路了嘛。来，娃娃们，你们来个人扶一下蔓蔓，叫她学着走路。

围观的人群里有一个初中生，父母是盲人，他自己就是在老残院出生的。他刚刚从学校放学回来。他扶起蔓蔓，叫她拄好拐杖，然后几乎是抱着她往前走了几步。梁国华说，好，好，你这不是能走吗？大家看，蔓蔓走开了！但就在这时蔓蔓扑腾一声坐在地上，脸涨得通红，连声说不成不成，我走不成！腿软得站不住嘛。

梁国华看出来了，蔓蔓不是腿软腿硬的事，是她没勇气走路，没有自信心。说：

蔓蔓，你走，你锻炼着走！只要你下决心走，你就一定能走。等你真正能走了，你长大了，我就领你到上海去，把你的那条残腿给你换一个假腿，到那时你就连拐杖都不要了，能自己走路了，跟好人一样！你有这个决心没有？

蔓蔓不说话，看周围的人，脸色红得像一块旗布。

说呀，你有这决心没有？

蔓蔓的脸更红了，细细的声音问，腿还能换吗？

梁国华说，咋不能换？我在荣军院的时候，好几个没腿的人都到上海去装了假腿，走路跟好腿一样。不知道的都看不出来安的假腿，那假腿下边的脚上穿的还是皮鞋，亮亮的好看得很。上海人能得很，上海的科学也发达得很。

那你的手怎么不安个假手？蔓蔓问。

梁国华一怔，马上又说，蔓蔓，手也能安假的。我在荣军院的时间，领导说了给我安假手的话，叫我到上海安去哩，可我没去。人的手和腿不一样，腿安上个假的就能走路了，手安上假的手指头还是不能动，科学还没发达到手指头能动弹的程度。我就跟领导说手指头不能动就不安了，那就是看着好看花那钱做啥哩。

蔓蔓认真地听着，后来说，锻炼着走路当然好，可是谁扶我哩？

梁国华说，这个问题好办得很。他对着那个中学生说，陆七儿，我给你交待个任务，你以后每天放了学，要搀着蔓蔓走一会路。等她能走了，我给你买个水笔，金星牌的。

7

一连三天，吃过晚饭蔓蔓在院子里练习走路。蔓蔓就拄着双拐，陆七儿从后边扶住她的腰，连推带抱地拖着她走，折腾上一个多钟头。这时候香兰也拄着拐杖跟在旁边喊，你要快些哩，快些挪拐棍哩！王尕女张大了嘴，嘻嘻地笑，淌着涎水。常奶奶坐在炕上从窗子格格上往外看。当然最累的要数陆七儿，他几乎是抱着蔓蔓的腰两个人一起往前挪，恨不得一天叫蔓蔓能走路了。他急得不停地喊：你的腿也要用力，你站好，你先要能站住呀！拐杖往前挪呀！但是蔓蔓一挪拐杖，身体就歪倒了，把陆七儿也绊倒了。引得那些围观的大人娃娃哈哈笑。

练习了三天蔓蔓还是不会走路，第四天陆七儿不来了。连着两天吃过晚饭后没去练习走路，蔓蔓噘着嘴坐着，不高兴的样子。常奶奶问：

我的尕尕，这两天你咋不走路去了？

蔓蔓说没人扶。

哎，咋没人扶哩？不是梁院长指派下陆七儿扶你吗，他咋就不扶了？

蔓蔓不出声。常奶奶又问：

你们吵仗了吧？

没吵。

没吵？那他为啥不来？我找去，我找他去。扶我的尕尕走路是好事嘛，积德行善哩嘛，他咋不扶了？

常奶奶唠唠叨叨地说着就要下炕，香兰拦住了：常奶奶，你不要去，你去了也叫不来？

你说我叫不动吗？我把个陆七儿叫不动吗？我找她娘去！

你找他娘也叫不来，找他大也叫不来！

为啥？常奶奶惊讶了，张着没牙的嘴眼睛瞪着香兰。

香兰说，你不知道，常奶奶。有的娃娃说怪话了，说蔓蔓和陆七儿长大了要成两口子，陆七儿就不来了。

常奶奶瞪着香兰看了一会儿，骂开了：你看这些碎子子事情多不多，裤裆的尿水水还没干哩，就说开胡话了！她骂了几句，又把脸转向蔓蔓说：

走，蔓蔓，陆七儿不扶你我扶你，我们锻炼去，我们谁都不求了！

蔓蔓还没说话，香兰叫起来了：常奶奶，你行吗，你能扶蔓蔓吗？你自个儿走路都抖抖索索的！

常奶奶说，我咋就不行？我不行不是还有你吗？不是还有尕女子吗？叫尕女子扶，尕女子你们看是瓜着哩，那力气大着哩！那只要哄顺了，那啥都能干！

于是院子里出现了这样的感人情景：一个傻乎乎的姑娘连拉带拽地搂着蔓蔓的腰，旁边一个拄拐的姑娘扶着她的胳膊，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一手拄个拐棍另一手扶着她的那一只胳膊。她们笨拙地困难地慢慢地移动。一不小心老奶奶的拐棍和蔓蔓的拐杖搅在一起，常奶奶跌倒了，蔓蔓、香兰和王尕女也跟着摔倒了。常奶奶呻唤起来：唉呀，你们要把我的腿压折了！

8

“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波涛冲进老残院来了。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早请示晚汇报更加庄严，梁国华从外边请人在老残院的院子中间砌了个忠字台——一个土台台，上边拿砖头砌了一截土墙墙，抹的白灰膏。它的向着大门的一面是带着军帽的毛主席像，背面写着一行大字：大海航行靠舵手。为了防止娃娃们登高爬低玩耍，他还请木匠做了个围栏。围栏完成的这天他来验收，然后就靠着围栏站着，想象从明天起，老残院的孤寡老人盲人跛子就都能到忠字台前边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了。他这么想着，又肃穆地看起毛主席像来。好久好久他的眼光才离开伟大领袖指航向的画像准备回办公室去，却突然发现蔓蔓在他身边站着，手扶木栏杆仰脸看着毛主席像。他惊奇极了，问：

你怎么在这达哩？你是怎么过来的？

蔓蔓不出声，看着他笑。他又说：

嗳——怪了，我没看见你爬呀，你怎么来的？

蔓蔓还是笑，不说话。他觉到了事情的蹊跷，便仔细打量蔓蔓，看见蔓蔓用一条腿站着，身旁的栏杆上斜倚着两只拐杖。他惊奇又兴奋，笑了，说：

你能走了吗？你走！你走！你走我看一下！你真会走了吗？

蔓蔓拿起身旁的拐杖，一边一个拄上噔噔地往前走：她把两只拐杖同时往前伸出，然后那支“好”腿一蹬，身体飘过拐杖往前飘去；脚挨着地之后身体一挺，两只拐杖就往两边一撇飞了起来，飞到身体的前方去了，又撑在了地上……如此循环，两只拐杖噔噔地响着，蔓蔓走远了。梁国华欢喜得拍起手来，喊：

你们看，丁蔓蔓会走路了！

常奶奶在西房台阶上站着，大声说：

把你个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人家娃娃能走着几个月了，你才看见吗？

9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定西儿童福利院的残疾儿童来到陇西县老残院已经八年了。香兰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姑娘了，老残院安排她当了老残院的炊事员，一个月挣三十元钱。她搬到职工宿舍住去了。香兰是个勤快人，除去做饭，老残院的啥事都操心：给菜地除草呀，喂猪呀。这是秋季的一天，傍黑，她看见看大门的赵师傅还在台阶上跟一个孤老汉下棋，就说，赵师傅我给你关大门去。她走过去刚一推门，街对面台阶上坐着的两个老汉喊起来：丫头小心，不要把娃娃轧死了。

香兰认识那两个老汉，就喊着问，老爷爷，你说的啥娃娃呀？

就在砖柱子跟前哩！

听见老汉的回答她往门外探探头，还真看见砖柱跟前放着个小娃娃。娃娃穿着件黑棉袄，光腿。娃娃的腿动弹着哩，把身上裹的一块布单子蹬开了。她喊着问老爷爷这是谁家的娃娃？一个老汉说，谁知道那是谁撇下的！你们老残院收下去吧。

香兰把娃娃抱了进来，却又不知道如何处置，就把娃娃抱到常奶奶的房间去了，说常奶奶，我在门口拾了个娃娃。隔壁住的几个盲人和残疾人跑来看娃娃，议论纷纷：哎呦，这个当娘的咋这么心狠，把个这么心疼的娃娃撇了。这娃娃有八个月了吧，你看门牙长出来四个。蔓蔓也看娃娃，说，你们看这娃娃还是双眼皮大眼睛。常奶奶把她的老花眼细细地看娃娃，说，这娃娃真格心疼，就是萝卜花！香兰问啥叫萝卜花？常奶奶回答，你细细看嘛，娃娃的眼睛白花花的，看不见眼仁。人们仔细看看，都说就是，原来是个白内障。怪不得大人把他撇了。

大家议论了一阵子娃娃的长相，又都说这娃娃怎么安置呢？有个妇女说：

刘敏不是说过吗，想抱个娃娃。把她叫来看一下，看她要不要。

刘敏原先是老残院的按摩师，盲人。前两年两口子都调县医院当按摩师去了，没生养过娃娃。

转天早晨开过了早饭，香兰就跑了一趟县医院把刘敏叫来了。刘敏也喜欢这个娃娃，但因为眼睛是萝卜花，终归还是没要。她说，我就是个麻眼，抱个娃娃也看不着，长大了是个麻达！香兰就把娃娃抱到梁国华办公室去了，说昨晚上关门时拾下的，咱们老残院收养下吧。梁国华一个劲摇头：你从哪里拾下的还撇哪里去吧。多一个娃娃有多少麻烦你不知道吗？香兰说撇到外头没人管，死了咋办哩？这是一条命呀！但梁国华坚决不收，说：快撇了去，我不知道那是一条命吗？你个大姑娘没娃娃急了吗，随便抱个娃娃就想收养下！香兰涨了个大红脸，气呼呼抱出去撇在门外了。

10

那娃娃撇到门外去了，这件事整个老残院都知道了，尤其是几个盲人夫妻在孤儿院生下的小娃娃们，一会儿跑出去看一趟，然后跑进来传播消息：那娃娃哭了；那娃娃不哭了，街道上的一个人给了一块馍馍，那娃娃一吃馍馍就不哭了。有个孩子跑到常奶奶的房子里来，说：

常奶奶，那个萝卜花娃娃把屎把下了，把单子泥脏了。

常奶奶老了。她今年八十一岁了，头发白得像冬天的雪花一样，没有一根黑的了。她已经身体瓤得下不了炕了。吃完了饭就在炕上坐着看蔓蔓和娃娃们玩羊骨头打扑克牌。她有时候犯糊涂，犯糊涂的时候一天到晚睡觉，吃饭也叫不醒。一旦醒过来，就又嚷蔓蔓：嗳呦，吵死了，你们不吵好不好！叫我睡一会儿觉好不好！你们出去！可是蔓蔓又不敢出去玩，因为常奶奶经常很突然地喊把尿盆拿来！把尿盆拿来！蔓蔓就要赶紧端尿盆，端得慢些她就把裤子尿湿了。

蔓蔓也长成个大姑娘了。她已经十六岁了，虽说有个可怕的童年，拖着残疾的腿，但她的性格很是开朗，哪里有娃娃们玩，她就杵着双拐跑过去，打扑克，抓窝。她跟着老残院的裁缝学习做衣裳，一只脚踏机器。裁缝说你个半脸汉学这做啥哩？她说以后长大了我还不自己做衣裳吗？叫旁人侍候我一辈子吗？别人织毛衣，她也跟着学。她没钱买毛线，就把一件破棉袄拆了，把棉花纺成线织件线衣穿在棉袄里边当衬衣。她跟那些老年人学，把瓦片拿来磨成纺锤纺线线。

她和常奶奶很有感情，小的时候常奶奶给她洗衣裳补衣裳，给她梳头编小辫子，给她端尿盆，如今常奶奶下不了炕了，眼也花了，脑子常犯糊涂，她就给常奶奶洗衣裳补衣裳，给常奶奶梳头端尿盆。常奶奶自从三年自然灾害以来再也没吃过饱饭，没吃过好饭，常奶奶好几次跟她说，啥时间能饱饱地吃上一顿搅团，吃上一顿肉块块，死了都中哩。她听了这话心里难受得很，就把帮人家纳鞋底织毛衣人家给的三五角钱存下来，再找人买上几两粮票（一斤粮票一元钱），到饭馆去买一碗臊子面（大碗三两粮票二角钱，小碗二两粮票一角八分钱）端来给常奶奶吃。有时她还要给王尕女买一碗，把王尕女哄好，因为常奶奶拉了尿了擦洗的时候，需要王尕女帮忙抱着常奶奶。她自己一条腿用不上力。

常奶奶昨天就关心那个娃娃的情况，今天上午听说香兰把娃娃撇到门外了，就不断地打发蔓蔓出去看娃娃是不是有人抱走了。她还叫蔓蔓给娃娃喂了一次水。她说娃娃吃上馍馍以后渴哩。现在听说娃娃拉屎了，就说，我的尕尕，你去看一下，把屎擦一下去。蔓蔓就拿点破布去了，给娃娃擦干净，包好又放下了。

到中午的时候，蔓蔓自己又跑去看了一趟，回来给常奶奶说，那娃娃不见了。街上的人说，一个农民抱走了。常奶奶说，抱走了好，抱走了好，娃娃遇上好人了。常奶奶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唉——

11

其实，那娃娃叫一个路过的农民送到县民政局去了。不到一个钟头，那个农民又把娃娃抱到老残院来了。他对梁国华说，民政局叫他抱回来交给院长，叫老残院把娃娃收下。

这一次梁国华不能不收养娃娃了，民政局的话他不能不听，但是叫谁管上这个娃娃呢，真正把梁国华难住了。老残院除了院长和一个新调来的书记，还有保管、会计、炊事员、裁缝，就是没有阿姨，一个七八个月的尕娃娃叫谁带才好呢？梁国华和书记商量来商量去，认为还是香兰带娃娃最合适。梁国华把香兰叫来了，说，香兰，你不是想带那个娃娃吗？民政局把那个娃娃送回来了，一定要叫老残院收下。我们商量了一下，你就把他管上吧。以后你就再不要做饭了，专门管这个娃娃。你的工资老残院一分钱不少地给你。但是陈香兰说了一句话，把梁国华噎得喘不上气来：

我一个大姑娘带娃娃，人们的唾沫星子不把我淹死吗？

这个娃娃可是把梁国华愁死了，他又把一个女炊事员叫来做工作，炊事员说自己的娃娃送托儿所着呢，怎么能带别人的娃娃呢？

梁国华真是急得上火。已经下班了，老残院吃晚饭的钟声响过了，还没找下带娃娃的人。他不得已跑到食堂去打了一碗饭回来喂娃娃，然后用布单子把娃娃裹起来。他决定先找一对盲人夫妻看上一夜，明天上班再想办法。可就在他拾掇娃娃的时候门外头响起噔噔的木头棍子捣地的声音，扭脸一看，蔓蔓正把一个拐杖伸进办公室的门槛，身体倾斜着跨过门槛。

蔓蔓，你有啥事吗？他问了一句。

梁院长，我听说你这达有个娃娃？

什么娃娃！去去去！我忙着哩！

梁国华这两年不喜欢蔓蔓了。蔓蔓长成大丫头了，高高的个子，俊俏的脸盘，可是这丫头说话刻薄，你说她一句她能顶你十句，无理搅三分。就拿去年冬上来说，老残院每间房子发五十块煤砖烧炉子取暖哩，她们房子的煤砖却被她一角八分一块卖掉了，卖下的钱给常奶奶和王尕女一人买了一件衬衣。批评她吧，她却说常奶奶穿空心棉袄冷得很，老残院为啥不给大家买衬衣？你们干部都是穿的空心棉袄吗？她把取暖的煤砖卖了，又把烧炕的煤末子打成煤饼烧炉子，背来菜园子的干菜叶子煨炕。

咦，赵师傅说你这达有个娃娃哩，叫我来看一下。蔓蔓说。

看什么！娃娃有什么看的，那又不是花花草草。

蔓蔓怔了一下，脸上显出疑惑的神情：赵师傅叫我来的，说你找人着哩，找个带娃娃的人呢……

是找个带娃娃的人哩……梁国华一句话没说完，诧异地停住了。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停一下才犹犹豫豫地说，你是说……

蔓蔓说，赵师傅说你这达有个娃娃没人管，叫我管上。我是来抱娃娃的。

简直叫人难以置信！梁国华仍然疑神疑鬼地问，你说的实话吗——你要带这个娃娃？

蔓蔓的脸上显出惊讶的神情：我啥时候哄过你？

梁国华大喜过望，说，好！好！你把娃娃带上！蔓蔓，只要你把这娃娃带上，你有啥要求我都答应。你说，你有啥要求。你尽管说！

蔓蔓没吭声，睁大了眼睛看梁国华，后来才吞吞吐吐地说，我没啥要求，我就是抱娃娃来的。你叫我说要求的话，那我就说一个要求——你说话要算数！

你说吧你说吧。

蔓蔓又说，我尕的时候你跟我说过的，长大了给我装个假腿。我长大了，你又不提这事了！

梁国华哑了，许久才发出声来：蔓蔓，你不是还没长大吗？

我都十六岁了。

十六岁也是娃娃。十八岁才算大人哩，十八的人才有选举权……

可你给洋焕治脸，她才十四岁……

脸和腿不一样呀。她的脸上长疮，一个女娃子多难看呀……

我是男娃子吗？拄着拐走路好看吗？我将来怎么工作哩？

梁国华沉默了一下说，蔓蔓，你把娃娃先带上，过上两三年，娃娃大些了，我们给他治眼睛。白内障不是治不了的病。等到他的眼睛治好了，你就该工作了，我就给你治腿去，给你装个假腿。到那时间，你就不用拄拐杖了。

你说的实话？

实话。

蔓蔓盯着梁国华的脸看了一会儿说，那我就把娃娃抱走了。

梁国华说我给你抱过去。

我自个能抱！

蔓蔓把两个拐杖合到一起塞到右腋下边，右手扶住，腾出左手抱住娃娃，然后用自己那条“好”腿支撑住身体，把拐杖往前挪一下。然后她的身体又往拐杖倾斜过去，把全身的重量转移到拐杖上，再把“好”腿一点一点拖过去，靠近拐杖。然后再把拐杖向前挪去……她侧着身体往前挪动，在整个挪动的过程中，她那条残腿就在旁边甩搭着，像是条被风吹动的空裤腿。她翻越门槛的过程尤其艰难；她的身体完全倚在门框上，她的右手才能把拐杖举过门槛……

12

梁国华一直目送着蔓蔓走到院子中间了，这才收拾一下办公室下班回家。他走到门口时看见传达室门开着，就走了进去，向赵师傅说：

老赵，你今天帮了我的大忙了，娃娃叫蔓蔓抱走了。你说，你是怎么说动她的。

赵师傅回答，我也没说啥呀。我就说那娃娃孽障得很，没娘娃，遭罪着哩。你也是遭下罪的，你把那个娃娃管上，消你的罪哩。她就同意了。

听赵师傅说完，梁国华沉默了，而后说，哎呀呀，我就想都没想过叫她把娃娃管上的事。打从香兰上班之后，她和我差不多成仇人了，见了我连话都不说。

你把丫头哄下了嘛。你说下的丫头长大了给装假腿哩，走路就不用拐杖了。丫头长大了，你装下的没事情的样子。

梁国华很激烈地说，你说我哄那丫头了！你站着说话腰不痛！装假腿要动手术哩，还要去上海订做假腿哩。那得花多少钱？民政局一年才给着多少钱？给她装一条假腿，老残院的人还吃饭不吃？

赵师傅也拉长了嗓音说，那你不要许愿呀！光许愿不还愿，你算个啥人嘛！

梁国华哑了。许久，他声气徐缓地说，不是光许愿不还愿，老残院真是有困难……不过这次你跟丫头说，叫她把娃娃带好，过两年娃娃能自理了，我一定给她装一条假腿，到上海去……

你不要跟我说这话，干打雷不下雨！

实话！你给她说，到时间老残院砸锅卖铁，也要凑上这笔钱……

13

蔓蔓，你怀里抱的啥呀？

还在蔓蔓艰难地翻越门槛的时候，常奶奶就问。常奶奶的眼睛花了，看得不很真切。蔓蔓大声回答：

我把那个娃娃抱来了！

常奶奶像是有点不相信，说，你把那个娃娃抱来了吗？她说话的时候把“你”字说得很重。蔓蔓说，没人管呀，把梁院长愁坏了，赵师傅说是叫我管上，我说管上就管上。说着话，她走到炕跟前了，把娃娃放在炕上了，又说，你看，你看娃娃。

常奶奶弯着腰看了好一阵儿娃娃，摸了娃娃的手，摸了脸蛋，说，好，我的尕尕，你把娃娃抱来了就好，这是修善哩，积德哩，但就是你怎么拉他哩？你是个半脸汉，又拉上个半脸汉，你能顾住他吗？

行哩，没问题！这娃娃乖着哩，不爱哭。你看，你看，大眼睛扑棱扑棱的，就像是能听懂咱的话。就是身上臭得很，你闻，你闻，这是一股啥味道嘛。我得给他洗个澡。蔓蔓很自信地说，并且扯着嗓门喊起来：尕女子，尕女子！

王尕女也长大了。她比蔓蔓大三四岁，个子没蔓蔓大，但傻吃傻喝，身体比蔓蔓壮实有力。她从院子里沙达沙达走进来说，蔓蔓，你叫我？蔓蔓说你到食堂端些热水去，我给娃娃洗澡哩。王尕女嘴里淌着涎水看了好一会儿娃娃，在蔓蔓的再三催促下拿个脸盆走了。

给娃娃洗澡还费了事了。房子里有个小板凳，蔓蔓坐在板凳上把娃娃接过来放进洗脸盆里，水溢出来了。她一条腿用不上力，那条残疾腿抬不起来，溢出来的水把鞋和裤腿洇湿了。还是叫王尕女抱住娃娃，她才把娃娃的身上打了胰子洗干净了。

然后她又洗包裹娃娃的单子。娃娃就趴在常奶奶的怀里，以防娃娃着凉。

这天晚上，娃娃和她睡一个被窝，把褥子尿湿了。害得她半夜起来晾褥子。常奶奶说她，我的尕尕，你当成娃娃那么好带吗？那要把尿哩，一晚上把两三遍哩。拿来吧，你把娃娃给我吧，我给你抱着。第二天蔓蔓跑去找保管员要了几个面粉袋子，洗净后缝了个小褥子和小被子。又把她和常奶奶的两件破衣裳拆了，洗净，给娃娃当尿布。她还跑到裁缝那儿找些碎布拼凑起来，给娃娃做了新衣裳，新裤子。

她看见过隔壁的盲人夫妻怎么侍候婴儿。她把尿布给娃娃垫上，然后用小被子裹起来，再用个布条条系住。这娃娃不爱哭，除了睡觉就睁着白花花的眼睛看着他无知的世界，但蔓蔓还是喜欢抱着他摇呀晃呀。她叫梁国华给娃娃起名子，梁国华说党和国家收养下的娃娃，就叫党国爱吧。于是，她抱着娃娃摇呀晃呀，嘴里说着党国爱，我的党国爱，你快些长大，长大了给你看眼睛去，那时间你就啥都看见了。

14

毕竟蔓蔓还是个孩子，她才十六岁嘛，伺候了三四天娃娃她就急得蹲不住了。一天早晨党爱国吃过饭睡觉了，她跟常奶奶说我出去一下，国爱醒了你给我看一下。她一出去就是半天，和娃娃们打扑克。吃午饭她才回到宿舍，看见常奶奶抱着娃娃摇着晃着。她问常奶奶：娃娃尿湿了吧？常奶奶说我把过了。她看见地下有把过尿的印子，打开小被子看看，干爽爽的。于是，她就经常把娃娃交给常奶奶看，自己便跑出去玩，或是帮着裁缝做衣裳。

只是有一件事搞得蔓蔓很苦恼：娃娃吃不饱！

老残院的残疾人和孤寡老人的口粮是有限额的，大人一月二十六斤，党国爱六斤，第二年才增加到八斤。也就是说蔓蔓一天吃三个馍馍，党爱国才有一个。每天早晨去食堂打饭，大师傅就给党国爱一个馍馍，叫她分三顿给党国爱吃。另外给一点点咸菜。蔓蔓早晨掰半个馍馍用开水泡软，放上些咸菜喂党国爱。到中午泡上另一半再喂上。晚饭就没吃的了，饿得娃娃夜里睡不着觉，光哭。为了叫党国爱吃上些饭睡觉，晚饭蔓蔓就把自己的汤面条分给娃娃一些。老残院供应的饭原来就吃不饱，现在要把自己的饭分一些给党爱国，蔓蔓难挨得很。

她找过梁国华，说娃娃吃不饱，给增加些粮食。梁国华说，蔓蔓，你要啥条件我都能答应，可这粮食的问题，我没办法。给他多吃些，再的人就要少吃些。人家提意见呢！

她只好去食堂帮厨的时候偷，偷菜芯子，偷洋芋。

这是领养党国爱的第二年秋天发生的事。老残院食堂管理员从乡下买来了几口袋洋芋，叫了几个盲人和蔓蔓一起拣洋芋：大的挑出来入窖，小的放到食堂去。一起干活的都是盲人，蔓蔓就把十几斤洋芋藏起来了，放在食堂门外的一堆大白菜下边。等到天黑了，她找个背草的背斗，叫王尕女跟她去背回来，在炉子上煮着吃。过了好几天，洋芋都吃完了，事情被书记知道了，叫人把蔓蔓和王尕女叫到办公室去，叫她们交代偷洋芋的事。蔓蔓死不承认，说没偷过洋芋；问王尕女，王尕女嘴上淌着涎水也说没偷。书记很是生气，顺手拿起一根扎绳打王尕女的腿。书记一边打一边问，你还偷不偷洋芋了！王尕女哇哇叫着说不偷了，再不偷了！

几个盲人听说书记打人了，同情地问蔓蔓：书记打你了吗？蔓蔓回答：没打我，光打尕女子了！他要是打我，我到民政局告他去哩！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吗？共产党叫你打人的吗？

她的话传到了书记的耳朵里，书记惊讶地说，啊呀，这个丫头不得了，幸亏是个瘸子，那要是不瘸，上天哩！

15

党国爱已经四岁了。虽然是在饱一顿饥一顿的日子里长大的，却长得心疼得很：他的面孔白白的，还十分秀气，像个女娃子；他的性格也恬静，有人说话的时候静静地听着，大而无神的眼睛一眨一眨的。这娃娃还聪敏得很，房子里来过什么人，下次再来，一听见脚步就喊：常奶奶，吴奶奶来了；阿姨，刘大大来了！他跟蔓蔓亲得不得了，蔓蔓走到哪达，他就跟到那达，牵着蔓蔓的衣裳，就像是蔓蔓的小尾巴。有时候蔓蔓不领他，跑到别人的房子织毛线去了，玩扑克去了，他就像能闻着味道一样，摸上就来了。蔓蔓有啥事上街了，回来时刚进大门，他就能听见拐杖的声音，高兴得拍手，喊：阿姨回来了，阿姨回来了！他听见拐杖的声音了。

这娃娃也吃了不少苦头。老残院隔三差五收进一些讨饭的盲人来，有些还是两口子带着孩子，有的进了老残院又生孩子。那些孩子不到上学的年龄就在院子里耍。他们恶作剧，在地上挖个坑，灌上水，叫党国爱走过去。于是党国爱摔得鼻青脸肿，一身泥水，他们哈哈笑。有时党国爱在院子里走得好好的，有人突然推他一把，他一趔趄绊倒了，原因是另一个娃娃就在他身旁无声无息蹲着，故意绊他呢。为这种事，蔓蔓经常找上门去，跟娃娃们的父母吵仗。吵完仗还要找书记和梁国华告状：你们到底管不管，蛋蛋把党国爱的脸挖破了，蛋蛋的妈还不讲理，说党国爱自个碰破的！

16

八月的一天早晨，蔓蔓起床后去倒尿盆，看见老残院的张会计匆匆地走进大门来了，往会计室去。蔓蔓觉得奇怪，张会计是个最散漫的人，经常八点半钟还不来上班，白天谁要是找他办个啥事又找不到他，他早早就回家了，却总说自己出去办事了。蔓蔓朝他喊了一声：张会计，今天的太阳从西山上升起来了，你这么早上班来了！张会计像很忙的样子瞪她一眼往前走，但是走到会计室门口又扭过脸来说，蔓蔓，我到兰州出差去哩！蔓蔓说，我又不是领导，用不着跟我汇报！

你这个丫头！张会计哼了一声又说，蔓蔓，我这次去兰州，梁院长交待了一个任务，叫我在省上的医院联系一下去，要给党国爱的眼睛做手术！

听到这消息，蔓蔓飞快地倒完尿盆回了宿舍，大声地说，常奶奶，报告你个好消息：老残院给党国爱看眼睛哩，张会计今天到兰州联系去哩！

你说的啥？党国爱也听见她的话了，很兴奋。

要给你看眼睛去哩！做手术哩！

做完手术我就能看见路了，再不栽跟头了，对不对？

党国爱兴奋极了，拍着手喊。蔓蔓抓住了他的手说：

就是，手术一做完，你啥都看见了！来，我给你洗脸！

往常洗脸，蔓蔓也就是拿手巾给他糊里八涂抹一抹，然后把手巾扔给他自己擦手，但这天她给党国爱脸上擦了胰子，把两只手也用力擦了擦。她一边擦一边说，你这两天不要乱爬去！你看，你这爪子哪里像个手，像是个粪杈子嘛。

但就在她用力擦手的时候，党国爱哎呦哎呦地叫起来：阿姨轻些，阿姨轻些！她问咋了，党国爱咧着嘴哭了，说手痛得很。她仔细看党国爱的手，才发现中指关节上淌血了，那里有个伤疤被她的毛巾蹭掉了，中指和食指的指甲黑黑的充血了，手指肿得粗粗的。她问这是怎么碰破的，党国爱说：

蝉来砸下的。

他为啥砸你？

他和蛋蛋说跟我比一下谁的手大，我把手放在台台上，他一砖头砸在手上了。

这个瞎熊蝉来，我找他去！

常奶奶息事宁人，说，算了算了，娃娃们玩着哩嘛！

有这么玩的吗？你看，这砸得多劲大，手指头砸破了不说，连指甲缝都化脓了！这不是玩，这是心坏了！怎么始下的这样的东西，有人养没人教的！不行，我找他妈去！

算了算了，找去能做啥呀？找去了就打仗哩嘛！破了的也好不了嘛！你消消气吧，给我的狗狗抹些红药水去。

常奶奶一再劝解，蔓蔓气才消了些，但依然气咻咻地问党国爱，这是哪一天砸下的？

几天了。

那你早些不说！

我害怕！

害怕啥？害怕我把你吃上吗？

我害怕你吵仗去！

蔓蔓不吭声了，瞪他，过一会儿才说：狗狗，你长大就知道了，人家看不起我们，我是个瘸子，你是个瞎子！你就要歪些，马善了人骑哩，狗善了拉稀屎，人善了人家欺负哩！

她把党国爱训了一顿，然后就拉着到食堂去了。食堂的一个炊事员是河北省人，男人是省军区驻陇西县部队的连长，家里有红药水，有消炎粉。

给党国爱的手上撒了点消炎粉抹了点红药水，包上，她就急急地跑到裁缝那达去了。她嘱咐常奶奶中午给狗狗把馍馍泡上，叫他自己吃，她要给狗狗做一件衣裳去。她说，张会计一两天就回来了，联系好了的话，狗狗这两天就要去兰州，要叫狗狗穿上一件新衣裳。听说要给党国爱治眼睛去，裁缝也高兴，从公家的布匹上给她扯了一块布，裁剪好了，叫蔓蔓自己扎。扎完了上衣，蔓蔓又找些碎布拼上，又扎了个裤衩。

黄昏时分她才回到宿舍，看见党国爱在炕上睡觉哩，她就说狗狗起来，试一下新衣裳。可是党国爱没应声。常奶奶说，狗狗今天不知道咋了，吃过午饭就睡下了，一直没醒来。她摸了一下前额说，有点发烧。可能感冒了，叫再睡会儿。过一会儿开饭了，她和王尕女去打饭，回来硬把党国爱叫醒了，给国爱喂饭。国爱吃了两口就推了一下碗，又倒下睡了。

这一天蔓蔓也累了，吃过饭也没出去玩，躺下睡了。到天黑她突然醒了，心里总觉得党国爱有点不对头：这娃娃以前也受过凉发过烧，但没有过不吃饭的时候。她就又推国爱，喊，狗狗，醒一下！党国爱醒了，突然坐起来说，阿姨，我要呕。党国爱像是很恶心的样子，还很急，怕自己呕在炕上，两只手拼起来举在胸前接着。蔓蔓也忙忙下地，把尿盆端来叫他呕。呕完了，党国爱又睡了，常奶奶说：

狗狗是吃了啥不合适的东西了。没啥，呕完就好了。

蔓蔓也就放心睡了。

天亮后党国爱还是睡，叫上几声才睁开眼睛看看，接着又睡。蔓蔓觉得不像感冒，就去找梁国华开了一张医疗合同单，叫王尕女抱着去了县医院。

到了医院挂号，医生检查了一下，说这孩子病重没法治了，你们抱回去吧。蔓蔓一听慌了，恳求医生：你收下嘛，病重了才上医院哩，病轻了来医院做啥！但医生理也不理她，又给别人看病。蔓蔓急了，跑去找老残院调过来的按摩师刘敏。刘敏也帮着去找儿科的医生，可医生还是不收。刘敏生气了，把蔓蔓叫到走廊上说，你把娃娃撂椅子上，你们回去，看他们管不管！蔓蔓便大声地说，尕女子，把狗狗放下，放在椅子上，咱回老残院！她和王尕女转身就走，那位医生着急了，喊，你们走了孩子谁管？蔓蔓催着王尕女还往外走，医生说不要走不要走，孩子我们收下，你们大人要看着。医生叫护士把党国爱抱进了病房，吊上大瓶子输液，蔓蔓才松了一口气，打发王尕女回去报告梁院长去。

下午香兰来了，还买了一斤饼干，说梁院长到县上开会去了，不在老残院。香兰问了情况，想叫醒党国爱。叫了几声党国爱没醒，就见党国爱的手一抖一抖的，便呜呜地哭了。蔓蔓生气，说你哭啥哩？香兰说你瓜着哩，在定西孤儿院的时候，有个尕女子抽风，送到专署医院去了就再也没回来。蔓蔓说你胡说个啥嘛，我没听说抽风能把人抽死的。蔓蔓在枕头旁边叫，狗狗，你醒一下，香兰阿姨看你来了，阿姨也在你跟前哩。党国爱睁开了眼睛看她，看香兰，微弱的声音说，阿姨，这是在哪达？蔓蔓说，狗狗，这是在医院里。来，你吃些饼干，这是香兰阿姨给你买来的。党国爱没说话就又睡着了。

香兰到天黑回去了。转天早晨梁国华来了，看见党国爱皱了一下眉头，说，蔓蔓，这娃娃不中了，你看，嘴角抽着哩。蔓蔓说，狗狗快好了，狗狗抽得轻多了，昨天手抽着哩腿也抽着哩。梁国华说，这娃娃得的是破伤风，我见过，我在朝鲜战场上见过破伤风的人，得上就没治了。

这时候进来了两个护士，拔了输液针头，收拾着要抬党国爱。蔓蔓问你们往哪里抬？一位护士说太平间。蔓蔓说人还活着哩，你们就往太平间抬吗？另一个护士说，那是倒气呢！

蔓蔓大哭起来：你们不能抬走！我给狗狗做下衣裳还没穿上哩……

17

党国爱殁了几天，常奶奶躺到了。常奶奶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每到夏季都得一场大病——拉痢疾。常奶奶今年拉肚子已经两个月了。这两个月食堂的饭里天天下甜菜叶子，她一吃就拉肚子，而且很快就转成了痢疾。她的身体太瓤了。

常奶奶不光是躺倒了，并且脑子也糊涂了，一天二十四个钟头都在睡觉。醒来的时候就问，狗狗呢？我的狗狗呢？还在她没有躺倒之前，蔓蔓就嘱咐过王尕女，不要说党国爱殁了，就说到兰州治眼睛去了，但是王尕女傻叽叽地告诉常奶奶“狗狗死了”。结果常奶奶问着问着就淌开眼泪了。人一糊涂就麻达得很，拉了尿了自己不知道，房子里臭气熏天，蔓蔓天天给她擦洗。

给常奶奶擦洗费事得很，她自己坐不起来，要人抱起来。蔓蔓本身一条腿残疾用不上力，抱她的时候叫她把手搂住自己的脖子上再拉住她的肋巴往起拉。一不小心，蔓蔓就失去平衡跌倒了，两个人都躺在炕上。王尕女有力气，但她不愿干，嫌脏。每一次支使她，蔓蔓都要付出些代价，给一块手巾呀，许愿给买一碗臊子面呀。把她哄高兴了，她就跪在炕上，从后头把常奶奶抱起来，蔓蔓就给常奶奶脱裤子，擦洗，然后把干爽的裤子换上。

人一拉痢疾就体内缺水，就不断地要水喝，夜里也要喝。

有几天常奶奶清醒了，蔓蔓把枕头和被子垫到她的腰上，叫她坐一坐。坐着，常奶奶跟蔓蔓说：

我的尕尕，你把我再伺候几天。我把你麻达不了几天了，这场病我熬不过去了。我缓下了，你记着要把我的拐棍放在棺材里，要给我的袖筒里袖上一个馍馍。

袖筒里袖馍馍做啥哩？蔓蔓莫名其妙，问。

常奶奶说，缓下了也要吃哩嘛，人到了阴间和阳世上一样。

蔓蔓对常奶奶的话似信似疑，没出声。常奶奶又说，我的尕尕，你今天给我洗一下脚，我几个月没洗脚了。脚痒得很呀！

蔓蔓把王尕女叫来了，她把几床被子摞在一起，叫王尕女把常奶奶抱到被子上，王尕女从后边扶住，她给常奶奶脱衣裳。常奶奶问脱衣裳做啥呀？她回答：常奶奶，今天你精神好，我给你全身擦洗一下。她把常奶奶松弛干瘦的身体擦洗得白白净净，穿上衣裳，然后脱去常奶奶的破袜子，解开裹脚布。

常奶奶从前都是自己洗脚，坐在地下的角落里面向墙壁。蔓蔓从来没看见过她的小脚的真面目。这天她看见常奶奶的尕脚了，小小的，就像是五月端午姑娘们绣下的荷包那么大的一点点，脚指头还弯在脚心里，除了大脚趾。常奶奶的脚洗完后也白生生的，就像是一个剥了粽叶的粽子。

裹脚布长得很，解开后在炕上堆了一堆。裹脚布上虱子多得很，蔓蔓用开水烫了，搓着洗了，可是虮子洗不掉。她拿了一把剪子，叫上王尕女到门外的台阶上去，扯紧了，用剪子刮了一遍，再洗。然后搭到忠字牌跟前的木栏杆上晒。不到一个钟头，裹脚布就被黄土高原的太阳晒干了，她拿进来又给常奶奶绕过来绕过去缠上。

缠上裹脚布之后蔓蔓又把一双自己攒钱买下的尼龙袜子给常奶奶穿上了。她对常奶奶说，常奶奶，你的袜子太破了，我撇过了。这时候常奶奶哭了起来，眼泪唰唰地淌个不停。蔓蔓说，常奶奶，你那袜子太破了，穿不成了！常奶奶说，我的尕尕，你的情我这一辈子补不上了，下辈子再补吧……

过了几天常奶奶死了。那几天常奶奶又犯糊涂了，长睡不醒，有时连饭也不吃，就是要着喝水。蔓蔓和王尕女夜里轮流值班，一人半夜。常奶奶一说渴得很，她们就把窗台上放着的一个破嘴嘴的茶壶端过来往常奶奶嘴里灌水。

那天晚上王尕女值前半夜蔓蔓值后半夜，但蔓蔓一觉睡到天亮王尕女也没叫她。她醒来后看见王尕女穿着衣裳在常奶奶身旁睡着了。她推醒王尕女问，常奶奶一晚上没要水吗？王尕女说，没有呀。蔓蔓觉得奇怪，就问，常奶奶你喝水不喝？问了两声常奶奶不答应，她拿起茶壶灌水，水都淌在枕头上了。

她跑出去找看大门的赵师傅，说常奶奶一夜没喝水。赵师傅跑来看了看说：

常奶奶缓下了。

赵师傅抱了一捆麦草铺在地上，又叫了两个大汉把常奶奶连同她的褥子抬下来放在草上。过一会儿上班了，就去给领导反映。梁国华和党支部书记来看了，叫保管从仓库抬个棺材来，再叫人到殡仪馆请人去。书记还要出去办事，临走说，起灵的时候把褥子抽出来，再来人还要用。

老残院每年冬季都要死几个老汉，老残院请木匠打下着一房子棺材呢。保管和赵师傅抬了一口来放在门口。下午，殡仪馆来人了。梁国华看着起灵，说，书记不在，快，你们把褥子给垫上，快些抬上了走。殡仪馆的人用褥子把常奶奶兜起放进了棺材，这时蔓蔓喊了声等一下，跑进房子把常奶奶的被子抱出来盖在常奶奶身上了，然后把一个馍馍塞进常奶奶的袖筒里，把拐棍也放在常奶奶的身旁。

老残院的盲人和孤寡老人们都来了，他们是和常奶奶告别来的。一个七十多岁的孤老汉说，常奶奶没一个亲人，这些年没一个人来看过她，可是常奶奶没受一天罪，多亏蔓蔓这丫头了。

另一个孤老汉说，蔓蔓，你把我也伺候上，我到了阴间想你哩。

蔓蔓恐惧地说，张爷爷，到阴间了你可不要想我，我害怕得很，我还想活哩。

过了三个月，民政局安排蔓蔓到陇西县服装厂当工人。她走着上了一个月班，工厂派一个人来老残院背她的行李。人们出来送她，梁国华说，蔓蔓，星期天休息下了到老残院玩来。蔓蔓哭开了，说：

你说下的给我装条假腿，到我走你都没给装，我还来老残院吗？

尕丫头回家

高永祥领着三个娃娃从文峰镇的火车站出来，一拐弯儿进了一个巷道，来到一个大宅院门口，叭叭地敲门，喊开门来！

这里原先是一个富汉家的深宅大院，门楼子很高大，门板也很结实。院角上还有个高房比其他人家的都高都大。解放初，它的主人就被政府扫地出门了，住进来几户农民；前几年这几户农民也被迁出去了，改称陇西县收容站，专事收容和接待流浪人口。

开门的是一个穿一身黑棉衣的人。他是收容站从文峰镇雇来的街道居民，已经在这里干了三四年了。他认识高永祥，说，高干事来了？高永祥说，把个门关这么紧做啥？

不关紧？不关紧人跑过哩！那人笑着回答，但他看见了跟着高永祥走进来的三个娃娃，又说，栾娃子，你怎么又来了？

高永祥已经走过去了，听见问话扭过脸来看，见他领来的一个叫栾吉泰的娃娃朝那个人做了个鬼脸，就问：你们认识？那人说，我们怎么不认识，是我把他送到孤儿院去的！

高永祥朝那个娃娃脸上看了一眼，又往前走去。那个人大声地朝着北房的方向喊，马站长，专署的高干事来了！

马站长闻声走出北房，但这时院子里除了那三个娃娃，高永祥已经不见了。马站长站在院子里等，就见高永祥从一间房出来又进了一间房。北房的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着褴褛蓬头垢面的老汉和娃娃。他们在台阶上晒太阳。这是正月十五刚刚过去的日子，太阳已经有点热气了。这个宅院大得很，东西南北各有六七间房，都是七尺深的廊檐台阶，大门开在东南角上，面向南方。

高永祥把除了办公室之外的房子都转了一遍，才朝着马站长说，走，进你的办公室去。来，娃娃们也进来。

马站长，你跟娃娃们认识？进房子后坐下，高永祥说。他在各房子巡视的时候就看见马站长在院子里和娃娃们说话。

马站长回答，这个娃娃熟。他叫栾吉泰嘛，云田镇麻家山的人，这几年就把收容站的门槛踏断了——收进来送回家了，又跑了，又收进来了。去年将将送到孤儿院。这两个没见过。

这一个叫王旭，这一个叫吕贡多。你说缺人，我今天去陇西福利院了，给你领了三个娃娃来，帮助你们工作。你就再不要从外头雇临时工了，省几个钱。

那不雇了嘛。有人就不雇了嘛。马站长说。

我将将看了，你这达还有二三十人哩。你要快些把人送走,把房子腾下，陕西新疆的人这两天就要到了。你不把人送走，陕西新疆的人来了，把你就整住哩：饭也做不熟，睡也没处睡，看你咋办哩！

有那么凶动吗？

那你当吓唬你着哩吗？这事搞了一年了，省上民政厅的厅长亲自去陕西谈判的，派出去上百人的工作队到陕西各县做动员工作去了，陕西省也下了文件叫各县各级组织配合好。有些人已经集中到县上了，这两天就上车哩。专署重视得很，我们民政局的人都下去了，各县各公社要做好接待和安置的工作哩。你不要马虎，你单要是马虎，着家伙哩！

好好好，马上就准备好！马上就准备好！那些人是马河镇的，还有菜子河的。早就给那边的工委打电话了，叫他们接人来，他们一个人都没来。

不行了你们就送去。要快些把房子腾下哩！

好，送去，送去！你给我增加人了，我就给送去。原先不行呀，手底下没人指派呀，就一个会计，一个保管，一个大师傅，一个看门的。

谈了谈工作，大师傅把饭端来了。炒的洋芋片片，蒸的禾田面馍馍。吃完了，又喝水，高永祥就对三个娃娃说，娃娃们，你们在这达住下，帮助马站长工作。过两天我就又来了，我看你们来。马站长说你这就要走吗？不住下？高永祥说。不住不住。我还要到通渭去哩，看那达的收容站准备好了没有。一定要赶上一点钟的这趟班车，迟了就到不了通渭了，耽误事哩。

马站长把高永祥送走之后回到收容站，三个娃娃问他：马叔叔，我们现在做啥哩？马站长回答：娃娃们，今天你们啥也不做，先把你们睡觉的事安排一下。来，把你们的被褥提上。

娃娃们是背着行李来的。他们提上行李，跟马站长走到隔壁的一间房子。这是个小房间，九尺宽，一丈一的进深，进门直通通一条二尺五宽的过道，右边一盘大炕。炕上乱糟糟一堆麦草。马站长说，娃娃们，把草摊平，再到隔壁拿两床被去，把被铺上，再把你们的单子和褥子铺上铺厚些睡，暖和些。那个叫吕贡多的娃娃去了，但又空着手回来，说，我们不要被子了，就铺我们的线单子吧。那被子太脏了。栾吉泰一边铺单子，一边问马站长：马叔叔，将才那个高干事是做啥的，他怎么还管你哩？

在栾吉泰的心目中，马站长是很有权威的，因为他很多次被人送到这儿来，都是马站长登记审问并派人把他送回云田公社去的。

马站长很惊讶：你们一搭来的，不知道他是做啥的？

我们哪知道呀。院长叫他领我们到收容站来，一阵阵就到文峰镇了。路上他光说我们到这达的事了，他说，我们就是帮助收容工作来的，要接待外流人口哩。他没说他的情况。

谁叫你们跟他来的。

孤儿院的院长。院长把我们叫去了，说你们几个人跟上高叔叔到县收容站去，帮着干些活去。我们还当成他是新调到收容站的干部，归你管哩。

娃娃们，高干事是民政局的的干部，局长的秘书，是管我们的，还管孤儿院，还管乡里的救济工作——哪里发了大水把房冲过了，庄稼叫雹子打过了，他要调查哩，发救济款哩。

就管陇西吗？

定西专区的各县都管。娃娃们，我给你们交待一下你们的工作。吕贡多，你个子小，从明天起，你就到伙房帮着大师傅做饭去。现在人少，大师傅一个人能做过来。过两天流落外地的人送来了，他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你们两个——王旭，栾家娃，你们两个人明天把东房的那二十几个人送到马河镇工委去。栾家娃，马河镇你知道吧？

那我熟。我家是云田镇公社的。河合镇我要饭着去过两趟。我们咋个送法？

这明天给你说，叫会计按人数把车票钱给你，你们到火车站去，把那些人领上，买上车票坐火车走。把人送到马河镇工委之后，叫他们打个条子，收到了多少个人，哪一天收到的。花下的钱在会计那达报销。要注意的是送的人不要叫跑了。

工委是做啥的？栾吉泰问。

工委……工委……马站长觉得这事一下子还给娃娃讲不清楚，就说，你不要管工委是做啥的，到了马河镇，你就说找马河镇工委哩，人们就告诉你了。

第二天，栾吉泰和王旭就送人去了。总共是二十二个人，都是些老汉和娃娃，要馍馍的；有从定西收容下送来的，有从兰州送来的，还有陇西和文峰镇火车站收容下的。第三天又送了三个要馍馍的娃娃到六仓湾去。六仓湾在文峰镇东边十几公里的地方，不通车，他们走着去，天黑才回到收容站。

后来空闲了两三天，马站长领着他们几个人打扫卫生，到文峰镇拉麦草给每间房子的炕上地下铺好，然后大批的妇女就到了。一节车皮一下子送来了七八十人，从陕西来的。一下子把十几间房子住满了，有的房子地下都睡满了人。她们一来，收容站都乱了。有些妇女肚子大了，要生娃娃呢，赶快往医院送。有的妇女才生完娃娃几天，娃娃留在陕西了，现在奶胀得难受，自己往外挤，痛得哭。有的妇女还带着一两岁的娃娃，娃娃哭着要回家呢，要找陕西的大去。全收容站的人都动员起来了，登记，调整房子，把同一个公社的安排到一起，通知公社来人领。没人领的，收容站往公社送。送的路上还跑掉了两个，她们又跑回陕西去了。这两个人到了收容站就哭，闹，说她们在陕西的娃娃才一岁，生产队长叫她们到大队开会。一开会就扣住了，不叫回家了，甘肃去的人和陕西的干部把她们装上车拉到火车站去了。她们说，就是把她们送到陇西的老家她们也要跑。这两个人是栾吉泰去送的，坐在火车上他劝她们再不要乱跑了，陕西的家里有娃娃，陇西的家里没娃娃吗？陇西的家里没男人吗？那两个妇女很惊讶他一个十四五岁的娃娃能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就是孤儿，我妈跑到陕西去了，到现在没音信。我见了陕西来的人就打听，见没见过一个叫张秀英的人，三十岁出头，中等个子？谁都说没见过。那两个妇女听他这么说很感动，说她们这边的家里也有娃娃哩，她们不跑了。可是在通安驿的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她们说去厕所，出去就没回来。再找就找不见了。

送完这批人大家想轻松两天，不料又来了二十多人，是兰州收容站的用缮着篷布的大汽车拉来的，说是收下的要馍馍的。又忙了五六天。

大概是他们来到孤儿院半个月的时间，高永祥又来到了收容站。这天刚刚把第二批人送完，马站长叫栾吉泰和王旭休息一天，高永祥就到了。高永祥把站长、会计、保管、栾吉泰和王旭叫到一起叫他们汇报送人的情况。站长说第一批还有一个尕丫头没送回去。他就问，为啥没送出去？站长说，丫头尕尕的从家里跑出去了，现在回来不知道家在哪达，没法送。高永祥不信，说，能跑到陕西去的丫头把自家住的村子没记下吗？站长说，就是没记下。光说是在一条河边上住着哩。高永祥说，送不出去也要想办法送哩，陇西就这么儿大的一块地方嘛，就几条河嘛，只要想办法，我不信送不回去。站长说，河是不多，就三条。高永祥说，对呀，不就是个咸河，渭河，还有个菜子河吗？沿着河边走，叫她认，还认不出来吗？站长说还就认不出来！栾娃子和王旭骑着自行车跑了一趟咸河了，一直跑到马河镇了，来回一百多公里跑了两天，把娃娃们累坏了，没找着。

你们咋找的？高永祥问栾吉泰。

沿着河边走，只要是离河边近的庄子，都停下来问。没打问着。尕丫头个人也认不出来，总说不像她家的庄子。栾吉泰回答。

高永祥沉默一下说，你们把丫头叫来。

王旭跑去把尕丫头叫来了。尕丫头十一二岁的样子，穿一件很旧的紫红色小棉袄，两根小辫子不长，搭在肩头。好些天没洗过脸了，黑污污的。高永祥问，丫头，你家在哪里住？

陇西。小丫头回答，眼睛大大的，一眨一眨的。

嗳嗳，不是问你陇西，问你是哪个公社的？

不知道。

家在哪个庄子？

不知道。

你姓啥？

姓曹。

那你家住的庄子叫不叫曹家庄？

不知道。

高永祥停了一下又问，丫头，你今年几岁了？

十一。

你哪年从家出来的？

六岁上出来的。

六岁你就离开家了吗？你怎么出来的？

那是秋天，还没下雪，我在庄外的山坡坡上挖农棒吃，挖妈妈根。上庄的一个娃娃过来了，叫我，说蝉蝉，跟上我了要馍馍去，你在家里蹲着饿死哩。我就跟上走了。

那娃娃叫啥？

喜喜子。

喜喜子姓啥？

不知道。上庄跟我们庄子离着一截哩，我光知道他叫喜喜子。

喜喜子多大了？

也就十岁。

上庄叫啥庄子？

不知道。

他把你领到哪达了？

火车站。

哪个火车站？

那我不知道。

你们往火车站走，走了多长时间？

走了两天。头一天在半路上天黑了，我们在路边上的一个窑窑里蹴下了。我害怕，我也想我妈，我说回去吧。喜喜子说回去就饿死哩，一定要到火车站去。他说火车站不远了，他去过。那晚上他给了我一把炒面吃了，我们蹴下了。转天走了半天就走到火车站了。我们在火车站要着吃。

那咋又到陕西去了？

我和喜喜子在了火车站要馍馍，有一天喜喜子不见了。过了两天，有个老汉说我哩，娃娃，这达要不上馍馍，都是逃难的。跟我走，我们到兰州要馍馍去。老汉拉着我上了火车，不知咋就到陕西了。在陕西转着要着吃，先是那个老汉领着我，有一天有个老奶奶家把我留下了，老汉不见了。在那个老奶奶家天天叫我到外头铲草，铲苜蓿，喂羊喂猪。到去年我想我妈了，想回陇西，人家不叫走。我偷着跑了，人家的儿子把我找回去打了一顿。今年，我听那达的娃娃说，甘肃到陕西来人着哩，叫外地的人都回去哩。我偷偷地跑到大队去了，见了陇西去的人。陇西的人就把我送上火车了。

你在陕西哪个县蹲了这么几年？

岐山县。

问来问去也找不出有价值的线索，高永祥停了一下又问，你家的那个村子有啥特殊的标记——和别的村子不一样的地方？

小姑娘说，我家的庄子跟前树多，庄子紧挨着大车路，路上过马车，还有汽车。

啥树？

柳树。

翻来覆去地问，最有价值的线索就是河边，靠路近，树多。高永祥就叫尕丫头回去了，接着研究怎么办。高永祥说，送，一定要送到家里去。全陇西县不就是三条河吗？咸水河你们去过了，再剩下两条河了，就沿着那两条河打听。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打听。尕丫头从陕西跑回来了，千里路上寻父母哩，我们不能叫丫头失望，不能叫丫头变成孤儿，不能送到孤儿院去。不等马站长说话，高永祥又说：

明天我送去。你们不是有一辆自行车吗？我把尕丫头带上，我领着她找她家的庄廓去。

马站长说，自行车有哩，除了公车还有我个人的哩。还是我去吧，我和栾娃子去。

你去了这达谁管？再来一车人了咋办？我去！栾娃子缓着。栾娃子这几天乏了。这一两天又要来人哩，缓好了接着跑哩。

栾吉泰说，不乏，我不乏高干事。你要放心了我自个找着送去，不放心了我跟你一搭儿去。

好好好，咱一搭去，你给我做个伴儿。高永祥决断地说，又问了一句：你骑车子跑远路行吗？

嗳嗳，骑车子你放心。这小伙子攒劲着哩，马河镇能骑个来回！马站长说。

他们于清晨七点钟出发。虽说已是初春的季节，但黄土高原清晨的气温依然寒冷，他们骑着车子走，呼吸喷出来的哈气在脸前形成一团白雾。他们必须早走，因为这天的路线是渭河沿岸，渭河在陇西境内挨着公路的路段长约五十公里。为了不冻着尕丫头，他们把一件皮袄套在尕丫头身上，然后把她放在高永祥车子的后座上，叫她抱住高永祥的腰。

从文峰镇到陇西城他们走得很快，因为这十公里路不靠河边，他们就没打问。出了城往西不远就费事了：从安南镇往上，公路与渭河并行，且村庄很密；每到一个村庄，他们都要停车打听，这村里有没有走失过一个六岁的姓曹的小姑娘。而且几乎每个村庄的每户人家都有娃娃外出流浪，为了不错过每一个可能，每个村庄都要耽误很长时间，一家一户地问。直到确信这个村子没有一个外流的姓曹的小姑娘，他们再往前走。

他们在首阳镇吃午饭已经是下午三点了。首阳是陇西县很大的一个村镇，再往前走就要进入渭源县境了。但是，他们在首阳镇一人吃了两碗罐罐面之后继续爬坡，骑到了三四公里处的东家堡子村，又走到渭远县境的三河口村。这时尕丫头说这里的地形一点儿也不像她家的山村。

他们只好返回。夜半时分他们才回到收容站。

马站长下班后没回家，他向高永祥转达了专署民政局长的一个电话，要他当天夜里返回定西，明早地委书记要听民政局汇报安置外流人口的情况。高永祥只好连夜坐火车赶回去，但他走前指派王旭和栾吉泰接着送尕丫头回家。他说，就剩下菜子河了，再要是找不到家就只好送孤儿院了！栾吉泰说高干事你放心，就是再多跑两趟我也要把她送回家，不叫她成为孤儿。

菜子河是渭河的一条支流，它从菜子公社两边的四店村发源，由西南流向东北，在安南镇汇入渭河。转天早上，栾吉泰和王旭带着尕丫头从安南镇开始往沙家庄方向溯流而上。他们经过了二十里铺、菜子镇、汪家阴坡，一路上遇到村庄就停下来叫尕丫头辨认，看这个村子像不像？那个村子像不像？尕丫头看见路边上的村子都觉得像，并且，有两次指着紧靠马路掩隐在树丛中的两堵土墙说，那就是我家。栾吉泰下了车去问，那两家都说丢了娃娃——有男娃和女娃在外流浪，但这两家都不姓曹。

王旭甚至怀疑这个丫头把姓记错了，说：丫头，你家是不是姓曹？尕丫头说就是姓曹。王旭说，那你说那是你家，那家不姓曹嘛！尕丫头说我看着那墙墙像嘛。

王旭问，墙咋个像法？

尕丫头回答，我家的院墙外头是一面崖。

结果，他们过了汪家阴坡、过了那坡，一直走到蔡家峪。这时候尕丫头也失望了，说不像了。问怎么不像了？丫头说，我家门前的河是个深沟，这达的沟浅得很。

他们垂头丧气地返回。由于彻底地绝望，往回走的半路上，王旭都骑不动自行车了，尽管还是下坡。他们折回到二十里铺的时候王旭说，缓一会儿吧，咱们在这达吃晚饭，吃完再回收容站。这时候才下午五点钟。栾吉泰说，还早着哩，不到吃饭的时间。王旭说，我饿得走不动了。

其实，栾吉泰也乏了，从精神上乏了，便说，吃就吃吧。

和前几年比起来，这时候生活已经好转了，国家搞经济调整，政策也放松了，可以搞自由市场了，而二十里铺又是个几十户人家大村子，靠着公路，路边上有两家私人的小饭馆。他们进了一家小饭馆，买了几碗罐罐面吃。

吃完罐罐面要走了，交钱，共是六元钱，栾吉泰说掌柜的，开个条子。

掌柜的很奇怪，问，开条子做啥？

回去报销。

报销那要开发票嘛，我们这达没发票。

知道你没发票，才叫你开个条子。

掌柜的犯愁了：这条子怎么开呦，我还不会写字。

不会写字你还开馆子吗？你不到家里蹲着去！

掌柜的有点脸红，说，你这个娃娃口气大得很，你会写字吗？你会写字你写，我这达有纸哩。

栾吉泰是跑过西安郑州的，在大馆子里添过碟子吃过剩饭，在这样的山野小店里吃饭自然是有点牛气，说，拿来拿来，我写，可是你要把手印拓上。你不拓手印我就是造假了，会计的章程不允许。

行哩行哩。掌柜的说。等到栾吉泰写完了条子，掌柜的又没印色。他说他到外头找印色去，栾吉泰说算了算了，就用墨水吧。叫掌柜的把手指在水笔尖尖上沾了一下，在纸上摁了个蓝色的手印。这时掌柜的问：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县收容站！

说这话时栾吉泰很自豪。自从到了收容站帮忙，经常和公社干部打交道，在出差的路上下馆子吃饭，他的心里已经滋长起来一种为政府干事出差的自豪感。那位掌柜听了似乎有点不相信，问：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了！他有意多说了一岁。

十六岁你就参加工作了？

十六岁参加工作咋了！你问，不信你问这个丫头，我是不是收容站的！

掌柜的不问尕丫头，掌柜的说，你是收容站的，你到这达做啥来了？

送人来了！

送的啥人？

从陕西接回来的外流人员，1959年出去要馍馍的。

要把她送到哪个庄？

掌柜的一问哪个庄的，倒激起了他的一丝灵感，他反问，你知道不知道，这跟前有没有个姓曹的人家？我们送的这个丫头尕尕的就跑到陕西去了，现在回来了，认不出家了，也记不起她家在哪个庄子。我们领着跑了一天也找不着家。

掌柜的说有呀，往下走一里路有个曹家庄。

心咚地跳了一下，栾吉泰忙问，真有姓曹的吗？

真有！

我们来的时候可没听说这达有个曹家庄！你们庄子我们问过了。

嗳嗳，往下走，往下走，半坡坡上有个独庄子，那里住的一家人就是姓曹。

他们急忙骑着自行车往下游走。走出去不远一截，看见离着公路很远的山坡上有个独独的庄廓。庄廓周围有许多砍掉枝杆的柳树。栾吉泰问那个小丫头：你看那个庄廓，像不像你家？

小丫头站着看了一眼就说像，那堵墙像。但是她又往周围看了看犹豫地说，可我家离大路没有这么远，这达树也少得很……

栾吉泰不愿意放弃一点点希望。他对王旭说，你们两个缓着，我上去问一问。

他放下车子往山坡上走，到了独庄子门口之后打门，喊着问，有人吗？一个白头发老奶奶开了门，问他找谁哩？他说你家是姓曹吗？老奶奶说姓曹。他又问，你家前几年是不是丢失过了一个尕丫头？老奶奶惊讶地说就是呀，我的孙丫头跑丢了。你问这事做啥哩？他问，你的孙丫头多大时丢了的？老奶奶回答，五六岁。

栾吉泰不再说话，转过身往山坡下招手，大声喊：把尕丫头领上来！

尕丫头走到山坡坡上来了，离着十几步就喊了一声奶奶，跑过来把老奶奶抱住了，哇的一声哭开了。老奶奶也大哭起来，搂着尕丫头哭，我的娃娃，你这些年跑到哪达去了，我们把你找乍了！

尕丫头光是哭：呜呜呜……奶奶，奶奶……我妈呢？这时从院子里走出个中年妇女来，尕丫头看见了，扑过去抱住了腰，大声喊，妈呀，我的妈呀……一家三口人哭成了一团，哇哇地哭。在她们的哭声中，栾吉泰从抽抽里掏出一支水笔一张纸，写了个条子，走到老奶奶跟前说，老奶奶，你在这个条子上拓个手印。老奶奶哭着问，盖手印做啥哩？他回答，我们把你的孙娃子送来了，你要打个收条。我们回去给领导交代哩，这是规程。老奶奶的手抖得啪啦啦的，在他的水笔尖尖上涂了点蓝墨水拓上了手印。老奶奶说，恩人呀，恩人呀，快进房子呀。栾吉泰说不进了，我们要走了，天快黑了。老奶奶拉住手不放：进走，进家里走，吃罢饭了再走。但栾吉泰硬是挣开了手说：

把你们的娃娃看好，再不要叫跑了。

老奶奶说再不跑了，能吃上饭了。

栾吉泰扭脸下了坡坡，逃跑一样地跑到公路边上。王旭跟在后边走下来，推车子的时候看见他的脸上淌着泪水。王旭问，你哭啥哩？他大哭起来：

我妈不知道在哪达哩……嗯嗯嗯……

在胡麻地浇水

去年春节，我请假回了一趟陇西老家。我想着要找一下我妈。坐火车先到的陇西，再倒公共汽车到云田镇，又步行了三四公里山路就到了北山的麻家山村。麻家山是一个三十几户人家的村庄。这个村全村人姓麻，就我们一家姓栾的。我到了麻家山一户一户地问乡亲们：我听人说过，我要饭的时候我妈回来迁过户口，你们知道她迁到哪里去了？有些人说迁到陕西了，陕西啥地方不知道。我们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叫麻延海，我找到他家问，麻家爸，你记得不记得我妈迁到陕西啥地方了？麻家爸说，娃娃，我光记得你妈说过要往陕西迁户口，离宝鸡不太远，哪个县哪个公社就说不清了。我说麻家爸，我要找我妈去，我要知道她迁到哪里去了。麻家爸说，那你要到公社查去呢。你妈迁移户口是在公社办手续，公社那达可能有存根呢。可村子里有人又跟我说，迁户口的人去公社前先要在大队开条子哩，你先到大队打听一下吧。我就没去公社先到祁家坡大队去了。到大队问了一下，还真问着了。大队干部翻了一下一个厚厚的大本子，上边写着哩，我妈是迁移到宝鸡县东边的蔡家坡公社红光大队三道湾村生产队去了。我当天就又离开麻家山去了云田镇，再坐慢车到陇西，当天夜里上了快车。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就到了蔡家坡车站。宝鸡市，宝鸡县、岐山眉、眉县，蔡家坡这一带我熟得很，要馍馍去过，所以我下了火车就打听红光大队在哪达。有人指给我往东走五六里路就是红光大队。我走到红光大队的地界上再问三道湾村，又走了一个小时的路就到了。蔡家坡和陇西地形不一样，没有高山，是缓缓的丘陵地区，那地方的人叫塬。我到了三道湾村，遇见一个老汉，向他打听一个甘肃来的张秀英。我妈的名字叫张秀英。那老汉问你是哪里人？你妈是做啥的？我说我是甘肃陇西县人。我妈是1959年逃荒出来的，还带着我弟弟、妹妹。弟弟五岁，妹妹一岁。我妈1961年底回过一趟家，迁户口，迁到蔡家坡的三道湾村生产队了。我是她的大儿子，现在甘肃酒泉的一个农场工作，我找我妈来了。那老汉问这问那，我回答了，他叫我跟他走。他说他们这个村里有两三个从甘肃来的女人，都带娃娃着哩，不知道哪个叫张秀英。走到一个土墙墙院子门口了，正好有个女人从一个麦草垛上抱草要进院子，那老汉就喊了一声五婶，你在甘肃老家有个儿吗？他找你来了。那女人面朝我站住了，抱的麦草掉在地下了，定定儿看我。我也看那女人。我立即就认出来了，她就是我妈。我离开我妈的时候我妈才二十八岁，还年轻着哩；这时我妈老了，就像是五十几岁的老奶奶了，头上有白头发了，还很多；但她的脸型像我妈，站着的样子也像。她穿一身黑布的棉袄棉裤，棉袄是大襟的。我喊了一声：妈。

我妈站着不动弹，也不说话。那个老汉又叫了一声五婶，说五婶你咋不说话，这个娃是不是你的儿？我那一阵心有点慌，我看我妈不说话，就心里没底儿了，害怕我妈不认我，也害怕我自己认错了，就又喊一声妈，说，我是吉吉！

我妈还是不说话，但她往前走了几步，抖抖索索伸出手来了，把手举到我的脸前。我不知道我妈要干啥呢。我的个子高，我妈的个子小，我妈把手举起来摸了一下我的耳朵，还歪着头看我的耳朵。我耳朵门上有个小肉蛋蛋，我妈摸了一下肉蛋蛋。

我跟那个老汉打听我妈的时候就有两三个大人站在旁边了，听我跟那个老汉说话。我去认我妈时他们也跟过来了，而且这时村里的几个大人娃娃也都围到我和我妈身旁了。他们静静地看着我和我妈，看我妈摸我的耳朵。终于有个人问我妈：五婶，是你儿吗？我妈这时说了两个字：

就是。

像是一声巨大的叹息，嗡的一声，安静的人们说起话来了。有的说五婶的儿子从甘肃来了，找五婶来了。有的说你们看还真像呀，那眼睛，那脸型。有的说没听五婶说起过她还有个儿子呀。还有人说，啊呀，五婶还有这么大的儿子哩。

但我妈一句话不说，定定个站着，看我。这时我的脸有点发烧，有点不好意思了，说我妈：妈，进房子吧，叫乡亲们进去坐。

我妈这时才说了一句话：

我当成你叫狼吃过了。

我调来饮马农场商店工作已经三年了。

饮马农场过去是河西走廊上最大最老的劳改农场，由于劳改犯们的廉价的劳动力，这里渠网配套阡陌纵横土地平整，生产很多粮食。可是它移交我们农建十一师之后，农场职工的生活依然艰苦，因为整个农建十一师的粮食生产不能自给，饮马农场生产的粮食要调拨到新开发的农场去，还要供应师直各单位吃粮。也是因此原因，饮马农场光种粮食，忽略了蔬菜和副食品的生产。光吃粮食也不行呀，为了改善生活，场领导给场直机关单位分些地，叫各单位抽人或者利用节假日种菜，种油料。

这是夏季的一天夜晚，我在商店的胡麻地里浇水，正好栾吉泰给他们连的麦田浇水，我们两个单位的田挨在一起，我们就坐在渠堤上聊天，吸烟。他说起了寻找母亲的经过。他是从定西地区河靖坪儿童福利院参加工作的孤儿，1969年五大坪农场的职工调来饮马农场不久，我就认识了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他的身世。

他是1949年出生的。他说他记事的时候起，家里有奶奶，父母，两个弟弟一个妹妹。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之前，他父亲到陇西石料场砸石头去了，不是农业社上派的，是父亲自己去的，砸石头挣钱。父亲几个月回一次家，父亲说，那里的石头是白颜色的，工人们炸山把石头炸下来，父亲和很多人把石头砸成小块块，火车再拉走。砸石头是用一条橡胶弯成个圈圈，把石头圈在圈圈里固定在大石头上，用铁锤砸成比核桃大的块块。1959年生活紧张了，家里没吃的了，吃树皮，吃荞麦杆杆，吃麦草。把麦草点着，熏黄，扑灭，磨碎，拌上磨碎的树皮煮汤汤喝。奶奶就死了。奶奶死后有人把他父亲叫回来了，把奶奶安葬了。家里实在没吃的，父亲又要去陇西石料场，就把大弟弟带走了。大弟弟那时七岁。过了两个月，父亲又回来了，说是有病了，干不动了，回来歇几天。父亲是半夜回到家的，一进门就问母亲大弟弟呢。母亲说老二不是你带走了吗，怎么又问我哩？父亲一听急坏了，说弟弟到了石料场没地方玩去，他买了一张火车票送上火车，叫弟弟自个儿回家来了。父亲和母亲跑到火车站去，跑到陇西县城去找了四五天，没找到大弟弟。父亲回到家就躺倒了，过四五天下场了。父亲临死时给母亲交代，石料场还有几个月的工钱没领。母亲把父亲用一张竹席卷起来安葬后对栾吉泰说，吉吉，你把弟弟妹妹看好，我领你大的工钱去。工钱领上了我给咱们买粮去。母亲走的时候说过，她今天去明天就回来了，可是等了三天母亲也没回来，家里连树皮和麦草灰也没有了，弟弟和妹妹哭。弟弟那年五岁，妹妹不满一岁，还不会走路。栾吉泰害怕弟弟妹妹饿死了，就说，你们在家等着，我去要馍馍去，要上馍馍回来你们吃。他们家住的麻家山高得很，前边还有一座山，从那个山顶顶上看过去就能看见云田火车站，他和大弟弟两个人曾经去过火车站。这天他一个人去了，到火车站要馍馍。火车站上人多得很，要馍馍的娃娃和老汉们也多得很，他要不上馍馍，就上了一列票车跟旅客要。正伸着手要着呢，火车开了。他急着要下车，列车员不叫下，说下一站再下。到了下一站列车员叫他下车，他却藏到椅子下边没下。他想，这不知道开出来多远了，回去也救不了弟妹了，因为他还没要上一块馍馍呢。他还心存侥幸：可能母亲今天就回到家了，买上粮了。他就接着在车上要馍馍。这趟车的终点站是郑州，他到了郑州才下火车。

他到处要饭，乱跑，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都跑遍了。他离开家的时候是冬季，1959年的冬季，在西安要馍已经是夏季了，有个老奶奶给了他一件白褂子，土布做的。夏天，要到哪达就在那达睡，马路边上，人家院子的门道里；冬天难熬得很，卖醪糟的收摊之后在人家的锅台里头蜷着。到一个庙里去要饭，人家叫他当和尚，给人家扫院子。在河南要饭时一对中年夫妻收留过他。那对夫妻三十几岁，没儿子。那男的是招女婿，有个丈母娘。河南冬天不生炉子，丈母娘住在苞谷秆秆搭的马架形房子里，他和丈母娘一起睡马架房。

他在陕西要馍的时间长，陕西人给馍馍大方。他也几次要馍馍回到甘肃。一到甘肃就被人抓住送到收容所；从天水到兰州，大些的火车站和各县都有收容所。他在甘肃要馍馍时回过一次家。那一次回家就听人说，他出去要馍馍的第二天母亲回到了家中。母亲领了点钱，买了几斤谷子，炒熟，用石臼踏成面面，喝了几天糊糊，就背上妹妹拉着弟弟逃荒去了。村庄的人们对他说，他母亲出去逃荒的第二年——1961年底的时候——回过一趟麻家山。母亲是迁户口来的，迁到陕西去了。他母亲向乡亲们打听过他，乡亲们说跑出去再没回来，就哭了一场，走了。

他头一次回家是在从西安市到定西县的火车上叫警察抓住的，他对警察说，你们把我放了，我是回家去的。但是警察把他交给定西火车站的派出所，派出所又把他送到火车站跟前的收容所。这是民政局的收容所，去了登记，睡大通铺，盖着破被子。这是个四合院，是民房，但看来是富汉家的庄廓，院墙高得很。白天可以在院子里走动，可以到别的房子串门，晚上收容部的干部就把房门从外边锁上，不准走动。这个院子还有高房，干部们审查人的时候搭个梯子，叫人爬进高房，审问完再放下来。在收容所关了十几天，凑够十个八个人，派个干部买上车票坐火车送到陇西县收容所。陇西县收容所在文峰镇火车站跟前，再凑够十个八个，再由干部带上火车到云田镇，交给公社，干部返回。公社问清了谁是哪个大队的哪个生产队的叫回家去。干部还问吃饭了吗？说没吃，就喊炊事员给这娃拿个馍。给个馍之后就说，回家去吧。他第一次回到家中，队长留他住了一夜。天亮了，队长问他：娃娃，你妈不在了，你咋办哩？他回答我找我妈去。队长问你到哪达找去？你知道你妈到陕西哪儿了吗？陕西大着哩。他说我也不知道上哪达找去，那我还接着要馍馍去吧。

他就又翻山越岭到了火车站，又走上了要馍馍的道路。只要是票车他就上，列车员阻拦就不上了，或者换个门再上。只要能上就上。火车上的人肯给馍馍，比穿街走巷要馍馍容易些。他说他要饭从来手里不拿棍子不拿饭碗。拿上这些一看就是要饭的，各地的干部爱抓，送收容所。拿上这些还进不了饭馆。他大大方方进饭馆，拿起别人吃过饭的碗碟就舔，有剩饭就吃。服务员撵了放下碗碟转身就走，不叫抓住。

他在郑州、西安、天水和兰州各抓住一次，定西抓住三四次，每次都是送到公社。公社说这娃娃又来了，回家去吧，就把他放了。他就又去扒上火车去兰州、陕西要馍馍了。

有一次从宝鸡市抓住送到兰州，兰州又送到陇西收容所，干部们说这娃又来了，家里真没人了吗？这次在收容所关了五个月，人家派人调查了，查清他家真没人了，就送他到陇西县孤儿院去了。县孤儿院在陇西县城的搭搭巷。这是1963年的夏天。在孤儿院上了半年学，——他在家上过两年学，到孤儿院后上三年级——民政局又把他借去干了一年多遣返流浪人口的工作；1965年陇西孤儿院的小娃娃合到定西专署孤儿院去了，大娃娃要去靖远河靖坪孤儿院，他就去靖远了。

听说他找到母亲了，我说他：好嘛，你找到你妈快两年了，没跟我说过！

他说，这有啥说的？难道还要丽丽在全场广播一下吗？

我笑了。丽丽是我的女朋友，在场部宣传科当广播员，工作就是每天早晚放广播，放起床号；别人休息了，她在播音室念稿子：党委的什么决定啦，表扬好人好事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啦。搅得人半夜睡不好觉。

来，再吸颗烟。我又递给他一颗燎原香烟。很快，劣质烟的香味就从我们的嘴里喷出来，我又说：

你妈对你咋样？

好着呢。他回答。那次找到我妈，在我妈那达住了二十天，我妈给我烙了几次大油鼓子。我小的时候，过年杀了猪，就爱吃大油鼓子。

我问什么大油鼓子？

他说，把莜麦面或者糜子面谷子面蒸熟，再和板油炒到一起，撒上盐，调料，外边再裹上白面皮，在鏊子上烙熟。吃起来外脆里酥，香得很。

你妈家里生活条件可以吧？你去了杀猪了。

条件不行，穷得很。板油是我妈跑到蔡家坡买下的。就为了叫我吃大油鼓子才买去的。蔡家坡是个大镇子，比玉门镇还大。那里有很多工厂，军工企业。

你继父对你咋样？

一般。我继父是个没本事的人，弱智，就会干农活，赶牲口犁地。说话都不利索。

是吗？我真有点难以接受。

就是的。我妈去了那达，和继父又生了三个娃娃。就一个脑子清楚的，还很聪明，另两个都是弱智，瓜子。

怎么会这样呢！

我妈带着我弟弟和妹妹走，从云田镇扒上火车，到蔡家坡叫列车员撵下来了。我妈也没目标，不知往哪里走，哪里能混上一口饭，就抱着一个拉着一个走，沿着铁路走。她听人说的城里不能去，城里有收容站，抓住又送回甘肃去呢。她就朝着农村走，冒走。她一边走一边要饭，遇上了一个老汉。那老汉问我妈：我们村里有个人哩，四十几了，没成家，就是脑子不太灵，你跟不跟？我妈跟着去了，看那人不疯不残——不缺胳膊少腿，就跟那人过了。没办法呀，为了活命，明知道那是个火坑，也得往里跳呀。

你妹妹和弟弟呢？

弟弟十七了，上了个小学，就在队里劳动了，帮着我妈我继父养家。妹妹还在上小学呢。我在家问过我妈，我大弟弟丢了的时候穿的啥衣裳。我妈思想了半天，说，花衣裳，白底底，蓝花花。我妈不爱说话。我在我妈那达住了二十天，我问这些事她才说哩。我不问，她一句不说。除了做活，就坐下了坐着，半天半天看着我。但有一句话她说了几遍：我当成你叫狼吃过了。我相信我妈说的话，她要是认为我活着，就一定会找我的，会回麻家山找我的。我们陇西，包括整个定西，五九年六○年的时候，狼多得很！我从家里去火车站的路上，在一个山沟沟里碰上了一只狼，在路上站着呢。我吓得汗毛都立起来了。但是我没跑。我听人说的，狼欺负胆小的，你跑它就追着扯哩。那天我想，跑也是死，不跑也是死，我就迎着你走过去，你把我吃了吧！吃了我就不挨饿了。结果那狼转过身走了。它没跑，它是懒洋洋地走了的，长长的尾巴。后来我想，那狼吃饱着呢，不吃我。那时候从庄里出去，村口的路边上就撇着死人。死娃娃人们抱到路口上就撇了，往远处抱一下的力量都没有。

我为啥问我大弟弟穿的啥衣裳？我想到兰州以后登个报哩，找一下我大弟弟哩。可是到甘肃日报社一打听，登一个寻人启事三十三元。我就说算了，不登了。我一月的工资二十九元七角五分，不够登一次寻人启事的。那登一天不行，起码连着登上十天八天，才有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才有可能传到大弟弟耳朵里。再说，我也不知道大弟弟活着还是死了。我大弟弟说不定就是叫狼吃了。我大把我大弟弟送上火车，给一个列车员靠过，叫列车员到了云田火车站放下去，他就自个回家了。我大弟弟知道回家的路，我领着他到车站看过火车，他五岁的时候。我们经常站在麻家山的山顶上看火车站，他不会迷路。

我妈实在不爱说话。我今年春节又看我妈去了。去年我妈跟我说，再来蔡家坡的时候提前发个电报。我说发电报做啥？她说她到蔡家坡车站接我。我不叫我妈接，去时就没发电报，我突然进门了。我妈在台阶上坐着搓棒子呢，就是把包谷颗颗搓下来。她看见我了，只是噢了一声，站起来看着我，再就不说一句话了。后来在房子里坐着，天有点暗了，我把灯拉着了，——三道湾村有电哩——我妈突然淌开眼泪了。我问咋了？她说日子实在不好过。我问咋了嘛！她说没钱交电费，过一会儿电工就要来掐电线呢，天黑了电灯就不亮了。正说着话，电工就进来了，说五婶，你把钱准备下了没有。我掏了二十元钱把半年的电费交上了，我妈又哭开了。

我妈坎坷一生。我听麻家山的人们说过，我妈是旧社会要馍馍走到我家门口的。是我奶奶把她收留下了，当童养媳。十五岁上跟我大成亲的。我今年在蔡家坡问过我妈：你的娘家在哪里？我妈说不知道。

吸了几颗烟，栾吉泰站起来走了。他右手拿着铁锨左手提着风灯，脚上穿着水靴。他说，得去看看了，那块地的水可能灌满了，要换一条毛渠了。

我在胡麻田的田埂上坐着，看他的身影走远了，但是他的穿着水靴的沉重的脚步声啪哒啪哒地传过来。在饮马农场浇水是要穿水靴的，虽然正是伏天，但从祁连山的峡谷里淌出来的雪水冰凉砭骨。

算账

我和郑成义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刚进定西孤儿院不久，我们就成了好朋友。那是1960年的夏天，因为调房子，我和他调到一个组住一间房。那时候我们还没上学呢。刚进孤儿院娃娃们的身体瓤得很，人瘦得像木头棍棍，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在台阶上坐着晒太阳，头垂在胸前，或是歪在肩膀上。有的人坐不住，没力气，往炕上或是台阶上一坐，身体就歪倒了，躺着。我们一天吃三顿饭，早晨是莜麦面拌汤，半个糜面馍馍；午饭一个白面馍馍，一碗菜汤；晚饭一碗汤面条，里头放了很多洋芋疙瘩。我和他关系好还是因为这么一件事：由于人瓤得很，没力气动弹，于是每天早晨洗完了脸，吃过了饭，阿姨们领着我们在操场上走来走去转圈圈，说是锻炼身体。那时候娃娃们害怕阿姨，怕阿姨生气把我们撵走。其实这样的事并没发生过，只不过是孤儿们的一种恐惧心理，害怕再挨饿。由于这种畏惧心理，走不动也强挣着走。那是我们刚调到一个组的一天早晨，我们一房住的一个新来的娃娃太瓤，走着走着跌倒了。阿姨走过来喊他：站起来，站起来，跟上走。就在这时候，一个岁数比我大两三岁的定西县的娃娃说话了：阿姨，你硬叫他走圈圈咋哩？他刚来走不动嘛，挣死了咋办哩？他的话把我惊了一下：这个娃娃咋这么大胆，敢用这种口气跟阿姨讲话！结果，那个阿姨并没有发火，只是瞪了那个娃娃一眼，把那个跌倒的娃娃扶到台阶上坐下了，说，那你缓着。替那个娃娃说话的就是郑成义。郑成义胆子大得很，他到了孤儿院就才几天。他不光敢说话，还经常夜里跑出去偷定西糖厂的甜菜渣。偷来了给我吃，我们就成好朋友了。

这是1971年的春天，我们饮马农场的商店调来个仓库保管员，名叫那拴拴，是五大坪农场过来的孤儿，没事聊天的时候说起了郑成义。郑成义是场部直属一连的农工，和王斌一样是赶马车的，但和王斌的活泼好动不一样，性格沉默寡言。我们商店去玉门镇火车站农建十一师的商业批发站提货，如果用他的马车，三十公里的路，他总共说不上十句八句话，就像谁欠了他多少钱没还。我那时对五大坪农场来的这批孤儿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总想了解他们的身世。

你不要当面问他的情况，你问了他也不说。那拴拴对我说。

那你清楚他的身世吗？

我怎么不清楚呢？我们从孤儿院一炕睡盖一床被一锅吃饭到现在十多年了，他啥话都跟我说。

那你跟我讲讲。

从头讲吗？

从头讲。

郑成义是定西县葛家岔公社牛家石沟村的人。他跟我说过，他大身体壮得很，身大力不亏，在他们葛家岔是出了名的人。他大五六年五七年还当过牛家石沟的生产队长，后来给撤掉了。撤掉的原因是1957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他大说了错话。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你知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我才八九岁，光看见开批斗会，人们站成一圈掀着绊人呢。后来才知道社会主义大辩论就是叫农民说社会主义好，合作化好，要叫农民把口粮以外的粮食卖给国家。实际上呢，就是征粮，任务还重得很，搞得农民饿肚子，还说你是自愿卖给国家的。当时上级规定的农民口粮是一天半斤。你不能说半斤吃不饱，你说半斤吃不饱，就开会掀着绊呢！不管你是干部还是农民！其实他大说了啥错话呢，啥错话也没说，就是想给队里的食堂多留些粮，不叫上边全拉走。上边下来的工作组就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他大。把他大的队长撤了以后，五八年夏天新队长就把他大派到洮河工地挖渠去了。他大是个有血性的人，在工地听说家里挨饿了，转年春上就跑回家来了。放心不下家里人。当然，这样跑回来的人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一到家就被生产队组织人批斗了，又是掀着绊呢，接着就送到公社的劳教队去了，白天劳动，夜里被关在葛家岔堡子里民兵把守着不叫回家。你是城里人，你不知道农村的情况：自从公社化和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之后，各公社都成立劳教队，把对征购政策有意见的人和地富反坏分子，还有冒尖人物——就是贫下中农当中那几年稍微富起来一点的人，还有懒汉——就是劳动不积极的人，还有队长看不上眼的人……都送到公社的劳教队去。我们村有个叫储先生的人，家庭是上中农，解放前在兰州一个小学当老师，解放后嫌学校里会多，管得严，不干了，退职回家了。他想着在家当农民自由一些，结果一成立人民公社，队长说他是懒汉，给脖子上挂个牌子，写上懒汉两个字批斗，然后送到公社的劳教队了。劳教队在一个堡子里。我们定西地区的山梁上好些地方有城墙一样高的堡子。解放前闹土匪，地方上的大户人家就出头组织全村和几个村的人在险要的山头上建城堡；一闹土匪，几个村的人都躲到里边去，组织起来抵抗土匪的抢劫。堡子里没房子，劳教的人就住在露天，苦不堪言，储先生就翻墙逃跑。两丈多的高墙跳下来把腰绊折了，这才不送劳教队了。

到底郑成义大的胆子大，劳教了两三天，一天夜里就逃回家来了。郑成义的娘看是跑回来的，知道公社不会善罢干休，就紧紧张张烧了半锅疙瘩汤叫他大喝上，赶快跑。他大就跑了。他大跑的时候说，要到兰州去，当工人去。那时候大跃进，城市里的工厂招工人，农民去了就收下。那时还不分城市户口农村户口。他大前脚出门，后脚公社的民兵就追来了，问他娘你男人哪去了？他娘说，你们把人抓去我就再没见过面，我没找你们要人哩，你们还问我来了。那几个民兵前后院找了一圈没找到，就回去复命去了。

郑成义跟我说，他大过了七八天又回家来了。原来他大已经步行走到甘草店了，离兰州就三四十里路了，在一个熟人家住了三四天，又跑回家来的。他大说，家里人挨饿呢，放心不下家里。

这次回来，公社没再抓他大。他大到隔壁的队长家下了个话，把从甘草店买来的二斤点心送给队长了；队长没往上汇报，事情就过去了。

郑成义家里那时就四口人。五九年的五六月，他哥就饿死了。他哥那年十四五岁。有一天他娘给他哥碗里舀的汤稀了，和他娘吵仗；他娘拿铁勺打他哥，他哥就跑出去再没回来。那时家里的粮食交食堂了，就是喝从生产队食堂打来的豆面拌汤，一人一碗，谁也喝不饱。很多人家吃野菜吃麸皮了。他哥跑出去要饭，死在外村的路上了。他大听说了，找去抱回来埋了。

过了四五个月，食堂关门了，他大也死掉了。郑成义亲自跟我说的，他娘是后娘，是1957年和他大过到一达儿的；他的亲娘是1956年去世的，病死的。他后娘原来是公社的妇女干部，丈夫得病死掉了。由于他大当时在那一块地方很有名：生产队长，长得也很壮实英俊，后娘就跟了他大。但是生活紧张之后，后娘和他大的关系就不太好了，后娘有时在他家呆几天，有时回到原来的家里住几天。

那一年郑成义十二岁。他跟我说，每天晚上睡觉，他大搂着他睡，他枕着他大的胳膊。有一天天亮时，他大的胳膊凉凉的，身体也凉凉的。他冷得很，就喊大，大！但却喊不应。他跑到隔壁的魏四奶奶家说他大喊不醒了。魏四奶奶跑来看了看，说他，瓜娃子，你大没了。魏四奶奶叫来了几个人。没棺材，来的人也没力气了，就用席子卷上，拄着拐棍抬到房后边的山坡上埋掉了。埋的时候他和后娘都跟着去了。

他大没了的时候，家里天天吃榆树皮汤，还有谷衣和麦麸皮搀着磨下的炒面。

埋掉他大之后，后娘跟他一起回到家中。这天后娘陪着他在家里坐了一天，中午烧的谷衣汤，两个人喝了，晚上还烙了两块谷衣和榆树皮面混合面的馍馍，他吃了一块，后娘也吃了一块。后娘把他的破棉衣补了补，还添了炕。这天夜里后娘和他睡在一起。第二天早上穿好衣裳之后，后娘就把大门扣上，拿把锁锁上了，说，你玩去，我把门锁上了，小心不要叫人偷了。他就到麦场上拾麦颗颗去了。他大活着的日子，他总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抖糜谷草，抖豌豆草，捡粮食颗颗吃，和一大帮半大娃娃在一起。因为是冬季，沟洼里的野菜都干掉了，榆树皮也被人们剥光了。有时候一天能抖出一把粮食来，有时一颗也抖不出来。

他大活着的时候，每到饭时候他就回家去，这时候他大或者后娘就把汤烧好了，他们全家喝汤。但这天他回家去吃午饭，门还锁着。他在门口坐着等，后娘也没回来。他又去麦场抖麦颗了，傍晚回家时才见后娘正在烧汤。饭后后娘添了炕，又问他你一个人睡觉害怕不害怕？他说不害怕。后娘说不害怕你就自己睡，我回那边去了。你把门从里边扣上，谁敲门也不要开。其实他害怕得要死。村子里死掉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烧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但这却使得他整夜整夜睡在炕上能听见凄厉的狼嗥声。这一夜就没睡着觉，毛骨悚然。

以后的日子，每天早晨后娘都过来一趟，看他出去了，就把门锁上，傍晚来给他烧汤和添炕。这种状况持续了半个月，有一天夜里大门被贼撬开了，偷院里堆的木头。他家前两年新盖的房子，剩下了很多木头。他被抬木头的声音惊醒了，从窗棂上往外看，三四个人影在抬木头。他没敢出去，也没敢喊。天亮后推开房门，看见木头被人偷光了。

这天晚上后娘来给他开门，做饭，他气呼呼说后娘：我大没了，你走你的，我家的事不用你管了。因为哥哥是挨了后娘的打才跑出去饿死的，从那时起，他就对后娘记恨在心。这一天木头的丢失使他更是气愤不已——如果后娘在家，贼就不敢偷了！所以他把对后娘的不满发泄出来了。后娘先是愣了片刻，继而说，你这个娃娃怎么这么说话呢，我伺候你吃喝，一片好心变成驴肝肺了。他说，我不要你的好心，你走！你走！说着话他就拿起扫炕笤帚甩了过去。

那是一把用旧了的糜子草扎的笤帚，就剩个笤帚疙瘩了。他因为赌气而用很大的力量扔出去的笤帚疙瘩正好打在后娘的眉梁上。后娘痛得哎呦了一声，把手捂在眉梁上，血把手染红了。后娘生气了，扑过来抓住了他的胳膊压在炕上在他的屁股上打了两巴掌。打完了后娘就哭了，哭了一会儿又去做饭。他大没了的这些日子，后娘每天给他烧一顿汤喝，说是节约点粮多吃几天，可这天打完他之后，后娘用荞面搀着谷衣烙了三个馍馍，两个大的一个小的。后娘把两个大的给他吃，小的自己吃。

吃完了馍馍，后娘说：往后吃饭的事，你就自己撩乱去，睡觉的热炕我给你添。

然后后娘就把钥匙扔在炕上，走了。

郑成义说，从第二天起，后娘就只是晚上来给他添炕。他自己做饭。这样倒好，家里还有两斤荞面，他烧了几顿稠糊糊，谷衣和榆树皮面他也烧稠汤喝，渴了就喝点凉水。当然，也就七八天的时间，家里仅有的一点食物被他吃光了。接下来他就挨饿了，实在饿得难过的时候就泡一点盐水喝。就在他挨饿的第三天，魏四奶奶进来了一趟，看见他在炕上躺着，一口吃的也没有，就说：

我的尕娃，你赶快跑吧，到外头要馍馍去。蹲在家里非饿死不可。

他听了魏四奶奶的话，把家里仅有的一床被子找个麻绳捆上，背着，离开了家。他把院门扣上了，没锁。他往葛家岔走。葛家岔是他曾经去过的最大的村镇，公社所在地，离家十五里。他是中午离开家的，一下午没走到，又走了一夜。他的腿软弱无力，走一截就要坐下来歇上好一阵。一个很大很深的沟，没水，路就在沟底，他沿着沟底走。天已经开始暖和了，他没冻死，他也没有害怕。他说那时候饿昏了，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饭时候他走到了葛家岔公社。葛家岔公社的一个领导在公社办公大院的门口看见了他。问他是谁家的娃娃，问家里的情况，把他叫进去给了一个白面馍，一碗菜汤。然后送到了公社幼儿院。过了四五个月又送到定西孤儿院。

大概是那年夏天，我们的身体恢复些了，秋天到来时开始上课了。我上了二年级。那是刚开课不久的一天中午，我们下了课吃完饭回到宿舍去。走到宿舍门前的时候看见李叔叔领着一个女人走过来了。我们把孤儿院的领导李毓奇叫李叔叔。李叔叔看见了我们，喊，郑成义，你娘来看你了。

进了孤儿院的娃娃们都是没父母的，现在郑成义突然出现了一个娘，娃娃们一下子围上来，看李叔叔是不是要把他交给他娘领走。他娘就是来领他的吧？大家已经熟悉了，互相都很关心，希望谁都不要被领走，因为谁都知道，回到家里就要挨饿。孤儿院虽然每顿吃个七八成饱，但比家里强多了。大概郑成义进孤儿院时编的没有娘的谎言戳穿了，也可能真怕他娘把他领走，我看见郑成义的脸一下涨红了。他被李叔叔叫住后看了那女人一眼，就垂下了头。那个女人穿着破旧的衫子，一脸汗水，大概是走路热的。

义义！郑成义的娘叫了一声。

郑成义没回答，低着头。

义义，你好着吗？

郑成义还是没有回答。

义义，你过来呀。叫我看一下你。

但郑成义远远地站着，还是不说话，不抬头。李叔叔说话了：

郑成义，你怎么了？你娘跟你说话，你连头都不抬？

郑成义这才抬起头来，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但是他大声地说：

她不是我娘！

围观的娃娃们和郑成义的娘一下子怔住了，那些喊郑成义你娘来了的娃娃们也都变得鸦雀无声。那时郑成义没给我说过他的家事，我不知道他家有个后娘的事，所以他这么一说，把我也搞傻了，我也怔住了，我以为他是为了留在孤儿院连亲娘都不认了。但这时李叔叔却笑呵呵地说，郑成义，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过来过来，叫娘，她虽然不是你的亲娘，但跟亲娘一样关心你，几十里路上来看你，你怎么这个样子！去去去，你们都围在这里做啥！睡午觉去！

李叔叔轰我们这些围观的人，且对郑成义和他娘说，走，你们娘母子都到我的办公室去，办公室没人，你们两个人到那达说话去。

过了半个小时郑成义回宿舍来了。我急忙问，是你娘要领你走吗？他回答，不是，她不是来领我的。

那她做啥来了？

看我来了。我在葛家岔幼儿院的时候她看过我，从葛家岔送定西她不知道，打听着来了。就是看看这儿的福利院生活咋样。我说好着哩，她说好就好。她问我家去吗？说家里情况好些了，公家给返销粮了。我说不去。李叔叔也同意我不回去。

那太好了！我为他庆幸，又说，你这个后娘还好着呢，还给你带来青豌豆。——郑成义一回到宿舍就把一书包青豌豆放在炕上，叫我们吃。

好着哩？他气哼哼说。

咋了，不好吗？我反问。

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

咋了？我惊讶他说话的口气。

她说，她把我家的房卖了！我大活着的时候盖下的新房。五间，都是新木头。卖了多少钱也没说，一个子儿也没给我！

是吗，那可怎么办？你将来回去，可就没处去了!

郑成义沉默着，好久，才恶狠狠地说：

我现在没办法，还小。等我长大了，再跟她算账！

那拴拴跟我讲述郑成义的故事过去了三年，也就是到了1974年的时候，郑成义回了一趟老家。那时候，我跟他已经很熟悉了，虽然他仍然不苟言笑，但他几次跟我谈到过他的家庭，他小时受过的苦，他的后娘！他说要不是后娘打他哥，他哥不会死在外边；他说，后娘把他家的房子卖掉了，要不的话，他有一笔财产……所以那年他穿着兵团发的黄棉袄在场部门口等班车的时候，我还开了句玩笑：回家娶媳妇去？他腼腆地笑了一下：亲戚们介绍了一个姑娘，我回去看一下去。

不找你后娘算账吗？我又笑着问。

算账！那账能不算吗？五间房值不少钱呢！他严肃地回答。

还真是碰得巧，正月底的一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正在开商店的大门，玉门镇开往敦煌县的班车停在场部门口了。我们饮马农场的场部就在兰新公路边上。七八个探亲归来的知青下车了，有天津和兰州的知青，他们往这边走过来，郑成义也夹杂其中。他看见我了，走到跟前时说，开门啦？我说，开门啦。怎么样，这一趟回家成果怎么样呀？他扭头看了一眼身旁走着的一个姑娘，又把脸转向我说：

这是我媳妇。

这是一个十八九岁很腼腆的姑娘，脸蛋红红的，就像河西走廊上的农村姑娘，红二团，但是，那窈窕的身材煞是叫人羡慕。我又问他：你后娘的账算了吗？他扭脸看了看身旁走着的一位老得一塌糊涂的村妇，一个劲儿向我摇头。

过了两三天的一个下午，仍然是穿着黄棉袄的郑成义跑进商店找我来了，说老梁，你这里有金徽酒吗？我说散金徽吗？他说瓶装的。我问要多少，他说十斤。他把我吓了一跳：金徽酒是甘肃生产的最好的烧酒，瓶装的一斤二元四角五分，要商店主任批条子才能给卖个一斤二斤的，他竟要十斤。我正要问他买十斤干什么，他说，走，走，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去！

我把他叫进了会计室。那时间我不仅当售货员，还兼着出纳，和会计在一间房办公。我看会计不在，就说在这儿坐会儿吧。他坐下了，说，今晚上我把你请下。我说要举行婚礼吗？他红着脸点了点头，然后说，那天你问我算账了吗，我为啥跟你摇头，我身旁走的就是后娘呀！我错愕不已：你把后娘接来啦？他便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我回到老家，先给我大上了个坟，然后相亲去了，可是去了一谈，人家嫌我是赶马车的，工资又低得很，没成。没成就没成吧，心想过了年找后娘算账去，算完账回农场。我刚到家就过年了，你知道的，过年不讨账，这是习俗。不料想就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后娘就找到我亲房四爸的家来了，说是听我回来了，要请我到她家吃顿饭去。去就去吧，心想正要找你算账呢，你倒自己找上门来了！谁知道这一去，就再也张不开口了。她家里穷得很，家徒四壁。炕上连块毡都没有，叫我上炕，坐在席子上屁股硌得痛。地下只有我们农村人家才有的一个面柜，装面的。说了几句话，我才知道后娘的命也苦得很：为啥她和我大成亲以后还往那个家里跑，原来那个家她还有两个娃呢，一男一女，男娃才六岁，女娃三岁。当时她想把娃们领到我家来，婆婆又不准许。婆婆家三代单传，她一领走那边就断后了。全靠着她那时间挖野菜拾地软儿，在我家混吃混喝，才把那边的婆婆和两个娃的命保住。她为啥卖我家的房子呢？就是那时她的婆婆死掉了，两个娃娃眼看着也要没命了，才动了那念头。后来生活好了，她也没有改嫁。她说要把那家的儿女拉大，才对得起那边的丈夫。寡妇拉娃娃，千辛万苦把娃娃拉大了，儿子又得了异常急病死掉了。真是绳从细处断，薄处开眼眼呀。不过穷是穷，我去的那一天她母女两个把我和四爸招待得好得很，炒的菜擀的长面，还预备了一斤酒，一个劲地叫我们吃，喝。吃饭的时候，后娘问我成家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对象呢。她说真没有吗？真没有就把这个女子领走吧，我欠你的账哩，我把你家的房子拆着卖了，还差点把你饿死。我对不住你大和你们一家人。后娘一席话说得我心酸酸的，眼泪淌着擦不干。我想了想，我回家就是娶媳妇的，贼不走空，就把这姑娘领走吧。我就说，我把你的姑娘领走，你也跟我走吧。我们两个人养你一个人，你再不要苦了。我就把她们都领来了。

我笑着说，行啊，两个女人顶上五间房子了。

陈孝贤

陈孝贤把铁锨立在墙根里之后，站在院子里拍打身上的尘土，用力跺脚，跺得地面咚咚响。这是他的习惯，每天他一跺脚，媳妇就赶快端着洗脸盆出来，叫他在院子里洗脸，因为他在生产队的平田整地专业队劳动，收工时灰头土脸一身尘埃，不打土就进不了房子。但是这天他跺了好一阵脚打完了身上的尘土，女人也没露面，娃娃也没露面。他只好自己端个洗脸盆去厨房舀水。他已经看见了，厨房里点上灯了，上半截门框冒着白色的水蒸气。

呦，今天做长面了？给舀些水。他低着头进了矮矮的厨房门，说。他看见女人正在用手逼着切刀切面条。

你自个舀，不看我忙着吗？女人没顾上看他，还在切面。

娃娃们哩？

到隔壁人家借醋去了。女人回答，并立即补充一句：来客人了。

啥客人？

工作组，景队长领来的。

景队长领着来的？他问了一声，没等媳妇回答，就端着洗脸盆出去了。在台阶上呼噜呼噜抹了两把脸，又从窗台上拿块毛巾擦干，然后才又进了厨房，问，做啥的工作组？

我也不知道做啥的，队长领着来了，说住在咱家，吃在咱家。景队长交待下的。说是个啥组长，专区革委会的。女人停顿一下又补充说，听着像是检查工作来的，检查学大寨的。

姓啥？

姓蒋。

住的时间长吗？

听说一两天就走哩。

噢，这么个事儿呀。我看一下去。

女人说你把菜端上。

这是招待贵客的菜，一碟炒洋芋片片，一碟炒鸡蛋，还有一罐罐油泼辣子，一碟碟腌韭菜切得碎碎的，放在一个木制的托盘里。陈孝贤托着托盘走进堂屋，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坐在热炕上。养母驼着背坐在上炕上，养父在炕沿上坐着，正在一个小泥炉上煮罐罐茶。炕中央放一个小炕桌，摆着茶壶和一碟切成片片的馍馍。养父扭脸看了他一眼，向客人说，这是我的后人。然后才对陈孝贤说，这是工作组的蒋组长，从定西来的。陈孝贤尊敬地说，蒋组长，你来了？

蒋组长欠了一下身体说，收工了吗？累了吧？

累嘛。天不亮就出工，黑黑的才收工，一天往黑里拉架子车挖土，就累得很呗。

你们做的啥活？

修大寨田哩，在平田整地专业队。陈孝贤回答，然后对养父说，大，你上炕坐下去，我把茶炉收拾过。

陈孝贤把茶炉撤了，把炕桌上的馍馍放进托盘里放在桌子上，又把茶盅收掉。这时蒋组长又问，你们的专业队多少劳力？陈孝贤回答二十多人。蒋组长说，你们才二十多人修水平梯田吗？陈孝贤回答，我们上岘子全体劳力才七十多人，二十多人修水平梯田还少吗？都去修梯田，其他活还干不干了？蒋组长说，现在是冬闲季节，你们不多上些人，开春才上人哩吗？专区革委会要求男女老少齐上阵，学大寨哩。陈孝贤说，蒋组长，说实话哩，我的看法是上二十多人还嫌多了。修大寨田把熟土翻下去了，把生土翻上来了，不长粮食。蒋组长说，你的这思想可不对呀。修大寨田暂时是要受些损失，可长远些看，水平梯田保墒好，防止水肥流失，稳产高产。陈孝贤说，理是这个理，地修平了好，可那要有计划地慢慢来，快了挨饿哩。说着话陈孝贤走出去了，一会儿又端上臊子面来。农村妇女切下的长面又长又细，浇上洋芋丁丁和鸡蛋炒的臊子，蒋组长一边吃一边说，我们工作组下来，要和社员同住同吃同劳动，明天千万不做好饭了。养父说这是啥好饭嘛？蒋组长说，这不是好饭吗？你们家天天吃长面吗？天天炒鸡蛋吗？养父笑了，说，那舍不得嘛，攒下几个鸡蛋还要换醋换盐哩，给娃娃们扯过年的衣裳哩。蒋组长也笑：对呀，鸡蛋你就还攒下，你们给我把散饭散上，把洋芋煮上。我是农村人，从小吃下散饭、洋芋疙瘩的。

蒋组长是哪地方人？陈孝贤问。

我是通渭县马营镇的。

马营镇的？你是马营镇的人呀？那你熟悉不熟悉锦屏？

锦屏我熟悉嘛。我在通渭县林业局干过，下工作组去过锦屏，还在何家阳坡住过。

是吗？你在何家阳坡住过？

住过住过。怎么，你熟悉那达？

那熟悉嘛……陈孝贤说话的时候养父看了他一眼，他就住嘴了，改口说我给你端饭去。

蒋组长再也没说啥，吃饭，吃完了饭就下炕，说工作组要和队干部们开个会。陈孝贤跟着他走出房去，说天黑得很，看不见路，我送你到队部去。蒋组长不叫送，说路我认下了，能找着队部。睡觉也不要等我。你们睡你们的觉，把门给我留下就行了。会不知道开到几点哩，我回来自己睡。

这天的会开的时间长，半夜里蒋组长才回来。他轻轻地推开虚掩的大门，想悄悄地去他睡觉的小房，不料门吱扭响了一下，陈孝贤就披着棉袄从厢房出来了，问：蒋组长开完会了？蒋组长说开完会了。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等我。陈孝贤说，我知道你们当干部的临睡觉还有洗脸的习惯哩。说着话他就把热水瓶和脸盆提到小房里。他往脸盆里倒上水，还摸了摸炕热不热。他说，蒋组长，你看这炕热不热，不要把你冻下。

蒋组长说，你快睡去吧。有一点热气就行。我的铺盖厚，还有皮袄哩。

但是陈孝贤不走。他磨磨蹭蹭地摸一摸炕，又给一个茶缸子里倒上开水，然后坐在炕沿上看蒋组长洗脸擦脚，又问：

蒋组长，你们这趟来上岘子是要站几天吧？

站不上几天。今天的会上你们的队长汇报了一下，提了些问题——就是你吃饭时说的那问题，明天再到地里看一下，后天就走哩。

后天就走？你们咋这么急？多住几天嘛。

不行呀，学大寨任务紧得很，还要跑几个地方检查督促哩。

噢。陈孝贤叹息一声不说话了。

蒋组长已经洗完脚泼了水上炕了，说，睡吧，时间不早了。陈孝贤站起来了，但又磨叽着不走，吭哧着说，蒋组长，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蒋组长把腿伸进被窝里坐好了，仰起脸问，不知你打听谁哩？

嗯……陈孝贤沉吟着说，你说你在何家阳坡下过工作组……

就是，我在何家阳坡下工作组蹲过半个月。

何家阳坡有个叫何乾的，不知你知道不？

何乾我认得嘛，那次去何家阳坡，就住在他家。

那是我表兄。

蒋组长惊讶了：表兄？他怎么是你的表兄？坐下，你坐下了说。

他娘是我的娘娘，亲亲的娘娘，我大的亲姐姐。

是吗？你们还是亲戚吗？那么你是……你是……哎呀，你先不要说，我想一想……蒋组长瞪着陈孝贤，一只手举在胸前，食指指着他，很快就又说，你……你是陈家大河的陈家，你大叫陈安荣，你的小名是芒芒？对不对？

陈孝贤惊奇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

我怎么不知道？你娘娘哭着跟我说过，你大1957年出了个事，你娘跳井了。你娘娘知道你进了孤儿院了，还叫何乾到孤儿院打听过，孤儿院说你叫人领走了，领到哪达去了不知道。你娘娘一说起你就哭，说陈家就剩下你一个顶门的了，还叫人领走了……哎呀，你原来在这达哩！你怎么不给你娘娘写个信呢？

陈孝贤沮丧地说，没打听嘛。我娘跳了井了，我哥跑到洮河混口去了，我领着小妹妹要馍馍去了……后来听人说我哥死在洮河工地了，家里没啥人了，我就再没心思打听亲戚了。

唉……

蒋组长长长地叹息一声，良久不语。陈孝贤又问：

蒋组长，你听没听我娘娘说过我大在哪达哩？还在不在……人世？

没有嘛，你娘娘光说过这样的话：你大到新疆服刑去了，再啥她就不知道了。

我大没给我娘娘来信？

没有嘛。

陈孝贤不说话了。蒋组长也不说话了，两个人就坐着。良久，陈孝贤说：

蒋组长，你睡，你睡，看把你打扰得觉都睡不成，都半夜了。

但蒋组长叫住了他：坐下，你再坐一会儿。已经晚了，索性再坐一会儿，我们说说话。你给我详细说一下你的身世——你咋进的孤儿院，又咋来了定西，到了上岘子？

那说起来话就长了，不说了吧？

陈孝贤说，说一下说一下。怎么，你还不放心我，怕我传出去？

不是不是，我一个农民，传出去又咋哩？我的身世，上岘子的人都知道。

那你就给我说一下嘛。那次在你娘娘家里我还问过，你大是咋判的刑，你娘又为啥跳井，你的娘娘也说不清楚。

那她说不清楚嘛。我大是地主分子，那时间天天批着斗哩，亲戚们都不敢来往，就怕沾光哩。

陈孝贤又坐在炕沿上了，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说：

蒋组长你靠墙坐好了，我慢慢给你说。我家的院子有个巷道，进门的时候先要进巷道才能走进院子。巷道很宽，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在那里盖了个油坊。解放后土地改革，把我大定了个地主分子，房子和土地都没收了，就留下了个油坊。把我们一家人撵到巷道里去了，油坊旁边有一间草房房，我们一家住在那里。后来高级社的时候我家入社了，油坊也入社了。那是五六年么五七年的事。我大心里不愿意，跑到社里去要油坊，说那是我们私人的。社里就说我大反攻倒算，抓起来判了四年刑。那时候我家里七口人，我大我娘一个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我。我哥比我大三四岁，我十一岁，我和哥还干不了活，全家的重担就都落在我娘的身上了，我娘的思想负担重得很。我记得我娘就没笑过嘛，就是一天到晚地劳动，还要给我们做饭，缝衣裳。后来到了1959年家里一点点吃的都没有了。那已经是冬天了，我记得下雪了，一天夜里，我娘拿了个筐，叫我拿上个扁担，说我们找些吃的去。我和娘走到岘口子那里了，队里的洋芋就窖在地边的坎子上挖下的窖里头，没人看。我们装了一筐洋芋抬上回家了。怕人发现，慢慢地走。洋芋窖到我家一里路，抬回来后没敢吃，——我娘说队里很快就会知道丢洋芋了，先藏起来，等搜查过了再吃——把洋芋藏进炕洞里了。果然第二天早上队长发现了路上的汤土和雪上有脚印哩，队长李建国拿着一根绳子来了。一个人来的，来了就审我娘，说你们偷了队里的洋芋！我娘说没偷，他就搜开了。一搜就搜出来了，就用绳子打我娘，要捆我娘。我娘挣扎着没捆成，他就骂：你们家是地主，剥削下人的，你们还敢偷生产队的种子！我把你抓起来哩，送到县上劳改去哩！他还骂我娘：你男人服刑去了，你还不老实，你找死哩吧！

队长骂的过程当中我娘走出去了，不知做啥去了。队长等了一会儿，问我：你娘做啥去了。我说不知道。他等一会儿等不住了，就走了；临走还跟我说了一句：明天开社员大会，斗争你们！

那天我哥不在家，就我在家，还有一个小妹妹。队长走后我就到处找我娘，找不见。我到山沟沟山坡上都找了，心想我娘会不会拾地软儿去了，可是到处也找不到。天快黑的时候我走到家门口了，到水窖上看了一下。我家门前的麦场边上有个水窖，那是解放前挖下的，专门收集麦场上的雨水的。那个水窖原先是我们一家人吃水，土改后也成了大家的了，大家都吃那个窖的水。我那时候心里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担心我娘出啥事了。我走到窖跟前一看，窖口上有溜了土的印子，还有手在雪上抓过的印子。我的心咚咚地跳开了，趴在窖口上往下看，七八米深的水面上漂着个人影子。我急了，叫了几个亲房哥捞人，把我娘捞上来了。我娘穿的烂衣裳，人已经泡胀了。家里什么也没有，亲房哥们就把我娘放在一扇门板上抬出去埋了。当天就埋了。我娘下场之后，哥哥一看家里没人管了，没法过了，就跑到引洮工地去了。那时间听人说洮河工地有粮吃，只要劳动就管饭。我娘下场前家里就没吃的，我的两个弟弟饿死在炕上了；吃树皮把不下来，大弟弟先死了，小弟弟后死。那是一天刚天亮的时候，我和小弟弟睡在一起，醒来后一推弟弟，不动，我说，娘，可能来娃死了。我小弟弟叫来娃。我娘哭开了。哭了一会儿，叫个亲房抱出去撇了。小弟弟死时八岁。

家里剩下我和小妹妹了。我和小妹妹白天在场上刨草垛底底拾麦颗颗，晚上睡在冷炕上。哎呀，冻得睡不着呀，我不会添炕，小妹妹冻得光哭。这么过了两三天，隔壁分下我家房子的一个老奶奶进来了，说，娃娃，你领上妹子要馍馍去，你蹲在家里饿死哩。我就领上小妹妹要馍馍去了。

到处都在闹饥荒饿死人，走到哪里都要不上吃的。有时人家给上一点吃的，也是谷衣炒面，或者草根根煮下的苦汤汤。记得只有过两次人家给过正经的吃食：一次是一个老奶奶给了两个洋芋，还有一次，一个大妈给了我们一人一碗莜麦面的拌汤。晚上没地方睡觉。小妹妹那年才六岁，小妹妹瘦得皮包着骨头，到谁家找住处谁家都不留，怕我和小妹妹死在人家家里。我们只能睡在人家麦场的草垛里。天气越来越冷，已经是腊月了，我和小妹妹只穿个破棉袄和单裤单鞋。

我们要了几天饭，有一天要到公社所在地上店子了。站在一个房子盖得很好的院门口，我不停地喊，大奶奶，给上些吃的。喊了有十几声，出来个妇女要撵我们，但是刚说了一声去去去，你们要饭要到公社来了……突然又叫起我的小名来：芒芒，你怎么到这达来了？原来那妇女是我们上岘子村的人，在公社给干部们做饭哩。我娘没了……我把我娘跳井的事情说了，那妇女进去拿了两个糜面的碗坨子出来给我了。因为小妹妹受的罪大，那两个碗坨子我就给了小妹妹一个，另一个装在我从家里出来时拿上的一个抽抽里了，想给小妹妹存着。小妹妹真是饿极了，接过碗坨子站在路上就啃着吃开了，但是碗坨子将将吃完，小妹妹就说肚子痛。痛得还急得很，坐在地上不能动了。我当时急了，抱着小妹妹走到麦场上，放在一堆麦草上，叫她躺着晒太阳。我说我给你揉揉肚子，可是将将一揉肚子，她就痛得叫起来。我不敢揉了。小妹妹痛得脸色变了，像石灰一样，一会儿就断气了。

我没主意了，不知道咋办才好，就跑回公社门口去了，喊那个妇女。那妇女听说小妹妹死了，也惊呆了，脸色都变了。她说，可能吃得太猛了！然后她又说，芒芒，你快走吧，不要在这达站着了。我给你的馍馍是偷着拿出来的，没叫干部们知道，干部们要是知道我给你的馍馍把你妹妹吃死了，还不把我抓起来吗？不得叫我抵命吗？

我妹子怎么办呢？我听说妹子的死亡要给好心的妇女带来灾祸，更是慌张起来。

那妇女说，你赶快走，离开上店子；你妹子你也不要管了，小心人家看见你。

当时我慌慌张张离开了上店子，也没敢去看小妹妹。

又要了两天馍馍，我就回家了，回到陈家大河了。我想与其要不上馍馍，还不如回家吃谷衣吃树皮去，夜里总还有个睡觉的地方。但是回到家中一看，我离开时锁上的大门叫人撬了，家里的啥啥都叫人偷光了，毡呀，席子呀，锅呀水缸呀。没办法，我就又出门要馍馍去了。这一次我翻过华家岭到会宁去了，会宁能要上吃的，会宁的情况比通渭稍稍好些。

说到这里，陈孝贤结束他的故事说，后来，第二年正月里，我叫会宁的收容所收容了，送回通渭了。通渭的收容所在西关里，我在那达住了几天，一辆轿子车接到定西儿童福利院去了。福利院那时在物资局的院子里。

后来呢？你怎么又到这达来了。

陈孝贤说，在物资局蹲了一年，我上学了，上了一年级。一天来了个上岘子的人，找到我们班主任肖延龄，说是想领个娃娃。肖延龄跟领导说了，领导同意，肖延龄就到我们宿舍来，问你们谁愿意给这个人当儿子去。我说我去。我那时已经十五岁了，孤儿院吃不饱，我想到他家里总能吃个饱饭。我就拿了个茶缸子和小勺勺到了上岘子。

上岘子的这个人叫郑海山，也是1960年一家人饿死了，和另一个妇女合成一家人的；那个妇女是男人和儿子饿死了，带着一个丫头。到了郑家一开始好着哩，可后来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对我不好了，饭也不叫我吃饱了。过一段时间又把我领回孤儿院了，说不想要了。孤儿院的领导说，那就回来吧，甭去了，可我说我不回来，我能自己生活了。

这次回到上岘子，我就到队长景有福家里去了。队长你今天见了嘛，那人好得很，叫我住在他家吃在他家。我在队里劳动，挣的工分分的粮食都给他家。就这样过了一年，有些人说闲话，说景有福家养了个长工。他避嫌哩，就跟我说，娃娃，你到李正海家去吧，李正海想领个儿子顶门哩。我就到现在的这个家了。李正海——就是我的养父——一家人也是1960年饿死了，就剩了他一个人。他也是找了个男人饿死了的媳妇，就是我现在的养母。养母也带来着一个丫头叫李秀英，属鼠。我在这个家里一边吃饭一边劳动，这丫头给我们做饭。那时候我当饲养员着哩，住在牲口圈里，每天回到养父母家吃饭。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年腊月里，养父把我和李秀英叫到一搭儿，养母也在跟前，养父说，你们两个人都长大了，我的想法是你们成个家，我们四口人就在一搭儿过，你们同意不？我说同意，李秀英也说同意，就定下来腊月里结婚。养父当时还说，养下头一个娃娃了姓李，如果是儿娃子的话，给我李家顶门，再养下的就姓陈，给你们陈家开门，不管是男娃娃女娃娃。我说好。

不几天就结婚了，养父养母给我们准备了两床新被子，一片毡，一个单子。准备了酒席，庄里来人了，拜了天地入洞房。没啥讲究。结婚后秀英对我好，生了两个娃娃，老大儿子，姓了李，老二是丫头，姓陈了。

陈孝贤讲完了自己的身世，蒋组长问，你现在的日子过得咋样？陈孝贤回答，好着哩，养父养母老了，干不动了，我和李秀英劳动着哩。吃的紧张，但也过得去，比1960年好多了，总是饿不死人嘛。现在我就是想我大，不知道我大的情况咋样了，活着还是下场了……

蒋组长第三天早晨就离开了上岘子村，临走对陈孝贤说，我回到单位就给何乾写信，叫他看你来。过了二十多天，何乾还就来了。何乾的身后跟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一看见陈孝贤就泪如雨下。

老大难

甘肃生产兵团始建于1964年，它在初创时期曾经明文规定：初到农场的知青（包括1968年以后来到农场的知青）三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不准探亲。但是到了七十年代，领导发现许多大龄知青成了老大难——许多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岁左右的知青，还在打光棍。原因是知青中男多女少。这个问题成了制约农垦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没有家庭的人不安心边疆建设总想着回城市。为此，兵团出台了一个解决老大难问题的政策。凡农场知青——不论男女——能从外地找到配偶的，其配偶可以调来兵团农场并转为正式农业工人。这项新政策的确使不少“老大难”受益，我的好朋友王斌就是其中之一。

王斌是来自定西专区孤儿院的孤儿，已经二十五岁，还没有女朋友呢。我曾经说过他：你是想打一辈子光棍呢，还是不安心河西建设想回你的定西呢？他听了我的话苦笑着告诉我，他刚到农建十一师十一团——原靖远五大坪农场——不久，通渭县老家的亲戚就张罗着要给他说媳妇，他告诉亲戚，农场有个三不准。而调到玉门镇饮马农场工作之后，这边的女青年看不上他。听了他的话，我同情地点头。还真是这么回事，他在定西孤儿院读过五六年书，但始终没升到小学三年级，不光是城市来的女知青看不上他，就是孤儿院来的姑娘对他也不屑一顾。他不光文化水平太低，相貌也不及——又瘦又小，对姑娘们没吸引力。

他在场部赶马车，经常给我们商店拉货，我认识他几年了，知道他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1958年，引洮工程上马，他大被生产队派往引洮工程的渭源工地劳动。这一年的六月全家人进了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吃饭，家里不叫冒烟，队长叫把粮食交到公共食堂去。他大当时三十出头，是农村的积极分子，上边叫往食堂交粮，就一颗粮食也不剩地都交出去了。当时爷爷说，家里还是存下几斤吧，防备荒年。他大说，都人民公社化了，吃饭不要钱了，就要过上共产主义的日子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能闹灾荒吗？真要是天旱了，冰雹打了，国家的火车的一声吼，粮就拉来了，你还怕没吃的吗？粮食交到食堂，他大就上引洮工地去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年没旱没涝，人却饿肚子了：劳动力都上洮河去了，炼钢去了，粮食淌到地里了，洋芋也烂在地里，国家还要收公粮收征购粮，食堂没粮吃了，只是煮些麸皮汤汤叫大家喝，国家的返销粮不见影儿。这样的日子凑合到1959年夏季年老体弱的奶奶就饿死了。

他大也从洮河工地跑回来了。原因是民工吃的粮食供应不足了，民工们也吃不饱了，面黄肌瘦干不动活了。由于他大是跑回来的，队长还不给他大汤喝，他大就只好匀着喝家里人的那份糊糊汤。这无疑是给挨饿的一家人雪上加霜。他大回来后队里还连续批斗，炒豆子。结果他大的内脏叫人打伤了，从此一病不起，旧历九月份食堂停火的第三天就去世了。

这时家里就剩下爷爷、娘、两个妹妹和王斌自己了。接着更大的灾难就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他大去世后一个月，大妹妹就殁了。那时全家人吃树皮吃谷衣，填肚子。吃这些东西肚子胀得很大，排泄不下来，他和两个妹妹解手的时候，娘拿筷子一个人一个人往外掏。一天下午，娘正给他掏着呢，大妹妹说她的肚子也胀得不行了；娘说自己把去，大妹妹就去茅房了。天黑要睡觉的时候，娘说，芹芹这半天哪去了？找来找去，在茅房里找到了：大妹妹在一堆灰上趴着，已经硬硬的了。娘抱着大妹妹哭了一场，用一团豌豆草裹上抱出去撇在山沟里了。他们家乡的习俗是未成年的孩子不能起坟，要叫自然腐烂或者被动物吃掉。那时候爷爷已经外出讨饭去了。娘把大妹妹撇了之后就像是魔障了，除了挖草胡子、拾地软儿给他和小妹妹拾掇吃的，就痴呆呆坐着，经常自言自语：不得活了，咋办呢……结果又出事了。

大妹妹殁了之后半个月的一天早晨，他醒来后发现娘不见了，五岁的小妹妹也不见了。

他好奇怪，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娘还在煤油灯下给他补棉裤哩，半夜里他醒来一次，还问过娘一句：娘，你咋不睡呢？娘说了一句你睡你的，他就又睡了。

他以为娘早早儿就带着妹妹挖草胡子或者撅蕨菜秆秆去了，找吃的去了，就在炕上坐着，等娘回来。

太阳已经西斜了，娘还没回来。他等得焦急了，肚子也饥饿难忍了，就穿上鞋走到门口去看。从大门口往巷道的两头看，没有娘的影子。他又往村口走去。

在村口，他遇见了要出门拾地软儿的段家大娘。大娘问他：土宝宝，你做啥去？他没事的时候总在土堆上玩，搞得土头土脑的，人们就在他的乳名前加了个土字。他回答，段娘，你看见我娘吗？段家大娘脸上显出疑惑的神情：土宝宝，你找你娘咋哩？他说，我娘一早就出门了，不知上哪了，饭时候过了，还没回来。段家大娘说，土宝宝，你不要等了，你娘回不来了。他有点疑惑，说，我娘哪去了？咋回不来了？段家大娘说，我的娃，你娘没给你说吗？她到旁人家去了，再不回来了？你快家去吧，不要等了。他更不明白了，说，我娘到旁人家做啥去了？她咋就不家来了？段家大娘说，瓜娃子，你娘给人家当媳妇去了，再回不来了。你快家去，找你爷爷去吧。

听说娘给人家当媳妇去了，他一下子就怔住了，继而大哭了起来。这不是天塌下来了吗！

王斌跟我述说往事的时候我问过他：以后你就进孤儿院了吗？他说没有，那时还没有孤儿院，我跟着爷爷过。我们家就剩爷爷一个大人了。爷爷还靠不住，爷爷那时候已经不在家了，他自己讨饭去了。我娘走的那天，爷爷就在外头讨饭，没在家。我爷没有走远，就在通渭县城里讨饭，过上十天八天回来一趟。回来也指望不上，全通渭都挨饿呢，他能把自己混着饿不死就不容易了。不过也有时候拿回一个两个洋芋来给我吃，住一夜第二天就又走了。我问，那你怎么过日子？回答，村里的人看我孽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吃。我娘走的那天，我回到家哭了一场，就到麦场上拾麦颗颗去了。我问他：以后你见过你娘吗？回答，见过，我娘改嫁的人家就在我们村里，有时在路上就遇到我娘。我觉得惊奇，问他：你们在街上经常遇到呀，那见面时怎么办呀，你叫娘吗？他回答叫。我问你娘什么态度？他回答，我娘看见我就叫我问我吃饭了吗，叫我到那个家去。我不去。我娘就哭。我妹子也叫我，我也不去。我妹子小，瓜着哩。我问，你怎么不去呢？他回答，我爷不叫去。我爷每次讨饭回家来都跟我说，你大没了，你娘就跟了人家，不要你了，是个没良心的人，心狠，没情没义。你见了再也不要叫娘，不认她。我觉得我爷说得对。我说，那你还叫娘呢！他说，忍不住嘛！我娘见了我就喊宝宝，我躲，她就追，追上了问，爷爷回来了没，爷爷讨上饭了没，给我吃不给。我要说爷爷没讨上饭，她就哭，就叫我去那个家。我不去，她就哭。有时候一看见我就哭，一句话没说就哭。有时候哭得我也心酸，但我不哭。我说，你应该去嘛，你去了你娘能给你点吃的。他说，我不去。我恨她，她狠心不要我了，我还到她那个家去吗？我要有志气。

我还问过王斌：你娘改嫁的那个男人家庭条件好吗？他回答，好一点，但也不怎么样，就是饿不死人呗。那男人是光棍，四十岁的样子，家里没负担，能把我娘我妹子养活了——大男人，总比妇女有办法一点儿。

我还问过王斌：你娘到你家来过吗？他回答，不来。我们农村的风俗，跟了旁人的妇女不能去原来的婆家，去了人骂哩。

我记得还问过一些问题：你娘旧历腊月改嫁，到你进孤儿院，还有两个月——通渭县成立孤儿院据我了解是到了1960年的旧历正月底二月初，这两个月的时间，你怎么活过来的？据我了解，这两个月政府没发放过一斤救济粮。

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村子里有十几个娃娃抖麦草。我们把生产队麦场上麦草、豌豆草、谷子糜子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一个亲房二叔找我来了，说榜罗公社有个儿童孤儿院，收娃娃的，我领你去，看人家收不收你。我跟着二叔去了，二叔跟人家说我大饿死了，娘改嫁了，爷外出要饭了……人家把我收下了。

王斌在榜罗公社孤儿院生活了两年。这两年中吃国家的救济粮，一天半斤。到孤儿院第二年，孤儿院给孤儿们发了课本，有老师授课，但他饿得心急，课堂上坐不住，经常跑到街上去找吃的。有时候混到粮管所给各大队和生产队发放救济粮的地方，偷着吃政府从外地调拨的红薯干，有时在街上拣别人扔掉的西瓜皮吃，看见别人扔掉的桃核，拾起来塞进嘴里嗍别人没吃净的果肉。只有过年的时候，二叔来孤儿院接他回王家岔村住两三天，和爷爷见个面，然后又回到孤儿院。两年后榜罗公社孤儿院的孤儿合并到了通渭县孤儿院，这时供应的粮食多点了，但还是吃不饱。在通渭县孤儿院一待就是三年，但他连三年级都没升上去，就因为肚子饿，没心思学习。1965年通渭孤儿院撤消，他到了定西专区孤儿院的靖远河靖坪分校，半天劳动半天上学。这时口粮增加到一月二十八斤，但仍是饿得难受。到1967年1月被农建十一师十一团招工，才吃饱了肚子。兵团农工的口粮是四十五斤。

在通渭县孤儿院，他回过一次家，也是二叔来接他去过春节的。从榜罗公社回过两次家，两次他都躲着没见娘。他从心底里就不愿意见她。两次回到家中，爷爷总是耿耿于怀地对他说，他娘坏良心了，他大去世才一个月，就把娃娃撇下走了，差点把王家搞得断了香火。他倒是没想过什么香火不香火的事，他想的是娘不管他了，他连谷衣、荞皮都吃不上了，差点饿死。他去拣麦颗子，差点叫塌下来的麦草压死。他晚上睡觉，炕是凉的冻得他睡不着觉，挨不到天亮。受的那个罪！所以这次从通渭孤儿院回到家中，他依然不愿见娘。倒是娘想见他。初一的那天，他给村子里几位从1960年的大饥荒中活过来的并且当年给过他一勺汤一口谷衣炒面的老人拜年——他已经十四岁了，知道感恩了。当他在村口的段家大娘家拜年时，段家大娘问他：你不看一下你娘吗？他果断地说不去。段家大娘说，土宝宝，你的娘可是没忘了你呀。不管哪一次说起你都淌眼泪。他对段家大娘说，她还知道淌眼泪？知道淌眼泪，那时间把我撇了！段家大娘说土宝宝，我的娃，还有儿子跟娘记仇的吗？你知道不知道你娘当年走的时候想把你也带走的事吗？是你爷和二叔不叫你娘带你的，说她把你带走，王家就没后人了。

段家大娘说着话，就打发她的小丫头说，去，把你土宝宝哥哥的娘叫来，就说我叫她的，到咱家来。土宝宝，你们娘母子就在我家里见上一面，不要叫你的爷爷知道。知道了那老汉还骂我多管闲事呢。

王斌说，不要叫，我不愿见她。但段家大娘的小姑娘已经一溜烟地跑走了。于是他站了起来说，大娘，我走了。他确实不想见娘。他知道感恩了，但他的爱憎也更分明了：他恨娘，娘抛下他到旁人家去，不仅是不爱他，也是对大的侮辱。他嫌难看！但段家大娘拉住了他的袖子说，土宝宝，你听大娘说句话：你娘昨晚上就到我家来了，她前天就知道你回家过年来了，她叫我给你传个话，她要请你哩，请你到她那达吃一顿饭去。他使劲儿挣开了段家大娘的手，大声说，不要拉，大娘你不要拉，我不见她，我也不吃她的这顿饭。我没饭吃的时候她不管我，我现在有饭吃了，她叫我吃顿饭去！我缺这顿饭吗？你告诉她，我不认识她这个娘，她早就没这个儿子了！他拉开门噔噔地走出院子，又噔噔噔地向自己家走去。

但是，他走过段家大娘的院墙，拐上去自己家的街道时，他娘已经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出现了。他娘急匆匆地朝他迎过来，他已经避不开了。他站住了，略一踌躇，便朝着身旁的一个巷道走去。他想躲开娘。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很熟悉的这个小巷道在他去通渭的两三年里被这里的人家堵上了。他走了一截，突然发现这是个死胡同。情急之下，他去敲一家人的院门，他想进到人家的院子去。然而门还没开，小脚女人奔跑时特有的那种咚咚的脚步声已经响到他身旁了。他从小就听惯的那个亲切的嗓音带着哭声说：

宝宝，我的娃，你就这么恨我吗？连见也不想见我？

他没回答。他背对着娘，继续敲门。娘继续说：

我的娃，我知道你回来了。你已经两年没回家了，我想，今年你一定要回来一趟。我等呀，等呀，把你等回来了。走，家里去，我把面都擀好了，到家里吃一顿饭去。

他仍然不说话，面对着院门，低着头。他已经听见院子里有人来开门的脚步声了。

走呀，到家里吃顿饭去呀。娘又说。

但这时那个院门哗啷一声开了。开门的是他熟悉的一个出了五服的叔叔。叔叔看见他说了一声呦，土宝宝来……而叔叔一句话还没说完，他就走进院去，把门从里边一关。他隔着门大声说：

谁稀罕你的一顿饭！

门外传来他娘呜呜咽咽的哭泣声。

……自从那次见过娘之后，王斌已经十年没回过老家了。他来到饮马农场也已经五年了。他在场部直属一连当农工，种地，浇水，收割和播种，后来又赶马车。他跟我说过，他一点也不想老家——通渭县榜罗公社王家岔村。

但是，1974年的冬闲季节，王斌请假回故乡去了一趟。临走之前，他来商店买点东西。他隔着柜台倾着身体伸长了脖颈，把嘴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能不能给我扯两套衣裳的凡尔丁！凡尔丁是这几年的时兴的化纤面料，不如毛料的华达呢贵重，价格一米十几元钱，但做裤子穿又结实又洒脱，还不起褶，就像是毛织面料。是农场干部们最爱穿的面料。我们商店从兵团的批发站进货时有配额的，一次才进一疋也就是三十几米。这一疋凡尔丁进来之后要给场部的干部们留出一多半，剩下的平均分配到几个连队，下一次再进来一疋再分到另外几个连队。一个连队一年就分上一两次三四米，只够两三个人做裤子的，根本就轮不到连队的农工头上。现在他却要一下子买两套衣裳的！一条裤子一米二十厘米，上衣要一米四五十厘米，两套就是五六米呀！我说他，你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给丈人和丈母娘买的！我惊了一下：找下媳妇了？他说不是解决老大难吗？我二叔请人在老家的牛家大湾说下了个姑娘，过春节回去相亲，顺利的话，过完年就领回来。我替他高兴，便冒着被商店主任批评的风险给他扯了五点五米。当然，为此我克扣了下边几个连队的分配指标。

他还买了三丈平布，不知他从哪儿找来的那些布票。他说平布便宜，是给未来的媳妇家的其他成员的礼物。

过完年他领回来了一个土得掉渣的姑娘，但身材和脸蛋漂亮至极，农场里六十年代来的女知青无人可以匹敌。那姑娘才十八岁呀，刚够领结婚证的年龄。回到农场他来商店看我，还掏了一把糖给我。我也表示了对他的祝贺，说了几句鲜花插在牛粪的笑话，然后就问他：怎么把人家姑娘骗来的？他详细地跟我讲了说媳妇的过程：一到家，二叔就把媒人叫来了，媒人说，相亲要准备四百元的礼钱。四百元的礼钱拿不出来，事情就干蛋！没相！爷爷七十岁了，多次写信催他说媳妇，这次看他真的要说媳妇了，便坚决果断地说，那就拆房子，卖椽子！但他不同意，说，见完丈人再说。于是在媒人的带领下去了牛家大湾，见丈人。丈人问，你在哪里工作？他回答在玉门镇。问干什么工作？回答种地。问一个月挣多少工资？回答，要说挣钱，一点情况没有，一月才二十几元，将将能吃口饭。丈人听他这样回答，说，好，好，你这个人说实话，不胡吹冒聊，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接着丈人又说：你把你的情况细讲一下。他就说，我从小就没爹没娘，在孤儿院长大，现在一个月挣二十几元钱，一级农工。我把你的姑娘领去，领导安排个正式农工，也就是二十几元的工资，也将将能吃个肚子。媒人说你们要四百元钱，我是办不到的，你们看这事怎么办？丈人没直接回答我，而是把脸转向媒人：这娃娃的家境不好，可怜巴巴，但为人老实，是可靠人，事情就这样办吧，我们不要他的钱，叫他把姑娘领走吧。不过这事情是要姑娘同意才成哩，叫姑娘看一下你，你也看一下姑娘。看姑娘就是吃饭的时候叫姑娘给我们上饭，姑娘就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姑娘。回到家中，媒人问我同意这门亲事吗？我说同意。媒人说，丫头同意，你也同意，这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正月十五二叔陪着他去了丈人家，把一套衣裳的凡尔丁给了姑娘；姑娘不要，给她妈了。三丈平布给了丈人，说是给丈人家一人一件衣裳的礼物。这天就把姑娘领回家了。又过了三天，就回农场来了。

王斌花了不到二百元钱娶个媳妇，我替他高兴，但有件事如骨梗喉，不吐不快——我问：你这次回家娶媳妇见你娘没有？

他回答：

把媳妇领回家里，我就跟爷爷说了，我要看一下娘去。爷爷不同意，说饿死人的年头你娘把你撇了，跟人走了，娘母子的情早就断了。你看她做甚？我跟爷说，爷，我是我娘养下的，不是石头缝里憋出来的，我娶了媳妇，不见我娘情理不通。爷不出声了。过了一天我就去我娘的家了，拿着那一块凡尔丁的料子。我临回家买了两套衣裳的料子，当时没跟你说，一套就是给我娘的。十年没见我娘了，我想了很多，娘千错万错，一件事没错，她养下了我，她就是我娘。这次回去我要认我娘。进了我娘的家，我叫了一声娘，我说我看你来了。我娘正在院旮旯里喂猪，看见了我，听见我喊她，啪哒一声，手里端的猪食盆掉在地上了。接着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接着又蹲下了。我娘哭的声音太大了，哭得站不起来，惊动了她到那家后生的娃娃；娃娃们都出来了，那个男人也出来了，站着看我；大儿子去拉我娘，说娘不要哭啦。我娘还是哭，哭着说，这是你宝宝哥，你们不认识吗？叫哥！我娘改嫁后生了两个男娃一个女娃，三个娃都叫我哥，然后就把我娘搀起来了，进了房子。在房子里，我娘的眼泪擦不干，说不出话来。那个男人就说，你娘知道你回来了，也知道你娶媳妇了，想去看你，又怕你不认。这时候我也哭了，我哭着说，娘，那时候我小，不懂事，伤了你的心了。事情全怪我，你不要哭了。娘又大哭起来，哭着说，娃娃呀，不怪你，怪娘，全怪娘呀，娘后悔了一辈子，可又没办法……我娘哭呀哭呀，哭得止不住，我也大声哭了一场。等到娘哭罢了，我也哭罢了，我跟娘说，明天我就要回去了，今天你到那边过去一下，看一下儿媳妇去。我娘去了。我娘进门没去上房，直接进了灶房。她不好意思见我爷。我爷也没出来见她；我爷的思想还转不过弯子来，不愿意见她。那时我二叔一家人和爷住在一搭，二妈正好在灶房做饭，二妈跟我娘说，大嫂子你先坐下。今天宝宝结婚，来客人哩，我顾不上你，待完客我们再说话。我娘听说待客，袖子一挽就帮着二妈做起饭来，收拾这，拾掇那。我说娘，你不要忙了，今天你是婆婆，媳妇要见你哩。说着话，我把媳妇叫来了，对她说，这是我娘。媳妇叫了声娘，就要跪下磕头，我娘拉住了，没叫磕，又哭起来。哭了一阵，她从胳膊上抹下来一个银手圈，套在媳妇的手腕上说，丫头，我也没有啥给你的，这是宝宝他爸给我买下的，旧的，你戴上吧。

这一天我娘一会儿难过，一会儿高兴，在我家待了一天。晚上吃完了饭，看院子里没客人了，才回那个家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往公路上坐班车，要到通渭城里去赶长途汽车，天不亮就起床了。刚起床，就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我娘进来了，手里提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我说娘，你拿鸡蛋做啥？娘说，娃娃，这是家里攒下的几个鸡蛋，你们上路吃。说着话，她又从怀里掏出来一沓子钱塞在媳妇的手里：丫头，娘穷，就这几十元钱给你，你扯件衣裳穿。钱我没叫媳妇拿，鸡蛋我收下了，我们就回来了。

1979年知青返城，我也回城了。今年，我又回到饮马农场旧地重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近年来，总是想起河西走廊，想起夏季绿草如茵的原野，也想起冬季里飞沙走石尘土飞扬的戈壁滩……我想，再回去看一眼吧，老之将至，过几年可能就去不了啦。人都说这叫知青情结，就算知青情结吧。我又见到了王斌，老了，原先长的娃娃脸，现在前额上有了很深的抬头纹。身体有点发胖了，肚子往前挺着。七十年代中期，他以老大难找的媳妇也不那么水灵了，但身材还是那么好看，见了我还是那么羞涩。老朋友见面格外亲切，他叫我到他家吃饭，喝完了一瓶饮马农场生产的饮马大曲。饮酒之际，他告诉我，1980年他回过一趟通渭，和媳妇去看丈人丈母娘，也去看了他娘。他说，那年进了娘的家，他娘擀的臊子面。他和媳妇在娘那儿住了三天，娘高兴得很。那年他的儿子五周岁了，名字叫田田。他娘抱着田田满村子转，逢人就说，看，这是我的孙娃子！名字叫田田！

那天王斌还跟我说，我去看娘，那个男人对我也热情得很，跟我喝酒。喝酒的时候，娘在一旁哄孙娃子玩，我就问娘：家里咋的个相？我娘说好了，吃饱了。娘又问我：你那里咋个相？我说好着呢。娘说，好就好。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

后来还回过两次老家，一次娘给那家的小儿子娶媳妇，一次是嫁姑娘。嫁姑娘的那次，我提出要把娘接到饮马农场来，想叫娘在这里养老。可那家的儿女们都反对，说你把娘接走了，人们说闲话呢，说我们不孝顺娘。没接成。

为父报仇

1972年的春季，我们商店的百货门市部要调个营业员进来，原因是有个女营业员结婚要调到师部商店去了，她对象是师部汽车连的司机。为调人的事商店党支部还开了一次支委会，指导员问我和另外几个支委：你们看刘勇行不行？我们说行呀。

刘勇是农场直属连的一个班长，定西孤儿，人很老实，还有见义勇为的事迹。那是一天中午，十二连的一辆马车从场部门口经过，马突然惊了，顺着马路狂奔起来，而前边正好走着一队刚刚放学的小学生。驭手吓坏了，远远地跟在车后边跑边喊，闪开闪开！但是有两个小学生吓傻了，呆呆地站在路中间。眼看着就要出事，路边闪出一个人来。他是刘勇，收工后来商店买了盒香烟，一个人在路上走。见情况危急，他挥舞着手中的铁锨迎了上去，把铁锨向拉套的梢马砍去。梢马猛地往路边闪去，但后边的辕马来不及躲闪撞翻了他。没有发生大事故，那是一辆空车，车轮从他的腿上轧过，一条小腿骨折。三个月后他从师部中心医院归来，腿有点跛。就因为他这种欧阳海式的英雄行为，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调进商店几天，党支部就指定我重点帮助他，准备发展他入党，所以我很快就了解了他的家世：他出生在通渭县李家堡乡一个叫马家岔的村庄里。出身贫农，家中原先有八口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母哥嫂侄女和妹妹都饿死了。他是在县孤儿院长大的，1965年到了靖远县河靖坪孤儿院，1966年又从孤儿院参加工作到了五大坪农场，1969年战备时随场迁移到饮马农场来。他尤其详细地跟我讲述了母亲饿死的过程：那是春季的一天黄昏，他母亲在炕上躺着，叫他把炕点上。他说那都是四月底五月初的天气了，已经不烧炕了，但母亲说冷。家里没有添炕的东西了，他是跑到生产队的麦场上偷着抱了两趟麦草点炕的。点完炕进屋，他发现母亲在炕头上趴着，头垂在炕沿下头，口吐白沫，披头散发。他那年十二岁，不懂母亲出什么事了，喊娘。但娘不应声。于是他跑去叫哥哥。那时候他父亲已经去世几个月了，姐姐也出嫁在另一个村庄居住，只有哥哥和他们在一个村子生活，也成家另立门户了。哥哥和嫂子在村庄的另一头居住，他找到哥哥后说，我叫娘娘不答应。哥嫂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跑来之后给娘换上单衣，把娘从热炕上抬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叫了两个人来用席子卷起放在一块木板上抬到院子后边的山坡上挖了个坑埋了。因为饥饿无力挖了个不大的坑，木板放进去后还有一头露在外边，只好多铲些土盖上了。

然后哥和嫂子把他和小妹妹接走了，妹妹那年才六岁。哥哥家也没粮吃，一家人就挖苦苦菜吃，铲苜蓿煮汤充饥。过了一两个月，小麦成熟了，队里食堂又开伙了，一人一天四两粮食，但吃了时间不长，又没粮食了，队长就把他和妹妹送到通渭县孤儿院去了。是一头毛驴驮着两个筐子，筐里装了些麦草，他和妹妹分别坐在两个筐子里。那天送孤儿院的还有两个孤儿，另一头毛驴驮着。走在路上，队长几次停下来看看筐子，看他们活着没有。

进了孤儿院两天，妹妹因为拉肚子被送到县医院去了，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妹妹。在孤儿院生活了一年，有一天孤儿院院长告诉他哥哥被判刑了，原因是他进孤儿院不久，嫂子饿死了，侄女也死了，哥哥偷了生产队的羊杀了吃肉，被生产队送进了通渭县监狱。哥哥不服，上诉，反而加重了判决，不久死于狱中。他在西关小学上学的时候，偷偷地跑去看过哥哥。他听孤儿院的娃娃们说，监狱里的犯人在城外一个地方劳动，早晨押出来，晚上押回去。一天下午他从学校里偷跑出来，跑到劳改犯要经过的路上等着哥哥。他果然看见哥哥和一队犯人走过来了，公安兵押着。他不敢叫哥哥，便唱起歌来，发出声音以引起哥哥的注意。他唱的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孤儿们进了孤儿院，阿姨们就教这支歌，说是党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要永远记住党的恩情，要记住社会主义的好处。哥哥听见他的歌声了，哥哥扭过脸来了，哥哥看见他了。但哥哥没说话，他也没说话。哥哥在公安兵的押解下一边看他一边走过去了，他也就回孤儿院了。又过了几个月，孤儿院的阿姨通知他哥哥已经死了。他没问阿姨怎么知道哥哥死讯的，他想可能是哥哥临死前要求监狱通知他的，也可能是马家岔的亲戚接到了哥哥的死亡通知又转告孤儿院的。他在马家岔还有个叔叔。

刘勇还告诉我，在孤儿院的时候，他就参加过一次工作：由于他学习好，又是孤儿中年龄比较大的，1962年被县政府要去当通讯员了，但是1963年政府搞精简又把他送回孤儿院了。

刘勇在商店干了一年多，党支部决定发展他入党——1973年5月叫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准备“七一”召开党员大会讨论他入党的问题。他在商店干得很好，对顾客态度好，又经常抢着干脏活累活。他除了当营业员，总是抢着到批发站去提货装货卸货，参加义务劳动，很积极。

但是，就在他填写志愿书的第三天，指导员突然把全体支部委员叫到他的办公室，脸上一副很严肃的神色，说，今天我们再研究一下刘勇的事情，看看能不能叫他入党。我和指导员的关系是很融洽的，我们是一起从小宛农场调到饮马场来的，在小宛农场他就是我的指导员。我对他的话不以为然，说，怎么啦老任，前几天不是研究过了吗？出什么事啦？指导员斜了我一眼说，坐下坐下，坐下说！我当时愣了一下，有点难堪，因为指导员从来没用过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待我坐下之后，他才说，你这个介绍人怎么当的，一年多了，对他的家庭问题一点也不了解。我怔了一下说，他家庭有什么问题，不就是父母饿死了吗？这有什么？孤儿院来的人。不都是这种情况吗？指导员嘴角上出现了一丝冷笑：看你说得多轻松？——不就是饿死了吗！是这么回事吗？他父亲是畏罪自杀！他参加工作当通讯员被退回来，是因为他对现实不满，对党有仇恨！指导员的话叫我大吃一惊，但我又说，老任，你这话有根据吗？说话可要负责任！看我有点着急，指导员便说了事情的经过：这天上午，他遇到了直属一连的指导员，随便说了一句要发展刘勇入党，一连指导员就问他：你们搞清刘勇的历史问题了吗，还有他的家庭？他说一个小青年，有什么历史问题？一连指导员就说了，他在五大坪农场就是刘勇这个连的指导员，那时候就听孤儿们说过，刘勇的父亲是畏罪自杀的，但他自己却说是被生产队长打死的；他当了县政府的通讯员以后在日记本上还写过长大了要为父亲报仇的话。县领导认为他对现实不满，是个危险人物，就把他退回了孤儿院。

听了指导员的话，我的心大为震撼：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如果问题真是这样严重，而我又介绍他入党，我可就犯了政治错误，可是不得了！我想了想说，我再去问问刘勇吧，把问题了解清楚。可指导员说，算了算了，我已经找组织科谈了，组织科长说立即派人去定西外调，因为直属一连也要发展两个孤儿入党。等外调回来，一切都清楚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指导员召集支委开会，说是“七一”就要到了，再研究一下发展党员的问题。然后他就把一沓纸放在桌子上，说，这是刘勇的外调材料，你们先传阅一下。外调材料是一位直属连孤儿和一位副连长——转业干部——搞来的，所有的外调材料都说明着这样一个问题：1958年农村搞集体食堂，社员们向生产队交出家中的存粮，刘勇家只交了一口袋谷子——一百多斤；1959年的秋季，生产队的食堂没粮食了，上级号召各家各户交陈粮，刘勇家一斤没交。有的社员揭发他家有陈粮，他家的灶房烟筒半夜时分冒过烟。生产队长召集社员开他父亲的批判会，叫他父亲交出粮食，他父亲不承认有粮食，回家后服毒自杀。还有通渭县革命委员会某干部的证明，说自己1962年时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看见过刘勇当通讯员时在日记本上写的内容：父亲是批斗会上被身为共产党员的积极分子打死的，我长大了要为父亲报仇。领导认为他思想反动不宜在要害部门工作，便以精兵简政的名义将他退回了孤儿院。支委们看完了外调材料后指导员问：大家看看，我们还要不要吸收刘勇入党？支委们沉默很久才发表意见，有的说刘勇隐瞒父亲的历史问题，且对现实不满，不能入党；有的说再考验一段时间，再研究他的问题。但我出于对孤儿的同情发表了这样一个意见：可能刘勇因为年龄小并不知道父亲是自杀的，所以从一个孩子的思维方式出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长大了要找这些人报仇的话。他这是针对个别人的，不是针对共产党的，也不是对整个社会有看法，仅仅是认识问题，而不是对现实不满。党支部应该找他谈一次话，把情况讲清楚，看他能不能正确认识父亲的问题。如果他能正确认识父亲的死亡问题，还是应该发展他入党。于是支部形成了决议：由指导员和我共同找刘勇谈话。

谈话以我为主，我恶狠狠地说刘勇：你辜负了组织对你的培养！整整一年了，党支部叫我重点帮助你，要吸收你入党，志愿书都填过了，但你对党组织不忠诚！我的话像棍子一样把他打蒙了，他一句话说不出来，脸色变得腊黄。好久他才磕磕巴巴说，我……怎么了？

我说，你隐瞒你父亲的罪行！你父亲把粮食藏起来不交，革命群众批判你父亲，你父亲畏罪自杀，你还记黑账，说长大了要为父亲报仇。你这是对现实不满……

我神色俱厉地批判他。我看见他的脸色变得像一张白纸，他怔怔地望着我。我接着说，你对现实不满就是对党不满，你是个危险分子，我差点叫你骗了！

他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泪水流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说：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他哭得伤心极了，大声地哇哇地哭，把我和指导员都吓了一跳，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等他哭声略有减弱，指导员才说：

你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个大小伙子像什么样子！

我说他：哭什么呀，是我冤枉你了吗？难道不是你对组织撒谎吗？

他还是哭，我们只好耐心地等待。等到哭声变成抽泣，他才说：

我是欺骗组织了，这些年真是欺骗组织了……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我说了实话，你们更加认为我说慌了，认为我对党不忠了……

指导员睁大了惊奇的眼睛说：哎，你这是什么话？你说吧，不要哭了，你把实话说出来吧。党组织是最公正的，党组织不会冤枉好人……

他又抹眼泪，然后才像是下决心一样地咬了一会儿嘴唇说，好的，我说实话，我今天说实话，我也不打算加入党组织了……我以前跟你们说，我父亲是饿死的，不是的，我父亲不是饿死的，但我父亲也不是你们外调材料上说的畏罪自杀的，我父亲是叫人打死的，是生产队的积极分子们逼粮打死的！

说到这儿，他瞪着眼睛看我，又看指导员。我和指导员没出声，他才又接着说下去：我家原来不是马家岔的人，我家原先是陕西人。那是民国十八年，陕西遭了灾，我爷爷逃荒到了通渭县李家堡公社的马家岔。马家岔都是姓马的，就我们一家姓刘，我爷爷给一个富汉家扛活。我爷爷给富汉家干了一辈子，富汉家给我爷爷几垧地，我们家在那儿住了下来。可是有一年干旱，我家的水窖没水了。父亲有一天夜里去一个马家的窖里担水，叫人家发现了，打得死去活来。不就是两桶水吗，把我父亲打得那个样子，我父亲就跟他们打官司。那家人打输了，给我父亲赔了看病的钱。后来——解放后——我姐姐长大了，那个马家的人看上了，请的人来说亲。我父亲没同意。这样一来马家就记下仇了。到了1959年秋天生产队从各家搜陈粮，马家的人就说我家有陈粮，把我父亲抓去批斗，叫把陈粮交出来。其实，1958年吃食堂以后我家把合作化以前的陈粮填补着吃光了，我家就交不出陈粮。结果几个马家的人就打我父亲，用牛鞭杆打，用顶门杠打。我父亲被打急了，受不住了，就说家里有粮。队长就领着人拉着父亲来我家找粮。把炕拆了，把灶扒了，把院子里的磨子掀了，用铁棒捣，用镢头挖，还是找不到粮食，就又把我父亲拉回去批斗，又打。父亲又受不住又说家里埋着粮哩，就又拉回来挖粮。这么几趟，结果，我父亲走在路上，倒在巷道里一个马家的门口上断气了。可他们把我父亲抬回来放在炕上，说我父亲是服毒自杀了，定了个藏粮不交的罪名，说是畏罪自杀。

听了刘勇的讲述，我身上一阵阵发冷，好久说不出话来。还是指导员比我有涵养，冷静地说，县政府把你送回孤儿院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说过长大了要向共产党报仇？

我是在日记本上写过报仇的话。我说我现在还小，没有能力，等我长大了，要往法院去告那几个打死我父亲的人，一定要为父亲报仇。我没写是要向共产党报仇，我写的是几个共产党员积极分子打死了我父亲，我要跟他们几个人报仇。

你怎么知道是谁打死了你父亲？

我姐姐看见了。那些天我姐姐回娘家住在我们家里。生产队把我父亲抓去逼着要粮，开批斗会，不叫回家，我姐姐给父亲送饭，他们也不叫吃。我姐姐看见他们拉着我父亲一路走一路打，我父亲跌倒在一个马家人的门口再也没有站起来。

刘勇父亲和他为父亲报仇的事情已经一目了然，我把脸转向指导员，意思是问他怎么办？指导员一口接一口地吸烟，良久才说：

刘勇，以你的说法，你父亲是被人打死的，但组织调查的情况是你父亲有粮不缴畏罪自杀了。你现在跟我表个态，你是相信你姐姐说的话呢，还是相信组织的调查和结论？

刘勇看着指导员的脸沉默了好久，他的眼睛又湿润了。他哽咽着嗓门说：

我相信党组织。

那你写个对父亲问题的认识材料交上来。指导员说。

“七一”前夕，党支部召开大会，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举手表决吸收他为党员。就是这天晚上，我提着半斤酒去了他的宿舍，表示祝贺，并且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了一些话。我说你那天跟指导员说那句话说对了，你要是说相信你姐姐的话，你就入不了党啦。我还千嘱咐万叮咛：以后不论是跟谁，都不能说你父亲是被党员积极分子打死的，说那样的话是要犯政治错误的。他满口答应。

入党以后的刘勇更加努力工作，兢兢业业，每年都评为五好战士，并被树立为我们师的先进标兵；到了1975年，他被提干当了我们商店的会计。

但是到了1977年，他却栽了个大筋斗。事情还是出在他父亲的问题上。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党支部召开党员生活会，农场组织科的科长突然出现在我们商店。生活会开始，指导员说李科长有件事要宣布一下。李科长说，我宣布党委的一个决定：免去刘勇同志商店会计职务，给以党内警告处分，调十三队当农业工人。我们全体党员都惊呆了，问刘勇犯什么错误了？李科长拿出一沓子信纸说，叫你们指导员念一下。

原来那是好几封刘勇写给通渭县检察院、通渭县法院的信和诉状，告通渭县李家堡乡马家岔生产队的队长和几名共产党员，说他们1959年冬季批斗和殴打他的父亲致死。他要求法院将几个凶手绳之以法。法院和检察院把他的信和诉状转回了饮马农场党委，并且还写了一封信。法院的信中说，刘勇告这几个人是反对三面红旗，是对现实不满，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这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希望饮马农场党委加强思想教育。

那天，李科长还当着全体党员的面批评了我们党支部的成员。他说，接到法院的来函，组织科查了刘勇的档案，发现他早就有为父亲报仇的思想和言行，但你们把他拉入党内？你们的政治素质怎么这么低！

指导员为此事向党委写了两次检讨，才过了关。

刘勇下放的连队在农场的最西边，离着场部十公里路，但是，有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来一次场部。来了场部就到我的办公室来喝水和歇息。他说，他是来场部邮局发信的，他说他的信不敢叫别人代寄，他怕带信的人把他的信交给农场领导。那是他写给定西地区中级法院和检察院以及省高级法院和省检察院的诉状，他还在告马家岔生产队长和积极分子。我劝过他：你告不赢，你还想找倒霉呀？他说，再倒霉能倒到哪儿去，我已经是农工了。我不相信能把我抓起来！

他告状还真产生了一点效果，1978年，省高级法院复信给他：你的诉状我们已转通渭县法院，此事你和县法院联系。县法院后来也寄信给他，说，你起诉的人我院作了调查，但因为年代久远，当事人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无法查清；再说这种事情是大跃进时期群众的过激行为，不宜追究个人责任，你就不要再纠缠此事了。

但他继续写信告状，他说打父亲的人还有三个人活着，他一定要把这三个人送上法庭，为父亲报仇。

1979年我就回城了。

回到城市二十年了，但是总想着河西，想着疏勒河和疏勒河畔的饮马农场。今年趁着五一长假来了一次重游。饮马农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场部盖起楼房了，连队的土坯房也都变成了砖房，有些人把房子装修得华丽和时尚，但是老朋友却很少，知青们基本都回城了，老职工大都退休，看见的都是生面孔，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

但是到农场的第一天我就见到了刘勇。我在招待所住下后向年轻的服务员打听还有那些熟人，问她知不知道刘勇？她回答：那是我们的财务科长。一打电话刘勇就跑来了，说话中我问什么时候离开十三队的？他说1981年就回商店当会计了。那一年纠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组织科把他的档案中的黑材料都清出来销毁了，把通渭县法院的来信也销毁了。后来又调到财务科工作。我问他告状的事结果如何？他说写了很多封信，县法院又回了封信，还是那个答复。他不甘心，平反那年回了一趟老家，他想找姐姐和叔叔了解当年积极分子打死父亲的情况，搜集证据，接着告状，但姐姐和叔叔说打父亲的四五个人死了三四个，就剩个队长了。队长还瘫痪了。他去队长家看看，队长的老伴已经去世了，儿子也分家另过去了，队长连饭也吃不到嘴里。队长得了一种怪病：身上的肉都烂了流黄水，臭哄哄的，苍蝇围着飞来飞去。他心软了，就再没有起诉。他说：

人算不如天算。

寻找弟弟

时近中午，魏志明乘坐的公交车经过冉家石滩平缓的田野，经过险峻狭窄的石峡，终于到达了碧玉乡政府所在地新城。他没来过这个地方，但他知道公路狭窄一边是牛谷河一边是巉岩千仞的地方叫石峡，那一片宽阔的川地叫冉家石滩。因为他已经从他的伙伴们那儿多次听说过这些地名。

新城是这辆公交车的终点站，车上走下来十几名旅客。旅客们很快就走散了，他们大都是这附近的农民，唯独魏志明下车后没动，站着看眼前的一座大山。这座山的山坡像一面屏风平平展展地立在他的面前。山坡还带些弧形，像一个人展开了双臂要拥抱他。近午的太阳正好从它的头顶上向他直射过来，炫目的阳光有点晃眼，他看不清山坡上的农田也看不清山坡下的村庄。只觉得山上山下郁郁葱葱，苍翠欲滴，绿成了一片。啊呀，这座山这么好看！他在心里感叹着。在他和这座大山之间是一片宽阔的河滩。河滩地上还种了几片荞麦开着红色的碎花。还有错落的庄廓和瓦房掩隐在柳树、槐树和白杨树的树荫里。一天前他离开饮马农场，饮马农场和河西走廊已经是初冬的景象了，万木萧瑟，白杨树的树叶都落光了，寒风掠过荒滩戈壁……这儿却依然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还是家乡的气候好呀！

老大大，这山是何家那坡吗？一个白胡子老汉从他身旁走过，他喊着问了一声。

就是。

那么刚才公交车从县城来的时候经过的一道山沟，两边都是石崖，那是不是叫石峡？

就是石峡。那老汉是匆匆走路的，他已经和魏志明错肩而过了，却又站住，转过身来看这个穿着时髦的防寒服的中年人，反问：你是哪达来的？

我来的地方可远了。魏志明回答，又接着说，可我是通渭人。

老汉说，听口音你就是本地人嘛。你是通渭哪达的？

锦屏乡魏家湾的。

那你不知道何家那坡？

我离开家的时间长了，十几岁走的，没来过碧玉。

噢，你是出差来的，要去何家那坡？有公干？

不，我不去何家那坡，我就是随意问一下。我们单位有碧玉的人，说起过何家那坡。我也没啥公干，倒是有件私事想打听一下，不知道老大大知道不？

你打听啥事嘛？

我找个人，一个小名叫三娃的人。那是我弟弟，小时候我们在孤儿院住着，他叫人抱走了，听说是一个碧玉的老汉抱走的。

噢，你是孤儿呀！那老汉惊讶地说，眼睛上下打量他，又说，哎呀呀，问孤儿院的事情，你算是问对人了，你再问年轻些的，就给你说不上了，这都二三十年了嘛！

噢，你知道孤儿院的事呀？

那怎么不知道哩，我就是这达的人。碧玉那时间也有孤儿院哩，就在河湾里一个土坎坎下头的院子里。孽障，那些娃娃死完了——死了一拨又进来一拨，死了的都撇在河滩上了，活下的几个送到定西去了。

老大大，我打听的是魏家湾的一个娃娃——我的弟弟。我和弟弟进的是县孤儿院，1965年又合到定西去了。1961年，在县孤儿院，我弟弟叫人抱走了。是个碧玉的人抱走的。

噢，你是到这里找兄弟来了。你兄弟多大了？

我弟弟三十岁了，比我小七岁。叫人抱走的时候他才六岁。

他的官名叫啥？

魏志义。

老汉嘴里念叨着三娃魏志义这两个名字思考着，然后说，哎呀，没听说过这么个人。你们分开多少年了？

二十四年了，1961年分开的。

不知道，的确不知道。这跟前，我知道有四五家人抱过娃娃，1960年抱下的。有两家抱的他们本庄的娃娃，有一个还是亲戚家的娃娃，给他家顶门哩。还有两三家……那都不是从县孤儿院抱下的，那是从碧玉孤儿院抱下的，有一家是一个要馍馍的留下的，说是饥荒过去接来哩，一直也没接，娃娃长大了。哎呀，这事你恐怕难办了？你想嘛，一个五六岁的娃娃，人家抱走了，早就改名换姓了，你打听名字能打听着吗？再说哩，碧玉方圆五六十里路哩，两万人口哩，你这么冒着找，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我知道不好找。老大大，碧玉乡的乡政府在哪达？我到乡政府问一下去。我一定要找着我弟弟。

老汉往马路对面指了一下说，乡政府就在这跟前——后街上哩。对，你到乡政府问一下去，那里有专门管户口的，可能能查着。老汉说完，连声叹息着走了：不好找，那不好找……都几十年了嘛，老汉们下场了，年轻人不知道……

碧玉乡政府是解放后建的一圈平房，围城一个大院。魏志明走进去后找到了户籍管理办公室。那里有两位女同志坐在椅子上正在吃葵花籽儿。一个盘子那么大的葵花掰成了两半，一人手里拿着半个。一位四十多岁的样子，留着齐耳的短发，另一位二十来岁，头发烫成了很大的波浪，长长地垂着。他一进去，那位留着短发的女人就问他找谁。他说找管户口的。那人又问你有啥事？他说查个人。不等人家再问，他就把弟弟被人领去的事说了一遍。那女人从葵花盘子上揪着葵花籽嗑着，听他说，不等他说完，就回答他：那没法找。我也是从那时间过来的人，比你还大几岁，那时间饿死的人多得很，娃娃们进孤儿院的多得很，没娃娃抱娃娃的也多得很。就我们庄子上抱下娃娃的就有两个。可你不知道你兄弟是哪个庄上的人抱走了，那就没法找了。魏志明说，你们这里是管户口的，你们给查一下嘛。谁家抱下娃娃了，从哪里抱来的，你们这里有登记嘛。那女人说，户口本上登记的是人家家里的人的姓名，看不出谁是从哪里抱来的。魏志明说，不会吧。娃娃们一出生，登记户口，不是要写上出生年月出生地吗？从外边抱来的娃娃，那要写清楚从哪抱来的吧？那女人说，哪有那事？人家抱下娃娃的，谁愿意说这娃娃是抱下的，他的原名叫啥，现在叫啥，你给我登记上！魏志明问那女人：你是说抱下娃娃的不登记？那女人说，登记是登记哩，可人家不说是抱下的。那时间的户口乱着哩，死的死了活的活了，人家不说是抱下的，谁能搞清哪个是抱下的哪个是人家自个养下的！魏志明很失望地说，这么说没法查了？那女人回答：不要说没法查，就是有法查，几千个户口本我一本一本给你翻吗？我还干别的不干了？

魏志明无话可说了。他心里很沮丧，自己两千里路来到通渭，来到碧玉，户籍管理员几句话就打发了！他实在不甘心就此打住，却又不知怎么办才好。他静静地站着看那女人嗑葵花籽，后来又说：

麻烦一下你，帮忙给查一下；我是从酒泉来的，专门找我弟弟来的。

那短发女人扭过脸来了，被葵花籽染黑了的嘴唇翻动着说，哎，你这人咋这么麻缠嘛，给你说过没法查嘛！

魏志明央求说，嘿嘿，想个办法嘛，求你们了……我兄弟叫人抱走二十几年了！

叫人抱走二十几年了，你怎么早不找，今天才想起来了！

找过，十年前我就找过。我找着当年的孤儿院的院长了，院长说记不清谁抱走了。

对呀，人家管娃娃的人都记不清谁抱走了，我能给你找见吗？你走吧，我们已经下班了，时间过了，我还要回家做饭去哩，娃娃放学到家没饭吃。

魏志明无奈地转身离开了办公室。他的脚步非常沉重，啪哒啪哒地走到乡政府门外之后又站住，惆怅地看着新城这个农村小镇上空旷的没有几个行人的街道，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是继续找弟弟呢，还是回家去？找又怎么个找法呢？他是前两天从河西走廊上的饮马农场坐汽车到兰州，又坐汽车回到通渭县魏家湾老家的。他在二爸家住了两天，今早上步行到县城坐公交车来到碧玉找弟弟的。二爸不同意他找弟弟，说这么多年了，你兄弟活呢死呢都不知道，你上哪找去？如果你弟还活着哩，你又找着了，你又能做个啥？他说，不是做啥的事，是想弟弟。弟弟失散了二十几年，想团圆的想法一直在脑子里翻腾。二爸说，就怕你找着了，你兄弟不认你！他说，找着了他怎么不认呢？二爸分析说，你兄弟叫人抱走时六岁了，他该记得自己是魏家湾的人吧，碧玉到魏家湾四五十里路，他长大了应该打听一下老庄吧？看家里还有啥人！他哥在哪达！他为啥不打听？

魏志明觉得二爸的分析有道理，但还是决定要找一下。他对二爸说，我这趟回老家，就是找弟弟来的！找到了不信他不认。

就在他踌躇不知如何之际，管户口的那个短发女人推着自行车走出乡政府来了，看见他说：

你怎么还在这达站着？

大姐姐，请你帮个忙……查一查。他嗫嚅地说，鼓着勇气。

回去回去，你从哪里来的，赶快回哪里去。那没法查！

那女人厉声说，然后一偏腿骑上车走了。过一会儿那个留着长发的青年女子也走了出来，她没有骑车子。他怕这女人再说什么，便扭头朝着与那个骑车女人相反的方向走去。他看见那边有个饭馆，他想先去吃点饭，肚子有点饿了。可是他走了几步，就听见身后那个青年女子的喊声：喂，那个人，你等一下！他一扭脸看见那个青年女子正向他走来。他站住了，那青年女子走近来说：

我们不能给你查你兄弟。

他有点惊讶这女人怎么跟他说这样的话，但他也听出话外有音，便怀着希冀的心情说：

大姐，有这规定吗？

啥规定也没有，就是不能查。出过几档子事了：有人找妹妹，有人找儿子，我们帮着找着了，妹子跟哥走了，儿子不蹲了。抱下娃娃的家里闹矛盾打仗，好事变成坏事了，主家对我们有意见。

大姐，我没这想法，我就是想找弟弟，找着了跟主家认个亲戚。我大我娘我的一家人死光了，就活下来我们弟兄两个。以前为啥没好好找兄弟？不是穷吗！工作单位远得很，路费住宿费出不起。现在生活好些了，我就想着一定要找着他。找着了能帮他一把就帮他一把，他的光阴要是苦的话……

说着话，魏志明的嗓门哽咽了，眼睛盈满了泪水。这时那个年轻女人左右看了看，低声说：

我给你出个主意。这事，你要找孤儿院当年的阿姨去，还有院长，他们知道。

找过了，十年前就找过了。院长就在县城住着哩，我找到了，可她说记不清谁把我弟弟抱走了。院长是个女的，现在已经是老奶奶了。

她那是哄你哩，她不愿说，怕主家怪不是哩。娃娃抱走了，她亲手过下的事，怎么能不记得？那还要登记在册哩！那是个人，那不是二斤白菜三斤洋芋，说送人就送人了！

我也这么想，可她不说我没办法，不能强迫人说嘛。

院长不说，你就不能找别的阿姨吗？阿姨们也知道。

我不知阿姨们到了哪达了！

你打听哩嘛，找过去孤儿院的娃娃们打听嘛。有些在本地工作的孤儿和当年的阿姨有来往，他们知道阿姨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也不知道哪个孤儿在哪达住。我离开通渭二十多年，听说一些岁数小的孤儿按知青上山下乡又回家了，但都没来往，不认识。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啥都不知道！这样吧，我给你说个人，你找去。那女人转过身去，指着何家那坡的方向说，你是从那边公路上下车的吧？你还往那边走，到公路上，再往东走。东边不远路边上有个老堡子。过了老堡子你再往前走，靠右手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你从那达过河，那里有个水泥桥。过了河有一道山沟，有路，马车能走的路；你就进沟，上山，过两个庄子就到岳家岔了。那达有个岳家岔小学，你找个叫岳保国的老师；那也是个孤儿，比你小几岁。你找他，他认得县上的几个保育员，他跟她们有来往。你就说是我叫你来的。我就是在那达当下老师的。说不定你还认得他哩。

他多大岁数？

三十二三吧。抗美援朝时生的嘛，他大当过志愿军，给他起了个抗美援朝的名字——保家卫国。

那说不定我能认识——他和我弟弟岁数差不多。谢谢，谢谢。我怎么谢你哩？我们到那达吃个饭去。魏志明往前指了指，他已经看见那儿有一家饭馆了。

青年女子说不了不了，我回家还有事呢。你快去吧，路还远着哩。

魏志明在一家饭馆吃了一大碗臊子面，然后就走到了公路上，又经过店子村，经过碧玉关的老堡子，从一条长满了车前子的小路上下到河滩，过了一座水泥小桥。河里水不大，就像是一条小溪。这就是牛谷河，它从通渭西部的牛营大山流出来，一路上经过马营镇，经过锦屏乡，经过通渭县城，到达碧玉乡的时候依然如同潺潺小溪，但在八九月的雨季里，它却像一条黄毛恶犬，常常跑上河滩吞食河滩上平缓的川地。魏志明走到这儿，突然就想起1960年秋季他和弟弟从魏家湾去县上孤儿院的情景：他们过了马家壑岘走到罗家壑岘，下山到了刘家庄，再往东走到杨家山庄，从杨家山庄过牛谷河去李家庄。河上没有桥，水里摆了些大石头，他们踩着石头过河。弟弟又瘦又小，有两块石头的间隔大一些，弟弟没跳过去跌落水里了。他把弟弟拉起来走。弟弟的全身都泡上水，过了河冷得走不成路了。正好河边的李家庄走出一个人来，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队长叫他们去孤儿院，那人就把弟弟抱上了，送到了通渭县孤儿院。到孤儿院，有人说那是锦屏公社的书记。

过了河还真有一道很大的山沟，阳坡上有一条弯弯曲曲能走马车的山路。他走过了一个叫刘家岔的村庄，又过了一个叫王家岔的村庄。这时以他的判断，他已经走到何家那坡后梁的半山腰了。他又往上走了半小时，就到了一架大山梁上。顺着山梁往南走，左手的山腰里出现两道小山梁夹着的一道深沟，沟两边靠近他脚下的塆子里散布着一个很大的村庄。他顺着一条小路往下走，走近两排公房式的院落。院门口有个牌子写着岳家岔小学。在几个学生娃娃的带领下他走进一间办公室，娃娃们喊，岳老师，有人找你。

这个人三十出头，高高的个子，削瘦的面颊。他迎着魏志明站了起来，热情地说你来啦，但是又一脸怅惘的表情，问你是哪里来的客人？

你好好看看，还认识我不？魏志明说。

岳保国盯着他看，而后摇了摇头：认不出来，真认不出来在哪达见过！你是哪来的？

魏志明大声说，你是不是在县孤儿院蹲下的？

就是。那你是？

你还记不记得魏志义？

哎呀，你是魏志义呀？你长得这么高呀？

岳保国叫了起来，魏志明忙说：

不对不对，我是志义他哥，叫魏志明。你还记得我吗？

岳保国有点尴尬，但他立即就说，记得，记得，刚到孤儿院的时候，你天天给志义托下身。志义脱肛，肠子脱出来半尺长。志义一天到晚在台阶上躺着。你把布鞋的帮子扯了，在食堂的炉上烤鞋底，烤热了给他扶肠子。

哎呀，你还记得这事呀！

那怎么不记得哩。我那时就想过，志义的哥哥真好，给弟弟扶肠子哩；我弟弟要是活着，肠子掉下来了，我能不能给他扶肠子？

你弟弟没了？

就是进孤儿院之前没了的嘛。

这我都不知道。

哎，那时候娃娃们也不说这些事。谁家都是那样，说啥哩！

突然两个人都不说话了，静默下来，可能是突然想起了苦难的童年，思绪飘飞开去了。静了片刻岳保国才说，志义的情况现在咋相？

不知道呀。保国，我今天来，就是找你打听志义的情况来的——他不是叫人抱走了吗，到底抱到哪达了？

你还没有找见志义吗？

没有啊。到现在没找着嘛。我打听到新城去了，到乡政府问过了，人家说没法查。还是一个青年妇女说的，叫我来找找你……

是何丽吗？

我不知道叫啥，说是和你一搭当下老师的。

何丽，那就是何丽。那是何家那坡的人，上的定西师范，毕业后分到这搭来当老师。干了一年多，调到乡政府去了。啊呀我说哩，你怎么到这达来了，什么风把你刮来了！啊呀呀，咱们分手都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

可不是二十多年了！何丽说叫我找你，我连你的模样都想不起了；这阵儿说着话，我才能一点一点地记起你那时候的样子来。

那时候多大嘛！我比你兄弟大一岁嘛，才七岁。现在三十一了！半辈子人已经活过去了！

可是我弟弟到现在也没找着。

你这次就是专门找兄弟来的？

就是嘛！1975年我找过一次，没找到。再就没找。我是1966年参加工作的，从何靖坪到了农建十一师的五大坪农场，再到酒泉专区的饮马农场。那时我的生活也困难，一个月才挣二十九元七角五分；那时我也成家了，从魏家湾领了个媳妇，在农场安排个农工的活，也是二十几元。就没能力找嘛。这两年承包土地了，也困难。就今年收入好些，见了些钱，我就想找一下兄弟。地里的活将将收拾完，我就出来了。

唉，唉，那时间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嘛，多少娃娃没了父母叫人抱走了。前两年我到城里去，有人还说哩，南河川一个女娃就是叫人从福利院领下的。那女娃原是陇山乡的人，父母都没了。有个大大在新疆工作，正好春节回来探亲，看大哥没了，大嫂也没了，就把两个娃一男一女领走了。领到县城了，上汽车哩，看着女娃不行了，怕死在路上，大大就把女娃放在候车室的椅子上了，领着男娃走了。那女娃叫人送到收容所了，结果活下了，又送到县孤儿院了。那女娃到现在没找着她哥，都三十岁了。人们一说，我就想起来了，那女娃叫弯弯嘛——刚到孤儿院的时候别人问她叫啥名字，她说叫弯弯，姓啥不知道。阿姨登记的时候起了个姓，党挽救下她的，就叫党弯弯吧。那女娃抱走的过程我还记得清楚得很。那是一天上午，阿姨进来了，说娃娃们洗脸哩，把脸洗干净，今天你们的娘要来领你们。洗完脸了，我们一帮小娃娃——男男女女几十个——在院子里排好了队。这时院长领着个女人过来了，站着看我们。那是个年轻妇女，也就是二十八九岁，因为不生养，到孤儿院抱娃娃来了。人家是想挑一个男娃的，挑个心一点的，长大了给人家顶门哩。可是那个弯弯忽地扑上去了，叫了一声娘，抱住那女人的腿再也不放手。那女人一下子感动了，再没挑，就把她抱走了。

听完岳保国的故事，沉默很久，魏志明说，你这记性好得很嘛！我问你，你还记得我弟弟叫什么人抱走的吗？

记不清了，好像……大概是一个老汉抱走的。

那老汉是哪达的？哪个乡，哪个村的？

不记得，真不记得那个人是哪乡哪村的。志明，人家抱娃娃的人都不说他是哪里的，人家害怕娃娃的兄弟亲戚知道哩，怕长大了要回去哩。

可我听说是一个碧玉的老汉抱走了。

谁说下的？

一个尕娃娃说下的。

那娃娃叫啥？

没记下，记下不就好了吗？我大，你们小，那时候大娃娃在一搭住，小娃娃一搭住，玩也是大的在一搭玩，小的在一搭。你们房子我常去，可没记下你们的名字——平常不在一搭玩嘛。我连你的名字也没记下，还是那个何丽告诉我的。我光记得那时候我已经上学了，在孤儿院外头的西关小学上学。一天下午放学了，孤儿院的老师领着我们回到孤儿院，那时孤儿院在煤厂子旁边哩，一个你们房子的娃娃在院子里看见我了，说我弟弟叫一个老汉领走了。我跑到你们房子去看，果然弟弟不见了。问娃娃们，都说一个老汉领走了。问哪里的老汉领走了，都说不知道，就有一个娃娃说那老汉是碧玉的。一看弟弟叫人领走了，当时我快急疯了，也生气得很，心想孤儿院怎么能这样做事哩：把我弟叫人抱走，给我这当哥的也不说一声，也不征求个意见！我就没顾上细问那个娃娃那老汉是碧玉哪个村的……

可能那娃娃和那老汉是一庄的人，那娃娃认识老汉。岳保国插话，但魏志明接着说下去：

我就从你们房子跑出去了，去找管你们小娃娃的阿姨。找见阿姨以后我就说，阿姨，你们叫人把我弟弟领走了！阿姨不说话。我就又问谁把我弟弟领走了，领到哪达去了？阿姨说，你兄弟叫人领走，是院长叫领的，你有啥话，找院长说去。我就又跑到院长办公室去了。院长是个年轻妇女嘛，听说是县妇联派下的干部。我去了问，院长，你叫人把我弟弟领走了？她说就是。我又问，是谁把我弟领走了？院长说你问这做啥哩？我说我要把弟弟领回来。院长说，你弟弟到人家家里吃好的去了，穿好的去了。咱们孤儿院条件不好，吃不好，穿不好，你兄弟享福去了，你领回来做啥？我说那我要领回来。在家里吃糠咽菜的日子我们弟兄都熬过来了，在孤儿院有饭吃有衣穿，我的弟弟不能给人。这时院长脸色变了，说话的口气也变了，说，你这个娃娃怎么不听话！你要听话哩！当时我就不敢再说话了！你们不知道，志义也不知道，我那时十三岁了，要按当时的政策，十三的娃娃是不能进孤儿院的，说是十三岁的娃娃已经长大了，可以独立生活了。因为我是和志义一搭去的，还是公社书记送去的，他们勉强收下了。收是收下了，可是有随时撵回家去的可能。所以院长一生气，我就不敢吭声了，怕把我送回魏家湾去。没吭声是没吭声，但是，弟弟叫人领走的事搞得我一连三天夜里睡不着觉，白天上课老师讲的啥根本就听不进去，脑子里想的就是我没把弟弟看好，我对不起弟弟，对不起死了的我大我娘。过了好几天我才不想这事了，才能睡着觉了，我的思想想通了：我小，没能力保护弟弟，人家领走就领走吧，等我长大了再找吧。对了，那天找院长去，院长给了我一把洋糖，说是领我弟弟的人留下的。领的人知道他领的娃娃有个哥哩，叫把那把糖给我，叫院长传话给我，说他会好好对待我弟弟的，叫我放心。回到宿舍，我数了一下，总共是八块洋糖——就是水果糖。那糖我三天没吃，心想这是我弟弟换下的糖，我要保存着，可是过了三天，我馋得不行，还是吃掉了。

岳保国说，噢，对了，你说着说着我还就想起来了：你弟弟真就是叫一个老汉领走了。那是一天下午，来了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汉，手里拿着个手巾，手巾里包着鼓鼓的一包洋糖。阿姨叫娃娃们站好了队，那老汉从手巾里掏出洋糖一个娃娃一个娃娃地发糖，一人发一块。给糖的时候，老汉还问话哩，几岁了？姓啥？叫啥名字？现在想起来，人家是口试娃娃的智力呢，害怕把瓜子领上哩。再也是仔细看娃娃长得怎么样。人家发了一圈糖问了一圈话，然后又走回到你弟弟跟前，给你弟弟又发了两块，问你弟弟愿不愿到他家去。你弟弟说，你还给糖我就去哩。那老汉又给他抓了几块糖，他就跟上了。

魏志明说，这个没出息的，几块糖就把他哄走了！

岳保国大笑起来：哈哈哈，志明，这话可不对呀！

咋个不对？

五六岁的娃娃，不懂事嘛，有人给糖吃，就跟上走了呗，能说没出息吗？我是我三爸拿几个杏子到孤儿院来把我领回家的。那还是1964年了，生活比1961年好多了，我都十岁了。我记得清楚的很，那是六月了，我三爸拿着半书包杏子叫我吃，说他是领我来的。三爸说他家的杏树上结满了大接杏，我回家了天天能吃上大接杏。那杏子大得很甜得很，我吃完了还想吃，就跟上回来了。

但魏志明不同意他的话，说，那不一样，你是三爸接走了，那是亲戚，亲爸爸。志义是不相干的人一领就走，光顾吃了，再啥都不顾。你记不记得，志义还叫人领走过一次。

是吗？那事我一点儿都不记得。

真是的。那是我们弟兄到孤儿院几个月后发生的事，大概是1960年腊月的时候，叫人领走过一次。我找回来了。

岳保国没出声，他在思考，在回忆，然后说，嗯，我记不起了，那时候我和志义还不熟悉吧？

那可能。那一次是叫北城公社的人领走的，那时间我还没上学——孤儿院没开学哩。有一天我和几个大娃娃跑出去到集市上去了，我们拾人家撇下的烂菜叶子吃，有时也偷一把抓一把人家的粮食，洋芋。回到孤儿院就找不着弟弟了。娃娃们说来了个中年人，拿着一包包干枣，给我弟弟几个，就把他领走了。不过那一次娃娃们听下了那人是北城公社的中林山的人，我第二天就找去了。中林山那儿你熟吗？那是在太白庙的北边，有好几个庄子，一个塆子一个庄子。我一个庄一个庄地问。先问了周家湾村的人：你们庄有人从县孤儿院领娃娃了吗？又问了王家拐的人：你们庄有人从孤儿院抱来的娃娃吗？我把几个庄子都问遍了，都说不知道。白跑了一天，我就回来了。回到孤儿院又问娃娃们，真是中林山的人把我弟弟领走了吗？娃娃们说对，那个人说他就是中林山的人。后来我就想，可能是弟弟叫人家刚抱回家去，庄里人还不知道，我没打听着，过几天我再去，人们就知道谁家抱了娃娃了。这样子过了半个月，我就又找去了。这一次我没问庄户人，我到了一个村就先问他们队长在哪达住，我找到队长家去。我想，不管谁领娃娃，总要给队长打招呼，队长得知道。队长不知道吃不上救济粮呀。结果，我问到庙湾的时候队长告诉我了，他们庄的一个牛家抱了个娃娃。一说岁数个子长相，就是我弟弟，我就说要把弟弟领走。那个队长人好得很，四十多岁，听说我要把弟弟领走，就说我哩：娃娃，你们弟兄有感情，这好得很，可是人家把你弟弟抱来了，你说抱就能抱走吗？人家也是合法领养的呀,是县上叫没娃娃的人领娃娃哩。再说你弟弟跟着人家来了，你弟弟愿走不愿走？这，你也要想到呀！我说那怎么办哩？那队长想了想给我出了个主意：娃娃，你在我家等着，我把你弟弟叫来，你们弟兄先见个面，你弟弟愿意跟你回孤儿院的话，我们再想办法。队长家里有个七八岁的娃娃，队长给娃娃说，你到牛家去一下，装下的跟那个娃娃一搭玩哩，把他叫到咱家来。那娃娃把我弟弟叫来了。一见我弟弟，我心里火就上来了，一巴掌就打哭了。我气呼呼地说，人家给你几个干枣子你就跟上走吗？你知道这半个月我多着急吗？队长劝我不要打，说娃娃还小着哩，瓜着哩。后来我就问弟弟，你跟我走哩，还是给牛家当儿子哩？我弟弟哭着说跟我走，还回孤儿院哩。这时候队长说话了，你不能这么领上了走；你领走了人家不怪我吗？你看这么办好不好——叫你弟弟先回去，就装成啥事没有的。你呢今晚就在我家住下。明早上叫你弟弟从家里出来，到村口上去；你在那达等着，你们悄悄地回城里去,不要叫人知道。我觉得这办法好，两全其美。那天晚上我就在队长家住下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到村口等着去了。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弟弟来了。他手里提着个手笼儿，给牛家说是掐苜蓿去哩，找我来了。我叫弟弟把手笼儿撇了，拉上他就跑了回孤儿院了。

够顺利的？岳保国说。

就是，我们一口气跑回到孤儿院。从这以后，我就不敢离开我弟弟了，怕人家把他领走。我做啥的时候都领着他，除了吃饭睡觉。我说过他，以后有人再来领娃娃，不准你跟上走。他答应着哩，可是翻过年我上学了，不能一天到晚领着他了，他就又叫那个碧玉的老汉拿几块糖哄走了。你说他有出息吗！我那一阵差点气疯了，现在想起来还有气。

岳保国笑了，说，行了行了，那时间领走的娃娃多得很，你能说那些娃娃都没出息？县上动员人们领娃娃哩，孤儿院的领导也千方百计地往外送哩，为的减少压力！说到这里，岳保国突然叫起来：

志明，走，到家去。你看，放学了，校园里没人了。

魏志明扭脸从窗户往外看去，刚才还人声嘈杂人影晃动的操场上已经空旷如野，没一个人影了。头会儿从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把办公室照得亮堂堂的，如今房子里已经暗了下来。太阳被村后的山梁挡住了。他站起来说，保国，不着急，你不要着急，我问你一件事：在孤儿院的时候，管你们的那个阿姨叫啥名字？你知道她家在哪儿住吗？在不在通渭？

在通渭城里，名字叫管玉珍。那实际上也是个孤儿，进孤儿院的时候岁数大了；按规定不能在孤儿院，可是家里没人了，连个叔叔舅舅都没有了，生产队就把她送到孤儿院了。孤儿院领导想把她送回去又没处送，就把她留下当保育员了，看小娃娃。那人命也苦得很。

她现在在哪达住？

在南河川住着。就是她给我讲那个兄妹分离的故事的。

她在哪个单位上班？

县孤儿院的孤儿合并到定西去以前她就嫁人了，跟了税务局的一个干部。孤儿们去定西以后公家把她安排到蔬菜公司卖菜去了。前几年我在城里碰上了，我叫她管阿姨，她都认不出我来了。我还到她家吃过一顿饭。

你把她的住址给我写一下，我想见一下她。

你找她做啥？

我想问她一下去，抱我弟弟的那个老汉在哪达住。

不急不急，走，家走，吃完饭再说。

魏志明说，不去了，保国，我想今天赶回城里去呢。我走快些，天黑就到碧玉了，还能赶上最后一趟公交车。

哎呀，你这么急做啥！你到我家吃顿饭，今晚上住下，我家的饭里没毒！再说，我这一阵还想着哩，回家了问一下我媳妇。我记得媳妇的舅舅说过，他们庄子上有个人抱下的孤儿呢，像是从孤儿院抱下的，不知道是不是你兄弟。

是吗？魏志明一怔。那娃娃叫啥？

叫啥我可不知道。她舅舅家的庄子我去过，人我可没见过。

多大岁数？

我也没问过。走吧走吧，到家就知道了。我媳妇清楚。

魏志明还有点犹豫，岳保国却已经拿起他进门后放在桌子上的防寒服和书包，不由分说走出门去。魏志明只好跟着。走在路上，他问岳保国的情况怎么样。岳保国回答当民办教师，队里记工分，乡政府一月补助十几元钱。唉，孽障得很，你去就看见了，我住的还是我大我娘解放前盖下的老庄，几间破房房。

女人做啥哩？

农民，承包地着哩。我也是农民。

岳家岔的小学盖在庄外的一片小土坪上，他们走了几分钟就进了庄，进了岳保国家。院子很大，还有个后院，有五六间房，但都很旧了，东倒西歪的，墙上长满了苔藓，房檐就像旧帽子的帽檐耷拉着。门窗也都很旧了，门板都翘了，黑乎乎腐朽了的样子。女人比岳保国小几岁，很羞涩，保国介绍了魏志明，说是孤儿院的同学，她就叫魏大哥。然后她转身就走，说是做饭去，岳保国喊住了：

哎哎，你先不要走，有话问你。

女人站住了。他说：

我记得有一年到你舅家去，你舅舅说过，他们庄子里有家人从县孤儿院抱过一个娃娃？

你问这做啥？

不是我问，是志明打听个人。小的时候，他兄弟在孤儿院叫人抱走了，是碧玉的人抱走了。他找不着兄弟，找我打听哩。我记得你舅说过这样的话——冉窑有个从孤儿院抱下的娃娃。

是有这么件事。我见过那个娃娃。女人回答，但她立即又说，可那不是从孤儿院领下的。

不是从孤儿院领下的？

不是，我记得是从窑下村领来的，是从亲戚家领来的。

你没记错吧？

我记得舅母这么说的。

唉，我还记成是从孤儿院抱来的呢！岳保国失望地说，但却又不甘心，又问，这个人叫啥名字？

名字……名字像是叫……麦换……

麦换？这是个啥名字嘛？

我听舅母说过，是拿五升麦子换下的，庄里的人们就都叫他麦换。

你兄弟小名叫三娃吧？岳保国问魏志明。

是叫三娃。我原先还有个哥哩，那年上洮河砸死了。住在窑洞里，山体滑坡，我们庄子去洮河的人全都砸死了。我弟是老三，家里人都叫他三娃。魏志明回答，然后问，这个麦换多大岁数了？

我见下的时候二十岁了，现在有二十八九了吧。这说起来八九年没见过了。

魏志明说，岁数倒是差不多，我三十七岁了，他比我还要小七岁哩，可这名字不对呀……

岳保国说，哎，名字人家不改吗？我看就这样办吧——明天咱们去一趟冉窑，看一下去，不对了再说——不对了我们到城里找保育员问去，我陪你去。冉窑就在去县城的路边上，顺路着哩。

不去了不去了。我弟弟是从孤儿院抱走的，他是从亲戚家领下的，这差得太远嘛！咱们还是直接到城里去，找保育员去，免得白跑路。

岳保国说也对也对，明早起来就进城。

岳保国的女人很贤惠，擀的臊子面，鸡蛋和洋芋丁丁炒的臊子。女人做饭的时候，岳保国把一只鸡杀了，吃完饭炖上，熟了喝酒。喝着酒魏志明问，保国，我的印象里你走得早，我们还没招工，你就离开孤儿院了。

比那还早。你们大娃娃去了靖远县河靖坪，小娃娃去了定西孤儿院，这都是1965年的事。我是1964年回到碧玉的，我三爸接回来的。

你三爸为啥接你？

我去了孤儿院之后，我家的房子空下了。后来，我三爸想占我家的房子，三爸家的房子塌了。当时队上不同意，乡亲们也有人说话：人家家里没人了，可后人还在孤儿院，你怎么能占人家的房？为了掩人耳目，我三爸去孤儿院把我接回来了——他说他养我，他住我家的房子就合情合理了。

回家以后的情况好着吗？

我的情况吗？那说起来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等会儿再说吧。你先说说你和志义是怎么进孤儿院的吧！

我们是自个儿跑到孤儿院去的。

自个儿跑去的？

啊，自个儿跑去的。我家七口人，我大，我妈，我大妈，我弟，我妹，还有我，还有上洮河砸死了的我哥。我说的大妈不是我大大家的大妈，是我大的大婆。我大先娶的大妈，大妈四十几岁了还不生养，就又娶了我妈。我妈先天失明，我大娶过来就是为了生儿子顶门的。我妈生了我哥、我和弟弟，生了我妹子。我们家穷得很，成分是雇农。我大是擀毡的，也补席，就是篾匠。我妈因为失明，出不了门，就在家做饭推磨；大妈在队里劳动，给我们缝衣裳补衣裳。我大终年在外头跑，到青海，到宁夏，给人擀毡、补席，挣下点钱就拿回来买粮食。我妈身体不好，有病，没钱治，1959年春上青黄不接的时候饿死了。我妈死的时候不闭眼，干瘦干瘦地躺在炕上，就是不咽气。那时我大回家来了，把我和弟弟妹妹叫到炕头跟我妈说，娃他妈，我知道你是不放心这几个娃；你赶快走吧，放心，我把娃娃们亏不下。我妈就闭上了眼睛。我大就又出门了。

后来到了六七月，豌豆下来的时间，大妈也瓤得不行了，胃痛，叫我到新城去抓药，抓了两包熬着喝了，不见好，就硬抗着。抗到年底我大回来了。那时吃食堂，喝拌汤，一顿饭全家人舀给木头马勺两马勺。我大舍不得喝，叫我们兄妹喝。记得是二月二的一天，我大到上庄里给人家补席去了，大妈在队上旋洋芋，有人到我家来说我大不行了。我就跑去叫大妈，我和大妈往上庄跑。到了补席人家的院里，我大在墙根靠墙坐着，头勾倒着垂在腔子上。我和大妈扶着回到家里。家里有一把大妈从队上偷回来的洋芋疙瘩——就是旋洋芋籽剩下的块块，大妈煮了一碗汤。就一碗，除了几疙瘩洋芋就啥也没有的清汤汤，连一把面都没有，叫我大吃上了。我大缓过来了，能说话了，我大说，我没事，好着哩。我想吃人家的一碗萝卜菜哩，说好的把席补完，人家给一碗萝卜菜叫我吃。明早你们把我扶上，我补席去；还有一点点了，补上了我就能吃一碗萝卜菜。

这一天夜里我大不行了，要水喝。大妈灌了些水，天不亮就咽气了。这天是二月二。二月二龙抬头，所以我记得深刻得很。家里没棺材，我大妈用我家门口长着的一棵大柳树跟人家换了三块板子，一块平放着，两块支楞上，把我大抬出去埋了。

以后就是大妈照顾我们了，时间不长，上边放粮了，一人半斤，给的谷子。头一次放粮，给了三天的，我们四口人，给了六斤，推成面了。大妈要吃馍。大妈那时间啥也做不成了，一天到晚在炕上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我把苜蓿炸了一下，揉上面烙饼子叫大妈吃。大妈吃了两个，还要吃哩。我说这是三天的粮，一顿吃完咋行哩？大妈骂我：你烙不烙？我今天要吃饱一顿哩，你不叫我吃饱，我就把你吃上哩！我给大妈又烙了一个，但我没叫她吃饱，怕她胀死。这天夜里我跑到外头的麦草堆里睡了一夜，害怕在炕上睡下大妈真把我怎么哩。天亮了，太阳升高了，我回家去，大妈骂我：这一夜你到哪达去了！我要渴死了，想喝口水喝不上。你兄弟尿了一泡尿，把我泡在尿里了！

这时候我妹子瘦得很，妹子才四岁。大妈说，你看，你妹子瘦得像你死了的娘一样。

五月，小绿杏下来了，我摘杏子给大妈吃。大妈不吃，大妈说绿杏子闹人哩。一天，我和弟弟掐苜蓿回到家里，妹说哥我饿得很。我叫妹子抱草去，煮苜蓿吃。吃着苜蓿她说肚子痛得很。我把她抱到炕上，她滚过来滚过去睡不住，嘴里吐白沫沫。大妈叫我叫人抱出去。大妈说那是吃了绿杏子闹了。从隔壁何家叫个人来抱出去撇了。后来何家撇我妹子的人说，撇我妹子时妹子还活着哩。

又过了一个月，那是麦熟了拔麦的时间，一天夜里大妈要水喝，我给端的水。天亮时枕头边上一滩水。我去找队长，说我大妈死了，可没人管。过一天大队正在开会，我找去跟大队长说我大妈死了，在家放着呢。大队长魏万林骂小队长：人死了你们不抬出去！小队长魏万荣派着几个人来，用豌豆草卷上，放在耱子上抬出去了埋了。

家里就剩下我和弟弟两个人了。这一年庄稼不行：由于1959年挨了饿，人们逃荒去了，没逃荒的人乏得不得动弹，庄稼就没种上。庄稼收完就吃救济粮，我和弟一人一天给半斤谷子。我每天到队里做活，别人翻地晒地，我拾草。那一年雨水好得很，草长得凶。给我记半个工。弟弟在家看着发给我们两人的救济粮。谷子推下的面放在一个罐罐里。一天我收工回家，弟弟说面粉叫魏永清抢了。我去找队长，队长跑去追回来了。队长叫魏万荣，魏永清是他的侄儿子。面剩下半罐子了。此后面就放在魏万荣家，吃饭时弟弟过沟到魏万荣家去拿面粉。

那一阵队里还分过一次油渣，那是从外地运来的救济粮。我弟弟掰着吃了，吃得吐了。幸好吃得不多，吐完就好了。过了几天，那个偷面的魏永清到我家来，说队长叫他来通知我们，要把我弟弟送孤儿院。第二天我就叫弟弟去魏万荣家把五六斤谷子面都拿回来了，我给弟弟教的：你就说我哥要给我烙馍馍，明天我去孤儿院的路上吃呢。就五六斤面粉了，全拿回来了，我炒熟了，装在一个毡片儿缝的袋袋里。第二天不等队上来人送，我就领着弟弟跑到城里去了。从杨家山庄过牛谷河，踩石头跳着走，有两块石头隔得远，我弟弟掉进河里，衣裳全湿了。我拉出来了，可是过了河他冷得蹲下起不来了。那是秋天了天凉了，已经穿棉袄了。我又背不动他。后来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问我们到哪儿去呢？我说去孤儿院哩，那人把我弟抱上把我们送到了县孤儿院。

翌日晨，岳保国的女人烙油饼，岳保国把茶炉点着了熬罐罐茶，两人喝着吃了些油饼就动身了。他们赶到新城上了公交车往县城去，他们要到城里找从前的保育员去，但是车过了石峡行驶到冉家石滩岳保国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我们先到冉窑看一下去，那个人是不是你兄弟。魏志明不同意，说，你媳妇说了，那不是孤儿院抱下的。岳保国说，看一下去，她要是记错了呢。他叫司机停住车，硬是拉着魏志明下了车。他说，冉窑不远，顺路着呢，咱们看一下去。不是你弟弟，咱就再上车再走也不晚。

他们在冉家石滩村下了车往南走，过了牛谷河就是冉窑，进了岳保国女人的舅舅家。岳保国好几年没来过女人舅舅家了，舅舅说哎呦，什么风把你刮来了？岳保国说，舅舅，我是打听一个人来的：记得八九年前你说过，冉窑有一家人困难时期抱下着一个孤儿，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舅舅说有这么回事。岳保国又问这娃娃是从哪达抱下的？舅舅说是县城孤儿院抱下的。

一听说孤儿院抱下的娃娃，岳保国高兴地说魏志明：你看，来对了吧！

舅舅有点莫名其妙，说你打听这娃娃做啥哩？岳保国这才给舅舅介绍魏志明，说这是我在孤儿院的同学，他弟弟在孤儿院叫人抱走了，说是碧玉的一个老汉抱走了。他找了二十多年了没找着，昨天打问到岳家岔去了。我记起你说过这达有个从孤儿院抱下的娃娃，可玉珍说不对，那娃娃是从亲戚家抱下的。

舅舅说，玉珍说得对……

舅舅！岳保国叫了一声。他有点糊涂了。舅舅立即说不要急你听我说嘛。那娃娃命苦得很，先是一个老汉把他从孤儿院抱来了。那老汉家就有个老奶奶，没儿子，把他抱来顶门哩。没想到抱来头一年的冬天，老两口得了急病都下场了。那娃娃又成了孤儿了，没人管了。那老汉的侄媳妇领去养着去了。那是个寡妇，男人1960年饿死了。可是过了两年那寡妇寻下婆家走了，那娃娃又没处去了，我们庄的吴家就领来了。吴家和那寡妇是亲戚。吴家也是老两口，有一个领下的丫头；把麦换领来是想着长大了和那个丫头配一对哩。

噢，这回事呀。那娃娃叫啥？

叫麦换。

官名呢？

吴金锁。

这名字对不上嘛。岳保国沉吟着说，但他立即又问，舅舅，你听他说过没有，他有个老哥？

说过。那娃娃平常少言寡语的，从不跟人说他的身世，可他跟我对卯得很，跟我说过，他在孤儿院还有个哥哩。但他不知道他哥到哪儿去了，失散了，原因是那老汉从孤儿院把他领走了。他还说那老汉给他起过个名字福娃，可福娃没叫响，人们都叫他麦换。那老汉到孤儿院领娃娃，孤儿院的领导说你拿五升麦子来，我们叫你领个娃娃。老汉背了五升麦子才把他领回来。为这，人们都叫他麦换。

这娃娃多大了？

二十八九三十一二的样子。

岁数对着哩。成家了吗？

成家了，一个小丫头四五岁了。

志明，这个麦换肯定是你兄弟。岳保国把脸转向魏志明说。魏志明说，嗯，像哩。岳保国便对舅舅说，舅舅，你把我的同学领到麦换家看一下去，我看这事成了。

但舅舅沉吟一下说，保国，这是这么简单的事吗？

岳保国说，咋了？

舅舅说，你们这些呆子！你们跑到人家家里认兄弟，真要是亲兄弟，你们弟兄相认了，人家老汉愿意吗？人家老两口抱下娃娃是养儿防老哩，你们说认就认走了，人家不是鸡飞蛋打了吗！再说你们一见面说开了，把人家家里几十年的平静破坏了，人家家里闹起矛盾来咋办哩？

岳保国不出声了，自知太鲁莽。魏志明说，那舅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麦换叫到你家来，我问一下情况，看他是不是我弟弟？是的话再看他认不认我，认了再商量怎么跟老汉说。你说这样办好不好？

好，好，这样办事才妥善。说着，舅舅就把小孙子叫过来说，去，到你麦换爸爸家，把他叫到咱家来；就说我叫的，有事要给他说。悄悄地叫，不要叫他大他娘知道。

小孙子走后三个人又商量麦换来了谁说话怎么说话，还没商量完，院子里传来脚步声，一个中年人的大嗓门问：

冉家爸，是你叫我吗？

舅舅迎出去说：麦换，进来，进房里来，我给你介绍个人。

那人进来了，三十岁左右的样子，穿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光着头。他看见了炕上坐的岳保国和魏志明，站住了打量。舅舅又说话了：

这是我的外甥女婿，在岳家岔当老师哩，这是从酒泉来的他的同学。他们到我家走亲戚，说闲话哩，说他们是孤儿院长大的。我说我们庄子也有个孤儿院出来的，叫麦换，你们认识不认识？他们说叫过来喧一下，我就叫尕孙子叫你去了。上炕，上炕坐下。

岳保国和魏志明也招呼麦换上炕。麦换在炕沿上坐下了，又一次打量岳保国，打量魏志明。魏志明给他上烟，他说不吸烟，岳保国说话了：

我舅舅说你进过孤儿院。

他应了一声：嗯。

你是哪个孤儿院蹲下的？城关孤儿院？还是县孤儿院？

县孤儿院。

我们也是县孤儿院蹲下的。你哪年进去的？

记不清了，是1960年吧，也可能是1961年。你是哪年进去的？

我是1960年的春天。我问你，我舅舅说你的名字叫麦换，你那时就叫麦换吗？

不是的。

那你叫啥？

麦换似乎很拘谨，沉默一下反问，你问这做啥？

岳保国说，也不做啥，就是想回忆一下咱们在一搭蹲过没有。二十多年了，我记不起你是谁了。

麦换问，那你叫啥名字？

我叫岳保国。

岳保国？岳保国这个名字我还有点印象。

是吗？你还记得我吗？

好像记得。

那你叫啥名字嘛？你说，你把名字说出来嘛，你不要怕嘛。

我叫……魏志义。麦换迟疑地说。

魏志义，你是魏志义呀！岳保国因为问出了麦换的真名而兴奋起来，大声地夸张地说，啊呀呀，你才是魏志义呀！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那时候才这么一点点……你在孤儿院就蹲了几个月嘛，叫一个老汉领走了嘛，对不对？

对着哩。麦换的脸上显出淡淡的红晕，有点难为情的样子。岳保国又说：

那是一天下午，阿姨叫大家站队，说有人领娃娃来哩，领上了吃好的穿好的去哩。来了个老汉，书包里提着洋糖，一人给了一块，一个一个问几岁了，家里还有啥人……最后把你领走了。对不对？哈哈哈！你刚进去的时候脱肛，肠子在外头吊着哩。对不对！哈哈哈！

对着哩……麦换的脸色更红了，也笑。岳保国接着说：

你还有个哥哩，也进孤儿院了？

嗯。

你哥现在在哪达哩？

那不知道嘛。我叫人领走了，和我哥失散了。

你没找过？

那没处找去。我那时才六岁，啥事都不懂。等到长大了，想找，又不知道哪里去找。

你哥也没找过你吗？

没有嘛——没听着嘛。

还记得你哥的名字吗？

我哥叫魏志明。

岳保国沉默了一下，把脸转向坐在炕角上的魏志明瞪着眼睛说，喂，你怎么不说话，睡着了吗！

魏志明手里端个茶杯，但他口干得厉害，舔了舔嘴唇才说：

麦换，我是建设兵团的——在酒泉的饮马农场工作。我也是进下孤儿院的。你听说过没有，1966年，有一帮孤儿招工到兵团去了，在五大坪农场？

听人说起过这话。

我就是那一批招到兵团去的，后来又调到饮马农场去了。我们一搭有个叫魏志明的人是通渭县孤儿院出来的孤儿，是锦屏乡魏家湾的人。我这次回家探亲，魏志明委托我到碧玉来一趟，打听一下他的兄弟。他兄弟就是叫魏志义，小名三娃。1961年在城里孤儿院的时候，一天他上学去了，他兄弟叫一个碧玉的老汉抱走了。魏志明跟我说，如果找到了他兄弟，就给他兄弟捎个话——兄弟要是认他这个哥，他就来看兄弟哩。

麦换先是怔怔地看着魏志明，听他说话，后来就突然扭过脸去抹眼泪，嘿嘿地哭了起来，并且说：

哥，我当成这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你……

梦魇

慕家祥在定西城里走着。

慕家祥是来县医院看病。春上种田的时候他的右脚脚后跟痛起来了。他没把这当回事，每天睡觉起来后疼痛，操劳上一阵子就慢慢减轻了……可是时间不长左脚的脚后跟也痛起来了，还痛得厉害，走路都有点瘸了。他坚持着把田种完了，就进城看病来了，他怕扭下筋伤下骨了。可是医生给他拍了X光片之后说没啥病，累下的，给了些止痛片，说回去休息去，再不要劳累了。他心里轻松多了。

他顺着东街走，心里一轻松脚后跟痛得就不厉害了，就想走一走顺便买一点日用品，城里是不常来的。但是走了几步他就进了一家裁缝铺。这个裁缝铺是廖翠英开的。廖翠英和他一起在孤儿院工作过，他是老师，后来犯了错误早早离开了孤儿院，廖翠英是保育员，临时工，孤儿院撤销后就回家当家庭妇女去了，改革开放之后自个儿开了个裁缝铺。他刚才看病的县医院就是在孤儿院的旧址上盖起来的。

啊呦呦，我还正想着要到红土窑找你一趟去哩，你个人来了！

廖翠英也是六十多岁开外的人了，见了慕家祥竟然大呼小叫的。慕家祥惊了一下说：

你找我啥事？

你坐下喝水，我慢慢给你说。噢，对了，你吃过午饭没有？

慕家祥说吃过了，带的干粮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吃下的。廖翠英听他说吃过了也就不再客气，倒了茶水叫他喝。然后说：

有个名字叫那拴拴的娃娃你记得不？是孤儿院长大的。

慕家祥沉吟着摇了摇头：想不起来。

你咋就想不起来呢！人家娃娃记着你哩，说你给他当过班主任，你对他好得很。人家娃娃还打听你哩，叫我给你带个话，请你到他家玩去哩。

叫我到他家玩去？他家在哪达呢？慕家祥有点惊讶。

在兰州哩，在兰州医学院当教授着哩！

慕家祥沉默片刻后说，啊呀，真格就想不起来是哪一个嘛。你说嘛，这娃娃长得啥样子嘛，哪达人嘛。

第三铺的，他女的是襄南黑石头的张巧花，也是孤儿，在省人民医院当护士长着哩。

想不起来，想不起来。黑石头在孤儿院几个丫头哩，我能知道是谁呀！你说，你说，他咋就叫我到他家玩去哩？到底咋个事嘛？

嗯，你看你这人，确实就受下刺激的，脑子一点点不中了！是这么个事：前几天我到兰州去了一趟，看我的一个侄女去了。我的侄女也是孤儿院蹲下的，那时间我当保育员照顾过她。后来招工到兰州棉纺厂了。我到侄女家以后，侄女把兰州的一大帮娃娃都叫来了，有兰棉厂的，有省人民医院的，有兰医附属医院的。

对着哩，省人民医院和兰医去了一帮娃娃，孤儿院办过个护训班。可这个那拴拴我怎么想不起来呢？

那拴拴不是护训班的，那拴拴是去了五大坪的，后来又到了建设兵团，再后来从兵团推荐到兰州上医学院了，留下当老师了，就和当护士的张巧花成一家人了……

噢，是这么回事呀……可我还是想不起来那拴拴……

唉，你脑子真是不行了！娃娃在侄女家见了我了，第二天又把我请到他家去了。娃娃热情得很呀！吃了喝了，还给我装了一抽抽木耳、牛奶糖……娃娃叫我一定要把话给你带到，请你到他家去。人家娃娃说了，你去，你的吃的喝的他都管上，连路费都管上。对了，我说一件事你想起来想不起来：娃娃说，有一天中午他从你的宿舍门口走过，你把他叫进去了，说这达有一碗茄子菜哩，端上吃去。娃娃说他当时不好意思吃，说不饿。你说不吃了端去给再的娃娃吃去。他这才端上走了，回去就自己吃掉了。他说记着你那一碗菜的好处哩。

嗯，这种事有过。教工灶上的伙食好一些，打的菜多一些，我有时吃一半，剩下些给娃娃们吃……

慕家祥迟疑地说，似乎想起来了。廖翠英也兴奋起来，又说：

噢，你想起来了！那我再说一件事，人家娃娃记着你一件事哩：你还带着他看过电影，没带别人，就带着他一个人去的。

嗯，好像有过这事。我想起来了，这娃娃岁数偏大，可也不很大，不太爱说话。

对着哩对着哩。娃娃现在五十三四岁，说话就是憨厚，办事也稳当。娃娃说，那时候上官芳阿姨特别喜欢他，做啥去都把他带上。有一天晚上，上官芳要看电影去，他碰见了，也要跟上去，上官芳说去就去吧。是你把他拦住了，说你做啥去哩，人家谈对象去哩，你骚毛啥哩？结果你把他领上看电影去了。

慕家祥哈哈大笑起来：是有这么个事，是有这么个事，哈哈哈。娃娃们没钱嘛……

笑毕他又说，嗨，去啥兰州哩，我还发愁拔田的事哩。

咋了？

我的脚后跟痛了两三个月了，连路都走不成了……

慕家祥和廖翠英说说话就告辞回家了，他的家在红土窑乡慕家岔村，在定西县去通渭县的公路边上，离着县城三十公里。到家后他就天天吃药，休息，并且还叫一个土郎中给他针灸……半个多月过去，脚后跟的疼痛还真消失了，他就和老伴投入到拔田的劳动中去了。学生邀请的去兰州的事他根本就没当回事。他是这样想的：和学生娃娃们分手四十年了，没有一个娃娃和他联系过，这个那拴拴也是非亲非故，邀请他做啥哩？无非是遇见了熟人闲扯，客套客套罢了！没料到是将将拔完田，他却收到那拴拴的一封来信。信里写的和廖翠英说的一样：很想念他，几十年都打听不着他，从廖翠英那儿才打听到他在红土窑慕家岔住。“我真诚地邀请您到兰州来玩一趟。来了就住我家，路费、吃喝一概你都不要考虑。”拴拴这样写着。

老伴听他念完信说了一句话：要不你就去一趟吧，你还没去过兰州哩，这娃娃看来是真心请你哩，你就逛一趟兰州城吧。

但是慕家祥还是不为所动，说，我走了谁打场哩？天要下雨哩，麦子发芽了咋办哩？

打碾罢夏粮就开始犁地。一天早晨，他扛着杠子赶着牛往自家的地里走，一辆吉普车停在村道上了，乡长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喊，老慕，你犁地去吗？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正想找你去哩，没想在这达碰到了。他立即就站住了，惊讶乡长对他和蔼的态度——乡长从前迎面碰上了看都不看他一眼的！他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乡长……

他没敢问乡长有什么事，心里很是忐忑不安。乡长却和蔼地说，这达有一封你的信，是专署的田师傅叫我捎给你的。

乡长从车上下来了，把一封信递给他，并且寒暄了几句：场打完了吗？粮食卖了吗？然后说，老慕，你忙着，我还有旁的事哩，先走了。

直到这时，慕家祥才怯怯地问了一句话：乡长，专署的田师傅是谁呀？

给吴专员开车的。

看着吉普车跑远了，慕家祥才款款地打开了信。信是一个叫田新民的人写来的，说他是孤儿院长大的学生，现在定西专署当司机。兰州的同学那拴拴打电话给他，叫他到红土窑乡慕家岔看一下慕老师，问一下慕老师为啥没来兰州？收到他的信没有？田新民说他最近忙得很，先写这封信给老师，请老师给兰州的那拴拴回一封信。

慕家祥不犁地了，扛着杠子回到家里。他对惊愕不已的老伴儿说，我去兰州哩！你看，学生娃请我的事把专署都惊动了，把乡长也惊动了。不能不去了！

出门是需要盘缠的，可家里一点钱也没有，他思考了一下，找出一双皮鞋来。这是他前些年在乡上的小学当民办老师的时候买下的。那时候一月挣二十元钱，穷得很，但老师就要像个老师的样子，他存了几个月才攒了五十元钱买了双皮鞋，只是上班的时候才穿。鞋还有七八成新，他想把他卖了。家里还有种下了自己吃的七八辫子大蒜他也背上了，走到红土窑镇旁的公路上等车。

他坐上一趟从通渭县来的班车，一个多钟头就进了定西县城。从汽车站出来不远就是城中心的鼓楼，他在鼓楼西边人行道上找了棵枝叶茂盛的垂柳在树荫下蹲下来卖蒜，把皮鞋也摆出来。

皮鞋很快就被一个人买走了。他张口要二十元，那个人还了五元。最后那人涨到八元再就不涨了。八元就八元，他卖了。他知道旧货不值钱。卖蒜很不顺当。一辫子蒜四斤，应该卖三元，但有个人只出一元五角。他没卖。又等了很久才有个行人站住了，问，老大爷，你的蒜多少钱一辫子？他听到说话的声音不像本地人，并且有点耳熟，抬头看了一眼，又慌忙低下了头把破草帽拉了一下。接着他又把蒜辫子一划拉抱起来就走。喂，老大爷，不要走呀，我买你的蒜哩！那人朝着他喊。他越发加快脚步，几乎是一溜小跑钻进右手的一个巷道里。

在巷道里站了两分钟，他又往外探头，看那人走了没有，却发现那个人也走到巷道口上来，正往巷道里看。他猛然一转身又往巷道深处跑去。

他遇见王定远了。王定远是定西孤儿院的老师，教音乐和体育的。他1960年调来定西孤儿院工作时王定远也才调来不久，两个人住一间房子。王定远是兰州师范的毕业生，爱好运动和音乐。他和王定远关系好得很，王定远叫他敲鼓拉二胡，领着孤儿们排演节目。王定远还拉上他去县上大礼堂给跳舞的干部们伴奏，舞会结束能混一顿好饭吃。

他在那个巷道里跑了一截确信王定远没追上来，这才又把蒜摆下接着卖。他再也不敢去大街上卖蒜了。孤儿院撤销之后，教职工都安排在定西城里各单位机关工作，叫他们看见自己的这个样子太尴尬！但是这个巷道僻静得很，很长时间也不见个人。他背上蒜转来转去走到县城的农贸市场再蹲下卖。蹲的时间不长，身旁摆摊的人呼喇喇抱上菜跑了，一边跑一边喊收税的来了。他也赶紧抱上蒜辫子跑。过了一个钟头那些人又从小巷道钻出来，但他抬头看看日头决定还是回家。到家他对老伴儿说：

蒜价上不去，我没卖。卖了也不够去兰州的盘缠。

这天进城去花了八元钱的路费，正好一双皮鞋钱。

在红土窑这一带的农村，像慕家祥这样的家庭是不多见的：只有一个姑娘，还出嫁到靖远县的平川乡，那里用黄河水浇地，生活条件好些。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六十多岁了，还在土里刨食，一年四季种呀收呀打碾呀，静悄悄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只有正月里，姑娘女婿都来了，热闹上三五天。然后就又是长久的寂静。

但是这一年的冬季，大年三十的黄昏，两辆黑色的小轿车打听着问着从红土窑乡政府门口离开柏油马路驶上了乡村的黄土路，颠着晃着，卷起一团尘雾开进了南山坡坡上的慕家岔村，停在慕家祥的院门口。车上下来了三个人，两男一女，他们乒乒乓乓地打门，喊，慕老师，慕老师在吗？引得一帮娃娃看稀奇。

慕家祥的老伴儿开的门，她面对这三个面孔陌生服装整洁的人瞪大了眼睛：你们找谁哩？

我们找慕老师。

你们是哪达来的客人？

我们是兰州来的，是慕老师的学生。慕老师在家吗？

噢，你们是兰州来的……在哩，老汉在哩……你们快进来……

几个人进了大门，老伴儿又噔噔噔跑到前头去了，忙忙地推开堂屋门喊了一声：老汉，不要睡觉了，来客人了！然后她撩起门帘子说快进走，快进走！其实慕家祥已经听见喧哗声爬起来了，正下炕穿鞋呢，但是客人们一进去倒吓了一跳：慕家祥的头上套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且在脖子那儿系得紧紧的，看不见他的面孔只有眼睛口鼻处留着几个黑窟窿。客人中一个穿呢子大衣的说，慕老师您这是咋了？

慕家祥说坐，你们快坐！他穿上了鞋又急急地除去头上的塑料袋，这才露出他的花白的头颅和满脸的皱纹。他的脸上汗水淋淋的，他没顾上擦汗，又说，你们是从兰州来的？但三个人没顾上回答，都问，慕老师你这是咋了？慕家祥说，坐，你们坐下了我给你们说。上个月不知道啥原因，突然就口眼歪斜。我吓坏了，心想这是中风了，要偏瘫了，就赶紧到县医院去，又吃药又打针。治了半个月不顶事，我就想这是不是风打下了，受凉了。就天天用塑料布包上，不出门的时候在炕上躺着，叫它出汗。还真起作用，才十几天的时间，差不多恢复了。你们看，我还口眼歪斜吗？三个人都说慕老师好着哩，看不出来。

这时老伴儿已经把炸得黄灿灿的油果子端上来了，说，您再不要说你的口眼歪斜了，叫客人吃茶。慕家祥便急忙说：对对对，吃茶吃茶，先吃些油果子，填一下肚子。噢，对了，你们先介绍一下你们叫啥名字嘛。你们光把我叫老师哩，可我一个也不认识。

三个人都笑，其中一个穿呢子大衣的说，慕老师，我们都是你的学生，你给我们当下班主任的，1963年。你猜一下，我们都叫啥名字。

那我猜不出来。那时间你们都是尕娃娃，才十二三岁十四五岁，现在都五十多了，长得不像了嘛。我能猜出来吗？

你猜嘛，你试着猜一下嘛。

慕家祥细细地打量，看完这个看那个，然后指着穿呢子大衣胖墩墩的那个人说，你，我猜是田新民。又指着另外的一男一女说，你是第三铺的那拴拴，你是黑石头的张巧花。

三个人大笑起来，穿呢子大衣的人问，慕老师你说，你怎么猜出我是田新民的？

你来过信嘛？说你是汽车司机。司机不动脑子，光往胖里长哩。他们两个是你领来的，那肯定就是兰州来的。这些年没人牵心过我，就你们三个……

哈哈哈！田新民哈哈笑。那两个光是嘿嘿。老伴儿又说话了：你们不要光说话了，吃个油果。你们路上饿了，先填填肚子，我这就做饭去……

但那拴拴拦住了：阿姨，不要做饭，不要做饭。咱们到城里吃饭去。咱们走，城里一帮同学在饭馆等着呢。

慕家祥没说话，老伴儿叫唤开了：到城里吃饭去？到哪个城里吃饭去？

到定西城里呀。田新民说。

天爷！老伴儿大声说，哪里有这样的事嘛，眼看着天黑了，几十里路上跑着吃顿饭去！

几十里路上吃顿饭咋了？田新民说，人家县长专员的跑到兰州吃饭去哩！吃罢了饭再回来！

实话吗？你说的实话吗？

这我哄你哩吗？你们的乡长多少次后晌会儿坐着吉普车往定西城里跑，跑着吃饭去！我见过的次数多了！

老伴儿张大了嘴半晌不言语，后来才说，乡长怎么吃饭的我不知道，我可是不去。今天是年三十，哪个饭馆开门哩，人家不早早地关门回家团圆去吗？

他不开？他不开我们就把他的门砸开！

那拴拴看出来了，田新民是故意跟慕老师的老伴儿开玩笑，就和蔼地说，慕老师走，咱们走。早安排好了，你们老两口跟我们走，到城里去。我叫了你几次叫你到兰州去，你不去。这次我是特意来定西和你一搭过年来的。我在饭店把房子都订好了，定了三天的时间，我们两家人在一搭住一搭吃，咱们在定西城里头过年。到了初三，我把你们送回来，我就回兰州了。

慕老师没说话，他知道那拴拴的盛情难却。老伴儿叫了起来：天爷，哪有在饭店里过年的事呀！但田新民拉住了她的手说，阿姨，你就跟我们走吧。人家当官的有钱的就是在饭店里过年哩，有的还到外国过年去了。

但慕老师的老伴儿说，那我蒸下的馍馍烩下的菜咋办呢？

你蒸下的馍馍坏哩吗？烩菜坏哩吗？

老伴儿一怔，继而笑：那坏是不坏，现在是冬天……

不坏了那就放着去，等到初三回来了你和慕老师吃去。田新民不管老奶奶怎么说，硬是搀着她出了房门，并且问，锁子哩，你们家的锁子哩，我把门给你们锁上！

两辆黑色的轿车沿着关川河边的柏油路一路下坡向定西县城奔去。关川河发源自定西东部的华家岭，它在千山万岭中穿行，一路向西，经过定西县城以后左拐，往会宁县往黄河跑去。它一路上冲击出深沟大涧，也淤积出一连串的川台平原。太阳已经隐没在前方的千山万壑中了，但从汽车后视窗看出去，华家岭的主峰还沐浴在金黄色的霞光里。公路两侧的白杨树柳树和榆树光秃秃的枝杆迅速往后退去，还有成片的或是孤独的农舍。

田新民，你们来了两辆车？好久好久，慕家祥才说了一句话。

慕老师，我们想着你还有儿女哩，来一辆怕坐不下。田新民回答。

我就一个姑娘，那是犯事以前养下的。从农场回来，再就没要娃娃。

为啥没要哩？那时候还没计划生育呢？

养不活呀！人家社员一天一个工，给我只记七分工，人家出工就有工分，我要做义务工。

田新民不出声了。良久，慕家祥又说：

我这还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车。

啊，我开的这车，定西地区坐过的人不是太多。这是奥迪车，定西专署的专员和副专员才能坐上。

那你今天出来，专员不坐吗？

专员到新马泰旅游去了。我昨天送走的，送到兰州机场去了。

停了一下，慕家祥又说，那拴拴那辆车是谁坐的？

那是拴拴自己的车。那叫桑塔纳两千，上海出的。人家自个买的。

自个买的？那得多少钱？

十几万。

慕家祥再就没说话。好长时间之后田新民又说，慕老师，今天拴拴请你赴宴，叫你吃你就吃，叫你住你就住。他有钱着呢，大学教授，挣的是年薪制，光是死工资就是一年四万，还不算奖金讲课费。

晚宴是在金谷饭店举行的，金碧辉煌的餐厅人满为患，闹闹嚷嚷，他们坐在名叫桃花轩的雅间里，总共是十二人，围着一张大号的圆形餐桌。雅间里有半圈沙发，有茶几，还有电视。宴会开始那拴拴先给大家祝酒，他说，咱们班的老师、同学三十八九年才团聚了这么一次，为了这一次团聚干杯。接下来又给慕家祥老两口敬酒，他说，同学们，我为啥大过年的不在兰州过年跑到定西来哩，我是向慕老师表达谢意呀。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在孤儿院里，娃娃们吃不饱，好些人上课偷跑，跑出去在垃圾堆上拾菜叶子，到粮站偷面粉，有的班里人跑得课都上不下去，可咱们班一个偷跑的都没有？就因为慕老师要求的严格，谁要是旷课迟到早退，慕老师可是要罚站哩。我跟你们讲个笑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班上不是有个孔保财么，头一天慕老师布置下的作业是把新的名词解释背会，第二天要提问哩。结果问到孔保财，就地取材是啥意思？孔保财回答：蹴在地下取材。慕老师批评他：你这个大破财，你给我后边站着去！我为啥要讲这件事哩？按说，老师体罚学生是不对的，可我认为是好事！说明老师负责！大家还记得慕老师离开孤儿院的第二年孤儿院办护训班的事吗？护训办招人时全定西专区各县的孤儿院的孤儿都来参加考试，就咱这个孤儿院考上的多，咱这个孤儿院就咱们班考上的多。

有人说，可我记得大教授没考上。

那拴拴说，不对不对，我根本就没参加考试。那一阵我正好抽出去了，到外头参加遣返流浪人口的工作去了。那一阵省委派出的工作组到外省把流浪人口召回来，再送回到各县各乡和各村，我到陇西县帮忙去了。

接着大家轮流给慕老师敬酒，然后是长时间地聊天，讲述自己的经历，也互相询问他人的情况。有个叫牛杰的说起了慕老师给大家上最后一堂课的事，田新民听见了，捣他不叫说，但慕家祥看见了，说：

不要拦，不要拦，叫他说下去。

于是牛杰说：

我记得那天是慕老师给我们上美术课。慕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个水壶。水壶将将画出个轮廓，王定远老师进来了。王定远老师小声跟慕老师说了句啥话，慕老师就出去了，王定远老师接着画那个水壶。那天放学的时候，大家就都知道慕老师叫公安局叫走了，说是带的手铐，披着一件夹衣戴着手铐。慕老师，是不是这样？

对着哩，对着哩。慕老师说。警察那一天还搜我的房子了。我的房子里有几个箱子，装的孤儿院演出队的演出服，那箱子他们都翻遍了，没翻出啥来。

他们翻啥哩？牛杰问。

翻反革命传单。娃娃们，我那天犯事了，叫公安局带走了。就是戴的手铐抓走的。我问你们，我叫公安局抓走以后，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犯的啥罪？为啥抓我哩？

不知道。好几个学生说。

但慕老师看见那拴拴没说话，便问，拴拴，你知道我犯的啥罪吗？

那拴拴说，知道，可我仅仅知道你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具体怎么反革命的，内容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我犯的反革命罪？

上官芳阿姨告诉我的。她叫我对任何人都不要说，我知道就行了。

噢，你是这么知道的。其他人还都不知道，是吗？

就是。“同学们”说。

娃娃们，那我今天就给你们说一下，我确实犯的是反革命罪。我是1960年夏天调到孤儿院工作的。也就是那一年的冬天，放寒假了，有些老师回家过年去了，我没回。虽然那时孤儿院开始开课了，但娃娃们得病的多得很，管生活的阿姨们管不过来，老师也得帮忙。就在那个寒假里，我们慕家岔的一个人找我来了。我们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关系好得很。他来了，和我一搭儿住了两天，说他和几个同学要搞个地下刊物，写文章把时下饿死人的事揭露出来。问我参加不参加？我那时候对社会现实确实没有好感，干部胡来哩，把老百姓饿死了一层。我就说我参加。

那人以后再没来过。到1963年秋天，公安局就把我抓走了。抓我的那一天，我心里就明白了：我这一辈子完了。后来给我判了六年刑，参加反革命组织罪。那个同学判十年，他是组织反革命组织罪。

慕家祥讲完他犯罪的经过，好久，牛杰问，慕老师，你们这个组织有过啥活动？

慕家祥回答，再没啥活动。再要是活动，六年就打不住了。

拴拴问，慕老师，你是不是在三河农场服的刑？

慕老师很惊奇，你怎么知道我在三河农场服刑的？

我在靖远五大坪农场当农工的时候，农场的人说，靖远有个三河农场是劳改队。我那时还想到三河农场看一下你去，有个兰州的知青把我拦住了，没去成。

你没去就对了。你去了看一下我，推荐工农兵学员就轮不上你了。

慕老师，那几年你受了苦了？

唉，那是一场恶梦。

这天晚上“娃娃们”玩得很尽兴，吃完饭喝完酒，大家又唱卡拉OK。“娃娃们”还都逼着慕家祥唱歌。慕家祥不唱，说他四十年没唱过歌了。“娃娃们”就自己唱，并且每个人都在唱歌前说两句话：我把这首歌献给尊敬的慕老师，祝愿他身体健康。一位叫张维刚的“娃娃”现在西川小学当老师，他唱了一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娃娃们”都拍手，慕家祥也老泪纵横。折腾到凌晨四点才散伙。散伙后那拴拴把慕家祥领到给他们老两口订好的房间去，叫他们洗澡睡觉，他和田新民开车送那几个娃娃回家。有两个同学住得很远，在定西县西川的农村，送完他们回来，那拴拴看见慕家祥住的房门开着个缝，就推门探头看了一下，问：慕老师，你们老两口怎么还没睡觉？

他给慕家祥安排的是间很豪华的大房子，房子中间有一圈镂空雕花的壁子把房子分隔成两半，里边放着双人沙发床，外边是一圈沙发茶几，全都是精工雕刻的木制品，古色古香。慕家祥老两口在长沙发上正襟危坐。

慕家祥回答，我们等你了。

那拴拴惊讶地问你们等我咋哩？我不是说了你们洗澡吗，洗完了你们就睡觉。你们洗澡了吗？慕家祥说没洗。那拴拴说咋不洗呢？慕家祥有点不好意思，吞吞吐吐说开关打不开。那拴拴说，哎呀，我忘了教你们了。来，过来我给你说一下怎么用热水，怎么用凉水，还有篷头。那拴拴走到卫生间门口了，但慕家祥坐着没动，说，不急，不急，你过来，过来坐下，我有话跟你说。那拴拴走过去在一个单人沙发坐下来，拿起茶几上的易拉罐饮料“嘣嘣”地打开了，给慕家祥老两口喝，说，慕老师，有啥话你说。

慕家祥抱着易拉罐没喝，说，拴拴，我问你，你这次来定西，就是为的叫我们老两口到这达住两天，享两天福？

那拴拴一怔，没回答。慕家祥接着说，或者你还想把同学们请一下，喝酒，唱歌，大家在一搭玩两天？

那拴拴还是没回答，眼睛离开了慕家祥。慕家祥又说，你是不是这样打算的？你要是这样打算的，明天你就把我们送回家。

那拴拴惊愕不已：咋了，慕老师，你们觉得不习惯？不开心？

不不不，开心得很。看着你们长大了，事业有成，我欢喜得很。

那你急着回家咋哩？

没必要，没必要花这钱。在家里住着一样睡觉，花这钱没必要。

那拴拴恍然大悟，说，慕老师，你踏踏实实地住着。我们分开着四十年才见一面，花一点钱值得，这些钱我出得起。

这我知道，田新民给我说了，你能挣钱着哩。可我想是花这钱没必要。我们老两口见了你了，也吃了也喝了，这么好的房子也住了，你的情我领了，你还是把我们送回家去吧。

那不行呀。我和同学们都商量好了，明天晚上田新民请你吃饭，后天是张维刚，大后天……

不行不行！你给同学们说，他们的情我领了，我要回哩。慕家祥态度坚决。

那拴拴为难了，说，慕老师，阿姨，你们再住两天不行吗？你们再住上两天，我还有重要的话跟你们说哩？

这次轮到慕家祥吃惊了，他仰起脸看着那拴拴说，有啥重要的话？你现在不能说吗？。

不能说。现在一说，你睡上一觉起来就走了。

说嘛，你说嘛。你今天晚上不说，我连今天晚上的觉也睡不好。

那拴拴说：今晚上说也行哩，可你要答应我再住两天。你要是非要明天回家，我的话也就不说了。

慕家祥犹豫了，看老伴，意思是征求她的意见。老伴吭吭哧哧地说，实在不叫走，那就……住两天吧。猪娃宰掉了，鸡娃子自个刨着吃去也饿不死。慕家祥便说，好吧，不走了，不走了，住两天就住两天，就是这么花钱叫人心里……

你们同意不走了，那好，那好。那拴拴高兴了，说，慕老师，其实我要说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头会儿吃饭的时间我不是说到孔破财了吗？不是那一天孔破财回答问题把就地取材解释成蹴下了取材吗？不是你把他罚站了吗？我说的事和这件事有关，就是那天傍晚，有人在厕所的墙上写了一句话，骂你的话。你还记得这件事不？慕老师一脸茫然，摇了摇头。那拴拴又说，结果当天晚上马老师就把你代课的两个班的学生排成队，追查是谁写下的字。马老师叫大家自己坦白交待。马老师说自己要是不交待，查出来就要严厉处分。那时间最严厉的处分就是吃饭降等级，把大馍馍换成小馍馍。结果孔破财承认了，说骂你的话是他写下的。但是他又跟马老师说，是我叫他在墙上写脏话骂你的。第二天上午课间操的时候，马老师把全院的孤儿集合起来了，批评了孔破财，还批评了我。批评我比批评孔破财还厉害，说我是教唆犯，错误比孔破财还严重。慕老师，我没教唆孔破财骂你。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课间休息的时候，孔破财问过我一个字，说慕老师的慕字怎么写。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你的姓名，问写得对不对。我一看他把慕字写成幕布的幕了，我就给他纠正了一下：是羡慕的慕。结果就出了那么一件事。

慕家祥注意地听那拴拴叙述，脸上仍然一片茫然，说，是吗，还有过这么一件事吗？

有呀，就是1963年秋天发生的事嘛。我还想着要跟你解释一下哩，不是我叫孔破财写着骂你的，是他自己写着骂你的。我还没找着机会给你解释呢，过了两三天你就……离开了。

记不起了，记不起了。我不记得有这件事。孔破财骂我啥了？

他写的是……慕老师，那话难听得很。

那拴拴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说，但慕家祥说，你说，你说，娃娃时候的事嘛，有啥不好说的？

他写的是……写的是慕老师，后边还有四个字，我日你妈。

慕家祥笑了：记不得了，哈哈哈……

慕老师大笑起来，但那拴拴不笑，说，慕老师，你觉得这事好笑吗？

不是好笑，我是笑你哩！你一次一次地叫我到兰州去，这次又跑到定西来，把我请到这么高级的宾馆，就是要给我解释这件事的吗？

就是。

慕家祥沉默了一下，感慨地说，啊呀，这是个啥事嘛，你还这么当真呢！

你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一点点不知道。

啊呀呀慕老师，原来你不知道这件事呀！可我认为你知道。几十年了，我遇见孤儿院的同学就打听慕老师在哪达哩？我想把事情解释请楚。几十年了，这件事压在我的心口，就像磨盘一样重呀！做梦还梦见过！有一天夜里魇住了，巧花把我叫醒了，问我做啥恶梦？我说没有做恶梦，就是梦见慕老师了，魇住了。慕老师骂我着哩，说我是个坏熊，表面上老实，背后捅刀子！

啊呀呀，你这个娃娃就心诚得很呀！我根本就不记得有这件事。好了好了，你把心里的话说了，把心里的磨盘卸下了，你回去睡觉去吧。唉，你看你，我说就没这件事，你非说有哩。不管它有还是没有，你都是个好娃娃。明天早上起来，你还是送我们回红土窑吧。

那不行！那不行！那拴拴激烈地反对：我把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说开了，咱们更要好好地玩哩。哎呀你看，天都亮了！

紫色天鹅绒的窗帘没拉严，二指宽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片如水的晨曦。

守望殷家沟

快到晌午了，殷占岭和女人在殷家沟北侧的山坡地里挖洋芋，女人突然说了一句：你看，坡上来了一个人。

在哪达哩？殷占岭虽说五十岁了，但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身体很有力量。他一镢头刨出来一窝洋芋，然后站直了身体看山坡上的小路。

已经到跟前了。女人拿着洋芋蔓儿的手指了指地边的塄坎下边的小路说。

这个人我像是在哪达见过，你看那走路的样子。殷占岭说。他看见了那个人，恰好那个人也抬起头看他们。那人也喊了一声：你不是殷占岭吗？

殷占岭怔了一下，立即就惊讶地叫起来：呦，这不是董耕吗？你怎么来了？

啊，就是我呀，你认出来了？我从那半截路上就看见你们两口子了。那人又说。

殷占岭说，哎呀，还真是你！你怎么到这达来了？

我看你来了。怎么，不欢迎吗？

哎呀，欢迎得很嘛，稀客来了咋不欢迎哩！甭急，这达上不来，你还往前走。

董耕这时急着想攀上洋芋地来，洋芋地就在路边上，但有个高高的坎子，直上直下无路可走，他只好按着殷占岭指的方向顺着小路继续往上坡走。殷占岭也沿着地边往上走，当这块窄条条地走完的时候，两个人就相逢了。殷占岭握住董耕的手说，哎呀，真没想到你来。你这是头一次来殷家沟吧！然后回头喊女人：快过来快过来，你不认识董大哥吗？

认识嘛……女人走过来了，腼腆地笑。

认识怎么不叫董大哥？殷占岭责怪女人，而后又命令式的口气说，拿镢头去，走，家走。

家走做啥哩，不挖洋芋了？董耕说。

不挖了不挖了，老大哥来了，还挖啥洋芋哩！快家走。

挖出来的拾掉嘛。

晾着去，明天再说。

小路窄窄的——也就能走个排子车——斜斜地往前伸延，左侧是一层一层的梯田，右侧是笔直的悬崖和巨大的山沟。这悬崖真是吓人，直上直下十几丈，沟底长满了巨大的白杨树，还有榆树、杏树和柳树夹杂其中。已经是深秋季节了，树叶红的红黄的黄还有绿的，绚烂之极。殷占岭说了一句：董大哥往里走，小心掉下去。

董耕说，掉是掉不下去，就是看着眼晕。啊呀，你们殷家沟的山沟真格就深得很！

沟是深得很。没见过吧！

没见过，真没见过这么深的沟，树小得就像蒿蓬嘛。这要是把人掉下去还不绊死吗？

那绊死哩嘛！上头的庄子里，崖比这达小得多，去年过年还绊死了一个人：有个人喝醉了，半夜里从人家家里出来回家，掉下去绊晕过去了。醒来后往家爬，爬一截爬不动了，到天亮冻死了！

小路还是沿着悬崖延伸，且逐渐上升。沟也在上升——越来越浅，沟里的树就渐渐地高大起来，并且爬上小路，越过小路走进参差错落的庄户小院，向山坡上爬去。

到家了。殷占岭站住了，朝着一座独家小院说。小院的门鼻上挂着门扣，他走上两步，摘下门扣推开门扇又说，进吧！

这个门建得窄小但却精致：小小的门楼，顶上有几层青瓦，门柱上还贴了黄绿相间的瓷砖。院子不大，正面是盖了不几年的农村式样的三间套的堂屋，瓦房，木格窗子，水泥台阶。左右也是新房，一边是厢房，一边是灶房。

堂屋里的家具都是旧的，中间一个八仙桌，两个板凳，左边靠山墙有两个自制的很旧的沙发，右边是火炕，炕上有个炕柜。

你这房子盖了几年了？董耕问。

四五年了。上炕，上炕，炕热着哩。

董耕说，不上了吧，热炕坐不住。殷占岭说，上炕，地下坐着凉得很。我们这达是二阴子地区，气候凉。等到董耕上了炕，殷占领就端过炕桌来，然后把个小小的电炉子拿过来放在炕头，接通电源，又拿过茶罐罐说，走累了吧，先喝个罐罐茶。

不一会儿，茶熬好了，殷占岭把茶倒进放了冰糖和红枣的茶盅里，说，喝茶，先吃口馍馍填一填肚子。婆娘杀鸡去了，饭还得一会儿。董耕稀溜稀溜地喝了两口茶，吃馍馍。殷占岭说，老哥，今天是哪股风把你吹来了？董耕回答，我到义岗川烧纸来了，桥沟有个亲戚看一下。到了桥沟，听说殷家沟离着不远，七八里路，我就想起你是殷家沟的人，就想来看一下。娃娃们呢？

殷占岭往茶罐罐添水，回答，姑娘上煤炭学校了嘛，在靖远矿务局哩。儿子到兰州打工去了，在一个啥公司当保安哩。

噢，你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嘛。

唉……妥当啥哩，把人愁死了。保安的个活嘛，说白了就是给人看大门哩，不是个正经工作。你的娃娃们咋个相？

我就一个儿子，也是没工作，跟我养奶牛哩。

你的奶牛养得咋个相嘛？你比我退休早两年，一退就养牛了。

你知道的，咱们那达都是工矿企业，养个牛要到农区买饲料哩。养了八个牛，四个有奶，四个没奶，一斤牛奶才卖八角钱，卖下的钱将将够个饲料钱。

那不赔本了吗？

赔是赔不下，一年下上两三头小牛，长大了能卖两三万。

那好着哩，比我在家种地强。今年雨水好，一亩地能挖四千斤洋芋，才值五六百元。

还有矿上的退休工资嘛。

全靠退休工资着哩，不是那几百元退休工资，我的日子在殷家沟就是最穷的：老娘给我留下了就八亩地，全都种成洋芋，也才值四五千元。一斤洋芋才卖一角钱多一点点……

唉，靠种地过不了日子。董耕叹息一声，仰着脸看墙壁。迎门的后墙上挂着一幅紫红色平绒的幛子，中间四个白色的大字：慈容宛在。左右一副对联：阁型永垂皆称贤母，淑德留芳共仰仪范。山墙上还有一匾额：留芳百世。

你娘过世几年了？他问。

四年了。这是三周年人们送下的。

噢，四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我还记着哩，那一年你媳妇逃避计划生育到矿上去养儿子，你娘跟着去伺候你媳妇的情景就像是昨天的事情：就那么一间小房房，一张双人床，你媳妇和你娘两个人睡，中间还有两个娃娃。你娘干脆就没处睡嘛，就在床沿上趴着；等到娃娃们睡醒了，你娘才在床上睡一会儿。

那受下的罪就大嘛。那小房房还是大家帮着拾砖头盖下的，矿上不给宿舍嘛。矿上煤多得很，可是不敢烧，怕领导检查。冷得不行，买了个电炉子放在床底下取暖。那是冬天嘛。那时间挣的钱孽障得很，我娘在矿上住了半年，我连一斤羊肉都没买。买下几斤鸡蛋我娘也舍不得吃，全叫媳妇补养身体了。我现在想起来后悔得很，我娘受了一辈子苦，没享上我的一天福。

他们随意地谈论着家乡，谈论着煤矿，喝茶吃馍馍。女人进来出去地从山墙根的面柜里挖面，取东西。女人还很年轻的样子，穿一件条绒夹克，短发，高高的个子。董耕突然问：

你媳妇是哪达人？

就这岭背后刘马家岔的。

是你娘给你说下的吧？

不，媳妇是我自个看下的。

你很有眼力！

殷占岭笑了一下说，媳妇是我看下的，可钱是我娘攒下的。我从定西福利院回到殷家沟，说是知青，实际才十四岁，到家还上了两年学，十六岁才开始挣工分。二十五六岁上，队上叫我看钢磨，一天来了个刘马家岔的老汉来磨面，背着一百多斤苞谷，说是没钱。磨一百斤才二元。我说没钱了先欠下。磨面的时候我问老汉，你家有女子吗？有女子了给我说个媳妇。老汉说有五个女子，把老二给你吧，你啥时候到家里来看一下。白天不要来，白天来了队上知道了就不给女子口粮了。

他们正说着话，女人把饭菜端上来了，殷占岭便撤电炉子茶罐罐，同时出洋相伸了一下舌头。女人看他伸舌头，便觉得奇怪，瞄了他一眼。董耕笑了，说，大妹子，我们正说你哩。女人脸上荡起一丝红晕：说我啥哩？殷占岭说，说咱们谈对象的事哩。女人抿一下嘴走出去了，过一会儿端了粉条汤进来坐在炕沿上一起吃。

董耕一边吃花卷吃洋芋烧鸡块一边说：占岭，接着说。

殷占岭说，过了两天，我把媒人请好了，我娘蒸了两个大花馍，晚上我就到她家看去了。看去的时候丈人对我好得很，给我做的长饭，炒的鸡蛋。可是饭吃完了，我也没认下哪个是老二，她家女子太多，端饭时把我的眼睛耀花了。丈人说，没认下？没认下你就到厨房再看一下去，老二叫禅花。厨房的炕沿上坐的，地下站的，齐刷刷五个女子，房子里就点着一个煤油灯，不亮，我还是分不出哪个是老二。幸亏我那天拿着个电筒，我就一个一个照，一个一个问，你是老几？你是老几？问到她时她不说话，头勾下去了。其实我认识她，我们两个村子就隔着岘口子上的一条路，她们那边的山坡平，都开成地了，没蒿柴，我们这边沟大，崖上蒿柴多，她们来我们这边挖柴我还吼着骂过她哩。她们家人口多，困难，她那时间连一件衣裳都没有。

女人脸上腾起一片红云，说，我怎么没衣裳，我光着膀子吗？殷占岭说，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那天穿一身破衣裳，一件大襟的黑棉袄，裤子也是大裤裆。女人说，你穿的啥好料子？不也是黑棉袄和一条黄裤子吗？

殷占岭哈哈笑了：董耕，那时间咱这里穿黄衣裳的人多得很，都是解放军的衣裳，公家救济下的。那天我看她去，连个帽子都没有，还是找人借下的。

吃完饭女人去洗锅了，殷占岭又接着说，那次去看她，定下的礼钱是四百元。第一次送钱是那年的腊月。那年我娘喂了一头猪，腊月里交给国家了，卖了四十几元。家里养了几只鸡，舍不得吃一个鸡蛋，都攒着交给供销社了，把钱都存着。我们这里沟大，崖上有地骨皮，还有麦冬；崖陡得很，我都不敢上，我娘一个人往崖上爬，挖药材。卖下的钱也都存下来给丈人家送礼。那年头一个工值才六分钱，我娘一年挣二百个工，到年底结算队里给了十二元也凑上了。我挣了三百个工，十八元钱也凑上了。把所有的钱都凑到一搭儿，那一年送了一百二十元。以后凑五十六十元送去，凑三十元也送去，直到1979年春天我招工去靖远煤矿当工人，礼钱还没送够。我当工人挣了一年工资，才把礼钱送够。

我当工人去我娘特别高兴，虽说我一走家里就剩她一个人了，但她在我接到靖远矿务局的招工通知的那一天，连夜给我补衣裳拆洗被褥。第三天，我背着拆洗好的被褥往党家岘去坐长途汽车了。那几天下大雪着哩，往岘口子的坡上滑得人走不上去，可我娘把我送到岘口子的大路上了。

那一天媳妇也送我去了。到了矿上，人熟了，有的人就要给我介绍矿上的姑娘哩；我说家里占下媳妇了，媳妇对我好着哩，老丈人也好着哩，我不能忘恩负义。介绍人说，你在农村找个媳妇将来调不过来，一辈子受罪。我说受罪就受罪。这是实情。我走了以后，家里就剩老娘一个人了。后来承包到户单干了，我娘分了八亩地，就我娘一个人种。老丈人看不惯，就把媳妇打发过来跟我娘住，帮着我娘种地。

这时候女人已经收拾完厨房来到堂屋，在炕沿上坐着，董耕就把脸转向她，夸奖说，行啊，没过门你就伺候起婆婆来了。

女人腼腆地笑了一下：婆婆就一个人嘛，我不帮谁帮？

婆婆对你好吗？

好着哩。给我扯衣裳，有好吃的自个舍不得吃，叫我吃。

占岭对你好吗，结婚以后？

好着哩。

打你不打？

打过，就打过一次。殷占岭抢着说。

就打过一次？

就打过一次。有一年我回家来，那是秋天，挖洋芋的时候。她不挖洋芋，跟几个婆娘拉扯着到义岗川去了，逛街去了。回来我说她：我和娘挖洋芋，你浪街去了。她顶嘴，我打了一巴掌。

是吗？他是打你了吗？董耕问女人。女人红了脸笑。殷占岭说，打了一巴掌人家还着气了，跑回娘家去了。结果我娘知道了，骂我，叫我叫去。我去了，丈人见了我说，噢呦，女婿老爷来了吗？我给你端炉子熬罐罐茶。那一次把我臊坏了，我赶紧做检讨：我打人不对。

董耕说，行呀占岭，你还会做检讨。

殷占岭说，不检讨哪行呀，人家把我告下了，老丈人生气了。

坐的时间长了，董耕下了炕穿鞋，说，咱们到外边转转吧，哎呀，把人坐得腰酸腿疼的。殷占岭说，转转就转转，既然来了一趟，就看看我们的殷家沟。出了大门就是悬崖旁的小道，站在小道上他问，你看往哪边走？董耕怯怯地探着头往下看了看悬崖，又往东边小路延伸的方向看，问，这条路是往哪里走的？殷占岭说，再往上走一截，山水沟就到头了，路就绕到沟对面去了，到西边的那道山梁上去了。董耕问，你们的殷家沟村就是这么一块块吗？就建在这沟沿上吗？殷占岭说就是，不大的个庄子，几十户人家。董耕说那就顺这条路走走吧。

小路始终绕着山水沟蜿蜒，沟里长满了树。透过绚丽的树丛可以看到沟底的草地，可以看见一个人工围起来的水潭，有个小小的人儿从水潭里打了两桶水，担着往上走。还有几头牛在树丛中的草地上漫游。走了一截，小路上又分出去一条坡路，很陡，往东山梁爬去，且有很多粗大的柳树分布左右。董耕问这条路通到哪里？殷占岭说上去就是岘口子，翻过岘口子是刘马家岔，往党家岘去的公路经过刘马家岔。他们没有去岘口子，董耕嫌陡。他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走到沟南去了，又上了沟南的山梁。山梁背后又是一道像殷家沟一样的大沟。他们站在山梁上俯瞰殷家沟，董耕问，那个大门上贴着黄的绿的瓷砖的宅子就是你家吧。殷占岭回答就是。董耕说你怎么把房子盖在崖边上了？殷占岭说再没地方盖，那就是我家的老宅基地。他还说门前的路原先宽着哩，路边上原先有个小小的麦场，只是时间长了，麦场一片一片地塌掉了，大门就直接对着悬崖了。董耕收回视线看着脚底下一处围墙很厚的宅院说，这是个老堡子吧？殷占岭回答那是殷老爷家的宅子。董耕问什么殷老爷？殷占岭回答，你可不要小看我们殷家沟，这达还出过一个举人哩，人们叫殷老爷。我们站的这一道梁，还有东边的大山梁，从前都是殷老爷家的地。听老人们说，殷老爷家从前雇几个长工给他种地哩。董耕说，这山坡坡上的窄条条地能种成个啥庄稼，还不把牛滚了？殷占岭说你还真说对了，以前公社化的时间滚过牛，滚到沟里绊死了。老汉们说过，从前殷老爷家雇长工，要写好契约哩，契约上写：扳折杠拐，滚下山涧，一家死人，两家抬埋。说的是长工扶着杠子犁地的时候，一用力把杠拐扳折了，人滚下崖去绊死的话，东家和长工两家出钱抬埋，不能光叫东家出钱。

董耕说，还有这样的事吗？我家从前就是义岗川的财主，家产比殷老爷家要大得多，可我家也没有长工死了还叫长工出钱抬埋的规矩。走，咱们往回走吧，太阳落山了。

为了在天黑以前到家，他们从一条种田人踩出来的蚰蜒小路走下山梁。突然殷占岭站住了，指着一条窄条条地上长满了杂草的地方说，这达是我家的坟地，我娘就埋在这里。董耕也站住了，看坟地，问，你娘是得病下场了的吧？得的啥病？殷占岭说我也不知道得的啥病。我娘先是大便下血，我就请农村医生来看，打针输液。输的青霉素，不见效。又请乡卫生院的大夫来看，血止住了，可是腹部疼得厉害，大便下不来。媳妇用肥皂水灌肠，又服果导，结果又腹泻不止。媳妇对我娘好得很，灌肠时汤汤子喷一身也不嫌脏。开始医生们都说是肠炎，治了一两年都没治好，反复拉肚子，便秘。一有病我就回家来照看，来了就守上半个月二十天。后来我跟娘说，我把你拉上，我们到县医院看去。我把车都找好了，一个搞运输的三轮汽车。我娘不去。说拉肚子是个啥病嘛，还用着到县上去？后来不行了，我在地里劳动，娃娃们去上学，我娘从床上滚下来。这时我说一定要去县医院，但我娘说她不行了，到哪个医院也是白花钱。

我娘临到下场时肚子不疼了，可又吃不下饭去了。我端着饭碗喂吃的，我说娘，你要吃些饭。可我娘说，喜喜子，你甭吵了，我想睡会儿觉。我就再没喂，娘睡着了。过一会儿，听见娘的嗓子里发出睡觉打呼噜的声音。我就喊娘，已经喊不喘了。我娘那年69岁。我娘不愿意死，临到下场的那几个月，我回家来守着，我娘跟我说过几次：过去穷得吃不上穿不上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生活好了，她实在想多活两年。亲戚们来看她，她在炕上躺着，谁要是说你的病过几天就能好，她就高兴；谁要是说，你放心走吧，你的孙子都大了，没啥牵心的了，她就不高兴，把脸扭过去不理人家。

这时殷占岭和董耕已经从山梁走到小路上了，绕着弯子往家走，董耕又站住了，问，占岭，有件事我一直没问过你——还是在义岗川福利院的时候娃娃们就说你娘在监牢狱服刑着哩。你娘到底出了啥事进监牢狱的？

不知道嘛，那时候我还小，——我是1955年出生的，进福利院的时候才四岁。我光是隐隐约约记得我尕爸  把我送到福利院的，一个牲口驮着两个粪筐，那边一个娃娃，这边一个娃娃。那边的娃娃是谁我都没记下。我后来回想，我在去福利院之前好些天就见不着我娘了，我在尕爸家住着。后来义岗川福利院撤销了，咱们都转到定西福利院了，我才知道我娘还活着哩：我上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权老师给我拿来了十元钱，说是我娘寄来的。我问我娘在哪达呢？她说了个靖远多少多少号信箱。我问啥单位？她说她也不知道。后来，每过上几个月半年，我娘就给我寄五六元十元钱。我那时还傻着哩，当成我娘在哪里当工人哩，收到钱就买牛肝子吃，一毛钱一片片。再往后，大娃娃都参加工作了，小娃娃当知青上山下乡了，各回各的老家了。我是定西的汽车送回义岗川的，然后队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尕爸，一个是队长殷国民——牵的牲口把我接回殷家沟了。回到家中，我尕爸把我收养下了。这时候我尕爸才告诉我，我娘在靖远县的监牢狱劳改着哩，判了二十年。

我娘是怎么进监牢狱的，也是我尕爸说给我的。尕爸说，我家原来有八口人，我大我娘，五个姐姐和我。尕爸说，1959年夏天，我大先饿死了。那时吃食堂哩，顿顿喝稀汤汤，我大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可是队长还叫我大给引洮工地的民工送炒面去。工地在渭源县呢，路上要走几天，几个人担着炒面走。走到最后一站在一个农民家住下了。那一晚上送粮的人们都说，今晚上要多吃些哩，明天到工地就吃不上炒面了。我大和另一个人把炒面吃多了，喝了些凉水就胀死了。送粮的人回来后不敢说胀死的，说是得了绞肠痧痛死的。我大死了两个月，我的五个姐姐就饿死了四个，剩下一个二姐了。那一年我二姐十四岁，有一天我妈把她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了，说窟泉底下有蒿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我姐姐下去了，我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说到这里，殷占岭已经泣不成声，咧着嘴哭。他转过身去，用手指头抹眼泪。董耕也不说啥，把脸朝着很深的山沟看着。

我娘为啥把我姐哄到窟泉去呢？我问过尕爸，尕爸说那是秋天发生的事，有一天我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捋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我们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我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你说，我娘怎么管我姐哩？本来我姐就饿得皮包骨头了，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我娘再去打我二姐吗？再说，我娘打了我二姐队上就给打汤吗？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我家打汤，眼看着三口人都要饿死哩，我娘就把我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儿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公社就派人下来把我娘抓起来了，叫大队长押着一个村一个村游斗，然后就抓到县上去了，判了二十年。后来还是一个远房的四奶奶跟我说的，我娘往县上押的时候没有鞋穿，四奶奶给了一双旧鞋穿上了。大水头煤矿的周千余的丈母娘也跟我说过，我娘走的那一天，她还给我娘的手里塞过豆饼，叫我娘在路上吃。她怕我娘饿死在半路上。当时我娘的两个手是反绑着的，周千余的丈母娘还给押人的民兵说，你们把绳绳解开嘛，她能跑了吗？民兵没解……

啊呀，这些民兵这么可恶！

队长是报复我家哩。还是我尕爸说的，那一年我大是看场的，有一天夜里，队长领着他兄弟到场上来了，往他家背粮食，我大说了他：你们不给社员分粮，你们往家里背粮，这事做得对吗？我大没叫他背粮，他就记下仇了，先是不叫我大看场了，接着又叫我大去送炒面……

你娘在监牢狱受苦了？

没有，我娘在监牢狱里没受啥苦。刚去时跟一帮妇女在一搭做布鞋，过些天又叫做豆腐去了，后来又做糕点。我娘说在监牢狱里生活好着哩，她没饿过肚子，比在家好得多。有病了还给治病，一个月还给两元零花钱买个手巾肥皂啥的。

你问过你娘？

没问过。我娘为我蹲下监牢狱的，我哪好意思问？是她闲下了自个跟我说的。

你娘哪年回来的，坐满了二十年吗？

没有嘛。我是1969年回到殷家沟的，过了两年我娘就回来了。提前释放的。那一天我和尕妈磨面哩，听见一个人在岘口子哭。哭的声音大得很，整个殷家沟的人都听见了。过一会儿有人跑来跟我说你娘回来了，快看去。尕妈也叫我看去。我不去，我说我不认得她。过了一会儿，我娘自个从岘口子下来了，还有几个庄里人陪着。我娘走到磨坊来了，叫了一声喜喜，你磨面着哩吗？喜喜是我的乳名。我这才叫了一声娘。我娘再也没哭，就是眼睛里冒着泪花。我娘穿的一身黑棉袄，新的。手里还拿着两个面包。那面包是她从靖远到定西的火车上买的，没舍得吃，给我拿来了。

他们默默地往家走，已经绕过塆子看见殷占岭家的大门了，殷占岭突然站住了，问，董大哥，你有个兄弟在华家岭哩？董耕回答，那是张金荣给了人的嘛。我们弟兄四个，一个1958年生活困难的时候我大二升麦子换给别人了，剩下三个，三个都进了义岗福利院。有个华家岭的老汉看上老二安娃，张金荣自个做主就把安娃送人了，我不同意，张金荣就说不同意就把我们弟兄撵出去，不叫到福利院了。我挡不住，给人了。我娘是1960年11月饿死的。那时候吃食堂，打来饭我娘叫我多吃些，那两个小的就不管了。我娘说，能活下一个就行。我娘睡觉时搂着我，半夜里摸着给我抓虱子，跟我说，你十二岁了，十二岁的男娃有脱父之力了。

啥叫脱父之力？殷占岭问。

就是说应该能自己生活了。董耕回答，接着说，过了两天我娘就下场了。那天日头升起来很高了，我娘还不起。太阳红得很，照进房子来了，我娘眼睛睁得大大的，断气了。

你大呢？

我大是地主分子，1958年弄到公社的劳教队去了，在华家岭劳动，当年就没了。

这些事你都没说过？

那不敢说嘛。我家是地主，说了还了得？

转天早晨喝了罐罐茶吃了馍馍，董耕要回桥沟去了，殷占岭和女人送他。他们走到昨天挖洋芋的地方了，董耕站住了说，你就送到这达吧，再不要走了。殷占岭站住了，说，好吧，那你就走，有时间再来玩吧。两个人握手道别，董耕却又捏着手不放，说，兄弟，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殷占岭有点惊讶，说，有啥话就说呗，你怎么客气起来了！董耕说，前几年没退休的时候，人们都想办法给女人娃娃办户口，我给你说过，花点钱给派出所，把婆娘娃娃办过来。那时候上边有这精神——夫妻分居十五年以上的职工可以办户口，可你不办，你说房子盖在老家了。我这次看见你的房子了，但我还要劝你：把你这两间房房卖掉去，能卖几元就卖几元，把家搬到矿上，或者在靖远城里买两间房房住下去。这个山沟沟里有啥蹲头！

殷占岭握着董耕的手久久没说话。后来他扭脸看着深深的山谷说：董耕，说实话哩，前几年我跟你说那话，也不是真心话。我不愿离开殷家沟，倒也不是因为盖了两间房房，主要是我娘不愿离开殷家沟。现在呢，是我自个想住在殷家沟：我的老娘埋在这达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纪念我的老娘哩。

董耕捏着殷占岭的手站着，眼睛看着殷占岭的眼睛。良久，他扭过脸去说，占岭，我走了。

董耕走出好远了，马上就要拐过一个塆子去了，他回过头来朝着仍旧站在小路上的殷占岭扬了扬手。他喊，回去吧，甭站着了！

他的脸上淌着泪水。他的嗓门带着哭音。

后记

我扳着手指头计算，今年五十三四岁的人在1958年的时候才五六岁。也就是说，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1960年的饥饿，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幻影或者传说而已。就以我自己来说吧，六十岁了，关于大炼钢铁也仅仅是记得和同学们拉着排子车去同学的家中把铁锅水桶之类的铁器拉到兰州市上沟小学的操场上集中起来。我那时在那个小学读五年级。1960年我在初中读书，住校，每月有一定的供应量，虽然吃得不怎么饱，但没怎么饿着，过来了。倒是1965年上山下乡之后的头几年里，在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抬土挖渠开荒造田的劳动中饿得我疲乏难耐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人就是这样，越远的事情越是淡漠。

但是，这些事情的确是不该遗忘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1958年到1960年，由于饥饿，曾经造成大面积死亡。

我很幸运，上山下乡期间在甘肃省的农建十一师二团——安西县小宛农场——当农工，七十年代，听说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有一个从甘肃省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后来的1990年我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在那儿挂了个副场长的职务，由此便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相识。于是，我知道了这些事情：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福利院收容了大约五千左右的孤儿。

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我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这样的灾难。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抑制不住心灵的震颤，我把收集来的大量素材进行加工、提炼和剪裁，写成这部小说。我想告诉那些不了解历史或者忘掉了这段历史的读者：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我们过上了前所未有的温饱生活，为了这温饱的生活，我们的前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无数人的生命和眼泪。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这本书就要出版之际，我感谢那些接受过我访问的孤儿和他们的亲友，感谢那些给我提供了帮助的人；他们提供了我写这本书的第一手材料。我还感谢《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女士、主编陈思和先生、社长赵丽宏先生和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治先生、张懿女士；他们的帮助使这本书得以连载和出版。还感谢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教授，以及魏冬峰、刘勇、文珍诸位先生女士，这本书在《上海文学》的连载，始终在他们的关注和支持之下。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好朋友烜笠先生：他带领和陪伴我在定西的山山岭岭奔跑了很多日子。

2006年11月22日塘沽

甘南纪事

恩贝

自从2005年在扎尕那结识了达让之后，我真是迷上了扎尕那的风景。只要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往扎尕那跑一趟，去达让家住上几天。虽然扎尕那位于甘南州的腹地距兰州五百公里之遥，但是交通非常便利。从兰州长途汽车站坐豪华大巴出发，穿过七道梁隧道，驶上去临洮的高速公路，在崔家崖过洮河，经过被穆斯林称作“中国的麦加”的临夏市，再过土门关，就进入青山绿水的甘南州首府合作市了。解放前的合作是一片开满了蓝色马莲花的草滩，它唯一的土木建筑是依毛梁下边的黑错寺院，如今它已经变成一座漂亮的草原新城了。从合作往东，经过满目青翠的长长的沙冒沟——这里曾经是强盗出没专事劫持来往商队的地方，再顺江柯河南下就又看见了洮河。过洮河有一个小镇扎古录，再往前就进了车巴沟。沿车巴河溯流而上，地势越来越高，但见山冈如涛，草坪如潮。然后是蘑菇状的岩石挤挤挨挨的扎尕梁。从一处标高四千二百五十米的山口翻过山梁，公路就跌进一片巨大的石林。汽车在石林里穿行，一路下坡跑上半小时，突然眼前豁然开朗，一片碧绿的原野在脚下铺开，扎尕那到了。

我已经和达让成了挚友，一进他家就把马牵出来骑上去扎尕梁找他，或者打电话把他从牧场叫下来。一起在扎尕那的如画的风景里玩上两天，然后就坐班车回兰州去。

去年秋季的一天，我和达让去扎尕那的拉桑寺院参观。寺院建在东哇村和业日村之间靠着阿尼玛卿山的一片台地上。我们刚刚走上台地，达让捅了一下我的胳膊，小声说，你看，你看那个婆娘。

一位妇女从寺院的正门走出来了。我注意看她，并没有什么特殊。她大约四十几岁了，穿着藏族妇女爱穿的黑色长袍，前襟上还围着一块绿色的围裙，长及脚面。她的身材有点长，现在是初秋，天还不太冷，她把夹袍的双袖都褪出来堆在腰里，这使她穿着一件橘红色球衣的身体显得有点消瘦和颀长。如果说她有什么与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和其他藏族妇女同样是颧骨突出的脸蛋很是白净，眼角上的一撮皱纹很明显。

这个妇女是磕头来的，她的围裙上还沾着尘土。她和我们错身而过，然后从台地边缘下坡去了。

这是个寡妇。看着那妇女下了坡达让才对我说。

她岁数不大呀。

是不大，才四十几岁，可没人娶她。

为什么？

我和达让围着寺院走了一圈，把回廊里整齐排列的经桶拨着转动，然后进了寺院。看完寺院的经堂和佛殿，回业日村的路上，达让讲了这个寡妇的故事。

她是东哇村的媳妇，名字叫恩贝。十多年前，她的男人叫人杀过了。那是个贼大胆，那时候连着偷过人家的几头牛。男人的名字叫桑杰。

偷哪儿的牛？我问。

偷哇巴沟的。扎尕那的牛他不敢偷，偷就抓住哩。扎尕那有几个老汉，辨牛蹄印辨得好得很，牛丢过了能找着。桑杰有个联手是益哇沟贡巴村的人，比他小四五岁，名字叫闹柔。那时候他已经三十二三岁，闹柔二十七八。有一次他们从哇巴沟里偷了一头牛，卖到车巴沟去了。结果，他偷牛的事叫哇巴沟丢牛的人知道了，把他抓去审讯，叫他交待他的联手是谁。他不交待，人家打他，打个半死撇在装煤的房子里冻他，他还是不交待。后来派出所的人说，你不交待也罢，我们把你放出去，你把联手分下的钱要来，缴回来，就不追究了。放出来在家里缓了几天，他就去找联手了，把情况说了。但他的联手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把他骂出来了：你滚出去，我不认识你！谁是你的联手？我啥时候和你偷过牛？他也觉得自己理亏，他们一搭儿偷牛的时候就订过攻守同盟——不管把谁抓住了，打死也不能供出另一个来。他赶紧就给闹柔解释，我没供你，我跟派出所说牛是我一个人偷下的。可是你分下的钱你要拿出来，我给人家赔上，这案子就过去了。可是闹柔不给他钱，把他撵出来了，他就回家了。可是就在他去闹柔家要钱的时候，派出所布置下的人监视着他。他回家不久，派出所就把闹柔抓去了审讯。审讯的时候警察说，是桑杰供出你来的，你们两个人联手偷了牛。闹柔赖不过去，赔了钱，拘留了半个月。闹柔放出来以后气坏了，跑到东哇村把桑杰叫到村外的沟里骂了一顿，说桑杰把他供出来了！桑杰说没供他，两个人就打了起来。打着打着闹柔就掏出手枪连开了两枪，把桑杰打死了。

桑杰死了，闹柔就被派出所抓到县上去了，交到法院了，说是故意杀人，还有私藏枪支罪，两罪并发，一定要判死刑。一听说要判死刑，闹柔的家里人着急了，跑到东哇村找恩贝，求她给法院说情，说他们愿意赔命价，人不要判死刑。闹柔家里愿意赔命价，恩贝也同意他们赔命价，恩贝就到法院去了，求法院把闹柔放了。两个村的村民调解委员会也到县法院说情，不要判刑，还是赔命价吧，赔命价对两个家庭都有好处，闹柔保下一条命，桑杰的婆娘能得到一笔钱拉家务。但是法院不听他们的话，说我们按法律办事呢还是听你们的？后来还是判了死刑，不过是缓期两年执行。这事到底也搞不清楚，是村民委员会和恩贝说话了才判成死缓了，还是本来就该判死缓的。结果反正是闹柔活下来了，而且刑期一减再减，坐了十一二年监狱就放出来了。但是放出来的闹柔自己知道，桑杰的家人不会放过他的，就没敢回村，跑到岷县去了，在铁池梁上给一个汉族人家放牧。那个汉人家有钱，买了一大群牛发展牧业，可是不会放牧，就把他雇下了放牧。他后来把婆娘娃娃也接过去了，婆娘在那边挤牛奶。

我问达让，闹柔家没给桑杰家赔命价？

达让说没赔。闹柔家的人说了，判死缓是按法律判的，并不是扎尕那村民调解委员会和恩贝说情的原因。人家就不赔命价。

达让接着说，这个婆娘年轻的时候长得俊着哩，皮肤是我们扎尕那的姑娘里最白的一个，男人桑杰死的时候也还年轻着，才二十八九岁。可是她当了寡妇以后再也没有改嫁。你知道的，我们这地方，男人当和尚的多，男人们骑马呀放牧呀也爱出事故，总之是男人比女人少，不管是哪个村子，都有嫁不出去的姑娘。所以恩贝虽说长得漂亮，但她还带着三个儿子一个姑娘，不管哪个男人也不愿意再娶她。她就再也没有结婚，一个人拉娃娃着哩。桑杰死的时候她的姑娘十二岁，大娃娃十岁，二的七八岁，最小的才六岁。

恩贝一个寡妇拉娃娃也真是不容易，在扎尕梁的牧场里，别人家都是男人荡牛婆娘挤奶打酥油，可她的姑娘那时候还小帮不上忙，啥活都要她一个人做。早晨起来挤奶子，挤完奶子又要满山坡跑着荡牛呢。白天荡牛还行，就是多跑些路多辛苦些，可是，为了叫牛多吃草多长膘，傍晚挤完了奶还要荡牛去。一去就要守到半夜，不光是怕牛跑丢了，还要防止贼把牛偷了，还要看着不叫狼把牛娃子吃掉。半夜里回到帐房，还要打酥油，煮曲拉。越是刮风下雨越是要往山坡上跑着看牛，越是刮风下雨牛越是乱跑。有时候牛跑丢了，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很多人都看见过，恩贝漫山遍野地跑着找牛，风里来雨里去的。

她不光要管牧场，还要管扎尕那家里的那几亩山坡地。扎尕那的人每个家庭都是分成两摊子，一摊子是年轻人在扎尕梁的牧场上放牧，另一摊子是老人或者兄弟们在家里种地。虽说扎尕那气候凉，山坡地打不下多少粮食，但是总不能撂荒过吧。哪怕是种燕麦、种青稞当饲料，总是要种上，秋天还要收割。这时候她就又要回到村子里来，叫自己的娘家人或是请邻居帮忙种地。这时候牧场里就剩下三个儿子和一个丫头撩乱去了。桑杰的父亲早就过世了，因为他家是富牧成分，他的父亲1958，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抓去判刑了，死在天祝县的石膏矿了。他的阿妈因为多年在牧场里做活，得了类风湿性心脏病，根本出不了门做不成活。桑杰只有一个妹妹还是个弱智，整天淌着涎水，看见人就傻笑，根本帮不上忙。

说起恩贝的娘家还有一段故事。恩贝是扎尕那四队达日村的姑娘，她的父亲从前是扎尕那大队的大队长。父亲当然不愿意姑娘嫁给一个富牧的儿子，但是女儿却恰恰就看上了富牧的儿子。桑杰敢说敢当，长得很英俊。女儿知道父亲不会同意她和桑杰的婚姻，所以就没叫桑杰的家人来提亲，而是在80年代的初期，在一天夜里和等在村外的桑杰私奔了。他们从扎尕那西北方向的石林里上了扎尕梁，然后走了两天两夜出了车巴沟，再到合作，再到兰州坐汽车去了拉萨。他们往西藏磕头去了。一年后回来，怀里抱着她和桑杰生的不到五个月的姑娘。她父亲也不得不认了这门亲事。

恩贝终于熬出来了。大概是桑杰死后的第八个年头吧，她的姑娘出嫁了，大儿子也能满山跑着荡牛了。又过了两三年，三个儿子齐刷刷地长大了，长成三个大小伙子了。大儿子成亲了，和媳妇在牧场荡牛，二儿子和小儿子都在益哇乡中学上学，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她就回到东洼的家里和桑杰的妹妹种地。那时婆婆已经去世了。就在这时候闹柔从监狱出来了。她听说了，就把三个儿子叫到一起说，你们知道你们的阿爸是啊么死了的吧？儿子们都说知道。她说，杀下你们阿爸的那个人出来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儿子们又说知道。她又说，闹柔就是杀下你们阿爸的人。你们的阿爸过世十几年了，他还活得好好的。儿子们听了她的话都默默不语。

儿子们不出声是有原因的，父亲死的时候他们还小，这么多年过去，父亲在他们心中已经淡漠了，在这个家庭里，他们只知道阿妈，是阿妈把他们拉扯大的。他们明白阿妈跟他们说这话的意思，那是要他们给阿爸报仇。但是他们也都知道，报仇的结果是很严峻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弟兄三个人总是有一个要拼出一腔子鲜血来的。这样的事他们要慎重考虑，起码他们还没下决心。

但是恩贝却总也忘不了这事，每当儿子们聚到一起的时候，总是要说他们：你们听说了吗，杀下你们的阿爸的那个人跑到岷县去了，给汉家荡牛去了。他知道他做下亏心的事着哩，他把他的婆娘娃娃都带过去了。他这是害怕你们找他算账，可是你们没有一个找他算账的。他杀下你们阿爸的事你们就像是忘过了！

儿子们还是默默的不出声。于是她这样说儿子们：你们都长大了，杀下你们阿爸的人还活得好好的，你们还算是儿子娃吗？

恩贝在家里说的话慢慢地在村子里传开了，有些好心的婆娘到她家串门的时候就劝她：你跟娃娃们再不要说那样的话了。齐刷刷的三个儿子你非要折过一个吗？你不心痛吗？她回答，我们心痛了十几年了，这个事不办过是我的心还痛哩。劝她的婆娘又说，你真是不想叫那个人活了吗？你的娃娃们愿意吗？她又回答，那他们商量去，不给他们的阿爸报仇，他们还是儿子娃吗？

又过了两年，就是前年的夏季，已经考到合作师专的二儿子放暑假回到扎尕那来了。小儿子也上高中二年级了，也放暑假在家里蹲着呢。凑巧的是那两天她的大儿子的媳妇要生娃娃，大儿子从扎尕梁的牧场下来叫恩贝到牧场去挤几天奶。那一天三个儿子都凑到一起了。正好那两天县委县政府在腊子口搞腊子口红色旅游艺术节，请下的州文工团和迭部县的民间歌手们在那里表演舞蹈和民歌大赛。这样的事在迭部还从来没有过，扎尕那的人们张罗着租了汽车去腊子口看节目。弟兄三个人商量一下，一块去了，也说去看节目，其实他们是去找闹柔的。

腊子口离着岷县近得很，翻过铁池梁就是岷县的牧场，那一天在岷县给汉人荡牛的闹柔骑着马也到腊子口来看歌舞表演了。看节目的时候，那弟兄三个人就找着闹柔了，但闹柔不认识这三兄弟，三兄弟跟着他他也没认出来。后来表演结束了，人们都要回家了，闹柔到树林子里去牵马，看见三个年轻人站在那里。其中一个还喊了一声，闹柔！闹柔不认识他们，一边从树上解马，一边说，你们是啊里的，我怎么不认识？这时候老大说话了：扎尕那的桑杰你认识吗？闹柔惊了一下转身要跑，但三个人从三面围住了他，忽地围上来抓住了他。老二老三一人拧住了他的一个胳膊，老大用一个胳膊夹住了他的头，然后一把刀子从脖子底下一抹，血就喷出来了。血淌了一地。

那天我也去腊子口看节目了，节目演完后我们正上汽车的时候看见人们乱纷纷地往拴马的沟里跑，有人喊：杀下人了，杀下人了！我们跑过去看的时候，警察正把弟兄三个扭进腊子口宾馆去，嘴里喊着叫人们散开。三个月后，老大枪毙，老二判了八年，老三判了五年。

这件事发生以后，扎尕那的人们议论了好长时间，有的人说恩贝的脑子进水了，是个傻子。劝过她的一个婆娘在路上遇见她，说她，这下你的心里窝也了吧！她回答，啥窝也不窝也？杀人偿命，不偿命赔命价，我们的先人们不是这么做的吗？

我问达让，这件事你怎么看？

达让说，哎，扎尕那又多了个寡妇。

白玛

达让接着又讲了一个寡妇的故事，解放前发生在卡车沟扎哇那村的事情。

扎尕梁北侧，达让的牧场下边的那条山沟叫卡车沟，深得很也长得很，从牧场往下再往北走五六十公里才能走到沟口，沟口就是由西往东流淌的洮河了。卡车沟是卓尼县的一个乡。

达让说卡车沟的扎哇那是个大村子，由几个家族组成，人有本事。其中有个家族出名得很，原因是解放前这个家族有一个叫喇嘛次吉的人。次吉是他的名字，初一出生的意思，喇嘛是他的外号。他们家解放前富得很，牛羊多得很。他小时候很聪明，四川若尔盖县的一个寺院的活佛没了，选灵童把他选上了，叫他当喇嘛去。他的阿爸舍不得他，没叫去。长大了，人们就叫他喇嘛次吉。喇嘛次吉有个丫头名叫白玛，嫁给他们村一个叫郎嘎的人。郎嘎家也是富汉，家里那时候有一百多头牛，还有一大群羊。郎嘎和白玛成家后，家里给他们分了五十头牛，叫他们单另过去了。那时候卡车沟、益哇沟都穷，有百多头牛的人家就算是富汉了，相当于汉族的地主和富农。郎嘎和白玛刚成家就有四五十头牛，那就算是好得很了，只要两口子好好地务劳，十年八年，好生活就有了。可是这两个人一起过日子才一两年，就出事了。白玛在结婚之前就有了情人，喇嘛次吉看不上，硬是把她给了郎嘎。白玛虽说跟了郎嘎，背地里还是跟情人有来往。那个情人叫括地。括地的家境差一些，家里就四五十头牦牛。括地是“陶壶”的意思。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他的家境不行，父母给儿子起名字都不讲究嘛。

出事是那一年的五月。按当地习俗，每年的五月初八要念嘛呢。念嘛呢的地方就在他们村后边的嘛呢康，全村的男人女人都要参加，牧场里只留下婆娘荡牛荡羊和挤奶。念嘛呢要念七天，这七天里男人们要住在嘛呢康，嘛呢康盖下着两排平房，人们就在那里住那里吃。有专门做饭的人。女人和娃娃们晚上回家去，还要喂牲口。

念嘛呢的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郎嘎突然发现那个括地不见了。郎嘎知道括地和他的婆娘有来往，这事全村人都知道，郎嘎也注意着呢，总想要把这两个人抓住。这天一看括地不见了，就想着括地是不是趁他不在牧场的时候去找他婆娘了。吃完饭天黑了，郎嘎就骑马从卡车沟上了扎尕梁，到牧场看去了。

半夜里郎嘎到了牧场，偷偷地摸进自家的帐房。他想这次一定要把括地抓住，可是进了帐房，不仅没有括地，连白玛也不在。他就围着帐房找，找来找去在离帐房不远的一个山洼洼里找见了。那两个人已经办完那事了，正睡觉呢。他走到跟前，两个人都没醒来，睡得香呢。

抓奸抓双，郎嘎终于抓住两个通奸的人了，就想这次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叫他们一辈子记住。他抽出插在系腰上的腰刀在括地的脸上划了一刀。

划完一刀之后郎嘎就往后退了几步，坐在地上看着括地和白玛。括地挨了一刀痛醒了，他先是糊涂着呢，不知道啊么个事，啊呀呀地叫唤着坐起来，郎嘎就在他对面坐着，手里拿着腰刀。月亮明晃晃地照着，括地看得清楚得很，只好自认倒霉。这地方的习俗是，丫头们没出嫁前可以交男朋友，没结婚就有娃娃了，人们也不说啥。藏民当和尚的人多，男人少女人多，总有嫁不出去的丫头，所以到了哪里，看见一个婆娘带着两个三个娃娃过日子，也不要奇怪。有的男人跟她在一搭过了几年，又走掉了，这样的事也允许。可是不管是男人女人，一旦成家了，就要守规矩，不能再和外头的人来往。要是女人再和外头的男人来往，男人知道了往死里打，说不要就不要了，送回娘家去，娘家没啥说的。男人要是搞人家的婆娘叫人抓住了，由部落的头人当众处罚，要赔钱，还要在鼻子上割一刀，留下个刀印子，叫你一辈子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括地挨了一刀坐起来看着郎嘎的时候，白玛也醒了，坐起来后看见她的男人和括地脸上的血，她对括地说了一句：你的那枪是做啥用的？一天里背上了做样子的吗？

藏民的男人那时间都有枪，有钱人背的七九步枪，汉阳造，没钱的人背火枪。白玛这么一说，括地就抓起身旁放的枪，装火药打火镰对准郎嘎放了一枪。这一枪把郎嘎的肚子打了个窟窿，肠子扑哧哧地淌出来，光呻唤站不起来了。那两个走过去看了看，郎嘎还没死，就商量了一下，回到帐房随便收拾了个小包袱，拿了几件衣裳，骑上马跑掉了。

我惊骇于达让讲的故事，问：看着对方装火药打火镰，郎嘎没动弹，没抵抗？

那啊个知道哩。这是卡车沟的老汉们给我说下的。可能他当成括地不敢开枪吧。达让说。

和郎嘎家在一条沟里放牧的人家，那天也只有一个婆娘在，帐房扎在沟上头的草甸子上。早上起来，婆娘挤完奶，把牛打到沟里吃草去。这时太阳已经升高了，她看见沟下边郎嘎家的帐房跟前牛还都拴着呢，也看不见挤奶的人，就跑下沟来看，帐房里没人。她转来转去找白玛，却在一个山沟沟里找见了郎嘎，肠子淌了一地。她就赶快找人下山往郎嘎家报信去。郎嘎家里来人把尸体抬回去，接着就查凶手，查白玛啊里去了。查了两天，什么也没查清，发现念嘛呢的括地不见了，但是还下不了结论这事是括地做下的，因为白玛也不见了。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碌曲县双岔部落的大头人阿才派人到扎哇那来了，说是括地和白玛在双岔呢。原来那两个人跑到双岔去，求双岔的大头人出面解决这件事。说是括地愿意赔命价。于是在双岔头人派来的人和扎哇那村的日瓦的调解下，郎嘎和括地两家人开始谈判赔命价，结果是括地家给郎嘎家赔五十头牛，三年不准括地在扎哇那露面。一旦露面了，郎嘎家的人有权杀死他。可是赔牛的事还没执行呢，双岔那边又来报信了，括地脸上的刀伤感染了，死掉了，最后就一命抵一命不赔了。

后来呢？事情就这么完了吗？跑到双岔去的白玛怎么办了？我问。

过了一阵子，白玛就回到扎哇那村来了。大概过了一两年，她又嫁了人，嫁给卡车沟贡巴村的一个男人。但是她跟那个男人过了不到一年，男人不要她了。原因是男人看着她漂亮，娶了她，又因为她太漂亮，到他家门口绕刮的男人太多，男人就不要她了。男人害怕白玛再和哪个男人好上了，把他也杀了。

白玛以后再也没嫁人，养下了个丫头。丫头长大后招了个女婿，白玛就跟着丫头和女婿过日子。

那就一辈子守寡了？想到一个刚刚二十几岁的女人守寡一辈子，我的心里涌上一股别样的惋惜。

达让说，她的丫头招了个女婿，但是女婿在他们家过了几年，又叫另一个婆娘抢过去了。

抢去了，这话怎么讲？

就是女婿又看上另一个婆娘了，人家不要她了。

怎么是这样呢？说不要就不要了，这么随便？我大惑不解。

不是随便。人家不要她了嘛，离婚了嘛，跟另一个婆娘过日子去了。

我没出声，心想白玛的故事该结束了。达让却又接着说：那个女婿走了。过了五六年，有一天白玛的丫头打柴去，回家路上绕到那个婆娘的家里去了一趟。她站在门口喊那个婆娘，你出来一下，我有事跟你说。婆娘出来了，问有啥事？白玛的丫头说，你不是个好东西，把我的男人抢走了！婆娘说，是你的男人不要你了，这事能怪我吗？就是怪你！白玛的丫头说。她手里提着柴刀，说着话就抡起柴刀往婆娘的头上砍去，那婆娘吓得扭了一下身子，柴刀就剁在板颈上了，她扑腾一声栽倒，死了——脖子被砍折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县“革委会”保卫部把白玛的丫头抓走了。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乱着哩，枪毙了。罪名是“阶级报复杀人”。白玛的父亲是喇嘛次仁，1958年参加叛乱，是卡车沟叛乱的土匪头子，解放军剿匪时给打死在扎尕梁上了。白玛的丫头砍死的那个婆娘是大队干部的姑娘，家庭成分是贫苦牧民。

达让的故事终于讲完了。我久久没有说话。

我问：她杀那个婆娘干什么？要杀也应该是杀那个男人呀。

她才不杀男人呢！人们都说她一直爱着那个男人。正是因为爱着他，她才把抢走她男人的婆娘杀死了。

后来呢，白玛怎么样了？我问。

白玛前几年死了。她把她的丫头的丫头又养大，出嫁了，她就死了，死的时候整整八十岁。

你见过她？

那啊么没见过呢？我们的冬窝子就在卡车沟里呢，离着扎哇那村十几里路。冬天买个煤油打瓶酱油醋啥的，都要到扎哇那村的供销社去买。经常看见她，一个黑黑的老阿婆，皮肤确实黑得很，不知是太阳晒下的还是先天就那么黑。卡车沟的人们都叫她黑寡妇。

一条牛鼻子绳

2005年的夏季我在陇南地区旅行，去了文县、成县，然后到了定西地区岷县。原计划从岷县返回兰州，可在岷县长途汽车站买票时突然改变了主意。原因是我的前边站着两个藏族姑娘，她们说话时我听出了她们是甘南州迭部县人。我就问她们，要去扎尕那坐长途车方便不？姑娘们的汉话说得不好，我就反复地问去扎尕那怎么走？这时我身后站着的一位三十一二岁的青年插话了，他说你问扎尕那做啥哩？我说扎尕那风景优美得很，我想到扎尕那看一看去。年轻人说，我就是扎尕那的人，你到了扎尕那转乏了就到我家住下去。吃住都方便。他说是来岷县办事的，要到闾井草原去一趟，要不就领着我去扎尕那了。听人说藏民待人热情朴实，但真没想到一个素不相识萍水相逢的人如此赤诚。我说你不在家，你家人叫我住吗？他说，那叫住哩，你放心去，你就说我叫你去的，住几天都成哩。我的名字叫达让。于是我买了去迭部县的车票。

第二天早晨我叫了个出租车。计划在扎尕那转一天，黄昏时返回县城去。扎尕那那时没有旅馆，对于达让的家人能不能留我住宿心存疑虑。

扎尕那是石头箱子的意思，白色的石峰冰雕玉砌一样从四面环绕着四个自然村，村村都是木板建的二层楼，房顶是鱼鳞般排列的松木板子。这种房子叫沓板房。山峰刀削一样刺向蓝天，半山腰飘着裙子样的白云，山坡上是密集的松树林，松涛阵阵，脚下是织锦般的草地，绿得人都不忍心走在它上面……扎尕那的美丽超出我想像，美轮美奂，如同梦境一般，我一到那儿就像醉了酒一样游来荡去，结果把和出租车司机约定的回程时间忘了。当太阳在西山顶上落下，暮色回合时打不通司机的手机了，无奈之下只好去业日村达让家碰碰运气，结果还就真住下了。达让的父母亲年近七十，还有个八十五岁的老奶奶，三位老人收留了我。

我在达让家一住就是四天，白天他的父亲南考领着我逛风景，晚上喝着酥油茶，坐在火炉旁，听南考老人讲扎尕那的故事和趣闻。我原想住四天就要回兰州，不料第四天达让回家来了。转天他把自己家的马牵出来，我骑着他牵着。我们从东哇村旁的一个叫绒布沟的石峡走进去，登上了四千多米高的扎尕梁，穿过两个牛角一样插进蓝天里的山峰形成的石门，到了山梁北边的高山草甸草原。这里是扎尕那人的夏窝子，达让的牛毛帐篷扎在一片平坦的草滩与一条巨大的山谷的交界处。从这条山谷下去，就是卓尼县的卡车沟乡。

我在这顶帐篷里又住了三天。这三天里，我跟着他到山坡上去荡牛，看他把抛嘎甩得呼呼响，把跑远了的牛赶回来。有时候，牛跑得远了，我们就跑很长的路把它们圈回来。没事的时候，我们坐在山冈上聊天。扎尕上云卷云舒，飘过一片灰色的云彩就刷刷地下一阵雨，远处的山冈如海涛般起伏。山谷和高山草甸上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牛毛帐房，还有黑色的牛群和白色的羊群。

啊若！这是在达让家的第三天上午，站在山梁上我学着藏民的语言喊达让。啊若是喂的意思。

啊么了？达让刚刚把跑远的几头牛从一条很深很远的沟里追回来，坐在半山腰休息，听见我喊，扭过脸来看我。他的汉语说得好，说话的口音像是地道的临夏州回民。

我指着他刚才去追牛的那条山沟下边一顶黑色的牛毛帐篷说，你看，那里不是有个妇女正在挤牛奶吗？那家人是不是卡车沟的人？

不是，那也是我们日业村的。

是吗？我还当是卡车沟的。

为啥你把他们当成卡车沟的。

我发现他们放牛的方式和你们不一样。

啊么不一样？

太阳这么高了，她家的牛还拴在帐房外头，没放开，可你的牛晚上也在山坡吃草，不赶回帐房跟前去。

达让站起来朝我走来，说，情况不一样。那个帐房没男人，就是一个婆娘，还有个尕丫头，牛不敢放在草场过夜，怕跑过哩。赶回帐房的牛就要拴起来，不拴起来牛娃子把奶咂光哩，就没奶挤了，就打不下酥油了。

是吗？我说呢，这两天光看见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姑娘荡牛呢，看不见男人。

她的男人叫人杀过了。男人叫班玛旺杰。

就在我惊讶地看着达让的时候，达让走过来坐在我身旁了，然后讲起那个女人和她丈夫的故事。

那是三四年前发生的故事。那一年的夏天有一次连下了三天三夜的雨，他们家的牛丢了四五头。那时间他们家的牛天黑了也不往回赶，她男人一天到山沟里来看两趟，赶牛。每一次赶牛都要把牛赶到一搭，再守上几个钟头，看牛稳当了，不乱跑了，赶牛的才能回家。尤其是下午的一趟，一直要守到半夜两三点钟才能回去睡觉，为的是防止偷牛贼，偷牛贼就是趁夜里没人了才偷着赶牛哩。牛这个东西还爱往山顶上跑，山顶上气温低蝇子少，咬得轻。可是一上山顶就容易跑到人家的牧场去，顺着山梁跑得远，也容易跑丢。那一次连着下了三天雨，雾大得很，把山头都拉严了，看不见牛，人也就不去看牛了，结果牛跑丢了四五头。她男人找了四天，找回来四头，还有一头犏牛就是找不见。

找不见不行，还得找。他们丢过的是一头驮牛。驮牛是犏牛里挑出来经训练后，专门驮货的牛，一群牛里才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这牛要是丢了，转场呀，从家里驮粮呀，都不方便。班玛旺杰又找了四天，终于在东边哇巴沟的牧场里找着了。这找牛的过程班玛旺杰给我说过，他找到哇巴沟的一个山沟里，看见一个帐房有人哩，就走过去问，我的一头犏牛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那个帐房里有一大家人，男的叫东珠扎西，还有两个十八九岁的儿子。那家人热情得很，说是我们拾下着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班玛旺杰说我的牛是一个黑犏牛，鼻梁上有个白道道。东珠扎西说鼻梁上有个白道道那就对了，那我拾下着哩。听说牛拾下着哩，班玛旺杰高兴得很，就进了帐房坐着缓了一会儿，喝茶，拌着吃了一碗炒面，喧着说了会儿话。东珠扎西也说了牛他是怎么拾下的，说是下雨的那两天他的牛也丢了，雨住了以后他也找牛。找到他的春窝子上用椽子围下的一片草滩的时候，发现一头白鼻梁的黑犏牛正在他圈下的草滩上吃草哩。他就把牛赶到他的牛群里去了。

班玛旺杰也吃了也喝了，这时东珠扎西的娃娃把牦牛也赶过来了，他就说要走了，路远着哩，迟了就回不去了。这时候东珠扎西说了一句话：

你就这么走哩吗？

听见这话。班玛旺杰先是愣了一下。他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但他看见那人的脸色却是很严肃的，便讷讷地说，唉呀，时间不早了，是该回家了。

可是那人又说，不是早晚的事，我是说你不给些钱就赶牛哩吗？

班玛旺杰一时还反应不过来。牧民谁不丢牛哩，谁家的牛都有跑丢的时间，从来也没有过谁把谁的牛拾下了跟人家要钱的事。他以为是那人开玩笑呢，便笑着说，阿哥，你真会说笑话。

可是那人不笑，说，谁跟你说笑话！你给我赔钱吧。你的牛把我用木头椽椽围下的草吃了，你不赔些钱就走哩吗？木头椽椽围下的草，我的牛都不叫吃！那草我是秋天割下来冬天喂牛的。

终于，班玛旺杰明白了，这人是当真要钱的。他的心里立马就不高兴了，生气了，但是他压住了心里的火气，脸上硬是挤出笑容来说，赔钱，赔钱。光是你把我的牛拾下，我就该请你喝酒，更不要说吃了你家的草。就是不知道你要多少钱哩。

十元。

十元？哎哟，你才要十元吗？

班玛旺杰从胸前的衬衣口袋里摸出一沓子钱来，都是大票子，百元钞票，还有一张五十元的。他就把五十元抽出来，说，我还没十元的，这张五十的你留下吧。

十元，多一分钱我都不要。那人把钱接了过去，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四张十元的钞票给他。

班玛旺杰说，不要不要，你留下你留下，四十元钱算个啥嘛，就当咱们喝酒了。

但那人厉声说，拿住，我就要十元。我的草最多也就值十元钱，多余的我不要！

班玛旺杰真是哭笑不得，只好接过钱来说，好吧，你不要我就拿上了。留着，我把这钱留着，啥时间咱们一搭儿喝酒。

就这么着，班玛旺杰把牛找着了，赔了十元钱，然后就从东珠扎西的帐房里走出来牵牛，想着赶快回家。可是就在他要牵牛的时候却发现犏牛的牛鼻子绳不见了。他就问东珠扎西哩，阿哥，这牛鼻子绳啊么不见了？

班玛旺杰的犏牛是个驮牛，驮牛的鼻子上套着个柏木树枝枝弯下的圈圈，圈圈上拴着一根三四尺长的牛毛绳绳。那是驮货的时间牵牛的，不牵牛的时间盘在牛角上。不驮货的牛没有牛鼻子绳。

那人说，你们牛鼻子绳不见了，我啊么知道哩？

班玛旺杰说不对呀，我的犏牛的鼻子圈圈上就是有根牛毛绳绳来的。

我没看见你的牛毛绳绳。东珠扎西说完转身进了帐房。

班玛旺杰回到自己家的牧场已经是深夜了，把驮牛打进牛群，然后就回家了。赶牛的时候东珠扎西要了十元钱，惹得班玛旺杰不愉快，但是回到家里他的心里还是很高兴，一头价值三千多元的犏牛找着了，他这七八天的工夫没白费！所以到家之后他就像说笑话一样地把他怎么找牛，东珠扎西怎么要十元钱的过程跟婆娘说了一遍。他的婆娘叫道吉吉。道吉吉是个快性子人，但也是个你们汉人说的碎嘴子，一听说东珠扎西要了十块钱，就着气得很，说，阿呦呦，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吗？把人家的牛拾下了，人家找来了，还要十元钱哩！班玛旺杰劝她消气说，世上啥样的人没有啊，要十元就要十元吧。人家没给牛贩子卖过就算好着哩！道吉吉说，好着哩？你还说好着哩！这牧场里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拾下牛了要钱的？他们家就没丢过牛吗？人家朝他们要过钱吗？牛嘛，那是畜牲嘛，就跑哩嘛，谁家都丢牛哩嘛，谁家都拾牛哩嘛，也没听过谁家要钱的事嘛，啊么到他们家就要钱哩？班玛旺杰是个性格温和遇事不急的人，一个劲儿劝婆娘，好了好了，不说了，睡觉。牛找着了，人家没杀着吃过肉，就算我们占便宜了。你还有啥着气的！现在的社会变成啥样子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嘛。女人说，变成啥样子了？班玛旺杰说，人都六亲不认了，光认钱哩！你在牧场里蹲着蹲成瓜子了！道吉吉嘿儿嘿儿地笑了，自我解嘲地说，好，好，你说的有道理——我蹲成瓜子了——往后我要是拾下牛了人家找来了，我也要钱，要一百元！班玛旺杰说，好，你也要钱，要一千元，咱家就发财了！

班玛旺杰找牛的几天里，他家的日子乱套了。平常的日子，都是班玛旺杰一天到晚在山沟山坡上荡牛，道吉吉在家挤奶打酥油。牛丢的这几天，班玛旺杰出去找牛，有时间夜里都回不来，走到哪达就在别人的帐房里睡一夜，转过天接着找牛，道吉吉不光挤奶打酥油，还要一天两趟去山沟里看牛，把她忙坏了。牛找着了，生活秩序就恢复原样了，班玛旺杰荡牛，道吉吉挤奶打酥油……

可是，这样的日子过了没两天，他们家就不太平了。

我们这里荡牛的习惯是牛总也不往帐房跟前赶，帐房跟前就是自己家挤奶的犏雌牛吃草。不往帐房跟前赶的牛，牦牛呀，犏牛呀，还有大大小小的牛娃子呀，男人们荡牛的时间总也数不全，因为山沟里林子大，总有那么一两头在林子里钻着看不见，特别是那些牛娃娃。所以每过上几天，两口子就要一起到山沟里，把牛从旮旮旯旯的地方赶出来，赶到平些的草滩上数一遍，看缺不缺。缺了就赶紧去找。

班玛旺杰把驮牛找回来的第三天，他们两口子就这么数了一次牛。一数牛，道吉吉就发现了，那个犏牛的牛鼻子绳不见了，就问班玛旺杰，牛鼻子绳啊么不见了？

班玛旺杰回答，我也不知道啥时间丢过了。

你也不知道啥时间丢过了？女人站定了，眼睛看着他的脸又问，我问你，前个天，你从东珠扎西家把牛赶回来的时间牛鼻子绳有啦？

没有的。

那前几天牛丢过的时间有啦？

那有哩。

对着哩，我也记得牛丢过的时间有哩。咱们下雨前的一天数下牛的，那时间牛鼻子绳还有哩。第二天就下开雨了，牛丢过了。前天你把牛找着的时候牛鼻子绳没有了，你不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吗？

是有些蹊跷。班玛旺杰把脸扭了一下，躲开道吉吉的眼睛。

你知道有些蹊跷，那你问他们了没有——我们的牛鼻子绳啊里去了？道吉吉追着问。

问了。

你啊么问的？

我从人家的家里出来的时候，人家的娃娃已经把牛赶到帐房门口了，我要牵牛哩，发现牛鼻子绳不见了。我问他们，犏牛的牛鼻子绳啊么没有了？人家说没看见。我又说，不对呀，我的牛是驮牛，牛角上有根牛毛绳绳哩。人家还是说没看见。

道吉吉瞪着他说，你再就没有说啥？

我还说啥哩？人家说没看见。

你就赶上回来了？

嗯。

道吉吉看着班玛旺杰好一阵子没说话。后来，她斩钉截铁地说：你要去。你去把犏牛的牛鼻子绳要回来！

班玛旺杰扭过脸来了，看着道吉吉，好久没说话。道吉吉又说：去，要去！

班玛旺杰又一次扭过脸走开去。他说，我要啥去？人家说没看见牛鼻子绳，那就是赖过哩嘛，不给嘛。硬要就要打仗嘛。

那打啥仗哩？我们的牛把他的草吃了，我们给他钱了，赔了。这他不吃亏了，他还把牛鼻子绳扣下，他没理嘛，他打啥仗哩？

这是你说的话，人家可不是这么说。人家说你的牛鼻子绳是牛跑着丢过的，你凭啥跟我要哩？你还有啥话说？

唉，怎么是牛跑着丢过的？我们的牛鼻子绳拴到鼻子圈圈上三年了，从来就没丢过，这一次他们把牛抓下了，牛鼻子绳就丢过了。这明明是他解下了。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人家就不承认，你有啥办法？

你要一下去，要不回来再说要不回来的。你不要去，怎么知道要不回来？

那肯定要不回来。你想嘛，我当时就发现牛鼻子绳没了，问了，人家说没看见。现在去要，人家能给吗？硬要，不就要打仗吗？

道吉吉朝着班玛旺杰转过去的身体说：啊呦，牛吃了他们的一点草，他们叫赔多少你就赔多少，人家把牛鼻子绳解了，叫你要去你害怕打仗哩！你的脸上羞不羞！你还是个男子汉吗！

班玛旺杰怔住了，转过身来看道吉吉。他的脸色变了，变得红红的。道吉吉也看见男人的脸涨红了，但她仍然说：要去。明天你就要去。我们的牛吃了他的草了，我们赔了，他不能再解牛鼻子绳。他们没理，你怕他们做啥哩！

班玛旺杰赶牛去了。牛数过了，一头都不缺，该把牛打回吃草的山谷里去了。他骑着马走了，不再谈牛鼻子绳的问题了。

但是，接下来的两三天里，女人一闲下来就想起牛鼻子绳的事，就催着男人去要牛鼻子绳。她不是把牛鼻子绳看得有多贵重，而是因为牛丢过了，东珠扎西要走了十元钱，她心里憋了一口气，要把这口气发泄出来。那两天我到他们家的帐房去过，她跟我说过把她气死了的话，这口气一定要出！她还当着班玛旺杰的面对我说，你看你看，我们这个当家人，窝囊不窝囊？叫他要牛鼻子绳去，他害怕打仗哩！不敢去！我要去，你不去了我去！我看他有多歪，叫他把我打死！叫他打死，也不能叫他吓死！当时班玛旺杰脸黄黄的一句话不说，低头坐着。

第二天早上，道吉吉天不亮就起来挤奶，他们家有十头犏雌牛呢。挤完奶匆匆地拌着吃了点糌粑，对还在睡觉的班玛旺杰说，我赶晌午回不来，你个人做些饭喽吃。放牛到半夜回来的班玛旺杰被惊醒了，抬起头来问，你做啥去？女人说我要牛鼻子绳去。说着，她就从帐房角角上抱起马鞍子走出去了。班玛旺杰大声喊，你不要去，我去！她没听，出了帐房给已拴在拴马桩上的枣红马备上鞍子，勒紧肚带。

道吉吉把马鞍子备好了，解下缰绳要上马，这时班玛旺杰急匆匆地走出帐房来了。他一边走一边把他的拴着刀子的红布系腰系在夏天夹袍上，上前一把抓住了缰绳。你真不要去，我去！我去要牛鼻子绳！他大声地说，并且用力地把缰绳从道吉吉的手里夺下来。

道吉吉没说话，也没再和男人争。她知道，男人是不会叫她去的。我们藏族人的习惯是男主外女主内，保护家庭、放牛、与外人交涉都是男人的事，除非她是寡妇。

班玛旺杰骑上马去了，马走开了，这时班玛旺杰在鞍子上转过身来说了一句话：我要牛鼻子绳去！我要牛鼻子绳去嘛，你一个人过日子行啦？！

道吉吉没谝过班玛旺杰说话的意思，还在帐房门口站着哩，还问了一句：你说的啥？你再说一遍。

但是班玛旺杰打着马跑起来了，一会儿就拐过一个塆子消失在一片松树林里了。

那天早晨两口子之间的事，是出事以后道吉吉哭哭啼啼淌着眼泪给我说下的。后来的事怎么发生的，我就说不清楚了，因为事情的过程道吉吉也不知道。过了几天，扎尕那村民调解委员会叫了几个人去东珠扎西家抬尸体，我去了。到东珠扎西家时，班玛旺杰还在他家的帐房门口趴着哩。后背上有一个刀子戳下的口子，血把夹袍和他的红系腰还有一大片草地染黑了。血已经干成黑痂痂了。

我很惊讶，问，他叫人杀了！

达让说，就是叫人杀了嘛！人家家里人多嘛，一个男人两个儿子，儿子都是大小伙子。

我问，怎么杀下的？

那说不清楚，据哇巴沟的人说，班玛旺杰去了就要牛鼻子绳，对方说没看见他的牛鼻子绳。班玛旺杰说牛鼻子绳就是你们解过了，可对方还是说没见过啥牛鼻子绳。班玛旺杰说就是你们解过了，你们说没解，我到你们帐房里搜一下。对方不叫搜，他硬要搜，双方打开了。班玛旺杰一个人打不过人家父子三人，拔刀子哩，人家一个娃娃先下手，从后头一刀子把他戳死了。

我问这事最后怎么处理了？达让说，两个村子的村民委员会谈判，吵来吵去谈判了半年，东珠扎西家赔了十五万。这是五六年前发生的事，按一个命价八十头牛算下的；那时候一头牛两千五百元，应该赔二十万，可是班玛旺杰也有责任，他先拔的刀子，就少给了五万。

公安局不管吗？

两个村子都不往上报。公安局知道了，来人了，要抓东珠扎西的娃娃，两个村子的调解委员会都不叫抓，都说我们的事我们自己解决。再说，东珠扎西的娃娃杀下人以后跑着藏过了，公安局抓了两次没抓住。

我又问，一条人命的命价是八十头牛，这有什么根据？

旧社会一条人命就是这个价钱。把一户人的当家人杀下了，命价是八十头牛，杀下个娃娃或是妇女，赔一半。要是杀下阿卡和头人，赔的还要多。

娘乃节

八十五岁的达娃问儿子万考，知道今天是啥日子吗？

晚饭吃汤面片，汤里放了许多干猪肉丁。煮的时间不够，肉丁很瘦很硬。万考嚼了好久，咽下去后大声问，啊么了？

事管会的班玛次力来了，说后天是“娘乃节”。

达娃耳朵背，脑子记不住日子，别人怎么说她就怎么说。

万考说，知道，我知道。

达娃说，芫根种完了吗？

种完了。

大豆种了吗？

不是上个月就种过了嘛。

达娃像在回忆大豆是否种过一般，歪着头看着万考，好久没出声。万考接着吃饭。过一会儿达娃说，叫闭斋呢，我们家指定下的是两个人。万考没答话，闷头吃饭，他累了，饿了。

扎尕那坐落在迭部县西端四面环山的益哇沟，属迭山一隅，气候全县最冷，长不成小麦，只能种些大豆、青稞、燕麦和芫根之类的农作物。除了供人食用，其他用作饲料。这里习惯四月中旬种芫根，这时种植秧苗可以避免虫蛀。

三天来，万考夫妇和大姑娘召吉草天不亮下地，耕地、耙地和撒种，抢在娘乃节前把芫根种下去，为的就是安心过节。这几天他们连饭都顾不上做，顿顿拌糌粑，做活做到看不见路径的时候才收工。万考是六十岁出头的人了，这样抢着做活累得够呛，回到家连话都不想说。但他心里盘算好了，吃完饭，在被子上倚着休息的时候说，丫头，明天我们两个人闭斋，叫你阿妈做饭、喂猪。

万考有三个儿子两个姑娘。大儿子和小姑娘在扎尕梁上的牧场放牧，二儿子学司机，在外头开车拉木材贩木材，小儿子在县城上住宿中学。

召吉草正在连着炕灶的灶台上洗锅，抬起头来说，阿爸，你和阿妈闭斋吧。我闭斋饿得招不住，要饿上一天半呢。

万考看看上身穿防寒服、下身着藏族长裙的召吉草，说，你不闭斋吗？我还想着这几天种芫根乏了，叫你缓两天呢，让你阿妈做饭背水去。

我不乏。你和阿妈闭斋，我做活，阿妈，你说成不成？召吉草把脸转向坐在炕沿上的阿妈丹知草，用央求的口气说。丹知草看着她笑了笑，往年的娘乃节，都是自己做家务，做饭、喂猪，丫头闭斋。可是丫头长大了，长成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活泼好动，再叫她像小娃娃一样闭斋，不合适。她温和地笑着说，你不闭斋，那就我闭斋。你可是要早些起来，不准睡懒觉。明早要炸油果，给亲戚们送油果，还要喂猪呢。那我知道，召吉草说。

四月十五日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日，在甘南地区，纪念活动从四月十四日早晨就拉开了序幕。黎明时分，扎尕那东山的天幕刚刚露出一片朦胧的晨曦，启明星还熠熠闪烁在暗蓝色的天空，万考夫妇就起床了，因为院门的开启声惊醒了女人。女人推了万考一把，说，快穿衣裳，丫头都背水去了。按照传统，这一天闭斋的人什么活都不能干，但是万考起床后想到了牛，怕没有参加闭斋的召吉草忘记给牛喂草。他穿上日常穿的老羊皮袍，先去了趟牛圈，然后才回到自己住的偏房，洗脸、换衣裳。他换上崭新的豹皮领子的皮袍，蹬上过年时才穿的牛鼻子形状的长靿子皮靴，戴上二儿子从临夏州买来的咖啡色新礼帽，就到客房去了。往常，客房的佛龛是由达娃操心的，但今天万考用干抹布把铜制的七个净水碗擦净了，添上清水，再把七个铜制的酥油灯点着。酥油灯排成一列，灯火静静地燃烧着。他回到偏房，这时丹知草已梳过头了，也穿上了节日的盛装，脖子里挂着一串缀有猫眼石和红珊瑚珠的项链，问他，现在走吗？这时，房门突然开了，达娃一身新装走出来了，说，等一下，我跟你们一搭去。

万考说，你做啥去？

我跟你们一搭念嘛呢去。

万考说，不成不成。你不要去，你连路都走不动。

达娃说，我啊么走不动？我茅司没去者吗？

不成不成……

万考大声制止母亲，但丹知草拉了一下他的袖子，使了个眼色，又和蔼地对达娃说：阿妈，你要闭斋就在家里吧，寺上不要去，在家里闭斋一样嘛。达娃不出声了。

万考夫妇各自拿起自己的念珠，念着嘛呢相随走出居室。他们下了台阶，经过东房门前时，丹知草推开一间房门看了一下，这是召吉草的居室。

召吉草和她的妹妹卓玛原先住在二楼的小房，后来卓玛去牧场帮大哥放牧，召吉草长大了，去年上了头，为方便交友搬到这间房来住。姑娘长大了，父母不能干涉她的社交生活了，但母亲却时刻关注着她的动向。

房内无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于是，丹知草紧走几步，跟上万考。他们出了大门，走过很陡的村道，向嘛呢康而去。他们的村子叫达日村，村子正好坐落在扎尕那阿尼堆尼神山脚下，像弥勒佛的肚子般隆起的小山冈上，山冈南端有个很大的煨桑台和一座突兀耸立的白塔。白塔旁有间很大的念经房，还有全村人集体念经时做饭和休息的几间平房。

扎尕那是被人们叫做扎尕梁的迭山南麓一块风景优美的盆地。“扎尕”是藏语白石头的意思，“那”是里头的意思，两个词组合意为白石头里边，也可译成石匣子。这个石匣子四面被高入云天的白石头山包围，山坡上长满参天古松，中间绿草茵茵，流水潺潺，还有面积不大的一些梯田。扎尕那早先是一个大部落，属下有七个小部落，现在为一个行政村七个自然村。三个自然村在石匣子外边，四个自然村在石匣子里边，从东往西、由低到高沿着阿尼玛沁和阿尼堆尼两座神山的南麓排列，第三个就是达日村。

太阳已经从东哇村东边像利剑刺向蓝天的扎吾道峰旁边探出头来了。美丽的玫瑰色霞光染红了阿尼堆尼，染红了阿尼玛沁，染红了覆盖着扎尕那的轻雾，染红了挂在两座神山头顶的白云，也染红了达日村的嘛呢康和白塔。透过玫瑰色的轻雾，影影绰绰可以看到拉桑寺佛殿的金顶和东哇村的沓板房，它们藏在山峰的阴影里。

村民三三两两地走出沓板房，沿着梯田旁弯曲的小路走向嘛呢康。小路上人影憧憧，不断如缕，煨桑台上早就冒着燃烧柏树枝升起的浓浓烟雾了。村民到了嘛呢康先磕头，然后围着白塔转起圈来。他们都不说话，神情庄重，默默地念诵六字真言。要抓紧时间念，这天念一遍六字真言相当于平日念三亿遍，这是纪念佛祖和行善积德的好日子。

真正的闭斋是从下午开始的，因为佛祖在世的时候每日只进午斋，所以他们念嘛呢念到中午，回家吃点素食，然后又来嘛呢康继续念嘛呢。此后就不准吃饭，一直要到后天早上太阳升起，但一早一晚时允许喝些茶。

月亮升起后，万考夫妇回到家中，在偏房的炕上坐下。达娃从她坐着念嘛呢的台阶上走进来，三个人端端正正地在炕桌两边就座，万考盘腿坐着，对面是跪坐的达娃和丹知草。

这时候召吉草进来了，手里端着铜瓢，里面装着半瓢她早晨背来的水，在父母和奶奶手里各倒了一点。父母和奶奶将水吸进嘴里，漱了漱口，吐到盆里，然后开始喝清茶。

召吉草说，阿爸阿妈，你们先喝着，我到门外头破些柴去。柴烧完了。

闭斋是不能说话的，万考夫妇点了点头。召吉草把铜瓢放在茶几上，走了出去。

万考夫妇和达娃慢慢地喝茶，一句话也不说，身子不能挪动，只能动一动手——把开水添进茶碗。这是规矩。

半小时后，他们喝完茶，该是拿水漱口的时候了。漱口完毕就可以下炕活动一下，然后睡觉了，但召吉草把盛着水的铜瓢放在离炕几米远的茶几上，他们的手够不到，只好静静坐着，等召吉草进来端水。

他们等呀等呀，等了一顿饭的工夫，又等了一顿饭的工夫，召吉草还不进屋。三个人互相看着，神情困惑又焦急。他们仰起头倾听，外面没有任何响动，连劈柴的声音也听不见。

终于，万考忍耐不住大喊了一声，丹巴！丹巴是邻家的年轻人。丹巴……丹巴……万考扯着嗓子连着喊了十几声，才听见院子里脚步声响。丹巴跑进来，惊讶地看着他们说，出啥事了，阿库？

万考气哼哼地说，把茶几上的瓢给我拿过来！

丹巴把瓢拿来，往万考手里倒了点儿水。万考刚接了一点儿就急着往嘴里吸，然后“噗”的一声喷在地板上。他猛然站起身，跳下地蹬上靴子，大声问，你看见召吉草了没有？

没有呀！

柴垛跟前没有吗？

没见呀！到底出啥事了？丹巴惊讶地望着一脸火气的万考问。

跑过了，这丫头跑过了！不知跑到啊达去了！

丹巴明白怎么回事了，一边往丹知草的手里倒水一边说，阿库，你甭着急，召吉草可能到谁家串门去了……

串门去了？！万考大发雷霆，把我们在炕上晾下，她倒串门去了？！

万考气呼呼地走出偏房，先去客房看了看，又到召吉草住的房间看了看，房门在他身后乒乓乒乓地响着。他跑到大门口，旋即跑回院子来，脸都气白了，大声吼叫着，没有嘛，柴垛子那达根本就没人嘛！她说是破些柴去呢，柴垛那达就没人，连柴刀都没有嘛……这个死丫头！

丹知草从正房的台阶上走下来，脸色白白的，说，你先甭着急，再找一找嘛……丹巴也劝万考，不要急，阿库。说不定谁有啥急事把她叫走了，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不可能！不可能！再急的事她也要进来言传一声！

找一下，找一下再说……丹知草说。

哪里找去！天这么黑了！

丹知草不再说话，匆匆走出院门。丹巴跟了出去，说，我也找去。

万考气呼呼走进客房，旋即走了出来，没人和他说话，火气没处发。他在月亮地上站了一会儿，也走出院门去了。走进村庄的一条巷道，听见丹知草扯着嗓门喊召吉草，便转身进了另一条巷道。他没有像女人那样大声喊，而是悄悄走到一个门洞站定倾听，听院子里有没有喧哗的声音。如果有年轻人的喧哗声，召吉草就可能在那里。听了一会儿，院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他又走到下一个门洞去。他不愿意叫门，不想让人知道大姑娘找不见了。

达日村是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三个人很快就把全村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召吉草。回到家，丹巴说，说不定是跟上哪个男人跑过了吧。

万考一下子不出声了，这是他最担心的事。其实，在村里找来找去的时候他已经想到这种事了，但心里又不断否定自己的判断，因为从来没听见过召吉草和哪个男娃娃有来往，丹知草也没有提起过这种事。在偏房的炕沿上坐了良久，他问丹知草，丫头会跟谁走了呢，你能想出是谁吗？

丹知草说，想不出是谁。

这段时间有男娃娃来找过她吗？

没有。

她没给你说过这样的人吗？

有了我还不跟你说嘛。

万考默默地坐了一会儿，问丹巴，你们年轻人当中听说过召吉草跟谁有来往？

丹巴说，没有，没听说过。召吉草岁数小，跟我们这么大的不来往。

召吉草的失踪搞得万考夫妇心神不定，不仅这天晚上没睡好觉，转天把过娘乃节的活动也冲掉了。两口子虽说在日出之前就起来，但是只有万考和达娃坐在炕上喝茶，丹知草为他们烧茶，喂牲口、背水。喝完茶，达娃坐在台阶的板凳上念嘛呢，万考夫妇分头去打听召吉草的下落。万考骑上马往东走，丹知草步行往西去，那边还有代巴村，念嘛呢的事根本就顾不上了。

万考的行动注定是场徒劳。他先到邻近的业日村，村里人大都去嘛呢康念嘛呢了。好不容易找到个人问，看见我家的召吉草了吗？对方一句话不说，光是摇头。没办法，万考只好牵着马走到这家门前听听，走到那家推开门看看。他想，谁家的小伙子把召吉草领来了，家里总该有些喜庆的迹象吧。结果他搞得很狼狈，一次，在一家门口侧耳倾听，大门哗啦开了，主人出来惊讶地问：啊哟，是万考阿哥嘛，你怎么在门上站着呢？他只好脸红脖子粗地跟人说，我找丫头着呢，我的丫头不知道啊里去了……主人哈哈地笑着说，你的丫头啊里去了，我啊么知道呢……还有一次，他推开一家的大门，正往里探头呢，一只狗忽地扑了过来，把他的新皮袍咬住了。气得他踢了一脚，狗惨叫着逃回去了，看家的姑娘却追了出来。那姑娘不认识他，追着问他，你打我家的狗做啥呢？

他原计划逐村去打问，问完东哇村再到石门外的纳加、尕固和益藏去。扎尕那外的三个村与扎尕那内的四个村“插箭”和过年都在一起，有可能召吉草认下哪个男娃娃了，男娃娃把召吉草领跑了。但是，他仅仅去了业日和东哇两村，就已经口干舌燥，失去了信心，垂头丧气回家了。

午后三四点钟，他回到家，把马往圈里一拴，回到炕上躺下，连念嘛呢的心思都没有了。丹知草早就回来了，也没打听到什么消息。就在他躺着生闷气的时候，大门口传来了汽车隆隆的马达声，二儿子更堆群佩噔噔噔地走进来了。

更堆群佩今年二十五岁。七八年前万考还在扎尕梁的牧场放牧的时候，正赶上国家政策变化，取消了木材计划调拨，允许牧民个人买卖木材。更堆群佩就跑到甘南州首府合作市学习汽车驾驶，拿到了驾驶执照，回来后与县城里一个年轻人合伙买了辆解放牌卡车，从迭部县的几个林场拉木材去临夏市贩卖。他有了点钱后在县城买了房，把家安到城里去了，还买了辆新车。

更堆群佩今天刚从临夏市回来，买了茶叶、桂圆和两大瓶鲜奶送过来。扎尕梁上的牧场因山高路远，住在村里的父母喝不上牛奶，更堆群佩每次出车就买些瓶装鲜奶或奶粉带回家。

万考很喜欢这个儿子，脑子灵，学啥会啥，又见过世面，办事干练老成，有主见。尽管他心情不好，但是看见儿子还是坐了起来，问，这一趟去临夏路上平安吗？更堆群佩没回答。他看出家里出什么事了，今天是娘乃节，父母这时候本该在嘛呢康的。于是他问，阿爸阿妈啊么没念经去？

万考垂下头没说话。丹知草把召吉草失踪的事讲了，说，你阿爸都快急出病来了。

更堆群佩静静地听着，然后说，你们急啥嘛！今天是娘乃节，抢下我妹妹的人肯定不能动弹。明天，最迟后天，你们就在家里蹲着吧，谁抢下的谁自己就上门来了。阿爸，你就等着喝酒吧。

就是不知道她跟了个啥人，家境咋的个样。万考忧虑地说，你妹妹岁数还小呀，就害怕叫坏人给骗了。

等着找上门来再说吧。

事情还真叫更堆群佩说中了。转天早晨开斋了，太阳出来后万考一家人才开始吃饭。丹知草煮的大米稀饭，三口人坐在偏房的炕上就着儿子买来的四川榨菜吃油果。刚刚吃完饭收拾了碗筷，就听见院子里的狗叫了起来，万考夫妇忙整理好衣裳走出去挡狗开门。扎尕那的纳加石门外头尕固村的多吉次仁一身新装站在巷道里，手里牵着马。看见万考，多吉次仁摘下礼帽弯着腰说：

乔戴莫。

乔戴莫。万考回礼。

乔戴莫。丹知草也说，并且急急忙忙从多吉次仁手里接过缰绳，把马牵到牲口圈里去。

唉呀，你可是稀客呀！啥风把你刮到这达来了。万考热情地把客人让进门来。尕固村虽然离达日村十几里路，但年岁大点的人都相识，他们在拉桑寺一起念嘛呢，“插箭”时也见过面。

多吉次仁进了客房，在靠窗户的沙发上坐定。丹知草把炉子点着，沏好酥油茶，端上油果之后，万考对客人的态度立即就变了。因为多吉次仁刚刚喝了两口酥油茶，就把手伸进提来的一个帆布袋子里，提出来三瓶酒，说，万考阿哥，是一场喜庆的风把我刮到你家里来的，我是给您道喜来了。

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给我道的啥喜嘛。万考的口气变得冷冰冰的。

不过年不过节就没有喜事吗？你快些把酒盅盅拿过来，我们喝上两盅了我再给你说今天的喜事。

酒盅盅是有呢，这酒可是喝不成。我年轻的时候在佛爷跟前磕过头，发过誓，这一辈子不喝酒不吸烟。

你说的话我就不信，磕过头以后你再就没沾过酒没吸过烟？

沾是沾过一次，那是1958年我跟着人当土匪，叫解放军俘虏了。一个解放军给我让烟呢，我吸了一根。那是没办法，解放军给的烟我不敢不吸。

沾过一次就能沾两次，今天我们一搭里再沾一次。有喜事哩嘛，佛爷不怪。

说着，多吉次仁就从腰带上挂小刀的地方解下起子开酒瓶，可是万考坚决地伸手把多吉次仁的手抓住了。不要开，你先不要开！把事情说明白，到底有啥喜事，为什么这么早到我家来叫我喝酒呢？

多吉次仁的脸上挤出笑容，万考阿哥，确实是喜事。我家有个二十几岁的儿子，你家有个长大了的丫头，我们两家成亲家了。这不是喜事吗？还不该喝个酒吗？

哎呀呀，是这么回事呀！我的丫头丢过着两天了，啊么找也找不着，正想着要到派出所报告去哩，谁把我的丫头抢过了，才是你们家的人抢着去了！你赶紧回去，快快地把我的丫头送回来，我们两家人就算没事了，我就不报告派出所。

万考说得干脆又坚决，终于把憋了两天的闷气发泄出来了，但多吉次仁却是一点不生气，厚着脸皮说，阿哥，你把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现在是啥时代了，我们能抢你的丫头吗？再说呢，你的丫头也不小了，我的娃娃就是抢也抢不去呀。那不是牛娃子，想赶就赶上走了。那是你的丫头看上我的娃娃了，我的娃娃也看上你的丫头了，他们两个人商量好的，趁着娘奶节的日子，我的娃娃接来了，她就跟上着到我家去了。阿哥，你还是要尊重娃娃们的意见哩，娃娃们已经同意了，我们两家人就把亲家做下。这不是大喜事吗？

丫头同意了吗？我的丫头同意跟你的娃娃了吗？这样的话我啊么没听见？你先不要说当亲家的话，先把我的丫头领回来，叫她当面给我说一下，是不是看上你的娃娃。她要是当面说一声看上了，我就不拦了，你再领上了去。

多吉次仁嘿嘿嘿地笑了，说，阿哥真是个聪明人，这是哄娃娃们的把戏。你想得好得很，一来你就不放了。把你的小把戏收起来，我们还是面对现实……

现实，你要面对现实吗？现实就是我的丫头不管是你的娃娃抢走的，还是她自己跟上着走的，反正我没同意。我不同意，这个亲家就做不成！

多吉次仁软磨硬泡了半天也没结果，只好把酒提回去了。

这天傍晚，更堆群佩又开着车回家了，听说妹妹叫多吉次仁的儿子领跑了，他很赞成阿爸的处理方法，说，不能给，我妹妹坚决不能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夏道部。那是个土匪嘛，绕巴不就是夏道部打下的吗？

万考说，知道，我知道。是他的儿子打下绕巴的，我才没答应。

去年藏历新年的时候，全扎尕那的人在拉桑寺庆贺新年。年轻人在村委会的篮球场打篮球，多吉次仁的儿子夏道部和万考的小儿子绕巴抢球时发生争执，夏道部拿石头把绕巴的头打了个大窟窿。至今前额上还有一条伤疤，刀戳下的一样。这事更堆群佩和弟弟商量过，要到尕固村去把夏道部打一顿。到现在还没去打，夏道部倒把召吉草领跑了，真是气人！

但是，多吉次仁家对这门亲事不愿意轻言放弃。第二天，多吉次仁又提着酒来，并叫上了儿子的舅舅来当说客。藏民对舅舅的身份是很看重的，比叔叔更受尊重，可舅舅来了也没说通。过了一天，多吉次仁又请出个人来，是万考被尕固村招赘的弟弟沙拜次力。弟弟回娘家来了，万考当然要热情招待，于是弟弟劝他，既然丫头自己同意，跟上多吉次仁的儿子走了，那就给去吧，这样当成亲家的多得很。你不同意，硬是要回来，将来再叫人抢走了，你不是更着气吗？

万考还是不答应，不是不给弟弟面子，也不是因为多吉次仁的儿子打了绕巴，而是因为姑娘私奔伤了他的面子。他并不是老古板，姑娘十六岁就上了头，还是他叫姑娘从楼上小房搬下来，睡到靠近大门口的东房去的，实际上是给姑娘提供了交友的空间。但是男方没有正式来人说亲，就把姑娘领走了，这种行为他接受不了。

弟弟说，这你不要怪人家的娃娃，他知道跟绕巴打过仗，怕媒人来了你不答应，没办法才把召吉草抢过了。

那娃娃心黑得很。我家的绕巴比他小四五岁，他拿石头把头打了个窟窿，那是个土匪嘛！

事情就这样顶起牛来，万考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男方也不放弃，便打发小两口出门，去西藏磕头。小两口时不时从西藏打电话和家中联系，听说万考一直不松口，他们便滞留西藏不回家。这样过了一年，小两口的儿子出世了，他们才回到扎尕那。女儿抱着孩子来看万考和丹知草，万考夫妇不同意也没办法了。

小妹的婚事

召吉草和夏道部私奔的那年，万考一家人硬是不同意两个年轻人的婚事，亲家差点儿成了仇人。后来召吉草和夏道部生米煮成熟饭，两家人终于冰释前嫌。每年春播秋收的季节，这家的青稞黄了，那家的年轻人过来拔青稞。那家要种芫根了，这家也去帮助犁地和撒种。老人们过年过节都互相走动。扎尕那的人都说，这两家的亲家做得好。可谁也没料到，过了六七年，两亲家之间产生了龃龉。

一天，更堆群佩开着汽车来扎尕那看父母。回县城的时候，小妹妹卓玛要搭车到城里转一趟，说想买点搽脸油什么的。更堆群佩不让她去，说，明天要开车去岷县拉水泥，不回来了。买什么牌子的油，他下次再带回来。卓玛说，没关系，自己会坐“招手停”的面包车回来。

他们说话的时候，阿妈丹知草在旁边，丹知草对更堆群佩说，她要去你就带上，回来不要你送，坐“招手停”，一张票才六元。她很长时间没进过城了，急呢。更堆群佩同意了。

卓玛是在姐姐召吉草私奔那年被万考从牧场叫回来的。召吉草跑了，家里缺个端茶端饭的人。

卓玛跟哥哥走的时候对阿妈说，天黑以前她回来做饭，可回到家已经晚上十点钟了。家人等得不耐烦，丹知草自己去做饭了。卓玛回来后说，从城里出来才五六点钟，日头还高着呢，经过尕固村就下车到姐姐家看了一下，坐了一会儿再走就没车了，只好步行回来。她还说，姐姐的婆婆有病了，心口痛，到县上看了，到合作也看了，治不好。在寺院算了个卦，佛爷说念个经就好了。姐姐家已经请好阿卡了，过两天念经呢。姐姐说了，念经的时候要给阿卡们做饭。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叫我帮一下忙去。阿妈，我去吗不去？

丹知草回答，那去嘛，阿姐叫了你就去嘛。

那我走了谁给您和阿爸阿婆做饭呢？

丹知草嫌她问得奇怪，说，能做几天饭？

卓玛不吭声了。

丹知草说，你走了就我做呗。

第三天早晨，卓玛做好早饭，等全家人吃过，她洗完锅碗，换了件新的夹袍，对母亲说，阿妈，我到姐姐家去了。丹知草说，去吧，说下了要帮忙呢，那就早点去吧。

一般情况下，家里念经就是两天，一天准备，一天正式念经，第三天卓玛就该回家了，但是她直到第五天也没回来。家里人觉得蹊跷，就叫丹知草坐“招手停”去尕固村大姑娘家看一下。

丹知草在大女儿家没看见生病的亲家母，只有召吉草和她的一男一女两个娃娃在家里。她问召吉草，夏道部的阿妈啊里去了？

召吉草说，那在牧场里呢。

不是说病了吗？

没有呀。

丹知草一愣，继而问，你妹妹呢？

噢，你是说卓玛呀，那跟上贡巴甲到牧场去了。

丹知草真有点懵了——贡巴甲是女婿夏道部的弟弟，多次去扎尕那帮她家犁过地，拔过青稞，挖过芫根，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小伙子。她急忙又问，卓玛跟上他到牧场做啥去了？

召吉草拉着长腔说，那我啊么知道呢。前两天贡巴甲从扎尕梁下来，在家里住了两天。后来说是要回牧场去呢，卓玛就跟上去了，她没跟我说去牧场做啥呢。

丹知草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儿从炕沿上栽下来。她稳了稳神，这才恨恨地骂起来，你个死丫头，你说，你妹子是不是跟上贡巴甲跑了！

召吉草不说话。

丹知草追问，你给我说实话！两个人是不是上西藏去了，磕头去了？像你那一年一样！

召吉草低沉地应了一声，啊呀。

丹知草没再说话，久久在炕沿上坐着，脸色变得黄黄的。她摇摇晃晃走到召吉草跟前，“啪”的一巴掌打在女儿脸上，啊哟哟，你的胆子也就太大了！你知道不知道，那一年你跟上夏道部跑过了，你阿爸就差些气死。这又出下这么丢人的事，你还叫你的阿爸活人不活人了！你说，我家里去了怎么给你的阿爸交代呢？！

召吉草不出声。

你给我说，是不是你出下的主意？那一天是不是你叫卓玛回去了哄我，说是夏道部的阿妈病着哩，要念经呢？

召吉草还是不出声，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半边脸充了血，红得像贴上了一块红布。

这时，外孙子和外孙女吓得哇哇大哭。丹知草没去理会他们，只是骂了声，害人精！然后就慢慢地转身走出门去。她已经木愣愣地走出大门，身后突然传来召吉草长拖拖带着哭音的喊声，阿妈，你缓一会呀，缓一会了再走……但她脖子都没转一下就离开了尕固村。

因为生气，丹知草连坐“招手停”的事都忘掉了。她沿着风景如画的益哇沟往扎尕那走，一路都想着回家后怎么给丈夫万考说这事，万考知道会不会背过气去？她甚至想，万考会不会迁怒于自己，嫌她没把姑娘管好？她胸腔里装满了愤怒，腿软得几乎走不动了。

扎尕那的年轻人驾驶着“招手停”在她身旁停下了，司机摁喇叭，还喊道，阿婆坐车吧……她就像没听见一样，仍慢腾腾地走着。

走过纳加村，走过狭窄的纳加石门，走过山坡上沓板房密集的东哇村和业日村，终于到家了。

她坐在偏房的炕沿上对万考讲述事情原委，一边讲一边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万考，怕他跳起来，怕他把腰刀插进系腰里跑出去，或者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拖翻在地……万考很少打女人，但是一旦气坏了打起来，出手重得很。扎尕那屡次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丫头跟着小伙子跑了，当家人不同意，可又要不回丫头来，于是就归罪于当妈的，说她们管教不严，有的甚至说是母女串通一气，结果逼得母亲到女儿婆家门口上吊。

没想到，万考听完她的话半天没说话，忽然倚着被子躺下了，躺到天黑才起来吃饭。饭后，他对小儿子绕巴说，明天你到城里去一趟，更堆群佩没出车的话，叫他回家来一趟。

万考的口气很平静，丹知草长长地出了口气，心想，更堆群佩来了会想出好办法吧。更堆群佩三十多了，见多识广，近年来家中每逢大事，万考都叫他回来商量，拿主意。

次日，绕巴吃过早饭去城里，不到两小时，更堆群佩就开车回到了家。他静静地听完来龙去脉后说，这没办法。人家两个人已经跑过了，你能追回来吗？到哪里找去？他们现在至少已经到西宁市了。

你的意思是同意两个妹妹都叫多吉次仁家抢走？！万考冲动起来。

那不是，我也不同意卓玛到他家去。这种事我还没听过，两个丫头都给到一个家里。这样的亲戚做下，好了确实是好，亲上加亲嘛，要是不好了也确实麻烦大得很。一定要把她要回来！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当下啊么做呢？

当下可是没办法，见不着人嘛。不光见不着我妹子，连人家的老人也避开了，你能有啥办法？等着吧，等到我妹子回来，我劝她，不能叫她跟贡巴甲。

到时候你能劝着回来吗？万考愁肠百结，毫无信心地说。

劝呗，尽量劝呗。

后来事态发展简直就是六年前的事件翻版——过了几天，多吉次仁提着酒来了，他的亲戚们来了，一趟一趟地请求万考允诺婚事。万考一律拒绝，他说，我的一个丫头叫你们抢走了，还要接着抢另一个丫头。啊么了，我上一辈子欠下你们家的债了吗？

一年后，卓玛回到了尕固村，抱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回娘家看父母来了。万考大发雷霆，骂卓玛不听话，不孝顺，不要脸，下贱，接着劝卓玛不要回尕固村去了，就在家里住下，说我养着你。卓玛一个劲儿哭，求万考同意自己的选择。万考见卓玛不肯回心转意，就把更堆群佩叫来劝妹妹。

更堆群佩说，卓玛，你还是回家来吧，过去的事我啥也不说，你和贡巴甲感情好也罢，不好也罢，反正这门亲事我们两家做不成。你想过没有，你姐姐嫁到他们家了，你再嫁过去，要是你们日子过得都好，那就好得很，确实是好，两家是亲上套亲嘛，可是一旦有一个人出了啥事，闹矛盾了，我这当哥哥的，还有阿爸阿妈啊么办呢？我们啊么说话呢？说还是不说？说吧，还有一个在人家家里坐着呢，关系不好处理。不说吧，外头人看我们娘家人不管自己的丫头，会说我们娘家人没本事，你们也要怪娘家人不管。这就是我和阿爸阿妈不同意你跟贡巴甲的原因。

被新婚的甜蜜生活和初为人母的幸福包围着的卓玛，脸上荡漾着美丽的光彩，她柔声柔气地说，阿哥，我就听不明白你的话，我和姐姐在贡巴甲家里坐下，能出啥事？我们一搭长大的，又一搭里给人家当媳妇，说个话做个啥还像在家里一样，不是更好吗？

更堆群佩说，你看你，我说的话你啊么就谝不来？你们两个人嫁到一个家里，好了当然是好，可是过日子的时间长着哩，时间一长，总有一个人会为啥事吵个仗，或者说个啥话跟人家闹矛盾吧？扎尕那有多少媳妇离婚了，有的是两口子合不来，有的是男人不要婆娘，打发回娘家了。这样的事少吗？你不知道吗？

我们不会出那种事。

你瓜着呢，你现在是刚和贡巴甲到一搭，热乎劲儿还没过去。等着热乎劲儿过去了，打仗骂仗的日子就来了，哪有铁勺不碰锅沿的事呀！

卓玛不出声了。

更堆群佩又说，你回来，把我的话听下。过段时间你再看上啊一个跟上了去，就是不要跟贡巴甲。到那时我肯定不反对，阿爸阿妈也都同意，我给你保证下。你要是不听家里人的话，和你姐到一个家里坐下，我真是不同意。今天说这样的话，你可能听着不舒坦，怪你的阿哥——啊么不盼着你好，啊么非要拆散你们呢？可是我当哥哥的，今天这话就要说呢，要是不说，将来真出了啥事，你还怪我没劝你。

你有了个娃娃——这个尕丫头，可能有顾虑呢，担心再出嫁的话丫头不好办。这你都不要考虑，我的娃娃不多，就两个儿子。到你出嫁的时候把丫头给我，我养她，把她当成我的丫头养着。她该上学的时候，学费我出上，等长大了要嫁人的时候，我给她办嫁妆。你放心，这你都不要操心。

卓玛还是一句话不说，用沉默表达她的决心。更堆群佩看妹妹一点儿听不进自己的话，便不再劝了，缓和地问，你是啊么想下的，非要跟贡巴甲？

卓玛说，姐姐跟我说下的。姐姐说，我们是亲姐妹，他们是亲弟兄，你来，你来了我们一搭在一个家里坐下，这家人好着哩。我也想着跟姐姐一搭坐下，姐妹互相有个照看，比到没个熟人的家里坐去好一些……

召吉草是个糊涂虫……更堆群佩忿忿地说。

卓玛在家里住了几天，贡巴甲来接了，提着酒和礼物，包括给丹知草的西藏产的氆氇，给万考家人一人一件衣裳的布料。万考虽然板着脸不给贡巴甲好脸色，但还是收下了。

后来的事情被更堆群佩不幸言中。卓玛去了尕固村一年多，腹部突然痛起来，发作时痛得在地上打滚，过几个小时或一天就好了，能正常劳动和吃饭，可过几天又犯了。村里人说她得了阑尾炎、胃病，还有人说是胃癌，活不长，因为她急剧地消瘦。贡巴甲领她去县医院，还到合作市的州人民医院看病，Ｂ超也做了，医生都说没病，可能是胃部发炎，开了些消炎和镇痛药。吃完药，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严重了。时间长了，每当她发病不吃不喝躺在炕上的时候，婆婆就说她装病，说她小病大养。又过了半年，贡巴甲干脆撵她回娘家，说你回娘家去吧，你的病我没办法。你娘家可能有啥办法能治好，治好了你再回来，治不好你就在娘家住着去。

春季，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万考夫妇和小儿子种完蚕豆，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发现卓玛拎着小小的包袱站在家门口。看见父母从巷道里走来，卓玛消瘦、蜡黄的脸上涌现淡淡的红晕，她窘迫得磕磕巴巴地说，阿爸阿妈……我……回家来了，贡巴甲不要我了……

当万考明白怎么回事之后脸色也变得黄黄的，他低头吃饭，一句话不说。下午，他换了身新皮袍，戴上礼帽，对卓玛说，走，我们到你婆家去一趟。卓玛不肯，万考大声训斥道：走，我们一搭走！当初我不叫你跟贡巴甲，你哭着闹着要跟呢。现在有病了，他就把你打发回来了，那成吗？天下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事吗？！他就像押解俘虏一般，将卓玛送到多吉次仁家去了。

但是，卓玛在婆家住了半个月，自己跑掉了。这次她没回娘家，而是跑到城里更堆群佩家去了。她哭哭啼啼地对更堆群佩说，自己肚子痛得很，贡巴甲还打她骂她，撵她回娘家。

如今的更堆群佩事业发达，他和在迭部白龙江上建发电站的浙江老板拉上关系，又贷款买了两辆双桥的大卡车，给在建水电站运水泥钢筋。他在县城旁的然闹村买下个院子，妹妹来了，就腾出房间叫妹妹住，还对她说，贡巴甲不要你，你就在我这达坐下吧，帮你嫂子给司机和娃娃们做饭。等我闲一些了，拉你到兰州看病去。

一天，一个纳加村的熟人来找更堆群佩，要雇车运牛到临夏市贩卖。那人认识卓玛，问更堆群佩，你妹妹怎么在这里？他回答，贡巴甲不要我妹妹了，她没处去，到我这达来了。那人说，不会吧，贡巴甲怎么会这样做？等一会儿我把她领回去跟贡巴甲说。更堆群佩不让领，说，我妹妹不是装病，是真有病呢。她到我家来才七八天，就犯了两次病，肚子痛开的时候脸上滚着豆子大的汗珠子，衣裳都湿透了。受不了的时候在地上爬，全身都是土。我过两天带她看病去呢。

他认为妹妹可能患上了妇科病，又听说临潭县的妇幼保健院擅长治疗妇科病，就带妹妹去了临潭县。医生叫卓玛做了Ｂ超后，说她没啥大病，就是胆结石，胆囊里有三个豌豆大的石头，要到县人民医院开刀，把石头拿出来就好了。他开车把妹妹拉到县人民医院做了Ｂ超，却说没有胆结石。他又跑回临潭县的医院，找到做Ｂ超的医生，说，你说我妹妹有胆结石，可是县医院的大夫说没有，到底有没有？医生说，你到县医院开刀去，胆结石有呢。开完刀如果没有石头，你的手术费、住院费我给你出上。

这次他去县医院直接找院长，院长叫做Ｂ超的医生仔细检查，结果还真有石头呢。于是立即手术，把三个豌豆大的石头取了出来，术后第三天卓玛就能下床走路了。

卓玛回到迭部没再发过病，身体胖起来，脸蛋变得红润。消息传到益哇沟，贡巴甲听说后跑到城里来找更堆群佩，说来接卓玛。更堆群佩生气地说，卓玛不去你们家了。她有病的时候你不要她，打发她回娘家来。病治好了，你又要呢。我们家的人就这么贱吗？我妹妹就真是没人要吗？没人要了我养着，不去你们家！贡巴甲急忙解释，更群老哥，你这么说就把人冤死了。卓玛得病后我领着到处看，迭部也看了，合作也看了，几千元钱花上了，大夫都说她没啥病。我没办法才说你回娘家住几天去吧，或许你们家的人能有啥办法……不是不要她，确实是把人难住了。你不知道，她肚子一痛开，地下睡呢，院子里也爬呢。过一会儿又说好了，上炕睡下了，被子叫她杠得土苍苍的。她在地下爬着呢，我扶一下她，想把她扶到炕上，她又骂又打的，扶都不叫扶。

更堆群佩说，那有病呢，是装的吗？！她在我这达也犯了几次病，疼得招不住，头往墙根上撞，满院子爬呢。要是个好人，能那么做吗？

不知道，真不知道她得的是胆结石。更群老哥，你就原谅一下，兄弟我没上过学，没文化，不知道她得的是这种病。我们尕固有个婆娘得了胆结石，但她的症状是人乏着不成，走不动路，做不动活。她做手术，取出来一把石头，也没像卓玛这样痛得打滚……唉，你看这样好不好，你领着卓玛治下病的钱我给出上，这几个月的伙食费我也出上，人我还要领回去哩。你就叫我领回去吧，我的丫头不能没有阿妈……

更堆群佩觉得贡巴甲讲的有些道理，自己不能硬把妹妹两口子分开，就说，这事我不能做主，卓玛回去还是不回去，要她自己决定。她要不回去，我也不能逼她。

卓玛被叫过来，更堆群佩问她回尕固村还是在城里住？

卓玛说，我不回去，回去了他还打我呢。

贡巴甲涨红了脸说，不打了，不打了，我在这达保证下，往后再不打你了。

卓玛却坚决不回去。

贡巴甲无奈，只好先回家去了，但还想着卓玛，隔三差五去达日村找万考，恳求岳父劝卓玛回家去。他跑的次数多了，万考动了心，托人捎信给更堆群佩，叫他回达日村一趟，有事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更堆群佩回到迭部后对妹妹说，你不回婆婆家也中呢，不回去你就到扎尕那去，和阿爸阿妈一达过去。阿爸阿妈老了，家里要个背水做饭的人呢。

于是卓玛回到娘家。娘家离得尕固村近，贡巴甲和他的家人三天两头来叫她回去。过了两三个月，卓玛终于回到贡巴甲家里，因为贡巴甲请来的一个说情人吓唬卓玛，说，你说不回就不回了吗？国家有法律呢，你要是不回，管计划生育的人会找你，你们要办离婚手续，要把你的姑娘判给你，你现在怀着的娃娃也判给你呢。政府的政策是保护妇女和儿童，不能叫当阿妈的和儿女分开。卓玛一听这话吓住了，自己带着两个娃娃怎么过日子？改嫁还有人要吗？想来想去就回到贡巴甲家了。

卓玛走后，万考家一天三顿饭就由丹知草来做，背水也成了她的活儿。万考看着女人的鬓角白了，对小儿子绕巴说，你要快娶个媳妇……绕巴却不着急，说，我要到兰州打工去呢。

给奶奶的礼物

农历十一月初的一天傍晚，达娃老奶奶和儿子万考在炕桌两边坐好，准备吃饭。蒸馍和粉条炖肉已经端上桌，小姑娘卓玛突然喊了一声，二哥来了！然后就“噔噔噔”跑出去，接着大姑娘召吉草也跑出去了。万考先是仰起脸听一听，房外果真有嗡嗡的汽车引擎声，就放下刚刚拿起的筷子，穿上皮袍，下地蹬鞋，忙忙地把皮袍提高一些，系上系腰。

万考走到院子里的时候，二儿子更堆群佩也进了院子。他一手提着箱啤酒，一手提着装着很多青菜的竹筐子。大姑娘跟在后边，抱着一口袋面粉。看见父亲，更堆群佩说，阿爸，你出去拿一下，还有些东西呢。我把菜先提进去，要不冻过呢。

万考踩着没扫净的积雪走出院门。天已经黑了，暮色四合，但是近处还能看清，他看见解放牌大卡车旁边的雪地上，放着更堆群佩的皮袍，粉条和大米各一袋，一大盒罐装可乐，以及一篮子酱油、醋等瓶瓶罐罐，还有一包用白布裹着像棉花一样的东西，卓玛正把它抱在胸前往里走。他便抱起大米，又提上更堆群佩的皮袍。

他走进院门的时候更堆群佩又出来了，说，你少拿些嘛。给我给我……更堆群佩把面粉和粉条放在客房，蔬菜等不抗冻的东西搬进住人的偏房，然后才洗手上炕。他的母亲丹知草已经把饭菜都摆在炕桌上了，除了先前炖好的粉条肉，还有刚刚才热好的血肠、肉肠、猪肋巴，还有油果。

啊哟，今天的饭啊么这么丰盛？更堆群佩高兴地说，然后对召吉草说，拿来，把纸箱子里的可乐拿来，还有啤酒。今天这么好的菜，我们喝点啤酒。你们谁想喝啥就自己拿，还有橙子汁呢。召吉草把啤酒拿来，万考却不喝，说，我喝些可乐。更堆群佩“嘣嘣”拉开几罐可乐，在奶奶和父母面前各放了一罐，说，阿婆你喝。达娃在炕桌旁跪着双手扶住可乐罐儿，伸长脖子用下陷的嘴唇吸着，喝了一口，满心欢喜地说：昨天我们把猪杀了。

更堆群佩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他最喜欢的肉肠和血肠一边问，杀了几头？万考回答，杀了六头。更堆群佩又问能吃到明年冬天吗？万考答，叫你哥再送几只羊来，差不多。接着又说更堆群佩，你买这么多东西做啥？更堆群佩答，快过元旦了嘛。万考说过元旦也不能乱花钱。更堆群佩说，没乱花钱，这都是白来的。白来的？万考瞪着更堆群佩。更堆群佩解释道，这趟木头是从日宗沟里拉上的，检尺员都是熟人，多装了一方。一方就是一千元。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饭后万考还在喝可乐。这种甜丝丝的东西他很爱喝。突然，他朝着卓玛喊了一声，你翻揭啥呢！

更堆群佩看了眼地下，见小妹卓玛正在摸索那个白布包袱，便说，拿来拿来，那是我给你们买下的衣裳。召吉草，你把炕桌上的这些收拾过。

召吉草把炕桌上的碗筷端走，卓玛把包袱抱上来，解开，是一大堆衣物。更堆群佩先把一套明黄色的腈纶棉防寒服拿出来给了小妹，说，这是你的。原来的脏了，过年时换上。然后又把一块很艳的拉绒头巾给了召吉草。他给父亲一件很厚的像面包一样绵软的鸭绒防寒服，给母亲的是一件紫色的毛衣。大妹召吉草说，才给我买了个头巾！他回答，那你还要啥哩？你啥都有了，牛仔裤都有了！大妹不出声了。最后，他把放在包袱最下边一个很精致的纸盒子捧给达娃说，阿婆，这是我专门给你买下的。

这是个啥嘛？达娃眼睛闪着惊奇的亮光看着纸盒子。

保暖内衣。

保暖内衣是个啥嘛？

打开，你打开了看。

达娃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手背上长着很多黑色斑点。在更堆群佩的帮助下，她撕去粘住盒盖的透明贴。折叠得很整齐的一套淡蓝色的纯棉保暖内衣展现在眼前。她把上边的一件拿出来展开，看了看，又将手伸进里边摸了摸，说，这是件绒衣嘛。

更堆群佩说，这是保暖内衣。

连绒衣一样嘛。

全家人都笑起来。丹知草也伸手摸了一下里子的绒，说，是跟绒衣差不多。更堆群佩说，差不多是差不多，可价钱比绒衣贵得多。这薄薄的两件，就要一百五十元钱呢。

听说要一百五十元，万考也伸过手来了，说，我看一下，啊么的个内衣，这么贵？他看了看，摸了摸，还给达娃说，还就是绒衣，比我穿的还薄一些呢。哎，现在的这事啊么说呢，还是绒衣，还薄了些，换了个名字，价钱就成倍地涨上去了。

其他人都笑，更堆群佩却不笑，说，那到底还是不一样嘛，这衣裳的做工精细。阿婆，你再看一下裤子。

达娃把裤子拿起来展开，看了看，说，这给召吉草穿去。我不穿。

阿婆，更堆群佩说，这是现在最时新的衣裳，是城里的有钱人——老板们穿的衣裳。穿上热得很，城里的人们冬天就穿这么一身衣裳，再穿件西装，就过冬呢。

就是的，就是的，我在电视里看见过。阿婆，你穿上吧。召吉草说。

达娃说，我不穿，我不是穿着绒衣吗？

更堆群佩说，知道你有绒衣呢。你的绒衣不是上衣吗？不是旧了嘛，那不保暖。这次给你买的是一套，除了上衣还有裤子，你都穿上腿就不冷了。

我不穿！我的腿不冷嘛，我的皮袄长，里头还有衬裙呢。

更堆群佩耐心地说，冷当然是……冷不到哪里去，我知道你的皮袄长，可是把这保暖内衣穿上，总比穿件皮袄和薄薄的衬裙要好些，热些，也舒坦些。你看村里的老阿婆们转嘛呢，转古拉呢，多大的风刮上都不怕冷，人家都穿着绒裤棉裤呢。你一到冬天就家里蹲下不出门，穿上吧，穿上就不怕刮风了。你的衬裙能挡住风吗？

衬裙挡不住风，皮袄还挡不住吗？

皮袄能挡住风是对着，可是一走路风就灌进去了。

这时万考也说话了，阿妈，穿上吧。孙子给你买来了，就穿上吧。你啊么这么顽固？现在的人都穿内衣呢，就你不穿，穿上了冬天就是不冷嘛。

达娃的脸转向万考说，你们非叫我穿这些个做啥呢，我一辈子都没穿过，不是也没冻着吗？我都八十多岁了，你们非叫我穿……内衣！

万考说，你这话说得对着呢，一辈子不穿也过来了。我小时候不穿内衣，也过来了。可是穿上了到底好嘛，舒坦也暖和，风刮上不冷。过去不是没有嘛，现在有了就穿上呗。你看全扎尕那的人，老的小的，不是都穿了吗？

丹知草也说，阿妈，你穿上，穿着试一下，不好再脱下来。

达娃静下来，好长时间不出声，静静地坐着，像是在考虑到底穿不穿保暖内衣。她时不时地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孙子更堆群佩是前五年从扎尕那梁上下来的，在那之前，她和大孙子在达日村的家里住着，大孙子成家了，和媳妇一起侍候她。儿子万考两口子在牧场里荡牛，更堆群佩和两个孙女还小，也都在牧场里。1989年，更堆群佩突然就说要去学开车，说是迭部林业局的七八个林场都开放了，私人可以买木材拉到外地去卖。扎尕那东哇村有人已经买了汽车，贩一趟就能挣两三百元。于是万考就把更堆群佩从扎尕梁上领下来，叫他到合作市学开车，大孙子去扎尕梁荡牛。半年后，更堆群佩学成回来，先跟东哇村的一个人实习跑车。过了一年，驾驶执照换成正式的，就从银行贷款，买了辆四万二千元的卡车。

就是买车的那年开始，更堆群佩每次到外地贩木材都要带一些新鲜东西回家。先是给她和丹知草各买了套防寒服，丹知草春秋播种和拔田的时候穿在身上，连夹袍都不穿了，到了冬季也不脱，把皮袄往上一套。她自己的那套只穿了一天就脱下来捎给牧场的大孙子媳妇去了。后来更堆群佩还给她买过念珠、尼龙袜子、棉鸡窝、绒衣绒裤，绒衣她穿上了，绒裤又给了大孙子媳妇。更堆群佩给万考也买了绒衣绒裤，春秋穿，到冬季再套上大皮袍。更堆群佩给两个妹妹买了防寒服和裙子凉鞋。六七月里，妹妹们穿着裙子和凉鞋，半截腿明晃晃的在巷道里跑来跑去，这使她总想起自己小时候穿着皮袍，光着脚走路的样子。

好吧，我……穿着试一下。达娃笑了一下，迟迟疑疑地说。

对，阿婆，你早就该穿内衣了！召吉草大声说。

好，好，穿着试一下，穿着试一下，试一下你就不想脱了！万考也说。他有点兴奋，又说，阿妈，你顽固的头脑今天总算进步了。那时候，就是1958年“民主改革”的时候，干部们逼着叫人们穿内衣呢，开会时一个个检查，你都不穿，还蹲在牧场里不下来，不开会。你顽固得很。

达娃有些难为情地说，几辈子的人不穿内衣不是也过来了，不是也没冻下吗？再说那时候啊里有布，不是连个布条条也看不见吗？

1958年以后供销社有布了。

有布是有布了，不是跟上就要开布票了吗？扯下的布都给你和你阿爸做衣裳了。

改革开放以后不是不要布票了吗？

那时候不是穷吗？买不起！再说，后来下山不出门了。

阿妈，你不要再狡辩了，不是穷富的问题，是习惯的问题，你的老脑筋不愿意改变的问题。你觉得祖祖辈辈就这么过来的，不想再变了。万考大声地说。

对着呢，阿婆，你就是老脑筋，顽固得很。更堆群佩附和着说。

达娃不出声了。万考停了停又说，你说的穷当然也是个原因，这话也对。娃娃们，我给你们讲个古今。你们知道不知道，解放前，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扎尕那，男男女女，一年四季都穿个长皮袄，不穿布衣裳，不穿布裤子。男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男人的皮袄短一些，下摆提到膝盖这达，妇女们的下摆盖住脚面。男人的下摆不能长，要骑马，要打仗哩。到了冬天，实在冷得不行，男人们就穿上羊皮裤。羊皮裤有两种，一种是开裆裤，一种是连裆裤，穿开裆裤的比穿连裆裤的多。为啥？因为连裆裤太累赘，老羊皮又厚又硬，裤裆里一大堆，走路走不成，累得很不说，一旧了还磨得大腿痛得很。上茅厕也不太方便，稍不小心就把皮裤和皮袄搞脏了。我说的话你们不信就去看看，丹巴家的墙上有个尕尕的镜框框哩，里头有两张相片，是解放前有个外国考察队到扎尕那来考察森林，是两个欧洲人，丹巴的阿爷接待下他们，就在他家偏房的房顶上照下的。那相片上丹巴的阿爷皮袄袖子全挽在腰上，上身光着，皮袄下头的半截腿也光着呢。那时间人们就没有内衣，没有布衣裳布裤子嘛。丹巴的阿爷身上背着个火枪，腰里插着腰刀，系腰上挂着火镰、小刀子、鼻烟壶、针线盒。他是我们达日村的富汉，还是头人，也就这么一副打扮。那时间有没有穿布衣裳的？也有哩，全扎尕那就只有两个人穿，就是扎尕那的两个总管，一个是业日村的，一个是东哇村的。我记得清楚得很，有一年你们的姑姑给到哇巴沟了，我的阿爸要去送亲，想着穿件衬衣会风光些，就跑到业日村的总管家借衬衣去了。啥衬衣嘛，就是一件大襟的短褂褂嘛，那布就瓤得很，是白市布做下的。那时间的白市布跟现在的纱布差不多，粗制滥造。我的阿爸把你们的姑姑送到哇巴沟之后，当天就把衬衣叠得好好的还给总管了。那时候啊里有防寒服，啊里有保暖内衣呢……

听着阿爸讲故事，更堆群佩喝了很多啤酒，吃了很多肉，这天晚上就没有走——他已经成家了，并且在县城里租了两间房子，把家安在那里。吃完饭后他就睡在热炕上。

转天一早要进城去，这时他看见奶奶穿着很厚的皮袍，坐在西房台阶的板凳上。她手里捏着念珠念嘛呢，早晨的太阳照在身上。

阿婆，保暖内衣穿上了吗？更堆群佩问。

奶奶微笑着点了一下头，像是很窘的样子。

过了半个月，更堆群佩再次回到达日村，阿妈告诉他，阿婆把保暖内裤脱了，上衣还穿着。

啊么了？他很惊讶。

阿婆说穿上保暖内裤上茅厕不方便，还要解腰带呢，嫌麻达。阿婆老了，夹不住尿，腰带解得一慢就把内裤尿湿了。

更堆群佩想了想说，嫌解腰带麻达就这么办，把裤裆扯开，像娃娃们的开裆裤一样穿上，总能挡些风，腿子不冷。

于是，阿妈把保暖内裤的裤裆用剪子挑开，然后再叫奶奶穿上。过了几天，阿妈告诉更堆群佩，阿婆把保暖内裤又脱掉了。

又啊么了？

阿婆说穿上保暖内裤不舒坦，也不窝也。

更堆群佩再也没说什么……

措美峰

我原以为，从卓尼县的车巴沟翻越迭山进入扎尕那的那一段山脊是天下最美的山峰，几十里长的山头都是圆滚滚的白石头，上大下小，如同挤挤挨挨的巨大蘑菇，奇异又壮观。汽车在公路上蜿蜒前行，就像甲虫在大树下爬动。公路的另一侧是绿色的山谷条条缕缕分流而下，绿色的山冈如涌如涛。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见了措美峰，我在心里说，我错了。

去年夏季的一天，我从兰州赶到迭部县观看一年一度的腊子口红色旅游艺术节。这年的艺术节在扎尕那举行，名曰“腊子口红色旅游艺术节暨扎尕那原生态民歌大赛”。会场设在东哇村扎吾道峰脚下一片如茵的草地上。

由于几次来扎尕那，认识了盖哇乡的乡长和书记，他们安排我在舞台前方的来宾席上观看演出。来宾席有两排藏式茶几，客人们坐在栽绒卡垫上。我的身旁是一位六十多岁面孔黝黑的老人，乡长介绍说这是我们县政协的尕主席。老人谦恭地说他的名字叫尕让，已经退休了。我们的身旁是组织非常有序的藏民，都穿着崭新的民族服装，像过节一样喜庆。我此行的目的是录像和拍照，忙得顾不上和尕让主席聊天，可是到了下午民歌比赛开始，就要频繁地和他说话。民间歌手用藏语唱歌，我像聋子一样，不知他们唱的什么，但感觉观众的情绪比上午腊子口艺术团演出时热烈得多，他们时而静静地听，时而哄然大笑，时而会意地微笑。我一边录像，一边着急地对尕让主席说，尕主席，请您翻译一下，她唱的什么内容。那位三十多岁妇女的歌声哀婉而高亢，极其动人。尕让主席没有及时翻译，他说，你不要着急，等她把这一段唱完了我给你完整地翻译。我说，您还是同声翻译的好，我要把您的翻译和她的歌声同时录在磁带上。于是，歌手一边演唱，他一边翻译：

世上最大的寺院是西藏的寺院。

这一辈子一定要把西藏的头磕上，

这一辈子磕不上西藏的头，

下辈子想磕也磕不上了。

世上最要紧的是孝敬父母。

这一辈子对父母不孝顺，

过去了后悔都来不及，

做下些好吃的也吃不上了。

活人就是活着个男人。

一辈子不好好地过日子，

平常的日子里光吵仗，

岁数大了再想过好都来不及了。

谢谢，谢谢尕主席。女歌手唱罢，报幕员上台报幕，我把摄像机放在茶几上休息时对尕让主席说，好，唱得好！朴素如土的歌词唱出了永恒的生活哲理。啊呀呀，我来扎尕那几次了，就这次的收获大。尕让主席歪着头看我，良久才问，你来过扎尕那几次了？你是做啥的？我回答旅游的，到迭部看风景。他说，你看着我们迭部的风景好吗？我回答好。他又问你看着哪里的风景好，我回答最好的是扎尕那。他说，你认为就扎尕那好吗？我说，是，扎尕那最好，扎尕那的山好。为了避免他说我偏颇，我又补充一句，腊子口也好。他静了一下之后又问，安子沟你去过吗？我说没去过。他说，你连安子沟都没去过，怎么就说扎尕那最好。我说扎尕那的山好，阿尼玛沁、阿尼堆尼……他打断我的话说，你到安子沟去一下，看一下安子沟的措美峰去，我保证你就不说扎尕那的阿尼玛沁了。我说措美峰我听说过，可是那边没熟人，去了不方便。他说，要啥熟人呢，我领你去不成吗？我就是安子沟的人。

民歌大赛结束的第二天我就随尕让主席去了安子沟。汽车出了迭部县城，沿着滚滚的白龙江左岸前行，然后进了深邃幽静的山谷。尕让是贫苦牧民家庭的子弟，１９５８年民主改革之后才到县城上小学，小学毕业后又到合作市上民族学校，然后当了迭部县宣传部的干部。由于喜欢藏族民间文学，整理出版过几本民间传说，“文革”结束后当了文化局长，后又当了县政协主席。

在安子沟吉爱那村，我们住在尕让主席的弟弟家。

到了吉爱那村的第二天，我们骑着马过了次日卡村和葱地村，顺着安子曲往上走，拐过一个塆子，突然就看见了措美峰。但见在绿色的缓缓上升的山坡间突起着一座庞大的白石头山，比扎尕那的阿尼玛沁山大几倍，比阿尼堆尼还要突兀和挺拔。而在这白色的山岩之上，又拔地而起，耸立着尖尖的八九座石峰，直愣愣地戳向蓝幽幽的天空，像是举起的一排刺刀，又像是插箭台上耸立的一簇箭杆。我惊呆了，半晌，问尕让主席，那是山吗？尕让主席瞪着我说，那不是山是什么？我说，哪像是山呀，那是冰挂呀，倒立着的冰挂呀！那有几百米高吧！那要是山还不塌掉吗？一次地震就会塌掉。尕让主席说，我小时候它就这个样子，我老了，它还是这个样子。

措美峰的刀锋一样的山峰闪烁着蓝盈盈的亮光，像是镀了一层蓝色珐琅。

这天我们一直攀上了岩石裸露的地方。回头往下看，山坡上长满了密密的高山杜鹃。再往下是草场，再往下是细若游丝的安子曲。安子曲那边是一层一层的山，所有的阴山坡都长满了绿森森的松树林。一片叠一片的绿松林如同大海上一层又一层的波涛向白龙江涌过去。

尕让主席说，我们站的地方三千五百米，措美峰海拔四千九百米，是迭山的主峰。

次日，我们游览了尼欠沟，从亚列巴村的山坡上又一次看到了措美峰。我折服了，对尕让主席说，措美峰比阿尼玛沁、阿尼堆尼还要漂亮。在吉爱那村住了三天，第四天早晨起床，喝了酥油茶吃了糌粑，我们准备要离开安子村了。那天送我们来安子村的县政协的司机来接我们，这时尕让主席的弟弟走进来，用藏语和他说了一阵话。尕让主席便对我说，暂时我们还走不成。村子里有个老人过世了，昨晚过世的。我要走个礼去，吊唁一下。就是我们下头的这个人家。你在家里坐着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他就和弟弟一起拿着块酥油，提上一口袋青稞走了出去。

吉爱那村是安子沟里最大的一个村庄，有五六十户人家，院落分布在安子曲北边向阳的山坡上。这里的房子盖得和扎尕那不同，扎尕那大都是两层的楼房，院落很紧凑，而这里是在山坡上平出块地方盖一圈平房，然后在平房后边的山坡上又平出块地来盖一排房子。这排房子才是真正的正房，住人，而下边的那圈平房是牛圈、羊圈和仓库。等着尕让主席的时候，我闲着没事走到外边的平房顶上去。藏民的平房房顶是平台又是麦场，他们用连枷打场。

于是，吉爱那村的几十户院落便呈现在我面前。它们有的是沓板房，有的是土顶房，错落有致一层层排到山脚下。山脚下是平坦的麦田，一直延展到安子曲上边。我的眼睛很快地被吸引到离我脚下最近的一个院落，村子里不断地有人抱着酥油提着布袋走进这个院子。有些人是远道赶来的，骑着摩托和骏马。他们到了门口就熄灭引擎或翻身下马，一脸肃穆地走进院子。一进院子我就看不见他们了，高大的正房顶上瓦片一样排列的松木板挡住了视线。这间正房很宽大，很有些年代，墙上有裂缝，房顶上的沓板也非常陈旧，灰扑扑的。

后来，尕让主席回来了。返回迭部县城的路上，我问他，你刚才走礼的人家不像是个一般人家，来了那么多客人。尕让主席回答，我们安子沟的总管过世了。

我怔了一下，这几年来迭部，还没听说哪个总管还活着。解放前的迭部县是卓尼杨土司的辖区，有不同于其他藏区的社会形态，他把属下的卓尼和迭部地区四十八个大部落叫做旗，每个旗设有旗长和总管。旗长都是从他的亲友和亲信中指派的，这些人都住在土司衙门所在的卓尼城里，平时不管事，只是偶尔下来视察一下各部落的民情。各部落的具体事务都由总管管理，总管都是大部落的头人。据我所知，杨土司属下纯藏民区域的那些总管，要么是1958年参加叛乱被击毙或者拘捕后死于狱中，要么是没参加叛乱的或者拘捕后活着放回来的，应该也都老死了。似乎是猜测到我的心思，尕让主席又说，我们安子沟的总管解放时才十六七岁，叛乱发生的时候，正在兰州参观学习，没出啥事。我说，那么他在这块地方还有影响吗？尕让主席沉吟一下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总管，他们已经彻底被打倒了，可是具体到某一个人，或者他的后代，由于品行、道德或者能力的大小好坏不同，有的人在民间还是有影响的。就拿安子沟的总管来说吧，他在十五岁的时候接替了他父亲的头人职务——老头人病死了。他十六岁上就干了一件大事，在迭部沟影响很大。那是1949年吧，迭山那边的大裕沟有几个藏民去四川松州贩大烟，松州自古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物资集散地。他们从措美峰东边的一个山沟翻过迭山，从尼欠沟出来到安子沟，再过白龙江，又从达拉沟穿过岷山进了四川的若尔盖。他们经过若尔盖的一个部落时被打劫了，空手回大裕沟的途中找到安子沟的总管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认识老总管，想请老总管帮助追回被打劫的大烟。可是到了总管家他们很失望，老总管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小总管那年才十六岁，他们一见到小总管就认为帮不了他们的忙。没想到小总管听了他们的事，立刻从安子沟挑了十个年轻人，都是好枪好马，在他带领下前往若尔盖。夜里闯进若尔盖的那个部落，打死了两个女人，抓住了三个打劫的男人，将他们绑在马上往回返。那是在四川的地盘上呀，他们前头跑，后边四川人的部落集合起几十个人追了上来，快进岷山的沟口时给追上了，围追堵截，把他们逼进一家四川的碉堡房里。追赶的四川人围上他们，开枪攻打了一天也没打下来，反而让他们从碉堡房里开枪打伤了三四个。对方看打了一天打不下，天又黑了，就下了狠心，叫人抱柴把碉堡房围上放起火来。真是想不到呀，那天老天爷帮忙，四川人的火刚点着，大雨下开了，把火浇灭了。对方没办法，雨下得大得很，就停止了进攻，想着天亮了再打。到后半夜，被围困的十几个人趁着对方稍有松懈的机会偷偷开门，哗啷啷地骑着马冲出来，冲进岷山的山沟。一进山沟四川人就不敢追了，害怕遭遇埋伏，他们把那三个俘虏带回了安子沟。后来，若尔盖那边的人通过更登寺的佛爷说情，赔了两百头牦牛才把人赎回去。

措美峰｜｜甘南纪事一个十六岁的尕娃娃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来，一下子，安子沟的总管就在迭部沟和若尔盖出了名。人们不叫他的名字，都尊敬地称他尕总管。

尕总管不仅办事果断，对人也仁义。那是他十八九岁时，也就是解放初期的事——葱地村是安子旗的一个小部落，有一户人家的男人和旁人打仗，把人打死了。我们这里的规矩是打死人要赔命价。那家人穷得很，家里只有几头牦牛，还有十几亩山坡地，全部家产赔命价还不够，就啥都不要跑掉了，丢下四十多岁的老婆子。那男人跑了以后再没回来，音讯全无。老婆子一下子陷入绝境，没饭吃不说，睡觉都没地方。尕总管就把她收留下来，说你到我家做活来吧，我把你养老送终。实际上他不仅负责养老送终，还把老婆子到他家以后生下的一个娃娃也养大了。

谁的娃娃？尕总管的吗？我插话。

不是的。尕总管的女人年轻着哩，那时还不到二十岁。是老婆子和外头的男人生下的娃娃，男人是谁，谁也不知道。

尕总管后来可是受苦了。１９５８年以后我们这里搞民主改革，他家定了个牧主。

他可不是一般的牧主。他是大部落头人，总管，管着十几个小部落。我又插话。

尕让主席说，那是那是，他家有七八十头牦牛，二三十匹马，还种着几十亩地。一家人忙不过来，还雇着一个牧工。

就雇一个牧工吗？

就雇一个牧工。他自己要劳动，他的女人娃娃也要劳动呀，种地，放牧……

他自己也要种地放牧？部落的百姓不给他缴粮吗？

谁给他缴粮？迭部的百姓都是杨土司的百姓，只给杨土司缴粮，就像老百姓缴皇粮一样。作为总管，他得到的好处就是部落里谁和谁打仗闹纠纷了，他出面调解，调解完了，人们送给他一些粮食或是一只羊。此外，他再也没什么好处。杨土司不给他发工资或津贴。

草山不是他的吗？

草山怎么是他的呢！草山是全部落公共的财产，大家都可以放牧。如果说他占便宜，那就是他家的牦牛多，马多，吃的草多，草山他可不能霸占成自家的。放牧的时候，草场也是轮流放牧，这块地方草长得好，那块的草长得不好，那就今年你家在这里，明年他家在这里……对了，他家是有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年庄稼熟了，全村人集中起来先给他家割庄稼。我们这里的祖辈的习惯是割庄稼集体割，谁家的庄稼熟了先割谁家，后熟后割，可是我们吉爱那村好多年以前就立下规矩，先割总管家的，然后才割其他人家的。

为什么？就因为他是头人？

这事有缘由，３０年代尕总管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有一年我们村和尼欠沟的一个村子为了争草山打起仗来，打了五六年。我们把人家的人打死了十五个，人家把我们的人打死了十个。后来杨土司出面解决争端，我们村要赔人家五条人命的命价。命价高得很，一条人命就能把一户中等的人家赔得破产，那时候人们都穷得很，五条命价要是摊到每户人家，穷人家就要破产好几户。后来，命价的大部分由尕总管的父亲赔了，他们家一下子拿出来二十匹马，事情就算过去了。那一次差不多把他家整穷了，一匹马要抵上几头牛的价值呢，一般人家养不起那么多马，也就养一两匹自己骑用。二十匹马，那是他们家产的一半呀！

尽管尕总管的名声好着哩，但是民主改革以后，他还是吃了亏。平叛结束后他被抓到合作市集训，也就是劳教，一年多才放回来。放回来时他家已经定成牧主，房子被没收，土地和牛羊已经归了人民公社，他一家人住在借下人家的牛圈里。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每次运动一来，就把他拉出来批斗，吊起来打，关禁闭。到“文革”的时候，他的腿已经瘸下了，走路一拐一拐的，腰也打坏了，直不起来。他的女人“文革”中得了肺病，没钱治就过世了。他一个人带着四个娃娃过日子——两个儿子、一个小姑娘，还有那个他收留的老婆子生下的娃娃。那时候生产队领导说那老婆子，你是贫下中牧出身，怎么能和剥削你的牧主生活在一起？要和他划清界线！队干部就叫她赶快从牧主家搬出来，可她就是不听，偏要和牧主一家人住在牛圈里，还千方百计帮助尕总管。实行人民公社的那些年，人们生活困难得很，粮食不够吃，肉食就更是少而又少。尕总管是牧主，又是劳教释放犯，不敢动不敢说，加上几个小娃娃，家里就更是缺粮。老婆子就从生产队的地里偷些麦子青稞，拿回家给娃娃们吃。有时候为了娃娃们能吃上粮食，她自己一口粮都不吃，靠挖些野菜什么的充饥，把胃整坏了，得了胃溃疡，后来胃穿孔死掉了。那时候她的娃娃才五六岁，比尕总管的大儿子小两三岁。

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家的日子才好过起来。落实民族政策，老房子退给了他。接着土地承包、牛羊到户，他家慢慢地又富裕起来。娃娃们这时都二十几岁了，小儿子学成司机，和别人合作贷款买汽车，跑运输贩运木材。大儿子成家后领着媳妇上牧场，放自家分的十几头牛去了。他和姑娘，还有那个老婆子的娃娃在家种地，领着一家人咬紧牙关挣家业，分下的牛一头都不卖，一头都不杀。小儿子搞运输挣下些钱不乱花，都买了牛。现在他家的牛是全村最多的，大概有上百头。他还当上了县政协委员，人前像个人了。在村子里，他又关心起公共事务来。由于他为人公正，办事干练，全村人都尊重他。村民调解委员会一成立，他就被选进去了。这几年，可以这么说，吉爱那村的民间事务就是他说了算，他的威信和影响已经超过村长书记。村民们家里出了啥事都愿意找他，他从不推托。

可是尕总管有两件事没办好。一是由于女人死后，家里没个做饭料理家务的人，所以他的小姑娘一直没出嫁。姑娘的名字叫梅朵，就是花儿的意思。那姑娘长得真是漂亮，长相随她的阿妈，她阿妈年轻时是安子沟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养下的梅朵也数一数二。梅朵虽然出身不好，但从十六七岁上就不断有人到她家提亲，但都叫尕总管挡回去了。他说家里没女人，丫头要做饭哩，等到儿子们娶下媳妇了才出嫁呢，结果梅朵到了二十五六还没个婆家。

还有件事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和那老婆子生下的娃娃都没娶下媳妇，都三十多岁了。这也没办法，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总管的儿子谁家的姑娘都不给。刚开放的那几年他家还穷，娶不上媳妇。可是，牛分到家里，没人挤奶打酥油也不成，大儿子就娶了个一条腿瘸的姑娘，两口子到牧场里荡牛去，再后来家境好了，小儿子说上了媳妇，可是那老婆子的儿子还是说不上媳妇。说不上媳妇他就不叫姑娘出嫁，他对那些提亲来的人说，他的哥哥还没说下媳妇呢，她能出嫁吗？那娃娃名字叫措姆，就是大海的意思，三十多了，人能干得很，身体也壮得很，做起活来不知道乏。骟牛的时候，其他男人都要一个手抓住牛角，一个手扳住牛的下巴才能把牛扳倒，可是那娃娃两只手抓住牛角一拧，牛扑腾一下就栽倒了。那娃娃长得真是难看得很，一个瓦刀脸，小时候在地下爬着玩，脸杵在火盆里，把半边脸烫下铜钱大的死疤子，亮晃晃的，姑娘们看见害怕呢，都不跟他。尕总管张罗着说过几个人家的姑娘，都没说成，最后想了个主意——十四五年前的一个春节，全家一起过年，他当着小儿子和小儿子新娶的媳妇的面，对梅朵和措姆说，梅朵，措姆，明天你们两个叫单增拉着到城里去一趟，买几件衣裳，然后准备一下，十五过了就到牧场去。以后你们两个人就在一搭过日子，荡牛去，把你哥哥和嫂子换下来，叫他们到家里来。

单增是尕总管小儿子的名字。后来单增告诉我，听完尕总管的话，单增和媳妇都惊呆了，这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他们知道妹妹早就有心上人呢，是葱地村一个也是开车的年轻人。那年轻人二十四五岁上就请自己的舅舅来说过亲，尕总管没答应，说的还就是那话，家里没有做饭的人，等到娃娃们娶下媳妇她才能出嫁。那年轻人一直在等，以为尕总管给措姆说了亲，就会同意他和梅朵的婚事。村里人也都认为只有那年轻人才配得上梅朵，因为他长得也俊，有本事，家境也好。

当时措姆也惊了一下，他根本就没想到尕总管会把仙女一样的梅朵许配给他。措姆的脸当时变得红彤彤的，然后就叫了一声“阿库”，说，那不成那不成，我跟梅朵妹妹不般配……但是尕总管厉声说，啊么不般配了！你瘸着还是瞎着，还是瘫了要她伺候呢？！措姆是个老实疙瘩，从来不和尕总管犟嘴，见尕总管一生气，就乖乖地不出声了。

那天晚上，梅朵啥话也没说，就是脸色变得白惨惨的。我听单增说，她回到自己的房里后才哭开了，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去河里背水的时候，人们都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以后的几天也是这样，梅朵白天好好地做饭、背水哩，啥也不说，就是夜里哭着不罢。好几天她的眼睛都红红的，她不愿意跟措姆做夫妻。尕总管也知道，因为每天姑娘端上饭来，他就能看见她眼睛红肿的样子，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像没看见一样。倒是措姆自己很识趣，正月十五前的一天吃罢晚饭，等到房子里只剩下他和尕总管两个人的时候，才对尕总管说，阿库，我有句话要给你说一下。尕总管问，你有啥话呢？措姆说，你叫我和妹妹到牧场去的事，还是再思想一下。尕总管哼了一声说，我思想啥呢？措姆又接着说，我妹妹的心上有人哩，已经不是三年两年了，你就叫我妹妹遂了她的心愿去，愿意跟啊一个就叫她跟啊一个过去，我再找一个也成哩。我已经三十五岁的人了，再等几年都等得住。尕总管似乎是一切都想好的，措姆的话刚一说完，他就大声地说，这个事情你说了不算数，你妹子说了也不算数，我说了算！你就啥话也不要说了。你们好好地收拾一下，十五一过就上牧场去。叫你们的阿哥回家，你嫂子是个半脸汉，牧场的活不适合她。

过了两天，措姆和梅朵就上牧场去了。

汽车在安子沟狭窄的沙石公路上行驶，颠簸得我的头几乎碰到了顶篷。我大声问尕让主席，还真去了？

真去了。尕让主席回答。

这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做夫妻了？

嗯。

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两个人能安稳过日子吗？

安稳着呢。梅朵挤牛奶、做饭、打酥油，措姆荡牛护家，日子过得好着呢。可是唯有件事不顺心，就是不知道啥原因两个人在一搭过了十几年，梅朵都四十了，措姆也四十五六了，两口子还没有生下一个孩子。大概在四五年前的一天，梅朵就跟措姆说，今天我凭良心着跟你说个话，你也凭良心着说个话，我跟你一搭坐了十几年了，我对你好着呢没有？措姆说好着呢。梅朵又说，好着呢那我就说个心里话，我要生个娃娃。措姆也为自己没个娃娃发愁，这是他和梅朵共同的烦心事。他静静地看着梅朵，等梅朵说。梅朵又说，你知道的，我跟你一搭坐下以前，有人到家里来提过亲。我要和那个提过亲的人养一个娃娃，你思想上通不通得过？措姆没想到梅朵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愣怔了一会儿才回答，我们抱个旁人的娃娃都成呢，你跟那个人生娃娃是不成。这些话是梅朵好言好语地跟措姆说的，没说成，梅朵也就没再说什么，可是措姆的心里不舒坦，过了几天回吉爱那村驮粮的时候一五一十地跟尕总管说了。尕总管一听就气炸了，跑到牧场去把梅朵好好地捶了一顿，也狠狠地骂了一顿，说，你有男人哩，不好好和自己的男人过日子，还想着跟野男人生个娃娃呢！你是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这一打，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尕总管教训完梅朵回村里去，梅朵却躺下不干活了，说是她的头痛得很，连牛奶都不挤，酥油都不打了。这样过了半年多，梅朵的病就是不好，身上不是这达痛就是那达痛，就是不干活。这一来把措姆整住了，尕总管也没办法，就领到寺院找活佛算了一卦。一算卦，活佛说，这要磕头去哩。这是心病，是妖魔附体，妖魔害她来了。这样的病吃药不管用，只有神灵才能救她，要磕头求佛去呢。活佛还说，这要到远处的大寺院磕头，要磕十几万个头，还要到西藏磕头去呢。于是尕总管就领上梅朵磕头去了，先到旺藏寺磕，又到郎木寺磕，还到更登寺、拉卜楞磕了。后来，该是到西藏磕头去了，可是尕总管腿脚不灵便，太远的路陪不了梅朵，就准备了一笔钱，叫梅朵自己坐汽车到兰州，再从兰州转车到西藏磕头去。这种祈求佛爷保佑的头磕起来很麻烦，要到一个寺院附近租下房子或是住在旅馆里，然后天天到寺院里去磕头。站起来趴下，再站起来趴下，要磕上几天半个月，磕上几千上万个头，然后再转到另一个寺院去。结果梅朵去西藏磕头磕了四五个月才回家，回到家里的时候病好了，但是却怀孕了。又过了几个月就生下个小姑娘。这一来事情就又麻烦了，梅朵的病好了，措姆却又病了——其实啥病也没有，就是不干活。白天坐在帐篷外头晒太阳，晚上早早地就上床睡觉，狼在帐篷外头嗥都不出去看一下，牛丢过了也不找去。整得梅朵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又要荡牛，又要挤奶打酥油。牛跑过了，满山满洼地跑着找牛。晚上还要到山坡上看牛去呢，不要叫贼把牛偷过。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那个小姑娘已经三岁了，措姆还是不好好干活，像个二流子一样转来转去地喝酒，谝闲话。那个小丫头确实长得漂亮得很，心疼得很。人们都说，那是葱地村那个人的孩子，不是措姆的孩子。措姆长得那么难看，养不下这么心疼的小丫头。人们还都说，这两口子现在维持着呢，因为尕总管活着，只要尕总管一死，迟早要离婚……

我已经不想尕总管的事了。汽车驶到安子沟口，公路两边的峭壁突然分开，眼前豁然开朗，白龙江南岸岷山山脉绿色的山坡如同一幅织锦突然在面前展开。我的耳边猛地传来扎尕那艺术节上，那位女歌手高亢而又哀婉的歌声：

世上最大的寺院是西藏的寺院。

这一辈子一定要把西藏的头磕上，

这一辈子磕不上西藏的头，

下辈子想磕也磕不上了。

世上最要紧的是孝敬父母。

这一辈子对父母不孝顺，

过去了后悔都来不及，

做下些好吃的也吃不上了。

活人就是活着个男人。

一辈子不好好地过日子，

平常的日子里光吵仗，

岁数大了再想过好都来不及了。

连手

黎明时分，吉西道杰醒了。天还没亮，从窗户看出去，东边黑暗的山头上方只有一抹微微的亮色。他是冻醒的，已经是五月中旬，但昨晚睡觉没关窗户，迭部沟清晨的湿空气侵袭进旅馆的房间里，而他又喝醉了酒，只穿一件衬衫躺在床上，被子都没拉开。

酒劲儿还没过去，头痛欲裂，他哼哼唧唧地穿上拖鞋进了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他就去桌上拿茶杯。一只脚滑了一下，且脚下有点黏糊，但他没顾上看地下有什么东西，就把两只茶杯的残茶喝光了。他拿起暖瓶倒水，却没倒出水来，于是伸手到桌子下边摸啤酒，却没摸出啤酒来，因为一整箱都是空瓶子。也就是这时候，他看见一只打碎的啤酒瓶，玻璃片散落在瓷砖地上，带着瓶口的半截啤酒瓶横在靠近门口的地上。那里还有一大摊乌黑的东西，是血，凝固了的血，在柔和的黄色廊灯的灯光下看起来就像是一瓶墨汁倒在地上。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疼痛的头，便触到了前额上鸡蛋大的肿块，用手指头抠了一下，抠下来一块指甲大小的血痂。血痂一掉，一缕鲜血就流出来了，热丝丝地淌到鼻梁上。他用手抹了一下，然后又进卫生间拿了条毛巾捂在前额上，在心里含含混混地骂了一声：这个驴日下的把我的头打破了，淌了这么多血……他捂着头走回自己的床前，坐下，可是，当他木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对面自己的连手空荡荡的床铺之后，心里微微地觉到了不安。他扔下毛巾，穿上外衣出了门，向服务台走去，用藏语喊，服务员！

仅仅喊了一声，一位身着藏裙的服务员就像是早有准备似的开门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旅馆老板。旅馆老板是岷县汉民，前几年在这里开饭馆，生意发达，今年新建了这座两层楼的旅馆。旅馆老板说，酒醒了吗？

吉西道杰的汉语很流利，他没回答老板的问题，反问，你们看见我的连手了吗？他啥时间出去了？

老板回答，你是说班代交吗？班代交送到医院去了。

吉西道杰一愣，啊么着送到医院了？

老板很惊奇的神情盯着他看了几秒钟，说，你的酒还没醒吧？

吉西道杰说，我的酒早醒了。你快说，啊么把他送到医院了？

旅馆老板说，我看你的酒还没醒呢。啊么把他送医院了你还不知道吗？你把人杀下了！

你胡扯球个啥！我啊么把人杀下了？是他把我的头打破了。你看，血还淌着呢。

头打破了能淌多少血？你看见房子地下的血了吗？！杀下一个羊能淌那么多血吗？

吉西道杰脸色变了。老板又说，你一刀子戳在班代交的腔子上了，把人戳翻过了。你还不知道吗？

吉西道杰黑黑的脸孔变得黄黄的，声音也变了，说，戳到啊达了？

具体戳在啊达了我也没看见，服务员半夜里打电话把我叫来，来的时间人已经抬走了。服务员说是有个客人和你的连手是一个村的，尼欠沟申木朵村。那人也知道你是尼欠沟尕干果村的人。当时有的人说，要把你捆上呢，怕你跑过了，那个人说，那跑不过，我认得他。他叫上人把你的连手抬到医院去了。

吉西道杰的嘴唇都变白了。你说的实话吗？真是那么厉害吗？我啊么不记得戳刀子的事。

你记得啥呢，人抬走了，我进房子的时候你就像个死猪一样睡得呼呼的。你把人戳下了，还不知道。年轻人，你把祸惹下了！人抬走的时间，刀子还在腔子上插着呢……

尽管他怎么也记不起自己为什么戳了连手，但他的手在漂亮的“鳄鱼牌”夹克衫下摆摸了几次——皮带上只剩下刀鞘，那把七八寸长的刀柄上镶着珊瑚珠的漂亮小刀不见了。

老板又说，你们到底做啥了嘛，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啊么着戳起刀子来了？

我啊么知道呢，酒喝多了，为的啥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说完，他就匆匆下楼。旅馆老板大声问他到哪里去，他也没有回答。

迭部县是片美丽的地方，它处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山高坡陡，峰高水急，雨水充足，山顶上白雪皑皑，山坡上绿草如茵，山谷里布满了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源自甘南藏族自治州郎木寺的白水江从迭山和岷山之间的高山峡谷里湍急地流过，把迭部沟挖得更深，随后又流过舟曲县、武都市，汇入嘉陵江。迭部县城设在电尕镇，这里由于白水江的多次改道和长期的冲刷，在迭山阳坡和岷山阴坡的脚下制造了一片平展展绿油油的草地。白水江紧挨着岷山流淌，它的南边是一片苍翠的原始森林，先是油松，接着是挺拔而高大的白松和铁杆松，漫山漫坡向虎头山爬去。电尕镇的清晨真美丽呀！东方的天空已经大亮，一束横担的白云已经抹上了淡淡的红晕，如同姑娘清新的脸蛋。迭部沟里弥漫着若有若无的雾气，虎头山顶的白雪也闪烁着浅浅的红霞，空气散发着淡淡的松香气息。

但是吉西道杰对这些都视而不见，他急匆匆地跑到了县人民医院。医院的大门紧闭，只有一扇镶在大门上的小门虚掩着，他一推就开了。县医院他还不熟悉，他今年才二十二岁，身体像长了三百年的铁杆松的树身一样粗壮和结实，还从来没进过医院看病。他进门先朝门卫房的玻璃窗看了看。正好这时门卫房的门开了，一个藏民老人站在门槛里头问他，你做啥呢？他叫了一声阿库，说，我要看个病人。昨天夜里得病送来的。

昨天夜里得病进来的？没有，没有这么个病人呀。

吉西道杰心里一喜。没有病人，没有病人那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连手“杀下”。这个旅馆老板真不是东西，把他吓了一跳。

他转身要走了，那个门卫却又说，昨天夜里看病的一个都没有，就是半夜里送来了一个刀子戳下的，已经死了。

死了？吉西道杰的心陡地一跳，问。

死了。门卫说。

吉西道杰没再出声。他的心突然往下沉去，双腿乏得站不住。门房却不知道他心里的感受，说，你打问的就是这个人吗？死了，那人一来就死了，腔子上叫人戳了一刀。送人的人说是喝下酒了，两个人戳刀子，把他的连手戳死了。来的时候还有气呢，抢救来抢救去就死过了。哎呀，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年轻的时候能挣钱，钱来得容易了，下茬地喝酒，喝醉了就戳刀子呢。我听人说，戳死的和戳的人都是尼欠沟的，都是年轻人，都是贩木头的……门卫是个爱唠叨的老人，说了许多，但是后面说了些什么吉西道杰根本就没听见。他的双腿勉强地支撑着自己没有瘫倒，良久才又问，你说的这个病人，真是刀子戳死下的吗，真死了吗？

哎呀，这个娃娃，我五十多岁的人了，能给你编谎吗？我给你编谎有啥用哩。

不……不不……吉西道杰的嘴唇哆嗦着说，我是说……我是说我能看一下这个人吗？我是他的朋友，刚才听说他叫人戳下了。我想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叫人戳死了。要是真戳死了，我就要给他家送个信去。

没那个必要，没那个必要。死了，真是死了。我和值班大夫，还有送人的一搭把他抬进太平间放下了。门卫大声地说，接着换了种口气，嗓门低沉了许多，说，娃娃，你要是和戳人的人认识，就赶快送个信去。送人的那个老汉已经到公安局报案去了，这事看来要闹大呢……

吉西道杰转身离开医院，可是往哪里去呢？是回家跟家人交待一下，然后去公安局自首呢，还是回旅馆等着公安局来逮捕自己？把自己最要好的，被人们称为“连手”的朋友杀死了是该承担法律责任的。他在路上慢腾腾疲乏无力地走了一截之后，心里又作出了相反的决定——逃跑。他心里想，这是酒后失手戳死了人，但自己能说得清楚吗？谁又能为自己讲清楚呢？！自己才二十二岁，坐上二十年牢，出来也还成，但要是判死刑呢？然而逃跑又能跑到哪里去呢？去西藏，到拉萨混日子，或许能侥幸逃开追捕，但时间一长，还是会被缉拿归案的。至于跑到东边的西安广州去，他根本就不想，在汉人的地方上，就是迭部的警察不追捕，自己的相貌和半生不熟的汉语就是杀人犯的广告。他想来想去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要逃跑，但不能逃到外地去。就在家乡附近的什么地方躲藏起来，等着双方家人出面，用传统的方法解决问题……既然做出了决定，他就想加快脚步离开县城。这时候电尕镇东边白水江流淌的峡谷上方，从一座山头背后放射出来的霞光已经把天上的云霞染红了，街头上行人多了起来，几辆拉木头的汽车从街头驶过。他估计，这时候公安局的值班警察已经接到了报案并且通知了刚刚起床的警察到局里集中，很快，警察们会骑摩托或是开着警车去旅馆逮捕自己。旅馆是不能回了，或许家也不能回去了，也可能警察正在奔向尼欠沟的尕干果村，去家里抓他。他必须往西跑，藏到城外的哪个地方去。但是，他越想走快越走不快，两腿发软，心也慌得咚咚地跳，对未来前途的恐惧和戳死好友的内疚攫紧了他的心。他眼看着太阳从东方的山顶上升起来，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且有几个熟人向他打着招呼错身而过。

不行，不能叫熟人看见我往哪里去了，公安局会侦察到这些信息的。他在心里这样告诫自己，扭头钻进了一条低矮房子密布的小巷道。这里是原先迭部县城老居民的住宅区，他是从牧场来的乡下人，在这里没有熟人。

可真是巧了。他刚刚走过两个院子，一个年轻人骑着辆破旧的摩托车突突地迎面驶过来。他机警地喊了一声：扎西！

扎西是西边当多沟的人，前几年和他一样从山沟的村寨里收购狼肚菌和虫草卖到县城。后来他改做木材生意，扎西却还做着收购虫草和狼肚菌的生意。有一位广东商人长期住在迭部县城，专门收购迭部沟各条山谷里的妇女们采摘的新鲜狼肚菌和虫草。狼肚菌和虫草在采摘的当天傍晚由他和扎西这样的人收集起来，连夜送到这个商人手里，商人的汽车连夜送往兰州，再由飞机运往广州。于是最新鲜美味也最昂贵的狼肚菌和虫草就出现在广州各大饭店的餐桌上。

扎西看见吉西道杰，他很灵巧地把又笨又大的“幸福牌”摩托车停在几乎要撞到吉西道杰的膝盖的地方，说，阿佳，这么早你往哪里去呢，又有好生意了吧？

吉西道杰什么话也不说，扶住扎西的肩膀跨上摩托车后座，又推了一下他的肩膀说，掉头，走，往当多沟走。摩托驶到城外，他才喊停。他把双腿吊在两边说，兄弟，我不小心把一个人戳死了，是我的连手。

已经停稳的摩托扭了一下，扎西扭过脸来，惊讶地睁大眼睛说，谁？！你把谁戳下了？

班代交。不等扎西再问，他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简略地说了一遍。最后他又说，我到你家里藏几天的要呢。

扎西猛地加大了油门，摩托呜呜吼着往江扎沟的方向驶去。当多沟是迭部县最西头益哇乡的一个行政村，但是交通最困难最不方便。因为大山的阻隔，他与益哇乡之间并无公路相通，从电尕镇或益哇乡去当多沟必须经过四川省江扎沟里的冻列乡和崇尔乡，然后右拐进入一条只能走马帮的石头疙瘩小路，才能到达迭山众多山谷中的一条——当多沟。

三个小时之后，摩托才驶进当多沟一个叫做当加的自然村。扎西还没成家，进了门，他立即摘下房顶上挂的半扇子蕨麻猪叫阿妈煮上，款待吉西道杰。吉西道杰却没有摸一下吃肉用的小刀，一脸苦相地说，兄弟，你吃，你快快地吃，吃罢了赶紧走，到我家里看一下去，出啥事了没有。

出啥事呢？扎西一边用小刀切肉一边说。

我害怕申木多的人把我的家里人杀下呢。

没那么雄动吧。

哎，兄弟，你不知我们那边的情况。我听老人们说过，三几年四几年的时间，我们尼欠沟的申木多村和安子沟的吉爱那村为一块磨刀石的事打了六七年仗，申木多的人把人家的人杀过一个，人家把申木多的人也杀过一个，申木多再去杀过一个，人家又来杀过一个……两个村子合起来死了二十多个人。后来还是杨土司的手下来调解，矛盾才得到解决。我和班代交是连手，亲兄弟一样，现在我把班代交戳下了，你想能不出事吗？

嗳嗳，那是几十年以前的事，现在社会和那时间不一样了，还能出那样的事吗？

难说呀！也可能两个村子之间打仗的事再不会发生了，但人家家里人找我家的人报仇的事不是没可能……

嗯，这样的事真是有呢……

扎西急匆匆吃了两块肉又拌了一碗糌粑便骑上摩托走了，时值午后两点。

尼欠沟在县城东边四十多公里南北向的一道山沟里，沟口有一块巨大的像山丘般的黑色大石头。石头的前边是湍急的日夜流淌的白水江，后边的山坡上是一个叫做卡坝的村庄。扎西在卡坝村前拐了个弯儿进了卡坝沟，溯安子河北上后，顺着1968年开辟的伐木材的简易公路前进。

又过了两个钟头，弯曲的公路时而在密密的油松林中穿行，时而又在悬崖上起伏，扎西的头颠晕了，手震麻了，一座大山挡住了他的去路。山沟分成两条，一条继续往北，有装载木材的卡车驶出，是安子沟的地界。一条拐向东北，狭窄陡峭，只有湿滑泥泞的小道，这条沟叫尼欠沟。这里有一座高大雄伟如同人形的山峰，人们便把这条沟叫做尼欠沟。尼欠是藏语“大人”的意思。好在五年前扎西坐着吉西道杰雇下的卡车来安子沟拉木材时，从尼欠沟进去看过措美峰，在吉西道杰家住过两天，他认下了这条沟。他加大油门驶上通往尕干果村的陡峭湿滑的小路。

尼欠沟向阳的山坡上由近及远地坐落着三个村寨，分别是申木多、尼欠和尕干果。很快，第一座村庄就出现在他眼前。和他们的当多沟当加村一样，从村口到村子里的巷道堆满了一垛一垛锯短后劈开的木柴，还有紧挨着偏房的高大的架杆。不同的是当多沟的村民是纯牧民，架杆上只晾些芫根和燕麦之类的饲料，尼欠沟却是半农半牧区，架杆上要晾晒小麦和青稞。尼欠沟的家庭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村庄附近种着些山坡地，一部分在措美峰北麓的草场放牧着牛羊。

最大的不同是当多沟向阳的平缓山坡上用松木板围起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防止猪跑进去，那些小块地只种芫根和燕麦草，而这里用木板把整个村寨都围起来，因为村外的耕地多而且种植小麦和青稞，不能叫猪乱拱。因此每穿过一个村庄，他都要停下摩托去打开栅栏门，过去之后再关上门。他走近尼欠沟最深处的尕干果村，停下摩托又去移动栅栏门。

你是做啥的！

扎西惊了一下，因为离栅栏门里边很近的一垛柴火后突然闪出个人来，且他的褐子夹袍的系腰上贴身斜插着一把二尺长的腰刀。

因为对方态度严厉且全副武装，搞得扎西猝不及防，扎西神情有点紧张，说，我是……当多沟……沟的……

当多沟的？你到这达做啥来了？

我找个人，吉西道杰……

那人的口气更严厉了，你找吉西道杰做啥？

终于，扎西缓过神来，他对于此人的严厉口气极为反感，便用力移动栅栏门，同时提高嗓门说，我找吉西道杰做啥要跟你说吗？你是啥人，我一定要跟你汇报吗？

咦，你还歪得很！喂，你们过来！随着那人的呼唤，柴火垛后边又站起两个人来，腰里都插着长刀，话说也都凶巴巴的样子，做啥了！做啥了！那个人说，你们看，这个人不说做啥呢，硬要进来。我看着不像个好人，你们看他的这身打扮。

扎西二十一岁，留着长发，且穿一件脏兮兮的花格子西装。

问清楚问清楚！我也看他不像个好人，说不定是探子……

扎西完全搞糊涂了，也气坏了。这村子的人一副战争警戒的样子，像是已经发生了战争。但对方人多势众，长刀在手，他也不敢造次，便和缓了口气说，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的这个人个人凶巴巴的，还说我不像个好人。啊么了，我的脸上写着字了吗？我是坏人！我是当多沟的人，是吉西道杰的好朋友，我来看看他不成吗？

你真是吉西道杰的朋友？一个人又问。

那还有假吗？我冒充他的朋友做啥呢，我有病呢吗？快点快点，你们叫我进去。我有重要的事见他们家的人呢。

你有啥重要的事？

有啥重要的事我能随便跟人说吗？随便说的事能叫重要的事吗？你看你这个人怪不怪！

扎西的话还真产生了效力，那三个人用充满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说，叫他进去吧。你领着进去，叫他先见一下贡布交，看他有啥事。接着那人就对扎西说，去吧，你跟他进去吧，把你的摩托推上。

扎西没听他的话，把摩托推进栅栏后，就骑上去，对跟在身后的小青年说，来，我把你带上，快些走！

小青年似乎有点犹豫，说，你知道吉西道杰家啊么走吗？但他还是坐到后座上了，并用一只手扶住了扎西的肩膀。扎西没说话，猛地加大了油门，摩托就呼地往前冲去。摩托在一垛垛码放整齐的柴垛组成的胡同里左旋右转，从一面面嘛呢旗下驶过，又驶过了尼欠沟上的木桥。小青年像是很惊奇，说了一句，你来过吉西道杰家？

但是到了吉西道杰的家门口，小青年还是严厉地说了一声，你跟着我！于是扎西把摩托熄了火，跟着小青年走进院子，随即又进了他曾经住过的客房。

栅栏门口的警戒已经使扎西有点难以理解，进了客房就更是迷糊了。吉西道杰的家人一个都没在，几个陌生的老年人在炕上喝茶，还有几个年轻人坐在地板上打扑克。年轻人的身旁都放着长长的腰刀，还有两支“小口径”立在板柜旁。那小青年进屋后附在炕上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耳旁说了几句话，那老人就盘问起扎西来，问他是哪里来的，真的认识吉西道杰吗？当他确信是吉西道杰的朋友并且来过尕干果之后，才慢慢下了地，并对他说，娃娃你跟我来。

他带着扎西拐来拐去走过好几户人家，进了一个院子。在这家的客房里扎西才见到吉西道杰的阿爸阿妈。扎西先是告诉两位老人，吉西道杰藏在自己家里，一切都很安全，然后又问警察来过没有，吉西道杰的阿爸名叫阿仓，他感谢扎西收留了自己的儿子，也感谢他从当多沟跑来报信，然后告诉扎西，上午十点钟住在电尕镇的熟人专门来尕干果报信，说吉西道杰在城里杀下人了，全县城都知道。接着十二点钟的时候警察就来找他的儿子。警察没找到吉西道杰，问了很多话，临走时嘱咐他赶快把儿子叫回来投案去，说是抓不住他的儿子他们天天要来。警察走后，全村人经过商量，把他们老两口转移到这户人家来，吉西道杰的媳妇带着一岁的小女儿住到另一户人家去了。看着扎西惊愕的面孔，老人解释道，不能不防呀，我的娃娃杀下人了，人家不报仇吗？

说说话天就黑了，这天晚上扎西和吉西道杰的阿爸阿妈睡在一个炕上。临睡前老人问扎西，扎西娃娃，你给我说个实话，吉西道杰啊么把班代交杀下了？为啥杀下了？扎西回答说不清楚，我问过几遍了，为啥着戳刀子？他跟我说想不起来。他说昨晚两个人在一搭喝的酒，那时间还好好的，后来喝醉了，喝醉以后的事他一点点都记不起来。

哎，这个畜生，你看他惹下的这祸！老人叹息良久，又说，他们两个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来往几年了，关系好得很，比亲兄弟还亲呀！连着两年了，过年的时候，两个人连措哇的茶都不喝，今天他到班代交的家里去，明天班代交又到我们家里来，天黑就睡下。整整半个月两个人就这么上来下去的，就像是穿着一条裤子，不分开。你看，今年的春节这才过去了几天嘛，就一个把一个戳下了，这事啊么做呢？

翌日晨，扎西去见过了吉西道杰的女人，然后就回当多沟了。当他出了尼欠沟转向卡坝沟的时候，正好一辆轿式北京吉普迎面驶来。他知道，这是县公安局的车！虽然车顶上没有挂警灯，但他一看车型就认出来了。迭部县各局办都没有这么漂亮的车。他心里惊叹公安局的神速，急忙让道，把摩托停在一棵巨大的铁杆松旁边，双腿点地站住。

回到当多沟的家里已是下午两点，他向吉西道杰报告，老人和妻儿都转移到平安的地方去了，尕干果全村的人保护着他的家人，并且轮流值班防备申木多的袭击。还看见了警车，他笑着说，今天他们又跑空了，他们跑上几天就不跑了，他们啊里知道你在我家藏着呢。吉西道杰脸色黄黄的一句话不说，午饭也不吃。到了天尽黑全家吃晚饭的时候，他还是不吃饭，把扎西的阿妈端来的碗推了一下，对扎西说，你吃，我实话不饿。扎西的阿爸在一旁劝，娃娃，饭还是要吃些呢。天大的事总是要过去，鸡蛋大的青稞总是要从磨眼里下呢。吉西道杰说，不好办，我总觉得要出大事呢！公安局不饶我，申木多也不饶我。

事情还真被吉西道杰不幸而言中……

扎西收购蘑菇的工作停止了，成了吉西道杰的通讯员，两天一趟地往返于尼欠沟与当多沟之间，有时候还当天连夜返回，探听消息，向吉西道杰和他的父母汇报情况。就在他第五天到尕干果，和那个头天领他去见吉西道杰父亲的贡布交，坐在吉西道杰家的炕上喝茶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告：申木多的人来了！贡布交猛地跪起，问，多少人？拿刀了没有？年轻人说没有拿刀，是十几个老汉，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贡布交忙着下炕，说，请，快请进来，不要挡！他穿了鞋，忙忙往外走，扎西和另外几位老人也下炕迎了出去。他们刚刚走到院子中间，熙熙攘攘的一群人已经涌进大门来了，前边是七八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后边还跟着八九个六七十岁头发花白的老人。贡布交急忙弯腰行礼，满脸堆笑地说，老人家你们来了，请进，房子里请，我有失远迎了。一个为首的五十多岁的人粗声大嗓地说，贡布交你啊么在这达蹲着呢？这家的主人啊里去了？怎么叫你招呼人着呢？贡布交还是一脸的笑容，根登阿哥，你这是啥话嘛。我在这达蹲不成吗？阿仓是我的邻居嘛，从我们的先人到现在，我们在一搭坐了几辈子了，我就不能过来喝个茶吗？根登说，你少废话！阿仓在不在？！你把阿仓叫出来，我们有话要跟他说呢！贡布交说，阿仓在呢嘛，阿仓啊么不在呢，这是阿仓的家嘛。你进，你房子里进走嘛，有啥话进去了再说，阿仓有点事出去了一下，我这就打发人叫去。贡布交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向一个年轻人使了个眼色，大声说，去，你去把阿仓叫来，申木多的贵客来了，叫他接待客人来！年轻人噔噔地跑出去了，他又招呼这帮不速之客进房子。其他的几个老年人和几个年轻人也都客气又恭敬地说请进，脸上堆满了笑容。这些人进了房子却不上炕，其中一个人的胳膊一扬，就把一个年轻人端过来的酥油茶啪的一声打落地上，茶碗碎了。他说，去球过吧，什么茶不茶的！我们是喝茶来的吗？我们是来算账的！年轻人不敢吭声，贡布交又赔小心地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账要算呢，茶喝的还是要呢。不喝不喝！又一个客人大声喊起来，啊么的个事唦，把我们的人杀下了，连个话都没有，一个活人也看不见！砸过，今天我们把这间房子砸过，看你们的人出来不出来，活人有呢没有！说着话，他又把连炕灶上煮着大茶的铜壶提起来往门口走去，啪的一声甩在院子里。其他几个四五十岁的人都去砸墙上镶有照片的镜框，还把脸盆踢翻了。

这些事情都在尕干果人们的意料之中。十几个跟进来赔小心的年轻人急忙去拦，客客气气却又非常坚决地抓住了他们的手，低声下气地说，不要砸，不要砸，也不要生气。赔呢，我们把亏人的事做下了，就一定要赔，赖过去的心我们一点点都没有。就是你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叫阿仓有个准备的时间嘛！

已经五天了！一点声气没有！客人中一位年纪最大，须发斑白的老人吹胡子瞪眼地说。

贡布交说，群久阿爷，你不要着气嘛。上炕，上炕了坐下，我们慢慢说。我今天给你保证下，两三天里阿仓和我一定出面，到申木多赔礼去。这几天你们知道的嘛，吉西道杰没回来，啊么的个事情我们还没做清楚。再说，警察一天到晚地骚毛着顾不上，一会儿问这，一会儿又调查那。你们宽限上几天，我们把吉西道杰找着，事情做清楚了，一定给你们赔礼去，阿仓和我们的老汉都给你赔礼去，事情该啊么做就啊么做，该赔命价就赔命价。

不成！我们今天就要见阿仓呢！有人大声说。

就是的，就是的，把阿仓叫出来，把阿仓叫出来！我们不是要命价来的！你们的人把我们的一个人杀过了，你们也要拿一条命出来呢！有人强硬地说。

说啥呢！有啥说的呢！砸了，砸了！把房子砸过，看阿仓出来不出来！还有人说。

申木多人群情激昂起来，贡布交着急了，大声恳求地说，不要砸呀，我的阿爷阿爸们，我求求你们，不要砸！事情不要搞复杂了，已经一个人命出下了，再出一个人命了好吗？已经一个家庭有难了，还要另一个家庭出个难了好吗？

有人强烈地反对，你这是啥话？听你说的话，就像是我们的人杀下就杀下了，白杀下了！贡布交说，不是，我说的是我们要把大事化小，公平还要和平地解决问题。我的阿爷们，我实话给你们保证下，两三天里我就到申木多去，我们的老汉们都去，我们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说法……他又把脸转向那位白发老人说，群久阿爷，我说话算话，我单要是把你们哄下了，你叫你的孙子娃娃把我的头割下。

一言为定！白发老人说。

一言为定！

好，一言为定，那我们走了。你是村长，你说的话我们大家都相信。说着话，群久老人就向门口走去。贡布交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忙忙地说，不要着急走，坐一会儿，喝碗茶，喝完茶了再走，来了就要坐一会儿嘛。虽然出了件不好的事情，但我们乡里乡亲的以后还要打交道呢……但那位老人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其他老人也都随着往外走。看看实在留不住，贡布交也跟着走到院子里送客人。这时候，几乎院子里站满了人，全村子没出去干活的年轻人都集中起来了。他们是被先前跑出去的年轻人叫来以防不测的。看见这些人，白发老人又生气了，说，做啥呢？你们站下这么多人做啥，打我们吗？贡布交忙说，不是的，不是的，娃娃们欢迎你们来了。接着他又招呼年轻人们，送一下，大家送一下客人。

几个老人和二三十个年轻人把申木多村的老人们送出村子的栅栏大门，为表示谦恭，还接着往前送。扎西也跟着尕干果的人送客人，但他走到寨子的栅栏门之后就停下了，毕竟他是外人。他一直看着那一大群人继续往前走。这时一个女人从村子中央尼欠河的木桥上跑过来，尖厉的叫喊声传了过来，拆房子喽！申木多的人拆房子喽！快来人呀……扎西不明白申木多的人拆房子是什么意思，但从尖厉的喊叫声中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情。

吉西道杰家的客房已经完全变样了。这里的房子全部是柱子撑起的架子，两层，四面全都用红松板镶嵌，然后干打垒的土墙把一楼围起来。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冬季住一楼，夏季住二楼。可是就过去了短短的十几分钟，当扎西跑回吉西道杰家时，一楼所有的墙板变成了碎片，四面都露出了土墙。十几个申木多村的年轻人正在挥舞长柄的斧头砍那些没打掉的隔板，木片像雪花一样飞溅。其中有三四个年轻人还在砍柱子。这是一间改革开放之后刚刚盖起来的房子，房子中间立着三根柱子，都是一个人抱不拢的柏木，桐油漆得黄灿灿的。这三四个人的斧头已经砍进去半尺深了，就剩下椽子粗细的木头心子了，眼看着整个两层楼的沓板房就要轰然倒塌。

房子里已经有几个妇女在阻拦他们了，但被两个年轻人横着斧头逼在墙角里。几个妇女急得跺脚，哭泣着喊叫，塌了！房子就要塌了！求你们不要砍了！把人砸死呢！

一个横着斧子的年轻人说，砸死就砸死，我们和你们一搭死！

几个尕干果的年轻人首先冲进房子，大喊，你们要出人命吗？停下停下！不要剁了！但是那十几个年轻人一齐用斧子逼住了他们，不要动，都不要动！你们谁是吉西道杰家的人，站出来！我们是找他算账来的。

算账来的你们就算账嘛，要多少钱你们说嘛！你们剁房子做啥！

我们不要钱。我们要他家的一个人！

啊呀呀，要出人命了……我们也拿刀子去！不知哪个人喊了一声，尕干果的年轻人就都往外跑，回家去拿刀。贡布交和几个老年人赶到了，大声喊，不准拿刀，谁也不准拿刀！已经死了一个人，你们还嫌死得少吗！但是，年轻人们不听话，不到十分钟，手里就都有了二尺长的腰刀，有的还拿着政府屡禁不绝的“小口径”，打猎用的火枪。于是形势发生了逆转，申木多的年轻人被他们挤出院子，退到木桥的南端。但他们不愿意撤退，在桥头上提着长刀举着斧子喊着，你们叫阿仓出来，叫阿仓家的人出来，我们不是跟你们打仗来的，我们要阿仓家的一条命。

时间僵持得久了，尼欠村的人发现了。尼欠村的年轻人在几个老汉的带领下赶了上来，他们都拿着木头棒子，站在桥中央把两个村的人隔开，连打带推地把申木多人逼出了栅栏门。

申木多的年轻人是从另一条山沟里绕到尕干果来的，他们偷偷地潜伏在尕干果村东的铁杆松树林里，趁着尕干果的男人们劝送老年人的机会偷袭了吉西道杰家。

事情闹大了。尼欠沟行政村村民调解委员会紧急召集会议进行调解。甘南藏区有这样的传统，旧时代，各大部落都有一个名叫日瓦的民间组织。日瓦是中间人、调解人的意思。它由各个帐圈——小部落，选出公正无私有智慧有威信的老人组成。该组织专事调解邻里纠纷和部落间的矛盾，还研究决定部落的重大事件。民主改革后该组织消亡，改革开放后出于实际生活需要，很多行政村又产生了类似日瓦的村民调解委员会。

尼欠沟有五个自然村，各村选出的调解委员加上各村的村长，以及行政村村长和党支部书记，再加上桑周寺院的三名僧人代表，共计二十八人，在尼欠沟口的草地上扎下四顶帐篷。就像是城市里的法庭调查一样，吉西道杰家的人和班代交家的人分别被委员们叫进帐篷进行问讯，证明人也被叫了进去……“法庭调查”和委员讨论进行了三天，形成最后决议：吉西道杰家赔偿班代交家一百二十头牦牛，折合人民币八万四千元。吉西道杰家的房子受损严重，必须重盖，需材料费人工费一万四千元。扣除这笔钱之后，吉西道杰家还需付班代交家七万元，赔款在十日内付清。吉西道杰还必须离家出走三年，期满后才能回家，三年内若是私自回到尼欠沟，班代交的家人随时可以追杀，不承担任何责任。

吉西道杰过了十几天才离开了当多沟。为了付清命价，他把几年来倒木材挣下的四万元全部拿了出来，还卖掉了半群牛。大包干的时候他家分了二十头牛，他哥哥在措美峰背后的牛场里放牧十几年了，舍不得吃肉舍不得卖，才刚刚发展到九十头。这一次就卖掉了四五十头，且都是大牛，牛场里就剩了十几头犏雌牛和牦雌牛，还有一些小牛犊，真是损失惨重。由于调解委员会决定三年内不准他回尼欠沟，所以地就没人种了，家人商议后决定哥哥和嫂子回村做家务，他和女人去牛场放牧，这样他就避免了私自回家的嫌疑。

吉西道杰是从当多沟直接去牛场的，他走的是一条山路，翻过村后的班主山到扎尕那，再从扎尕那的东哇石峡上光盖山，从光盖山北坡的高山草甸牧场走到措美峰北木麓靠近大峪沟的牛场。他不能走尼欠沟这条路，因为在调解委员会作出赔命价的决定之后，县公安局还几次去尼欠沟抓他。调解委员会已经向公安局谈过两次，说这事已经解决，就不要再抓人了，可被公安局拒绝了，因为这是重大刑事案件。公安局已经立案，检察院也已正式起诉，调解决议不算数。后来调解委员会再去说，反倒被公安局训了一顿，说尼欠沟的年轻人胆子也太大了，戳刀子戳到公安局门口来了，不抓他我们公安局的脸往哪里放，国家的法律不是成了一纸空文吗？！

那天早晨，天刚刚亮吉西道杰就动身了，扎西送的他。才刚刚走出村子，吉西道杰就蹲下了。扎西赶紧问他啊么了？他软弱无力地说，没啥，我没啥，坐着缓一下。你回去吧。他蹲了一会站起来走，没走上几步就又蹲下了。扎西大为惊讶，又追上去问，你到底啊么了，是啊达不合适了吗？他软声软气地回答，啊达都好着呢，就是……乏得很，腿……软得……走不成路……

扎西说，不成就回家吧，再坐两天再走。你是这些天不好好吃饭，没力气了。

吉西道杰说，不是吃饭的问题，我心里乏得很。从那天听说我的连手没了，就走不动路了。这些天在你家，往茅厕去一下都走不动。我实在想不通，为啥我要把我的连手戳死？我到底啊么戳下他的？可是我啊么也想不起来，一点点都想不起来……

扎西说，回去吧，你跟我回去，过几天再去牛场。

不，我要走。不能再蹲到你们家里，我已经影响你做生意了。

我给你牵个马去。扎西想出好主意来，立即就跑回家去，回来的时候牵着两匹马，还抱着两件皮袄。他说，我把你送到牛场去吧。你这样子走我不放心。

吉西道杰不喊乏了，但是一上马他就睡觉，走着走着就掉下来，像是一辈子没睡过觉，摔得鼻青脸肿的。扎西不得不一次次地把他扶上马背。

措美峰北侧是安子沟和尼欠沟最好的牧场，这里山峦起伏坡缓草肥，植被优良。每年5月，牦雌牛和犏雌牛下过牛犊，女人们挤奶打酥油，男人们荡牛拔牛绒，山坡上时不时荡起年轻人的歌声，牧场呈现着一片悠悠然而又繁忙的景象。吉西道杰的牛场却是死寂一片，他一点儿也不想做活。他去赶牛，到半夜赶不回牛来。他走上几步就坐下休息，不要说爬山，就是平坦的草滩也走不动，牛场上的活全成了女人的。不到一个月，他家的牛犊子被狼吃掉了四只。邻近牛场的牧人来串门，坐着喝茶说话，他却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唯有不到两岁的女儿啼哭的声音打破帐篷的沉寂。没办法，吉西道杰的上了年岁的父亲来到牧场，帮他照料牛群。

八月的一天，尼欠村的老吾在山坡上荡牛，中午时分回帐篷吃饭时听见狗叫声不断。走出帐篷就看见七八个人正朝他的帐篷走来，叫他看住狗。这几个人有藏民也有汉人，他们说是收皮子的，进了帐篷却又不问皮子的价钱，而是问这里有几户人家放牧，帐篷扎在哪里，男人叫什么名字？他们的言行引起老吾的戒备，因为来这人迹罕至的牛场收皮子、买牛贩牛的生意人他几乎都熟识，那是有数的几个回民。他们都是一两个人搭伴来，从来没有七八个人一起走的。他趁女人出去抱柴的机会跑出去，对女人说，快跑，到吉西道杰家去，叫他藏过，警察抓他来了。

后来那七八个人打听着走进了吉西道杰的帐篷，问阿仓，你们家的年轻人呢？

阿仓回答，年轻人来牛场坐了十几天走了，已经两个月找不见了，不知道啊里去了。

那些人终于表明自己的身份，说是迭部县公安局的。叫你们家的年轻人到公安局投案去。他要是不去我们还来，白天来，夜里也来呢。这拨警察是从卓尼县大峪沟开车进来的。他们把车开到旗布寺跟前一个叫三角石的地方——那里有三块成三角形分布的巨大的石块，有七八层楼高——然后步行翻过一座大山来到这片牛场。

大约过了一个月，这帮警察又来了。这次他们没进任何人的帐篷，也没向任何人打听吉西道杰牛场的位置，就直扑吉西道杰的帐篷。后来人们才知道，公安局抓住一个偷牛贼带路，这人半个月前来这里收过皮子，知道吉西道杰的帐篷扎在什么地方。就在他们悄悄接近吉西道杰的帐篷之前，吉西道杰的邻居——在对面山坡上荡牛的一个人看见了。邻居高声喊叫，卓玛草！跑！叫吉西道杰快跑，警察来了！

卓玛草是吉西道杰的媳妇。她在帐篷门口的草地上晾晒曲拉，急忙叫醒了睡觉的吉西道杰。吉西道杰自从来到牛场还没这么迅速地奔跑过，像是疯了一样地跑。警察们看见他的身影，追赶着大声喊，站住，再跑就开枪了！吉西道杰跑了十几步就钻进稠密的白松林，警察们追进松林时已看不见他的影子。

自从这次抓捕之后，吉西道杰成了惊弓之鸟，一天到晚不敢放心睡觉，他和家人时时注意着各处的山冈和谷地，一旦看见生人出现就藏起来。晚上也不敢在帐篷睡觉，有时穿个皮袄躺在雪松下边，有段时间干脆就在冬窝子后边的白松林里搭个小棚子，天黑就到那里去睡觉，听见狗叫爬起来就跑，只有白天才敢在大帐篷里活动。这年的腊月，快过年了，又下了一场大雪，雪浅的地方就有七八寸厚，低洼处达一米。他心想警察不会来了，就放心回家睡觉去了。结果一天夜里警察还就来了。是他家的狗发现了警察，拼命地叫，把他惊醒了。他连鞋都来不及穿，仓促套上件大皮袄就跑。警察们虽然看见雪地上深深的脚印，但因为雪太厚，夜色太黑了，追起来吃力，才放弃了抓捕。

这天晚上吉西道杰受了重伤。他在山坡上奔跑的时候慌不择路，经过一处石崖时滑倒了，身体横着掉了下去，落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虽然皮袄并没有戳破，但他的内脏却受到了重击，腹腔剧烈的疼痛使他失去了知觉。警察离去后，卓玛草循着踪迹找到他，将他背回了帐篷。

这次伤得太重，他长时间咳嗽，咳血，且腰痛得直不起来。眼看人就瘦成了一个骷髅，乡亲们用牲口驮着他去卓尼县医院。医生说他的肾破裂了，动手术切去了他的右肾。出院时医生对他说，不要吃肉喝酒，还能活个五六年，要是吃肉喝酒，说不清哪天就没命了。

回到冬窝子之后有段时间他的确滴酒不沾一口肉也不吃，但是咳嗽依然不止，时不时咳出血来。每当咳嗽时，吃过的东西全都呕吐出来，咳得他喘不上气。他的腰腹依然疼痛，什么也干不成了。两岁的女儿哭泣时去抱她一下的力量都消失了，一天到晚只能坐着或躺着，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消磨着他的意志。第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他突然吃起肉来，也跟人一起喝酒。时间不长，他的脸和腿就肿了，发高烧，接着小便不通畅，腹部胀疼。托人从卓尼买来消炎片吃，还有利尿的药，病情时轻时重。

那是五月的一天夜里，他肚子痛得一夜睡不成觉，身体烧得盖不住被子，在铺上滚来滚去的。早晨，乡亲们牵了骡子，驮他去医院。他骑不住骡子，乡亲们便用两根木头扎了个“人”字形架子绑在骡背上，要他骑在鞍子上，上身伏在架子上。他死活不上骡子，说他的阳寿够了，去医院也治不好。乡亲们硬是把他抱到了鞍子上，两个人在左右扶着，另一个人牵着骡子走。一路走着他还说，不去，我不去医院，去了是死，不去也是死。乡亲们说到医院就死不了，能治好。他说治不好，我的病医院也治不好，我们回去……我已经多活了一年，从我的连手死了，我的阳寿就尽了。

从冬窝子去卓尼县城是要翻一座大山，翻过山不远就到了三角石，顺着旗布沟走到大峪沟，再走到大峪沟口。正常情况下凌晨出发，下午两点钟就能走到沟口，到那里就能坐上班车，可是他们还没走到三角石，吉西道杰就断气了。

吉西道杰死后，他的媳妇抱着女儿回娘家去了。媳妇在牧场生活的一年时间里，神经有点不正常，经常好端端地从睡梦中惊醒，喊，警察来了！有时候挤着牛奶突然就愣住了，继而往四面看，大声喊狗扯开了！其实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奶牛反刍的咀嚼声。媳妇回到娘家后还是这个样子，一惊一乍的。父亲便带她去尼欠沟的桑珠寺算卦。这是座苯教寺院，尼欠沟的人信仰苯教。活佛对她的父亲说，你的丫头要磕头去呢。父亲就领着她走遍甘南州和若尔盖的苯教寺院，磕了四五年头，病才痊愈。

之意。

“狼狗”

他们是五十六个人。每人手里拿根三四尺长的木棍，其中几个人背着小口径步枪和自制的火枪，还有几个牵着马跟随其后。马背上驮着褡裢，褡裢里塞着很多装了炒面的小布袋。他们大部分穿着夹袍，少数人还穿着冬季的皮袄，系腰上挂着小刀和碗套。 他们顺着古岖山西侧色青沟的沟底往西北方滑滑跌跌地前行。山坡异常险峻，沟底流淌着一股很大的山水，还有大小不一的石头，大石头比房子还大，小的比洗脸盆还小，它们是从山头上滚下来的。山水湍急地流淌，从大石头旁绕过去，从小石头上漫过去。小石头长满了苔藓，人畜时不时滑倒，摔得鼻青脸肿。这里是迭山中段叫做光盖山的阴坡，雨水充足且蒸发量小，植物特别茂盛，漫山遍野都是巨大的铁杆松和雪松遮天蔽日，如果是单人行走其间便有阴森恐怖之感。松树稀疏的地方又都长满了灌木，枝枝桠桠撕扯着他们的衣裳。

他们分成两队走在山水沟的两边，观察着山水沟边缘偶尔出现的几个牛蹄印，观察着苔藓和草丛中时隐时现的两个人穿着胶鞋踩出的脚印。

这啊么了，脚印看不见了！

他们走到一段平缓的谷地处，山水沟变宽，两边的山坡变缓，沟底的大石头减少了，很多碎石在清澈的水底下显示出来。走在山水沟两边的人们自然拉开了距离，右边的一个人先喊起来。

左边的人也叫起来，就是的，有一截路了，看不见脚印！

还有人补充说，牛蹄印子也不见了！

急急行走的队伍停顿下来，人们往四面看着议论起来，是不是又往山坡上去了？

不要急，不要急，大家分头找一下，看脚印啊里去了。它飞不过，它这达没有了那达有呢！鬓角已萌白发的丹知说。他是这伙人的头领。

人们分散开了，年轻人分成几拨，有的往长满灌木的阳坡爬去，有的钻进阴坡上的大森林，有的顺着流水方向搜寻而走去。几个五十几岁的老年人借此机会坐在山水沟边的草地上休息一下。他们累了，虽说年纪并不是很大，但终归比不上年轻人精力充沛。农历五月初的季节，太阳还不是很毒，但是他们被青藏高原上的太阳长年累月晒得黑黝黝的脸上流着黏糊糊的油汗。他们早就把皮袄褪下去堆在腰里，上身只穿着一件衬衫，衬衫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洇得湿溜溜的。

他们是迭部县益哇沟益哇村的牧民。六天前的中午，在光盖山春季牧场放牧的阿桑跑回村子找村长，说他的三头犏牛叫贼偷走了。他说前一天的傍晚，到荡牛的山坡上去了一趟，把牛往一处赶，在山坡上坐到夜里十点钟，然后才回到坡底下的帐篷吃晚饭，睡觉。今早起来去看牛，发现少了三头犏牛。那是他驯练出来的驮牛，平常往益哇村的家里驮酥油或从家里往牧场驮面粉驮日用品，春播和秋收的季节赶回家驮粪、播种和耕地，不用的时候就放在牧场吃草。三头牛的鼻子上都拴着柏树枝子绾下的鼻圈，鼻圈上各自拴着一条牛毛绳，不牵牛的时候牛毛绳就盘在牛角上。

村长丹知问他，你啊么知道是贼偷过了？没叫狼吃过吧？

因为政府查得严，牧民们的枪被公安局没收了，这几年狼又多了起来。阿桑说，那没有嘛。我查着看了，有两个贼昨晚上到牧场来了，有他们的脚印。

有脚印吗？有脚印了就好办！叫人，快叫人，到嘛呢房集合，带上五六天的干粮。

时间是1992年。改革开放以来牛羊到户，市场活跃起来，有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急于发财致富，就干起偷鸡摸狗的事来，再加上有些卓尼县、岷县的回民和汉民经常到牧场走动——其中一些人白天装扮成收购牛羊和毛皮的生意人，侦察地形和人员情况，夜里却来偷牛，搞得牧民们叫苦不迭。如果牧民发现的时间晚了，或者找不见脚印，那牛就找不回来了。

大概两小时后，益哇村嘛呢房的院子里就集中起来了四十多个人，包括三十几个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八九个三十岁以上的人。益哇村属高寒山区，以牧为主，也种几亩山坡地。所有的家庭都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在山上放牧，一部分在家种田，在家的大都是老年人和小青年，中年人几乎都在牧场。他们每人手里拿着铁锨把粗的棍子，这是他们上山下坡的拐杖，又是护身武器——山林里有狼，还有雪豹，那是要伤人的。个别人还把深藏不露的火枪和小口径步枪也背上了。大家都知道，偷牛贼专挑山林和偏僻山谷赶牛，路难行，所以都做好徒步追赶的准备。只有几个人牵着马来了，丹知便叫大家把腰里挂着的炒面袋子放进褡裢里，叫马驮上。他对那几个人说，好吧，既然你们把马牵来了，那就把大家的干粮驮上。然后他就开始分配任务，对年轻人说，你们腿脚灵便，先走，堵关口去。岁数大些的我们到牧场，跟脚印去。

他说的堵关口就是阻挡偷牛贼可能要逃窜的道路。益哇村在迭山中段，光盖山的南麓，这里到处是石头山，草场面积小。他们的牧场大都在光盖山顶的高山草甸上。他凭经验作出判断，贼走的路有三条，一条是益哇沟后边的卡车沟，一条是与卡车沟隔着一座名叫古岖山的车巴沟，还有一条是车巴沟上梢的什巴沟。偷牛贼从什巴沟下到车巴沟，越过车巴河再进入江车沟，翻越一座大山就可以到达碌曲县的双岔乡和阿拉乡。从光盖山的北坡往东有通往卓尼县大峪沟的小路，但他认为偷牛贼不敢走那边，因为沿途都有益哇村的牧民，看见生人赶牛就会拦截和盘问。他叫这三十几个人分成三组直奔那三条沟的沟口，把守沟口和公路。他说，你们走得越快越好，走到贼的前头，把那几个关口堵住，贼长上膀子也飞不出去。

年轻人走后，剩下八九个三十岁以上的人就直奔光盖山上阿桑的春窝子去了。人手一根棍子，都带上了手电筒，还牵着一匹驮干粮和铜锅的马。

阿桑的春季牧场在益哇沟上边的一片高山草甸上，他们走了四五个小时才走到。这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就在帐篷里挤着睡。半夜里，一些人家外出劳动的男子汉们也赶来了，有二十多人。这些人就躺在草滩上睡觉。天刚刚亮，太阳还没出山，阿桑就领着他们去草甸看脚印。

脚印很清晰，因为阿桑从益哇沟的冬窝子转场到这里才十几天，而这片草甸子与其他人的春窝子又被两堵墙壁一样陡的石头梁隔开。阿桑径直把他们领到草甸子接近光盖山顶的边缘，指着三头牛和两个人把今年新长出来的青草踏倒了的痕迹说，你们看，这不是脚印吗？！他们顺着脚印往上走，走到接近山顶的白色岩石附近，草稀了，黄土裸露出来，人的脚印看不见了，但三头牛踩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再往上很长一段路都是光秃秃的石头，什么痕迹都看不见，只有崚崚嶒嶒的大石头耸立着，就像巨大的竹笋从石头山上冒出来，又像一座座的尖塔。

再走就是一片平坦的石坡，有很多碎石，像戈壁滩。“戈壁滩”的东边不远处是奇峰突起，插向天空的两座又高又尖的石头山，像是犏牛的两只角耸立在蓝天上。这是和扎尕那石门一样出名的石门，它敞开在光盖山顶上，人们叫它九天门。从很远的北方的临潭县就能看见它，是甘南一景，人称迭山横雪。据老人们讲，在以往的年代，这里冬天集聚的白雪整个夏季都化不完。过了九天门就该下山了，又出现倾斜的高山草甸。草甸上盛开着大片大片白色和粉红色花朵的高山杜鹃，它们植株高大，叶片又厚又肥，茂盛得如同挨挨挤挤的枇杷树。高山草甸的北部边缘是一条又一条的沟沟岔岔向前倾斜而下，沟岔里长满了铁杆松、白松，像是绿色的瀑布，在远方汇集成郁郁葱葱的绿色大河——卡车沟，它浩浩荡荡向卡车沟口冲去，直扑碧绿的洮河。

在这片高山草甸上他们盘桓许久，寻觅偷牛贼的脚印。他们必须在这里找到脚印，因为从这片草甸往西走一二十里是车巴沟，他们必须作出判断，偷牛贼往哪条沟去了。车巴沟深得很，长度是卡车沟的两倍，北抵洮河，南头在接近光盖山处又拐向西北方向的华尔干山。益哇沟的老人们极少去过那里的群山和深谷。

但是，他们面前的这片高山草甸是益哇村一户人家的春季牧场，自从农历四月下旬以来，有八九十头牛整天在这里吃草，走来走去踩下无数蹄痕。另外，这里又是益哇村的牧人往东边的光盖山牧场、措美峰牧场去的必经之地，草地上已经踏出一条青草稀少的小路，小路上新旧蹄印一层摞一层的，根本辨认不清。

在这片高山草甸上，几十个人整整寻找了一天，他们低着头像是寻找散失的素珠一样仔细观察着每一个蹄印。

还好，在很远的西边，在从扎尕那通往车巴沟的一条牛马踏出来的小路上，在乱糟糟的蹄印中，有人发现两三只牛的蹄印和其他牛蹄印有些异常——牛正常走路的时候，后蹄踩出的蹄印总是落在前蹄印的后边，这就像后腿长在前腿的后边一样天经地义，而这三头牛的后蹄印却落在前蹄印的前边，牛只有在快走的时候才是这样的。这种异常的蹄印还延续了好长一段路，一定是那三头犏牛踏出来的。他们判断，因为贼偷了牛总想跑得快一些，不断赶着牛快走，以摆脱主人的追逐。只是这时候天已经暗了下来，太阳跌进西边的山谷里，路上的脚印模糊起来。他们只好露营，在一条小沟里坐下来，拾柴生火，从马背上卸下铜锅烧茶，喝酥油茶，拌糌粑，然后躺在火堆旁睡了。很多人穿的夹袍被午夜的露水打湿，冻醒了，就把火烧旺，坐在火堆旁打瞌睡。

翌日晨，喝完茶，能看清路了，他们便顺着蹄印往前追。追了半天，蹄印随着小路下到古岖山的一条沟里。这条沟叫什巴沟，顺着这条沟下去，就是一个名叫什巴的村子。那是个很大的村庄，有一百二三十户人家。他们正走着的这条沟和附近很多座山都是什巴村的牧场。可他们走着走着蹄印却又消失了，沟里淌着很大的山水。他们在痕迹消失的地方往两边山坡上搜寻了很久，也没找到蹄印和人的脚印，于是断定，贼把牛赶进山水沟里了，这样可以掩盖痕迹。他们继续顺着这股山水走，人分成两队，一队在这边，一队在那边，搜寻前进。果然，走出三四百米后，他们看见山水沟旁边松软的草地上有几个牛蹄子踩得很深的小坑。这是偷牛贼没看好牛，牛偶尔偏离水沟留下的蹄印。他们兴奋起来，偷牛贼的把戏被他们识破了！他们继续顺着这条沟追。

但是，他们在什巴沟跟踪半天之后又在一处山谷非常狭窄的地方迷失了，不见了牛和偷牛贼的踪迹。队伍沿着了无踪迹的山水沟往前又走了很长一段，还是无迹可寻，不得已停了下来。

啊么做呢？

脚印啊么没有了呢？这不是怪了吗？

人们乱糟糟地停在峡谷里，往四周打量着，议论起来，并把目光投向丹知。丹知是村长，年纪已过五十，五十岁以上的人在这伙人里已经算是老人了，受人尊重。

丹知踌躇了一下，随即坚决地说，找，往两面找一下，还能没有了？它飞过去呢！他略停了一下又补充道，去几个人，到那个石峡跟前看一下！

人们都散开了，往两边的山坡上寻找，有几个年轻人又走回狭窄的山谷处。那儿一边是石崖，一边是光溜溜倾斜着的几块大石板，石板往上是一片长满白松的山坡。几个年轻人从那几块倾斜得很厉害的大石板上爬上去，钻进白松林。过了一会儿，松林里就传来他们的呼唤声，找着了！上来，你们上来看一下，这里有脚印！

丹知和一帮年轻人爬上石板，钻进茂密的白松林。由于山高林密阴湿寒冷，白松林里还有没化净的斑驳残雪，残雪上出现了牛蹄印，还有两个穿解放鞋的人踩出的脚印。

年轻人高兴又惊叹地说，这两个贼啊么上来的嘛，牛能上这石板来吗？那跌着下去不绊死吗？

有人欢快地回答，那硬牵着上来了呗！一个在前头拉一个在后头搡！

于是人群又改变了方向，沿着白松林里的脚印往上走，向着古岖山顶爬去。倾斜陡峻的山坡上残雪斑斑点点，但是白雪下面已经长出一寸多长的青草，和去年长得很长的枯草混在一起。融化的雪水把山坡上薄薄的土层泡软了，像是石头上抹了一层稀泥。人们拄着木棍往上爬，时不时会滑倒，鞋都变成了泥疙瘩。人们把褐衫下摆提起来掖在系腰上，结果裤子变成了泥片片。

终于，黄昏时分他们攀上了古岖山的山脊。他们以为，这两个贼上到山脊之后就会顺着山脊往北走，因为山脊上有条牧人多年来走出的小路，没想到脚印却顺着一条山谷向卡车沟延伸下去。

晚上他们在卡车沟露营，离昨夜露营地点仅仅五公里的距离，当他们在离上卡车村不远的碌雁沟点起篝火烧茶和烘烤鞋袜、衣裳的时候，有些人气哼哼骂着，驴日下的贼娃子耍的这手段，叫人在原地转圈圈呢！

也有欢乐的声音不断在山谷里回荡，这天夜里，他们和派到卡车沟守关口的十几个人汇合了。那些人中的一部分在卡车沟中段的高山上搜索，露营的时候看见他们生起的篝火，还当是偷牛贼生火呢，偷偷地摸了上来，和他们不期而遇。并且，后半夜的时候又有一股生力军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益哇村自从牛羊承包到户以后又恢复了旧时代的村规民约：凡有人家盖房子、家中老人过世、念嘛呢或是牛羊被盗需要追贼的时候，每户人家要出一个人参加。尤其是牛羊被盗全村出动找牛的时候，每家要出一个六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参与。如果哪家没有男人在家——在很远的牧场放牧，或在外打工，要由家人设法通知，在三天之内赶回来参加。如果没人参加，一天罚五十元钱。这天夜里来的人，是在遥远的岷县给汉人荡牛的男子，家人捎信给他们，他们骑马或坐长途班车赶回益哇村。他们昨天黄昏从益哇村出发，夜半时分上了光盖山，从光盖山的高山草甸看见了篝火，连夜走下卡车沟汇合。

偷牛贼真是费尽了心机。第四天的早晨，人们顺着碌雁沟继续追踪，发现偷牛贼的脚印拐进卡车沟的一条无名小山沟，又向着古岖山顶攀援而去。他们用了一天时间，随脚印和蹄印又一次翻越了古岖山。

现在是第六天的中午，他们来到古岖山西边一条名叫扎路沟的山谷里，痕迹又一次踪影全无。几位年近六十岁的老年人已经被几天来的风餐露宿折磨得筋疲力尽，一坐下就不想起来，说该吃午饭了，点火、烧水。

丹知也累了。他把年轻人分派出去找脚印，然后坐在草滩上休息。他对那些五十岁以下的中年人说，你们去些人拾柴、烧茶，等娃娃们找着了牛蹄印，吃罢了，缓一下我们再走。几个中年人往山坡上的树林去了，拾了些散落在地的枯枝抱回来，有的人抽出插在系腰上的长腰刀砍了几根已经干枯的油松枝干，拖回来。他们点着火，用三块石头支起铜锅，放上大茶。大约半个钟头，茶煮好了，他们从腰里拴着的碗套中取出绘有蓝色龙形图案的瓷碗，放上一疙瘩酥油，再倒上茶，慢慢喝着，然后舀上青稞炒面，用食指搅拌，捏成酥软的疙瘩丢进嘴里。

咦，年轻人啊么还不回来？丹知突然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他的糌粑都吃完了，却不见一个年轻人回来。

还没找着呗。一个年纪比他大几岁的老人说。

还没找着？一顿饭的时间过去了还没找着？这是啊么了嘛，贼把膀子长上了吗？牛也把膀子长上了吗？飞过了吗？！丹知显出诧异的脸色说，又扬起脸看两边的山坡。

啊么了，啊个知道呢。还是那老人说。

阴坡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年轻人都钻进茂密的白松林里去了，只有阳坡的灌木丛里闪动着稀疏的人影。这是一条宽阔且很长的山谷，顺流而去的年轻人也已经走出很远的路了，人影变得又矮又小。

丹知说，叫回来，叫回来！这么长时间还找不着脚印，这不是蹊跷了吗？！

欧——欧——一个中年人尖着嗓子吼起来。

欧……欧……两边山坡上扯着嗓门的应答声传过来，像是中年人的回声。

欧欧——还没找着吗？中年人问。

欧欧……没找着……

欧欧——叫你们下来哩！

欧欧……不找了吗？

欧欧——下来！吃罢了再说！

几分钟的时间，白松林和灌木丛中的年轻人跑下山坡来了。丹知问他们，没找着脚印吗？你们细心找了吗？年轻人回答，细心找了，没找着。

那就怪了，还真是插上膀子飞过了吗？吃饭，你们先吃饭，等着往下头去的人回来再说，看他们那边找着了没有。

又过了一会，顺着山水沟找下去的五六个年轻人回来了，也说没发现痕迹，蹄印也没有，脚印也没有。丹知问他们啊么找的，他们说三个人走山水沟的这边，三个人走山水沟的那边，一直走出去了四五里路，没看见一个牛蹄印子和人的脚印。

吃饭，你们先吃饭。丹知说，然后他站起来四面打量，一边打量，一边心里想着偷牛贼到底往哪里去了？前边一直跟得好好的脚印到这条沟里来，怎么就消失了呢？他想了一会儿，朝坐在草地上的阿桑喊了一声，阿桑，走，我们两个人再往山水沟的方向找一下去。

没有，那边确实没有的。我们细心找了，就差拿放大镜看了。一个年轻人说。

丹知说，我们再去找一下嘛。山坡上的脚印明显，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山坡上没有找着，那就要在山水沟里找去。山水沟是做贼最好的路线，山水能藏住脚印，也能藏住牛蹄印子。贼在古岖山上绕了几个圈圈，但他想把牛赶出山去，就还得走山水沟。再说往下不远就是车巴沟，那边人口稠得很，我们要是跟不住脚印，到车巴沟就没处找去了。

阿桑站起来，两个人一左一右从山水沟的两边往前走去。这条山谷比较宽阔平缓，从上游陡峭的山谷里淌下的山水到了这儿便失去喧哗的声音，只是发出汩汩的流动声。山水沟两边的青草一片嫩绿，他们仔细观察着往前走，脚踩在青草上有种软绵绵的感觉。

走了很长一段路，山水沟时窄时宽，水流时急时缓。越是水流急湍的地方，他们观察得越仔细，因为在这样的地方，牛越是有可能走出山水沟，在草地上留下蹄印，但是很长时间也没有发现一点痕迹，只看见刚才几个年轻人新鲜的脚印。

后来，他们走到一段山水流得很缓慢，山水沟变得很宽的地方，丹知突然站住了，眼睛朝着平静流动的山水看了一阵，喊，阿桑，你等一下。阿桑扭过脸问，你看见啥了吗？他回答，没有没有。我看见那达蹬下一些沙子。说着话，丹知就扑通扑通走进水里。他穿一双橡胶底的解放鞋，这是为找牛专门穿的，因为往常穿的藏靴是牛皮底子，光面的，走在草坡上滑得很，容易跌跤。起先，水淹到他的腿肚子上，但走了十几步，水逐渐就浅了，当他走到山水沟中央的时候，水只是淹过了脚面。他站住，低着头看水下粗糙的沙砾。

迭山的石峰是石灰岩结构，山谷里都有山头上滚落下来的白石头，大小不等。这条山谷由于比较平缓，大石头不多，倒是山水把碎石头冲下来了不少，整个山水沟铺满鸡蛋大小的白石头，而他观察的这段沟因为更宽一些，水流更加缓慢，便沉淀了厚厚一层比豌豆粒还小的白色沙砾，形成一片白色的沙滩。沙层在水沟中央比边缘还要厚一些。就在这片白沙滩上，透过清澈的山水，他看见一串浅浅的圆圆的小坑。只有牛和马这样体重大的动物才能在这片粗糙的沙滩上踏出这样的圆坑来，且因沙砾粗大，比重大，缓慢的流水没能将其抹平。他随着水流走了一截，山水沟变窄了，水流湍急起来，小圆坑不见了。他抬起头，嗓子发出快乐的喊声，阿桑，你过来看一下！

阿桑扑通扑通从水里走过来，弯腰看了看，笑了，狼尾巴总要露出来的！往扎路沟口去了，就是往扎路沟口去了，说不定就是扎路村的人偷了！

还就是扎路村的人偷了！丹知大声说。他们顺着山水沟又走了半天，始终没有牛和人走出山水沟的痕迹。直到扎路沟口的地方，这里的山谷已变成一片开阔的草滩，他们才看见三头牛从水里走出来的蹄印。蹄印在山水沟旁一个村庄的路口消失了。这是一片和他们益哇村非常相似的村庄，房屋都是二层楼，下层被厚厚的干打垒土墙包围着，上层都是木板房，房顶上整齐地覆盖着瓦楞一样的铁杆松木板。这个村子真是够大的，一栋挨着一栋的沓板房密密匝匝看不到边，村口的架杆也严如森林，排列整齐的柴火垛堆得像一堵堵的墙壁。在这里山峰已经退向远方，视线豁然开朗。

年轻人骚动起来，激动地喊着，走，进去找去，一家一家地找，一定要找着！

对，抓住了叫他赔，一头赔五头！

不成，一头赔七头！驴日下的，害得我们耽误了六七天的活，跑了这么长的路！

他们吵闹着，往扎路村的巷道走进去。这时丹知喊了起来，喂，你们都站住！

年轻人扭过脸，啊么了？

你们就这么闯进去吗？

年轻人很惊讶，啊么了，不能进吗？

等一下，你们等一下。不能就这么乱纷纷地闯进去。年轻人，你们想找麻达吧。车巴沟扎路村的情况你们不知道吗？

年轻人突然静下来。他们猛然想起，车巴沟扎路村的人是很难缠的。但是有几个年轻人叫了起来，扎路村的人啊么了，他们是老虎吗？能把我们吃上吗？偷下我们的牛，我们还不能进去找一下吗？

就是，他们有多歪，我们进去看一下！走，放心走，进去找去！我不信他们是老虎，把我们益哇村的人囫囵吃上呢，我们益哇村的人是泥捏下的吗！

不行不行！娃娃们，你们要听话呢。站下，你们站下等一下，我们先进去几个岁数大的，找一下他们的老汉，说一下……

就在他们吵吵嚷嚷的时候，几个扎路村的人已经迎面走过来了。他们早就看见了这一大群人，他们满脸诧异的神情走近，问，你们是啊里的？

益哇沟的，我们是迭部县益哇沟益哇村的。一个年轻人大声回答。

那几个人显得很是惊讶，问，你们是益哇村的吗？那在光盖山那边呢，那远得很嘛，你们到我们的扎路村做啥来了？

我们的牛叫人偷过了，牛进了你们扎路村。还是那个年轻人快言快语地回答。

对方说话的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大汉。他怔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几个人，又扭过脸对着益哇村的人大声说，你是说，我们扎路村的人偷下你们的牛了？

丹知看出对方神情的微妙变化，忙往前走了两步，客气地叫了一声阿佳，然后说，是这么个事，五六天以前，我们光盖山的牧场上丢过了三头牛，叫人赶走了。我们跟着脚印走到扎路来了。我们要进去找一下呢。

对方听明白事情原委，严厉地说：那你们不能进！

啊么着不能进？丹知先是一怔，继而一副谦恭的态度说。

这达是扎路村，不是你们的益哇村。

丹知说，对着呢，这达不是益哇村，我们知道，不过我们的牛丢过了，进了你们的扎路村，牛你们总不能不叫找吧？

正因为你们是找牛来的，你们才不能进。

啊么了，我们找叫人偷过的牛有啥错误了吗？

错误是没有，你们就是不能进。

这话啊么说呢，我啊么有些谝不来了？找牛没啥错误，啊么不能进？

这有啥谝不来的？你们的牛丢过了，要进我们村子找牛，你这话就是说我们的人偷下你们的牛了。那你们说一下嘛，我们村的啊一个人偷下你们的牛了，名字叫啥？

名字我们不知道呗。我们是跟着脚印过来的，要进去找一下才能查出来是啊一个偷下我们的牛了。

对呀，你们要进村找去呢，也就是说一家一家的查去，这不是把我们扎路村的人都当成贼了吗？！

这么的话我没说呗。

这么的话你没说，你们的做法可是把我们全村的人都当成贼了。

那是你这么想着呢。这么想了我也没办法不叫你想，就是我们的牛我们还是要寻呢。

你们寻你们的牛，那是你们的权力，你们的牛丢过了嘛。就是我们的扎路村你们不能进来。

对方一点也不客气的态度令丹知很是愤怒，但他又无可奈何，看着眼前这片庞大芜杂的村庄他还真是有点怵头。沉默片刻，他才说，你们的扎路不叫进，那你说啊么做呢？我们的牛就不找了吗？

那是你们的事，我们管不着。对方依然口气傲慢。

丹知停了一下又说，那你看这样做好不好，你们不叫我们进你们的村子找牛，那就请你给我们找一下，牛到底在谁家里？我们就不进去找了。你把牛给找着了，把贼抓住了，我们好好感谢你呢。

我还没那个闲心。那人一副不屑的神情说。

你既然不想帮这个忙，那就只好我们自己进去找了。

你们一定要进吗？你们能肯定是我们扎路的人偷下你们的牛吗？你们进去了找着了，事情当然是好，你们要是找不着了又啊么做呢？

对方说话的口气已经带着威胁的味道，丹知感觉到了，他正想着怎么回答才好，与他站在一起的一个老年人说道，找不着了我们还要接着找呢。找不着说明你们扎路村的人没偷呗，说明贼娃子从这头进去，又从那头出去了，这样的事情也有呢呗。

哼哼。对方用否定的口气哼了声，说，事情不那么简单吧。你们啊里找了啊里找去，扎路村你们可不要进来。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非要进来，就怕你们进来了再想出去就难了！

做啥呢，你们还打呢吗？！益哇村的年轻人已经忍耐不住了，有人说。还有人大喊起来，打就打！把我们的牛偷下了，还不叫找，那我们就打！

胡说！刚才是谁说的？再胡说就先打烂你的嘴！丹知回过头狠狠地瞪着说话的年轻人，然后又转过身对扎路的那个男人说，不是这样的意思，硬来的思想我们一点点都没有，你们扎路村不叫进，我们就不进了。可是我们的牛进了你们的村子，牛还是要找呢。你看这样好不好，你们啊一个人麻烦一下，把你们村的老汉们请几个出来，我们说一下，这事啊么做呢？啊么做了合适？把你们的村长请来，村长来了我们商量一下也行呢。

这时候扎路村已经集聚起十几个人，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还有一帮小孩子也围着看热闹。一位年轻人说了一句，我们的村长不在家，到县上去了。

村长不在家就把你们的老汉们请出几个来，你们村里总有村委会，总有村民调解委员会，总有寺管会，说话顶用的几个老汉总是有呢嘛！

我们的老汉们闲球着没事干了！那位先前说话的大汉说，并向他身旁的人喝了一声，走，我们走，看他们能做球个啥！

那男人转身走了，站在他身旁的年轻人都跟着离去了。剩下几个看热闹的小孩子似懂不懂地站着，看着这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益哇人，觉得奇怪，这些人怎么这么脏，衣裳裤子沾满了泥巴，脸上也挂着五麻六道的汗水和泥浆？

老年人说话的时候，年轻人是没有发言权的。看着那些人走散，益哇村的年轻人还沉默着，感觉到了威胁！他们已经在光盖山北麓的山坡和密林里奔跑了几天，团结一致并且热情高涨。他们全村出动，认为一定能把牛找回来，并且把贼抓住，但是却碰到一块把脚趾头碰痛的石头。他们从家里出来时的高涨情绪顿时低落下来，因为知道这个村子的民风是很强悍的，强悍得全甘南都知道，并且令人畏惧。人家不叫他们进村，就真不敢贸然闯进去。他们都听说过1958年春天发生在车巴沟的事情。那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甘南州要在1957年冬季完成初级社转高级社的工作。当时卓尼县已经建立了很多高级社，但是车巴沟的农牧民却都不愿意加入高级社，尤以这个扎路村最为顽固。他们在州县派来的工作组召集的会议上死活不开口，不报名加入高级社。他们还派出日瓦——一种民间组织，由村里各措哇（家族）的智慧老人组成，专事调解邻里和部落间的纠纷，研究和决定全部落的大事——和工作队谈判，并且到县上找县长和县委书记说，你们说高级社好，我们请个假行不行？晚一年搞高级社行不行？你们说高级社这样好那样好，那你们在旁的地方先搞着，我们看一看。过上一年，如果高级社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好，我们明年再参加。当时正好甘南州一位领导来卓尼县检查农业合作化工作，听说了这事，便亲自来到车巴沟，召集各部落大小头人和各村的老年人代表开座谈会。州领导认为自己是藏民，在当地有影响力，说下的话下边的人会听。可是他讲完了动员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高级社的话，叫大家表态的时候，扎路村一个家庭并不富有、仅仅相当于中牧的老汉站起来问，你说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加入高级社吗？州领导说对。老汉又问，高级社就是牛羊入社，对不对？州领导又说对。那老汉便大声说，牛羊入社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那这个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就不走，然后拂袖而去。会开不下去了，有一半代表也跟着他离开了会场。州领导尴尬极了，散会后回县城去，临走指示工作队，把这些带头反对合作化的顽固分子抓起来。反对成立高级社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分子，不打掉他们的反革命气焰，高级农业社就建立不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在甘南就进行不下去。没料到工作队和初级农业社的干部去抓这个老汉，却遇到了抵抗，老汉的弟弟开枪击毙了一个逮捕哥哥的工作队员，其他工作队员跑了。枪声一响，全村的男人都提着枪出来了，闻说工作队员在抓人，便一起包围了工作队的住房，并且叫工作队缴枪。工作队不缴枪，村民们就放火点着沓板房，把工作队十几个人全烧死了。这件事是根火柴，轰的一下把一堆干草点着了，甘南藏民的叛乱尔后便此起彼落地发生。后来，叛乱平息，这个村一帮当过叛匪的人被抓起来押往县城，过洮河的时候，有几个人串通好了，宁死也不进监狱。他们一起从桥上跳进河中，结果那根绳子串连着的几十个人都被拽进河里淹死了。

啊么做哩？现在啊么做呢？

这不成白跑一趟嘛，几天的路都白跑了！年轻人泄气地说，眼睛看着几个老年人。有的干脆就往地上一蹲，什么话也不说。一个老年人也垂头丧气地说，可不是白跑了……

看着扎路村的人走散，丹知的心头也沉甸甸的，不知如何办好，听见那个比他大两三岁的老人说出沮丧的话，心里很是不快，说：啊么是白跑了！

那老年人说，不就是白跑了吗？

丹知说，我看是没白跑。以前我们也丢过牛，三个两个，找上两天找不着，连脚印都找不着，是叫人偷过了嘛还是狼吃过了也不知道。有一次还丢过了六个牛，也没找回来。这一次脚印跟住了，就不算白跑。

脚印跟住有啥用呢？人没抓住，牛要不回来，还是个白跑！

丹知很生气，嫌那老年人说丧气话，就说，不要说了，你再不要说了。然后面朝天空看了看，说，这天就要黑了嘛，先找个地方缓下，缓下了大家再商量啊么做呢。我的肚子饿了，你们饿不饿？

饿了。有人软塌塌地回答。

饿了就吃饭去。走，我们到河坝里去。河坝里烧茶方便。

扎路村坐落在古岖山根的一片平地上。扎路沟里淌出的山水在这里变成一条宽阔的小河，从村南流进湍急的车巴河。益哇村的人们来到河边的草地上，一帮年轻人很快跑进树林拾来树枝生火，用石头支起铜锅煮茶。他们喝酥油茶，拌糌粑。有些人的酥油和炒面已经告罄，因为没想到这次出来要跑这么多日子，他们只带了四五天的干粮，那些带得多的人便匀一些给他们。

吃着干粮，三十岁以上的人们商量和制定出下一步计划。三十岁以上的二十几个人分成五六个小组，分散到扎路村周围，点着篝火坐着，守住每个路口。他们是这样分析的，牛就在扎路村里。如果是其他村子的人偷了牛，是不敢把牛赶进这个村的，贼肯定害怕扎路村的人认下他们。既然牛在这个村里，那就要堵住路口，不能再叫贼赶出去，出了扎路村就是车巴沟，车巴沟又宽又大，人口稠密，村庄众多，再找可就难了。有人怕围住村子时间长了，贼把牛杀掉吃肉，但其他人不同意他的分析，偷牛是要卖钱的，一头牛能卖七八百元。杀掉吃不完，天气又热，会腐烂的，只能落下三张牛皮，这样一来偷牛贼就不合算了。贼一定会把牛关在牛圈里，等益哇村的人撤退，再把牛赶出去卖掉。

丹知把人分派之后又说，你们啊一个在扎路村有熟人和朋友呢？有的人分开进村去，把熟人和朋友叫出来问一下，到底扎路村有几个人是做偷牛营生的？要是能问出来，要多少钱你们都答应下，一个牛给一万都成。钱我拿着呢，是从公共积累里拿上的，是现金……这时有个年轻人叫了起来，我的妈呀，一个牛给一万元呀！我们卖给牛贩子才七百元！丹知瞪了他一眼，说，啊么了，嫌给得多吗？这可是村民大会上定下的，不是我自作主张。我们的目的不光是追回一头两头牛，而是打击偷牛贼！接着他又对大家说，有的熟人可能叫不出来，害怕他们村的人看下呢，叫不出来也不要紧，就在他的家里问。家里问下的也给钱，答应下。记住，要好好下功夫问呢，一定要想办法问出来。

看着三十岁往上的人走了，年轻人坐不住了，问丹知，我们做啥呢？

丹知说，你们睡觉，明天还要靠你们出力呢。

年轻人躺在火堆旁睡着了。天黑下来，西边的天空消失了最后一抹秋水般的明净。天空一片墨蓝，布满星星，由于天空晴彻明朗，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星星与人类距离感觉特别近，特别密，特别亮。

丹知在草地上坐下来。他累了，想在地上躺上一会儿。阿桑走过来，在他跟前坐下说，丹知阿库，我有话跟你说呢。扎路村我有个朋友，名字叫单增。

嗯？你们是啊么的朋友？

三年前认下的。那一年他的两个牛丢过了，不是贼偷下的，是下了三四天的雨，他在古岖山上荡牛，牛跑过了。他找到光盖山上来，在我的帐篷里住了两天，牛还是我帮着他从哇巴沟里找着的。他临走时说过，到车巴沟来了就找他。

丹知眼睛一亮，嗯，你还有这样的朋友呀？好呀。那你找一下他去，问一下你的牛啊个人偷着去了。

我也这么想着呢。我们两个人一搭去吧，你这几天乏了，在他家睡一夜。

你知道他的家吗？

知道。去年我往卓尼县去过一趟，从什巴沟下来，在他家住了一夜。

走，那我们快些走。说不定找牛的事情，突破口就在他身上呢。

凭着记忆，阿桑领着丹知在房屋密布的扎路村巷道转来转去，终于敲开了单增家的大门。单增是个三十多岁的大汉，他一眼就认出阿桑来，大声地说，啊呀呀，贵客来了，欢迎欢迎。他立即叫起已经睡觉的家人，烧茶，端过炒面匣匣叫他们拌糌粑。然后才坐下来询问阿桑，这么迟了，你啊么到扎路村来了？阿桑告诉他，我是找牛来的。我的三个犏牛叫贼偷过了。单增说，是你的牛叫人偷过了吗？我听人说了，你们益哇村的人找牛来了，在河坝里坐着呢。还真不知道是你的牛叫人偷过了。阿桑说就是我的牛叫人偷过了。我们找了六天了，跟脚印跟到你们村口来了。单增说，我们这达是有两三个年轻人做贼着呢，常跑到外头偷人家的牛，偷下了再赶到卓尼和临潭县卖过。看他如此爽直，阿桑又说，单增，找牛的事，你要给我帮个忙呢。你说一下，到底是啊一个贼偷了我的牛，叫啥名字？单增热情地添茶，脸却躲开了阿桑炽热的眼睛，说，唉呦，啊一个人偷你的牛了，这事我还真……不知道。阿桑看出来他不愿意揭发同村人，又改变了策略说，不知道也没关系，你就给我说一下，你们扎路村啊几个人是做贼的，他们都叫啥名字。其他的事我去办。可是单增依然说不知道。阿桑说，你将将说这达有几个偷牛贼呢，问你是啊几个，你又不说。我们是好朋友不是？单增又说，贼是有几个呢，可那都是人们平常传着说下的，你要我指认到底啊几个是偷下你的牛的，那我指认不出来嘛。阿桑说，你是害怕偷牛贼找你的麻达吧？这你不要担心，我们不会说是你揭发的。我们还为这次找牛的事，准备了些钱，你只要说出平常是啊几个人偷牛的，我们不叫你白说。我们给报酬。

单增说，你就是出钱，我也不知道啊一个是贼。

阿桑说，我们可不是随便给你些钱。你只要说了贼的名字，一个牛我们出一万元呢。三个牛三万。

单增坚决地说，你就是一个牛出三万我也不知道。

看着对方实在不说，阿桑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便说，牛的事，我们不说了，我们睡觉吧。这几天我们跑乏了，好好的一个觉没睡下，今晚上我们要在你这达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们还要找牛去呢。

不料单增眼睛往丹知脸上瞥了一下说，你睡下是成呢，他睡下不成。

阿桑说，这是我的叔叔呀，是我们的村长。他是帮着我找牛来的。

单增说，他是村长也好，是乡长也好，我不认得。你是我的朋友，你在这达睡一个月都成呢，他不能睡。

阿桑实在憋气得很，脸色变得阴沉沉地骗腿下炕，说，你把我的叔叔都不留，那我也走呢。但是下了炕的丹知老人抓住了他的手用力捏了一下，说，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们是朋友，你睡下。不要因为我，朋友伤了和气。我还到河坝里睡去。你们老朋友好好说话。

阿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送一下你。

送一下成呢，月亮还没上来，这路我也不熟，不要转不出去……

阿桑和单增送丹知，到院子门口单增停住了，阿桑继续往前送。丹知小声地对他说，回去，他叫睡你就睡下，好好地喧一喧。

丹知回到河坝的宿营地，年轻人已经睡了，两个老人在河坝里坐着，观察扎路村的动静，还有一个老年人往火上添加树枝。夜里气温低，篝火熊熊燃烧着。看见他，一位老人问了一句，啊么个样，打问出来了吗？他回答，死活不说。接着他就把去单增家的情况说了一遍。那个老人也告诉他，在他回来之前，进村子去的几个人也叫出来了两个熟人，嘴都紧得很，不说。他们把酬劳的金额提高了两倍——只要说出偷牛贼的名字，一头牛给三万，来的人还是不说。到最后，老年人气哼哼地说，这个村子是个贼窝子，你知道不知道？有两个人家一个牛都没有，就靠做贼过日子着呢。

没牛了日子就不好过。扎路村的气候比益哇沟凉，益哇沟青稞洋芋能成下，这里只能种芫根。

你说啊么做呢，这事情？

丹知明白对方问的什么，但没回答。他在火堆旁坐下来，瞪着火堆发呆。对面看火的老人说他，你靠近火了睡一会儿，天亮了再说吧。也不知道麻路那边守关口的人查出啥线索了没有，还有往江车沟里去的那些人……

丹知仰面朝天躺下了，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却睡不着。他是三年前被乡亲们选为村长的，近年来牧场盗徒猖獗，村民们的牛时常被盗找不回来，他多次在村民大会上呼吁过，要加强追捕偷牛贼的力度。他还尖锐批评过改革开放以来当选的村长，没有在保护村民的牛羊上下功夫，村民们每年都要丢过十头八头牛，搞得在牧场荡牛的人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仅是他把牛看得贵重，益哇村的村民都把牛看得贵重无比。益哇沟到处是石头山，耕地每个人才摊了一亩，还都是土质很差的石头碴子地、山坡地，一亩地打不了二百斤青稞。益哇人历来主要靠牛羊生活，可是改革开放大包干的时候，生产队分给每个人的牦牛才两头，能挤奶的犏雌牛一家才有两头，人们穷得很。为了发展牛羊，有的村民十年来舍不得卖一头牛，舍不得杀一头牛吃肉。丢掉一头牛就是巨大的损失，全家人心痛不已。所以上一届村长选举的时候，全村一致选他当村长。村民大会上，很多人就直着嗓门喊，我选丹知，我选丹知！丹知知道我们心里想的是啥！他会把我们的牛羊当成他的亲儿子对待！但是他不愿意当村长，一再推辞说，我是个劳改释放犯，不能当村长。

他真是个劳改犯，1958年参加过叛乱，被判六年徒刑（原先判二十年徒刑，因为有人揭发他在叛乱中打死过一个解放军。当时他提出上诉，叛乱时打死解放军的是他的父亲，不是他。父亲已经给打死的解放军抵了命——被解放军打死在光盖山上，这个账就不能再算在他的头上。法院进行调查，证实其理由确凿，所以改判），但是自然村的选举是村民民主选举，大家都说，那时候你才十八岁，是你阿爸领上你去当土匪的，你糊里糊涂跟去。那时候欠下的账已经还完了，现在我们信任你，你就把村长当上吧，为大家服务。

他实在推辞不掉，就当上了村长。既然当了村长还就真动了心思，要给村民做些好事。在他之前的两届村长在各自的任期内都是有“政绩”的，一位村长组织全村把水从山沟引到每户人家的院子里，妇女们再也不用每天早晨去沟里背水了。另一位村长把在“文革”中拆掉的嘛呢房重建起来，全村人念嘛呢的时候再也不用搭帐篷挨冻了。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牛羊的安全，就在村民大会上表示了自己的雄心大志，要在三年的任期之内杜绝偷牛的事情……

现在已经是三年任期的最后半个月了，再过五六天就是五月十五，全村人要到嘛呢房念嘛呢七天，然后就是香浪节。香浪节期间全村要举行村民大会，选举下一届村长。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丢了三头牛，他在全村乡亲面前怎么“述职”？他并不是“恋栈”。在过去的三年里，虽然已经尽了全力，益哇村还是丢了十来头牛，却只找回来四头，没有实现他在当选村长后定下的目标，这令他很惭愧，在乡亲们面前颜面丢失！他真是希望这次能把阿桑的牛找回来，卸任前稍稍挽回一点颜面……

他这样想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深夜里雾气重，露水打湿了衣裳，又把他冻醒了。一看，发现加火的老人竟然也在火堆旁睡着了，火已经熄灭，周围静静悄悄的，后半夜升起的半个月亮高高地挂在西边的天空。

他站起来想给火上添些柴，又发现天黑前拾下的柴已经烧完了。心里想，要是扎路村的偷牛贼趁着我们人困马乏睡觉之际把牛赶出去怎么办？想着想着，他就对那个老人的牛皮藏靴踢了一下，哎，你醒一下。

老人醒过来之后他说，我想着这么做一下，叫年轻人现在悄悄地进扎路村，一家一家的牛圈里查着看去，看我们的牛有没有。你看成不成？

那老人的神情由迷糊转为兴奋，说行呢，行呢。半夜了，扎路的人睡得正香呢……

于是二十几个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被叫醒了。丹知对他们布置，娃娃们，我原来打算天亮了叫你们到车巴沟各处查去。我想来想去，牛还是在扎路村，我们还是要从扎路村把它们找出来。要是叫他们把牛赶出去，再想找就难了。说不定他们一转手就卖过了，杀着吃过肉了。你们今晚上就要动弹。他停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你们现在就悄悄进扎路村侦察去，看我们的牛到底是啊一个人偷了，在啊一个人家的牛圈里……你们悄悄地进去了看，惊动人的事不要做。记下了吧，我们三个牛的样子，一个花牛，一个白胯子……

年轻人说，那早记下了。

记下了你们就走，天亮以前回来。现在是三点钟，再有两三个钟头天就亮了，你们一定要在天亮之前回到河坝里来。

年轻人拿着手电筒出发了，每人手里还提着个木棍。很快，他们的身影就消失在暗影浮动的月光地里。

年轻人走后，很长时间几个老年人一动不动地站在河坝里看着扎路村的方向，倾听那边的声音。他们心神不定地等待年轻人的归来，希望他们有所收获。但是，过了不到半个小时，扎路村的狗叫起来，并且传来了“砰砰”的猎枪响声。凌晨的车巴沟雾气很重，大雾中的枪声很沉闷，他们的心猛然就提悬了！害怕双方打起来，打死人和伤下人，事情可就闹大了，说不定会升级成两个村庄之间的械斗！

但是，两声枪声响过，再也听不见任何动静。一直到黎明时分，年轻人才回来。对走在前边的几个人，丹知大声地问，出了啥事了，伤下人了没有？

年轻人汇报，进村后他们一家一家地查过去，但很多牛圈看不上，有些人家的牛不是圈在露天的牛圈里，而是关在和住房连在一起的木板房里。这要翻墙进去，从主人客房的门道里打开牛圈门，主人会听见门响的声音。有些人家养狗，人一爬墙头狗就叫起来，看不上，还引得主人出来打枪。人倒没伤着。

打枪了你们就要出来嘛！伤下个人啊么做呢！丹知说。

打枪我们就藏下不动弹了。他们也不敢出来，出来的话我们也打！我们也有枪呢！

丹知又生气又好笑，年轻人的行动太冒失，但他们的大胆令他很满意。他说，缓着去吧，你们缓着去吧。再不能进村了，再进村就要真打起来了，昨晚上人家没防备。

那下头我们啊么做呢？有人问。

侦察失败之后，丹知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阿桑身上了。他是这样想的，单增和阿桑认识三年了，在阿桑的帐篷里住过两天，阿桑帮着他找过牛，阿桑的牛丢了，单增总不能一点忙都不帮吧。可是太阳升起来之后阿桑回到河坝里，说昨天晚上他和单增谈了很久，单增却始终不说。后来，他对单增说，你把偷牛贼的名字说给我，我的牛要回来要不回来，不管私下解决还是通过法院解决，都不叫你出面作证，绝对不会暴露你。我们还给你三万元的报酬，三万元能买四十头大犏牛呢。可是单增死活不说贼的名字。单增说，我把人的名字说给你，我就在扎路坐不住了，没法活人了。你就是不暴露我，我的心里也不安宁，我出卖乡亲了嘛！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情。

阿桑正对丹知汇报昨晚上的情况，扎路村方向走过来几个年轻人。他们径直走到河滩上三五一堆坐着喝茶的人群中间，大声喝问，你们啊一个人是领头的？

丹知站起来了，说，你们有啥事吗？

一个年轻人说，做啥呢，你们非要惹出大事来吗？！死上几个人，你们的心上才到哩吗？

啊么了，出啥事了吗？你把话说明白一些。

我们的人昨天就给你们说了，不能进我们村子。你们啊么着不听？

我们一晚上就在这河坝里坐着呢，啊里进了你们村子？

你啊么睁着眼睛说糊涂话哩！你们昨晚上我们的村子里到处乱窜，搅得全村人睡不成觉。你们是看着我们扎路的人比你们瓤吧，欺负我们！

丹知看出来了，这几个年轻人是找茬来了，便改变口气说，哎呀，尕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吧，全甘南啊一个不知道你们扎路的人攒劲。我们没有进你们的村子。我们就是再有一个胆子，也不敢到你们扎路村找麻烦。昨晚上我们就是有几个老年人进你们的村子找熟人去了。老年人腰腿痛，找熟人睡个热炕，这没啥不合适的吧？

不对不对！你们的年轻人去了。

没有没有，年轻人都在河坝里呢，坐着烤火呢。不信了你查，你指出来，啊一个年轻人昨晚上到你们的村子去了。说着话丹知把两手摊了摊。

年轻人往满滩坐着的人群看一看，他当然指认不出任何人来，便恶狠狠地说，我警告你们，再不准进我们村子了。就是这话，你们听了就听，要是不听，出了啥事，后果自负！说罢，年轻人转身就走，他的同伙也跟着走了。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办的事都办了，事情却毫无进展。喝过早茶之后大家又进行讨论，决定三十岁以上的人继续“围困”扎路村，年轻人分散到车巴沟搜寻，因为有些人认为有可能偷牛贼已经把牛赶到其他地方去了。

“围困”和搜寻又进行了三天。车巴沟是一条非常大又非常深的沟，人口稠密，分为三个乡镇，沟口是麻路镇，以农业为主；中间是刀告乡，农牧各半；沟里头就是尼巴乡，纯牧区。二十八九个年轻人散布到车巴沟就像是一把沙子撒进去，连个响声都没有。往上走的人到了尼巴和什巴村，什么也没打听到，再往上走又到了江车村，他们和第一天夜里赶到江车沟堵关口的十个年轻人汇合了。那十个年轻人不光守住了从江车沟去碌曲县双岔乡的路口，还把江车沟两边的山山梁梁和沟沟岔岔像是梳头一样地梳过来梳过去地跑遍了，双岔乡和阿拉乡的附近都没有发现阿桑的牛。两拨人汇合之后又往南走，搜查了尼巴乡最大、最接近华尔干山的勒保希沟、什巴沟和尼巴沟。三天后返回扎路村外的河坝处汇报：无任何斩获。从扎路村往北走的十几个年轻人分成四五个组，顺着车巴河的两岸也是见沟进沟，见村进村，看见人就问：看见两个赶牛的扎路村人没有？他们第三天傍晚到达了麻路镇，找到了第一批来这里堵关口的人。得知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便匆匆地连夜返回了扎路村旁的河坝。

这是第十一天的早晨。他们已经无计可施了，年轻人渐渐失去了耐心，老年人觉得体力不支。他们在河坝上一边做早饭一边讨论，决定放弃找牛，今天就回盖哇沟，因为他们所有人的炒面袋都空了。最近三四天大家都到附近村庄买方便面吃。有的嫌方便面贵，买来挂面煮着吃，用煮大茶的铜锅煮，缺盐少调料，真不是个味道。风餐露宿，他们的嘴唇干裂起皮了，有的人嘴唇上还起了水泡。

丹知就打发两个年轻人快快地到车巴沟口叫回那十几个守关口的人。他已经打听清楚了，每天十一点钟有一趟从卓尼县城发出的班车到达贡巴寺。他叫那些人坐班车上来和大家汇合。然后他又说，大家这些天辛苦了，走，现在我们都到贡巴寺，用公费吃一顿面片，想磕头的人到贡巴寺磕头，想买啥的人到刀告乡供销社买东西。等到沟口的人上来，我们就回家。说到这里，丹知很是丧气，他哑着嗓门带着伤痛的声音说，乡亲们，这次我犯了个大错误，不该发动乡亲们这么兴师动众地找牛来。十多天了，一个牛没找着，白白耽误了大家工夫，要是算成工钱，三十头牛都买下了……我真是对不起乡亲们。

乡亲们说，这不怪你，你是好心。这都怪扎路村的那些人，他们不叫我们进去……

贡巴寺离扎路村四五公里，在车巴河的中游，坐落于老干山东麓一条狭长的土台子上。一百几十年前，这里仅有个十几户人家的村庄，村里有个小小的名叫尕贡巴的寺院，后来车巴沟出了一位名人——距这个村子几公里的石矿的村子里出生了一个婴儿，七八岁上被父亲送到尕贡巴寺当小沙弥。他长大后去西藏学经，后又云游内蒙，去新疆弘扬佛法。当时的新疆，由于清政府软弱，被沙俄军队占领了许多地方。是他组织了数万哈萨克、维吾尔和蒙古族民众与沙俄作战，将其势力逐出了新疆。为此，他被清政府任命为伊犁府副大将军。由于长期没有任命正职的大将军，他实际上掌管着整个新疆的军政事务。清朝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北京召见过他，并封其为呼图克图。他在晚年赋闲之后回到车巴沟的尕贡巴寺，并且拿出一生的积蓄（薪俸和民众的布施）翻建尕贡巴寺。为此，尕贡巴寺旁的村民迁移到车巴河斜对面的山脚下，形成了今天的尕贡巴村。原先的尕贡巴寺翻建成了新的贡巴寺。寺院落成开光的第一年，全体僧人念的第一场大经是为慈禧太后的健康祈祷。慈禧闻讯大喜，御笔提了三个大字——慈恩寺，但是老百姓们依然习惯地称它“贡巴寺”。贡巴寺的规模之大，经堂佛堂之多之华丽仅逊于夏河县的拉卜楞寺，设有四个扎仓，僧人达四千人之众。这位兴建贡巴寺的伊犁副大将军便自然成为了寺院的主持和第一任大活佛。车巴沟归卓尼杨土司管辖，但这位副大将军出身的活佛根本就不把杨土司看在眼里。他自愿把贡巴寺捐给夏河县的嘉木杨活佛，贡巴寺就成了拉卜楞寺的属寺，车巴沟的民众也成了拉卜楞寺的教民。

贡巴寺在1958年的民主改革中受到重创，僧人被遣返回家当社员。它的佛堂经堂在“文革”中被拆得一砖不剩，“造反派”强令农牧民把木材和砖头拉回生产队盖猪圈牛圈。改革开放以来，车巴沟的民众重建贡巴寺，益哇村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贡巴寺仅仅建起了一个大经堂和众多的僧舍，其他地方还都是60年代的废墟和建设中的工地。

刀告乡政府设在这里，还有一家卖羊肉面片的清真饭馆。这家只有十几个座位的饭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热闹过，吃饭的人挤得满满的，吃完一碗还要吃第二碗，门外还站了三四十个人等着。

阿若，丹知，你啊么到这达来了？

因为十多天劳而无功，情绪低落的丹知闷闷地蹲在乡政府大门口的阴凉里乘凉，突然听见有人喊他。抬头看见马路对面站着三四个人，其中一个是仅比他小三四岁的益哇沟高杂村的益希坚措。他站起来说，这不是益希坚措吗？你啊么到贡巴寺来了？

我将将到寺里算了个卦。

算了个做啥的卦？这达的佛爷比高杂寺的佛爷算卦灵吗？

高杂村是一个大村子，有个很像样的寺院。益希坚措和那两个人从路对面走过来，说，我的三个牛叫贼偷过了。有人说是这面沟里的人赶过来了，我是找牛来的。这是扎尕那的班代交，他在这达有亲戚，我把他请上了。这是他的亲戚——妹夫，石矿村的。牛丢过四五天了，找不着，我到贡巴寺算了一卦。你到这达做啥来了？

你的牛丢过了吗！丹知似乎是很惊讶，说，我们村的阿桑的牛也丢过了，我们给他找牛来了。这不是嘛，我们的找牛的人正吃饭呢。

啊呀呀，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找牛吗？丢过了多少牛？

丢过了三个牛。我们村子的人都来了，一家一个人。

找着了吗？

啊里找着了！找了十一天了，路白跑了。吃罢饭了回家呢。

没找着呀，你们来了这么多人都没找着吗？你们丢过的是啊么的三个牛？犏牛么牦牛？

犏牛，三个都是犏牛。

三个都是犏牛？你们丢过的都是犏牛吗？你好好地说一下，是啊么的三个犏牛？

一个是花牛，黑白两个颜色；一个是白胯子，就是黑牛的后腿上长着一椭椭白毛的；还有一个黑牛，一只角牴仗牴折了，剩下半截。

嗯，那就对着呢！快，你们快到石矿沟下头的那个沟里找去，那个沟叫益路沟，就是阿加沟下头的那个沟。今天早上我们在尕贡巴下头找牛呢，看见三个人赶着三个牛往那个沟里进去了。我们当成我的牛了，追上去看了，不是我的。那三个牛里真是有一个白胯子呢，还有一个牛的角也不全……

这真是个好消息，意外的收获。真是佛爷保佑了！丹知千恩万谢地说，兄弟，谢谢你，谢谢你！不要着急，你接着找你的牛，找着了找着，找不着也不要发愁。你给我们提供线索，我这就追牛去，我们的牛要是找着了，把贼也抓住了，你三头牛的价钱，我们给你出上。

他匆匆和益希坚措告别，跑到清真饭馆的门口大声喊，出来，吃过饭的人出来，牛有下落了！

听说了牛的消息，人们顿时精神一振，没吃饭的人也不吃饭了，一起急急地向着车巴河下游走去。走着走着竟然跑了起来，健步如飞，浑身是劲，一个个跑得全身是汗，气喘吁吁的也不休息。他们认为就要抓住偷牛贼了，前几天的劳累和困顿一扫而光，仅仅用一个钟头他们就跑过了石矿沟和阿加沟口，进了益路沟。益路沟是和阿加沟平行的一条大沟，一进沟年轻人就分成两股，一股上北山的阳坡，一路上南山的阴坡。后边赶到的老年人顺着沟底往西走，分散开来找脚印。到处是牛蹄印和人的脚印，他们要从乱糟糟的印痕中找出三头牛三个人走在一起的印记。

大概找了两个小时，南山坡上跑下来一个年轻人告诉沟底的老年人，脚印和蹄印找到了。他们不喊着通知，怕惊动了偷牛贼，他们决心要贼脏俱获。七十多人用十多天的时间找牛，其实找牛已降为其次，捉贼成了目的。一头牛的价钱才八百元，不值得这样兴师动众。抓住了人，一头牛要赔五到七倍的价钱，但这也不是最终目的，赔七倍的价钱也抵不上七八十个人的工钱。他们要的是这次行动的意义，显示益哇村人打击偷牛贼的决心和威慑力。

阴山上是一片茫苍苍的白松林。偷牛贼钻进白松林的目的是要借树木掩护摆脱猎手的追捕，也可能想翻越老干山到碌曲县去，但他们没想到白松林里湿滑的山坡不仅留下了牛蹄印，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真如益希坚措说的，偷牛贼变成三个人了，脚印和光盖山上的脚印也不同，解放鞋变成了藏靴。这使大家生出许多想法：他们是故意增加人数和换鞋以迷惑追踪者，还慑于追踪者的决心，已经把牛转手卖给了另一伙偷牛贼？

偷牛贼在白松林里往西走了三公里，又翻过山梁到阿加沟的阳坡上。这边有一片很大的柏树林。在柏树林里一棵巨大的雪松下边，三头犏牛被找到了。三头牛的牛鼻子绳接长了，绳子高高地拴在树枝上。贼把绳子拉得很紧，牛的脖子伸得长长的，头扬得很高，用以减缓牛鼻子绳造成的疼痛。它们的鼻孔几乎要被撕裂了，前腿绷得直直的，前蹄几乎都要离开地面了，一动不动地站着，一点活动余地都没有。

看不见偷牛贼的影子。透过柏树粗壮的树干之间的空隙，他们看见山下边的阿加村。老人们赶到之后嘱咐年轻人，不要乱跑，不要大声说话，不要叫阿加村的人看见他们。他们做出新的判断：扎路村的偷牛贼已经把牛卖给阿加村的偷牛贼了，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盗窃团伙的。慑于益哇村连续三四天的围困，扎路村的贼心虚了，把牛转卖以便摆脱困境。阿加村的贼则认为他们已经成功逃脱了益哇人的监视，把牛藏在柏树林里，想等到夜里再来赶走。

老人们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牛是怎么从他们几十个人的眼皮下被贼赶出扎路村的。是不是昨天或者前天夜里他们的疲劳和松懈给贼钻了空子，铤而走险把牛赶出了包围圈？

他们经过简单的商议，留下几个拿着“小口径”的年轻人，在距牛五十米的地方设伏，其他人都随老年人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下山，进了阿加村。他们在阿加村的小卖部买了方便面和挂面，在河坝里煮着吃，烧茶喝。有几个老年人到村民家去借宿。他们说找了十天牛了，没找到，再不找了，明天要回家去。

丹知嘱咐设伏的枪手，一定要抓住偷牛贼。贼要是反抗和逃跑就开枪打腿，把腿打折。但是七支“小口径”瞄了一夜，贼却没有露面。年轻人明白偷牛贼已有察觉，想要抓住贼已无可能，就把牛从树上解下来。牛已经十多天没好好吃草了，体力衰竭，走路摇摇摆摆。他们让牛在山坡上吃了三个小时的草，才把牛赶下山来。这一天他们并没有动身返回盖哇沟，丹知和几个老年人出面找阿加村的老年人交涉，把你们寺管会或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人叫来，我们谈一谈。你们村的人偷了我们的牛，这要赔钱的。你们村的偷牛贼是二道贩子，我们不以最高价钱追赔，但是一比五的价钱要呢。阿加村寺管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没有一个人露面，只有三四个老人和他们周旋。这几个老人叫人从小卖部抱来十几箱啤酒和十几箱方便面，说，你们喝些啤酒吧，一人吃两碗方便面，缓一缓回去吧。你们能把牛找着你们就是这样的人！其中的两个老人举着大拇指说。

这天晚上他们又在阿加村的河坝里过了一夜，转天早晨动身回益哇沟去。路上在光盖山的牧场里睡了一夜，第二天的下午才回到益哇村。

到家的这天晚上，丹知闷闷地喝了两盅青稞酒，认为这次找牛不成功。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也没把贼抓住。转天是五月十五，全村人集中到嘛呢房念嘛呢。七天的嘛呢念完开始浪山，浪山期间举行村民大会选举下一届村长，他硬是把村长辞掉了。奇怪的是继任村长上任之后，益哇村再也没有丢过牛。车巴沟的人们说，益哇村的人是一帮“狼狗”，贼跑到河坝里他们闻着呢，跑到森林里也闻着呢……这话传遍了卓、迭、岷三县，当然也传到了益哇沟的益哇村。

尕干果村

挖了一天芫根，天黑时分班代次力和母亲才回到家中。天上落着鹅毛般大的雪花。

尼欠沟属于高寒山区，农历九月就飞雪，山上飘雪沟里下雨。现在是十月初了，山沟里也雪花飞舞。芫根是做饲料用的，四月播种，五月间苗锄草，夏天长根长叶子。整个夏天它的根都细细的，像一根钉子往地下扎；到了八九月它的根茎才突然地长大，像吹气儿的气球一样膨胀起来，长得像苤蓝一样大。到了地面结冰的时候挖出来，搭在地边的架杆上冻干。整个冬季，用来喂猪，喂牛，喂马。人也吃它，但必须是放在窖里没冻着的，或是洗净切成条晾干的。冬季里吃芫根干儿，就像汉族人嚼红薯干一样，别有一番甜丝丝柔筋筋的滋味。

尼欠沟的尕干果村是个五十多户人家的村庄，房子盖得很密集，分布在一条马鞍形的小山梁上，巷道弯弯曲曲的。拐过一个人家的院墙，班代次力和母亲看见自己家的大门口有个人影。

阿班，你挖芫根去了吗？那个人喊了一声，班代次力听出是才让旺杰的声音，便应了一声：是才让吗？你啊么在门上站着呢？

才让旺杰回答，我将将从牛场回来，有件事要给你说一下。

有啥重要事在门上站着！你啊么不进去，门没锁嘛！这几天啊么看不见你的影子？你要把芫根冻在地里吗？

是有要紧事呢，进去了我给你说。

才让旺杰跟着班代次力进了院子又进了房子又进了泥都。班代次力的老母亲抱柴生火，在连炕灶上烧水煮茶。班代次力把才让旺杰让到炕上坐下，他自己也在长条形炕桌的对面坐下，拿过一盒廉价的香烟给才让旺杰，然后说，有啥事你说。

吃晌午饭的时候，柴火把炕就烧热了，下地的时候，又在火炭里埋了一块很大的木头，所以炕是热的。才让旺杰一坐在炕上，就感觉到绵软的羊皮褥子传递的热量。他便放松了一下勒紧皮袍的系腰，把头上红色的狐皮帽也摘下来放在炕上。但他没有点烟，说，是这么的个事，半个月前，我到牛场去了……

你都出去半个月了吗？怪不得这些天看不见你。做啥去了？

这么的个事，婆娘来了个电话，说是丢过了二十几个羊，她找了七八天，找回来了五六个，再的找不着。说是贼偷过了。

是贼偷过了么还是走散过了？班代次力问，并且补充了一句：你们家的羊夜里就不收嘛，几天都不看一趟，连数字都不点一下。

顾不上嘛。才让旺杰说。就婆娘一个人在牛场，还带着两个尕娃娃……

班代次力点头，表示理解才让旺杰的难处。尕干果村虽属高寒山区，但地处迭山主峰措美峰的南麓，阳光充足，青稞、蚕豆和油菜都能成熟，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过着亦农亦牧的生活。每个家庭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措美峰南北两侧的牧场放牧牛羊，一部分在尕干果种地。在牧场放牧的以青年夫妇为多，因为牧场皆为山地，老年人行走吃力。才让旺杰的家庭却是特殊，他是个招女婿，女人的家里只有姐妹两个人，没有兄弟，父母又早逝。为了拉扯年幼的妹妹，姐姐没有出嫁成了“蹲女”。妹妹大了，姐姐从洛大乡给她招了女婿才让旺杰。才让旺杰初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和女人在牧场放牧，姐姐在家种地，姐姐还拉扯着一个和情人生下的三四岁的男孩，一家人生活得也算和美。才让旺杰和女人把酥油、曲拉和牛羊肉驮回尕干果村叫姐姐吃，再把姐姐种下的青稞炒面驮回牧场食用。但是好景不长，姐姐因为患肝炎去世了，才让旺杰和女人只好分两头居住，他在尕干果村看家种地，女人在牧场放牛放羊。他家的牛多羊多，有一百头牦牛和犏牛，还有二十头产奶的犏雌牛和近二百只羊。女人带着姐姐的已经八九岁的男孩和他们自己四五岁的女孩放牧，光是看牛挤牛奶打酥油都忙不过来，根本就顾不上照看羊群。羊是应该每天傍晚都收回住处来的，因为羊的自卫能力差，遇到一只狼就会被咬死一大片，可是她无法干这么多活计，每过一个星期才到草山上去一趟，把羊赶到一起数一遍，看羊的数字够不够。才让旺杰只是在农闲季节去牧场住几天，还在接羔、下牛犊、剪毛和转移牧场的时候去帮女人干几天活。

才让旺杰接着说，真是叫人偷过了。婆娘打电话的第二天，我就坐班车去卓尼了。在木耳镇坐“招手停”到阿角沟，再翻山到了牛场。到牛场一看，听婆娘说了一下，还就是我猜对了，实实在在是叫人偷过了。羊丢过以后，婆娘在牛场四面都找了，只是在从牛场往阿角沟去的路上，翻过山往下走的那片柳棵子找着了几个，其他地方一个都没找着……

这啊么说明你的羊是叫贼偷过了？班代次力插话。

你想嘛。要是羊走散了，那肯定其他地方也有呢，啊么偏偏就在往阿角沟走的路边上有呢？这说明是贼赶着羊往阿角沟走，羊钻进林棵里，贼顾不上找丢下了。他们把剩下的羊赶到阿角沟的公路上，用汽车拉走了。

你想得好！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班代次力用冷冷的口气说。你光这么想不成呀，你要找到线索……

线索，线索……当然有呢，我已经找……到了……说到这里才让旺杰激动起来，说话都结巴了。他还没有完全暖和过来的脸上泛着红晕，眼睛也闪着亮光。他说，我把情况分析了一下，就把干粮拿上把水壶背上找去了。我先是在大峪谷沟打听，后到了卓尼城里，到回回们宰羊卖羊的地方打听，后来又到岷县……我整整找了半个月没找见，就又回到大峪谷沟去了。我想着还是回牛场给婆娘宽宽心吧，叫她不要惆怅了。丢过了十九个羊，不是还有一百多羊嘛，算了算了，就当自家杀着吃过了。

你还真想得开！班代次力哈哈地笑。才让旺杰也跟着笑了，但笑着笑着，就收敛了笑容，脸上露出神秘兮兮的神情，你猜，我在大峪沟碰见谁了？

你碰见鬼了吧！

我碰见你姐夫了！

碰见我姐夫了？是我姐夫把你的羊偷过了？班代次力依然用冷冷的口气说。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你大姐夫，不是牛场里的尕姐夫，是那个三格毛姐夫。你不是有个姐姐出嫁到大峪沟，就住在木耳镇吗？

就是，我是有个姐姐在木耳镇。那是十几年前、近二十年的事了。我阿爸带着我大姐到牛场去，那时间大峪沟还没有“招手停”，他们在木耳镇下车，在一个人家住了一夜。那个人家有个年轻人看上我姐姐了，后来跑到牧场去提亲，我姐姐就给到他们家了。他们那里是农区。

那天在大峪沟口的木耳镇下了车，我还是想坐“招手停”，在车站坐着呢，听见有人喊我名字。抬头一看，是你姐夫。我跟你姐夫就见过一面——前两年过年，他们两口子不是来过尕干果吗？我们喝过一次酒。我没把他认下，他倒把我的名字记下了。他问我啊里去呢，做啥着呢？我说找羊着呢，我的羊丢过了，没找着，要回牧场去。一听说我找羊，他把我拉进家里去，问我丢过了多少羊，啥时间丢过的，我说丢过了十九个羊，丢过近一个月了。他捏着指头算了算日子，说，丢过近一个月了，这就对上了！他说，差不多一个月的前头，那是一个阴天，大峪沟叫雾拉严着呢，他和木耳镇的两个人在车站旁的牛肉面馆吃午饭，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刚刚走出饭馆，一辆长安牌面包车从沟里开过来了。司机像是要在饭馆里吃饭，车速减慢了一下，但是又开快了，没停，开走了。就是车速一慢一快的时候，他们看见一块车窗玻璃破着呢，一只长着角的羊头紧靠着窗窟窿。他说，他们从来没见过用面包车拉绵羊的，而且因为拉得多，羊挤得很，把玻璃都牴破了，所以他们很惊奇，一直看着车跑远了。

他们没看下那辆车的牌号吗？班代次力的神情不再冷漠，说话的口气变得郑重起来。

没有，没看下牌号，但他们知道那是一辆黑车，没有拉客的执照，但经常来大峪沟拉人挣钱，来大峪沟旅游的人多。那车是上头博峪沟东哇村的一个人开的，那人名字叫宫布扎西。

是吗？他们认下那个人了吗？

噢呀。他们过去还坐过这个人的车。

事情就这么巧！你找去了吗？

找去了。博峪沟小得很，那里就两个村子。我去了一打听，就问到东哇村，找着那个司机了。我就跟他谈，二十几天前，你从阿角沟拉了一车羊。我说得很客气，我说，我知道羊不是你偷下的，是别人偷下了叫你拉的。你给我说，是啊个人叫你拉的，拉到啊达去了？他死活不承认，说他的车是拉人的，从来就没拉过羊。我说，你不说出来是不行的，你拉的羊多得把玻璃都挤破了。这事我已经调查出来了，你想瞒是瞒不过去的，就实话告诉我吧。我给你保密，说到哪里我也不说是你说出来的。我这么说了他还是不承认拉过羊。他实在不说，我也没有办法，就把我的戒指抹下来给他，说，这个戒指重五十克，也值些钱呢，把叫你拉羊的人说出来，戒指就归你！你知道的，我的戒指真是有五十克重呢。那还是我来尕干果的时候，我哥哥找匠人给做下的。我们洛大乡的那条河里有金沙，我哥哥淘金子淘下的。可是宫布扎西还是不说，金戒指他也不要。他说，我没拉过你的羊，你啊里告了告去，告到啊里我都是这话。没一点办法，我就又回到木耳镇去了，在你姐夫家住了一夜，天亮后坐上卓尼县的班车到岷县，再到迭部，回家来了。才让旺杰说完找羊的经过，看着班代次力说，你看，这事啊么做了好？

班代次力略一沉思说，你看这样办好不好。各家的芫根都挖完了，就你这几天不在家，人们也都不知道你到啊达去了，做啥去了，没敢动你的芫根。今晚上我给全村通知，明天收你的芫根，一家出一个人。芫根收完，休息上一两天，我叫上几个人，我们到博峪沟去一趟。不要担心，你的羊我们要来，贼我们抓住，叫他两倍三倍的赔下！

过了两天，班代次力就带着几个人去卓尼县了。他们是副村长阿加——一位三十岁的年轻人——才让旺杰和与他同一个措哇的两个老汉、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去卓尼县的木耳镇有三条路。尕干果村在甘南州境内第一高峰措美峰的南麓，但是他们的牧场有一部分在措美峰北麓绿色山峦起伏的广阔地区。夏季的时候，强健敏捷的男人空手就能翻越措美峰东侧较低的一个豁口，到达那片牧场，再过阿角沟不远就到了木耳镇。这条路上有段小路是人工在悬崖上凿出的一溜仅能容一只脚的石头窝，人像壁虎一样贴在石崖上一步一步挪过去。曾有个猎人在过那一段崖的时候，后背上探出的火枪枪管不小心碰到头顶上凸出的岩石，坠身而亡。平常人们要是赶着牛去牧场，必须绕到更东边的一道山口才能翻越迭山，路上要走两天。这两条路都是他们以往去牧场走的路。现在他们去的不是牧场而是离着木耳镇不远的博峪沟，所以他们从尼欠沟出去，在沟口坐迭部县的班车去岷县县城，然后又坐岷县通往卓尼县城的班车直接到博峪村下车，往沟里走，到东哇村找到了那个司机。他们出发前商量好了，和司机交涉由班代次力说话，如果事情不顺利，那两个老汉再出面找东哇村的寺管会交涉。老年人在藏区是受尊重的，年轻人不得无礼。尽管两位老人一路上一遍一遍跟班代次力说了许多，叫他和司机说话时委婉一些，口气和缓一些，慢慢地盘问，但是说了不多几句话，司机还是顽固不化，不揭发同伙，他便严厉起来。我们找到你这达，不是没缘由的，我们有证据！我们知道，你不是偷羊贼，但是你是给贼拉下羊的，你们就是一伙的。你说实话，把贼说出来，我们把你放过，就算你为这件事立功了，我们找贼算账去，再不追究你。你说下的话，我们还给你保密呢。要是不说，抵赖，包庇同伙，你的长安车我们今天就要开走。你看这个年轻人……他指了指自己的连手阿加又说，他家里也有车，是个金杯中巴，也是开“招手停”的。我们叫他一搭来，就是准备好开你的车来的。我们不光要把你的车开走，还要把你交给卓尼县的公安局。你好好思谋一下，是说实话的好，还是不说的好！

司机不再狡赖了，坐在卡垫上低着头不说话，过了三五分钟，他才抬起头来说，我还有个连手呢，这车是我们两个人合伙买下的。我找他商量一下再答复你。

班代次力说，你找连手商量一下是成呢，但是你要把车门打开，把车钥匙留下。我们坐在车上等你。要不你跑过了啊么做呢？

司机把车门打开，把钥匙给了阿加。阿加发动汽车试了一下，说车好着呢。班代次力对一进门就站在院子里的两个年轻人说了一声，叫他找连手去，那两个年轻人才让开出门的路。

不到半个钟头，司机回来，说，我们进房子说去。进房子坐下后，他先是指了一下才让旺杰，说，他上次来找我，说是给我个金戒指呢，我也没说。啊么没说，我也就不解释了。给人办事，要讲信用呢。今天既然你们啥都调查好了，我再不说也就没意思了，但是我有个要求你们要答应，要是不答应，我还是不能说。你们把车开走就开走！

啊么的个要求，你说出来。班代次力说。

我今天把实情给你们说了，你们要给我保密呢，不能给赶下羊的人说是我把他揭发了。

班代次力说，这话我头会儿就给你说了，我们一定保密，说到做到！

于是，司机把实情都说了。他在木耳镇到阿角沟森林公园的路上开“招手停”，专门拉那些到森林公园旅游的散客和背包客，还拉沿途的农民，包括从尕干果村的牧场去卓尼县和迭部县的牧民。这条路上他已经跑了三年，期间认识了一个尕干果村的小伙子。小伙子坐过三四趟他的车，名字叫杨嘉措，二十一二岁的样子。今年八月的一天，杨嘉措又坐他的车，在车上说闲话时问他，用他的车拉一趟羊行不行。他回答，我的车是拉人的，啊么能拉羊呢？杨嘉措说，我就是要用你的车拉羊呢。他听出来了，小伙子是要干偷羊的事，就说拉羊也成，但你要多出些钱。杨嘉措说，你的车跑一趟卓尼县城一百元，我给你出一百五十元行不行？他说，我知道城里啊个人收羊呢，你给我出上二百元，我直接把羊拉去给你卖过。杨嘉措说，那样更好。大约是一个月前，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接到杨嘉措的电话，叫他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把车开到阿角沟偏僻的公路上等着。他按时去了，看见杨嘉措和一个年轻人已经把羊赶到路边的一片灌木丛里等着他了。一共是十八只羊，把车装得满满的。羊不上车，他们一只一只抓住塞进车里。装羊的时候杨嘉措还说，我们赶了十九个，这啊么就剩下十八个了？那个年轻人说，羊夜里不好好走路，丢过了呗。他不认识那个年轻人，年轻人也就二十四五岁。装上车以后，那个年轻人回牧场去了，杨嘉措跟车到卓尼县城收羊的人那里拿钱去了。

讲完拉羊卖羊的过程，司机说，我原原本本把事情说了，但是这事你们千万不要给杨嘉措说，你们单要是说出去，那跟我动刀子呢。

那当然不说，我们给你保证下。那个杨嘉措的连手到底是谁，你不知道吗？我们在山这面的牛场上荡牛的人就那么一二十户人家，年轻人一年几趟从木耳镇走，坐你的车呢，那个年轻人你没见过吗？

也可能坐过我的车吧，但我没认下嘛。那不是你们村的人，你们村荡过三年两年牛的年轻人我都认得嘛，差不多的连名字都叫上呢。那个年轻人我真是不认得。这么办嘛，你们回去，把你们的小伙子抓住一问，就啥都知道了。

班代次力觉得谈话可以结束了，便和其他人交换个眼神，然后说，我们给你保证下，往后不追究你，也保证下不给人说是你说下这个事的，但你也要给我们保证下，我们来你这达调查的事不对偷下羊的人说。

我啊么能给他们说呢，那不就把我暴露了嘛！

那可难说，我们还怕你两面当好人，贼娃子就跑过呢！

离开东哇村天已经黑了。司机讨好地要留他们过夜，他们没留，连夜赶到木耳镇，住在班代次力的姐姐家。班代次力已经两年没见过姐姐了。原先他和女人在阿角沟附近的牧场放牧，进卓尼县城买生活用品或是冬季回家过年，都要经过木耳镇，在姐姐家站个脚，可是自从两年前当选村长，他就离开了牧场，他的父亲和小弟弟来牧场帮着女人荡牛荡羊，他和母亲在村子里种地。在甘南藏区有不成文的规矩：当村长的人家里人口要多，要在当选村长后住在村子里为村民们服务。那些当了村长还住在牧场里的人是不能当村长的，因为不能做到随叫随到办好公共事务，也不能及时解决邻里纠纷。当村长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回报，虽说乡政府每年给每个村长七百二十元的误工费（每月六十元），但那还不够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时喝茶的招待费。当村长唯一的收获是，证明当选者有办事能力，有雄辩的口才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样的人是受人尊敬的。

翌日晨，才让旺杰和自己措哇的四个人坐班车回迭部尕干果去了。班代次力和阿加雇农用三轮车进了阿角沟，走到没路的地方又下车爬山，赶到牧场去了。昨天夜里他们讨论了很久，与杨嘉措连手偷羊的人是谁呢？为什么“招手停”司机不认识他？是村里哪个人家的娃娃新近去牧场了吗？还是杨嘉措从卓尼县勾搭上什么人了？会不会是哪个村民新近雇用的牧工？

尕干果村有个习俗，有的人家牛羊少，每户只有四五十头牛，他们便两三户合起来放牧，由一家人出人去放一年，明年再换一家……轮流放牧，或者是两三户合起来雇用扎尕那或是卓尼县车巴沟的牧民来放牧。扎尕那和车巴沟的人世世代代放牧，有丰富的经验，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远近闻名。若是雇用扎尕那或是车巴沟的青年牧民，报酬是这群牛每年生下牛犊（尕里巴除外）的三分之一归雇工。若是雇用关系能持续十年八年，从家乡出来打工的青年夫妇就有属于自己的数量可观的牛群了。

班代次力和阿加在牧场的冬窝子住下来，询问自家的亲人，并一户一户地串门调查了三天，却无任何结果。十几户尕干果村的牧民是这儿的老住户了，他们的祖上到现在已经在这儿放牧好多代人了，从未出现过偷盗邻里牛羊的事情。从外地雇来的牧民也都是年轻的夫妇或是与父母同来的单身汉，他们均为受雇于此两三年以上的卓尼人，都是熟人，不能想象他们会偷尕干果村的牛羊，因为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牛群，少则二三十头，多的已经达到五六十头。他们若是偷了尕干果村的牛羊，被雇主发现，不但会被解雇和赔钱，还要失去在这片草场上放牧自己牛群的权利。他们甘愿离开家乡来这里当雇工，就是因为这里有比家乡广阔得多的草场，可以放牧自己的牛群。他们来这儿的时候，还都带来了自己家的奶牛——犏雌牛。

三天后，他们返回尕干果村口与先前回来的人会合，商议了一下。第二天班代次力和阿加去了杨嘉措家，跟杨嘉措的父亲拉麻焦谈了情况。你的娃娃和一个卓尼县的年轻人合伙把才让旺杰的十九只羊赶到卓尼县卖掉了。拉麻焦是个说话温吞性格敦厚的人，但是听完他们说的话竟从炕头上跳下地说，你们搞错了，我的娃娃决不会偷人家的羊！班代次力说，我们调查了，有证据，确实是你的娃娃偷了。拉麻焦坚决否认，说，我就是当着佛爷的面也敢说我的儿子不会偷人家的牛羊，我平时对儿女们的管教严着呢。他还说，如果我的儿子真是干出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你们啥话都不要说，把他绑起来，交给公安局。

班代次力看老汉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偷了羊，便劝解说，阿库，你先不要把话说得这么肯定。你的娃娃偷羊，肯定你不知道。你打电话问一下，看他承认不承认。拉麻焦一口回绝，不会的，我的娃娃是啊么的人，我知道呢。这不用问！

谈话实在进行不下去了，班代次力改变口气，严肃地说，阿库拉麻焦，我说的是实话，我们有确凿证据，证明就是你的娃娃偷了，这事你要认下。你认下，我们就不向调解委员会报告，私下解决。办法是你们给才让旺杰把羊赔上，一个赔两个。你要是不认下，我们就汇报到村民调解委员会，叫他们来处理。到那时间，可就不是一比二地赔了，一比三、一比五地赔！十倍八倍地赔呢！另外，调解委员的吃喝你们还要管上呢，他们是三十八个人，一人一天一斤肉，一斤酥油，一斤炒面，还有误工费一人一天三十八元。这些都折成钱，一天是一千七百多元。就算只开上两天会，你家就要出上三千五百元。

拉麻焦还是不承认自己的儿子偷了羊。他说，这话你跟我不要说，我们的先人从旧社会里就这么做的，这我不知道吗？！我要说的是我的娃娃不会做贼！他单要是做了贼，你们该啊么做就啊么做，是按着汉人的办法送公安局，还是按老办法处理，都成！

谈话到如此程度，只好作罢。从拉麻焦家里出来，正副村长便去寺院找活佛。

尼欠沟的寺院是个苯教寺院。苯教是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宗教，是一种泛神教，认为世界上万物皆有神灵，山有山神，地有地神，天有天神，树有树神……好的神灵护佑民众，而坏的神灵——那些恶魔会带来灾难。信仰苯教的人供奉好的神灵，又念经诅咒驱赶为害人间的恶魔，所以苯教比其他宗教更显神秘。迭部沟的百姓历史上是尊信苯教的，因该教派僧人身穿黑衣，故也被称为黑教。后来，卓尼的杨土司依仗中原王朝的支持发展和强大起来，其势力不断向迭部沟扩张，武力征服了迭部沟的众多部落，并强行在这里推行格鲁派佛教——黄教。到解放前夕，迭部沟仅剩下几个部落还尊信苯教。

尼欠沟的寺院名叫桑珠寺，建在沟口一个石头台阶上，规模不大却豪华无比，比甘南州的拉卜楞寺还华美。原因是古老的桑珠寺僧人在1958年民主改革后被遣返乡里当社员，寺院改做学校和人民公社的粮仓，“文革”中又被拆得一砖不剩。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尼欠沟有两个姓杨的村民，一个做包工头、一个做生意，两人在短短二十余年间成了甘南州的著名企业家。他们出资重建桑珠寺，并从成都定做了千尊释迦牟尼铜像置于大经堂两侧，名曰千佛阁。他们买了全套的《甘珠尔》、《丹珠儿》经卷，还定做了黄色华丽的手工栽绒地毯，把经堂的所有柱子都包起来……

桑珠寺的活佛既是寺管会的主任，又是尼欠沟七个自然村的村民调解委员会主任。两位村长讲述了事情过程，他便坐在电话机旁拿出通讯簿来，给行政村的村长和支书打电话，给七个自然村的三十多个调解委员打电话，叫他们两天后拿上碗到尕干果村的嘛呢房来。他说，调解委员会要开个会，为时两天。于是，班代次力就忙起来了，他叫阿加去通知才让旺杰，告诉他，佛爷已经给调解委员们打招呼了，过两天这些人都来，一共是三十八人，为他家的事开会。他把嘛呢房借下，把帐篷搭上，麦草铺好，还要准备三万元钱，后天晚上以前交上来，作为押金，委员们吃的喝的一天的费用要从这钱里支出。如果事情不是目前知道的这样，他输了，罚款也要从这钱里出。然后他又一次跑到拉麻焦家去，对他说，阿库，我最后一遍来跟你说一下，你的娃娃把人家的羊偷了，这事你就认下。我已经跟寺管会主任说了，再过两天调解委员就开会处理这件事呢。你认下，我们就私下解决，一个羊赔两个，我再给寺管会主任下个话去，把这会撤消，还来得及，这样你的损失就小些。你要是还不认账，调解委员来了，你想再改变主意就来不及了。

拉麻焦的嘴还是硬得很，阿班，你昨天来过后我就给娃娃打电话了，娃娃说他没偷过羊。我的娃娃我知道呢，他说没偷那就是没偷，这事我不能认下。我认下就冤死了！班代次力说，你实话到现在还不认吗？那我们真是要开会了。你要是输了，那可是十倍八倍地罚呢，你的损失就大了！

罚呗，你们只要能真真实实地证明我的娃娃偷了才让旺杰的羊，该啊么罚就啊么罚！

你实话是像汉人说的一样，不到黄河不死心！

拉麻焦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问，你说了个啥？

没说啥没说啥，你先准备下六万元交上来，押下。

多少？！拉麻焦吓了一跳。

六万。

啊么押这么多钱？

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十九个羊，分成三等，现在的市场价格是，一等的一个七百元，二等的一个六百元，三等的一个五百元。我们全部按中等的六百元算，赔的话是一万一千四百元，按一赔五着算，你们家得出五万七千元。另外的两千多元作为一天的“搅费”，多退少补。

啊么一赔五着算呢？！

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先人们就这么做的，外村的贼偷下了，一个赔三个，多的要赔五个。本村的偷下了，五到十个赔呢。我这还是按最低标准算的。

拉麻焦费力地咽下一口唾沫。

班代次力又说，明后两天把钱准备好，大后天调解委员就要开会。

这么多的钱我一时拿不出来。

找措哇的人借去。全措哇的人还凑不出这些钱吗？要是真的没偷，你也把心放宽，钱还是要退给你呢，一分钱少不下！记住，通知你的杨嘉措，大后天的早上叫他到嘛呢房开会。

经过两天的准备，调解会议如期在尕干果村的嘛呢房召开。才让旺杰从看守嘛呢房的孤老头那里借来全村人开会用的白布大帐篷，在措哇亲友们的帮助下在嘛呢房的院子里搭起来。地上铺了一层青稞草，帐篷外头还码下一大堆木柴。吃早饭的时候，尼欠沟七个自然村的调解委员和寺院的三名僧人调解委员都骑着马或是步行赶到了，总共三十八人。当事人才让旺杰早早就到了，他把两个取暖用的大铁炉子塞满了柴，烧得旺旺的。杨嘉措还没有出现，拉麻焦叫人捎话过来，他打电话叫儿子从牧场回来，儿子答应往回赶，但不知道啥原因没到家。调解委员会主任是桑珠寺院的活佛，他召集大家开了个临时会议，说被告不在也没关系，会议照常举行。然后由行政村村长，也就是调解委员持周宣布了几条纪律：会议期间，任何委员不经会议授权，不得和当事人及其他人接触，被授权调查时必须有三位代表同时前往。所有委员在会议期间不得回家住宿。有些委员是行政村支书、村长和自然村村长，如有公务要办，要经调解会议全体委员同意才能离开，一旦离开，便不得再参加会议，以防营私舞弊。当事人在会议上只有回答问题的权利，不得反问和狡辩，不得犟嘴和说谎，违犯一次罚款一百元。尕干果村是个大村，有七名调解委员，他们与原告被告有近疏不同的关系，为防止偏袒，这七名调解委员不参加会议，但村长和副村长可以列席会议，因为会后有许多事情要他们执行。他们只能旁听，没有发言和表决的权利。回避会议的调解委员则抱柴烧火、烧菜做饭或采办生活用品。

临时会议结束，活佛指定一位僧人和村长持周主持会议，他就回寺院去了。这是习惯，活佛参加只是仪式。尕干果村的调解委员急忙去嘛呢房的灶房点火烧菜，让大家吃早饭。

早饭后正式开会，三十名代表在帐篷里膝地而坐围成圆圈，留下一个豁口作为走道。把才让旺杰叫进来，坐在圆圈中间，陈述事实经过。他讲完后，他们措哇的两个老汉和两个年轻人也被轮流叫进帐篷，接受问讯了很久，以证明才让旺杰陈述的真实性。

这天晚上三十七名调解人就睡在帐篷的青稞草上。穿皮袄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一半，他们把系腰一解，皮袄上下扽了扽，头和脚缩进皮袄里睡了，把牛皮靴垫在头下当枕头。中年人和年轻人中有些人穿着防寒服睡觉，半夜里冻醒了，坐起来点火，烤热了再睡。睡觉前班代次力和另外两个委员被派去通知拉麻焦：明天全体调解委员要到你家来，帐篷就扎在你家的院子里，在你家吃在你家住。你把娃娃叫回来，我们要问话。你的娃娃要是不回来，调解委员两天三天着等呢，吃的喝的还有误工费都要从你押下的钱里扣除。

拉麻焦说,娃娃跑到啊达去了我找不见着。

班代次力回答，找见找不见我们不管。他不来我们就等着。不过等的日子不能超过五天。五天的期限里要是他再不回来，第六天，你家的财产除了住人的房子，调解委员啥都抬，抬出去赔人家的羊。你家的牛羊要被赶到卓尼卖过了，给丢羊的人赔钱。

原先硬犟死犟的拉麻焦慌了，夜里打电话把躲藏着的杨嘉措叫回来了，转天早晨天不亮就打发他去了嘛呢房。于是杨嘉措坐到前一天才让旺杰和证人坐过的位置上，轮番接受调解委员的问话。第一个问话的是桑珠寺的一位老僧人，活佛指定的会议主持人。他已经年过七十，头发花白。

他和气地说，杨嘉措娃娃，你把你们村才让旺杰的羊赶到卓尼县卖过了。村民调解委员会要调查处理这件事，通知你昨天到嘛呢房来，你啊么没按时来？

我不知道你们开会的时间。我是昨天晚上才接到阿爸的电话，说你们找我着呢。昨晚我在县城的朋友家喝酒，今早上我就借了摩托车赶回来了。

有个老汉立即说，你说谎！前天晚上，你骑着摩托车回家了一次，有人看下着呢。你半夜又走了。你是故意藏过的，想逃避调解委员会的问话。你娃娃说，我说的对不对！还要叫我找证人来吗？

杨嘉措不出声了。

立即有人说：记下，记下！说谎一次，罚款一百元。

一个声音回答，记下了，违规一次，罚款一百元。这是尼欠行政村的文书说的。文书是尼欠沟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之一，也是调解委员，被指定为此次会议的书记员。接下来老僧人说，好了好了，这个事我不问了，我就问你偷羊了没有？偷了牧场里才让旺杰的羊了没有？杨嘉措咬着嘴唇沉默很久，终于说，偷了。老僧人又问，你的连手是啊一个？你的连手有几个？你们啊么合伙偷羊的？不要叫我问了，你一五一十地交代。

杨嘉措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于是好几个人催促他，说吧，年轻人，你们几个人是啊么偷下羊的。我们都调查了，你是掩盖不住的，我们有证据。

连手我不说。我偷了羊，我赔。就是有连手我也不说。我就赔我的那一份，连手的份子我不赔。我知道，揭发我的人是拉下羊的司机。出事了，司机揭发我，但实际上不光是我和连手的事，司机的责任更大。有一次我坐他的车，是他先跟我说，要是能赶上羊，他的车给我拉着卖过去，他的车严实，别人看不见拉的是羊。司机不说这话，我不会偷才让旺杰家的羊。所以我只赔三分之一的钱，连手的份子，你们找连手去。杨嘉措一连说了很多，看来这些话都是事先想好的。

老僧人说，你们三个人一搭做下贼的，啊么串通到一搭的我们不管。你是尕干果的人，偷村里人的羊，责任最重大，你是家贼嘛。你要全部赔下，那两个人的份子，你找他们要去。

我不替他们赔钱！错误主要是那个司机的，是他叫我偷羊的，我最多就赔我那一份！

态度不好！狡辩！再罚他一百元！有人大声说。书记员说，记下了，再罚一百元。

杨嘉措一会儿狡辩，一会儿沉默，一直到中午也不说连手是谁。马上就要吃午饭了，老僧人说，杨嘉措，你不要顽固不化。你的连手是谁，一定要说出来，不说出来，会议就结束不了，下午接着开，明天接着开。不光是全部羊价你一个人赔，调解委员每天开会的费用和误工费都要你出上呢，一天就是一千七百元。你算一下，开上三天会，要出多少钱？开上十天会，要出多少钱？

吃过午饭继续开会，杨嘉措终于开口了，首先交代他的连手，是卓尼县扎哇沟的一个年轻人，名叫杨朗木久。他是尕干果村杨光荣家雇来放牛的，还没有成家，和母亲住在杨光荣家的牧场上。偷羊是杨嘉措的主意，他对杨朗木久说，才让旺杰的女人带着两个小娃娃坐牧场，顾了牛顾不了羊，咱们一起把她的羊赶走上一车，她发现不了，也抓不住。于是，一天夜里，他们合伙把羊从牧场里赶过了山，过了阿角沟，塞进事先等在那儿的长安面包车上。装车后，杨郎木久回牧场去了，杨嘉措跟司机去卓尼县城拿钱。

调解委员对杨嘉措的交代还算满意，但在偷了多少只羊的问题上又发生了龃龉。才让旺杰说丢了十九只，杨嘉措说偷了十八只，委员们认为那只羊是在路上走失的。羊是夜盲眼，夜里不能好好走路，人要是硬赶，它就乱钻，也许钻进柳棵子里丢了。委员们判决这只羊也由杨嘉措赔偿。杨嘉措不同意，说他们装上车的羊就是十八只，就赔十八只。委员们说一定要赔十九只，并决定再罚他一百元，说他犟嘴。

接下来调解委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天黑前作出决定：司机提供破案线索，再说在最初的调查中，班代次力和阿加已承诺放过他，那就按原先的承诺处理，不再追究。村规民约规定，外村人偷牛羊，按三至五倍的价钱赔偿，本村人偷盗赔五至十倍，这事就按五倍赔。取外头的最高数；内部的最低数。这五倍的羊价，杨嘉措负责赔五分之三，杨朗木久负责五分之二。

吃过晚饭，调解委员各回各家。大家商定休息两天，然后由尕干果村的村长、副村长去牧场找杨朗木久要钱。

班代次力刚刚回家不久，牧场里尕干果的牧民就打来电话，说杨朗木久几天不见了，他母亲赶上自己的八九个犏雌牛和这两年打工挣下的十几头小牛犊要逃跑。

还在前几天去牧场调查的时候，班代次力就跟家人和尕干果村的牧民打过招呼，叫他们注意那几户给尕干果村放牛的外乡人。他的直感是杨嘉措的连手可能就在那几户外乡人当中。

班代次力明白，杨嘉措散会后一定向杨朗木久透露了消息。于是，他在电话里告诉自己村的牧民，拦住老婆子不要叫跑掉。然后，就跑到寺院找活佛汇报情况，活佛立即打电话给所有的调解委员，明早还在尕干果村的嘛呢房开会。

会议开过后的当天下午四点，调解委员当中五十岁以下的十几个人租客货两用车，出了尼欠沟，拐到白云林场的加油站加了三百元汽油，买了几十个大饼，然后经腊子口过岷县直奔卓尼县的阿角沟。跑了一夜，于早晨八点在阿角沟森林公园门口下了车。他们都冻僵了，农历十月中旬的天气，夜里经过腊子口时又遇上大雪纷飞。尽管所有人都穿着羊皮袄，下了车还是双腿僵硬，走不了路。他们闹哄哄地走进公园管理处看门人的房子暖和了一下，喝茶吃大饼，然后经过冰雪世界的阿角沟，向牧场走去。

这天晚上他们住在尕干果村牧民的冬窝子里，转天早晨去杨朗木久母子的冬窝子赶牛。他们早就调查清楚了，杨朗木久和母亲卓玛草来到牧场的时候，赶着自家的九头犏雌牛。扎哇沟的村民以务农为主，因为草山很小，每家只能养几头犏雌牛，供家人喝奶子和打酥油拌糌粑。他们算过，把老婆子的七头犏雌牛赶走。老婆子的娃娃赔两倍的羊价是两万三千元，一头犏雌牛的价格是三千元到三千五百元，赶走七头就可以了。

老婆子昨晚已知道一大帮尼欠沟的人过来了，估计是来赶牛的，连夜就做好了准备，把往常在草场上过夜的牛群赶回住房旁边的牛栏里。早晨，当她看见一大群穿皮袄的男人往她的冬窝子走过来的时候，便提了柴刀，双臂从袖筒里褪出来，把皮袄堆在腰里，裸露着上身，挥舞柴刀，大声威吓：我看你们啊一个动我的牛！我把他的手剁过呢！

男人们在离她十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村长班代次力尽可能温和地对她说，老阿妈卓玛草，不要胡来！你儿子偷了才让旺杰的羊，现在要赔呢！一赔二。十九只羊的价钱是一万一千元，要赔两万两千元。你有钱就拿出来，你的牛我们不动。你要是不拿钱，我们就赶牛！

卓玛草声嘶力竭地喊，我儿子做下的事，你们找他算账去！不要动我的牛！

你儿子藏过了，我们就要找你。你要为儿子承担责任。快些把钱拿出来！

我没有钱！我的牛你们也不要动！

那不成，杀人偿命，偷了羊要赔钱，没有钱我们就赶牛呢！这是规矩，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你们的啥规矩！我就不多的几个牛，靠它们过日子。你们把我的牛赶走了，我也不活了！

不是我们的啥规矩，是祖祖辈辈的规矩。这事你不要抵赖，想赖也赖不过去。你想过没有，才让旺杰家的羊也是人家生活的来源，你儿子偷着卖过了就做得对吗？

我儿子做的不对你们找他去，不要动我的牛！我的牛是十几年攒下的钱置下的，你们赶走就把我的命要下了！

那不成，和尚跑过了还有寺院哩，我们就是要叫寺院赔！班代次力扭过脸对伙伴喊了一声：赶去！快赶去！

他身旁的委员和尕干果的牧民就往牛栏走去，卓玛草像疯了一样举着柴刀，向要把牛栏门拉开的男人身上砍去。那男人很机灵，双脚一跳，躲开落下的柴刀，一转身就把卓玛草的手抓住了，三下两下夺了柴刀。卓玛草又举着双手抓那人的脸，却被另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从侧面推倒在雪地上。那人说：成了成了，闹一下就成了，还真想动手！

卓玛草从雪地上爬起来，噢噢地叫着又扑过来，有人喊：拿绳子来，绑在杆子上。这还真骚毛得不成！

于是，两个男人把卓玛草推到牛栏的横木上，用牛毛绳拦腰把她绑在横木上。然后，他们打开牛栏门去抓牛。

你们抢吧！把我的牛抢走吧！我不活了……被绑在牛栏上的卓玛草一跳一跳的。她干瘪的双乳在脏污的皮袄上荡来荡去，寒风呼啸着刮过，她一点儿也不觉得冷。

尼欠沟来的男人们再也不理她。在尕干果牧民的指认下，他们在一百多头牦牛和犏牛群里把卓玛草家的九头犏雌牛挑了出来。然后，尼欠沟的调解委员从这九头犏雌牛里挑出来七头。他们就像做收牛生意的回民一样，品评着哪头牛能卖三千元，哪头牛能卖三千五百元，然后就将牛两个一对地用绳子把它们的角连在一起。生人赶牛就是这样，否则牛在路上乱跑，不听话。

一切都准备好了，尼欠沟的调解委员要上路了，班代次力对绑在牛栏上已无力跳骂的卓玛草说，老阿妈，你不要着气，我们把你的牛赶上了七个。你看好，就是这七个牛。你还有两个牛呢，你儿子跑过了，就你一个人过日子的话，两个牛挤的奶打的酥油够吃够喝。你儿子我们再不追究了，你能把他叫回来了。他要是觉得我们处理不公，叫他到尕干果找我，要是心疼牛的话，拿上钱来赎牛也成。我们给三天时间，三天不来的话牛我们就卖过了，给才让旺杰家赔羊价。然后，他对尕干果的牧民说，我们走远后，你们把老婆子解开。

就在这时，斜刺里从与尕干果村牧场相邻的阿角沟牧场里跑来几个骑马的人。他们远远地大声喊着，做啥呢，你们做啥呢？为啥赶人家的牛？！

尼欠沟的调解委员没回答，问尕干果村的牧民，他们来做啥呢？

一个牧民笑着说，老婆子是卓尼人，乡亲嘛，帮着说话来了呗。

班代次力也笑了笑，朝旁边的人说，走，你们赶上牛先走。我等着。

几个人赶着牛走了，其他人留下来和班代次力一起站着。那几个人骑马跑近了，喊，站下站下，不要走！然后下马，气势汹汹地说，做啥呢，你们为啥赶卓玛草的牛？！

班代次力没回答，拍打着皮袄上赶牛时蹭的泥雪，然后直起身体来，对带头的那人说，白玛扎西，我可没听你说过还有这么个亲戚！

白玛扎西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

班代次力又说，你说，你们是啥亲戚？

白玛扎西还是眨眼，啥亲戚？

我啊么知你们是啥亲戚，我还等着你说呢。你是替杨朗木久还钱来的吧？

白玛扎西突然知道受了奚落，气急败坏地说，阿班，少胡球来。你当你们人多，就这么欺负人吗？

我欺负啊一个了？

你们来上一大帮人，把卓玛草的牛赶走，这不是欺负人吗？！

噢，你不是替她还钱来的呀！那你叫我们等一下做啥呢！

我是看不惯你们欺负一个老婆子。你们把卓玛草绑在杆子上，这是做啥呢？有你们这么做事的吗？！

不绑上？不绑上出人命呢！你看见她脚底下的柴刀了吗？

那怪谁？你们赶人家的牛，人家不拿柴刀拿啥呢，给你们烧酥油茶吗？

不赶牛，不赶牛你替她给钱吗？你知道不知道，她儿子偷下才让旺杰的羊了！

她儿子偷下羊，你们找他要去，找老婆子做啥呢？！

说球子的话，我们啊达找她儿子去？你能，你把她儿子找来给我们把钱要下。

我凭啥给你们找她儿子去？

那你就少管闲事。我们不找她儿子，嫌麻达呢。我们找着她儿子，要赶他家的牛，找不着也要赶。他要是真的不叫我们赶牛，就不藏过了。他藏过了，那就是同意我们赶牛。他自己都不出面拦我们，你倒替他管闲事！

我就是要管！你们今天把牛赶不走！

呦，你能球得很！我们今天就是要赶牛哩，你有本事拦下？！

我就是要拦下！走，追上去，把牛拦下！

白玛扎西和伙伴骑上马追去，远远地喊，站下，站下！他们很快跑到犏雌牛前头，拦住牛和尼欠沟的调解委员，说，你们不能把牛赶走！调解委员问他，啊么不能把牛赶走，你把杨朗木久的钱出上了吗？他说，我为啥要出杨朗木久的钱？调解委员说，你没出钱，就少管闲事。他说，这闲事我就管。你们欺负一个老婆子，我看着不公！他拦住牛不叫走，调解委员回头向班代次力喊，人家不叫走，这事啊么办呢？班代次力从后边赶上来，大声喊，走，赶上了走，我看啊一个能挡住我们赶牛。于是调解委员合力赶牛，牛被逼无奈，朝前拱去，把白玛扎西和伙伴冲散了。白玛扎西驱马气急败坏地跑到班代次力身旁，大声喊，阿班，你硬要赶牛吗？！

班代次力坚决地说：做啥哩，你要打仗吗？下来下来，我们一对一地戳刀子！你把我戳下了，这牛我们今天就不赶了！

戳刀子就戳刀子！白玛扎西从马上跳下来，走过来。尕干果村的牧民拦住他，七嘴八舌地说，做啥呢，扎西，要耍英雄吗？羞不羞！杨朗木久偷羊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帮着他说话，他给你啥好处了，你这么护着他？

白玛扎西说，杨朗木久给我个屁的好处。我是看着他们赶卓玛草的牛不公道，心里不来！

赶牛不公道，那偷羊就公道吗？你袒护偷牛的，那以后牛场的人都互相偷牛，你偷我的我偷你的，就公道了？你的心里就来了？！把你的牛偷过，你的心里就来了？！不要管，这事你不要管。偷下牛羊的贼就是要惩治呢！

在众人劝说下，白玛扎西终于退让了。他自我解嘲地说，好，不管了，我不管了，你们尕干果的人就欺负一个老婆子吧！就不怕老天爷打雷把你们炸死吗？

有人说，大冬天啊里的雷呀，你不是说梦话吧……

众人大笑起来。

调解委员赶着牛往东走了两天，从措美峰东边很远的一个山口翻过迭山，然后走尖尼沟，翻过尖尼梁，回到了尕干果村。他们休息两天，把牛赶到县城卖了，然后召集调解委员会议，把丢羊的和偷羊的人叫来，按一赔二的价钱，当着大家的面给才让旺杰两份羊价。其余的三份，一份捐给寺院，两份上交村子，作为以后办公益事业的费用。拉麻焦押下的六万元中，扣除三份羊价和一天开调解会议的费用，再扣除几百元问讯时杨嘉措的罚款，剩下两万多元退回。做完这些事，班代次力代表调解委员会问双方，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吗？双方都说没啥说的。于是，双方在书记员写好的调解书上摁手印，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然村保留一份，行政村存档一份。调解书上还有一句话：自签字之日起，双方当事人不准反悔，若有反悔者，罚款一千元，再反悔再罚。

今年夏季的一天，我在松赞宫与几位藏族朋友喝大茶，一位尼欠沟的男子对我讲了这个故事。听完故事，我非常惊讶问他，你们这里出了啥案子不报公安局？

他回答，不报。杀下人了都不报，私下解决呢。有村民调解委员会的叫委员会解决，没有的由寺管会管，佛爷出面调解呢。

我又问，那么你们的调解委员会有没有调解不成功的例子？

他说，有呢，有一年他们牧场里丢了六匹马，丢马人家的男子跟着马蹄印追到岷县一个回民居住的村子，看见马，打听出偷马贼的名字，但就是进不了门，要不回马来。偷马贼的亲戚多，把他赶出村子。他回来报告村民调解委员会，委员会的一帮老汉坐上车去了，发现马已经被卖掉了。他们想抓人，却被村民撵了出来，那村子人口多得很。这是调解委员会没本事，丢马的人啥都侦察好了，给他们汇报，他们解决不了嘛。最后，调解委员会用村里公共积累的钱赔给丢马的人，一比一赔了。

图美

秋季的上午九点钟，我和图美坐在松赞宫酒吧的“金轮厅”包厢里。

我和图美相识已经一年多了。去年夏季，扎尕那东哇村的几位藏族青年和我在松赞宫酒吧喝奶茶，把他介绍给我。他们告诉我，图美也是东哇村人，是这里的老板。十年前，图美曾偷渡到印度上了几年学，回国后便开设了这家酒吧。扎尕那还有几个年轻人想学他那样去印度，都被边防武警抓获，羁押劳动半年后灰头土脸地回家了。

九点钟还不是营业的时候，酒吧静寂而空旷，只有几个服务员忙碌地抹桌子摆椅子做卫生。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图美穿着黑色皮夹克的身体上。我喝了口咖啡，对他说，咱们开始吧，说说你是怎么去印度的，为什么要去？

他咯咯地笑，为什么去印度，怎么去印度……这啊么说呢……他讲的是普通话，又夹带本地汉族方言。

我说，从头说，从你们离开扎尕那说起。

我小时候在扎尕那的拉桑寺当和尚。十二岁，爸爸送我去那里念经，那是1990年。到1996年我不想念经了，就和另外两个人坐车到合作，再到兰州……

他讲述很流畅，但我打断了他，不行不行，你这样说不行。你要说清楚，为什么不想念经了，为什么要到印度去，而不是别的地方？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也是和尚吗？

他说，那两个也是拉桑寺的和尚，比我大一岁。我们当初不是去印度，而是去拉萨打工。

去拉萨打工？我怔了一下，说，你们是和尚，是去拉萨磕头的吧？

他说，不是不是，我们都不想念经了，还会跑那么远去磕头吗？那时迭部到处都在伐木，外边来拉木头的人多得很，我们这里出去的人也很多，有的跑兰州，有的去广东深圳打工。他们回来后说了很多外边的事，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我们就想，一辈子在扎尕那念经太没意思了，要是到外边闯一闯，能挣上些钱就好了。那时候我们家里都穷得很……

那你们为什么没去深圳，或者北京、上海，而是去拉萨呢？

深圳我们不敢去，那远得很，没熟人。拉萨离得近，是藏区，我们去方便些。再说，到拉萨就算搞不出名堂也可以回家，跟人说我们去拉萨磕头，还接着当和尚，也没人说什么。

噢，你们是到了拉萨才改变主意去印度的。你说说你们去拉萨、去印度的过程，还有你们怎么离开家的。

去拉萨的事家里人不知道，知道了就去不成了。我们先卖出些炒面和酥油，那都是当和尚时扎尕那人们的布施。然后又借了些钱，每人凑了三百多元就出发了。走的那天，我们把袈裟脱下，放在寺院里，每人背着二三十斤炒面、七八斤酥油，还有些煮熟的羊肉猪肉，在路上吃。这样可以省点儿钱。

你们是拉桑寺的和尚，不穿袈裟到汽车站坐班车，遇上熟人怎么办？

那时候白龙江林业局在迭部县伐木，拉木头的汽车多得很。我们半夜出发，在迭部去郎木寺的路上等着，拉木头的汽车来了，把我们捎到合作，再到兰州。我们从兰州坐班车到西宁，西宁有直发拉萨的班车，一张票八十几元。车在路上总出故障，走走停停，四天三夜才到拉萨。

拉萨是我们心里的宗教圣地，我们先去了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还去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磕头和参观。没过几天，手里的钱就花光了。尽管我们省吃俭用，住最便宜的青年旅馆，就是到西藏旅游的背包客住的旅馆，一晚上至少也要十元。于是，我们就去找工作，在拉萨城里到处走，见到有人盖房子就问要不要小工。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更没啥技术，只能当小工。我们在拉萨城边的一户人家找到了工作。他家正在盖房子，要几个小工。工钱不高，一天十元，但包食宿。我们挖地基、搬砖头、拌水泥，干了一个多月，房子盖好了，我们每人挣了三百元。就是这一个月改变了我们生活的道路——这户人家有个老人，大概六七十岁的样子。他曾参加过叛乱，1959年去了印度。我们到他家的前一年他回国探亲，那时改革开放好多年了，国家政策允许参加叛乱的人回国探亲和居住，既往不咎。他原计划在家乡住一两个月再回印度，可是他老母亲和他媳妇都不让他走。他去印度三十几年了，他媳妇没改嫁，把儿子养大。儿子儿媳妇孙子也都不让他走，说家里现在生活好了，你回印度做什么？！他为难得很，因为他去印度后又娶了媳妇，还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姑娘，不回去的话那边的媳妇就守寡了，家也就散了。他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定不走了。他从印度回来时带了不少钱，一旦决定不走了，就在家里盖起房子来。

休息的时候，我们和他聊天，他问我们的家乡在哪里，为什么来拉萨打工？我们说我们是安多的人，因为家里穷，出来打工挣些钱，也想出来闯一闯，见见世面。这样的谈话有过几次，有一次我们终于告诉他，我们原来是和尚，念过六七年经。这时候他突然说，你们在拉萨当小工能闯出个啥名堂呀，一天十元也挣不下钱呀。我给你们指条道，看你们敢不敢去闯。他说，在印度的省会城市喜玛加有一所为藏民办的学校，你们有决心去印度的话，就到喜玛加藏族学校上学，那里管吃管住还管穿衣，学的是藏语和英语。上完小学还可以上中学，只要上完中学，就能过上好生活，就能去欧洲工作了。你们在寺院里念了六七年经，会藏语，正好可以教欧洲人学藏语呀！我们说，哪有那样的好事呀！他说，他两个在印度生的儿子就是在那里读完中学的，都去欧洲工作了，教欧洲人藏语。我们问他，你是1950年代去印度的，你的孩子可以在那里上学，我们去了人家要我们吗？他说，怎么不要呢，这些年有国内的藏民去那儿学习，毕业后都去欧洲和美国工作，成了那里的公民了。他的话把我们的心说活了，就问他，怎么才能到印度，国境线能过得去吗？他说，最好回安多办个旅游护照，就可以从日喀则的章木口岸出国。我们说，那不行，我们回去就再也出不来了。他说，那你们就去阿里，听说这几年从阿里去尼泊尔的人多得很，那边的国境线卡得不紧，尼泊尔也管得不严，阿里还有些人专门做向导挣钱。

一个月后我们离开了这户人家。我们想，在拉萨闯什么呢？当小工盖房子跟在家乡当牧民有什么区别？如果到印度学几年英语再去欧洲，那是什么样的生活？！

但是，现实是我们每人口袋里只有三百元钱。要想办法多挣些钱，然后到阿里去偷越国境。我们又住进了青年旅馆，每天在市内转来转去，想找个能挣钱的工作，哪怕多吃些苦也行。

那是一天中午，我们在四川人开的饭馆吃了担担面出来，看见门口有几个内地来的广东游客正在向藏民买虫草。他们问藏民，一个虫草多少钱？那藏民说二十元。游客叫了起来，太贵了太贵了！藏民说，这是那曲虫草，你们知道不知道？结果，一个游客一下子买了四百元虫草。他一边从卖虫草的人的包袱里挑大个儿的虫草，一边对他的朋友说，那曲虫草好，那曲虫草好。另外几个人也都跟着买了一些。我在旁边看到买卖虫草的过程，突然就想，我们也去那曲挖虫草吧。在家乡的时候，我也在迭山的牧场里挖过虫草，迭部的虫草一个才卖五元。我听人说过，那曲的虫草最值钱，长得又多又大，那曲人挖一季能挣三四万元。我们商量了一下，就急匆匆坐班车到那曲去了。迭部挖虫草的季节就是四五月份，过了五月就不能挖了，挖了也没人要。现在已经是五月下旬，我们到那曲还能挖上虫草吗？我们是碰运气去的，也许赶上个尾巴。那曲是藏北，海拔高天气冷，我们挖了半个月。虽说那时的虫草质量已经不行了，但我们便宜一些卖给内地来的贩子，每人还是挣了七八百元。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些钱到阿里去了，想到那里看一看，到底能不能从阿里去尼泊尔，能不能找到向导。不行了我们再回拉萨打工。

我们先到日喀则，然后坐上去阿里地区首府噶尓县的班车，半途上在普兰县一个名叫巴嘎的村子下车。巴嘎村挨着玛旁雍措，“措”在藏语里是湖泊的意思，那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夹在冈仁波钦峰和纳木那尼峰之间。冈仁波钦峰是冈底斯山的主峰，是一座圣山，就是佛教中说的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佛祖和神仙们居住的地方。纳木那尼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座雪峰，也是圣山，海拔7694米。夹在两座圣山之间的玛旁雍措被认为是佛祖赐给人类的甘露。我们到达那儿正是盛夏，尼泊尔、印度和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到那里朝圣的多得很，他们绕着圣湖走上一圈，就认为洗净了自己的灵魂。很多欧洲的游客也云集那里，他们有的是从尼泊尔，有的是从北京、香港来的。玛旁雍措四周有七八个寺院，我们到达的时候有几家寺院正在修建大经堂，还有几家旅馆也正在兴建。我们很快就在玛旁雍措南边的科迦寺找到修经堂搬砖搬瓦的工作。我们在科迦寺当小工，是因为寺院挨着一座不是很高的山，翻过这座山就是喜玛拉雅山脉的一座大山的山口，翻过山口就是尼泊尔。

我们还要找一个向导。

我们的运气特别好，在科迦寺打工三个月，不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向导，还结识了七个和我们一样要到印度上学的年轻人。在玛旁雍措打工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外地来的藏族人，他们说康巴藏语、安多藏语，也有说拉萨藏语的，其中有些人也想到印度上学，却都没有护照。这七个人中有三个来自青海省的也当过和尚，另外两个是合作来的，两个是阿坝州来的。他们也在找向导。

那是我们到玛旁雍措的第三个月的某天，因为下雨，没干活，我披着塑料布围着玛旁雍措走，抽空转一圈玛旁雍措。转了一天，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在科迦寺附近看见一个藏民正和几个外国游客说着什么。那人手里提着黑色人造革提包，打开了让游客看。游客弯着腰看，有一个还从提包里摸出什么东西看了看，又放回去，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话。那藏民像有点急了，大声争辩着，几个游客扭脸看着他，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我觉得奇怪，他们在说什么呢？更奇怪的是那藏民竟然也说着和外国人一样的话。我走过去问他，你们刚才说什么了？他用藏语说，那几个英国人说我的虎骨是假的。我还真没见过虎骨，就从他的提包里拿出两块骨头看，问他，这真是虎骨吗？那人回答，我前几天才从尼泊尔带来的，是孟加拉虎的骨头。我跑这一趟容易嘛，为什么要带假的？听他说这话，我突然心头一颤，问他真是从尼泊尔带过来的虎骨吗？怎么带来的？这些东西海关可查得紧呀。他说，为什么要走海关呢，我是从这个山上翻过来的。我说，你真是从山上走过来的？这条路你熟悉吗？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不怕被武警抓住？他笑了，哈哈地笑，说，能抓得住我吗？哪一年我不走几个来回，从来没被抓住过！我吃惊了，睁大眼睛看他，心想他是开玩笑还是说真话。这时他又说了一句更让我吃惊的话：我就是那边的人，每年都要来这里做几趟生意。我又问他，你真是尼泊尔人呀？可我看你和我们藏民一样，长的一样，说话也一样。这时他笑着说，我就是那边的人，这个大山翻过去就到我家了，我的家乡叫黎米。怎么，你不相信呀？等我做完这趟生意，回家时你跟我一起走，我领你到尼泊尔玩几天。

我对他的话将信将疑，就把他叫到寺院去。我和我的两位朋友把他留住，同吃同住，慢慢知道他的确是尼泊尔人，专门做走私生意，贩卖虎皮虎骨什么的，经常偷越国境。

我们对他说，你把我们带到印度去，我们要去那里上学。他立即答应带我们去加德满都。他说把我们带到加德满都就行了，到了那里找一个藏民，一切都能解决了，用不着他带我们去印度。但他暂时还不回尼泊尔，而要去拉萨，把手里的货卖出去。等半个月后，他从拉萨回来就走。他还开玩笑地说，晚些走好，加德满都热得很，去早了怕你们受不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塔巴。

我们在玛旁雍措又住了半个月，开始做偷渡的准备。有人买了防寒服，有人买了毛毯，还买了青稞炒面、酥油、大茶、盐巴什么的。

九月底，塔巴按时回来了。他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十一点钟我们就出发了。那时科迦寺的和尚都睡觉了，来自青海的三个人也和我们一起走。

一出门就上了靠着科迦寺的那座小山，到了山顶迎面就是喜玛拉雅山脉的一座大山，我们没休息，接着爬。大山的山脊就是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交界线，今夜一定要翻过去。我们一路走着，向导塔巴说，翻过山脊天就亮了，就算被中国武警发现也没关系，他们不能越界抓人。

爬大山的时候很冷。阿里是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区，比甘南冷得多，一上山更冷，而且还下雪，雪大得很。但是我们既紧张又兴奋，没觉得冷，反而走得浑身发热。下雪其实更好，大雪会掩盖我们的脚印。那座小山上就有雪，却是前几天下的，留下了我们的脚印。塔巴说，中国武警经常在小山上巡逻，会发现我们的脚印。

大山上的积雪半尺多厚，越往山顶越厚。我们一次都没休息，不停地走。到了天亮，从一个两边都是石峰的豁口上翻过了大山。一翻过山脊就下坡，滑滑擦擦的，我们走得很快。走了一截，塔巴把我们领到一个石洞里，他说，不能走了，这边山谷里有他们的边防军巡逻，要防止被发现。进了山洞，我们要点火烧水，他不准，说点火冒烟，山下能看见。不能生火就没水喝，就不能拌糌粑，我们只能吃一口炒面吃一把雪。这时塔巴说，他家的牧场离这儿不远，要回家去拿衣裳，再侦察一下情况，看路上安全不安全。他是一个月前离家到西藏的，穿的衣裳太薄，就一件皮夹克和一件毛衣。他嘱咐我们天黑的时候生火煮饭，等他晚上回来。天黑后在洞里点火，外边看不见火光，烟冒出来山下的人也看不见。他回来了就出发，今晚还要走夜路。

太累了，整整爬了一夜山，心情又紧张，一休息就瞌睡得很。但是天太冷，刚睡着就冻醒了。我穿着毛衣和皮夹克，用毛毯把身体裹起来睡，还是冷得受不了，被冻醒了就站起来跺脚，原地跑步，身体稍热一些再睡。

天终于暗下来，看不清山谷的景物了，我们从石头缝子里拾些蒿柴在石洞里点火取暖，把雪在锅里融化了烧茶喝。我们正拌糌粑吃呢，塔巴回来了。他原先穿的皮夹克上套了棉大衣。我们叫他拌点糌粑吃，他不吃，说在家吃过才来的。吃过饭，喝了茶，大家收拾东西出发。一夜都是下坡，走，一个劲地走。走到凌晨两点，下到一条山沟里，他站住了，指着前方说，那里有座桥，桥头有部队。你们等一下，我到前边看一下。山根里有片松树林，他把我们领进林子里坐等。他去了不到两小时，回来了，说没问题，我们走。

他领我们拐过一个湾子，果然看见山沟上搭着木桥。过了桥有几排房子，有的房子里亮着灯，像是煤油灯发出的光。没看见人，静悄悄的。我们轻手轻脚从房子旁边走过，我的心紧张得都快不跳了，身上出了一层汗。这一定是边防检查站，可能哨兵睡着了。然后我们进了山谷，上坡路往前走，走到天亮，到了一个有几块比房子还大的大石头的地方。塔巴叫我们在大石头旁点火做饭。他说，这儿没问题，前面沟里有户牧民，荡牛的，其他什么人都没有，你们放心生火做饭。

说是做饭，实际上就是烧水煮茶，拌糌粑吃。这条沟里有水流出来。天不算太冷，不用披毛毯也能忍受，吃过饭身上就暖和了。我们顺着一条沟走，两边是石头山，沟底下有草，没有迭部的草长得好。走着走着，看见牧民的帐篷了，就在沟底下的小路边上，是黑色牛毛帐篷。塔巴始终走在我们前面，离我们有五百米。他说过，遇上牧民没关系，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他，他也不会管你们。可是没想到我们刚到帐篷前，帐篷里出来一个军人，穿着制服，拿着步枪。他朝我们喊起来，叫我们停下。我们心里虽然很紧张，但有所准备。我们装作不明白他喊话的意思，还往前走。他应该是尼泊尔的主体民族——廓卡民族，黑头发，五官像新疆的维吾尔族。见我们不理会他，他就把帐篷里的牧民叫出来，让那牧民用藏语喊话。我们仍然不停往前走。已经走过帐篷了，就听军人哇啦哇啦地大声说话，牧民又大声喊起来：停下，再不停就开枪了！我们真是听见了拉枪栓的声音，只能停下了。

军人走过来问，你们有护照吗？

从玛旁雍措出来前，塔巴用一个小时教过我们几句尼泊尔话——有护照吗？你好，你们是哪里人，你们要去哪儿，我们要去加德满都，我们是黎米人……他告诉我们，跨过边界的大山里居住的是尼泊尔少数民族牧民，和他同族，长相和我们藏民一样，说藏语，穿着和生活习惯也一样，都信仰佛教。那里有个地方叫黎米，就是他的家乡。往前走上几天，就是廊卡民族地区了，说尼泊尔语。他还说边防检查站的军人和警察都说尼泊尔语。他要我们装成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要懂几句简单的尼泊尔语，对付突如其来的检查。一路上吃饭的时候，他都教我们练习。此刻，我们只好用那几句还不熟练的尼泊尔语回答。

没有护照。

你们要去哪儿？

我们要去加德满都。

你们是哪里人？

我们是黎米人。

黎米哪里？

黎米哪里？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回答了，因为塔巴没给我们讲过黎米是个什么地方，是个县，乡，还是村子。我们对尼泊尔的社会组成一无所知，再说话就会露出马脚，还不如不说。那军人看我们不说话，知道我们没听懂他的话，便叫来那个牧民问我们，你们没有护照，那还有别的证件吗？

我们回答，什么证件也没有。

你们是中国人吗？

我们不能回答，回答等于承认是非法越境了。军人已经判断出我们是中国人了，他对牧民说了两句尼泊尔话，牧民又问我们，你们是中国人。谁给你们带路的？

我们说，没人给我们带路，我们自己来的。

塔巴这时候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他肯定看见我们被当兵的挡住了，但他没敢过来。军人不再问我们了，他哇啦哇啦了几句，牧民就把帐篷旁边一间土房的门打开，叫我们进去。我们进去后他们从外边锁上门。进了土房我们发现，这是牛圈，地上有很多牛粪，一抬头就能碰着房顶。

我们商量着，会不会蹲监狱？我们要去印度上学，但刚进尼泊尔就蹲监狱，倒霉透了。也可能会被押送回国，那样也很惨。我们听说被抓住的偷渡者在拉萨押上几个月，劳动改造，然后释放，要着饭回到家乡。我们商量来商量去也想不出好办法，只能寄希望于向导塔巴。塔巴是本地人，多年来在国境线上跑来跑去做生意，可能有社会关系把我们救出去吧。另外，我们计划等晚上军人疏忽的时候逃跑。塔巴一定在附近山谷里藏着，等着我们跑出去。我们答应过他，如果带我们到加德满都，每人就付他三百元。他要是不管我们，就挣不上这笔钱了。

黄昏时分，山上下来三名军人，制服和拦截我们的那个军人不一样。他们是军官，腰里挎着手枪，手里拿着步枪。他们用木棍抬着一只死了的岩羊。它和迭部山里的岩羊长得一样，脊背的毛是蓝灰色的，肚子底下是白的。

原来他们是去打猎的。

打猎的人一回来，那个当兵的把我们看得更紧了，一整夜他都没进帐篷，抱着枪看着我们。他在帐篷门口的板凳上坐着，有时站起来来回走动取暖。我们根本没机会逃跑。

第二天早晨，他们吃过饭，当兵的才来开门，对我们喊，走！

我们都不动弹，问，去哪里？他把牧民叫来，告诉我们到边防检查站去，就在我们头天夜里走过的木桥那里。我们想，是不是要把我们送回阿里？那么我们上学的计划就泡汤了，我们不能去。我们说，我们不去边防检查站，要去加德满都。我们都是佛教徒，要去加德满都的白色宝塔磕头，还要去佛祖出生的地方磕头。佛祖是尼泊尔人，出生在尼泊尔一个叫提罗拉科特的地方，这我们都知道。加德满都有一座白色的宝塔，前边的墙上有两只黑色的眼睛，是世界有名的建筑和旅游景点，这我们也知道。

一上午我们都没动弹，不出牛圈。看我们不走，他们也不强迫。他们进牛圈检查我们携带的东西。我们从玛旁雍措出来的时候是有分工的，两三个人一伙，一个人背简单的行李，就是毛毯和不穿的衣裳，另一个背炒面口袋和酥油，空手的人背锅和碗勺。他们把这些东西抖了抖，查看一番，也没搜出啥来——他们没有搜身。

后来，他们在帐篷里吃了午饭，又走进牛圈，说，你们不走吗？不走就罚款，罚了款放你们走。我们问，罚多少？他们说一人三千卢比。三千卢比说起来也不多，我们的钱大部分在阿里都换成尼泊尔卢比了，一元人民币换八个卢比，可我们还是心疼一下子拿出三千卢比。去加德满都还要走好多天，到了加德满都和新德里还不知要耽误多少天，我们怕钱不够。我们说，我们没那么多钱，要是有钱就办护照走海关了。我们又求情，少罚点吧，一个人一千卢比。当官的说，一千不行，走，快走！

我们商量了一下。看来这几个人是要钱，不给些钱是不会放我们的，在这里跟他们讲价钱不方便，因为牧民在旁边，他们会有顾虑。后来，我们就跟着走了，想路上再说。

沿着我们头天夜里走过的路往回走了一截。这是一条很长的山谷，沟底下都是白花花的石头疙瘩，路难走得很，走着走着，十几个人就拉开了距离，我们故意这样。一上路，两个军官走在前头，另一个军官和一个士兵走在后头看着我们。我们就叫两三个人跟住前边的两个军官；两三个人在后边慢些走，让后边的两个军人拖后了一大截；拿钱的人走在中间。我们从阿里出来的时候就把钱分给两三个人保管，其他人只带点零钱。我们让拿钱的人找机会把钱藏进路边的石头堆里，认下地方。等钱藏好后，我们就对军官说，我们不走了，给你们钱，放我们去加德满都吧。我们每人只有千八百卢比，还有几条毛毯，都给你们。说着我们把口袋里准备好的钱拿出来数给他们看，多的一千五六百卢比，少的一千二三百卢比。我们的话他们听不懂，但是看着我们掏钱，连零钱都掏出来了，他们同意了。而且，把钱交给他们的时候又说，我们每人只能给一千卢比，这些零钱我们要留下，到了加德满都还要住店，还要吃饭。我们把零头拿出来，他们也同意了。我们的七八条毯子他们没全要，只要了两条新毛毯，然后示意我们，可以走了。

我们又回头往牧场方向走，路上把藏在石头堆里的钱拿上。走了一截，塔巴迎上来，其实他一直在远远地看着我们。他问我们，罚钱了吧，罚了多少？然后像是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太大意了，以为这里没问题了，没注意帐篷。谁知道他们打猎来了！唉，叫你们多花钱了。他还解释，我们被军人挡住的时候，他不能出来，出来就要被抓起来，那样就没人给我们带路了。他说，他知道罚点钱就能放我们走，这种事以前发生过。

天黑时，我们开始爬山，又翻了一座山。天热了起来，夹克穿不住了。天还没亮，我们烧火煮茶拌糌粑。这时塔巴说，天亮就到牧区，可以白天走路，没事了。然后我们睡了一觉，太阳升起很高了才醒来，饭后出发。走到下午两点左右，看见牧民和黑色的牛毛帐篷。那里的帐篷比我们迭部的小一些。我们没进帐篷，在草地上休息了一下，吃了饭继续往前走。

走过一座又一座山，经过牧区和村庄。有时白天走，有时路上有警察，就夜里走……塔巴比先前警惕多了，经常叫我们在山谷或者树林里坐等，他去前边侦查，然后再带我们走。不住店，不进农民的房子和牧民的帐篷，不管白天黑夜都是露宿……走到第十天，我们的炒面吃完了，酥油也吃完了，就拿衣裳和毯子换大米吃。尼泊尔气候炎热，夹克、防寒服都不用穿，毛毯也用不上了。尼泊尔比咱们穷，我的夹克已经穿破了，还换了二十斤大米。每天煮米饭，没菜，就光是吃米饭。有森林和草原的地方，就拔野菜，摘蘑菇下饭。塔巴叫我们拔野菜，说哪个能吃，我们就拔来吃。走呀走呀，走了二十一天，全是山路。尼泊尔全是山，没有大片的草原。那里的牧民一家只养十几头牛，牦牛。第二十一天傍晚，走到一个山顶，看见山下有小城镇。我们在山坡上的森林里休息，等天黑进城。

天黑后，我们来到小城镇里的一家餐馆。楼下是餐厅，楼上是包厢。塔巴认识餐馆老板，他一进餐馆，老板就热情地迎上来说话，并把我们领进楼上的包厢，吃的是尼泊尔的咖喱米饭。饭后塔巴说，今晚没车了，明天早晨出发，我现在买票去。他叫我们在包厢里睡觉，今晚就住这里。一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说票买好了。他还要去看个朋友，你们不要出去。

在包厢里睡了一夜，就像在路上一样，穿着衣裳睡在地上。第二天早上九点，我们跟着塔巴去汽车站，下一个小坡就到了。这是个小城镇，由于来去匆匆，没顾上看，印象中就和迭部县城差不多大，房子还不如迭部的好，楼房不多。汽车九点半出发，是辆大轿车。尼泊尔的轿车大得很，特别高，方向盘靠右。尼泊尔街上跑的都是印度车。一路上还是山，车跑不快。从那个小城镇到加德满都路不远，却跑了一天。

汽车走到半路，大约是中午一点的时候，在一个小城镇停下，车上的人都下去吃饭。饭吃得很快，就是一碟子米饭，我几口就吃完了。司机喊着叫大家上车，马上开车。可是我们上车坐好后，发现塔巴不见了！我一开始不知道塔巴没上车，因为他没和我坐在一起。司机问人到齐了吗？和塔巴坐在一起的是个尼泊尔人，他发现身边的座位空着，就跟司机说还缺个人。司机喊起来，有谁认识这个人吗？我们这才知道塔巴没上车。我们说认识这个人，他还没上车。我们和司机语言不通，从他的手势看，是叫我们去找一下。我们下去了五个人，在街上找，找了半个小时没找到。怕车开了，我们回到车上，说找不到人。司机又等了二十分钟，说不能再等了，车就开了。

下午四点到加德满都。

原先和塔巴约好，把我们带到加德满都，并帮助我们买好去印度的车票，办好手续，我们就付给他报酬。现在塔巴不见了，我心中有点慌，到了加德满都怎么办？我们找谁去？另外，我也担心起塔巴来。这是个热心人，诚实可靠，一路上操了那么多心，把我们带到加德满都，自己却不见了，他别是出了什么事吧？他还没拿到应得的报酬呢！

其实，我们的恐慌是多余的。加德满都有很多藏民，还有不少汉人。一听他们说话就知道是藏民，看长相就知道是汉人，有开商店的，有开旅馆餐馆的。汉人大多是来旅游的，也有做生意的。我们下车走了几步，就听见两个人在说藏语，穿着却是尼泊尔打扮。我们问了一下，还真是藏民，听说我们要找旅馆，立即把我们带到一家藏族人开的旅馆。

在这个旅馆我们住了一星期。在尼泊尔住宿比拉萨的青年旅馆还便宜，一间房子住六个人，一人一天五十卢比，相当于六元多人民币。吃饭也比国内便宜。旅馆老板是第二代藏民，他听说我们要去印度上学，很热情地帮我们去买假身份证。他说，尼泊尔与印度非常友好，根本就用不着护照。他给我们买的不是身份证而是学生证，就是与阿里交界处的尼泊尔人的学生证。然后，教我们背熟学生证上的地名和人名，又教会了几句关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尼泊尔语。他说，行了行了，这几句话就可以过海关，够用了。而且他还告诉我们，到新德里之后找哪个地方的人，什么人，那些人就会把我们送到喜玛加去。

我们去了加德满都的白色宝塔，磕了头，然后就上了开往新德里的汽车。正如旅馆老板所说，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车，顺利到了新德里。尼泊尔和印度交界处的海关在一片平原上，有一条河，河上有桥，桥这头是尼泊尔的岗哨，那头是印度的岗哨。站岗的警察一句话都不说，海关工作人员拿着我们的学生证问了两句，哪里人？干什么去？我们说是尼泊尔黎米人，到印度旅游去，就顺利过关了。

在新德里我们住了两星期，游览了新德里和德里。从新德里到德里的路上人多得很，车也多得很，有汽车，有摩托，牛车也赶到大公路上，汽车跑不快。就在我们到处玩的日子里，新德里的藏民帮助我们办好了上学的手续，买好了车票。我们坐车到喜玛拉雅山下的城市喜玛加，然后又转车到了一个小城市，专为藏民开设的中小学都设在那里。喜玛加的藏民学校是由藏民开办，印度人管理的。我们在那里终于开始了学习生活！

我再也没见过向导塔巴。后来的几年里，我去过加德满都，到那个餐馆问老板，塔巴来过吗？老板说没来过。我至今都怀念塔巴，没有他，我到不了印度，上不了学，也学不了英语。我还欠他三百元钱呢。

我在喜玛加上了四年学，学的是藏语和英语，其次是印度语。我们吃的是印度的咖喱米饭。我怎么也不习惯吃那种饭，一开始每顿就吃几口，肚子总是饿着。过了一段时间勉强可以吃了，还是吃不多。印度太热，那里的冬天就像迭部的夏天，总是汗流浃背。我对气候不习惯，就总是得病。第五个年头，我写信给家里，叫家里寄三千元钱，我就回来了。

回来时我先到加德满都住了一星期。那时候我在加德满都有朋友了，请朋友替我找个向导。我没有护照，还是要找向导偷渡。还有三个人和我一起回来，两个阿坝州的，一个云南的，都在藏民小学上学。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学业，要回国。我以为还要走老路才能回到国内，可是这次找的向导说用不着去阿里，直接走章木海关。他说有办法带我们到章木，不让海关抓住。我们从加德满都坐了五个小时的车，在到达章木前不远的路旁下车。过章木海关要过一道峡谷，那里有座桥，桥这边是尼泊尔海关，那边是中国海关。我们绕过那座大桥和海关进了章木。到章木我们就放心了，我们都有国内的居民身份证。章木是个口岸，有很多做生意的人，还有旅馆，我们就住进旅馆，准备坐班车回拉萨。可没想到几个警察来旅馆抓住了我们，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估计是我们在途中下车的事被班车上的人举报了，海关盯上了我们。

海关押了我们一个星期，审问。我们就实话实说是去印度上学，现在不想上了，就回来了。然后，我们被押到日喀则，又审了一个星期，就放了。我们坐班车去了拉萨。

在拉萨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就回家了。那两个阿坝人留在拉萨，第二年我去拉萨时还见过他们。那个云南人第二天就回云南去了，他说想家得很，一天都不想呆在拉萨。我在家住了半年多，身体状况好转了，过完年又去拉萨打工。这次不是给人盖房子，而是为游客当导游，因为学了四年英语，可以说点英语了。拉萨的外国游客非常多，有从尼泊尔、印度来的，还有日本人、韩国人、欧美人。一到夏天，拉萨的导游不够用，旅行社就雇用我们这些“黑导游”。我没导游证，不能带团，就带单身或三两个游客。外国游客里老年人居多，他们退休后开始享受生活，到处旅游。这样的游客往往是夫妇二人。他们不愿参加旅游团，嫌跟团太累。我带他们大多去山南地区，去日喀则，去阿里。旅行社会把行程都安排好，越野车也安排好。我和他们一起去，一去就是一个星期或者二十天，甚至一个月。我带的这些客人大都愿意跑那些偏僻的地方，主要是为看自然风光，去寺院了解佛教知识和藏族的历史，比如山南地区就是藏族的发祥地。大昭寺和布达拉宫我不能去，那些地方进门要查导游证。有时一定要去，进门时我只能说自己是游客。我也不能带游客到文化含量太高的景点去，因为我的英语水平低，虽然学了六年佛教，但还不能用英语全部表达出来，不能使游客满意。我主要安排他们的吃住行，日常生活用语还行。

在拉萨干了两年“黑导游”，就回甘南了，在郎木寺当导游，因为这几年甘南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郎木寺来的外国游客特别多，缺少能说英语的导游。

在拉萨和郎木寺当了几年导游，我发现外国游客特别喜欢藏族风格的餐馆和酒吧，就想在拉萨开一家。可在拉萨的投资太大，资金不够，我就决定在迭部干。家里卖了些牛又贷了款，就干起来了。迭部的外国游客多了，却没有好的酒吧。我想迭部的旅游很快就会发展起来的。

我特别欣赏外国人进餐馆的样子。他们不大吵大嚷，吃饭时小声说话。孩子要是大声喧哗，大人就会制止。进了餐馆，看见熟人，他们也不大声呼唤，都是举手打个招呼。

现在这个酒吧我就是按外国人的喜好开办的。

图美讲完去印度上学和开办松赞宫酒吧的经历，略一停顿又说，我们那一次去印度的三个人，就我回来了。那两个人上完小学，就被从印度、尼泊尔来西藏旅游的欧洲人聘请到欧洲，去当家庭教师了。一个在比利时、一个在法国，现在都是欧洲人了……

沉默的柴垛

尕干果村坐落在尼欠沟北侧一个马鞍形的小山坡上。它的背后是层层梯田，森林还在大山的后边，女人们拾柴就要到村庄对面名叫尼吉巴的山上去。尼吉巴山是一座神山，所以拾柴还要绕到它侧面的山谷里去，不能在正面的山坡上砍柴，那里黑压压地长满了粗大的铁杆松，齐刷刷十多丈高，是尼欠沟一处风景。

召吉草从山谷里背着一捆柴出来，顺着尼欠曲左岸的小路走到村前的水泥桥上，身上出了一层汗。她背了多大一捆柴呀，背着柴弯着腰往前走的时候，不管从哪个方向都看不见背柴的人，只见一堆柴往前移动，颤颤巍巍的。人整个儿都埋在柴捆下面了。她背的是干柴，不是新砍下的湿柴。如果是湿柴，这么大的一捆，多么强健的男人都背不动，不要说是个女人。这里的人们去森林里拾柴，都是把新砍下的松枝堆在林子里晾晒，而把上次砍下的柴背回来。

走到水泥桥上之后，召吉草把柴放在栏杆上休息。她每次拾柴回来都要在这儿休息一下。原先，通往村里的桥是木质的，前年，村里一个在县上搞建筑发达起来的老板出了点钱，把木桥换成水泥桥。桥两边还装了水泥栏杆，有三四十厘米高，柴捆放上去正合适。

从尼欠曲下游的路上走来的刀杰草认出了她，问，拾柴去了吗？拾柴去了。召吉草回答。她把柴捆在水泥栏杆上放稳，身体站直了，肩膀倚着柴捆，双手撩起围裙抹着脸上的汗水。她反问了一句：你啊里去了？往恰路库去了吗？

恰路库是尼欠沟的一个自然村，小学设在那里。

没有。我到县上去了一趟，给大娃娃送了一些吃的。娃娃星期天没回来，说是毕业班的学生要补课呢，吃的完了。

你啊么给我没说一声。我的阿帕也没回来，也说是补课，叫我捎些馍馍去呢。

我今早临时定下去县上的，走得急了些，忘过了。昨天我还想着叫初二的尕玛带上的，昨天下午到尕玛家去时人已经返校走了。你啊么没叫尕玛给你带上呢？

忙糊涂了。一个在县上上学，一个在恰路库上学，家里一个尕的，吃哩喝哩。这几天我一直在芫根地里锄草间苗。我们那一口子也指望不上，前一阵来了个信，说是要回来一趟，啊么着又没回来……

说到这里，召吉草的眼窝突然红了，住口了，眼泪差点淌出来。她又用围裙擦汗，也把泪水擦去。刀杰草已经看见她的眼泪，突然说了一句：召吉草，我看你要把你们的阿桑赶快叫回来，再不要叫他出去了。要是再叫他在外头漂着，你后悔的事在后头呢。

召吉草怔了一下，看着刀杰草说，男人们的事，我能管住吗？

管不住也要管呢，一定要管！你还不知道吧，你们的阿桑现在就在县城里住着呢！

召吉草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哼，我想你就不知道。今天上午我到了县上，给娃娃把馍馍送到学校。中午的时候，我去牛肉面馆吃面，正好碰见阿桑，他也在那达吃面。和他在一个桌子吃饭的还有个婆娘，两个人亲热得很，一个给一个的碗里拨肉呢。我心里就想，这是阿桑在外头找下的那个人吧，他们啊么这么亲热？后来阿桑看见我了，走过来跟我说了两句话，问我进城做啥来了。我当时想问一句，那个婆娘是做啥的？这话我没说出口。这两年人们不是传说阿桑在郎木寺那头有个人了。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人们说的那个人呢？那个人顶多不超过三十岁，年轻着呢。我心想可能就是的，你们的阿桑是个标致人嘛，找就找年轻的呢。吃罢面我还到阿班的茶馆去问阿班。我说我在牛肉面馆里碰见阿桑了，领着个婆娘，那是个做啥的？阿班说，那就是阿桑在郎木寺那头勾引上的那个婆娘。他们来迭部已经三天了，就住在他的茶馆里，见了熟人也不避，就像两口子一样，同在一间房子住。阿班还说，阿桑这次来迭部，就是要把这件事挑开哩——要把那婆娘领到家里来！

刀杰草说话的时候，召吉草静静听着。只是，她刚刚因为背柴而挣得发红的脸变成了黄蜡一样的颜色。后来她问了一句，阿班这么说的？

就这么说的。刀杰草回答，并很果断地补充一句：你要思想好，阿桑真是把那个婆娘领来了，你啊么做呢！

召吉草不再说话，她的脸上突然就飞起一片红晕，红得像旗布一样。她似乎是想掩盖自己的窘态，扭过脸去，看着水泥桥那边的村庄。村庄的沓板房鳞次栉比，从山脚下往马鞍形的山冈爬去。这个因为贫困和一年四季的劳作失去青春颜色的中年女人，脸色从来没有这么红过。

刀杰草看出她的窘态，便匆忙地说，你缓着，我走了。回家还要喂猪，做饭呢。

召吉草像是没听见，依然看着山冈。她站了很长时间，才拉紧肩头的毛绳子，弯着腰，背起柴垛，蹒跚着走过水泥桥。

这天晚上，召吉草没有做饭，只烧水，叫她才七岁的小丫头拌糌粑吃，然后就匆匆赶到丈夫桑杰次力的哥哥尕让家去了。

桑杰次力弟兄两个人，十年前，他们的父母先后去世，不久弟兄分家。两家人关系还可以，尤其是桑杰次力出门做生意的这几年，哥哥和嫂子经常帮召吉草种地收庄稼，她遇到啥事也经常找哥嫂拿主意。

召吉草走进尕让家的时候，嫂子日欠草正从柴房里抱柴，看见她问了一声：你来了，还没做饭吗？

召吉草没说话眼圈先红了，泪水糊住了眼睛：嫂子，哥在家吗？

日欠草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问，在家呢。你啊么了？出啥事了？

召吉草没回答，拐进家人居住的偏房，看见尕让正坐在炕沿上拨着念珠念嘛呢，喊了一声“哥”，就呜呜地哭起来。尕让很吃惊，攥着念珠问，出啥事了？

召吉草满脸泪水说，阿哥你要给我做主呢……

尕让莫名其妙，忙忙下了炕穿鞋，说，你哭啥呢，出啥事了就说嘛。这时，日欠草抱着柴进来了，把柴放在连炕灶跟前，说，到底出啥事了？啊一个人欺辱你了吗？

召吉草哇哇地哭，悲伤得说不出囫囵话来，阿桑……回来了……

桑杰回来了？回来了好嘛，你哭啥呢？尕让更是奇怪。

他把那个……那个人……领来了……

把谁领来了？

把那个……婆娘……

哪个婆娘？日次草也问。

尕让已经明白召吉草的意思了，他瞪了日欠草一眼，对召吉草说，他真把那个人领来了？现在到家里了吗？坐下，你坐下了说。

召吉草不坐，她用因长期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指抹着眼泪说，没有，没有回家来，在县城的旅社里住着呢。

你啊么知道的，啊么知道他们在县城的旅社里住呢？

刀杰草给我说的。她今天在县城的饭馆里碰上了阿桑，说阿桑把郎木寺的那个婆娘领街上浪着呢。

日欠草拉着召吉草坐到炕沿上。召吉草稍许平静一些了，才把刀杰草跟她说过的话完整地说了一遍。最后哀求地说：嫂子、哥，你们说我啊么做呢？前一阵人们都说他在郎木寺麻古村找了个人，连娃娃都有了。我想是人总有做错事的时候，过一阵他回来我劝劝他，你们也劝劝他。只要他改正了，再不和那个婆娘来往，事情就算过去了。可啊个知道呢，他啥话都没给我说过，几个月也没回过家，现在一回来就干脆把那个婆娘领来了。这不是明摆着要和那个婆娘过吗？不要我了……嗯哼哼……

啊呦呦，这个阿桑啊么这么做呢！日欠草既惊讶又生气地说。

尕让的脸色变了，气哼哼地骂起弟弟来，这个瞎熊，不办人事嘛！

骂归骂，事情还是要解决。过了一会儿，尕让说，召吉草，这事你先不要哭，也不要伤心，我们等两天，阿桑来了我们再想办法，看事情啊么办。我还不相信，阿桑跟你过了二十年了，娃娃们那么大了，大的都上中学了，他还真是要把一个野婆娘领到家来吗？他的胆子还大得很！这不是人干的事嘛！

召吉草再次悲痛欲绝地大哭起来，唉呦呦，这个家里我是坐不成了，我走呀，回我的娘家去……

尕让说，不要胡说，这个家里你啊么坐不成了，你和阿桑是夫妻，是原配，他说领个人来就领个人来吗？能那么随便吗？他不害怕措哇的人骂呀！再说，他就是想这么做，政府也不准呀，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一夫一妻制，娶两个媳妇的人，政府要治罪哩。那叫重婚罪。

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轻女子“嫂子嫂子”地喊着走进院子。她朝着偏房大声说：嫂子，你家的柴刀我用一下。前些天拾柴去，我把柴刀忘在沟里了。这一阵做饭呢，尽是些木头墩子。她进了偏房，感觉气氛不对劲，问道，啊呀，二嫂子也在这达呀，出啥事了，这啊么哭着呢！

她是措哇里一个年轻人的媳妇，二十几岁，名叫阿闹。她体格好，做活泼辣得很，说话粗声大嗓门。日欠草站起来说，柴刀在炒青稞的小房里呢，我给你拿去。

阿闹却站着不走，问，你们说谁犯了重婚罪了？我在院子里就听见了，你们说的啥事？

尕让把大致情况告诉了阿闹，阿闹一听这事，立即就说，啊呦嫂子，你啊么这么想呢？阿桑想把谁领来就领来吗？这事不是好办得很吗？明天我们去上几个人，把那个婆娘打一顿，把她从迭部打着出去不就成了，我不信她敢来尕甘果！

日欠草说，你胡说啥！能随便打人吗？！走走走，我给你拿柴刀，你破柴做饭去。可是尕让把她们叫住了：喂，你们不要走。我看这倒是个好主意。阿桑现在昏了头，脑子进水了，你跟他讲理，他还不一定真能听进去。他迷上那个婆娘了，那个婆娘有钱，也年轻嘛。你跟他讲道理，他要是真不听，啊么做呢？他真把那个婆娘领到家里来，说我就是看上这个婆娘了，我跟你不想过了，还真不好办。要是就像阿闹说的，叫上几个婆娘，找到旅社去，打她一顿，她害怕了，不敢再跟阿桑黏，阿桑也就没意思了，说不定会回家和你好好过日子了。

日欠草想了想说，行，这办法确实行。召吉草光是抽泣，不说话。阿闹和日欠草出去拿柴刀，临走还说，我吃过饭再找两个人去，多叫上两个，明天我们打去。啊么的个野婆娘，敢勾引我哥，我叫她知道一下尕干果的厉害。尕让说，召吉草，你吃罢饭再回去。你放心，阿桑再没良心，他还不能把你打发回娘家去！这两天我给措哇的老人们先说一下，等阿桑回来了大家再说，叫他把毛病改一下。

召吉草不说话，就是哭。

召吉草是卓尼县尼巴村的人。那个村子是甘南州最大的藏民村寨，有二百户人家。她家里兄弟姊妹多，两个男孩子三个姑娘，家里的一群牛用不了这么多劳力。1980年代末，她二哥和嫂子包了尕干果村的一群牛，在措美峰北麓的草场放牧，她跟去帮嫂子挤奶打酥油。就是在那里，她看上了尕干果村的桑杰次力。桑杰次力高高的个子，穿着牛仔裤和绿色军大衣，帅气得很，天天往她家的帐篷跑，还叫自己的父亲到尼巴村她家去提亲。召吉草的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他来过尕干果村的牧场，知道桑杰次力家牛少，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担心召吉草嫁过去以后日子不好过。尕干果村的草山面积大，一户人放牧二百头牛没问题，村里牧业大户有七八十头牛，而桑杰次力家只有三十头。他家和另外三四户牛少的人家合伙，每年轮流放牧。

尼巴村是纯牧业区，看重的是谁家有多少牛多少羊。召吉草不听父母劝阻，就在桑杰次力在牧场放牧一年期满回尕干果村的时候，偷偷跟他跑到尼欠沟的尕干果来了。父亲听说女儿私奔，从车巴沟骑马翻越扎尕梁找到尕干果来，严肃地和召吉草谈话——找婆家要找个近些的人家嘛！你如果找车巴沟的男人，将来两口子闹啥矛盾了，男人打你，娘家人也有个照看，就算我和你阿妈死了，就算你的哥哥们不管你，亲戚朋友也会照看。现在你嫁到尼欠沟来，一个熟人都没有，两口子吵仗闹矛盾，男人让你死，也没人管你！召吉草说，我们不会打仗的。父亲说，现在当然你们好着，你们还年轻着哩，在一达亲热得很。过上几年，他要是变心了，不要你了，你啊么做呢？到那时候你上岁数了，再想改嫁也没人要。就像个罐子，你已经是个破罐子了，啊个人要呢？！召吉草回答，不会的，我老了他也老了嘛，他为啥不要我哩！再说，我已经在他家过了一个月了，阿桑人好着呢。

父亲劝不转召吉草，只好作罢，而他的话却慢慢开始验证。

渐渐地，召吉草发现丈夫原来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桑杰次力的哥哥尕让老实本分，每天和婆娘在自家十几亩地里下苦，桑杰次力却一天到晚在外边东游西逛，不务正业。那时，正逢改革开放，村里年轻人买汽车搞运输，贩木头，钱好挣得很。他们家钱少，也贷不上那么多款，哥哥就卖了十几头牛，给他凑了些钱，叫他雇上几个外地农民到林场买树伐树，再卖给贩木材的商人，可他捣腾两年，钱被别人骗走了，连本钱都没拿回来。那时他们的父亲已经过世，哥哥当家，哥哥一生气，干脆和他分了家。分家后桑杰次力在家里蹲着不出门，就种山坡上的十几亩薄田。他喝酒上瘾，谁家盖房子呀什么的他就跑去帮着干活，混喝酒。人家房子盖完了，他还去问有酒吗？都是乡里乡亲的，谁能说没酒呢，拿出一瓶给他喝，他喝完了又问还有吗？人家只好又拿出一瓶来，他喝上几口，就提着酒瓶子走了，又到另一家讨酒喝。他成天醉醺醺的，有时甚至半夜去敲人家的门，要酒喝。时间久了，谁家也不愿给他酒，他就把分家分下的牛卖掉一头，换酒喝。

今年卖掉一头，明年卖掉两头，十头牛都卖完，再没钱买酒了，他就拿家里的腊肉去商店换酒喝。召吉草每年要养几头蕨麻猪，农历十月杀猪，把肉挂在房梁上。这是过年和明年一年吃的腊肉，遇上邻家有红白喜事还要当礼品送的，他都在春节到来之前就换酒喝了。有一年召吉草把最后一扇腊肉藏在被子里，心想，这下他找不着吧，可是她从沟里打柴回来，却发现被窝里的腊肉不见了，桑杰次力也不见了，半夜里他才摇摇晃晃地回家。召吉草问他，过年全家还吃不吃肉！他拿起劈柴把召吉草打了一顿，召吉草的腿肿得半个月没出门，走不成路。他喝醉酒就打召吉草，用拳头打，用柴火棍子打。那年春天，有一次他又喝醉了，把召吉草打急了，跑回车巴沟娘家去了，半个月不回来。这下桑杰次力被难住了，因为上小学、上初中住校的孩子没人送吃的，不去上学了。他也不会照看一岁多的女儿，地里活没人做，猪没人喂。他只好跑到车巴沟的尼巴村向丈人和召吉草承认错误，说再不喝酒了，也不打召吉草了，叫召吉草回家去。可是就在和丈人说话的时候，他跑出去了两趟，说是到外头看一下尼巴村的风景，其实他来的时候把两瓶酒藏在路边的草丛里，他这是酒瘾又犯了。结果他和丈人说着话就醉倒了，睡着了。丈人哭笑不得，劝召吉草，跟上了去吧，回家去吧。他再打你就跑，跑到他哥家里藏下，等他酒醒了你再回家。

就是这么一个没出息的酒鬼，后来却因为一件再小不过的事突然戒酒了。那是2002年5月浪山的时候，全尕干果的人把帐篷扎在尼欠沟东边一片山坡上，大家吃喝唱歌。成年男子都坐在大帐篷里喝酒，一个老人带了录音机放音乐，桑杰次力正坐在录音机旁，他嫌音乐太吵，喊着，把声音关小些。老人不高兴了，说了他一句，嫌声音大吗？把你家声音小的录音机拿来呀，放着大家听一下。在众人面前受此奚落，桑杰次力的脸可没处放，趁着酒性他回了一句：有个破录音机有啥了不起，不就值个三五百元钱吗！老年数落起他来，哪里值三五百元呀，我这个录音机也就二百元，可你家里有吗？二百元钱你掏得出来吗？大包干的时候，村里每家分到十几头牛，我的十几头牛现在变成三十几头了，你的牛啊里去了？你哥哥和你分家的时候不是也分给你十头牛吗？你哥哥的十头牛现在变成二十头了，你的牛啊里去了？你一个年轻人看起来人模人样，不缺胳膊少腿，就是不知道好好过日子，一天到晚喝尿水水……还嫌我的录音机声音大了，把你家的录音机拿出来叫我们听……

众目睽睽之下，桑杰次力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像哑了一样。自此，他就把酒戒了，他明白的确是喝酒把家喝穷了。过了几天，他说要出门打工，挣钱去，去郎木寺当小工，那里的旅游业发展很快，很多人盖旅馆，当小工一天能挣三十元钱。

召吉草看到男人真要痛改前非，很支持，东借西凑借到一百多元钱，给他买了件八十元钱的防寒服，做了床新被子，郎木寺地方高寒，怕他冻着，然后高高兴兴把他送到卡坝乡政府门口坐班车去了。

在郎木寺的头两年，他干得真不错，每过三五个月回家一次，每次都给召吉草拿回两三百元钱。原来，他在那里认识了几个饭馆老板，干起卖蔬菜的生意了。他雇车从临夏拉蔬菜、水果，供给几家饭馆酒店，还在郎木寺镇租下两间房，开了蔬菜水果店，还雇人照看店面。

可是到了第三年，他却整整一年没回家，也没捎钱。只是过春节回来了几天，十五一过就走了，说要去临夏看病，他的胃痛。他还真是面黄肌瘦的样子，不好好吃饭。召吉草很心疼他，要陪他去看病。他不让去，说是这一年生意不好，没挣下啥钱，召吉草陪着他看病花钱更多。

召吉草对他的话很相信，因为桑杰次力连着几年回家再也没见他喝过酒，回家后跟她和娃娃们和和气气地，也没打过她。后来的两年，桑杰次力回家的次数就少了，一年只有一两次，都是过年才回家，住上三五天就匆匆走了。他说过年的时候郎木寺的游客多，要回去挣钱。也就在这两年里，不祥的消息传到召吉草的耳朵里。传言说桑杰次力和给他的蔬菜店打工的女人勾搭在一起，双宿双飞，形同夫妻，还说那女人是郎木寺附近麻古村的人，家里很有钱，桑杰次力看上那女人的钱了。那女人原来有男人，和别人打架打死了，对方赔了十万元命价。

召吉草一开始对传言半信半疑，问过桑杰次力，他不承认。问急了就骂她，你不听人们的闲话不成吗？钱给你捎来就成了，你还审我呢！是不想跟我过了吧！

今年春上，有关桑杰次力的传说更是有枝有叶，人们说，安子沟葱地村的一个人到郎木寺附近牧区去买牛，在麻古村遇见桑杰次力。桑杰次力在那个女人家里住着呢，和那个女人生了个娃娃，娃娃都快两岁了。那个女人很年轻，才二十七八岁。

尽管召吉草不相信桑杰次力是虔诚的佛教徒，不拈花惹草，但对于传言她还是有点不信，不信和自己生活了近二十年的丈夫又在外头有了媳妇。难道他不念及和她一起生活了半辈子的情分，要离婚吗？再说，她不太相信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会跟上年近四十岁的桑杰次力，难道不知道桑杰次力有媳妇，还有三个娃娃吗？大的已经十六岁了！

安子沟离着尼欠沟很近，只隔着一座大山，是一条大沟的两道分岔，从措美峰发源的两条河——安子曲和尼欠曲——流出卡坝大沟时汇合在一起。召吉草专门到安子沟的葱地村去了一趟，找那个男人，打听传言的真伪。

那个男人告诉她，这是真的。他说，他去麻古村不是买牛的。春上的牛瘦，啊里有春上买牛的？他是因为村上一个年轻人打架打死了，把这个人送去天葬才去了郎木寺的。在安子沟，普通死者的遗体在村外火葬台火葬，因为这里是林区，有的是木材，火化后把头盖骨捡出来，请安子沟茶古寺的和尚念经超度一下就行了。而那年轻人是非正常死亡，不能在村外火葬台火化，又因为茶古寺是郎木寺旁边四川格尔登寺的属寺，他们就把死者用牦牛驮到格尔登寺去了，请格尔登寺的和尚念经超度，然后在郎木寺的天葬台天葬。事后他们返回迭部的路上经过麻古村，正好遇上桑杰次力。他看出桑杰次力在那个人家当招女婿了，桑杰次力就给他说实话，说那个女人在他的蔬菜水果店干了两三年，两个人有感情，把娃娃养下了。旅游旺季他们贩卖蔬菜，淡季就到麻古村住。桑杰次力没告诉那个女人他在尕干果村有媳妇和娃娃。

从安子沟回来后，召吉草就去找桑杰次力的哥哥和嫂子了。

听了她的诉说，哥哥暴跳如雷了一阵子，痛骂桑杰次力，但桑杰次力不在家，骂也白骂。哥哥嫂子都劝她，算了算了，他在外头找了找去，你还是在家坐着吧。他回来就回来，不回来你就一个人过吧。有房子有地，打下粮食够吃呢，你就当没他这么个人算了。

她哭哭啼啼跟哥哥和嫂子说，不行，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再不能迁就他了，我要回娘家去。哥哥和嫂子劝她，回娘家去啊么做呢，你还要改嫁吗？年轻丫头嫁不出去的多多的，你回到娘家啊么过日子，守着你的阿爸阿妈吗？再说，你走了娃娃们啊么做呢，是带走还是放在尕干果？放下了啊个管？娃娃们受罪你舍得吗？带走的话，阿桑同意吗？

嫂子还推心置腹地说，召吉草，阿桑是个不争气的人，不是个好男人，这是确实的。没挣下家业，还在外头胡来。可是你也要认命，毕竟阿桑没有把那个婆娘领到家里来嘛，毕竟他还过几个月给你捎钱，还管你呢。

翌日晨，召吉草天不亮就起床了。她换上新裙子，精心梳理头发，编了两个大辫子盘在头上，又裹上粉红色的方巾，领着八岁的小姑娘到哥嫂家去。她想，要打扮得漂亮些，不能叫郎木寺的婆娘看她已经老了。

昨天晚上，嫂子和阿闹已经约了措哇里的两个妇女，都是和她同辈的，比她年轻。嫂子不去，嫂子还要等着桑杰次力来了劝说呢。四个女人去县城教训郎木寺的那个女人，由阿闹的丈夫杨旦巴开农用三轮车送她们。到了哥哥家里，召吉草看见尕让又叫来了本措哇的两个年轻人，叫他们也跟着去。尕让说，去上几个小伙子，他们不是去打架，而是为保护你们。阿桑要是护着不让你们打那个婆娘，他们会把阿桑拉开。

他们一直把车开到县城里阿班的茶馆门口。阿班是尕干果村的年轻人，家里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原先有四十几头牛，他在牧场放牧。后来他父亲得了肝炎，为了看病把牛卖光了，可父亲还是病故了，全家人就都靠种地过日子。直到前两年，他把迭部县民政局一栋闲置旧办公楼的二层全租下来开了茶馆，生活才好起来。迭部县旅游业发展起来了，开高档旅馆、酒店或酒吧都能挣钱，但他没有多少资金。他就把两间大房间作为茶馆，把几间小房间改成客房，服务对象是旅游的背包客和进城来的农牧民。酥油茶奶茶一碗四元，架子床一人十元。他的母亲、媳妇和妹妹都当服务员。结果他的茶馆天天顾客盈门，客流不断。

他们没有一下子闯进去。杨旦巴先进去找阿班，问桑杰次力住哪间房子？阿班说桑杰次力住在这里唯一的一间高级房——就是摆了两张沙发床的客房，闹柔这才出来把一伙人叫了进去。他叫几个女人在茶馆里等，他和两个年轻人去敲门。

桑杰次力，我是杨旦巴，开门！

杨旦巴喊了几声，一个女人才开了门。女人下身穿白色牛仔裤，上身穿棕色皮夹克，红扑扑的脸蛋，两个明晃晃的大耳环吊在耳垂上。

阿桑不在。你是做啥的？

阿桑不在？杨旦巴一时语塞。在他的心目中，郎木寺的婆娘应该是穿藏装，脸皮很黑，因为郎木寺地处高寒，紫外线很强烈。可眼前的这个女人却像是大城市来的游客。他怀疑走错了门，便扭脸看隔壁的房门。这时女人又问：你是谁，找阿桑做啥？

你是阿桑的朋友吧，是从郎木寺来的？

那女人似乎很警惕，立即就要关门，说，我不认识你，你问这做啥？！

杨旦巴立刻顶住门，把一只脚塞进门缝里，说，哎，你关门做啥？！是阿桑叫我们来的，我们是来谈生意的……

女人已经不相信他的话了，用力关门，大声说，你推门做啥？！阿桑不在这达住！

杨旦巴哪里相信她的话，肩膀一用力就把门撞开了，大声喊道，你们快过来，就是这间房！

那几个人呼啦啦跑过来。一进门，召吉草就骂了起来，你这个母狗，你嫁不出去了吧，勾引我的男人！你在郎木寺勾引人，还勾引到迭部来了，你还想到我家里来！安的什么心？要把我们一家人拆散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娃娃都上中学了……

女人先是大惊失色，惊慌失措，不知出了什么事。当她明白过来时，脸突然涨红了，说，谁勾引你的男人了，是你的男人到我家去跟我父母提亲的。

你还犟嘴，你还敢犟嘴！阿闹嚷起来，今天把你的嘴扯破哩，你还敢犟嘴！嫂子，不跟她说这些，打！今天我们把她的嘴打烂，腿打折，看她还敢不敢勾引人！

说着，阿闹就冲过去，朝女人的脸上很响亮地打了一巴掌。就在那女人用手去捂脸的时候，她又一把抓住了对方的头发，往地上一摁。女人痛得跪在地上呻唤，唉呦呦，我的头发拔掉了……但阿闹一点儿不手软，一用力就把一绺头发拔了下来，接着就用脚踢对方的腿。她一边踢，一边还喊着，来呀，你们都来打呀！把这个瞎熊打死！于是，包括召吉草在内的另外三个女人也都围上来拳打脚踢，一通乱打。

她们打了两三分钟，却都不约而同地停手了。打人是要有对手的，对手越是反抗，越能激发攻击者的愤怒，而眼前这个女人却丝毫不反抗。她们踢对方，对方也不躲，连喊叫声都没有，只是轻微的呻吟，真是索然无味！她们只好住手了，围着那女人站着，又骂起来。阿闹说，你这个不要脸的，今天就给我滚回郎木寺去，再不要让我们看见你！你听见了没有？！

你是啊么勾引下我男人的，你说！还勾引不勾引了……你这个母狗！召吉草说。

那三个男青年进门后一直在她们身后站着，阿桑不在，他们就无事可干。此时看几个女人光动嘴不动手，就有点着急，大声喊，打呀，你们打呀！说啥呢，你们跟她有啥说的！有个年轻人嫌她们打得轻，便左顾右盼，但客房里连一把笤帚都没有。后来他发现过道里有个散架的板凳，就把一条凳腿掰下来，递到召吉草手里，说，嫂子，用这东西打，把她的腿打折，叫她再也来不了迭部。

这时候，那个女人已经从地上爬起来，正倚着床沿擦脸上的血。她的半边脸已经红肿起来，鼻梁上不知被谁抓破了，两道红红的印子渗出血珠，像红色的玻璃珠一样鲜艳，嘴角也流出血来。

召吉草接过凳腿朝她的胳膊打过去，她却只是把身子扭了一下，让凳腿落在后背上。凳腿打在皮夹克上发出闷闷的“啪啪”声，就像打在沙袋上一样。召吉草打了两下就下不去手了，把凳腿撇在地上。

看看几个女人都不动手了。三个男青年互相看了看说，你们打罢了吗？再不打了？不打我们就走。可是阿闹不干，说，打罢是打罢了，可事情还没解决。嫂子，我们要她说清楚，她以后还来不来迭部，还勾引不勾引阿桑。

对对对，这话今天要她说下呢，阿闹说得对。另外两个妇女说。

于是阿闹大声地质问那女人，你说，从今以后你还往迭部跑不跑了？说！

女人不出声。

阿闹又问，还有，阿桑哥再到郎木寺做生意，你还往他的蔬菜店跑不跑了？

女人还是不出声。

阿闹一下子恼了，你不说吗？看起来把你打得还是轻了！没记性嘛，难道还不想和我的阿桑哥断？！她气呼呼地从地上拾起凳腿说，你还是欠打！不说话，那就是没把你打痛！就是要把你的腿打折，你的毛病才能改掉！

阿闹抡起凳腿，狠狠打下去，又是一声闷闷的打在沙袋上的声音。那女人终于说话了，这事不要问我，你们要问桑杰次力去。

啊么着要问桑杰次力？

这事你们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

这是啥话？

就是这话。当初桑杰次力认识我的时候，说是他在家里没娶媳妇，我才跟下他的。我们一达坐下三年，我给他养下的娃娃都两岁了，这事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不知道，那就是他把你们骗了，把我也骗了。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到底啊么解决，要桑杰次力来了说呢……

召吉草听出这女人的话里有话，问，你叫阿桑来了说啥呢？

阿桑把你骗下了，把我也骗下了。那就现在叫他说，是要你，还是要我。他要你了我就走，要我了你就走。他还能两个都要吗？

阿闹又举起凳腿，你这个不要脸的母狗，把我嫂子的男人抢去了，还嘴硬得很。叫我哥说要你还是要我嫂子！你觉得你年轻，能把我哥抢过去是吧？！看起来打得就是轻了！

召吉草拉住阿闹，说，我们走吧……

等出了茶馆，她才对阿闹说，妹子，这种事情打是打不过来的。阿闹问，那你说啊么做好？她回答，等阿桑回家再说吧。事情已经到这步了，还能啊么做哩？就看阿桑来了啊么说吧。阿闹说，嫂子，你不要胡思乱想，阿桑来了啊么呢？你们是二十年的夫妻，他能把你撵出去吗？他要说出不要你的话，他还在尕干果活人吗？

隔了一天，桑杰次力回家来了。下午两点，吃晌午饭的时候，召吉草正坐在灶旁的木头墩子上拌糌粑。因为地里活忙，就她和女儿吃饭，早饭和午饭她总是这么凑合着喝点茶吃些炒面，有馍馍的话再吃几口馍馍，然后就下地了。只有晚上收工回来才和面，擀面条或揪面片。

桑杰次力是扛着大提包回家来的。自从他做生意后，每次回家手里总拿着人造革小提包，装着几包廉价香烟什么的。他戒酒了，但又吸上了烟。有时候提包里还装着给两个上学的孩子买的铅笔、笔记本和水果糖。今天他把一个很大的提包提进来，女儿见了很稀奇，放下碗就去翻提包，却被召吉草一把抓住，严厉地训斥她，坐下吃糌粑！你要做啥？！小姑娘不听话，还要翻，竟被她一巴掌打在手上，哇哇地哭起来。桑杰次力看了看召吉草冷若冰霜的脸，什么话也没说就拉开提包，拿出两个塑料袋，把其中一个给小丫头，说，快拿住，这是膨化饼干。然后把另一袋递向召吉草，说，你也尝一尝。召吉草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一样，还吃她的糌粑，眼皮也没抬。桑杰次力把饼干往灶上一放，从提包里又拿出一大块用塑料薄膜裹着的、足有十斤重的黄澄澄的酥油块子说，这是我买下的好酥油，今年的酥油。来，你沏上一疙瘩尝一下，看香不香。

召吉草看出桑杰次力是在讨好她，但仍然冷冰冰的一张脸，把没吃完的糌粑往灶台上一放，站起身走向正房。

喂，做啥去？你回来！桑杰次力手里托着酥油块子喊。

召吉草没吭声，一转身出了偏房。以往只要桑杰次力一进家门，召吉草不管在做什么，都会放下手头的活儿赶紧点火烧茶，接着就是做饭。稍有迟缓，桑杰次力就会发作起来，但这天他从偏房的窗格子里向外看了看院子里召吉草的身影，忍住了。他放下手里的酥油块子，蹲在灶前生起火来。他把铝壶里的残茶剩水倒了，把这次特意买来的一大包大茶翻出来，抓了一把放上，舀水烧茶。他把一包一包的粉条、香肠、白糖拿出来放在碗橱上，把给召吉草买的秋衣、给孩子买的球鞋也拿出来摆在炕上。他过去从来没买过这些东西。桑杰次力是坐县城去旺藏镇的班车回家来的，在安子沟口乡政府门前下了车，想搭顺路的农用车。他等了一个钟头也没等上顺路车，就步行走回尕干果来了，差不多走了两个钟头，又累又饿。他想烧点茶，再拌点糌粑吃。他以为召吉草生他的气，跑到外边小房子坐着去了。他出去抱柴，探头往小房看了一眼，却发现里面没人。

他正站在院子里愣怔着，哥哥尕让进来了。哥哥和他打招呼，他说，走，进去喝茶，我正烧水呢。召吉草不知啊里去了，连茶也喝不上了。进了房，桑杰次力刚蹲下身把几根柴塞进灶膛，就听见正房里脚步响，一扭脸看见杨旦巴进来了，身后还跟着两个堂兄。他站起来去提包里摸烟卷，让烟。就在这时候，响起老年人咳嗽的声音，原来是措哇里两个年龄很大的老人进了正房。其中一位是爷爷辈的，全村最老的人，九十一岁了，名叫阿尼阿藏，头发全白了。另一位八十出头，是他的堂叔，秃顶，一根头发都没有，名叫班代次力。他忙招呼他们在炕上坐下。这时灶上的茶煮好了，尕让提着铝壶出来，说，老人家们来了吗？对，干脆都在这边坐下，宽敞些。杨旦巴从偏房的碗橱里抱过一摞龙碗来。桑杰次力已经感到情况有点异常，这些人不请自来，一定是来数落他的。他便连忙试图从尕让手里接过壶，要给老人们倒茶，但尕让提着壶不撒手，说，我倒我倒，你走乏了，坐下缓着。他哪里敢坐下缓着，赶紧进偏房抱来酥油，用木片片给每个人的碗里切上一疙瘩，还拿来白砂糖，每个碗里抓上一把。

这时，又有五六个亲房弟兄进来了，他们后边还跟着四五个婶婶辈的妇女。召吉草跟在后边回来了，她没进房子，靠着门槛坐在台阶上。

几乎是全措哇的每个家庭都来人了。坐在炕上的两位老人互相看了一眼，年纪最大的阿尼阿藏庄重地咳嗽了两声，朝炕上和地板上坐着喝茶的人们看了看，说，今天是个啥日子？“香浪节”还没到嘛，我们全措哇的人啊么就到阿桑家安茶来了……

老人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因为好几个人笑了。他们知道今天是为解决桑杰次力和召吉草之间的家庭纠纷来开措哇会议的，而阿尼阿藏却说成香浪节喝茶了，这是很智慧很幽默的语言，一下子把严肃沉重的气氛变得轻松许多。老人没笑，接着说，又不是香浪节，人家又没请，我们就跑来喝茶，我们的脸皮厚得很呀，阿桑你要包涵一下。我们闻见你带来的大茶香味了，馋得很嘛，就来了，你可不要怪我们没出息呀。有人又笑了，阿尼阿藏继续说，不过除了喝茶，我们还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我们都听说了，你在郎木寺找下了一个媳妇，还把她领到迭部来了。按说呢，这是你的私事，措哇的人们管不着。可是，我们也都听说了，前天措哇里去了几个媳妇，把你领来的那个媳妇打了一顿。事情闹大了，全措哇的人觉得这事大家商量解决一下好，不解决要出事，旁的措哇的人也要笑话呢。我先就这么开个头，话叫大家说。到底大家说的对不对，你听还是不听，主意还是要你拿呢。

阿尼阿藏的开场白结束了，端起龙碗喝茶，等着大家说话，可是宽大的沓板房里却是寂静无声，男男女女都沉默着。男人们大都是阿桑的同辈，觉得不好教训他，尤其是关于男女之事，难以启口。女人们又都等着男人们先开口。阿尼阿藏的一碗酥油茶已经喝下去了，人们还是静悄悄的。阿尼阿藏有点着急，看一眼盘腿坐在他旁边的班代次力，见他闭着眼睛，就在他的膝盖上捣了一拳，说话呀，你睡着了吗！

班代次力睁开眼睛“吭吭”咳嗽两声，说，哎，你不要打呀！我哪里睡着了，我是在想一件事呢。前些年，就是“大包干”以后的1988年，我的小儿子闹柔不是选成县人大的代表了嘛。那时间迭部县下茬往外头拉木头着呢，国家政策放宽了，允许私人贩木头。闹柔看到贩木头能挣钱，就把国家分给我家的牛全卖过了，又贷了些款，买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贩木头，搞运输。到1993年的时候，公社书记说了，闹柔是发家致富的带头人，把他选成卡坝乡的人民代表，到县上开会去了。

阿尼阿藏在他的腿上又捣了一拳，哎，你说这些做啥？谁不知道你的闹柔有本事，当了人民代表。叫你说阿桑的事呢！

班代次力抓住阿尼阿藏的手，说，不要打嘛，我说的就是阿桑的事。

你说起你的闹柔来了！

你不要急，我这就要说到阿桑呢。哎，我将将说到哪达了？你看，你一打我把想好的话忘过了。

人们“哗”的一声笑了。阿闹大声提醒他，说到闹柔当人大代表的事上了。

对，我是说到闹柔去县上开会的事了。他开了七八天会回来，给我说了这么件事。他说在县上开会时有时开大会，有时开小会，开大会是领导作报告，开小会是代表们分成几个组讨论。我们卡坝乡和益哇乡的代表分在一个组里。有一天晚上，益哇乡扎尕那的一个代表，叫阿旺才让的人找他来了。阿旺才让对闹柔说，他来开会的时候，扎尕那有些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去参加人代会，要给县上提个建议，我们扎尕那的人又种庄稼又放牧，一个家庭分成两摊子，一摊子在光盖山和南祖沟的牧场里荡牛，一摊子在扎尕那的家里种地。1958年以前我们的老汉们都是一个人娶两个媳妇，一个媳妇在牧场里荡牛，一个媳妇在扎尕那种地。男人们都是两头跑，牧场的活忙了到牧场去，种地的活忙了就回家种地。1958年以后不准娶两个媳妇了，这在公社化的时候没问题，反正是队长派工，放牛的放牛，种地的种地，可是现在又单干了，有些家庭困难得很，因为不让多养娃娃，有些家庭只有一个儿子，顾了这头就顾不上了那头……

阿尼阿藏又说话了，你看你看，叫你说阿桑的事呢，你又扯起扎尕那的事来了！

班代次力说：叫你不要急你就不要急嘛，我说的就是阿桑的事，你往下听嘛！那个扎尕那的代表说，扎尕那的人托他给县上提建议，要政府同意他们扎尕那的男人们娶两个媳妇。如果不同意娶两个，种地和放牧就只能顾一头。扎尕那的代表在开会期间打听清楚了，提建议的话，要三个代表一起才能提。扎尕那的代表已经约好一个哇巴沟的代表，他想叫闹柔也加入他们。闹柔一想，我们尕干果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家，顾了种地就顾不上放牧，有的人家把地撇荒了，有的人家的牛总也发展不起来。结果，他就在扎尕那的代表写好的建议书上签了名。谁知道第二天分组讨论的时候，他们把建议书一拿出来，几个乡的代表把他们羞死了。其他代表说，婚姻法是由国家制定的、全国都要执行的法律，规定全国的男人们都是一夫一妻制，难道为了你们一个村子的问题，国家还要修改婚姻法吗？！扎尕那的代表还争着说，扎尕那六七个村子，上千口人呢，有好多人家农牧业生产有困难。结果开会的代表们都批评他们三个人，说，有困难自己想办法去，会上不要提这个建议。就是提出来也修改不了婚姻法。就是县长也不能同意你们扎尕那、哇巴沟和尕干果的男人娶两个媳妇，他敢修改婚姻法吗？

说到这里，班代次力停顿了一下，房子里十几个男女“哗”的一声笑开了。有的人笑着说，不要说县长，就是甘南州的州长也不敢修改婚姻法。那不是和旧社会一样了吗？

等到大家不笑了。班代次力又说，下边我就要说阿桑的事了。阿桑，听说是你在外头找下了个媳妇要领回家来呢，你不是要修改婚姻法吧？

人们都把眼光投向桑杰次力。自从阿尼阿藏一开始说话，他就不倒茶了。他知道，这些人今天就是冲着他来的。前天他外出办事，回到旅馆，见到挨打的女人，就知道事情麻烦了，他的行为触犯了众怒。他把茶壶放在炉子上后，就坐在墙角的地板上，双手抱头瞅着地板，头再也没抬起来过。

你说一下嘛，为啥把那个媳妇领到迭部来，你的心思是不是要把她领到家里来，你一个人要跟两个媳妇过日子？班代次力催问。

桑杰次力不说话。

好在班代次力开了头，人们接上话了。班代次力叔叔的话说得对，我们尕干果解放以前，有些男人是有两个媳妇，可那都是有家业的，像我的邻居——才让的阿爸。他在1958年叛乱，死在措美峰后头的南祖沟，“民主改革”的时候家里的财产都被没收了。还没被没收的时候，光牛就二百多头，尕干果的家里还有几十亩地。那是才让的爷爷弟兄三个人挣下的。三个人一辈子没分家，三个爷爷带三个媳妇苦了一辈子苦了那么个家业，害怕一分家就分穷了。到了才让的阿爸这一辈，就他一个独苗苗。一个独苗苗要守住这么大的家业，把他忙死也忙不过来，他就娶了两个媳妇，一个在山那边的牧场荡牛，一个在尕干果种地。才让的阿爸就两头跑。两头跑也不成，牧场里光是犏雌牛就三十头呢，才让的大妈光是一天挤两遍奶都挤不过来。她们家还雇了个蹲女在牧场做活，打酥油晒曲拉荡牛也得一个人呀。将将我说的是那个措哇的事，我们措哇娶两个媳妇的也有几家人，像阿闹的爷爷，不就是娶了两个媳妇吗？一个在措美峰那边的尼玛沟放牧，一个在尕干果种地。他们家的财产不多，就四十几头牦牛，十几头犏雌牛，不多是不多，但也要一个人伺候，挤奶打酥油荡牛呀。可是我想不通，阿桑，你为啥除了召吉草还要娶一个郎木寺的媳妇呢？你家又没有牛。原先有十几头，后来叫你干脆踢踏光了，喝酒喝过了。既然没牛，家里就这十几亩地，召吉草一个人能做过来——种庄稼收庄稼，你能回来帮个忙，回不来了，措哇的亲房们帮着就做过了。可是，你偏偏在外头又找了一个媳妇。你说一下，是不是在外头挣下的钱多了，花不完，像大城市的老板们一样，包二奶，找了个帮你花钱的人？说话的是桑杰次力的一个堂兄，五十多岁。

桑杰次力不说话。门外坐着的召吉草大声说道，挣下个屁的钱了！你们看他那个寒酸样。一年半载才给家里捎二三百元钱，娃娃们上学的伙食费都不够，还要从家里背面拿馍馍呢。

堂兄说，噢，是这么个情况呀。既然没挣下多少钱，那你在外头找媳妇做啥呢？是不是那个媳妇年轻漂亮，把你迷上了？你嫌召吉草老了，难看了，你的心上不来了？

桑杰次力不说话。有人小声说，就是，那个媳妇年轻，三十岁不到。堂兄听见这话，又说，年轻，漂亮，媳妇年轻漂亮了当然好嘛，领着出去光鲜，有面子。可是你好好思想了没有，你家里有媳妇，还有三个娃娃呢！你把那个媳妇领来了，把召吉草往啊达放呢？把娃娃们啊么做呢？你是想把召吉草打发回娘家去，还是两个媳妇你都要？兄弟，我劝你几句，把你的那种心思收回来，和召吉草好好地过日子，把外头的那个打发回郎木寺去。能办利索的话就赶快办，郎木寺的买卖你也再不要做了，赶快回尕干果来，是种地还是在迭部做个啥生意呢，跟那个媳妇再不要黏了。你要是再黏着不撒手，召吉草就不跟你过了，你后悔死呢。你看着召吉草岁数大了，没年轻时漂亮了，是吧？可是我看着召吉草是个宝。她年轻时也是尕干果数一数二的媳妇，你当年费了些心思才娶过来的。这些年跟着你吃了多少苦，下了多少力，说过你一句啥不好听的话吗？嫌弃你了吗？你从外头领一个来，像这样子，你们能长久吗？要好好想呢，你已经近四十岁的人了，那个媳妇跟过来能跟你过几年？

堂兄刚刚说罢，杨旦巴就接上了，阿桑哥，您比我大几岁，兄弟我按说不该说啥，可是我看你糊涂着呢，我还是要说几句，你听了不要气大。前天我到县城去，打那个婆娘的事我是参加了。那个婆娘确实是年轻漂亮，可能你就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混到一达去了。混到一达就混到一达，你不要把她领到迭部来嘛。你在外头跟她混上几天，不想混就罢了，你还上心了，把她领到迭部来了！你现在说一下，你心里啊么想的，是真要把她领到家里来，把我嫂子赶出去吗？还是两个都要呢？现在城里的老板们包二奶的多着呢，你也要包个二奶吗？

桑杰次力还是低着头不说话。这时，一个五十多岁名叫扎世草的妇女说话了，杨旦巴，你说的这话我啊么听着心上不来？啥叫混上几天就罢了。做人要诚实，跟谁好就要实心实意地好，不能骗人。你在外头可能跟人家的媳妇们胡混着呢，你的阿闹不知道吧！

人们“轰”的一声笑了。杨旦巴不好意思地说，扎世草婶婶，你这是啥话嘛，你的意思是叫阿桑把那个婆娘领到家里来吗？

你胡说！我啥时间说过叫阿桑把那个婆娘领到家里来的话了？

那你将将说，我说的话你的心上不来。

我是说有媳妇的人在外头不能跟旁的婆娘来往！

噢，是这个意思呀，我听拧了！我还当成你同意阿桑把那个婆娘领到家里来。

听他们两个人斗嘴，有的人又笑了。这时召吉草大声说，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你们大家都听下，他要是把那个媳妇领到家里来，我就吊死去哩！

听见召吉草这么说，那两个人不斗嘴了，杨旦巴还做了个鬼脸，伸了一下舌头。于是在座的人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劝起桑杰次力来，不要在外头拈花惹草，要好好和召吉草过日子。还有的人义愤填膺，训斥桑杰次力不该勾引那个郎木寺的女人。

这场措哇会议一直开了四个钟头。整整四个小时，不管人们怎么说，桑杰次力就是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

太阳就要落山了，有几个小娃娃跑来喊爷爷奶奶吃饭。于是阿尼阿藏做最后总结，说，我们大家说了这么多话，阿桑，你最后说句话，你总要说两句嘛！我们在这里说了半天，你的心上去了？郎木寺的那个媳妇你不要了成啦？

桑杰次力终于抬起头，看着大家抿了抿嘴唇，说：成呢，郎木寺的那个人我不要也成。你们的好心我也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实际上你们就是叫我把那个人领到家里来，人家也不来，人家不到尕干果坐来。人家家里有老人，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姑娘，独生女，没儿子。老两口现在不太老，还做得动活，家里养着一百多头牛，四百个羊，老两口现在还顾得过来。可是，再过上几年就做不动活了，还要靠姑娘荡牛荡羊，靠姑娘伺候他们呢。所以说不叫她进这个家的门也成，我不要她了也成，可现在有个难缠的事情不好解决。我到郎木寺做生意的头两年，胃有病，经常痛，痛起来就一身汗，啥事也做不成。是人家陪着我去合作、去临夏的医院看病，检查出来是十二指肠溃疡，在临夏做的手术。是人家出钱给我看的病，连吃带喝把一万元钱花上了。现在的问题在这达呢……

说到这里，桑杰次力停顿了一下，伸长脖子往门口看了一下，看见坐在门槛外边的召吉草，召吉草也正看着他，他就又说，我们家里一万元钱有啦？有了给人家还上，我就叫她走，她家我再不去了，郎木寺也不去了，我就在家里蹲下。家里要是拿不出来一万元，那就只有这么办了，你走，回车巴沟你的娘家去……

召吉草“刷”的一下脸色变了，黄脸变得白生生的，低下头去。房子里一时变得寂静无声。

后来，是杨旦巴大喊了一声，一万元是个啥事嘛，一万元就能难倒英雄汉吗？借上，借上一万元给去！

桑杰次力说，借上也成，你们啊个人给我借上一万元？不过我先把话说到前头，借下的钱我一年半载还不上，要等到我的娃娃长大了……

再也没人说话了。沉寂良久，地板上坐着的人站起来拍一拍屁股上的土走了，接着是坐在炕沿上的人也站起来走了。最后，阿尼阿藏和班代次力也下炕走了。

不管多困难的事情，总能想出解决的办法。结果是桑杰次力不在郎木寺做蔬菜生意了，而是两头跑。三四月，尕干果种田的时候，郎木寺的那个女人来尕干果住几天，和桑杰次力、召吉草一起往地里驮粪，播种。五月份郎木寺的牛羊要从冬窝子迁移到高山牧场去，召吉草也去帮忙搬家，剪羊毛剪牛绒。秋天，尕干果该收蚕豆和洋芋了，郎木寺的女人又过来拔蚕豆挖洋芋。然后，召吉草又赶到郎木寺的冬窝子去，帮那个女人割草，垛草，备下冬季大雪覆盖牧场时牛羊吃的草料。桑杰次力一年之间要在尕干果和郎木寺麻古村之间的路上来来去去跑很多趟，赶着驮牛，把尕干果的青稞、蚕豆、燕麦和洋芋驮到郎木寺的牧场去，把郎木寺麻古村牧场的酥油、曲拉和牛羊肉驮到尕干果来，给召吉草和娃娃们吃……

有一天黄昏，班代次力在村前的水泥桥上遇到刚刚从郎木寺来的桑杰次力，看着牛背上驮的酥油、曲拉和牛羊肉，说，阿桑，闹柔和扎尕那的人民代表没办成的事你办成了……

从尕干果到郎木寺的路程有一百公里，桑杰次力赶着牛要走两天，半途要在草滩上过一夜。从尕干果往措美峰北麓的牧场去也是两天路程，也要在野地里过夜。

后记

2001年在兰州，《兰州晚报》社的几位朋友约我去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合作市。朋友们为《甘南日报》社采编人员讲课，忙得很，我有时间翻阅《甘南州志》，并且去了合作市东边的沙冒沟，有名的茶马古道，是以前强盗出没，专事抢劫往来商旅的地方，还去了当周草原。草原青翠着，山坡也青翠着，山头的白雪两天也没化完。印象太深刻了，随后去了尕海湿地、玛曲（藏语，黄河）。

玛曲县城里看不见汉人，骑马的藏族妇女和骑着摩托的藏族男子在柏油马路上缓缓行过，像兰州人在街上骑自行车一样随便。在城外公路上，他们风驰电掣奔跑，速度带起的寒风把他们的藏袍刮成一个大包。毛线围脖裹着头，只露出一双眼睛。

也就是这次甘南之行，激起我去藏族区旅行的冲动。那时候无数的旅客往西藏跑，尤以画家、摄影家为多，形成了独特的藏漂一族。这种冲动，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我心里萌动过。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曾经到渤海湾大清河盐场我的家中做客，对我讲了许多有趣的藏民故事，并邀请我去西藏。他当时说：“现在就跟我走吧，趁着我老爹还有点办法你就跟我去西藏吧。”他老爹时任拉萨市长，那时候全国都派干部支援西藏建设，他叫我跟他去西藏，然后由他父亲来办理我“支援”西藏的手续。扎西达娃向我保证，去西藏工作几年，何时想回大清河就可以回来。我踌躇再三没去，因为那时我刚从河西走廊调来大清河盐场，女儿才三岁。把妻儿抛在家中，独身去“异域”飘荡，这种决心不好下。

2006年春天，我在《上海文学》连载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已近杀青，孩子已经自立，家务事也不用我操心，我便去了兰州，想着从那儿出发去西藏。但是在兰州盘桓了两个月，也没找到旅伴，身体也存在问题，最后选择了离兰州最近的藏区——甘南。

藏族人生活在一个广阔的地区，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云南，还有甘肃。这几个省区当中甘肃省的藏区面积很小，只有处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武威市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走遍了甘南之后，发现甘南的风光最美，那里有世界草原研究专家公认的亚洲第一牧场——玛曲草原，人称“六大神山”之一的阿尼玛沁雪山，夏河县拉卜楞寺的建筑面积比西藏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都要大，它的豪华，寺中高僧大德之多之众，就全国来讲也极为罕见。云南石林天下知，但与迭部县扎尕梁的石林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九寨沟国家森林公园与迭部沟的山水相比也就是一个盆景……

以兰州为根据地，三年来我多次进出甘南的草原和峡谷，进出藏民的牛毛帐房和沓板房。我试图了解他们独特而灿烂的文化，他们特有的生活形态，他们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身影，他们血脉的跳动……但我不知道是否已经摸准。

2008年11月10日